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流行病蔓延的一個可能的原因——蘇斯米爾希先生編製的一些統計表的摘要——可以預料在某些情況下會週期性地流行疫病——任何國家短期內出生數與埋葬數的比例都不是衡量人口實際平均增長幅度的恰當尺度——衡量人口不斷增長的最好尺度——生活非常節儉是中國和印度發生饑謹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濟貧法案中有一條款具有有害傾向——促使人口增加的唯一適當的方法——國民幸福的原因——饑饉是自然抑制過剩人口的最不適當、最可怕的方式——可以認為三個命題已經確立。
由於十分注意清潔，倫敦似乎終於完全消滅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集和食物不衛生、不充足，也許應當列在出現疫病流行季節和各種流行病的次要原因之中。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看過蘇斯米爾希先生編製的一些統計表，這些統計表普賴斯博士在關於英格蘭和威爾士人口論戰的跋文的一個註釋中曾加以摘錄。人們認為它們極其正確，如果這種統計表具有普遍意義，它們就很能說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加超過一國生活資料的種種方式。我將從這些表中摘錄一部分，並援引普賴斯博士的注文。
普魯士王國和立陶宛公國年平均 |
出生數
| 埋葬數 | 結婚數 | 出生數與結婚數之之比 | 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 到 1702的10年間 | 21963 |
14718
| 5928 |
37比10
| 150比100 | 到 1716年的5年間 | 21602 | 11984 | 4968 | 37比10 | 180比100 | 到 1756年的5年間 | 28392 | 19154 | 5599 | 50比10 | 148比100 |
「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這個國家的居民有247733人患時疫死亡，在1736年和1737年，傳染病的流行又阻礙了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在大時疫發生後的5年內最大。
波美拉尼亞的荷蘭人
年平均 | 出生數 | 埋葬數 | 結婚數 | 出生數與結婚數之之比 | 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 到 1702年的6年間 | 6540 | 4647 | 1810 | 36比10 | 140比100 | 到 1708年的6年間 | 7455 | 4208 | 1875 | 39比10 | 177比100 | 到 1726年的6年間 | 8432 | 5627 | 2131 | 39比10 | 150比100 | 到 1756年的4年間 | 12767 | 9281 | 2957 | 43比10 | 137比100 |
「在這一事例中，居民似乎在65年內幾乎增加了一倍，極其嚴重的流行病未妨礙人口增加，但在緊接最後一個時期之後的3年（到1759年）疾病大為流行，因而出生數減至10229人，而埋葬數則增加到15068人。」
在這種情況下，居民的人數不是也許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種設備增加得更快嗎？按照這一假設，大部分人不得不過更加艱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將擠住在一間屋子裡，這種情況當然不能不是那3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雖則該國的人口絕對地說不是非常擁擠、非常稠密，這些原因也會產生這種結果。即使在一個人口稀少的國家，如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長，則居民必然會在某一程度上因缺少房屋和生活資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蘭的結婚者在以後的8年或10年間生育的子女比平時多，或者結婚的人數比平時多，而住房的數量一仍其舊，則一間小屋就不是住五六個人，而是要住七八個人了，這種情況，加上人們的生活必然會更加艱苦，或許會對普通人民的健康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
勃蘭登堡的諾伊馬克
年平均 | 出生數 | 埋葬數 | 結婚數 | 出生數與結婚數之之比 | 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 到 1701年的5年間 | 5433 | 3483 | 1436 | 37比10 | 155比100 | 到 1726年的5年間 | 7012 | 4254 | 1713 | 40比10 | 164比100 | 到 1756年的5年間 | 7978 | 5567 | 1891 | 42比10 | 143比100 |
「1736-1741年6年間傳染病的流行阻止了人口增加。」
馬格德堡公國年平均 | 出生數 | 埋葬數 | 結婚數 | 出生數與結婚數之之比 | 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 到 1702年的5年間 | 6431 | 4103 | 1681 | 38比10 | 156比100 | 到 1717年的5年間 | 7590 | 5335 | 2076 | 36比10 |
142比100
| 到 1756年的5年間 | 8850 | 8069 | 2193 | 40比10 | 109比100 |
「1738、1740、1750和1751年，疾病格外流行。」
如果讀者想獲得有關這個問題的更多的資料，請參閱蘇斯米爾希先生編製的那些表。我所作的摘錄已足以說明疾病流行是週期性地（雖然是不規則地）復發的，而房屋和食物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從上列各表看來，對古老的國家來說，這些國家雖然不時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加得相當快。耕作必定在改進，因而結婚得到鼓勵。人口看來與其說是受到預防性的控制，毋寧說是受到積極的控制。當由於人們期望生活資料在國內愈益豐富，抑制人口增加的壓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時，這種動機將持續發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超過當初促使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或者，說得詳細一點，當一國的生產物不斷增加，對勞動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改善到使結婚得到很大鼓勵的程度時，也許早婚的習慣在該國人口的增加超過生產物的增加以前一直會延續下去，而發生季節性流行病似乎是其自然和必然的結果。所以，我認為，其生活資料不斷增加、有時足以促使人口增加但不能滿足人口一切需要的那些國家，會比其人口能夠充分適應於其平均產量的那些國家更多地遭受週期性流行病的侵襲。
從反面來進行這種觀察，或許也是正確的。在其他一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受各種週期性疾病侵襲的那些國家，在這些週期的間隔期間，其人口的增加或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數額，常常大於受這種騷擾較少的那些國家。雖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紀的平均人口幾乎固定不變，但在週期性的黑死病暫停發作期間，其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比例就必定會大子象法國和英格蘭那樣的國家。
因此，任何一國在5年或10年間出生數與埋葬數的平均比例，作為判斷其人口實際增長的尺度，似乎是很不適當的。這種比例確實表明了這5年或10年間的人口增加率；但我們不能由此推斷20年以前增加多少，或者20年以後將如何增加。普賴斯博士說，瑞典、挪成、俄國和那不勒斯王國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未從戶籍登記簿摘錄足夠長的時期的資料來證實這一點。雖然瑞典、挪威和俄國的人口事實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共增加率不是普賴斯博士選錄的短時期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所似乎可以表明的。在到1777年為止的5年間，那不勒斯王國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為144比100，但是，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該王國100年間的實際人口增加率大得多。
肖特博士將英國許多村莊和集鎮兩個時期的戶籍登記簿作了比較；第一個時期是從伊麗莎白女王到上一世紀中葉，第二個時期是從上一世紀末期的若干年到本世紀中葉。從這種摘錄的比較中可以看到，出生數在前一時期以124比100的比例超過埋葬數，而在後一時期則僅以111比100的比例超過埋葬數。普賴斯博士認為，前一時期的戶籍登記簿是不可靠的，但我們認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許不是不正確的。至少，我們有許多理由可以認為，前一時期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幅度會大子後一時期。在任何一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的過程中，在其他一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時期總是多於後一時期。生產物每年增加的比例如大，人口增加的比例往往會隨之加大。但是，除了使伊麗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數額大於本世紀中葉的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不能不認為，前一時期不時發生的黑死病的禍害，也很可能多少具有增大這一比例的趨向。如果從發生這種可怕的災難的間歇時期的統計中選取10年的平均數，或者如果將發生黑死病看作偶發事件而將流行這種疫病年份的情況不算在內，戶籍登記簿所提示的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就必然會過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實際平均增加情況。在1666年發生嚴重的黑死病以後的一些年，出生數超過埋葬數的數額或許大於平時，特別是如果普賴斯博士的看法是有根據的話，則英格蘭革命（它在其後22年就發生了）時期的人口就要比現在多。
1693年，金先生說，英國全國（倫敦除外）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為115比100。肖特博士提出，本世紀中葉，包括倫敦，這一比例為110比100，到1774年為止的5年間，法國的這一比例為117比100。如果這些說法接近事實，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時期這一比例沒有很大的變動，則法國和英國的人口就似乎大致適應於本國的平均產量了。結婚所受到的阻礙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惡習、戰爭、奢侈、大城市未受到人們注意而確鑿無疑的人口減少，住房狹窄和許多貧民食物不足，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過生活資料的增加，因而（如果我可以採用一種人們剛聽到時必定會感到奇怪的說法）毋須由嚴重而富有破壞性的流行病來抑制過剩人口。如果破壞性很大的黑死病在英格蘭殺死200萬人，在法國殺死600萬人，則毫無疑問，在這兩個國家的居民從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打擊中恢復過來以後，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會大大超過現在出生數與埋葬數之比。
在新澤西，到1743年為止的7年間，出生數與死亡數之比平均為300比100。在法國和英國，其最高比例則僅為117比100。對於這種巨大而令人驚訝的差別，我們不必那樣驚奇，以至要把它歸因於上天的不可思議的干涉。其原因並不遙遠、隱晦和神秘；它就在我們的近旁，就在我們周圍，任何有研究精神的人都可以窺見。設想沒有造物主的力量直接發生作用，石頭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生長，這是符合最自由的哲學精神的。但是，我們從經驗中得知，人們所謂的自然界所起的這種作用幾乎一律要遵循固定的法則。自開天闢地以來，人口增加和人口減少的原因，或許同我們所熟知的任何自然法則一樣是恆定不變的。
兩性之間的情慾似乎在任何時代都幾乎是相同的，因而，拿代數學上的用語來說，常常可以看成是一個已知量。阻礙任何一國的人口增加超過其所能生產或獲取的食物數量的偉大的必然法則，是這樣一種法則，即，它在我們的視域中是這樣明顯，在我們的知性中是這樣明白，又這樣充分地為一切時代的經驗所證實，以至我們片刻也不能對它有所懷疑。固然，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過剩的各種方式，在我們看來不那麼明顯、不那麼規則，可是，我們雖然並非總能預言其方法，但卻能夠確鑿地預言其事實。倘若幾年間一國出生數與死亡數之比表明人口的增加大大超過該國生產物或獲得物按比例增加的數量，我們就可以確切地斷言：除非進行移民，否則死亡數就會迅速超過出生數，並可以斷言這幾年人口的增加不能代表該國人口的實際平均增加情況。如果不存在其他一些減少人口的原因，該國無疑就會發生週期性流行病或饑謹。
衡量任何國家人口真實而持續不斷增加的唯一正確的尺度，是生活資料的增加。但是，甚至這一尺度也常常會發生某些微小的變動，但這種變動我們卻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某些國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動。這些國家的人民已逐漸習慣於幾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來維持生活。這類國家很可能經歷過這樣一些時期，即，這時其人口持續不斷地增加，而生活資料卻沒有增加。中國似乎就是這樣的國家。如果我們所知道的有關中國的各種記述是可靠的話，則中國下層階級的人民已習慣於幾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來維持生活，並且樂於食用歐洲的勞動者寧願餓死也不願意吃的腐爛變質的食物。中國的法律允許父母扔棄他們的子女，也趨向於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長。處於這種狀態的國家必然會常常發生饑饉。在其人口就它同生活資料的比例來說如此眾多，以致其平均產量僅足維持居民生命的國家，時令不好所造成的任何短缺都必然會產生嚴重後果。印度人非常節儉的生活習慣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對印度發生饑謹起了促進作用。
在美國，現今勞動者的報酬很高，因而遇到荒年，下層階級勒緊褲腰帶，就不致陷入明顯的痛苦境地。所以，那裡幾乎不可能發生饑謹。可以預料，隨著美國人口的增長，勞動者的報酬將大大降低。在這種情況下，人數將持續不斷地增加，而生活資料卻不會按比例增加。
在歐洲各國，由於每一國家盛行的生活習慣不同，其居民人數與食物消費量之比必然有所不同。英格蘭南部的勞動者慣於食用小麥制的上等麵包，因而他們要等到餓得半死不活才肯過蘇格蘭農民那樣的生活。由於嚴酷的必然法則持續不斷地發生作用，他們也許最終不得不過中國下層階級那樣的生活，到那時，同等數量的食物就要供養較多的人口。但是，為做到這一點而進行的嘗試常常是極其困難的，一切人類之友也希望它歸於失敗。應該鼓勵人口增加，這種說法我們經常聽到。如果人口增長的趨勢像我所描述的那樣顯著，則這樣的增長為什麼在頻頻受到鼓勵的時候沒有出現，就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了。其真正的原因是，促使人口增長的要求是在沒有準備供養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基金的情況下提出的。如果通過促進耕作增加對農業勞動的需求，並由此增加農村的生產物，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就完全不必為人口按比例的增加而擔心。以其他任何方法實現這一目的的嘗試都是不道德的、殘忍的和暴虐的，因此在任何有相當自由的國家是不可能成功的。促使人口增加也許是國家的統治者和富人很感興趣的事情，因為這樣可以降低勞動的價格，從而降低海軍和陸軍的費用以及在國外銷售的製造品的成本，但是，對於這一類嘗試，特別是當這種嘗試披著所謂仁慈的騙人的外衣，因而被普通人民興致勃勃、誠心誠意地接受的時候，貧民之友應當留心觀察，全力抵制。
皮特先生的濟貧法案中有一條規定：有三個以上子女的一切勞動者，都可以為其第四、第五……個子女領取救濟金，每星期各一先令；我確信這一條款沒有任何惡意。我承認，在該法案提交國會以前及提交國會以後的一段時間，我還認為這個規定是非常有益的；但對這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的反省以後，我就確信，如果該法案旨在改善貧民的生活狀況，則其所期待的目的決不能實現。我看不出它有增加整個國家生產物的趨向，倘若它趨向於增加人口而不是增加生產物，則其必然而無法規避的結果看來就是同一數量的生產物必須在較多的人口中間分配，從而一天的勞動只能換得較少的食物，貧民一般說來也就更加困苦了。
我已經談到，在一些情況下，即使生活資料不按比例增加，人口也可以持續不斷地增加。但很明顯，各國的食物和食物所能供養的人口之間的變化是有一不可逾越的限度的。在任何一國，其人口如果不在絕對減少，其食物就必須足以供養勞動者，使其能一代一代生存下去。
在其他一切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可以斷言，一國人口的多少隨其所生產的人類食物的數量而定，而該國人民的幸福則取決於食物分配的寬裕與否，或者說，一天的勞動所能換得的食物數量。產谷國的人口比牧畜國的人口多，產米國的人口又比產谷國的人口多。英格蘭的土地不宜種稻，但都可以種馬鈴薯，因而亞當.斯密博士說，如果馬鈴薯成為普通人民所喜愛的植物性食物，又用和現在種植穀物的土地一樣多的土地種植馬鈴薯，英格蘭就能夠維持比現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人口就會大大增加。
一國的幸福井非絕對取決於其貧富、歷史的長短和人口的疏密，而取決於其發展速度，取決於每年食物的增加同每年人口無限制地增加相接近的程度。在一些新的殖民地——舊國的知識和產業常常在它們那肥沃而未被佔用的土地上發生作用——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二者是最接近的。在另一些情況下，國家歷史的長短在這方面並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不列顛居民現在分得的食物也許同二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樣充足。我們有理由相信，蘇格蘭高地的貧瘠而人口稀少的土地，同佛蘭德的豐饒而人口眾多的地區一樣深受人口過多之苦。
假如一國從未遭受技術比較先進的民族的侵略，而聽任其文明自然發展，則從其生產物可以看作一個單位的時候，到其生產物可以看作100萬個單位的時候，也許要經過好幾百年的時間，其間或許沒有一個時期的人民群眾可以說擺脫了直接或間接由食物缺乏造成的困苦。在歐洲各國，自有歷史以來，當已有千百萬人受到這一簡單抑制而未能出世，儘管其中某些國家從未發生過極為嚴重的饑饉。
饑饉似乎是自然的最後、最可怕的手段。人口增加的能力遠遠大於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的能力，因而人類必然會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過早地死亡。人類的各種罪惡積極而有力地起著減少人口的作用。它們是破壞大軍的先鋒，往往自行完成這種可怕的行為。如果它們在這消滅人口的戰爭中失敗了，疾病流行季節、時疫、傳染病和黑死病就會以嚇人的隊形進擊，殺死無數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嚴重而不可避免的饑謹就會從背後潛步走近，以強有力的一擊，使世界的人口與食物得到平衡。
由是，對一切時代、一切國家人類生活的歷史進行過細心考察的人都必須承認：
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資料的限制。
當生活資料增加的時候，人口總是增加。較強的人口增殖力，為貧困和罪惡所抑制，因而實際人口同生活資料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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