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會有這類事情發生呢？那些本不是虐待狂的人怎麼可能在上班時間逼迫猴子郁喪，把狗熱死或把貓弄到嗜成癮——而下了班，他們又脫下他們的白領，洗手回家，跟家人晚餐？納稅人又怎麼可能讓他們出的錢來支持這類實驗？對不論何等遙遠之處的不公平、種族歧視和壓迫都奮起抗議的學生們又為什麼能夠對他們校園內持續在進行的殘暴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答案在於我們毫不懷疑地接受了動物歧視論。如果某種殘酷之事施於人類，不論是何樣的人類，我們都絕不能容忍，但若施於其他動物我們往往就又無動於衷。物種歧視使研究人員把人以外的動物視為配備，不是活生生的、會痛苦的生命，而是實驗用品。事實上，在公立基金會的基金申請表上，就把動物列為「供應品」，位置在試管的記錄器之旁。
物種歧視是研究人員與大眾共具的觀念，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促成了我前面所描述的實驗，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般人對科學家的尊敬。雖然原子彈和環境污染已使我們明白科學與技術對人類的好處並不如開始時的期待，大多數人對白領人士和拿了哲學博士學位的人還是敬畏有加。哈佛心理學家就曾做過一項著名的實驗，證明了一般人多麼聽命於白領的研究人員：白領研究人員以一個人作為受試者，對觀眾說，因為他答錯了問題，因此要觀眾對受試者施以電擊。觀眾便聽命(當然，電路沒有接通)電擊受試者，而即使在受試者裝作極為痛苦時，觀眾仍繼續執行電擊。這些人在對人造成痛苦的情況之下都還繼續聽命於白領階級，那麼叫學生放棄他們原有的猶豫，聽命於教授而對動物施刑當然是更為容易了。愛麗絲·漢姆管這種現象叫做對學生的「觀念灌輸」，這是一種漫長而漸進的過程，始於中小學生物課的青蛙解剖。當醫學系、心理學系或獸醫系的學生進入大學，發現他們立志學習的科系必須以動物做實驗，尤其又是標準課程的一部分時，想叫他們拒絕便變得十分困難。那些拒絕做此類實驗的學生會發現他們課業不及格，因而被迫轉系。
大學畢業，學生順從潮流的壓力也未必減低。如果他們進研究所，而所學範圍還得用動物實驗，則他們就得為哲學博士學位而設計自己的實驗，寫出論文。很自然的，當學生如此，如果將來當了教授也將依然如此，並將以同樣的方式訓練學生。
羅傑·烏瑞契的自白是一個動人的例子。他原先是一個動物實驗者，後來掙脫了制約而承認自己對許多動物做了許多年的「折磨」。1977年，《監聽》(Monitor)雜誌(美國心理學協會出版)刊載一篇文章，提到烏瑞契做的動物侵犯實驗在美國國會小組委員會被列為非人道研究的例子。出乎批評他的反活體解剖者與《監聽》雜誌編輯的預料，烏瑞契竟回信說，他受到批評言論的「激勵」，並坦言道：
我的研究工作一開始是為了想要瞭解和解決人類的侵犯問題，但後來我發現我做的成果似乎並不能讓我的工作名正言順繼續下去。我反而開始懷疑支持我繼續做下去理由是不是經濟報酬、專業聲望和旅行的機會等等，並懷疑我們的科學界(由行政和立法部門所支持)是不是人類侵犯問題的一部分。
我們前面提過的唐·柏恩斯，他原先為美國空軍用輻射線照射訓練過猴子，後來卻在想法上有了很大的轉變；柏恩斯形容烏瑞契的情況為「被制約的道德瞎子」。換句話說，這樣的人就像老鼠一樣，被制約去按一個按鈕便可得到食物，人也被專業報酬制約，而忽視了用動物做實驗所產生的道德問題。柏恩斯說：
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稱之為「被制約的道德瞎子」。我整個的生涯就在用動物求取報酬，把它們當做人類改善或取樂的資源……在我16年的實驗室生涯中，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集會，從沒有人提起過用動物做實驗道不道德，直到我在活體解剖工作的退潮期把這問題提出來……
遭受制約而變成道德瞎子的還不止是實驗人員；研究機構在回答批評的時候有時也說它們雇來的照顧動物的都是獸醫。這樣的說法似在保證動物不會遭受虐待，因為一般人都相信獸醫是會照顧動物的，從不會讓它們受到不必要的傷害，可惜實情並非如此。無疑許多人之選擇獸醫這一行是因為他們關心動物，但關心動物的人經過獸醫的訓練過程，卻難以不對動物的苦痛變得遲鈍。那些最在乎動物的人恐怕難以念完獸醫系的課程。一個曾經進過獸醫系的學生曾這樣寫信給一個動物福利機構：
我一生的夢想與志向就是做一個獸醫，然而在州立大學的獸醫預科學校我受到嚴重的挫折，夢想與志向遂煙消雲散。我的教師們是無情的，他們認為先利用動物做實驗，然後終止它們的性命是理所當然之事，而我發現依照我的道德法則，這種事已令我無法接受到噁心的程度，跟這些喪心病狂的活體解剖者幾次衝突之後，我痛苦決定改變我的志向。
1966年，當立法保護實驗用動物的運動在推動之際，美國獸醫協會在國會作證說，該協會雖然贊成立法禁止竊盜寵物以販賣給實驗室，卻反對研究機構須有執照並遵行規約，以免干擾研究。獸醫的基本態度，如「美國獸醫協會期刊」的一篇文章所說，「獸醫行業的存在理由是為全體人類的福祉——而不是為了較低等的動物。」一旦我們掌握了這一物種歧視的精微意涵，就不會再吃驚於原來獸醫正是本章所述的種種殘暴動物實驗的執行者之一。請回顧一下本章的描述就可以看到這方面的例子——猿類平衡台實驗，包括神經毒氣索門的施用。有關這項實驗的那篇報告寫道：「動物們的日常照顧是由美國空軍太空醫學院獸醫科提供。」
全美各處，獸醫都在「照顧」那些無必要濫用的動物。難道這就是獸醫的職責？(不過，獸醫還有一些新希望：因為新的獸醫組織成立了，其目的是在支持那些對人類以外的動物有道德關懷的學生與獸醫)。
當某種動物實驗已經變成模式後，它就會自行強化，要想把它打破殊為困難。跟動物實驗密切相關的不僅是論文的出版與職位的陞遷，而且包括經濟回饋與基金的申請。研究基金管理人員如果以前支持過動物實驗，則用動物做某一新實驗就比較容易獲得他們的支持。然而，如果某個新的實驗不用動物，則在他們看來就比較不熟悉，因而比較不那麼易於給予支持。
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使學院以外的人比較不易瞭解那些受學院贊助的研究者所持的理由。學者和研究人員原來或許真是立志要解決某些最重要的問題，不想讓其他的因素來干擾他們的研究。無疑，有一些人到現在還是由這種意志所推動。然而，學院中的研究卻也經常陷於雞毛蒜皮的小事，因為大題目老早就被人研究又研究了，那些題目不是已經解決就是太難解決。因此，研究人員便轉向少人耕耘的區域，在那裡，不論發現什麼都是新的——儘管跟主要問題相去甚遠也罷。常見的是，實驗者們承認類似的實驗已經做過了許多次，只不過尚未做過這個或那個小的變化；而科學報告最為常見的尾語是：「進一步的研究在所必須。」
當我們看到造成痛苦的動物實驗竟似沒有任何重要的結果，我們通常會想，一定還有我們瞭解之外的用意——科學家們一定有更好的理由去做他們在報告中所提出的實驗。當我描述這一類的實驗，或直接引用研究人員出版的報告時，最常見的反應是迷惑與懷疑。然而，當我們更深入探討時，卻會發現原先在表面上看來雞毛蒜皮之事真的是雞毛蒜皮。實驗人員在私下也常常這般承認。本章開始提過的哈洛，有12年時間主編《比較心理學與生理心理期刊》，這本期刊幾乎比任何刊物報導的痛苦動物實驗都多。在他任編輯即將結束之際，在一段半幽默的告別詞中，他回顧了2500篇要求發表的論文，說道：「大部分實驗是不值得做的，而其所得資料不值得刊登。」
我們無需為此吃驚。研究人員，即使是心理學、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也是人，因此必然像其他的人一樣會被同樣的事物所影響。他們同樣期望自己事業有成，職位陞遷和名望上升，著作被同行閱讀和討論。在適當的期刊上發表論文是地位陞遷的重要因素。這種情況不論在哲學、史學、心理學或醫學的領域中都是一樣的，而且就其本身來說，完全可以理解，並無任何可批評之處。但哲學與史學的論文頂多不過浪費了紙張，讓同行倦煩而已；那些以動物做實驗所寫的報告卻會造成動物的嚴重傷害與痛苦。因此，這些人的工作必須受制於嚴格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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