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中有一節的題目是：《沉思中的郭文》。事實上，那也是作者雨果
自己在沉思。在他這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中，雨果提出了一個問題：人道主義（他所
理解的人道主義）與革命的關係。他自己作出了回答。
他所提的問題是有著某種重要性的，而且他是通過比較豐富的藝術形象和生動
的情節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因而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深深地打動了讀者，也引
起了讀者的沉思。由於讀者不同的立場、態度和看問題的不同的方法，關於這本書
一直有著一些爭論。
《九三年》是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這次革命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轉折。
它不僅使法國的封建社會徹底崩潰，而且沉重地打擊了整個歐洲封建體系，開闢了
一個資本主義更加廣泛發展的時期。《九三年》指的是一七九三年。從一七八九年
開始的法國大革命，經歷著複雜尖銳的鬥爭，在這一年達到了高潮。在這一年的一
月，掙脫了封建枷鎖的法國人民，憤怒地將路易十六的頭顱像手套一樣拋擲在全歐
洲君主的腳下，向專制政體和貴族政治挑戰。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封建王朝結成了
反法同盟，派出幾路大軍向法國逼近，想將不滿一歲的共和國淹沒在血泊裡。在國
內，反動分子與國外的敵人相呼應、相勾結，陰謀活動日益猖獗。資產階級革命派
內部的紛爭和矛盾也更加深化。在這種情勢下，共和國確立了雅各賓專政，對反革
命分子進行了無情的鎮壓。這是著名的「恐怖時期」。
旺岱地區是共和國不得不帶著憂心注視的地區。它在海邊，交通閉塞，城鎮很
少。在廣漠的大地上散佈著貧窮的村莊和大大小小的森林、叢林。它像是一個孤島
——一個陰沉、險惡的孤島，法國各地澎湃的革命浪潮只能在它的岸邊激盪。當地
最有權勢的人物依然是貴族和神甫。長期在封建思想和宗教影響下的農民，保衛著
壓迫、剝削他們的主子，而與要解放他們的共和國軍血戰。——在反革命分子眼中，
這是一個最好的基地；對共和國來說，這是藏在肚子裡的一條毒蛇。
《九三年》反映了當時法蘭西的整個形勢，而以旺岱地區驚心動魄的鬥爭作為
情節的中心。
有三個主要人物：共和國聯隊指揮官兼遠征軍司令郭文，政治委員西穆爾登，
叛軍領袖朗德納克。這三個人物都是非凡的。
先來看朗德納克。他是一個隨著皇族流亡在英國的侯爵，現在受命潛回旺岱領
導叛亂。他從前是一個好色之徒，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而今老了，但身體健壯。
他是一個極其頑固的保王黨，充分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叛軍領袖所肩負的重任。他
堅毅、沉著、勇敢，而且富有軍事才能，反動集團挑選他擔當這一重任是有眼光的。
而且，他還有著一個叛軍領袖所必需具備的兩個因素：他的領地在旺岱，在當地有
著巨大的聲望和號召力。當他冒險從海上登陸的當天，就有七千人投奔，在一星期
內就有三百個教區揭竿而起。他又是冷酷、殘暴的。他下令焚燒村莊，殺死傷兵，
屠殺俘虜。他的殘暴不僅是由於他的本性，也由於他對革命的刻骨的仇恨。他是共
和國的最兇惡的敵人。
他的對手，共和軍年輕的司令官郭文，也出身貴族，而且是他的侄孫。郭文在
一個有著共和思想的家庭教師的教育和熏陶下，成了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他無比純
潔、善良，而又勇敢。現在，這兩個貴族：祖父和侄孫，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各
自為了自己的信念，在戰場上兵刃相見。兩個人都是優秀的軍事指揮官，不過，在
慘烈的鬥爭中，幾乎總是郭文佔上風。
但公安委員會對郭文還是不太信任，這不僅因為他是一個貴族，又與叛軍領袖
有著這樣的親屬關係，而且，他是過於溫情、手軟的。在公安委員會的領袖看來，
這是一個嚴重的缺點：對敵人的寬大將造成革命的損失，在某種情況下，甚至可能
是致命的損失。因而，指派了西穆爾登作為他的政治委員，幫助他同時也監視他。
公安委員會的這一指派是正確的。西穆爾登早年當過鄉間的本堂神甫，後來轉
變成為一個堅定的革命戰士，屬於激進派。他生活儉樸，工作勤奮，全心全意獻身
於理想的事業。他理解革命暴力的意義和作用，以驚人的慈愛關心受難的人民，對
共和國的敵人則是絕不容情的。
但公安委員會不知道西穆爾登是郭文幼年時的家庭教師。他沒有家庭，將全部
愛情傾注在他的學生郭文身上，將郭文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兒子。他和他的學生的
分離曾使他異常痛苦。他沒有想到革命的浪潮會又將他們湧在一起。他以十分喜悅
的心情看到自己教育的學生成了共和軍的一個傑出的軍事領袖，同時也滿懷憂心地
注意到郭文對敵人過分的、有時甚至是無原則的寬大。他明確地對郭文指出過這一
點，而且鄭重地提出過警告：「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中，仁慈可能成為賣國的一種形
式。」
這是三個強烈的性格的對比。這是三種強大力量的較量。在它們相互猛烈地撞
擊、鬥爭中，迸出耀眼的火花，那當中又飛濺著血和淚。
使他們之間的糾葛和矛盾深化的原因中，關係著三個天真可愛的小孩。《九三
年》是以描寫這三個小孩作為序曲的。
一個純良而又幾乎是愚昧無知的農婦帶著三個小孩在森林中流浪。她的丈夫是
一個已陣亡的叛軍。她的家園毀於炮火。共和軍的一支聯隊在發現他們時，他們由
於飢餓已瀕於死亡。聯隊出於同情收留了他們。後來，在一次叛軍的襲擊中，農婦
連同三個小孩與一些士兵一齊被俘。朗德納克下令槍決俘虜，農婦也包括在內。三
個小孩則被當作人質帶走了。通過幾次大的戰鬥，潰不成軍的叛軍只剩下朗德納克
和十九個人被圍困在他自己的城堡中，進行絕望的頑抗。一個意外的機會使朗德納
克和殘存的幾個叛軍得以通過一條秘密的地道逃走，那三個小孩卻被留在叛軍放火
焚燒的城堡裡面。那個曾被槍決的農婦僥倖只是受了重傷，死裡逃生。當她能夠走
動時，她瘋狂地到處尋找小孩。她來到城堡跟前，看到了在烈火包圍中的孩子，發
出了撕裂人心的慘叫，而孩子們也用弱小的聲音在呼喚媽媽。在場的共和軍用盡了
他們當時能夠用的方法和力量。但城堡是堅固的，鐵門是緊鎖的，眼望著三個無辜
的幼兒，三個可愛的天使就要被烈火吞噬了。在這緊急、絕望的關頭，出現了奇跡：
已經逃向曠野的侯爵，那個叛軍領袖，竟又從地道中折返，出人意外地在共和軍的
面前，用鑰匙打開了鐵門，並且奮不顧身地穿過烈火，將三個小孩救了出來。他自
己因而被俘。
當夜，郭文因朗德納克的行為而陷入了沉思。他面臨著一個使他不勝苦惱的問
題：是處決朗德納克，還是救他？
他的沉思是那樣的深沉。從良心來說，他認為應該放走捨身救那三個小孩的老
人。他在這個老人身上看到了「神聖的光輝」。如果處死這個老人就是「用一種野
蠻的手段去回答一種慷慨的行為。……這是革命的弱點，這對共和國是一個貶值」。
從革命的責任來說，他認為應該處決那個叛軍的首領，因為他曾經犯下了那麼多的
罪行，今後也還將是共和國的兇惡的敵人。——在激動、痛苦的心情中，他反覆深
入地思考、衡量。每一面都有強大的、不可辯駁的理由；每一面都有它的嚴重的缺
點和後果。每一個選擇都似乎是對的，而每一個選擇對他都是深淵。人道主義的良
心和革命的責任感在交戰。最後，他終於服從了人道主義的良心。像那個老人救那
三個小孩一樣，去救那個老人；像那個老人毫未考慮後果一樣，他決定坦然地為此
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深夜走進了土牢，讓朗德納克披上自己的斗篷混了出去，而
他自己來代替那個敵人坐牢。
第二天早晨，西穆爾登十分震驚地發現了這件事，當即由革命法庭對郭文進行
審判。西穆爾登投了決定性的一票，判了郭文的死刑。作為政治委員，他親自監斬。
在晨光中，郭文從容地走上了斷頭台，最後高呼：「共和國萬歲！」正當郭文的頭
顱滾進籃子的時候，一聲槍響，西穆爾登也用一顧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郭文的沉思就是雨果的沉思。雨果年輕時，由於母親的影響，曾是一個保王主
義者，後來才轉變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上來。他參與過一八三○年的七月革
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雖然他從一八六二年就開始搜集《九三年》的資料，
動手寫作卻是在一八七二年，即在巴黎公社成立和失敗以後。他所親見和參與的革
命鬥爭，引起了他的沉思。通過沉思，他虛構了一個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故事，
在這中間寄托和表達了他對革命和人道主義的關係的看法。故事曲折動人，又充滿
著激情，我們深深地被吸引了，在緊張的地方幾乎要屏住呼吸來閱讀，在感動之餘，
也引起了我們的沉思。
但是，我們沉思的結果與雨果的沉思的結果卻是不同的。
當我們放下書本來冷靜地考慮，首先對小說的藝術真實性發生了懷疑。
朗德納克去救那三個小孩的行為是感人的。而且，他對西穆爾登說的那句話也
是莊嚴的：「我允許你逮捕我。」他可以驕傲地說這句話。但是，在我們的感受上，
他的這一行為太出人意外了。這種感覺不是沒有道理的。
一向殘暴、毫無憐憫之心的朗德納克，怎麼會由於那母親的一聲慘叫（那母親
還是他曾經下令槍決的），就去援救那三個小孩（也是他下令要把他們燒死的）呢？
這樣一個思想十分頑固、反動，而且充分意識到自己責任重大的叛軍首領，怎麼會
為了三個小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放棄自己的職責呢？
我們不否認，一個惡人有時也會發出一點善心，一個壞人也可能會轉變。然而，
那應該合乎人物性格的發展，應該有內在的根據。在朗德納克由一個「魔鬼」變成
一個「上帝」的過程中，我們看不到這種發展和根據。雨果對於朗德納克為什麼會
去救那三個小孩絲毫沒有作一點心理描寫，他迴避了一個困難的課題。
那麼，是朗德納克的一時衝動麼？但我們從作者對他的各種行為的介紹中，可
以看出他不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就算他是一時的衝動吧，那也太偶然了。藝術創
作中當然可以有偶然性，但那種偶然性是為了表現必然性，應該提高到必然性的水
平上來。
雨果只是作過一點簡單的說明：惡人的內心也會殘留有一點慈悲心。雨果在這
一抽像的人性論的基礎上虛構了這一情節，而且在本書中是關鍵性的情節，以證明
他的觀點（「一個槍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搖籃征服了」），宣揚了所謂人道主義精
神的勝利；同時，也是為了通過這一情節去引起郭文的沉思，以表達他要表達的主
題（革命與人道主義的關係）。——這種使人物的性格屈從作者的主觀意圖，使故
事情節簡單地遷就主題需要的做法，在藝術創作上是致命的弱點。在這裡，說得婉
轉一點，至少也是一處敗筆。
同樣，西穆爾登的自殺也使讀者感到意外。雨果對他的人物的這一行為也未作
一點心理刻畫。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在投票決定郭文死刑時的痛苦，可以想像得到
他望著自己親愛的人站在斷頭台上時的悲哀。但我們想像不出他是在怎樣的心情下
作出決定和在怎樣的心情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是因為失去了唯一親愛的人，自己
就無法生活下去了麼？是因為感到郭文是聖潔、高貴的，判處了他的死刑，自己良
心上不安麼？是郭文臨死前和他的一次長談中將他打動了，甚至說服了麼？我們很
難揣測。而在我們的感受上，像西穆爾登這樣一個有原則性的堅毅的革命者，是不
容易由於以上這些原因就動搖自己的信仰，放棄自己的職責的。
但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主題，雨果卻不能不讓西穆爾登自殺。因為如果西穆爾
登在判處了郭文死刑後還活著，那就削弱了郭文犧牲的重大意義，郭文的犧牲就只
是一個簡單的悲劇。
西穆爾登的殉葬，卻會大大顯示出郭文的勝利。
雨果欽佩西穆爾登，卻更喜愛郭文，對他充滿了同情和愛撫，在他身上賦予了
各種各樣好的品質。他既是一個勇敢的英雄，又是一個思想家和哲學家，一個年輕
的聖人。他既能英勇地獻身革命，又能維護人道主義的原則。雨果再三強調了他的
仁慈和寬大：他釋放那些反動的修女，因為她們是女人；他不肯將一整隊狂熱的老
教士送上革命法庭，因為他們是老人；如果可能，他還要把王太子從碉堡裡釋放出
來，因為他是小孩；當一個手執刀槍的俘虜衝過來時，他命令他的士兵閃開一條路，
因為他不願用一千五百人去對付一個人，如果不是西穆爾登的挽救，他幾乎因而送
了命。在他看來，「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類語
言中最美的一個字。郭文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朗德納克的善行震動了他，使「他的
最堅定的決心，他的最虔誠的諾言，他的不可挽回的決斷，這一切都在他的意志的
深處動搖了」。從他的性格來看，這倒是可信的。他救朗德納克，是他的性格的合
乎邏輯的發展。郭文就刑前的兩次談話值得注意。
一次是在審判他的革命法庭上。他承認「一件好的行為，離得我太近了，使我
看不見一百件罪惡的行為，一方面是一個老人，另一方面是幾個孩子，這一切站在
我和革命之間。我忘記了那些被焚燒的村莊，被屠殺的婦女，我忘記了法蘭西被出
賣給英國，我放走了祖國的兇手。」他把自己的錯誤思想完全亮了出來，我們要批
判他，大致也只能說這樣一些話（另外只需加上一點：那個祖國的兇手將繼續作惡，
給祖國和革命帶來更大的危害。事實上，在郭文決定救朗德納克前的沉思中，也考
慮到這一點）。他是光明磊落的，勇於承擔罪行，主動請求給自己判處死刑。
另一次是當夜他和西穆爾登的一次長談，事實上是一次思想交鋒。西穆爾登到
土牢去看他時，他正在熟睡。一個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斷頭台的人能夠安然入睡，
這正說明了他的從容和鎮定，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的品質。但是這也說明了他並沒有
因為認識到他對革命所造成的惡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說的那些話並不是虛
偽的，在雨果筆下的郭文是太高貴了，他決不會欺騙。那是他在對革命的責任發言
和認罪。他的從容和安然，則是由於他相信自己是獻身於一個更高的真理：人道主
義。他在和西穆爾登的交談時就說到：「既然我有了指南針，風暴對我有什麼關係！
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變對我又有什麼影響！」這裡的「風暴」和「事變」指的是
革命和現實鬥爭，而「指南針」和「良心」則意味著他的人道主義原則。
在郭文看來，革命只是一種短暫的手段，人道主義則是永恆的真理。革命是絕
對正確的，但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和人道主義發生
矛盾時，他當然就必須站在人道主義那一邊。
不過，使我們困惑的是：這種損害和背叛了革命利益的人道主義算得上什麼人
道主義呢？這種為了報答一件善行而寬恕一個曾犯下百倍罪行的敵人，讓這個敵人
去繼續作惡、造成更多無辜者流血的人道主義，算是怎樣的人道主義呢？
無論郭文用了怎樣動人的美麗的言辭，他並沒有能說明這一點。
那個孤身一人，幾乎游離於社會之外的乞丐退爾馬克，曾經營救剛剛從海上登
陸的朗德納克，因為朗德納克過去對他作過施捨，他覺得應該回報；也因為在他看
來朗德納克是一個「人」，出於同情，他應該予以幫助。但是當他後來看到朗德納
克殺人放火的行為，曾兩次痛心地疾呼過：「我要是早知道啊！」——在他樸素的
感情和真誠的悔恨中，要比郭文的那些漂亮的言詞包含著更多的真理。
孤立地看，郭文為了救朗德納克而犧牲自己的行為是感人的；正如孤立地看，
朗德納克為了救那三個小孩而情願犧牲自己的行為是感人的。而且，我們早已看到
郭文是一個那樣純潔、善良的人，那樣可愛可敬的人。看到他因而被判處死刑，看
到他從容地一步一步走上斷頭台時，我們很容易產生同情。這正是作者雨果所希望
達到的效果。所以，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郭文救朗德納克和他的死，是一個
悲劇，我們可以從中汲取重大的教訓，然而卻不是如雨果所期望的那樣的教訓。
革命和人道主義的關係，是一個常常引起討論的題目，特別是在一場大革命進
行的當中和那以後，這個問題就常常被提了出來。不但是敵人用人道主義的名義對
革命進行攻擊，就連某些善良的，甚至為我們所尊敬的人，也都以人道主義的名義，
對革命進行了批評，乃至否定。雨果在《九三年》中，也認為人道主義與革命不能
兩全，他將人道主義置於革命之上，指出了它們的矛盾，宣揚為了人道主義的原則
可以放棄革命和背叛革命。
但是，雨果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也認識到革命暴力的作用和意義。在《悲慘
世界》中，他借一個老共和黨人的口說過「法國革命自有它的理論根據，它的憤怒
在未來的歲月中會被人諒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個改進了的世界。……進步的暴力
便叫做革命。暴力過去以後，人們就認識到這一點：人類受到了呵斥，但前進了。」
在《九三年》中，他又借西穆爾登的口說過：「革命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舊
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革命在文明身上割開一道很深的傷口……」
郭文在臨死前也說過：「文明有它的瘟疫，這陣大風（指革命——引者）治好了它。
也許大風選擇得很不夠好。可是它有別的辦法嗎？它所擔負的是那麼艱巨的清洗工
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瞭解風暴為什麼這樣猛烈。」這些話說明了革命的意義，
採用暴力的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也說明了革命的成果「是一個改進了的世界」。那
麼，在這個意義上，革命不正是最大的人道主義嗎？然而，雨果沒有從這一點深入
下去得出應有的結論。看到革命有那麼多的流血和犧牲，他的良心總還是有些不安，
有些不忍。也可能革命暴力中某些偏差和某些過火的行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和假
借革命的名義所犯下的一些罪惡（這是應該避免的，但歷史的錯誤有時也會重複），
使他有些不滿。於是，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義來喚醒人們的良心，希望用他所
理解的人道主義來代替暴力。由於他的思想上的矛盾，他並不是那樣雄辯的。從藝
術上看，他編了一個多少有些牽強因而也就是不夠真實的故事，不得不有意無意地
違背了人物性格的邏輯發展。在主題思想上也是無力的，經不起深究的。雨果所宣
揚的人道主義勝利了麼？否！英雄郭文的高貴的靈魂連同他的神聖的理想，在他的
教師的靈魂的陪伴下面，飛昇到無極的天上去了，在還充滿著苦難的塵世的大地上，
讓他們過去的戰友（他們已損失了兩個優秀的領袖）去同敵人（其中有被救的朗德
納克）進行血與火的鬥爭。郭文不僅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真正的人道主義。正是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郭文的死連同西穆爾登的死，是一個真正的悲劇。它對我們
的教訓是：淺薄的人道主義一超過某一種限度，就暴露了它的虛偽性和反動性。
但是，對於雨果這種淺薄的人道主義，或者說資產階級的抽像的人道主義，我
們在給予必要的批評的同時，也須作出具體的分析。我只想指出一點，在認識這種
人道主義的淺薄，有時還是虛偽和反動的實質的同時，我們也不要完全抹煞它對受
難的人民的同情和對暴政壓迫的不滿。雨果用仁慈、博愛、道德這樣一些藥方來改
革舊社會的想法，其本身是幼稚的，可笑的，但他暴露舊社會的黑暗，批判舊社會
的罪惡，還是應該加以肯定。他的《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等都是這方面的
例子。不過，在那些作品中，他的人道主義的批判對象是舊社會，而在《九三年》
中，和人道主義發生矛盾的卻是革命，所以，這種人道主義就大大減弱了它的光芒，
而顯出了更濃重的暗影。
雨果的一生幾乎佔據了整個十九世紀。在他的晚年，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已廣
為傳播，無產階級已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而登上了政治舞台。雨果卻還是停留在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思想上還有著很深的空想社會主義的色彩。不過，他終
究還是一個有著進步理想的政治鬥士，他對受難者和被壓迫者懷著深厚的同情，對
人類的將來有著巨大的信心，而且在探索著人類前進的道路。他的思想、性格上的
弱點和進步的方面，都明顯地反映在他最後的這部長篇小說中。它還是一部重要的
作品，它反映了那個重要的時代。問題在於，我們對它所宣揚的那種人道主義必須
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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