一位領導者要說別人所不敢說的話。若只想取悅大眾反而會遭到失敗。
明治維新時，有一次支持天皇的官兵和支持幕府的彰義隊發生戰鬥。擔任官兵總指揮的是長州的大村益次郎。在這場戰鬥中，由於官兵的力量居於劣勢，所以軍方的首腦都希望和彰義隊議和。惟有大村認為一定能打勝仗，所以持相反意見。
戰爭開始時，彰義隊的攻勢非常猛烈，官兵陷入苦戰，尤以黑門口的一場戰役最為慘烈，這時一名守黑門口的隊長來請求援助，但被大村拒絕。這位隊長很憤怒地說：「你不發兵，難道是叫我們去送死嗎？」大村回答說「對，我正是這個意思。」很快，這句話傳遍了整個守黑門口的軍營，大家都非常氣憤：「大村要我們去送死，我們偏不死。」結果人人視死如歸，大家都以必死的決心奮戰到底，最後終於擊退了敵人，保住了黑門口。
此外，大村在第二次征討長州時，對河邊躊躇不進的官兵咆哮說：「你們還不走，最好統統溺死算了。」這樣一面大聲地斥責，一面激勵部下，終於使全軍奮起，而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大村的話雖然很苛刻，但是在決定勝敗的生死關頭時，指揮官一味地附和士兵，結果絕不能鼓舞士氣，最後也不會獲得勝利的。
所以大村益次郎是一位優秀的領導者，從整個戰局來看，勝利全靠他巧妙的戰術運用，鼓舞士氣。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又何嘗不是由於他的作風嚴厲，使部下振奮，才得到勝利的戰果。
這個例子，固然是特殊的情況，但是對於企業而言，松下先生認為，領導者該說的話，就得要嚴厲地說出來。若想取悅大眾，畏縮不前，也許能得到一時的好感；但如果因此而人心鬆弛，而後會誤了大局。
美國總統肯尼迪，在發表就職演說時，就曾說過這麼一段扣人心弦的話：「各位親愛的美國國民，我們不要問國家為我們做了些什麼，而要問我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雖然這些人會覺得，這句話的立場太過僵硬，但是，能說出別人所不敢說的話，領導人的價值才能顯示出來。
一絲不苟的嚴師，才能培養出業藝精深的高足。
梅若是日本「和劇」的名演員，年輕時拜在山階瀧五郎的門下，學習表演技巧。一天，他到山階家學習一出新戲，當他把歌詞唱了幾十遍以後，山階老師還是不滿意，一定要他唱到好為止，他一面流淚，一面反覆著相同的音律，在他覺得自己的演唱已經無懈可擊時，仍然無法得到山階的認可。
後來山階老師因事出去了，梅若以為今天的練習到此為止，所以也就收拾道具回家了。沒多久，山階老師回來，發現梅若並沒有繼續練唱，非常生氣，就交代家裡的傭人說：「你去告訴梅若，以後不用再來了。」梅若聽了非常緊張地趕來向老師道歉，從此以後更加努力練習，再嚴格的要求也不敢反抗了。各位讀者一定聽說過達芬奇畫蛋的故事，如果沒有達芬奇老師的嚴格要求，恐怕也就不會出現這位藝術大師了。
由這兩個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像梅若、達芬奇這樣成功的藝人，都要接受嚴格的訓練，何況是其他的人？所以一個領導者也要隨時學習，並接受嚴格的訓練。在他辦理公事時，固然要公而忘私，對於選用人才，也更要嚴格地訓練，如此才能為國家社會效力。
換句話說，領導者不僅對部屬要嚴格要求，對於自己也不可放鬆。懲罰犯錯的部屬，雖然心裡會很難過，但一定要抑制私情，因為在嚴格的管理下，整個社會團體才有可能受益。一位成功的企業領導人應對措施的失敗負起完全的責任，儘管是部屬的失誤，也應該做自我檢討。
日本的明歷年間，江戶發生一場大火，連續燒了數天，把幕府首都幾乎燒成一片灰燼，市民受到非常慘重的損失。當大火不斷蔓延，火勢無法控制時，有些官員拚命地設法搶救，而有些人則慌張得手足失措。等到火勢撲滅之後，檢討功過，一些朝中大臣紛紛主張，要來懲罰那些束手無策的庸官，認為他們應該為火災的損失負起政治責任。
當時，幕府總管科保正之說：「這場火災，是德川執政七十年來，最大的一次災禍。為了防止類似事故的再發生，一定要嚴懲罪有應得的失職官員。但過去的法律條文中並沒有明確指出，像這種災禍的防範責任應由誰來承擔，也沒有教導大家處置的方法，因此難免有些官員會手忙腳亂的。所以我認為與其要嚴懲那些官員，不如根據這次慘痛的教訓，訂定火災處理的規章，明確劃分職責，教導市民嚴加防範，使以後不再發生這種意外，如此才更有意義。」
由於科保正之的開明作風，使得處罰失職官員的議案不了了之，同時，政府一面展開重建工作，一面也擴大教育百姓，防止火災再次發生重演，劫後的愁雲慘霧，也因此一掃而空了。
我們知道，人類都有一種通病，喜歡在事情失敗之後，把責任推給別人，或是假借國際局勢、社會環境、商業景氣、運氣不佳等種種托辭，來替自己找借口。像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一種最要不得的行為，因為如果發生問題，往往是自己控制不當所造成的。所以當我們決定要推動某件業務時，除了事前詳細規劃，並嚴謹慎重地去執行外，一旦面臨問題時，也必須要挺身而出，以扭轉局勢，如此才不至因為彼此的推托，而使事態嚴重發展。
科保正之曾經說：「站在領導地位的人，一旦措施失敗就應負起完全的責任，儘管是部屬的失誤，也要檢討是不是自己交代不清，或是監督不周？絕不可認為錯誤是別人的，完全沒有自己的責任。」
以江戶大火的事件來看，科保正之認為，在責備部屬的錯誤之前，領導者應首先考慮到是否因自己沒有遠見，而蔬忽了規定處理的方針，或教育百姓進行防範。所以火災的發生，領導者也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因此，不能不先檢討自己，就隨便懲罰部屬。
科保正之以最高總管的職位，不但沒有驕矜，反而有如此正確的主張。也難怪他這種防範於未然，又能事後負責的賢名，得以遠播。
領導者要明白掌握何時該進，何時該退的分寸，以便在重大時刻作出明智而正確的抉擇。
明治維新在近代日本發展的過程中，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是一個轉折點。而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則是「奉還大政」。所謂奉還大政，就是把原先握在幕府將軍手中的政治實權，歸還給明治天皇。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知道發生了多少次的戰爭。犧牲了多少人力和物力，才得到最後的成功。
明治維新成功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在於未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的身上。由於他深明大義，適時而退，把手中的政治大權，以和平的手段移交給天皇，並有效地控制了各地封建頑固的保守勢力，使日本能依明治天皇的意願，實行民主主義，發展富國強兵的政策，這在過去封建社會中，是一件難能可貴的典範。
「奉還大政」固然是當時開明人士一致的建議，可是能否順利完成則完全操在德川將軍的一念之間。最後，他作了明智的決策，順應了時代的潮流。雖然各方面反應不一，但近代日本歷史卻證明了這項決策的正確，並為日本的高度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然而，在當時德川慶喜將軍是怎樣作出這麼明智的決定呢？這是因為他個人深明進退之道，換句話說，在自身何時該進、何時該退之間，把握住了正確的方向。
自古以來，正確無誤的進退之道，被當作賢人處世的最高標準。企業領導者該進則進、該退則退，不只是個人修養的象徵；同時，當他帶領眾人投入建設、生產、戰爭或其它種種行動時，在進取防守之際，更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才不會在事到臨頭時，作出錯誤判斷。
當然，要做到正確的進退，非常困難。以人性來說，每個人都有貪功冒進的缺點，但遇見阻力後，又往往畏首畏尾，不敢挺身而出，這就是不該進而進、該進而不進。又譬如身居高位，嘗到權勢的滋味後，叫他放棄已有的權勢，往往使人深感屈辱，而造成紛爭。所以，如果在形勢上非領導人引退不能解決問題時，若不能坦然引退，就沒資格稱作領導人物。
古代的許多戰史可以證明它的正確性。譬如說，許多名將固然從勝仗中累積了強大的實力，但有更多的例子則是在失敗隱退中蓄力復出。德川慶喜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能顧全民眾的將來與國家的發展，坦然從權傾一國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與平民並齊，歸於平淡，卻引導出一個更輝煌雄偉的日本。領導者實在應該多多學習慶喜的胸襟與度量。
賞有信，罰必果；孔明「揮淚斬馬謖」雖然令人鼻酸，但領導者不能不取信於人。
中國的三國時代蜀漢宰相諸葛亮命令馬謖率領精兵，防守街亭要塞，和北方的強敵曹魏對峙。後來，曹魏大軍來攻，馬謖一不該疏忽諸葛亮「緊守」的指示，二不該拒絕副將王平的忠告，而仗恃著自己的才幹，輕率出兵會戰，結果導致嚴重失誤，全軍覆滅，街亭也固而失奪。
馬謖撤回之後，依照軍法，身為將帥故違軍令而導致失敗，應處斬刑。馬謖是諸葛亮一生中最喜愛的部將，以私情而論，諸葛亮心中非常不忍。可是馬謖所犯的過失已經嚴重到動搖蜀漢根基的地步，如果諸葛亮不能明快的處置，將來無法維持民心士氣。所以為了對蜀漢的全體軍民有所交代，諸葛亮內心悲痛，淚流滿面，終於還是下定決心，把馬謖斬首示眾了。諸葛亮斬馬謖之後，還深深悔恨自己無法看透他人的賢智和愚昧，把防守要塞的重任交給一個輕率的將軍，而貽誤國家大事，所以深感自己也有連帶責任。於是就親自覲見蜀帝，自請處分，要求從宰相降為右將軍。雖然蜀帝一再安慰他、重用他，但是他這一連串大公無私的明快處分，已經贏得蜀漢軍民無比的敬愛，所以後來他出兵討伐曹魏時，民心士氣大振，打贏了好幾場戰役。
「信賞必罰」自古以來即是領導者所應遵循的法則。有功勞的，一定要獎賞，否則誰願意賣力貢獻？有過失的，一定要懲罰，否則誰會謹慎處事？切實做到信賞必罰的地步，團體的紀律才能獲得有效的維護，團體中的每一個人也才會盡心盡力，不敢怠忽職守。相反的，做好事得不到獎賞，做壞事不受到處罰，人們就可以放心大膽地胡作非為，那麼整個紀律及秩序都會遭到破壞，社會將成一片混亂的局面了。
信賞必罰的重點在及時和適度。立刻施行，大家才會知道傚法和警惕。所謂「適度」，就是獎懲的程度要適當。大功大賞，小功小賞；大過嚴懲，小錯薄罰。一定要在公平的範圍內處理得讓人心服口服，獎懲才有意義。如果因為私心，小功給大賞，或是大過而薄懲，那麼所引起的後果，可能比不處置還嚴重。要做到真正的「信賞必罰」固然不容易，可是成功的領導者還是可以把握住分寸。以諸葛亮為例，他以身示教，不但忍心斬了最喜愛的將領，並且自請處分，以示負責。他的態度固然誠懇感人，而他的意念更是公正無私，在這種情況下所作的處分，一定可以對眾人有相當的警示作用。
雖然堅信「成敗操之在我」是一種主觀和過度自信的危險訊號，但一個領導者絕不能是個完全的宿命論者。
日本戰國時代每戰必勝的名將武田信玄，曾經說：「每個人遭遇失敗時都會說：『這是天命。』其實這是一種最要不得的推托之辭。在我看來，失敗的理由只有一點，那就是在作戰的計劃上一定有嚴重的疏忽。假使作戰的佈局十全十美，根本就沒有留給對手可乘的機會，怎麼可能打敗仗呢？」這句話真是豪壯的至理名言。
的確，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失敗歸咎到「命運不好」。其實，古人不是也會拿「勝敗是運氣」、「勝敗乃兵家常事」這些話，來推諉責任嗎？可見這不只是人性的弱點，而且也有許多人在觀念上相信運氣是支配成敗的因素。
松下先生認為，完全相信命運固然是錯誤的觀念，但完全不信命運也不一定是正確的態度。
武田信玄認為一切成敗都操在自己手中，這種想法雖然太主觀，而且是個過度自信的危險訊號，不過我們只要詳細考察信玄所處的時代背景，就會明白他這麼認定的原因。他生存的時代是一個天下分裂、群雄並起的混亂社會，在那種形勢下，領導者如果不能緊強自信，就必然會遭到敗亡的命運。為了求生存，他不但要不停地參戰，而且不容許任何一次的失敗。這就是信玄所以要不斷地自我反省與檢討，改正缺點，以十足的信心向命運挑戰而不妥脅的原因。試想，如果那時的將領只是隨便擺個陣勢，失敗了就歎口氣說「時也、命也」，那還成嗎？所以我們得承認，信玄這種不服輸，而且能查找過失的作風，是值得領導者學習的。
再以企業的經營來看，一種事業，可能會賺，也可能會賠本，所以經營者要有可賺可虧的打算。只要經營者能把握正確的事業觀點，也就是說，使用合理的手段進行經營，採取積極而努力的態度勤奮工作，就算在不景氣的情況下，還是可以獲得利潤、擴展事業的。一旦虧本，一定要從「事業方針有沒有錯誤」、「經營方法適不適當」、「是否疏忽了自己的工作」等方面去追究原因，並著手改進。要是能努力到這種程度以後，如果還虧本，才可以想到「命運」的問題。所以說完全不相信命運也不一定正確。這並不是說，要大家相信命運，而是說要先有十足的努力、充分的準備之後，才接受命運的安排。
就好像美國登月太空船阿波羅號在發射前的倒數計時階段，一切預備工作都已完成，惟一需要用到人力的，就只剩按下發射鈕了。那時，太空總署的負責人一定會喃喃自語地說：「剩下的就交給上帝了。」他這時的心境，真是「盡人事，聽天命」的最好寫照了。就算武田信玄也不會完全否定天命。他說不可歸咎命運的意思，是說盡了自己最大努力的人，才有資格接受命運安排。總而言之，命運雖然奧妙，但我們卻不能容忍領導者是個消極的「宿命論」者。
領導者若抱怨部屬沒有犧牲奉獻的精神，就不妨先檢討自己能不能在緊要關頭承擔起責任。
豐臣秀吉和毛利元輝交戰時，清水宗治替毛利守高松城。由於宗治勇猛善戰，秀吉久攻不下，就築了一道長堤，引附近的河水來灌注高松城。高松城的四周既被秀吉所包圍，城下又大水環繞，阻擋了援軍。城裡斷糧數日，眼看軍隊就要陷入絕境。這時，大將清水宗治只好派出使者，懇求秀吉談和。條件是自己投降自殺，但秀吉要答應不殘殺守城軍隊的生命。秀吉爽快地答應了，於是清水宗治在眾目之下搭船出城，並在秀吉軍營中從容切腹了。
翻尋歷史，像這樣肯犧牲自己性命去保護部下的將領，雖然不只清水宗治人，但總歸是少見的特例。俗話說：「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就是說一位將領的豐功偉業，往往是由許多部屬的枯骨所堆砌而成的。身為將領，要部下為他犧牲，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想起來又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事實上還是有許多願為領導者犧牲的例子，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從這個疑問中，我們再看看清水宗治。像他在遇到戰局不利的時候，肯犧牲自己的性命去保全部屬，這種悲壯氣概和責任感，怎能不使部屬感動呢？又怎會不為他犧牲？這難道不是領導統馭上的珍貴啟示嗎？
雖然，目前的局勢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階級觀念濃厚的社會，同時也不是戰亂時期，所以領導者並不需為了保護部屬而自殺。但在原則上卻還是相通的，那就是說，一旦遇到事變，領導者必須勇於挺身而出，承擔責任。
平時，一個國家的總理要為國民謀福利，一家公司要保障全體職員的生活，都得在緊要關頭有負責到底的精神。一旦領導者有這種氣概，部屬自然也不願意讓自己的上司平白犧牲，所以願意團結一致，共度難關。如果是凡事推托責任的上司，部屬也會敷衍了事的。
領導者如果抱怨自己的部屬沒有犧牲奉獻的精神，松下先生認為首先應該檢討自己是否會在緊要關頭承擔自己的責任。
所謂「無為」，只是人力上的無所作為，但制度仍運行不違，這才是領導的真義。
中國古代傳說中最聖明的皇帝是堯和舜，所以「堯舜之世」被中國人當成太平盛世的代稱。堯舜之世的社會情況到底是怎樣呢？據說，有一次堯帝出外巡視，遇見一個老叟，一邊耕田一邊唱著歌：
「太陽出來就下田耕種，太陽下山就回家休息。
自己挖井汲水喝，自己耕種來食用。
天高皇帝遠，哪裡管得到我頭上？」
堯帝聽見了這首歌，心裡非常歡喜。因為他瞭解到自己的政治措施已經收到實際效果了。堯帝認為當政的人應該「無為而治」，換句話說，就是帝王要無所作為，放任百姓依著自然生態之道，得到幸福康樂的生活。只要天下安康、盜賊和作奸犯科的事自然會平息，所以帝王雖是無為，但實際上卻收到「無不為」的效果。
這個老叟能無憂無慮地專心耕種，安享自己的生活，實際上是因為政治清明，在上位的人沒有橫加暴斂的緣故。可是這位老叟並沒有意識到這點，反而說：「皇帝哪裡管得到我頭上？」像這樣的政績不是至高無上的成就嗎？
「無為」不是叫領導者完全撒手不去做任何事情，它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制度的運行和個人禮義修養要到達某一個層次；第二是百姓的衣食住行必須充裕供應。惟有天下一家的制度能自然運行，同時個人禮義修養有很高的水準，放任才不會變成放縱。同時百姓日常所需都有了充分供應，人們才不會被生活所逼，而做出互相殘殺的事。
為了創立制度、提高個人修養、充裕物質供應，這些都必須領導者在放任「無為」以前，先預作策劃，否則「無為」不但不能成為「無不為」，反而會變成天下禍亂的根源，這是身負政治重任的人所必備的先決條件。
企業經營也是一樣，當企業規模還小的時候，經營者可能有辦法充分掌握到每個細節。可是隨著企業的成長擴大，企業便無法完全照顧到每個細節了。如果身為領導者在公司膨脹以前，能事前訂出計劃，建立分工制度，那麼企業中的每個人就可以完全依照他在制度中的地位做事，就算領導者採取放任的態度，但制度可以造成相互牽制的作用，使得工作的推動仍有一定的方向可循。因此所謂「無為」，只是人力本身的無所作為，但制度本身則仍運行不違，這才是領導的真義，任何一位領導者都不能不加留意。
領導者必須以各種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訴別人，並身體力行，以身作則。
一生主張要探究真理、實踐真理的西洋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因為在言論上觸怒了當局而被判處死刑，在臨刑之前，他的朋友和學生紛紛來獄中勸他越獄，並替他設計好逃脫的計劃，但是蘇格拉底卻斷然拒絕了他們的好意。
他說：「我一生中所主張的，就是要國民遵守國法。如果國法有不妥當的，應該以言論呼籲當局來改革，而不是暴力性的反抗。在國法還沒改革之前，就算判決錯誤，我們仍然必須遵守，所以我不能因不合理的制裁，就推翻我過去的主張。我想一個人並不只是活下去就足夠，還必須活得正當，而且問心無愧。」於是他從容地喝下毒液，莊嚴地為自己的主張捐軀了。哲學家給予大眾正當的教導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可使社會走向正當的大道。但最重要的，還是要人人實踐。每一樣道德教訓都不光是說給人聽的，而是要實踐的。所以不管他的論調多高妙、道義多高尚，聽起來多悅耳動人，如果不去行動，或是所做與所言相反，那麼也就失去教誨的意義，也不再有說服力了。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釋迦牟尼、孔子都被稱為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觀點指導了數以億計的人格和數千年的生活方式。原因不只是他們所提出的哲理有益於世道民心，同時也是他們能以自身的實踐來印證自己所主張的觀點。蘇格拉底和耶穌為了主張而以身殉道，他們大義凜然的態度感動了人們，使人們產生無比的尊敬與仰慕。
所以，領導者必須以各種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訴別人，同時更應該以身作則。以實際行動來教導人們。當然，有時也難免因為理想過高而不能實現，但至少應有以身作則的氣魄，奮力去追尋目標的實現，否則，絕不可能受到別人的敬愛和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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