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報紙是一座都市，則副刊正如在層層疊疊的建築物之間，開出一片翠綠的
公園，讓市民從容享受寬敞與幽靜。而形形色色的專欄與專刊，正如公園四周的圖
書館、博物院、藝術館、劇場。一座都市如果沒有這些，就太單調、太現實、太沒
有文化了。
報紙的副刊風格不同，版面互異。以內容來分，則有的主情，有的主知。傳統
的副刊側重抒情，所以大致上成了文學的園地，可以讀到詩、散文、小說等等感性
作品。所謂文壇，有一半就在這樣的副刊。英美報紙的副刊登的大半是書評，卻少
創作，和五四以來的中國報紙副刊不同。也有水準偏低的副刊，把抒情降為濫感，
任由作者寫點個人的雜感、親友的交遊，等於有稿費的日記了。
至於主知的副刊，則於文學創作之外，更刊出言之有物讀之有味的專欄，和較
有深度較為長篇的評論文章，研討的對象則遍及文藝、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這樣
的副刊最具社會教育的使命感。所謂文化界，有一部分就在這裡。主情副刊的編輯，
應有文學的情操。主知副刊的編輯，應具文化的修養。
香港有不少報紙的副刊，抒情既不怎麼文學，主知也不怎麼文化，頗難這麼歸
類。香港報上的專欄有些相當高明，但是一般的專欄流行兩種文章：一種就是我前
文所說的濫感日記，另一種是諷世論政的雜文。後面這種雜文可謂香港文化的主產
品，裡面頗有幾枝妙筆。可惜這樣的港式筆法難合台式尺度，不能進口，否則國內
讀者的眼界當會放寬。這幾枝妙筆意氣風發，從港府一直評點到中南海和唐寧街，
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陳之想從香港去了美國，最不慣的就是每天讀不到這種雜文。
雜文大盛於香港，言論自由是一大原因。但自由也就大半用於言論，有話就說，許
多不平也就直腸一吐。另一方面，用比興來寄托，用想像來轉化的文學創作，也就
似乎不必去經營。杜甫如果可以寫專欄直接論政，也許不會成為詩史。
以形式來分副刊，則有的版面固定，有的變易不居。香港的副刊往往分割成許
多專欄，大的像棋盤，小的像算盤，各據一方，成為粵語所謂「販文認可區」。美
國人見了，會覺得像一盤分格的電視快餐。古人見了，會說它像並田，四周的八塊
是私田，中間留一塊做公田。在《星島日報》上，我的三女兒佩珊一度也領有這麼
一塊私田，我自己不過偶爾去公田耕耘一下。佩珊的私田每週耕四天，已經忙不過
來。香港有不少專欄由一人執筆，而天天見報，我稱之為「旦旦而伐」，就算是桂
樹，也禁不起吳剛之斧吧。有的專欄作家，以一人的血肉之軀而每日維持幾個專欄，
簡直不可思議。一位專欄作家自喻寫稿如車衣，只見稿紙上下推移，不見右手挪動，
生產量真是驚人。
台灣的副刊通常留下一大片公田給作家們輪流耕耘，只有幾塊邊區給連載小說
和專欄。在這樣的安排下，作家出現得比較多，比較快，也比較暢所欲言，誠如舊
小說所云：「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這種方式比較自由，也比較自然，只是辛苦
了編輯。不過，這種主動的編輯往往能推出專輯，甚至推動文風或思潮。
台灣的大報近年常辦文學獎，金額高、評審嚴、宣傳多、得獎作品發表得快，
對文學貢獻頗大。同時副刊也常舉辦座談與學術演講，聽眾輕易使逾千人，紀錄並
公之副刊，對文化影響不小。新加坡的華文報紙這兩年也舉辦徵文比賽和文藝營，
十分起勁。在這方面，香港的報紙遠遠落在背後，甚至對本地已有的「中文文學獎」
及「青年文學獎」也沒有什麼報道。以文學獎金而言，香港市政局主辦的「中文文
學獎」最高金額是港幣八千；新加坡《聯合早報》主辦的「金獅獎」最高金額是新
幣二千，都不如台灣金額之高。論稿酬，也推台灣領先。
報紙是現代化的企業，當然要追求銷路和利潤，講究經營之道。但在另一方面，
它也是文化機構、出版事業，不能推卸社會教育的責任。副刊不但要滿足讀者的需
要，更應提高讀者的境界，擴大讀者的視野。也就是說，它不該只是跟著讀者走，
還要領著讀者走。它不妨帶一點理想主義，去塑造未來，而不僅僅是把握現在。副
刊對於社論，不妨保有相當的自主。如果副刊只是社論的延長，社論只是政策的應
聲，那個社會大概不是多元。副刊變成舞台，未免太花俏；變成講台，又未免太沉
悶。如何能夠深入淺出，情理兼顧，寓教育於趣味，而收潛移默化之功，就有賴編
輯與作家共同努力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五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