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若我們能比那些比較開明的國家走得更遠，而改革更徹底；設若我們可以達到一個階段，使我們對動物利益的考慮與對人類利益的考慮平等——則我們今日所知龐大動物實驗工業就會終止。全球各地，關動物的籠子都會空掉，而動物實驗所的門將被關起。這會怎麼樣呢？醫學研究會因而終止，而一大堆未經試用的產品會湧入市場嗎？不可能。如前所說，新產品會減少，但我們照樣可以過活，而新產品都是用已經證明無害的物質做成。因此，我們的損失不大。如果有真正必須的產品需要試驗，或有其他研究需做，則不用動物而改用其他方式是可以做到的。
在本書第一版我曾說：「科學家們不去尋找替代辦法，是因為他們對他們所利用的動物關懷不夠。」接著我預言：「由於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還如此之少，而已有些微成績，因此，如果真正努力起來，進展必然大增。」過去10年，兩段話都證明是對的。我們已經看到，在以其他方法替代動物來做產品試驗的努力上大增——但這並不是由於科學家們突然對動物更加關懷起來，而是由於動物解放人士的奮力抗爭結果。其他方面的動物實驗也可以發生同樣的變化。
上千上萬的動物被迫成年累月地吸入煙草氣，但肺癌與吸煙的關係之證明卻仍是以人類的臨床觀察為資料。美國政府不斷地在癌症研究上投入數十億美元的費用，卻同時又支持煙草業的營運。研究費有許多用於動物實驗，但其中許多是跟癌症的治療沒有關係的。大家都知道，有些實驗人員把他們的研究工作換上「癌症研究」的標籤，以便獲得更多的經費。而同時，我們在大部分癌症的抗爭上卻陸續失守。1988年，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發佈的統計顯示，即使把人口老化的原因考慮在內，過去30年來癌症的總比率也是每年上升大約1個百分點。根據最近的報告，美國年輕人的肺癌比率有下降趨勢；這是一片上升趨勢中唯一相反的跡象，因為肺癌比其他癌症的致死率都高。然而，若說肺癌比率降低了，那也不是由於治療方面的改善，而是美國的年輕人，尤其是白種男人，煙抽得少了一些。肺癌的存活率幾乎沒有變。我們知道，所有的肺癌，有80%—85%是起於抽煙。我們很有理由這樣問：我們既然知道消滅煙草可以把肺癌完全掃除，卻仍強迫千萬萬隻動物去吸煙草氣，以便讓它們得肺癌，這是正當的嗎？如果人類明明知道吸煙會有得癌的危險卻仍決定吸煙，有權讓動物為此去受苦嗎？
肺癌的治癒率和癌症總和的治癒率同樣可憐。雖然某幾種特定的癌症治癒率有進步，但自從1974年到現在，被檢查出罹患癌症的人，存活5年以上者人數上升不及1%。
所以，預防仍是更可靠的辦法——尤其是教育民眾採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現在承認，動物實驗實際上往往妨礙了我們對人類疾病及其治療的瞭解。
例如北卡羅萊納州的國立環境衛生研究所的研究員們最近便提出警告，說動物實驗可能會使我們失察於某些會使人致癌的化學物品。砷似乎使人有致癌的危險，但在實驗室對動物卻無此效果。1985年，美國頗具聲望的華特·李德陸軍研究所以動物發展出瘧疾疫苗，但用在人身上卻證明大多無效，而由哥倫比亞的科學家以志願人士所發展出來的瘧疾疫苗則證明有效得多。現在，動物實驗的辯護者常常在談為愛滋病找救藥的重要性，但最早把愛滋病病毒HIV分離出來的美國人勞伯·伽羅卻說，法國研究員丹尼爾·扎格瑞所發展出來的可能疫苗，證明在人體內激發病毒抗體比在動物體中更有效，他接著說：「用黑猩猩所得的結果並不令人興奮……或許我們應該更積極地以人作試驗。」
有意思的是愛滋病患者支持這種呼聲：同性戀活躍分子拉裡·克拉瑪說：「讓我們做你的天竺鼠吧！」這種呼聲無疑是有其深意的。如果直接以志願人士做實驗，救治之方一定更快取得；而由於愛滋病的特性以及同性戀團體分子之間的緊密關係，志願人士應不致短缺。當然，必須小心從事，讓志願人士真正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不受任何壓力與欺騙。但真心同意接受實驗並非不可理解。因為，既然會死於這種必死之症，又何須用那種通常不會發展為愛滋症的動物去做實驗以求救治之方呢？
動物實驗的辯護者常愛說，動物實驗對我們的壽命大有幫助。例如，在修改英國動物實驗法的辯論期中，英國藥劑產業協會就在「導引」上做了整版廣告，標題為「他們說人生40才開始。但不久前，這卻是人生的結束。」廣告接著說，現在人如果40而死，被認為是悲劇，但在19世紀，參加40多歲的人的喪禮卻司空見慣，因為那時人的壽命平均約4──
廣告說，「我們現在大部分人之所以能夠有望活到70，主要得感謝以動物作的實驗。」
這種話根本就是謊言。它是如此赤裸裸地誤導讀者，以至社區醫療專家大威·聖喬治醫生寫信給《刺血針》雜誌說，「這則廣告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因為它在解釋統計資料上犯了兩個重要的錯誤。」他也提及湯瑪斯·麥可望於1976年出版的「醫藥的角色」(Thomas McKe ow n𠖥s The Role of Medicine)，該書甚有影響力，引發了一場爭論。在19世紀中葉以後人類死亡率的改善方面究竟是社會與環境的改變貢獻大，還是醫藥貢獻大；麥可望說：
爭論有了決議，現在眾人接受醫藥對人類死亡率改善只有邊際效用，而且也只有在非常晚近的階段，即當死亡率業已明顯大幅降低之後。
J·B與麥肯萊在研究美國十大傳染病的降低情況之後，也得到類似結論。他們的研究顯示，除了小兒麻痺症以外，每一種傳染病都是在新的藥劑出現之前就已大幅降低(原因可能是食品與衛生的改善)。1910至1984年，美國人口死亡率約降低40%，對此，他們「保守」的估計，十大傳染病死亡率的降低，略有３．５％可以解釋為是醫藥的貢獻。
事實上，由於醫藥聲稱在這些疾病上最為成功，因此，估計在美國人傳染病死亡率下降方面，醫藥的貢獻以３．５％為上限應是合理的。
請記得，３．％是所有的醫藥貢獻。而動物實驗則在這３．５％中可能只佔一點點。
無疑，如果對實驗用動物的遭遇真正關懷，某些科學實驗就必會受阻；無疑，如果不用動物做實驗，有些知識就不易取得。為動物實驗作辯護的人便常提一些重要的發現，最早的便是血液循環。他們把班亭和拜斯特(Banting and Best)胰島素的發現及因而對糖尿病的療效也包括在內；把小兒麻痺症病毒的發現及疫苗的發現也包括在內；把使得開心術與冠狀動脈旁管移植得以成功的幾種發現也包括在內；把對免疫系統的瞭解和如何克服對移植器官之排斥也包括在內。在這裡，我不想陷入爭辯。我們已經說過，人類壽命的增長，動物實驗頂多只貢獻了一小點；而對人類生活的品質之改善，動物實驗所提供的貢獻就更難估計了。在深一層的意義上說，有關動物實驗的貢獻如何之爭是無解的問題，因為，即使有些有價值的發現是出於動物實驗，我們也不能說，如果醫藥方面從開始就被迫不用動物實驗而用其他方法做研究，其成就會是如何。有些發現可能會延遲，或根本沒有；但許多錯誤途徑也同樣可以避免，而醫藥可能會向很不相同又更有效的方向發展，更為強調健康的生活甚於治療。
不論如何，即使動物實驗對人類的益處真有說服力，以動物做實驗的道德問題卻不能因而變得正當。人與動物的權益必須平等考慮——此一道德原則排除了為求知識而將動物當做手段的態度。追求知識的權利並不具超越生命的神聖性。我們已經接受了對許多科技企業的限制。
如果用人類做痛苦的或致死的實驗，雖然可能獲得比其他方式更快更多的知識，我們也不認為科學家有權在未經人同意之下做此實驗。現在，我們必須把對科學的這種限制擴充到其他動物身上。
最後，我們必須明白，全球重大的衛生問題之繼續存在，並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去防止疾病和維持健康，而是因為沒有人肯出足夠的錢、出足夠的力來實行我們業已知道的事。在亞洲、非洲與南美洲橫行並蹂躪西方工業國窮人的一些疾病，是我們已經知道如何去治療的。在有適當營養、衛生與醫療照顧的社區，這些疾病已經消失。據估計，全世界每星期有250個兒童夭折，而其中1/4是因腹瀉脫水而死。這些孩子只需簡單的治療就可以免於夭折，其方法我們早已知道，不需動物。那些真正關懷人類健康的人，設若離開他們的實驗室，致力於將吾人已知的醫療資源惠及那至為需要之處，則對人類的健康貢獻更大。
該說的都說了，但實際的問題仍然存在：這樣廣泛存在的動物實驗，要如何才能改變？無疑，要改變政府的政策，必要有所行動。但究竟是怎麼樣的行動？為使這種改變發生，一般人民能做什麼？
較不會重視來自選民的反動物實驗意見，因為他們已經過度受到科學、醫學和獸醫團體的影響。在美國，這些團體在華盛頓支持登記有案的政治遊說團，反對限制動物實驗。由於立法委員沒有時間去求取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他們便依賴「專業人士」告訴他們。但動物實驗是一個道德問題，不是科學問題，而「專業人士」通常在動物實驗方面可以得取利益，或太相信增加知識何等重要，以致不能站開來看，不能對同事們所做的事做客觀評斷。
而且，專業公關組織最近已經出現，諸如「全國生物醫學研究聯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大眾與立法委員改善對動物實驗的印象。該聯盟刊行書籍，製作錄像帶，成立工作室，教導研究人員如何為動物實驗辯護。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關懷動物實驗，這一類組織也日漸興旺。我們已經看到英國的藥劑業聯盟如何刊登廣告誤導民眾。立法委員必須明白，在討論動物實驗時，他們對這類組織與醫藥、獸醫、心理學和生物學等等協會的談判，應當像在討論空氣污染時對通用和福特汽車公司的談判一樣。
另外的重大阻力則來自飼養、捕捉、販賣動物或製造籠子和飼料以及實驗用具的公司。這些公司因動物實驗而獲取重大利益，它們不惜花費巨款以阻止剝奪它們利益的立法。這些商業利益加上醫學與科學的威望，可以想見要在實驗室消除物種歧視，是十分艱困的。什麼是促使進步的最佳途徑？要想讓任何西方民主大國一舉禁除所有的動物實驗是不可能的。政府的步調不是這個樣子。只有當一連串的政治改革陸續削減了動物實驗的重要性，在許多領域有別的方法將其取代，而眾人對動物的態度有所改變，動物實驗才會結束。因之，當前的任務是為局部目標而工作，並將之視為消除動物剝削長征的里程碑。每一個想要結束動物痛苦的人都應想辦法揭發各自所在的大學或商業實驗所內動物的受苦情況。消費者可以拒買以動物做試驗的商品——尤其是化妝品，因為現在可以買到不用動物作試驗的化妝品了。學生應該拒絕自己認為不道德的實驗。任何人都可以研讀學術期刊，以發現何處在做痛苦的實驗，然後想辦法讓大家知道。
讓動物所受的痛苦成為政治課題也是必要方法。我們已經說過，國會議員接到過大量反對動物實驗的信函。但讓動物實驗成為政治課題是多年辛苦工作的結果。幸運的是這種情形好些國家已在起步了。在歐洲和澳洲，動物實驗是政黨嚴肅的課題之一，尤其是有綠色傾向的政黨。1988年美國總統選舉時，共和黨的黨綱就明言，取代藥物與化妝品方面的動物試驗的方法與步驟必須更為簡明與迅速。
對實驗用動物的剝削是物種歧視的一部分，除非物種歧視被消除，動物實驗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終將有一天，我們孩子的孩子在回顧20世紀吾人在實驗室中的所做所為時，將感到恐怖與不可思議，正如我們現在回顧古羅馬競技場中的屠殺與18世紀的奴隸販賣時感到恐怖與不可思議一樣。
譯注一：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曾出一卷幸達爾與黑猩猩的錄像帶，Among the Wild Chmpanzees；台灣年代文化有限公司在台代理發行，名為「黑猩猩朝夕相處20年」。
譯注二：沙利多邁Thalidomide(或譯「反應停」)，能致畸形的化學藥品，在這種災難性的後果發現以前，曾用作鎮靜藥和止吐藥，婦女在任娠早期應用反應停，則胎兒可發生海豹肢畸形及其他畸形(如無外耳或外耳畸形，雙眼融合性缺陷，胃腸道無正常開口等)。1959—一1962年初，西德出生了2000至3000個、英國出生了500個這種畸形兒。美國已停止應用本藥。在發現反應停的副作用以前，人們曾相信，妊娠期間應用本藥可保護胎兒，使之免受其他藥物的影響。1962年起，在美國等處用藥物做實驗已受嚴格限制。(錄自《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卷五第10頁)譯注三：Seizures，指疾病發作，如心臟病。
譯注四：原文為Noble-Collip drum尚未查出中文譯名。此中文名系譯者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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