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復甦，萬象更新，祖國又迎來了一個山花爛漫的春天。
此時，曹禺歷盡浩劫之後，已經是個６６歲的老人了。儘管他體弱多病，但是，那種枯木逢春的心情，又喚起他百倍的熱情和精力。曹禺說：「粉碎了『四人幫』，我心情舒暢，精神煥發，覺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機器，又可以為社會主義為人民開轉了。」他曾向訪問他的記者表示，他「要趕快寫」，「要把『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我的筆要繼續為革命衝刺，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１
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他以極大的熱忱投入文藝界批判「四人幫」的鬥爭。
他懷著對周恩來同志的崇敬和熱愛，寫下了一系列的紀念文字。《親切的關懷，巨大的鞭策》（《人民戲劇》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我們心中的周總理》（收入《敬愛的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獻給周總理八十週年》（《北京文藝》１９７８年第３期）、詩歌《難忘的一九七六》（《北京文藝》１９７７年第２期）等。
他積極參加各種會議，發言和撰文批判「四人幫」的文藝謬論。如《不容抹煞十七年》（《光明日報》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７日）、《「黑線專政」論抹煞不了毛主席、周總理的豐功偉績》（《人民戲劇》１９７７年第１２期）。《「從此劇開了新生面」——看京劇〈逼上梁山〉》（《人民日報》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一文，對江青領導的所謂京劇革命「開創了無產階級的新紀元」的妄說，作了有力地揭露。
他對一些話劇重演和新劇的演出，給予熱情的鼓吹和全力支持。他看過《龍鬚溝》、《最後一幕》之後，都寫了文章。特別是《丹心譜》和《於無聲處》這兩部新戲，他給於傾心支持。宗福先隨劇組來京，曹禺同趙尋一起同他座談，肯定劇本，滿懷期望。
繁忙的活動又開始了，應接不暇的種種接待，不得擺脫的各種會議。他忙碌，但他高興。忙碌中他又準備著新的創作。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劃會議期間，他拜訪了許多老科學家，同他們談心，收集了大量的素材，準備寫一部科學家同「四人幫」進行鬥爭的劇本。但是，這個劇本未能完成，只寫出一篇散文《攻關的人們》，在《人民日報》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刊登。
４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白塔高高聳立，在陽光的照射下更顯得雄偉光輝。林默涵在北海仿膳招待從大洋彼岸來訪的美籍華人趙浩生，應邀參加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吳作人、蕭淑芳、李可染、趙丹、張瑞芳等人。這是一次難得的聚會。趙浩生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報道，是這樣描寫曹禺的：在一旁看著這個「大團圓」場面的，是劇作家曹禺先生。我從接觸到話劇的時候起，就是個曹禺迷，我不但一再讀過、看過他的戲，也演過、導過他的戲。
他的作品是中國近代史進程中一團團耀眼的火種，一座座光輝的紀念碑。從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後的《明朗的天》，他以單純的正義感和動人的藝術，一步步引導著千百萬人走向和共產黨不約而同的道路。但過去十幾年，人們耳邊聽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紙隻字了。
可是人們並沒有忘記他。當樣板戲獨霸舞台，整個中國金玉不振、瓦釜齊鳴的時候，人們更崇敬他的藝術，等待著有一天他會重新出現。
如今站在他面前，緊緊握著他的手，我激動得喉部哽咽，兩眼濕潤。面對著這位最會表達奔放感情的劇作家，我的感情卻凝塞起來，只能笨拙地說：「看到您，我真高興！」
這位「失蹤」沉默了十幾年的劇作家，比我記憶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別顯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蠟黃，右眼下出現一塊黑記，這顯然是多年來精神上見不到陽光的刻痕。
稍後，趙浩生還專門採訪了曹禺，寫了《從〈雷雨〉到〈王昭君〉》。許多國外的朋友、作家、記者、戲劇家都來拜訪他，如韓素音、阿瑟·米勒等。在他身上出現一種前所未見的朝氣，談笑風生、自由舒暢。一位２０年來與他相識的朋友說：「我認識曹禺有２０幾年了，可是近年和他的幾次接觸，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著一股新的生氣。『您比過去話多了。』就脫口說出自己這個新印象。他很有感觸地說：『是的，過去講話慎重考慮，不能隨便，現在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的民主氣氛濃厚起來了。』接著他反問我一句：『你不覺得嗎？』『是的，是的。』我急忙回答。」的確，他的話多了。據說在一次文藝界召開的座談會上，他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多小時，真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儘管他為此感到歉意，但他還是願意把心中的話傾訴出來。雖說還心有餘悸，但不像過去那樣，擔心自己的話有什麼不對，而被人抓辮子了。這種民主的氣氛給他的晚年帶來不盡的歡悅。即使接待外賓，他也直抒心臆，縱情而談，同過去膽小怕事相比，他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一次，他陪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觀看北京人藝演出的《蔡文姬》，阿瑟·米勒對於這齣戲很感興趣，富於異域色彩的舞台設計和情調，以及演員的演技都使他讚賞不已。但是，他對曹禺說：「坦白講來，也許是因為我對你們的歷史不熟悉，但我必須告訴各位，我覺得這個話劇相當煩悶。」曹禺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反問道：「這部戲為什麼使你感到煩悶，能不能告訴我們？」他用英文說著。但是，這個坦率的反問，並沒給阿瑟·米勒帶來難堪，卻從曹禺的作風，得到一種安全感。他直率地回答說：「我覺得這個故事在頭一個小時之內講了四五遍，每一次由不同的一組人物重複，但每說一次，並沒有添什麼新的東西。」曹禺等了不到半秒鐘，然後跳出來大喊一聲：「好！」其餘演員也隨之鼓掌。曹禺說：「我們在這兒搞了６個月，要想找出來為什麼這個話劇如此沉悶，可是他一眼就看了出來，而且告訴了我們！」他緊接著提議：「為什麼你不在這兒留一個星期替我們修改？」這次會見，使阿瑟·米勒感到十分愉快，一下子他們便成為熟識的朋友。阿瑟·米勒後來說：「在我們分手時，我心裡在想，真奇怪，我們竟然這樣容易地就能互相瞭解對方。」他對曹禺印象很好，他說：「６０多歲了，黑頭髮，矮小好鬥，一分鐘也坐不住，也忍不住開玩笑。」１曹禺確是越來越開朗樂觀了，越來越無拘無束地暢所欲言了。
眼看，即將迎來祖國３０年大慶。他不能不寫劇本，他思慮著，究竟該寫什麼。但他發現縈繞於心懷的，還是周恩來囑咐他寫的《王昭君》。昔日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展現在眼前了：那是１９６１年的初春季節，周恩來同志同文藝界的一些朋友座談。談到內蒙的一位領導曾向他反映，在內蒙地區，在鋼城包頭，蒙族的青年要找一個漢族姑娘結婚是很困難的，因為漢族姑娘一般是不願嫁給蒙族小伙子的。周恩來同志說，要提倡漢族婦女嫁給少數民族，不要大漢族主義，古時候就有一個王昭君是這樣的。接著，他對曹禺說：「曹禺，你就寫王昭君吧！」他還建議大家舉杯，預祝《王昭君》早日問世。
為了完成周恩來同志的囑托，他於當年夏天，與翦伯贊等同志一道，應內蒙自治區主席烏蘭夫的邀請，前往內蒙參觀訪問。在訪問中，他興致勃勃地與蒙族人民一起交談，進餐。他去過蒙古包，和那裡的牧民一起席地而坐，喝著奶茶，吃抓羊肉，甚至還和兒童摔跤。他還學習騎馬，看牧民用套馬桿捉牲口。他特地到呼和浩特的舊城城郊看了昭君墓。「她的青塚，比岳飛的墳還大，像一座小丘。夏天，碧綠綠的，美得很。傳說，在大雪紛飛、滿目銀白的冬日裡，昭君的『青塚』仍舊是青翠的，像是永遠留住在草原上的一片春光」。２他還欣賞了著名歌手、馬頭琴大師巴傑唱的關於王昭君的故事。在訪問一些蒙族老人時，使他得知關於王昭君的傳說，不僅在漢族中有，在蒙族中也有。在內蒙草原上，王昭君是一位盡人皆知的人物，在傳說中，「她彷彿是一位仁慈的女神，貧苦的牧民沒有羊，到青塚上面去，就可以得到羊；結婚後沒有孩子的婦女，到青塚去住一夜，第二年一定會生出一個又白又胖的兒子。在那裡，人們把美好的願望都寄托在王昭君身上。我愛這樣的王昭君，我相信王昭君正是這樣一位可愛歡悅的姑娘！因為她確實給漢族和匈奴人民帶來了安寧、幸福的生活」。２在這次訪問中，王昭君在他心目中不但是一個歷史人物，而且那些充滿詩意的傳說，使王昭君披上一層更加美好而神奇的光輝。他為這樣的傳說和神話激動了：昭君原來是天上的仙女，受玉皇大帝派遣，下凡來平息漢族和匈奴的干戈的。匈奴單于從漠北遠道前來迎接昭君，二人一路上冒著漫天的風雪，走到黑水邊上，只見朔風怒號，走石飛沙，馬隊不能前進，只得就地停下。這時昭君下了馬，彈起她的琵琶。頓時風停雪止，天上彩霞橫空，祥雲繚繞；地上冰雪消融，萬物復甦。不一會兒，全都長滿了鮮嫩的青草，開滿了絢麗的野花。遠處的陰山變綠了，近處的黑水澄清了，還飛來了無數的百靈、布谷、喜鵲，在昭君和單于的馬隊頭頂上飛翔和啼叫。……單于和匈奴人民高興極了。因此就在這兒定居下來。後來，昭君和單于走遍了陰山山麓和大漠南北。昭君走到哪裡，哪裡就水草豐美，人畜兩旺。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昭君的琵琶一劃，地上就出現了一條玉帶似的河流，和一片片綠茵茵的嫩草。昭君還有一個美麗的錦囊，她從裡面取出幾粒種子撒在地上，從此塞外便有了莊稼。她從袋裡取出一把金剪子，用羊皮剪成犁、車、羊、馬放在地上，就成了鐵犁和木車，木車周圍還出現了成群結隊的羊群、馬群和駱駝群。
過了好多年，有一天夜裡，突然地上閃過一片紅光，接著是一聲巨響。第二天早晨，人們發現，就在這裡平地上長起一個小土山，山頂上還飄著五彩的浮雲。人們說，這是王昭君完成了玉帝交給她的使命，回天上去了。這座小山就是今天的昭君墳。……這些美麗而富於幻想的傳說，凝聚著漢蒙兩族人民的友誼和美好的願望。這就大大激揚了曹禺創作的想像力，覺得這些傳說太美好了，王昭君是一個值得寫的人物。
田漢在大連看到曹禺訪問內蒙的新聞片，特別是看到曹禺學習騎馬的鏡頭甚為感奮，特地寫下七律一首相贈：一鞭大漠馬如飛，青塚黃沙帶筆歸。
為使全華團結好，再拋心力寫明妃。
如今敬愛的周恩來同志去世了，激勵他「再拋心力寫明妃」的田漢也被迫害死了。他已經寫出了第一、二兩幕，萬幸的是這些手稿還保留著。他想，無論如何得完成它，不能辜負總理的囑咐。這也是他對周恩來同志最好的紀念啊！正像《人民日報》記者所形容的「晚秋紅葉正濃時」，他不顧年事已高，決心再去邊疆訪問，搜集資料。由女兒萬方陪同去新疆。在烏魯木齊，在伊犁，在天山腳下，在賽裡木湖畔，都曾留下他的足跡，使他對蒙族習俗、草原風光，有了更細緻入微的考察和體會。
他為完成這部劇作頗費思索。昭君詩，昭君戲，昭君的傳說，昭君的事跡，他都讀了，但這些關於王昭君的形象，卻是一個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婦女。他說：我所看到、聽到的關於王昭君的詩（包括李白、杜甫那樣大詩人的）、戲曲、小說、傳說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個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婦女。她極不願意離開故鄉，離開自己的故土。我小時候看過一個戲叫《昭君出塞》（見《青塚記》）的就是這樣。這齣戲演得不錯，語言也感動人，譬如，什麼「文官濟濟全無用，武將森森也是枉然，卻叫我紅粉去和番」之類，非常委屈、淒怨。但這完全不符合歷史真實。「和番」之說，就表現出大漢族主義思想，不是把匈奴當作中國的民族，而是作為異國番邦。范曄的《後漢書》上的王昭君也是哭哭啼啼的。我還看過一本敦煌的變文，叫《王昭君變文》的，說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漢元帝。其實變文中寫「番王」對她很好，甚至親自為她熬藥煎湯，她死了，還專門為她著漢服戴孝。對她這樣好，她還想漢元帝，真是奇怪。另外，傳說毛延壽作欽差大臣為漢元帝選美，王昭君之父不願女兒進後宮，因為進了後宮是很慘的。《阿房宮賦》裡說，「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大觀園中元春一進宮就得見皇帝，那是「有後台」的。一般被選上的宮女，都是很悲慘的，所以都不願意進宮。另有一個故事（見《琴樓》，傳說東漢蔡邕著），王昭君為了避免父親受害，毅然出面進宮。《西京雜記》說，進宮以後，大約是王昭君沒給毛延壽什麼好處，沒行賄吧，毛延壽就在畫像上搞了鬼，使她見不著漢元帝。元曲馬致遠的《漢宮秋》，寫毛延壽很壞，逃往匈奴，把王昭君的畫像給了匈奴，使匈奴單于見圖生情，指名道姓地非要王昭君不可，漢元帝為和好，只得給他。我讀了許多關於王昭君的書，但無論是詩詞、文章、戲曲，其中史實都不一定確實。我查了《漢書》，只說漢元帝愛音樂，會作譜。再便是呼韓邪單于入朝，請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女王昭君賜單于。所以其他傳說都無正史可考。除了《昭君出塞》，還有不少寫王昭君的戲。元朝馬致遠的《漢宮秋》就是一個，但那是寫漢元帝和王昭君的愛情的，戲把漢元帝寫得很多情，什麼「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已愁淚滴千行」之類。郭老在《蔡文姬》中也提到王昭君。左賢王說：「當初不是有個王昭君嗎？」蔡文姬為了紀念王昭君，還故意給自己的兒子起了一個與王昭君的兒子一樣的名字。１顯然，他對史料是十分熟悉的了，他對詩歌，小說、戲曲中的王昭君形象也有了廣泛而深入的把握。但促使作家攝取史料和種種傳說的著眼點，最終還取於他對當初周恩來談話的理解和體會上。
他曾說：「我領會周總理的意思，是用這個題材歌頌我國各民族的團結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為這一事業身體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貢獻的一位漢家女子。」２正是基於這樣的一個領會，使他確實也發現了一定的客觀歷史依據，於是他就一改傳統的昭君形象，而寫出一個具有新意的王昭君來：「我要擦掉王昭君臉上的淚水，讓她煥發出她的真正的光彩。」「我寫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氣，有膽識，願意為民族和睦和當時漢朝百姓的安樂貢獻自己的一生。她是有感情的女子，但絕不是那種奴婢對帝王的感情，而是真誠的愛情。她嫁到匈奴，就愛上草原；她嫁給了呼韓邪單于，就真心地愛他，並且也得到了他的愛。她剛毅，又溫柔；她耿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們的人民因有王昭君這樣一位有膽有識的漢家女兒感到驕傲。」１他就是按照這樣的領會，按照這樣一個創作意圖來寫王昭君的形象，來寫《王昭君》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王昭君》發表在《人民文學》第１１期上。與此同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開始組織排演。導演梅阡、蘇民，主要演員有狄辛、藍天野、董行佶等人。擱筆十餘年之久的曹禺，於十年浩劫之後寫出新作，一時傳為美談。劇本尚未公演，便接連收到朋友們以及讀者、觀眾的熱烈祝賀。
首先是老朋友吳祖光的賀詩：讀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寫得入情入理，有聲有色，信是大家手筆，欽服之餘，喜成一絕：
巧婦能為無米炊，萬家寶筆有驚雷；從今不許昭君怨，一路春風到北陲。２繼之，是茅盾的贈詩，題名《贈曹禺》：當年海上驚雷雨，霧散雲開明朗天。
閱盡風霜君更健，昭君今繼越王篇。３不久，又接到對外文委侯甸和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馬子華的贈詩。７月，《王昭君》公演後，國家民委和中國劇協聯合召開座談會，楊靜仁、張庚、趙尋、金山等人，給這部新作以高度評價，「一致肯定曹禺為鞏固和發展我國民族團結所作出的貢獻」，並肯定了它的藝術成就。在評論界更引起了熱烈反應，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國報刊發表的評論和研究文章上百篇，足見其影響之大了。
評論的主要點，集中在對王昭君形象的塑造上。張鍥說：《王昭君》「使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渾成一體，為王昭君恢復了本來面目，擦去兩千年來人們強灑在昭君臉上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淚，塑造了一個有膽有識、勇於為民族團結作出貢獻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藝術形象。它是我國各民族大團結的一曲頌歌，是一幅色彩艷麗的歷史畫卷，也是曹禺同志在新長征途中獻給黨和人民的一份厚禮。」１王季思、蕭德明也指出：「他一改文藝史《昭君怨》、《漢宮秋》等作品的主題和情調，使王昭君以滿腔哀怨的悲劇人物轉化為促進民族和睦、關懷人民疾苦的巾幗英雄。舊時代的人們需要一個王昭君，是要借她抒發自己對封建時代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滿腔怨憤。社會主義時代需要一個新的王昭君，是要通過她表達各民族精誠團結，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強烈願望，是要她鼓舞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去扎根邊疆、建設邊疆。話劇所塑造的王昭君沒有使我們失望，她的理想、智慧、勇氣和毅力，都閃現著我們時代的光輝。
這是只有社會主義時代才可能產生的舞台藝術形象。」１但是，也有些評論家以為把王昭君的形象「寫得太高了，不真實」，寫得「理想化」了。陳祖美指出：「作者對於王昭君的描寫中，雖有較好的藝術處理，但總的說卻表現了一種明顯的為了理想而忘掉歷史的情況」；「特別是在戲的後半部中，無論從人物性格、情節及某些重要細節等方面考察，都不符合對歷史劇真實性的要求，沒有達到周總理提出的『只有忠實於史實，才能忠實於真理』的要求。」２王季思、蕭德明也認為「後半部分對王昭君和呼韓邪單于兩個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面有拔高的傾向。」３
而對《王昭君》所達到的藝術成就，都作了充分地肯定，認為曹禺不愧是一位傑出的劇作家，雖已暮年，歷盡滄桑，仍然閃露著藝術才華。陳瘦竹、沈蔚德認為《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詩劇」，「他在《王昭君》中，以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更大膽地運用獨白來展示王昭君和呼韓邪藏在心靈深處的思想感情。劇中有自由詩體和有韻律的獨白，有歌唱和音樂。此外還有孫美人所引起的悲怨淒楚的哀感，大草原所特有的雄渾壯麗的景象，以及在民間傳說基礎上生發出來的關於金色大雁的意境。所有這些，都使人覺得《王昭君》不同於曹禺過去的劇作，具有抒情詩劇的風格」。４特別是孫美人的形象塑造受到有口皆碑的讚許。閔抗生說，孫美人「是一個６８４曹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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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讀〈王昭君〉》，《鍾山》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王昭君〉的歷史風貌和時代精神》，《文藝報》１９７９年第９期。《從〈王昭君〉看歷史劇的傾向性和真實性的關係》，《文學評論》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王昭君〉的歷史風貌和時代精神》，《文藝報》１９７９年第９期。494
包含著豐富的生活內容與藝術內容的深刻而獨特的悲劇形象。她是曹禺同志熔多種多樣藝術手法於一爐，精心雕塑的一件藝術珍品。她表現了曹禺同志特有的抒情風格，深湛的藝術功力，和令人驚歎的、只有大師才有的藝術才能」。１環繞著《王昭君》曾經產生一些爭論，特別是在思想解放的氣氛中，對它的爭論是一件好事。林干的《試論王昭君藝術形象的塑造》是晚出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見還是比較中肯的。林文說：對《王昭君》「我個人的看法是，優點：第一在於他的主題思想和政治傾向正確；第二，能擺脫舊昭君戲中陳辭俗套和不採用《西京雜記》野史和《琴操》的傳說故事，並把昭君的藝術形象，第一次描繪成一個對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漢匈兩族的和平友好關係作出一定貢獻的人物，使昭君以『和親使者』的身份出現，合乎歷史的真實。這是曹禺劇本的精華所在，也是他劇本的成功之處。而他的美中不足則在於：第一是劇中的戲劇色彩不夠濃厚，『出塞』一段情節空白；第二是劇本缺少匈奴人和遊牧民族的生活氣息；第三是其他情節安排、人物藝術形象的塑造等還有不夠理想的地方，個別虛構有時也距離歷史的真實較遠。但話劇劇本受空間性和模擬性的局限很大，劇作者往往力不從心。只有電視劇、電視連續劇或電影才能為劇作者提供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２的確，這個看法比較客觀公正，確有可取之外。
《王昭君》在慶祝建國３０年的會演中，贏得一片讚譽之聲曹禺為這次盛典獻上一份厚禮，他把他對祖國的美好祝願都寄寓其中了。
劫後餘生，喜事接踵而來。
１９７９年１２日１６日，一輛黑色的小轎車在復興門外大街上朝著天安門方向駛去。但是，車到廣播大廈的十字路口，卻向左拐進禮士路，直驅月壇居民辦事處。原來是曹禺和李玉茹去那裡辦理結婚登記。
其實，早就傳出了曹禺和李玉茹行將結婚的消息。最早在香港報紙上有所披露。當一些老朋友問曹禺時，他還不敢承認。大概他也未能免俗，快７０歲的人啦，還結婚，不好意思。他們去登記時，也遇到這種尷尬的場面。曹禺回憶說：「那年我已經６９歲了，都那麼老了，我對玉茹說：『總不能等到７０再結婚吧！』就這樣去登記了。辦事處都是些青年人，我們真不好意思，那種場面，是難為情的，所以，老朋友問起也是這樣。那天還好，道了姓名，他們很熱情地把我們引進另外一個房間，辦了登記手續。回來對女兒們講了，她們也都沒有意見。四屆人大期間，是趙尋同志以請巴金的名義，搞了一次晚宴，就算是結婚的儀式了。」１婚後的生活是幸福的、和諧的，這對於曹禺的晚年來說是太需要了。他說：我是很感謝玉茹的。這幾年，我兩場大病住院，都是她來照顧我。你知道，她也是有許多工作的啊！她的照顧是兒女們不能代替的，我很需要她的幫助。最近，她寫《青絲恨》，我提了意見，我還給她講了一個月的《哈姆雷特》。我也不能拖累她。但對玉茹來說，是更不容易的啊！
李玉茹這個人性格孤僻，她很小就唱紅了，她母親管她很嚴，所有的錢都是她母親掌握，不讓她沾一分錢；「你演戲，我管錢。」她母親就是這樣一個人，被京劇界稱為「四大名媽」之一。「文革」時，來了好多人抄了一個星期，硬是把錢財抄光了，人也被打死了，挺慘的啊！所以，她對名啊利啊是看穿了的，她還要好好搞戲，事業心是很強的。我們倆生活得很美滿。２曹禺同李玉茹的結合，也不是偶然的。他們早就相識。但更重要的是，這種結合更帶有時代的悲喜劇的色彩，劫後餘生的共同命運把他們連結在一起來了。
李玉茹是這樣回憶的：我是曹禺的觀眾和讀者。早在北京中華戲曲專科學校讀書時，我就看過中國旅行劇團演過的《日出》，還有《蛻變》，我就知道曹禺了。１９４６年，我到上海，加入了周信芳劇團，認識了吳性栽，是他出資成立了文華電影公司。這個人雖說是個資本家，但很喜歡藝術，喜歡結交藝術界的朋友。他每個星期都請我們吃飯，就在那裡認識了曹禺，還有佐臨、金山。那時，我對他是很崇敬的。他也願意接近我們。他酷愛京劇，他正想寫一部反映藝人生活的戲，就有機會在一起扯談，也常去曹禺家裡。每次去，看到他書架上有許多好書，我那時年輕，很幼稚，很想學習。受他的影響，買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兩線無戰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對我說：「你要讀些新小說，讀些外國小說，這對你演戲、對你的藝術成長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來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４８年，這一段時間，我和曹禺接近較多。我記得我還把自己寫得不像樣子的古詩拿給曹禺看，是他影響我對新文學發生了興趣。我還記得，在他當時送給我的書中，還有一本灰色封面的《新民主主義論》，可惜那時我沒讀懂。他和方瑞臨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囑咐我好好演戲，不要聽信謠言，更不要去香港和台灣。他說，共產黨來了，是會尊重藝術家的。走時，他和方瑞還來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藝叢書送給我。總之，那時我對曹禺、對方瑞大姐是十分敬愛的，他們給了我這樣一個剛剛走上京劇舞台的年輕人不少懇切的幫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師又是朋友。１
但是，他們的結合，也不是很順利的。對李玉茹來說，曹有過一段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歷程。全國解放後，京滬兩地，人各一方，都有著各自的事業。李玉茹的表演藝術在新中國的陽光雨露下得到長足的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他們很少有見面的機會。在十年內亂中，李玉茹身遭迫害，也曾聽到曹禺在北京人藝看守大門的消息。她不知道方瑞去世了。１９７８年，她看到《王昭君》的劇本，為曹禺感到高興。在閱讀劇本中，她為劇本的濃郁的詩情所吸引，就萌生了要把它改編為京劇的念頭。她打電話給曹禺，把她的想法講給他。但是，曹禺卻說：「你長得太胖了，不適合演昭君了。」這大概是他們「文革」後的第一次聯繫，不過是普通的工作聯繫。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曹禺去上海，由任德耀陪著去看望李玉茹。劫後重逢，得以充分敘述「文革」中的遭遇，一種患難知己的感覺，在彼此的心頭浮動著。當她得知方瑞於１９７４年病逝的消息，她既為她所敬重的方瑞而悲悼，也為曹禺失去陪伴他半生的親愛的伴侶而感到傷心。李玉茹的遭遇也並不比曹禺更好些。曹禺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好不容易度過了那些苦難的歲月，今後該振奮起來。」兩顆孤寂的心靈就這樣地逐漸靠近了。但更使李玉茹動心的，是１９７９年４月在北京的一次會面，她回憶說：
我們到歐洲巡迥演出，在北京停留，曹禺正在北京醫院住院，他的身體那麼虛弱，他原來就有心臟病，還有膽結石，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他的女兒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不過來。我深深地感到，方瑞去世，給他的生活帶來的困難太多了，我自己也曾有過類似的處境。「文革」中腰被打傷了，我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也是很艱難的。倒不是缺衣少穿，而是心情上的。這一次會面，我們談起十年動亂，談到劫後餘生，都覺得是撿來的一條命。要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都想把晚年過得更充實些，更好些！打倒「四人幫」之後的生活，是太令人迷戀了，我們都感到應該珍惜這些用千百萬人犧牲換來的好日子啊！１這次見面，已經談到他們的結合。但是，李玉茹心中仍然有著重重顧慮，在去歐洲巡迥演出的日子裡，她的心情常為此糾纏著。她說：「我的顧慮較多，粉碎「四人幫」之後，我還沒做什麼事，又有兩個相依為命的孩子。回想我到歐洲演出的那半年中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曹禺是我所瞭解所尊敬的，是可信賴的。他的生活道路曾有過坎坷，方瑞又那麼早地離開了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坎坷的啊。我也覺得是應該結合的，是一件好事。但我顧慮的是不能把事業耽擱了，我也不甘心做一個家庭主婦，更不願傷孩子們的心。想不到孩子們是那樣通情達理，都希望媽媽有一個老伴，這就使我解除了許多顧慮。」１從歐洲回來，李玉茹給曹禺寄去一封封充滿關切思念之情的信，她也及時地收到一封封回信，一種真誠而實在的感情在深化著。但是，他們還沒有最後確定下來。
一次，李玉茹突然收到曹禺來信，內中夾著幾張香港報紙，上面載著曹禺和李玉茹即將結成百年之好的報道。香港記者以其敏銳的觸角，探聽到曹禺和李玉茹書信往來感情頗好的消息，便作了一番合理推測，搶先發表了消息。顯然，也是曹禺採取這樣一種巧妙的辦法來徵求李玉茹的意見，就在１９７９年開文代會期間，他們又深談了一次，把事情確定下來。曹禺說：「工作，誰的工作也不要耽誤，上海、北京兩個家都維持著。」就這樣，他們就結合在一起了。後來，老友巴金在上海特地把一些老朋友請來，在錦江飯店舉行宴會，慶賀他們的新婚。
李玉茹說：
結婚後，我們是很融洽的。我們相處得很好。不和他在一起，我不可能想著寫東西，他抄了《桔頌》和李商隱的詩給我，鼓勵我。寫《青絲恨》時，他放下手頭很重要的事來關心我，他不願耽誤我的工作。最近，香港邀我去演出，一下子就要分開幾個月，我擔心他的身體，但他說：「一定要去！不要管我，能讓香港、甚至台灣的朋友，看到你６０歲了還能演出，還能保持藝術的青春，這是很有意義的！」當然，是有許多矛盾的，有許多工作和家務事。我想，我要工作，也要照顧好曹禺，作為妻子應當多多照顧他，照顧好。這也是工作，我們都是共產黨員！
他經常有「老之將至」的心情，他希望８０歲前寫出一部劇作來。我在他身邊，他心中就有了著落，我也是盼著他能寫出東西來，我覺得我有責任照顧好他。
他是藝術家的性格，不是很冷靜的。他有時很急躁，很頂真，我和他生活在一起，覺得他心靈上是很年輕的。他特別喜歡年輕人，喜歡同他們談心。他不會料理生活，和年輕時一樣，但我們從來沒有紅過臉。他若能寫出作品，那怕我再累些，這對我就是莫大的慰藉了。１
可能社會上對他們的結合，有種種傳言和誤解，多半還是傳統的舊思想在起作用。７０歲結婚有什麼不好，一個劇作家和一個京劇女演員結婚有什麼不好？只要他們的結合是幸福而美滿的，就是他們晚年最大的快慰和安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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