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台書屋--現代文學--曾卓--曾卓詩論--「為人類工作」

「為人類工作」
——馬克思的生平生活的起步

　　在現今德國萊茵省當年的普魯士南部，摩塞爾河畔有一座小城——特利爾，它建於古羅馬帝國時代。在中世紀，一直是大主教教廷的所在地。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爆發，給萊茵省的生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795年，法國革命軍開來萊茵地區，特利爾從封建的桎梏中獲得了解放，廢除了農奴制，取消了封建特權。20年後，它回歸德國，成為普魯士最先進的地區之一。普魯士，是處於分散狀態的德國38個邦中最反動的一個邦。普魯士的反動統治勢力以陰沉和警惕的眼光注視著萊茵地區，並採取了各種措施來防範和打擊自由主義者的活動。

　　卡爾·馬克思於1818年5月5日出生在這座古老、美麗，而又激盪著政治風浪的小城裡，它當時只有一萬二千人口。

　　他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深受法國伏爾泰、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他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張德國的統一。但他的自由主義具有溫和的色彩，把改革的希望寄托於國王的恩典。

　　他在特利爾高等上訴法院擔任律師，在當地聲望很高。

　　馬克思的母親罕麗達·普列斯堡是荷蘭人，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她生了四個兒子和五個女兒，繁忙的家務消耗了她的全部精力。她很為馬克思的聰明活潑感到喜悅，希望兒子將來有穩定、富足的生活和輝煌的前程。當她後來看到兒子不是如她所期望的那樣，她是懷著惶惑不安的心情的。

　　馬克思的童年是在無憂無慮中度過的。他是男孩子中最大的一個，受到雙親的寵愛，常和姐妹弟弟一道玩耍。他活潑調皮，善於組織各種遊戲，也很會講故事。

　　他童年的夥伴中還有一個比他年長四歲的姑娘——燕妮。她家的大花園是這一群孩子喜愛的遊戲場所。燕妮的父親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是馬克思父親的知交。他擔任樞密顧問官，雖身居高位，但也具有自由派的觀點，並有高深的文學素養。他很和藹，常和孩子們一道散步。在冬夜就圍聚在他那溫暖的客廳裡，給孩子們講古希臘羅馬的故事，背誦古希臘詩人荷馬和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的作品。後來，也正是他第一次向年輕的馬克思介紹了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的學說。

　　在童年和少年時代，馬克思就是由於他父親和威斯特華倫——他未來的岳父的熏陶，從而萌發了對文學的興趣，並受到了啟蒙思想的影響。他的父親很欣賞兒子的才華，但是到後來看到兒子越來越激烈的革命傾向，又很為兒子莫測的前途擔憂了，他在馬克思20歲時去世。馬克思終身都對父親懷著敬愛的心理。他也敬愛他後來的岳父，並將他的博士論文獻給了他。

　　1830年10月，12歲的馬克思進入特利爾中學，開始接受系統的科學知識。根據他的「中學畢業證書」的記載，各門功課成績優良。除了德語外，他還很好地掌握了法語、拉丁語和古希臘語。在同學中，他的成績不是最好的，但他那獨立思考的能力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他在上學的路上，每天都會看到擁擠在中心廣場上那些衣衫襤褸、乞求施捨的窮人們。他也走訪過農村，瞭解到摩塞爾地區農民是如何貧困。這些社會現象在他純真的心靈中激起了陣陣波瀾。

　　而就在馬克思進入中學的那一年，法國爆發了七月革命，推翻了代表封建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波旁王朝。這次革命也影響到德國，推動了德國境內的民主運動。那浪潮也波及到特利爾地區。有個進步的文化團體「文學俱樂部」是特利爾自由派的活動中心。馬克思的父親和特利爾中學的校長維滕巴赫都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1834年1月，這個俱樂部為歡迎萊茵省議會中的自由派議員曾舉行了一次宴會。不久又為慶祝俱樂部成立紀念日而舉行了一次遊行。人們高唱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馬賽曲》等革命歌曲在街上行進。慶祝活動事實上是一次大示威。反動當局立即採取鎮壓措施，俱樂部受到監視。有的人因參加遊行而被審訊，有的被逮捕。馬克思的父親因在那次歡迎宴會上發表過溫和的演說也被秘密傳訊。特利爾中學一時也在恐怖陰影中籠罩著。幾位傾向進步的老師受到迫害。反動當局本打算將校長撤職，但又怕激起眾怒，就任命了一個反動的教師勒爾斯為副校長，以加強對師生的思想控制，並監視校內的政治活動。

　　發生在周圍的種種情況，包括他父親的被傳訊，激起了年輕馬克思的憤慨。18 35年，他在畢業離校前夕，向師長們——辭行，唯獨不去反動教員勒爾斯家。

　　從他的畢業論文中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思想狀況。作文的題目是：《青年選擇職業的考慮》。他在文章的開頭寫道：「我們並不總是能夠選擇我們自認為適合的職業；我們在社會上的關係，還在我們能夠對它們發生決定的影響之前，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規定了。」這一思想表明了他已經意識到各種社會關係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意義。他用下面這樣一段話結束了文章：「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

　　這個17歲的高中畢業生雖然還只是比較抽像地表達了他的思想，但已顯現出了他的高尚的情懷。這種情懷當他成年以後經常以一句更為簡潔的話表達了出來：「為人類工作」。秘密訂婚

　　馬克思和燕妮於1836年秘密訂婚。當年馬克思18歲，燕妮22歲。

　　他們是童年時親密的遊伴。當馬克思12歲進入中學的時候，燕妮已是16歲的少女。被父母引進了社交界。她出身名門，美麗而又有教養。在舞會上被人們稱為「皇后」，在別的交際場合，她也是被注視的中心。她的身邊總有一大群愛慕者和追求者，其中有官宦子弟、青年貴族、英俊軍官……但沒有一個人能博得她的歡心。她追求的不是世俗的榮華富貴。她有卓越的才智，純潔的理想。只有胸懷大志，願為崇高事業獻身的勇士，才是她所要選擇的人。當她出入社交界幾年以後，她的心落在了已長成為青年的馬克思身上。她瞭解他的才華、性格和南向。而在已萌發了對愛情的嚮往的年輕的馬克思眼中，美麗而心靈豐富的燕妮是世界上唯一完美的女性。但他對她的愛只是默默的，因為他顧慮到兩家社會經濟地位的懸殊，也看到了她身邊那一群家庭條件和身份都遠較他優越的追求者。和燕妮雖然不缺乏接近的機會，他卻不敢向她傾訴自己誠摯、純真的感情。

　　馬克思的姐姐，燕妮的好友索菲婭理解這兩個在暗中相互愛戀著的青年人。通過她的溝通、幫助和安排，當馬克思讀完大學第一年後的夏天，他們才各自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和心願。燕妮接受了馬克思的求婚。這件應該歡慶的喜事當時卻只能嚴守秘密。知道這事的除了馬克思的姐姐外，只有他的父親，因為燕妮對婚姻的決定同她的家庭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的。

　　她的父親威斯特華倫，雖然在思想上比較開明，也很欣賞馬克思的才華，但還是很難完全擺脫門第之見。燕妮的母親則更是頑守貴族的傳統觀念。燕妮還有一個異母兄弟，比她大15歲的斐迪南，更是思想頑固。他們都不會同意這門親事。燕妮接受馬克思的求婚，是冒著和家庭破裂的風險的。而且，她也不是完全沒有預見到她和馬克思結合以後風險莫測的未來。但是，她斷然作出了她的選擇。從中可以看出她對真正的愛情的含義的理解，可以看出她對馬克思的信任，也可看出她的堅強的毅力。

　　馬克思在波恩大學讀了一年後，轉學到了柏林大學。這是遵從他父親的意見。這樣他就不得不與剛訂婚的未婚妻分離。

　　到柏林大學後，他學習很用功，同時懷著熾熱的心情眷戀著燕妮。使他苦惱的是，他不能通過寫信表達自己的情懷。因為燕妮已與他約定，在他們的婚約沒有得到承認並正式宣佈以前，她是不會和他直接通信的。她不願父母受到刺激，也不願為那些喜歡撥弄是非的人提供詆毀她的口實。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常常焦急不安和恍惚不定。正像一些在熱戀中的青年一樣，他將他的激情通過詩的形式表達。他手寫了三本詩，分別題為《詩歌集》、《愛之書》（第1部）、《愛之書》（第2部），先後獻給了在遠方的未婚妻。從詩的藝術看，它們並不是很好的，馬克思自己也認識到他缺乏這方面的才能，但作為真誠的愛的表白，它們是珍貴的。燕妮讀到這些詩時，常常感動得哭了。在以後的幾十年裡她一直將它們珍藏著，直到她的生命的最後一息，從來沒有給人看過。

　　燕妮也日日夜夜懷念著遠方的未婚夫，也因為不能和他直接通信而痛苦不安。她只有常常到馬克思家裡去，從馬克思的父親和他的姐姐索菲婭那裡得到一些安慰和溫暖，並得知一些馬克思的情況，而且她也有許多心裡的話要悄悄地對索菲婭說。索菲婭瞭解她的心情。她十分疼愛她，總是讓她在自己家裡呆得久一些，她除將馬克思的近況告知燕妮外，還寫信將燕妮的情況告知馬克思，作為他們之間感情和情況交流的橋樑。

　　老馬克思當然以有這樣一個兒媳而高興。他告訴馬克思，他「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愛她」。他信任燕妮的堅貞的感情，他告訴馬克思，沒有任何王公貴族可以動搖她的決心。他充分認識到燕妮所付出的代價。他寫信給兒子說：「以她的才華，她為你所作的犧牲，絕不是尋常女子所能做到的。」但是，老馬克思的心情又是復雜而沉重的。一方面，他希望兒子不要陶醉於愛情而影響了學業；更主要的是，他覺察到了兒子在政治方面愈來愈激烈的傾向，預感到兒子的前途是充滿了風險的，他為兒子憂慮，也擔心兒子不能給燕妮帶來幸福。

　　馬克思和燕妮，在整整經過七年以後，才得以衝破重重阻礙，克服種種困難，正式結婚。後來的事實證明，老馬克思的預感是正確的，而且，他們所經受的磨難和風暴，遠遠超過了老馬克思的估計。但是，燕妮對自己的選擇——對愛情的選擇，也是對生命道路的選擇，終身無悔。有一點，那可能是老馬克思百思不解的，即：燕妮認識到丈夫所從事的事業（那也成為了她的事業）的偉大意義，因而，她從自己的奉獻和犧牲中，得到了最高意義上的幸福。大學時代

　　中，開始就這樣說：「在生活中往往會有這樣的時機，它好像是過去一段時期結束的界標，但同時明確地指出新生活的方向。」可以看出，他是意識到大學生活對他的重要性。

　　他開始進的是波恩大學法律系。當時這所大學的校風不好，學生們大都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馬克思多少也沾染到這種習氣。他有時和一些同學到一家名為「白馬」的酒店喝酒，還因夜間醉酒喧鬧被學校關過一天禁閉。還有一次和一個貴族同學拔劍決鬥，他左眼上方的傷疤就是當時受了輕傷留下的紀念。從他父親當年給他的信中看來，他的花費是很大的，以至引起了父親的抱怨。但他學習還是很努力，得到了老師「十分勤勉和經常用功」的評語。在課外，他還閱讀了不少科學專著。

　　第二年，父親決定讓他轉學到柏林大學。他希望兒子脫離波恩大學學生們的那種浪蕩生活習氣。馬克思當時剛和燕妮訂婚，實在不願離開未婚妻，也不願離開風景優美的故鄉。但他不能違背父親的旨意。他於1836年10月乘坐郵車，沿著秋天的道路走了5天，幾乎橫穿整個國土到達了柏林。

　　柏林是普魯士王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的地方。而柏林大學又是思想鬥爭的中心，德國古典哲學最著名的代表黑格爾不久前在這裡講過學。馬克思進校時，許多講座還是由他的門生主持。

　　這所大學的學術空氣濃厚。馬克思喜愛這裡的學習環境，生活作風變得嚴謹了。他選課並不多，課外攻讀了大量學術著作。由於學習刻苦，也可能由於初次離開燕妮後心情的波動，有過許多不眠之夜，健康情況逐漸變壞。在讀完第一學期之後，他接受了醫生的勸告，到郊區一個漁村度過了整個夏天。

　　那裡環境幽靜，空氣新鮮。他一面休養，一面還是埋頭讀書、思考，主要是鑽研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從而領會了辯證法的奧秘，這對他後來科學地從事學術研究是大有助益的。

　　不久，他參加了當時最進步的資產階級團體——青年黑格爾派的「博士俱樂部」。他們對德國落後的狀況和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不滿。他們批判的鋒芒主要是指向宗教——普魯士君主專制的重要基礎。馬克思是俱樂部中最年輕的成員。一位大學時代的成員這樣描寫他當時的容貌：「他前額很高，濃黑的眉毛下閃爍著炯炯有神的目光，還有一個輪廓分明、略帶剛硬的口形。這種面貌證明了一種強烈地表現出來的嚴肅、堅定而果敢的性格。」他以非凡的才能、淵博的學識、敏銳的分析力，博得了那些較他年長的青年黑格爾分子的稱頌，成為俱樂部的精神領袖之一。

　　1839年起，馬克思埋頭研究古希臘哲學史，著重研究伊壁鳩魯派、斯多葛派和懷疑派的哲學。他之所以把這三派作為研究的重點，是因為他認為亞里士多德以後的希臘哲學的發展和黑格爾以後的德國哲學的發展，都是自己時代的自由思想的體現。1840年下半年起，他開始寫博士論文，題目是：《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差別》，宣揚他們的唯物主義自然觀。他為伊壁鳩魯這一古希臘最偉大的啟蒙者和公開反對信仰上帝的人的無神論辯護。他堅決反對使科學服從於宗教，給人類自由思想套上枷鎖的任何企圖，這也就是向基督教的普魯士國家和封建制度宣戰。在論文中，他還闡明瞭哲學和生活的辯證統一原則。他說：「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那就意味著哲學應當成為改造世界的工具。同時哲學也在同現實生活的聯繫中，不斷得到發展。這裡已經包含著他後來科學地闡明的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辯證原則的萌芽。

　　這篇博士論文中仍然持有黑格爾的觀點，但他的思想已表現出很大的獨立性，遠遠地超過了青年黑格爾派所能達到的水平。

　　1841年3月，在博士論文已完成後，他寫了一篇充滿戰鬥激情的序言，更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場。他公開宣佈自己是同宗教誓不兩立的無神論者。他推崇在少年時代就受到他敬愛的普羅米修士，那個將天火送給人類的希臘神話中的英雄，稱他是「哲學歷史上最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他借用普羅米修士的話宣告：「我痛恨所有的神」。並借用普羅米修士的話回答那些為反動勢力效勞的人：也不願受人奴役；我寧肯被鎖在岩石上，

　　也不願作宙斯的忠順奴僕。

　　他以普羅米修士的高尚的精神作為鼓舞、激勵自己的力量。而普羅米修士的命運也正象徵著他自己將來的命運。為了讓真理的火去點燃受難者的心靈並使他們獲得解放，他寧肯終生承受流亡、貧困的折磨，寧可面對風暴雷電。與普羅米修士不同的是，他不是被希臘神話的主神宙斯，而是自願鎖在岩石上的。

　　1841年3月，馬克思大學畢業。當時普魯士處在國王威廉第四的統治下，這是一位「最偽善、最狡猾的」封建專制君主。那些敢於發表共和主義言論的大學教授受到暗探的監視，不少大學生由於發表政治講演而被逮捕。一些進步的教授因而紛紛被迫離開大學。馬克思原打算到波恩大學執教的，在這種情勢下，他只好放棄了這一打算，轉移到了新聞戰線。

　　1942年初，他寫成第一篇政論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這個在18 41年底頒布的檢查令以其表面漂亮的言詞蒙蔽了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表示歡迎。但馬克思卻雄辯地揭露了這個新的檢查令的欺騙性、虛偽性，及其反動的實質。最後他指出：「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將矛頭直接指向封建體系。事實也證明，正是由於書報檢查的限制，這篇文章當年沒有可能在普魯士發表。

　　接著，馬克思又開始為《萊茵報》撰稿。《萊茵報》是由自由資產階級在科倫創辦的，他們吸收了一批青年黑格爾派的代表參加編輯工作。馬克思認為可以將該報作為宣揚革命民主主義觀點的陣地。但原來的主編還不足以勝任這一職責。1842 年10月，馬克思正式接任為主編，他當年只有24歲。在他的主持下，報紙的革命民主傾向表現得愈益濃厚，報紙的影響也不斷擴大，訂戶增至3400多戶，不僅超出了萊茵省，也超出了普魯士。

　　在《萊茵報》時期，特別是他當主編以後，他與青年黑格爾派的分歧已日益明顯。他不贊成他們總是傾向於把哲學上的批判看作就是目的，而不是把這種批判同公開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他認為「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並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報紙必須表達人民的思想和願望，「真誠地和人民共患難，同甘苦，齊愛憎。」他在《萊茵報》上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通過具體事實來揭露專制制度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為了駁斥政府對他的「歪曲事實，誹謗政府」的指責，馬克思曾到摩塞爾河地區進行實地調查研究，接觸農民，深入瞭解他們的貧困狀況。

　　在當時普魯士「這個沒有警察局發的牌號連狗也不能生存的地方」，要辦《萊茵報》這樣一份報紙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既要堅持立場，揭露現實，指明方向，又要對付可怕的書報檢查的折磨和官方不時的指控。馬克思十分注意鬥爭的策略，利用一切從事合法工作的可能性，在內容允許的限度內使「形式」緩和一些。而有時，他還有意作弄那些檢察官。——他堅守在崗位上，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是因為我認為有義務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不讓暴力實現自己的計劃。」

　　但反動政府終於不能容忍，在1843年1月作出決定，從4月1日起禁止《萊茵報》出版。這立即在萊茵省激起了抗議的浪潮，要求國王撤銷查封的命令。摩塞爾河沿岸的農民也紛紛請願，他們說我們不知道《萊茵報》散佈過謠言，誹謗過政府；我們只知道報紙報道了我們地區和我們命運的真實情況。

　　但是報紙的股東們卻指責馬克思的思想過激，要求馬克思放棄反政府的立場。這當然是馬克思所決不能接受的。他在一封信中說：「在這種氣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為了自由，在這種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厭惡的。我討厭這種小手小腳而不是大刀闊斧的做法。偽善、愚昧、赤裸裸的專橫以及我們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氣吞聲、謹小慎微使我感到厭倦。總而言之，政府把自由還給我了。」1843年3月 17日，他發出了退出編輯部的聲明。但報紙還是被迫在4月1日停刊了。

　　當馬克思大學剛畢業時，一位青年黑格爾分子就這樣讚揚他：既有深思熟慮、冷靜、嚴肅的態度，又有最敏銳的機智。

　　設想一下，如果把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萊辛和黑格爾合為一人——我說的是結合，不是湊合——那麼結果就是一個馬克思博士。」而當他剛剛踏入社會，通過在《萊茵報》這一年的工作（其中擔任主編5個月），就更擴大了他的聲譽和影響。進步的人士用讚賞的眼光注視著這位年輕的主編，而反動派則對他充滿了仇恨和警惕。也正是通過這一段工作，通過與德國現實生活的接觸，使他對社會問題更為關注。這是他從研究政治轉而研究經濟關係的開始，也是他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開始。

　　在馬克思退出《萊茵報》編輯部不久，在他和燕妮秘密訂婚7年，飽經愛情生活的折磨以後，終於衝破了阻礙，於1843年6月19日舉行了簡樸、端莊的婚禮。他們在美麗的萊茵河畔作了短暫的密月旅行，度過了在他們一生中最美好、恬靜的時光，接著就開始了更為漫長，更為艱苦，雖然也可以說是更為壯麗的生涯。流寓巴黎

　　他之所以去巴黎，是因為普魯士反動的氣氛使他感到窒息，深感到在那裡難以積聚革命力量，進行革命理論的宣傳。

　　當他準備動身前，普魯士政府通過他父親的朋友向他提出建議，邀他去政府任職，那樣他就可以享受平安、富裕的生活。他斷然拒絕了這種收買，而寧願流亡到異國。自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來，巴黎一直是革命的中心，成了歐洲各國革命者所嚮往的地方，聚集著各種社會主義學派的活動家。巴黎也是德國政治流亡者集中的地方，他們和德國各地有著廣泛的聯繫。通過他們可以把革命的影響擴展到德國。當時巴黎也是世界科學和文化最大的中心之一。所以，馬克思是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巴黎的，他將它稱為「新世界的新首府」。

　　僑居巴黎的流亡者熱情地歡迎這位已有很高聲譽的原《萊茵報》主編的到來，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有名的活動家，經常到他家作客。德國著名詩人海涅在那一時期成為馬克思最親近的知己。馬克思對海涅的創作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海涅對馬克思懷著始終不渝的敬意。

　　馬克思的朋友們在他家裡不僅受到親切的關懷，而且還得到經常的幫助。燕妮在結婚後不久得到了一筆不大的遺產。

　　當窮困的同志和朋友們來看望他們時，他們把放錢的匣子打開放在桌上，每個人可以從中取去他所需的數目。

　　在巴黎，馬克思還經常與工人接觸，有一些夜晚，他到工人住室裡或去工人聚集的小酒店中，與他們促膝談心，他和燕妮還經常到工人家庭進行訪問。他曾懷著激情寫道：「人類的兄弟情誼在他們中間不是詞句，而是真實，而且人類的高貴從那被勞動鍛煉得剛強的形象中，向我們發出光彩。」

　　馬克思還經常參加德法兩國工人的集會和工人秘密團體的活動。但他沒有加入其中任何一個團體，只是同它們的大多數領導人保持私人交往，因為他並不贊成那些團體的理論觀點、組織原則和活動方式。

　　馬克思到巴黎後的頭幾個月，埋頭干《德法年鑒》的籌備工作。創辦這個刊物是他到巴黎來的主要目的之一。由於另一主編盧格在病中，組稿和編輯的重擔全部落在他的肩上。馬克思克服了種種困難，《德法年鑒》第1、2期合刊終於在1844年 2月底出版。馬克思是這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發表了他給盧格的三封信和《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指出了「新思潮的優點就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他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使人類擺脫政治和社會壓迫，而那「被徹底的鎖鏈束縛著的階級」，即無產階級，是能夠徹底進行革命的唯一力量。他闡明瞭革命理論的重要性，「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因此，馬克思要求把先進哲學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只有這樣，哲學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無產階級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他以樂觀的語調說：「讓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屍體吧。最先朝氣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們的命運是令人羨慕的。」

　　是的，馬克思就正是最先朝氣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

　　在這一期刊物上撰稿的，還有德國民主主義陣營中最著名的人物，如盧格、海涅、海爾維格、赫斯、恩格斯等。這期刊物出版後，受到了革命者的重視和歡迎。法國革命者把馬克思的論文看作是「德國的天才人物給予法國人的最偉大和最優秀的禮物」。但是，普魯士國王卻感到了恐慌和震驚，他命令要動用一切手段阻止這個刊物偷運入境，並下令馬克思等撰稿人一進入普魯士國境就立刻予以逮捕。

　　《德法年鑒》只出了一期合刊就停刊了。因為馬克思和另一主編盧格存在著嚴重原則分歧。盧格雖也不滿於現存的制度，但他只是想進行社會改良，不同意馬克思的革命思想。而且他也是一個不敢迎著風浪前進的人。他拒絕承擔他原已應允拿出資金的義務，造成了經費上的困難。

　　《德法年鑒》雖然只出了一期合刊，但它不僅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且它的光華將一直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閃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德法年鑒》上還發表了恩格斯的兩篇文章。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第一次同時在一個刊物上出現，他們的思想觀點以至用語都驚人地相似。從此奠定了他們友誼的基礎，並成為他們共同為一個偉大的事業而並肩戰鬥的開端。偉大友誼的開端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普魯士人，都受到過德國古典哲學的熏陶，都具有戰鬥的批判精神，通過不同的經歷，得出了一致的結論，走向了共同的道路。用梅林的話說：「馬克思是通過對法國革命的研究理解了當代的鬥爭和要求，而恩格斯則是通過對英國工業的研究做到這一點的。……他們的思想，一個浸浴著法國革命的光輝，另一個浸浴著英國工業的光輝，——這兩者都是開創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歷史的偉大歷史變故。」

　　恩格斯於1820年11月2日誕生於普魯士萊茵省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個篤信宗教、思想保守的工廠主。恩格斯在學校各門功課都不錯，並具有特殊的語言才能，除德語外，還學會了拉丁語、希臘語等。他喜歡寫詩、繪畫，也愛好騎馬、擊劍、游泳等體育活動，是一個求知慾旺盛、性格活潑的少年。但當他還不滿17歲，中學還未畢業時，他的父親就命令他到自己的營業所去經商。一年以後，又把他送到不來梅一家貿易公司工作3年。在業餘的時間，他勤奮自學，獲得了哲學、文學方面的豐富的知識。而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觀察，他逐漸瞭解了當時的各種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開始關心政治鬥爭，並發表文章，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1841年春天，他到柏林服兵役，當一名炮手。在這期間結識了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參加了他們所組織的哲學論戰，還為《萊茵報》撰稿。服役期滿，從德國來到英國，住了將近兩年。這是他思想和生活的一個轉折點。他把自己空閒的時間幾乎都用來和普通工人交往，詳細瞭解了英國工人的生活和鬥爭狀況，使他深刻瞭解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同時，他還研究了英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空想社會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差不多與馬克思同時完成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他的思想觀點反映在發表在《德法年鑒》的兩篇文章中。

　　1842年，恩格斯在科倫《萊茵報》編輯部就與馬克思見過面，當時兩人對青年黑格爾派的看法和態度不一致，也由於相互缺乏瞭解，所以見面相當冷淡。但在《德法年鑒》上他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一文，給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馬克思從此開始與恩格斯通信。1844年8月，恩格斯在回國途中繞道巴黎會見過馬克思。這次情況與上次大不相同，他們都無比高興，互相談論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看法。

　　恩格斯後來回憶說：「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他還寫信給馬克思說：「我還從來沒有一次像在你家裡度過的十天那樣感到心情愉快的人，感到自己真正是人。」

　　時代的浪潮將兩個年輕人——馬克思26歲，恩格斯24歲——推到了一起。他們的這次會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歷史性的會見。從此，他們共同向舊社會宣戰，使反動派驚惶不安；並共同探討通向理想世界的科學道路，得到了愈來愈多的工人們的響應，逐漸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他們共同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合寫一部書，批判曾經對他們發生過重大影響的當時已越來越陷入主觀唯心主義、在政治上日趨保守的青年黑格爾派，並闡述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奠定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這部書後來命名為《神聖家族》。

　　馬克思在《德法年鑒》停刊後，埋頭研究理論問題。主要成果體現在《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一書中。此外，他還為在巴黎出版的一份德文報紙《前進報》撰稿。在他的影響下，這份報紙表現出強烈的反普魯士和宣揚共產主義的傾向。結果，法國政府下令把《前進報》的許多撰稿人首先是馬克思驅逐出境，從而結束了馬克思在巴黎的一年半的生活。

　　馬克思不能回到普魯士，就於1845年2月，動身去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但普魯士政府也沒有讓他在比利時得到安身，要比利時政府將他驅逐出境。馬克思被迫於1845年12月放棄了普魯士國籍，從此以後，就像他所說的：「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兒就在哪兒工作。」

　　馬克思到布魯塞爾不久，燕妮也帶著他們不到一歲的女兒來了。他們生活無著。恩格斯得知這一情況後，急忙接濟他們。這是他第一次給予馬克思的友好的支援。後來這種援助成為經常性的。

　　1845年4月初。恩格斯在完成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以後，也來到布魯塞爾。馬克思和他決定再合作寫一部書《德意志意識形態》，以進一步探討一些問題。在這部著作裡，清算了曾給他們巨大影響的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批判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不徹底性。首次提出了用唯物主義理解歷史的基本原理，即歷史唯物主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並論述了共產主義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性，還描繪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提出了在革命改造過程中，不僅社會制度要發生變化，而且人本身也要發生變化。

　　這部著作當年沒有找到願意接受的出版商，到1932年才第一次在蘇聯出版。

　　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學說看成是對世界進行革命改造的武器，他們意識到，有必要組成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

　　而為此必須從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進行大量的準備工作。

　　他們於1846年初在布魯塞爾聯繫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通過通信，使分散在歐洲各國的共產主義團體加強了聯繫，提高了各國共產主義者和先進工人的思想覺悟，培養了第一批獻身於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共產主義先鋒戰士，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準備了條件。

　　當馬克思領導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為傳播共產主義開展活動時，在工人運動中正流行著各種錯誤思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魏特林的空想共產主義；格律思、克利蓋等人宣揚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蒲魯東所宣揚的社會主義……他們雖都對現存的社會制度不滿，但他們的理想或帶有空想的平均主義的色彩，或幻想把社會一切成員都變成小私有者，或從抽像的人性出發，宣揚「愛」就是一切，…… 而他們的共同之處就是反對革命鬥爭，宣揚和平改良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各種論戰形式，同這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並通過批判闡述了自己的論點，逐步擴大了科學共產主義在工人中的影響。

　　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對改造「正義者同盟」進行了努力。

　　正義者同盟原是僑居法國的德國工人，主要是手工業工人的組織，1836年成立於巴黎。40年代初，同盟的領導中心轉移到英國倫敦，逐漸具有國際性，參加同盟活動的除德國人外，還有瑞士人、荷蘭人、捷克人、俄國人等，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瑞士等國都建立了支部。它的宗旨是「希望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希望無論什麼人生活得都一樣：不比別人好，也不比別人壞，希望大家共同承受社會的負擔、苦難、歡樂、喜悅……」。它的口號是「人人皆兄弟」。顯然，同盟是受到了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它企圖用密謀的策略和發動少數人起義的手段，來達到在德國建立「共產主義」的目的。這個同盟曾邀請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被謝絕了，因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當然不會同意同盟的指導思想和密謀策略。但他們和同盟保持著密切聯繫，參加了同盟的一些活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對同盟的領導人及其成員們不能不起到影響。由於參加了英國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盟員們的階級覺悟有了提高，他們從鬥爭實踐中認識到通過密謀的策略是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的。正如恩格斯所說：「過去的理論觀念的毫無根據以及由此產生的實踐上的錯誤，愈來愈使倫敦的盟員相信馬克思和我的新理論是正確的。」

　　1847年1月，正義者同盟在召開代表大會之前，派了特使去見馬克思、恩格斯，邀請他們入盟，並向他們表示：同盟的領導者認識到他們理論的正確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在大會上闡述自己的觀點，然後作為同盟的綱領發表。經過與特使的談判並慎重考慮後，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邀請，只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加入同盟的條件：要求「摒棄章程中一切助長迷信權威的東西」。馬克思厭惡個人迷信，終生對狂熱的崇拜持有反感。

　　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倫敦舉行了共產主義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大量的工作，馬克思因為缺乏路費沒有能參加大會。恩格斯去了。在大會期間，恩格斯根據他同馬克思商量的計劃，系統地闡述了科學共產主義思想，為同盟起草了綱領草案《共產主義信條草案》。正義者同盟改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這不單是名稱的改變，而是性質的改變。大會拋棄了「人人皆兄弟」的口號，接受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口號。同盟由原來帶密謀性的半秘密工人組織改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這是無產階級鬥爭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馬克思出席了1847年11月29日至12日8日舉行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成了大會上非常受注視的人物。一位出席大會的盟員後來這樣記述了自己的印象：「他中等身材，結實有力，肩寬額高，滿頭密密的黑髮，目光炯炯，能洞察一切。就是那時他的尖刻的諷刺已足以使他的論敵喪膽了。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領袖。他發表的演說簡潔而有條理，邏輯性發展；他決不浪費筆墨，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涵義，都是整個論據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在這次大會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說服和鬥爭，克服了某些盟員的宗派主義情緒和錯誤觀點，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所取得的成果。他們被委託起草宣言。1848年元月，由他們兩人共同執筆的《共產黨宣言》脫稿。它簡要、系統地闡述了他們所制定的學說的原理及其三個組成部分：

　　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具有無比豐富的思想，堅不可摧的邏輯力量。而其優美的形式和文筆，可與世界文學名著媲美。

　　宣言是以響亮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結尾的。這口號在全世界激起了回聲。恩格斯說：「在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共產黨宣言》是傳播最廣和最帶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起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在革命的暴風雨中

　　就在《共產黨宣言》發表的那一年（1848年），歐洲大陸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首先是在法國進行了二月革命，推翻了代表金融貴族利益的七月王朝。在其影響下，奧地利、波蘭、意大利、德國等國也相繼燃起了民族解放的烈火。

　　當法國人民勝利的消息傳來時，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極為歡欣和興奮。比利時政府懾於席捲歐洲的共和運動，開始鎮壓民主主義者，首先是外國的流亡者。 3月3日，警察逮捕了馬克思。當晚又將燕妮拘留，把她和妓女關在一起，這種卑劣的作法，激起了廣大公眾的憤怒和抗議，迫使政府第二天釋放了他們，將他們驅逐出境。其實，馬克思原就準備離開布魯塞爾而投身到革命的中心去。他已接到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熱情的邀請信：「勇敢而正直的馬克思，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蘭西向您……敞開著大門。」

　　馬克思和恩格斯先後到達巴黎。共產主義同盟授權由馬克思在巴黎組織新的中央委員會。他們非常關注已爆發了革命的德國的形勢，起草了《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這一文件經同盟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後頒發了。文件全面闡述了德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具體政治、經濟要求。他們還做了大量的勸阻工作，要那些在巴黎的德國工人和流亡者保持清醒頭腦，不要相信有人提出的「用刺刀把自由帶進德國」的以為革命可以輸入的口號，以及組織義勇軍進入德國的這種「把革命當做兒戲」的做法。說服他們單個返回祖國，分散到全國各地去參加和領導運動。

　　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於四月初離開巴黎，返回德國參加革命。他們選定科倫作為活動基地——當時那裡是革命中心，他們決定創辦一份日報，因為那樣可以及時地反映當前國內外的整個局勢，能夠宣傳共產主義同盟的路線和策略，指導群眾的革命鬥爭。要辦報，首先就是經濟問題。馬克思把自己得到的一筆遺產幾乎全部獻了出來，又多方設法籌募了一些資金。

　　在克服了重重困難後，於1848年6月1日創刊了《新萊茵報》——這是第一份革命政黨的機關報。

　　這家報紙的編輯集中了一批優秀的年輕的工作人員，而馬克思是主導和靈魂。他掌握大的政治方向，寫了大量的社論和評論，分析了鬥爭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提出正確的策略。他注視的不僅是德國，也評述了歐洲各國運動中的一切重大問題。《新萊茵報》不僅是德國民主派而且無形中成了歐洲民主派共同的機關報。它在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贏得巨大的信任。

　　在那些革命的日日夜夜，馬克思除主持報紙的工作，撰寫大量文章外，還積極地直接領導民主運動，參加群眾的集會，走在示威遊行的行列中。他還曾趕往柏林、維也納等，同當地的民主運動的領導者討論局勢，推動運動的發展。

　　由於德國資產階級軟弱得像「被革命嚇破了膽的老人」，他們對君主制度採取了妥協政策。普魯士國王於1849年2月建立了新國會以取代國民議會，人民在革命初期爭取到的權利又逐步喪失。反動派得以有計劃地向人民進攻。馬克思曾兩次出庭發表了演說，擠滿法院的群眾熱烈地向他歡呼致敬，甚至首席陪審官也代表陪審員對馬克思富有教益的說明表示感謝。當時科倫檢察長向普魯士司法部報告一次傳訊的情況時，是這樣說的：馬克思「由幾百人護送到法院大樓……當他出來的時候，這些人又以暴風雨般的歡呼迎接，並且毫不隱瞞地表示，如果馬克思被捕入獄，他們將用暴力解救他」。

　　1849年5月，在德國革命和反革命進行最後決戰的時刻，馬克思一直堅守《新萊茵報》的戰鬥崗位，對發展中的局勢作出及時的報道並發表評論，提出戰鬥的策略和鼓舞人民的鬥志。反動當局決心要摧毀這一強大的堡壘。由於馬克思已宣佈放棄普魯士國籍，他們就指責馬克思是違反僑居法的「外國人」，限他24小時內離境。恩格斯和編輯部其他的成員也受到迫害。《新萊茵報》無法繼續出版了。5月19日，它用紅色油墨印出了最後一期。馬克思在社論《新萊茵報被勒令停刊》中指出，他領導的報紙始終是無產階級利益堅決的、徹底的捍衛者，「我們拯救了我們祖國的革命榮譽！」而恩格斯回憶說：「我們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壘，但我們退卻時攜帶著自己的槍枝和行裝，奏著軍樂，高舉著印成紅色的最後一號報紙的飄揚旗幟……」

　　馬克思在革命的風暴中度過了兩年，跨進了30歲。當他埋頭於理論研究時，他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而在革命的風暴中，他又是一個英勇的戰士，顯得那樣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他勝利地經受了考驗。

　　而現在，他又面臨新的更為漫長的嚴酷的考驗。流亡倫敦

　　馬克思被普魯士政府驅逐出境後，於1849年6月初來到巴黎。7月初燕妮和孩子們也來到巴黎。但他們還沒有安頓好，復辟的法國反動政府就命令他們離開，只允許他們永遠居住在外省的一塊有瘴疫的沼澤地區。馬克思憤怒地指出，這是「變相的謀殺」。後來，法國政府又下了驅逐令，要馬克思和燕妮在24小時內離開巴黎。這是他們第四次遭到這樣的迫害，前三次是：1845年被驅逐出巴黎，1848年被驅逐出布魯塞爾，1849年5月被驅逐出科倫。

　　他們一家於1849年秋天來到了倫敦。那時歐洲各地的革命已先後被鎮壓，反動派氣焰囂張。而馬克思的意志仍堅定不移，依然保持著科學的歷史的樂觀主義，他認為重要的是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他寫了《1848—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等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並繼續密切注視各國的經濟和生活，分析當前的形勢。革命失敗了，但鬥爭並沒有停止。

　　當時，各國的政治流亡者也紛紛來到倫敦。他們無依無靠，渴求援助。通過馬克思的努力，成立了救濟流亡者的委員會。他被選為委員會的主席，為了向各方募捐籌款，花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他的家也經常接待流亡的客人。

　　事實上，到倫敦後，馬克思自己一家也幾乎瀕於絕境。為創辦《新萊茵報》已耗盡了他的存款。歐洲大陸各國的出版商都不敢承印他的著作。1851年起，他開始為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撰稿，但稿費十分微薄。他們只得住在條件很差的房子裡，有時還因為沒有如期交付欠下的房租而被趕了出來。可以從燕妮當時的一封信中看到他們悲慘的情景：「由於我們手頭沒有錢……於是來了兩個法警，將我們不多的全部家當——床鋪衣物等——甚至連我那可憐的孩子的搖籃以及眼淚汪汪地站在旁邊的女孩們比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們搬遷過幾次，住房條件和環境都很差。一直到1856年燕妮得到了她母親的一筆遺產，他們才遷居到倫敦西北郊一幢較寬敞的房子裡。

　　而全家的生計更是難於應付。在麵包鋪、肉鋪、牛奶商、蔬菜商和茶葉商那裡都經常賒欠。當鋪成了他們經常出入的地方，有時連出門穿的衣服、鞋子都送了去。他們全家有時幾個星期只能吃土豆和麵包，甚至還不得不挨餓。馬克思寫文章沒有錢買紙，文章寫好了又沒有錢郵寄。

　　由於住房條件差，缺吃少穿，倫敦氣候又潮濕，全家人的健康當然會受到損害。馬克思常常疾病纏身，燕妮和孩子們也多次臥病在床，而他們又缺錢買藥。幾年之內，他們的三個可愛的孩子都夭折了。1850年11月，剛一週歲的享利希·吉多死於肺炎。燕妮說：「我是多麼傷心，這是我第一次失掉孩子。」

　　而不到一年半，又一個剛過週歲的孩子小弗蘭契斯卡又去世了，他們甚至沒有買棺材的錢。三年以後，他們又經受了更沉重的打擊，心愛的十歲的兒子埃德加爾又死於結核病。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親愛的孩子曾使我們全家充滿生氣，是全家的靈魂，他死後，家中自然完全空虛了。簡直無法形容我們失去了這個孩子以後的淒涼的景象。我已經遭受過各種不幸，但只有現在我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不幸。」

　　但是，反動勢力的囂張、處境的艱難、家庭的不幸都沒有挫傷他的堅定的革命意志，而是踏踏實實地做各種準備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他繼續從事理論的研究，重點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繼續關心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並與他們的領導人保持聯繫，給他們指出正確的方向，提供鬥爭的策略。他還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論述資產階級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他對殖民地和附庸國的命運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異常關心。他以同情的眼光注視著中國，非常重視當時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太平天國起義，熱情地頌揚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預示了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馬克思指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同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是互相支持和互相影響的。支持殖民地和附庸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是無產階級的義務。

　　從馬克思當年和恩格斯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這樣一種現象：當他憂心忡忡地述說了一些家庭不幸的生活狀況以後，又一轉以明朗的語調談論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這正像燕妮所說的：「由於自己的毅力，由於平靜、明確而沉著地意識到自己的本質，所以馬克思能夠超然於經常纏繞著他們生活的繁瑣憂慮之上。災難和痛苦的熔爐只是把他鍛煉得更為剛強。」

　　以馬克思的才能是不難得到一個較好的職位以維持一家的生活的。但那樣就會影響他從事科學研究和政治活動。他說：「……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走向自己的目標，不允許資產階級社會把我變成賺錢的機器。」

　　在他，決不對「人類的苦難」背過臉去，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履行神聖的職責」，為此，他寧願自己承受苦難。溫暖的家

　　雖然是在那樣動盪不安的貧困陰影的籠罩下，在馬克思家裡並不缺乏和睦的氣氛，並不缺乏笑聲。

　　馬克思的敵人總是用各種可怕的詞句來形容他，說他冷酷、高傲、專制等等。他在政治鬥爭中是堅毅頑強的，對於敵人的揭露和批判是無情的；在公眾集會上，他也是那樣威嚴莊重。但是，在朋友面前，他親切、隨和、並富有幽默感。在家裡，他是一個對妻子充滿了溫情的丈夫，是一個鍾愛孩子的父親。

　　由於馬克思的面孔黝亮，頭髮漆黑，他的親人們，連他的孩子，都叫他摩爾，那意思是「黑人」。

　　出身於貴族之家的燕妮，與馬克思患難與共。無論是在顛沛流離中，在貧困交加中，在狂風暴雨、刀光劍影中，她對丈夫的感情始終堅貞不渝。她說：「痛苦可以鍛煉一個人，而愛則給我們以支持。」

　　同時，她還是馬克思的真正意義上的戰友。在繁重惱人的家務以外，她還協助丈夫工作，在緊張危急的情況下，她總是站在丈夫身邊。她也參加一些工人活動，參加秘密約會，為黨傳遞信息；她還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對一些問題提出中肯的意見；她充當過丈夫的秘書，為他謄抄稿件或筆錄他的口述，在《共產黨宣言》的原稿中就有著她的筆跡……有一個朋友曾稱呼她為「仁慈的夫人」，她不滿地說：「你為什麼這樣稱呼一個老兵？稱呼一個兩鬢斑白的運動參加者？稱呼一個誠實的戰友和同志？」

　　馬克思對燕妮的感情，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誠然，世界上有許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麗。但是，哪裡還能找到一副容顏，她的每一線索，甚至每一處皺紋，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強烈而美好的記憶？」1856年6月，燕妮帶著三個孩子回到故鄉特利爾去探望身患重病的母親。這是他們結婚後第一次較長時間的分離。馬克思給燕妮寫了一封感人肺腑的長信，談到她離開後他的孤獨感，談到在心裡經常和她交談，談到他多次看著並吻著她的照片。他說：「深摯的熱情由於它的對象的親近會表現為日常的習慣，而在別離的魔術般的影響下會壯大起來並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愛情就是如此。」

　　一直在他們身邊的小女兒愛琳娜是他們關係的最好的見證人。她說：「整整一生中，不論是在幸福的時刻或在困苦的日子裡，愛情和友誼始終聯繫著他們，他們從不知道動搖和疑慮，他們互相忠實到最後一刻，連死亡也未能使他們分開……

　　沒有燕妮，那麼馬克思也就不成其為馬克思，這決不是誇大。

　　兩個生命（兩個卓越的生命）能結合得如此緊密，互相取長補短，的確是見所未見的。」

　　馬克思是個慈愛的父親。為了孩子們，甚至毫不猶豫地中斷自己的工作。在孩子們面前，他完全聽任擺佈。他和孩子們一道遊戲。孩子們有時將他當馬騎，有時要他扮做公共汽車。

　　孩子們最愉快的時刻就是在郊遊，在路上，馬克思為他們講自己編造的故事，使他們聽得津津有味。故事的長短依照所走的路程的長短而定。

　　馬克思非常注意對孩子們的教育，逐漸向他們灌輸各種知識，向他們講解一些有名的文學作品。他的三個女兒：小燕妮、勞拉和愛琳娜從幼小時就能背誦莎士比亞劇本的整場的台詞。她們所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和文學的熏陶，對她們成年後的事業和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她們後來也都參加了革命工作。

　　說到馬克思的家庭生活時，不能不提到海倫·德穆特（琳蘅）。馬克思和燕妮結婚不久，燕妮的母親就把琳蘅送到燕妮身邊，她從此就成了這個家庭的成員。她比燕妮更善於安排日常家務，像母親一樣地保護他們全家，為他們分擔憂慮，應付各種困難。他們全家也都愛她。凡是知道馬克思家庭情況的人，也就永遠不會忘記這位品性高貴、善良的婦女。當馬克思夫婦先後去世以後，恩格斯又將她接到了自己的家裡，她又擔負起照顧恩格斯一家的任務。

　　就是這樣一個家庭，成為馬克思在暴風雨的航行中可以停泊的港口，使他的精神可以得到溫暖的巢穴。他和家人相依為命。雖然他有時也哀歎，由於他所選擇的道路，給他的親人們帶來了這麼多的痛苦。而他的親人們對他卻從無怨言，並以他為驕傲。

　　馬克思的家，也是朋友們相聚的地方。他一家有許多忠實的朋友，其中的第一位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9月結束了他在公司的一切事務，從曼徹斯特遷居倫敦，住在離馬克思家不遠的地方，從此他們朝夕相處。恩格斯自己沒有孩子，他把馬克思的女兒看作是自己親生的女兒一樣，而她們也把恩格斯看作是自己的第二父親。無雙的聯盟

　　不僅馬克思的女兒們將恩格斯看作是第二父親，馬克思也將恩格斯看作是「第二自我」

　　從1844年8月，他們在巴黎那一次歷史性的會見起，就奠定了他們的友誼。這友誼是以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事業為基礎的，因而隨著鬥爭的發展和深入，他們並肩戰鬥，患難與共，就愈益增強了彼此之間的瞭解和信任，使他們的友誼發出了耀眼的光芒，在中外歷史上，很難找到可以與之媲美的例子。

　　馬克思曾寫信給拉法格說：「您知道，我已經把我的全部財產獻給了革命事業。我對此一點不感到懊悔。要是我能重新開始生命的歷程，我仍然會這樣做。」這表現了一個偉大戰士的情懷和為事業獻身的精神。然而物質上的困乏仍然是一種惱人的沉重的壓力。如果沒有恩格斯在經濟上的經常的援助，馬克思在他的事業上和學術研究上將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難。如我們所知道的，有多少天才終究在貧困中被折磨得難以發揮其才智和能力，並鬱鬱以終。

　　當1845年，馬克思被法國政府放逐來到布魯塞爾時，囊中空空，當時恩格斯就立即伸出友誼的手。他寫信給馬克思說：「至少，不能讓那些狗東西因為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經濟困難而高興。」馬克思於1849年流亡到倫敦後，除了有一段時期為美國的《論壇報》定期寫稿，得到一點微薄的稿酬外，一直沒有固定的職業，因而長期在貧困的深淵中掙扎、苦鬥。恩格斯為了從經濟上幫助馬克思，他於1850年從倫敦遷居到曼徹斯特，到一所公司任職。開始只是一個普通職員，收入也並不多，只能不定期地給馬克思寄出幾個英鎊，後來，他每月甚至每週定期給馬克思匯款。許多年後，當他成為公司的股東，就不斷地匯寄大筆的款子。他對於他所從事的職業是厭惡的，稱那為「該死的生意。」但他寧可忍受這種桎梏，是由於「為了保存黨的最優秀的思想家」。而馬克思在一封向恩格斯求援的信中說：「老實說，我寧可切掉我的大姆指，也不願給你寫這封信。

　　半輩子依靠別人，一想起這一點，簡直使人感到絕望。這時唯一使我挺身起來的，就是意識到我們兩人從事著一個合夥的事業。」馬克思還向恩格斯這樣談到過自己的心情：「我的良心經常像被夢魘壓著一樣感到沉重，因為你卓越的才能主要是為了我才浪費在經商方面，才讓它們荒廢，而且還要分擔我一切瑣碎的憂患。」以馬克思這樣富於自尊心的人而不得不接受朋友的援助，而且意識到朋友為他而浪費了自己的才能，他當然會感到痛苦的。正如梅林所說：恩格斯作出這樣的犧牲和馬克思接受這樣的犧牲，都同樣需要崇高的精神。

　　他們雖同在英國，卻長達20年之久分居在倫敦和曼徹斯特，見面的機會很少。而每當恩格斯來信說將要來作客時，馬克思和他的全家都以喜悅的心情期待著他的來臨，如同期待一個節日。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持頻繁的通信，來往的書信有13 00多封，除了談生活狀況外，還探討了哲學、經濟、歷史、軍事、政治等方面的問題，這是寶貴的理論財富。列寧說，如果用一句話來表明他們全部通信的中心思想，那麼這個詞就是「辯證法」。

　　恩格斯說：「馬克思是人類的天才，而我們最多只是能者。」他說：「我高興馬克思這樣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而他始終謙遜地自稱是「第二提琴手」。他認為，能夠與馬克思並肩戰鬥40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馬克思稱讚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書，不管在白天還是黑夜，不管是頭腦清醒還是喝醉酒，在任何時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強，寫作和思想都極快」。他還在給恩格斯的信中這樣說：「你知道，首先，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其次，我總是踏著你的腳印走。」這兩位彼此相知極深的朋友所說的話都是真誠的。恩格斯連中學都沒有能夠上完，但通過刻苦的自學，具有廣泛的知識。他懂20種語言，還深入地鑽研過軍事科學，在《新萊茵報》時期，他寫過大量軍事評論文章，因而得到了「將軍」的綽號。他的思想敏捷，能很快看出事物的本質。他們相交後不久，就合作寫了《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後來又合作寫了《共產黨宣言》。

　　那以後，馬克思所有的著作和文章，都要徵詢恩格斯的意見，在政治鬥爭中的任何重大的決策，都要和恩格斯共同商定。在馬克思去世以後，恩格斯在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的幫助下，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整理出了《資本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這是一個極為繁重的工程，恩格斯投放了巨大的精力，因而列寧認為，這兩卷《資本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著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風貌和氣質上都不相同，但在思想感情上卻融為一體。作為朋友來說，他們親密無間，肝膽相照。作為戰友來說，他們親切合作而又保持著各自的個性，是無雙的聯盟。而作為他們友誼的基礎並日益促進他們友誼的發展的，是他們共同的戰鬥目標——共產主義理想。《資本論》

　　部被恩格斯稱之為有史以來對於工人階級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他25年苦心研究的成果。

　　他在當《萊茵報》的主編時，由於要對群眾的物質利益發表意見，因而促使他研究經濟問題。1843年遷居巴黎後，他閱讀了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作，作了大量的筆記。這一時期研究的成果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到布魯塞爾後，他繼續進行研究，發表了《僱傭勞動和資本》等著作。由於參加1848—1849 年的革命實際鬥爭，才一度中斷了研究。

　　流亡到倫敦後，他的研究工作又更深入地進行，而且他決定要將研究成果寫成一部書。

　　這部書原定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準備分6冊出版，並於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了第一分冊。到1862年，他改變了想法，決定選用《資本論》作為書名，而將《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副題。

　　為了寫這部書，他翻閱的資料汗牛充棟，讀過、做過筆記或摘錄的書有1500多種。他寫的手稿、摘錄、提綱和札記至少有100多本。《資本論》中的每一個理論原理，都是大量實際資料的概括，都是對眾多的書籍、文獻和報刊進行研究的結果。

　　只有當他認為對每一問題進行了徹底的研究，才肯下筆。為了深刻理解資本主義生產，他還閱讀了各種自然科學和技術書籍。他白天埋頭在大英博物館，往往無意雙腳擦地，久而久之，竟在他常坐的座位下留下了印跡。夜間，他又在家裡繼續研究和寫作。由於勞累過度，他常兩眼昏黑，頭腦劇痛，胸中發悶，經常患病，有時甚至在墳墓邊緣徘徊。

　　他還再三拖延了《資本論》第一部完稿的時間，他說這部書「第一次科學地表述了對社會關係具有重大意義的觀點，因此我必須對黨負責」。他以無情的自我批評精神和嚴謹認真的態度，不斷地在原有的基礎上作新的探索。不但在思想內容上，他還十分重視形式，要使它成為「完美的藝術品」。在第一卷完成後，他的修辭和謄清工作就花了一年零三個月。

　　燕妮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資本論》寫作時的情況，她說：

　　「您會相信，沒有什麼書是在更困難的條件下寫成的。我可以寫一本軼事，描繪那些沒完沒了的默默的操心、驚恐和痛苦。」

　　我們知道，在寫作這部書的那些年間，他們家經常為生計發愁，當《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完稿後，竟由於付不出郵資而寄不出去。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幽默而又不無辛酸地說：「未必會有人會在這樣缺乏貨幣的情況下來寫貨幣的文章。」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指出：「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的規律。」19世紀40年代，歐洲無產者都在思考著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受難？資本家為什麼能剝削工人？無產者的出路何在？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者試圖予以回答，但是都找不到正確的答案。《資本論》第一卷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中心部分，即剩餘價值學說，它揭示了資產階級存在的基礎是對工人階級剩餘價值的佔有，從而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和秘密，並從經濟上論述了無產階級所負的世界歷史使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剩餘價值理論是他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後的又一偉大發現。

　　在《資本論》法文版的序言中，他最後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言中，他表示對於反動勢力的「輿論偏見我從來就不讓步」。他說：「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但丁）的格言：『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吧！』」

　　前一句話是指追求真理的態度，後一句話是指堅持真理的精神——他自己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範例。

　　1867年4月，《資本論》的第一卷終於完成。他決定親自去將原稿交給在漢堡的一家出版商。在一個陰雨綿綿的早晨，他登上了倫敦港的一艘小客船。船將離岸時，雨勢愈來愈猛烈，傾盆而下。馬克思帶著為之犧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付出了多少辛勞和心血的成果，以輕鬆愉快的心情面對洶湧咆哮的大海，可能他還意識到這是一個象徵和預兆。他說過，《資本論》「無疑是向資產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內）腦袋發出的最厲害的槍彈」，從而將激發一場世界性暴風雨的到來……第一國際

　　的會議。參加會議的，除英、法兩國的工人代表外，還有當時僑居在倫敦的德國、意大利、波蘭、愛爾蘭的工人代表和一些歐洲各國民主派流亡者組織的代表。在這間不大的懸掛著各個國家旗幟的廳堂裡，成立了第一個無產階級群眾性國際組織——國際工人協會，也就是第一國除。

　　這次大會原是為支援波蘭人民而召開的。一年前，在帝俄統治下的波蘭人民的起義受到鎮壓，當時英國工人就曾在倫敦舉行了抗議沙皇俄國暴行、支援波蘭人民的大會，法國工協也派有工人參加。一年後，英國工人為聲援波蘭人民再次召開了大會，這次會議又增加了一些國家的代表。馬克思也應邀參加了大會。

　　在聖馬丁堂會議的所有的參加者當中，正如恩格斯後來所寫的：「只有一個人清楚地懂得正在發生什麼和應該建立什麼：他就是早在1848年就向世界發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一號召的人——馬克思。」

　　1848年革命失敗以後，歐洲革命暫時轉入低潮，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他們在革命高潮時由於充滿幻想因而似乎很英勇，現在則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悲觀頹唐，或背叛，或沉淪，並彼此爭吵。馬克思則堅信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革命意志堅定不移，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他從事艱巨的理論研究工作，撰寫《資本論》第一卷，還鼓勵一些年輕的同志多進行學習。李卜克內西回憶這一段時期的情況時說：「學習！學習！這就是他經常向我們大聲疾呼的無上命令。」「我們……坐在大英博物館裡，努力積累知識，為未來的戰鬥準備武器。」同時，馬克思還就當時的國際重大事件發表了許多政論文章，抨擊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和殖民主義罪惡，號召各國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共同鬥爭。他還注意培養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力量，做了各方面的組織準備。在這一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日漸尖銳，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起來，要求團結的願望十分強烈。馬克思認為：建立一個包括歐洲先進國家無產階級在內的國際性革命組織的條件已經成熟，而在聖馬丁堂舉行的會議為這個組織的建立提供了機會，這就是接受了會議邀請的原因。

　　國際工人協會的創立對於馬克思來說，自然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這是他多年的宿願，也是他多年辛勤勞動的成果。然而，要使他的學說在國際內部得到勝利卻還需要作許多艱苦的努力。

　　當時與會者代表著各種繁雜的思想流派，也還存在著狹隘的宗派主義情緒。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接受了為國際起草《成立宣言》和《章程》的任務。它們必須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又必須不脫離工人運動所處的實際狀況，不脫離工人運動所能接受的水平。這是十分艱難的工作，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他用「實質上堅決，形式上溫和」的方式，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包括在國際的《宣言》和《章程》之中。

　　馬克思在名義上只是總委員會的一般委員，但卻是國際的靈魂，實際上領導了國際的日常工作。他為制定國際的綱領、路線和策略操心，為國際開展有效的活動和鬥爭操勞，並通過國際與各國工人組織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對他們的鬥爭策略提出建議。恩格斯說：「敘述馬克思在國際中的活動，就等於編寫這個協會本身的歷史。」

　　馬克思在國際的工作重點當然是放在組織和支援各國工人反對資本剝削的鬥爭，支援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上，在這些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同時，正是為了更好地完成這些任務，馬克思對國際內部的各種思潮的鬥爭，也始終沒有停止過。在國際的前一階段，主要是批判忽視政治鬥爭，代表小私有者利益的蒲魯東主義。在後一階段，則主要粉碎了否定權威、否定國家、企圖革命一舉成功的巴枯林主義者的思潮和陰謀活動。通過這些批判和鬥爭，就進一步擴大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影響。恩格斯說：「他那曾經遭受……反動黨派百般扼殺的學說，現在已經在各個文明國家用各種優美的語言廣為傳播了。」在組織上，馬克思團結了一批先進無產者，為各國工人階級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無產階級戰士，同時杜絕了那些沽名釣譽者鑽入國際。

　　馬克思從不居功自傲，他認為「促使國際獲得這樣巨大發展的情況，是由於全世界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劇的壓迫」，而決不是他個人的功勞。他也決不計較個人的聲望。他說：「由於厭惡一切個人迷信，在國際存在的時候，我從來都不讓公佈那些許許多多來自各國的、使我厭煩的歌功頌德的東西；我甚至從來也不予答覆，偶而答覆，也只是加以斥責。」

　　國際成為各國反動政府敵視的對象，它的存在使他們感到驚恐；而在先進的工人中它是希望的寄托和理想的象徵。

　　在巴黎公社時期，國際承受了嚴峻的考驗。巴黎公社

　　了一場王朝戰爭。在戰爭期間，1871年3月18日，法國無產階級爆發了反對資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建立了巴黎公社。公社雖然只存在了短暫的72天，但它在工人運動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並留下了深刻的經驗和教訓。——馬克思遠在倫敦，但一直關心普法戰爭的發展，並以異常的熱情對待巴黎公社。在這一段時間內，他執筆寫了幾篇著作，又一次表現了非凡的卓識，並體現了他旺盛的革命激情。

　　當時法國的統治者是拿破倫三世，普魯士的宰相是俾斯麥。他們都想為本國取得在歐洲的霸權地位，彼此敵視，並各自積極備戰。1870年7月19日，法國向普魯士宣戰，這是俾斯麥用外交上的陰謀手段挑釁的結果。受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的委托，馬克思在戰爭爆發後的第四天就起草了一篇關於普法戰爭的宣言，經總委員會討論通過，於7月26日公佈。

　　宣言分析了戰爭的根源、性質和前途，以及德法無產階級對戰爭應持的態度。宣言指出，這場戰爭是普法兩國統治者共同挑起的。但在開始階段，法國是侵略者，德國是處於防禦地位，拿破倫第三是破壞德國統一的大敵，只要這場戰爭是反對這個人的，就是正義戰爭，德國工人階級必須支持它。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第二帝國的喪鐘已經在巴黎敲響了」，他已預見到在腐敗無能的政府統治下的法國必敗無疑。戰爭的發展證明了馬克思的判斷。9月1日，兩軍在色當會戰，法軍慘敗。拿破倫第三被俘。普軍繼續深入法國領土。馬克思又代表國際工人協會起草了第二篇宣言，譴責俾斯麥把防禦戰爭變成侵略戰爭，妄圖吞併法國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兩個地區。

　　1871年1月底，在巴黎被普軍包圍了幾個月後，在拿破倫第三垮臺後成立的以梯也爾為首的大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投降了。而巴黎的工人們仍手持武器，站在自衛的第一線。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挫敗了反動政府企圖奪取國民自衛軍大炮的陰謀，起義獲得成功。3月28日宣告成立公社。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這是史無前例的。

　　馬克思原來是並不贊成工人起義的，因為他認為起義的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時機也不成熟。但當公社成立以後，他熱情地支持公社戰士。他讚揚「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靈活性，何等的歷史主動性，何等的自我犧牲精神！……歷史上還沒有這種英勇奮鬥的範例！」

　　在那些日子裡，他發出幾百封信給國際的成員小組和各國的朋友們，把巴黎發生的事告訴他們，使他們瞭解公社的國際意義，並要求和號召各國的工人們開展示威運動和支援活動，以表示對巴黎工人兄弟的同情和團結。

　　在那些日子裡，馬克思還通過各種渠道與巴黎公社保持聯繫，及時地給公社的領導人出主意，提建議。公社的領導人對他和恩格斯也都十分尊重，願意向他們請教。

　　在1871年5月下旬，馬克思分析當時各方面形勢，已預感到公社將要失敗。果然，不久就傳來了巴黎公社的戰士慘遭屠殺的消息。馬克思的心情是沉重、悲憤的。他關心成千上萬的公社戰士的命運，其中不少人與他保持著深厚的友誼。而且，他的女兒勞拉和女婿拉法格也在那裡，情況不明。

　　1871年4月底，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就委託馬克思起草一份關於巴黎公社的宣言。他甚至在病床上也趕寫這份文件，寫了兩個草稿後才完稿。巴黎的最後一個街壘失守後的兩天，即5月30日，定名為《法蘭西內戰》的宣言就向總委員會宣讀了。這是他寫的最輝煌的文件之一。那段時期從巴黎傳來的消息往往互相矛盾，情況又異常複雜，而馬克思卻能從中加以分辨，揭出了事實的真相，並加以正確地分析和評論。貫穿全篇的是飽滿的激情，深深震撼人心。

　　宣言敘述了巴黎人民起義的經過，總結了巴黎公社的實踐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進一步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指出無產階級掌握革命武裝，是勝利地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權；無產階級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和鞏固勝利果實，必須與廣大城鄉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而為了進行這一切，必須有一個以科學共產主義理論作指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宣言是這樣結尾的：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的先驅受人敬仰，它的英烈們已永遠被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的心坎裡。那些殺害它的劊子手們已被歷史釘在恥辱柱上，儘管他們的牧師們拚命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

　　德法等國的反動政府對馬克思領導國際工人協會聲援巴黎公社的鬥爭恨之入骨。俾斯麥發佈通緝令：如果馬克思一踏上德國國土，就予以逮捕。在倫敦，資產階級報紙也紛紛對馬克思造謠中傷，並派有密探跟蹤和監視馬克思。馬克思在一封信中說，他目前榮幸地成了倫敦受誹謗最多，受威脅最大的人，他說：「在度過20年單調的沼澤地的田園生活之後，這的確是很不錯的。政府的報紙《觀察家報》以向法庭起訴來威脅我。看他們敢！對這幫惡棍我一點也不在乎！」戰士的晚年

　　把國際工人協會的總委員會遷往紐約。他們提出這一建議主要是考慮到，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各國反動勢力加緊了迫害，總委員會在歐洲開展正常活動有一定困難，同時也希望有助於加強正在迅速發展的美國工人運動。他們的建議被接受了。

　　馬克思辭去了總委員會的領導職務。但有一段時期還是為國際的工作操勞。國際總委員會遷往紐約後，對於歐洲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日漸縮小，這一方面是因為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迫害更為加緊了，巴枯寧又在國際內部搞分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巴黎公社失敗後，歐美各國工人運動吸取了教訓，把建立獨立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鑒於這種形勢，根據馬克思的建議，國際工人協會於1876年7月15日在美國費拉德爾非亞城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宣告解散。第一國際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社會主義政黨在歐洲各國相繼成立，工人階級運動上升到了一個新的更高階段。

　　從此，馬克思回到了書房中，退出了公共活動。這時，他的經濟情況比較寬裕，三個女兒也已成人，他應該可以過比較平靜的生活，但病魔又開始折磨他。1873年秋天，他害了很嚴重的頭痛病，有中風的危險，還有肝病，並患有失眠症。通過幾次去海濱和避暑地療養，病情有明顯的好轉。他是有可能完全恢復健康的，只要他認真休息。但只要病情稍緩，他就又重新投入《資本論》的撰寫。而且還要花費不少精力和時間和各國工人運動的領導通信，給他們以所需要的忠告。他更積極關心他的祖國——德國的工人黨的組織和鬥爭。

　　他的健康還沒有痊癒，他的夫人燕妮於1876年夏天又患了重病，可能是肝癌。經過治療和療養，短時期內病情得到控制，但總的說來還是繼續惡化。燕妮以驚人勇氣忍受著病痛，馬克思則感到驚慌和痛苦。1881年最後幾個月，她已臥床不起了，而馬克思也患了重病。他們分別住在兩間房中。在琳蘅和愛琳娜細心看護下，馬克思慢慢恢復了健康。愛琳娜回憶道：「我永遠忘記不了那天早晨，他覺得自己強健得能夠到母親房間去了，他們在一起又都年輕起來，像一對共同進入生活的熱戀中的青年男女，而不是彼此向生活話別的一個被疾病摧毀了的老人和一個將死的老婦。」

　　但在這一年的12月，燕妮——她在病重期間還說：「一個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是留戀塵世」——終於長眠不起了。只要想一想這位婦女在漫長的一生中對馬克思的生活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就可想像馬克思悲痛的心情。恩格斯在燕妮逝世的當天說：「摩爾也死了。」馬克思自己也寫信給朋友說：「我已經變得雙重殘廢了。精神上是由於失去了永世難忘的伴侶，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分不開；生理上是由於胸膜炎和支氣管炎不能徹底治癒，不得不花一些時間去專門恢復自己的健康。」但是，當他看到德國資產階級對他的病情作了誇大的渲染，甚至造謠說他已經死了時，他憤慨地說：「為了他們，我『這個與世界失去聯繫的人』，也一定要成為有活動能力的人。」他還說：「現在我應該長久地活下去，以刺激這群惡狗。」

　　衰弱的老人依然保持著戰士的健旺的心。

　　是的，他應該活下去，還有許多工作等待他去完成，正在發展中的工人運動需要傾聽他的聲音。他應該活下去，不僅為了愛護他的朋友，也為了仇恨他的敵人。但是，1883年1月11日，又傳來了他最心愛的長女小燕妮突然去世的消息，這給了在病中的馬克思以最後的一擊。從此，他的身體一天天地衰弱下去。3月14日下午兩點半鐘，他躺在安樂椅上，安詳地、毫無痛苦地與世長辭了。恩格斯第二天寫信給一位朋友說：

　　「……醫術或許還能保證他勉強拖幾年，無能為力地活著，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來證明醫術的勝利。但是，這是我們的馬克思絕不能忍受的。眼前擺著許多未完成的工作，受著想要完成它們而又不能做到的唐達魯士式的痛苦，這樣活著，對他來說，比安然地死去還要痛苦一千倍。」

　　馬克思認為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鬥爭。和他並肩戰鬥了幾十年的恩格斯是理解他的心的。

　　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馬克思逝世的消息迅速傳遍全世界。各國工人活動家和社會主義者都發來了唁函，表達了對他的尊敬、愛戴和悼念。而資產階級的報刊則乘此機會對他更為大肆誹謗和攻擊。這不僅無損於他的英名，而且更證明了他的偉大：在敵人眼中，他是一個巨大的存在，是不可阻擋的革命力量的象徵。而且，就是資產階級報刊，也不能不承認他是「當代最重要和最傑出的人物」。

　　3月17日，馬克思被安葬在倫敦的海格特公墓，在他夫人的墓穴邊。恩格斯莊嚴而熱情地致了悼詞，表述了馬克思對人類所作的偉大的貢獻，特別強調了他的兩項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餘價值——的意義。最後他說：「他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

　　馬克思為工人的解放和人類的解放，英勇地戰鬥了一生。

　　他說過：「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他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和分析適合於他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的實際情況。他的偉大的理想永遠激勵著我們。但如何將他的學說的基本原理正確地運用來認識發展中的現實並改造現實，則是後來者的責任。

　　馬克思主義是在不斷克服各種阻力中前進的，它還將克服各種阻力繼續開闢它的道路。

　　是的，馬克思的英名和事業將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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