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的短篇小說《余索式怪誕》寫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書，對面
天壽堂漢藥店辦喜事，卻不斷播放惑人的音樂。余索走到店裡，要求他們把聲浪放
低，對方卻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為借口加以拒絕。於是余索成了不可
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適於山間。不料他落腳的寺廟竟也用擴音器播放如怨
如訴的佛樂，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鬧，余索忍無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樹林。
我對這位青年不但同情，簡直認同，當然不是因為我也姓余，而是因為我也深
知噪音害人於無形，有時甚於刀槍。噪音，是聽覺的污染，是耳朵吃進去的毒藥。
叔本華一生為噪音所苦，並舉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傳記為例，指出幾偉大
的作家莫不飽受噪音折磨。其實不獨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僅僅需要休息
或放鬆的人，皆應享有寧靜的權利。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認為好靜乃是聽覺上
的優潔癖」，知識分子和有閒階級的「富貴病」。在這種謬見的籠罩之下，噪音的
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議，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訴，一定無人
理會。「人家聽得，你聽不得？你的耳朵特別名貴？」是習見的反應。所以製造噪
音乃是社會之常態，而干涉噪音卻是個人之變態，反而破壞了鄰里的和諧，像余索
一樣，將不見容於街坊。詩人庫伯（William Cowper）說得好：
吵鬧的人總是理直氣壯。
其實，不是知識分子難道就不怕吵嗎？《水滸傳》裡的魯智深總是大英雄了吧，
卻也聽不得垂楊樹頂群鴉的聒噪，在眾潑皮的簇擁之下，一發狠，竟把垂楊連根拔
起。
叔本華在一百多年前已經這麼畏懼噪音，我們比他「進化」了這麼多年，噪音
的勢力當然是強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誕》刊於一九七五年，可見那時的
余索已經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十年以來，我們的聽覺空間只有更加髒亂。無論我怎
麼愛台灣，我都不能不承認台北已成為噪音之城，好發噪音的人在其中幾乎享有無
限的自由。人聲固然百無禁忌，狗聲也是百家爭鳴：狗主不仁，以左鄰右舍為芻狗。
至於機器的噪音，更是橫行無阻。最大的兇手是擴音器，商店用來播音樂，小販用
來沿街叫賣，廣告車用來流動宣傳，寺廟用來誦經唱偈，人家用來辦婚喪喜事，於
是一切噪音都變本加厲，擴大了殺傷的戰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讀書，忽
聞異聲大作，竟是辦喪事的嘔啞哭腔，經過擴音器的「現代化」，聲浪洶湧淹來，
浸灌吞吐於天地之間，只憑其淒厲可怕，不覺其悲哀可憐。就這麼肆無忌憚地鬧到
半夜，我和女兒分別打電話向警局投訴，照例是沒有結果。
噪音害人，有兩個層次。人叫狗吠，到底還是以血肉之軀搖舌鼓肺製造出來的
「原音」，無論怎麼吵人，總還有個極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為公平。但是用
機器來吵人，管它是收音機、電視機、唱機、擴音器，或是工廠開工，電單車發動，
卻是以逸待勞、以物役人的按鈕戰爭，太殘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兩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爾（Richard Steele）就說過：「要閉起耳朵，
遠不如閉起眼睛那麼容易，這件事我常感遺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顯已江郎才
盡。我們不想看丑景，閉目便可，但要不聽噪音，無論怎麼掩耳、塞耳，都不清靜。
更有一點差異：光，像棋中之車，只能直走；聲，卻像棋中之炮，可以飛越障礙而
來。我們注定了要飽受噪音的迫害。台灣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間相對縮小。
大家擠在牛角尖裡，人人手裡都有好幾架可發噪音的機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
立法管制，認真取締，未來的聽覺污染勢必造成一個半聾的社會。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當地「近鄉情怯」，怯於重投噪音的天羅地網，怯於一
上了計程車，就有個音響喇叭對準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計程車裡安靜得多了。英國
和德國的計程車裡根本不播音樂。香港的公共場所對噪音的管制比台北嚴格得多，
一般的商場都不播音樂，或把音量調到極低，也從未聽到誰用擴音器叫賣或競選。
愈是進步的社會，愈是安靜。濫用擴音器逼人聽噪音的社會，不是落後，便是
集權。曾有人說，一出國門，耳朵便放假。這實在是一句沉痛的話，值得我們這個
把熱鬧當作繁榮的社會好好自省。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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