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是好景不長啊！
剛剛度過一段輕鬆寬適的日子，剛剛使過度緊張的神經安定下來，階級鬥爭的弦又開始繃緊了，似乎又在醞釀著一場風暴的來臨。
他把已經寫好的《王昭君》第一、二幕悄悄地鎖在抽屜裡，他再難以為繼了。雖然，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場浩劫即將來臨；但他卻知道再寫歷史劇就太不識時務了。
他又不得不去寫那些應景的表態文字。以他所處的地位，斷然拒絕是他不敢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接連不斷地高舉階級鬥爭為綱的旗幟，以及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指示，又使他真的感到資產階級思想氾濫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真的就在眼前了。他那本來不大的膽子，剛剛放開些，現在又緊縮起來了。
１９６４年５月，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同志把他介紹給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同志，要他去瞭解１９６３年河北省抗洪鬥爭生活，寫河北省人民的抗洪鬥爭。他和於民、《河北文學》的劉俊鵬，還有李慶番等一起到天津、靜海、衡水等重災區，還到了邯鄲、邢台等地，在鄉下跑了一個多月。這次下鄉一方面使他親自看到許許多多抗洪救災的英雄業績；一方面也使他得以瞭解農村的貧窮落後的實際情狀。他深深感到，解放十幾年了，但人民的生活還是那麼窮，少數農戶真是過著衣不蔽體、食不充飢的日子，他心中難過極了。在下鄉中，他對自己要求是很嚴格的，和農民同吃同住。他去訪問下鄉知識青年趙耘，就住在趙耘家裡。李慶番回憶說：「夜裡，我們五個人同宿在一條土炕上。這炕不過兩米，寬只有一米多。趙耘夫婦和一個小孩睡在這條炕上，也許寬寬綽綽，我們五條漢子可不行。順著睡擠不開，只好頭沖外橫著睡，這樣又伸不開腿，只得斜著身蜷著腿。這還不算太難受，最叫人難受的是熱炕頭。他們外間屋裡的鍋灶連著炕，中午燜了一大鍋飯，晚上又做了這五個人的飯，把炕燒得燙屁股。已是５月上旬的天氣，雖不算太熱，但人們已穿上單衣。我們幾個人躺在炕上，燥得渾身熱辣辣的，簡直跟烙餅似地來回翻騰。曹禺同志有失眠病，夜裡必須服用帶來的安眠藥水才能睡著。這一夜服了兩次，特製的安眠藥水也無特效了。」儘管這樣，吃不好，睡不好，他的情緒也十分飽滿。走到那裡，別人送劇本、刊物給他看，劇團請他看戲，要求提意見，講創作經驗，「曹禺同志有求必應，從不讓人失望。」１一個月的時間，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不知怎麼寫。他的心中是種種的錯綜交織的生活印象，是種種不得回答的問題，他理不出個頭緒來。回來之後，苦惱了他許久，又只好交了個白卷。
不知是誰傳出了消息，江青得知曹禺有個寫抗洪的劇本，她正想把話劇《戰洪圖》搞個京戲本子，就讓人去找曹禺。曹禺說：
我得知這個消息後，真是受寵若驚。我知道去了不講話是不行的，那時，江青已經開始「露崢嶸」了。我想了一個提綱，在會上講了一通。什麼水一來，農村淹了，連藏在地窖裡的地主也呆不住爬上來了。地主進行破壞啊！就是階級鬥爭為綱啊！我就憑著我還能說，應付一下。會上的人聽了也不感興趣，後來就不再理我了。真是謝天謝地！１１９６５年，他還沒能覺察到形勢的嚴重。他還在正常地進行活動。４月１８日，他參加了歡迎以龍澤修為團長的日本話劇團的活動；５月６日，陪同周恩來觀看日本話劇團的演出；５月１１日，陪同朱德再次觀看日本話劇團的演出，並接見團長、顧問、編劇等人；８月１３日，他參加了中日青年的聯歡，與日本青年代表團成員會面，並與日本的戲劇工作者進行了交流。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７月間，他還陪同亞非作家會議代表在武漢觀看了毛澤東暢遊長江。此時此刻，他都沒有想到災難會降臨到他的頭上，降臨到整個祖國大地上。
但是，大地震終於到來了！首都在震撼著，紅色恐怖的風暴鋪天蓋地而來了！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從北京大學開始，席捲著大學，席捲著機關、團體、工廠，席捲著全國。
距離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不遠，文藝大樓的小禮堂裡，像演戲一樣，每隔一段時間，就把「文藝黑幫」頭目揪出來示眾一次。小禮堂裡擠滿了人群。由幾個紅衛兵在台上吼著：「帶田漢——」，於是田漢便被兩個人反剪著雙臂由後台拖了上來，按著跪下，身上掛著「黑幫分子田漢」的大牌子。就這樣把一個又一個被拉出示眾……那真是一個發了瘋的歲月。整個中國似乎都在發抖。
開始，北京人藝的「革命群眾」對曹禺還是客氣的，最先揪出來的是「黨內走資派」趙起揚等，他還小心翼翼地寫點不痛不癢的大字報揭發黑線，但他心中卻在膽戰心驚。他感覺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來就膽小怕事，眼看火燒到自己頭上，怎麼能睡得著呢！每天下班回到鐵獅子胡同３號的大院裡，就快步躲進家裡，再也不敢露面。夜晚苦熬著，睜著大眼，輾轉反側，非吃安眠藥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來就患神經衰弱，眼看著曹禺那種驚慌不安的樣子，她也沒有安慰他的辦法。這種時候，她能說些什麼呢？她只有無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對。方瑞是鎮靜的，儘管她的身體纖弱，但內心裡卻有一股倔強。這種鎮靜，對曹禺也多少起到一點安定的作用。當然，最終也是無濟於事的。恐怖終於降臨到他頭上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一個夜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裡，都睡下來了，大院裡異常安靜。突然，一陣喧嚷，紅衛兵闖進來了，不容分說，便把曹禺從床上拖了下來，呼叫著把他裝進汽車，押走了。這就是轟動全國的「活捉彭羅陸楊」的事件，曹禺也成為這事件中的一個小小的「俘虜」。
他被押到中央音樂學院的禮堂裡。儘管他作了足夠的思想準備，但同樣感到突然。他被紅衛兵的這次「革命行動」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經，都似乎凝滯僵硬了，說不出一句話。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被綁架，他還從來沒有領受這樣的人生經驗。似乎，心臟都停止了跳動。不知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間還是在地獄裡。
周恩來知道曹禺被紅衛兵抓走後，親自趕到現場，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對紅衛兵說，「曹禺算什麼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就這樣保護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氣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裡。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終於把他盼回來了。她眼裡含著淚水。這是怎樣的一種歲月啊！
因為周恩來為他說了那麼幾句話，傳到北京人藝，就起到保護的作用。他不是走資派，但是，「黑線人物」、「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卻牢牢地戴到了他的頭上。同樣，也把他關進「牛棚」裡，加入了北京人藝「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這樣回憶這段生活的：「四人幫」統治的那段歲月，真是叫人恐怖，覺得自己都錯了。給我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後悔不該寫戲，害了讀者，害了觀眾。
在鐵獅子胡同３號，我住著三間房子，有一間書房，抄了，封了。在我們大院門口張貼著「反動學術權威曹禺在此」的對聯。我多少年不抽煙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煙戒掉了。這次又抽起煙來了。抽的是九分錢一盒的白牌煙，抽著抽著就放炮，是很次的煙。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時，只給生活費啊！我覺得我不配要錢。我也許是瘋了，我老岳母剝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岳母說：「你這是幹啥？」天天叫我檢查，就知道罵自己，我不敢說自己是反革命，因為反革命是特務啊！
迎接不完的外調，我就怕外調。記得有一個小紅衛兵來審問我，是為了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楊朔的《雪浪花》的評論。他問我，你為什麼說只有共產黨才是鐵打的江山。我一下子還解釋不出來，我說是很鞏固的意思。他說，你的解釋是反動的。就這麼一個小孩子，整整折騰了一個下午，他說，下次還要來。那個年月，連小孩子也像著了魔似的。１還有令人恐怖的事。他家有一個老式的電話機，掛在牆上，一個受話筒，一個傳話筒附在機身上，電話鈴露在外邊。一天，全家正要吃飯，大約是下午五六點鐘的樣子，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是方瑞接的，要叫曹禺來聽電話。他接過電話，說：「我就是曹禺。」緊接著電話裡就傳來連珠炮似的叫罵：「你這個王八蛋！你個狗日的！你他媽的……」「不准你放下電話；你要放下電話，就砸爛你的狗頭！」從電話裡還傳來一群人的哄笑聲。從打電話人的口音，知道是天津人，足足罵了一個小時，搞得全家人吃不下飯。到了第二天，仍然是那個時候，電話又來了，還是那幫人，又足足罵了一個小時。第三天，第四天……天天這樣折磨著他。方瑞不要曹禺去接電話。這樣一個人換一個人地罵，什麼道理也不講，祖宗八輩地罵大街，實在欺人太甚了。經常這樣，他們也終於想出了一種抵抗的辦法，把電話鈴用棉花塞住，再打來電話，鈴就不響了。這樣，他們又怕找上門來，但終於沒再找上門來。曹禺說：有一段，我住在家裡，不敢出房門。大院裡也是兩派在罵，夜晚也在斗走資派，一天到晚，心驚肉跳，隨時準備著挨鬥。我覺得我全錯了，我痛苦極了。我的房間掛著毛主席像，貼著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跪在地上，求著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用電電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幾次都想死去。我想從四樓跳下去，我哀求著方瑞，讓她幫著我死。方瑞說：「你先幫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還有老人，還有妻子，還有孩子，又怎麼能把她們拋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體，看到孩子……還得痛苦地活下去。
晚間，是寫不完的外調材料，我懂得這不能馬虎，不能寫錯啊！這是人命關天的事。但是，你寫出來，如實地寫出來，就罵你不老實，逼著你，打你！記得上海來一些造反派，讓我寫外調材料。他們不滿意，就讓我讀「最新指示」，我念了三遍都念錯了，又是打又是罵。「滾蛋！走！」「明天再寫不出來，饒不了你！」１本來他就有心臟病，神經衰弱，哪能經得起這樣的精神折磨。文藝界的朋友，一個一個落了難，一個一個被揪鬥，老捨先生自殺了，遠在上海的老友巴金更是「四人幫」揪斗的重點。那種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的日子，使他痛苦極了。
說來也怪，等他被關進「牛棚」，和趙起揚等人關在一間破舊的澡堂裡，漸漸地也熬了過來。居然，在沒人看管的時候，在熄燈之前，幾個「牛鬼蛇神」也能說說笑話，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互相慰藉著，鼓起生的勇氣。方瑞拖著個病身子，擠著汽車，帶著一些東西去看望他，這也給了他許多安慰。曹禺說：難為了方瑞，伴著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樣默默地把她的愛都貢獻給孩子，貢獻給我。她內心當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卻很鎮靜。她每天都靠吃安眠藥過日子，孩子又小，又有一個年老體弱的母親，真是夠她支撐的了！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北京人藝的造反派工人多，但工人講理，講人情。一個燒鍋爐的老王，對我的兩個孩子說：「你們沒錯，你們是中國的希望。你爸爸是個好人，懂得人情，你爸爸不會總是這樣慘的。」在那時候，能聽到這些話，對孩子，對我都是莫大的安慰。２１９６８年，整個社會掀起了所謂大批判的高潮。機關、學校、工廠、商店都在搞大批判。大街上是各種各樣的小報、刊物，從劉少奇到基層黨支部書記，都是批判的對象。曹禺也不能例外。這裡有一份北京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文藝革命》編輯部編輯的《文藝革命》（１９６８年第５期）「打倒反動作家曹禺」專號。這是難得的一份歷史資料，是吳祖光贈給曹禺的，在雜誌上他還附了一封短信：家寶兄：
此物可命子子孫孫永寶之。
祖光贈
１９８６．１０．１５可先看看這本批判曹禺專號的目錄：打倒反動作家曹禺……本刊評論員響的什麼雷？下的什麼雨？
——批判反動劇本《雷雨》……紅衛江中國赫魯曉夫與《雷雨》……多奇志人妖顛倒，是非混淆
——剖析大毒草《日出》的反動本質……井崗松砸爛曹禺為蔣賊樹立的「紀功碑」——《蛻變》……千鈞棒
《明朗的天》是對抗社會主義改造的大毒草……紅藝兵工農兵奮起千鈞棒，《膽劍篇》毒草現原形——全國一百多位工農兵來信綜述……齊學東曹禺反革命罪惡史（資料）……人藝齊學江本刊資料組
這樣的文章，人們已經淡忘了，年輕人更感到陌生，確實是值得「子子孫孫永寶之」的文字，不妨選其最短的一篇供讀者賞析：
打倒反動作家曹禺
本刊評論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洶湧澎湃，滾滾向前，滌蕩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長期盤踞在文藝界的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一個個被沖刷了出來。廣大革命群眾撕下了披在老捨身上的畫皮，現在又把反動作家曹禺送上了歷史的審判台，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曹禺是個什麼東西？
早在３０年代曹禺就拋出了《雷雨》、《日出》等大毒草，極力宣揚階級調和、階級投降，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大肆誣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他是一個老反革命。
抗戰期間曹禺又炮製過大毒草《全民總動員》、《蛻變》，吹捧蔣該死「德高望重」，「廉潔奉公」——他是一隻蔣家門樓的叭兒狗。
抗戰勝利後，曹禺炮製過大毒草《橋》，把美帝所豢養的「奴才」美化為能救中國的優秀分子，向美帝獻媚取寵。後來又投入美帝的懷抱，進行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他是崇美、親美的洋奴。
解放以後，他又炮製了《明朗的天》、《膽劍篇》等大毒草，瘋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尤其是《膽劍篇》惡毒已極，它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不平，猖狂地叫喊，「要揭地掀天，將今日的乾坤倒翻！」反革命氣焰何等囂張！為蔣該死反攻大陸呼風喚雨，為中國赫魯曉夫復辟資本主義製造反革命輿論——他是劉、鄧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總之，曹禺從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一直利用戲劇進行媚蔣親美、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共老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三開」人物，一句話，曹禺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
有惡必除，有毒必肅。反動作家曹禺罪大惡極，罄竹難書，現在是我們徹底清算他的時候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讓我們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東風，奮勇前進，把反動作家打倒、批臭。
打倒反動作家曹禺！
徹底肅清曹禺的流毒！
這種不顧事實、造謠中傷的文字，同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的文章如出一轍。照這位「評論員」看來，曹禺就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他的一切作品統統都是大毒草。
他終於經受不住折磨而病倒了，住進了協和醫院。孱弱的方瑞陪伴著他。在醫院的病床上，是一連串的噩夢，似乎他覺得生命就要這樣地結束了。人的生命力是頑強的，一個一輩子追求希望，追求光明，而終於盼來光明的生命，他的心底的希望是不能扼殺的，他還是活過來了。
也許是因為他的病，也許是出於一種照顧，才把他放到首都劇場傳達室裡。每天接待來往客人的登記，打掃院落，這大概是最輕的勞動改造了。不久，從國外傳出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在傳達室打掃院子的消息。這樣，給「國內外的階級敵人」提供了「反宣傳」的材料，於是，又把他安排到東城史家胡同５６號北京人藝的家屬宿舍看守傳達室，傳呼電話，接收信件，掏大糞，倒垃圾。以後，又到北京郊區的團河農場等地勞動改造。後來，曹禺同一位來訪者談到：我的遭遇還算好的。被關了幾年，後來又勞改。勞動本來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勞動當懲罰、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勞動，而且跟家裡隔離，甚至影響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後甚至會自己也覺得自己不對。因為他們成天逼你念叨著：我是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您的最大罪狀是什麼呢？）反動呀！反動文人，反動權威，３０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真難說，我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不要寫戲了，情願去掃街。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１
林彪事件之後，曹禺從勞改農場回來了。家裡冷清清的，老岳母已經去世了。女兒萬方找到自己的出路參軍去了，只有方瑞和小女兒在家。方瑞的身體更糟了，每天都要服安眠藥，經常躺在床上，似乎精神上也崩潰了。方琯德回憶說：我記得，曹禺好像是解放了，但還沒有最後定下來。我去鐵獅子胡同看他和表姐方瑞。他有病躺在一間房子裡，方瑞躺在另一間房子裡，那景象真是很慘很慘的啊！但是，那個時候，人們又能給他多少幫助呢？後來方瑞死了，曹禺像癱瘓了一樣。他最親愛的伴侶，終於沒有熬過那最艱難的歲月，恨恨死去了。曹禺的心情壞到了極點！有時，他一個人癡呆呆地守著空落落的房間，不思不想，守候著那無涯的暗夜。２方瑞是１９７４年去世的，她死後，床上撒落著許多安眠藥片。是她糊塗了吃了過多的安眠藥，還是她清醒地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很難判斷了。在那失去親人的日子裡，曹禺六神無主，真像失去了靈魂一樣。她把自己的青春、愛情和生命都給了他，就像愫方一樣「把好的送給別人，壞的留給自己」。在動亂中，她默默地支撐著自己，點燃著自己，把苦痛留在心底，把鎮定留給親人。曹禺說：「在『四人幫』橫行時，她經常不斷地探視我，在相對無言中，曾給我多大的勇氣與耐力啊！但是她身體太衰弱了，沒有等到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到來，終於過早地離開我和孩子們。對於革命，我的朋友是默默無聞的。然而我將永遠感激她。因為她通過我，總想為人民的事業盡一點力。」１
１９７５年，祖國的大地上曾出現過生機，鄧小平復出了。曹禺也「解放」了。他還出席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時，流傳著「四人幫」的「小道消息」。有時，他和兩個女兒便跑到天壇公園裡，找一個僻靜的地方，看看四周沒有人了，每人就把自己聽來的消息，講個痛快！在這些小道消息中，既有著真實，又有著傳遞者加進去的嘲諷和憤怒。女兒們是不怕的，但是曹禺卻很小心。在這裡，他們父女的聚會，那真是難得的天倫之樂！
１９７６年，是一個不平常的年頭。
一年一度的春節來臨了。但是，在北京每個家庭裡，哪裡又有春節的氣氛呢！零零星星的爆竹聲是不懂世事的孩子們放的。大人們哪裡有這樣的閒情！陰沉的臉孔，憂鬱的心情，家家的大門都鎖得緊緊的。
曹禺的家裡冷清極了。他已搬到三里屯的一個單元住房裡，只有小女兒伴著。早就從朋友那裡聽說周總理的病情惡化了，他默默地為總理祝福。１月８日清晨，從廣播裡傳來總理逝世的消息，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剎那間，他為這消息震昏了。當他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之後，他的淚水流淌下來，不可抑制的悲慟，使他痛苦不已。他覺得天昏了、地暗了，人們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樣的厄運！
周恩來同志的逝世，喚起了人民的覺醒，終於爆發了舉世震驚的四五運動。孩子們每天從天安門廣場回來，都給他捎來一些詩篇，為他描繪著那裡發生的一切。一走進天安門廣場，就像進了另一個世界，一個人民的世界。人的海洋，素花的海洋，像地動山搖，翻江倒海，像捲起的風暴，震撼著「四人幫」統治的大地。曹禺聽孩子們低聲地朗讀著詩篇，他的眼睛又那麼明亮了。
但是，跟隨而來的是對四五運動的殘酷鎮壓，全國又跌入一片黑暗之中。
天災人禍相伴而來，７月間，唐山大地震，首都人心惶惶，驚恐不安。他和小女兒，艱難地躲在一個地震棚裡，過著暗淡的日子。希望又消失了。又是病魔纏身，又是多難的歲月！他又絕望了。夜晚，他望著星空：難道這宇宙真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裡面，怎樣呼號也難逃脫？難道這世界真像一個黑暗的坑，任憑你怎樣掙扎，愈掙扎便愈深地陷落在絕望的泥沼裡？！難道真的逃不出這大地獄了嗎？！
他沒有料到，大概許許多多人都沒有料到，一切又來得這麼快！毛主席逝世不到兩個月，一夜之間，便又天翻地轉了。這一切都發生得那麼突然，「四人幫」被粉碎了。
曹禺回憶起那個難忘的日子時說：十年前的那天，我的小女兒很晚回到家裡。她一進門，逕直走到我床前。她的臉因為激動而變得異樣，目光閃閃，聲音也有些顫抖。她說：「爸爸，咱們有救啦！」她告訴我「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這不是真的，還怕很多很多……，我記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個窗口，整座整座的樓都亮著燈，就像過年時一樣。我走著，然而感到難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覺得我的心臟的承受力已經到了極限！人生，歷史，中國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時都化成了一個字眼，我的聲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沒出聲，我喊道：「天哪！」
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們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種深重的絕望，把人箍得有多麼緊！
後來，我又聽到第二個、第三個人告訴我。雖然仍然是關著門，壓低了聲音才敢說的，可是我終於已經有了相信的勇氣和力量。我相信我已從大地獄裡逃出來了。１是的，他終於逃出了大地獄！他終於熬過了那十年的悲慘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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