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跨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沸騰的生活，飛躍的旋律，使曹禺感到祖國處處鼓蕩著春天的氣息，好像徜徉在春天的海洋裡，自由，舒暢。
在他看來，工作，學習，勞動，開會，看戲，旅行，聽報告，參加熱火朝天的經濟建設——生活彷彿一道愉快的泉水，晶瑩閃耀，奔流向前。他的自我感覺很好，在歌唱中，在忙碌中過著充實的日子。每天清晨起來，新的生活就像春風撲面而來，他覺得他活得更年輕了，好像又回到青年讀書時代。一切都需要從頭做起，而天地卻同從前迥然不同，那陰暗的歲月給壓在胸頭的陰霾一掃而空了。
他寫完《明朗的天》之後，決心「要寫北京，寫這個和平的首都，這個世界的眼睛注視的地方」。於是，他去重訪母校——清華園，他去人民大學，他去參觀北京體育館、百貨大樓，他去龍鬚溝，他去採訪清河農場，去他想去的地方。
他回到闊別多年的母校，清澈的溪流，巍峨的禮堂，還有他當年寫作《雷雨》的圖書館依然存在。但是，整個校園卻同過去大不相同了。一座座新的教學樓，新的宿舍樓拔地而起，是嶄新的教學設備，是成千上萬的萃萃學子，清華園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學城了。特別是現代的大學生，使他驚訝地發現，再也看不到昔日那些愁悶、悲苦、憤怒和憂慮的面孔，都是些充滿朝氣，奮發上進的青年。他深懷感慨地寫道：「是這樣的大學生，每年從北京——這個政治和文化中心輸送到祖國的各個角落，新鮮的、熱烘烘的、有力的血流，從祖國的心臟向遙遠的邊疆礦區奔流。」
北京在變，北京的一切都在變。「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這感覺處處觸動你，你會看見許多新鮮的，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在《半日的『旅行』》中，記敘了他和一位朋友逛北京城的觀感。在龍鬚溝，這個老捨先生曾經寫過的地方，原來又髒又臭，堆滿垃圾，擁擠不堪的地方，現在，則是寬闊的柏油馬路，整齊清潔的住宅，人們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陶然亭原是一片荒蕪的景象，如今亭台樓閣煥然一新，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點綴著青塔，成為一座幽美的公園。龍鬚溝附近新建的體育館，那麼雄偉壯麗，是一座現代化的體育之宮。而在王府井百貨大樓裡，看到的琳琅滿目的各種商品，爭艷奪奇，令人眼花繚亂。
在清河農場的訪問中，更使他驚歎不已。進得農場，好像來到江南的魚米之鄉，綠樹成蔭，稻香四溢，根本看不出這是一個關押改造犯人的地方。就在這裡，搶匪、惡霸、慣竊、流氓、貪污分子以及各種會道門的頭目，在管教人員的改造下，在勞動中逐漸被改造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
春光普照著祖國的大地，春風蕩漾在人們的心間，他深切感到，祖國真正迎來了她的春天。一個明媚的春天，一個一切都充滿著希望的春天。他這樣寫道：「我怎樣描寫我們新中國，我們親愛的母親呢？我即使有一萬雙眼睛、一千張嘴，我也難看完、說盡祖國今天的光彩。」他覺得一切都好像是在夢中；「然而這不是夢，不是幻想。這樣迅速的變化，在全國大小城市甚至荒僻的森林和沙漠裡發展著」。他用優美的語言，記下他油然而生的感情，滿腔熱忱地寫下一篇篇春天的讚歌。他把這些散文都收入《迎春集》裡。
又要出國訪問了。他從事創作的時間是太少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文藝界的活動之中，而送往迎來、出國訪問，更是常事。這次出訪的國家不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印度。
還在他四五歲的時候，繼母就給他講過唐僧取經的故事。繼母說，西方有一個美麗的國家，那裡人長得漂亮好看，人又聰明，出了許多聖賢，那個地方叫「天竺」。後來，他更瞭解印度和中國有著悠久而深遠的文化交流。印度有美麗的雕刻、圖畫、詩歌、經文和燦爛的神話故事，他在敦煌的石窟中，曾經親自看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為絢麗的祖國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因此，這次到印度去，不僅使他感到親切和喜悅，還使他多少對這個國家有著一種神秘之感。
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４日，他和楊朔等人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乘飛機前往新德里，出席在那裡召開的亞洲作家會議的籌備會。
正是由周恩來和尼赫魯所培植起來的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處於最熱烈而親密的時候，中印兩國的藝術家、詩人、舞蹈家、科學家、教授和留學生像「恆河沙數」，來往頻繁。當他們到達新德里機場時，就投入了海洋般的歡迎人群之中，歡樂的笑聲，閃亮動人、充滿友情的眼睛，好像是遇到久別重聚的朋友。花瓣像雨點一樣撒落在他們的頭上，姑娘們為他們戴上絢麗的花環，在他們頭頂上灑著花水，額上點著珍貴的紅粉。他們走在紅土鋪的路上，「印地泰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國是兄弟）成為兩國人民共同奔流的感情。
在亞洲作家會議籌備會上，同亞洲各國的作家進行了親切而深入的文學和友誼的交流，團結、和平成為亞洲作家共同的呼聲，共同的奮鬥目標。
更令曹禺感動的，是在印度各地訪問受到熱烈歡迎的情景。無論走到哪裡，城市、小鎮、農村、工廠，都受到親切而熱烈的歡迎。無數的印度朋友把他們邀到自己家裡，同他們的妻子兒女促膝歡談。在多少次文藝晚會上，詩人們朗誦著他們譜寫的友誼的詩篇，迷人的印度音樂和舞蹈，更使人陶醉。「花瓣的手指，流星般的眼睛，傾訴著我們之間的友誼」。他們盡情領受了印度的風光；宏偉壯麗的「阿彌陀」，明淨、瑰麗、詩一般的「泰吉陵」，有些地方孔雀像雞一樣的普遍，鸚鵡像鴿子一樣飛來飛去，如同置身夢境之中。
兩個星期的印度之行，日程排得滿滿的，使他沉浸在友誼之中，更感受到站起來的祖國的崇高國際威望。
８月９日，曹禺由新德里飛往日本東京，又開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透過飛機的舷窗望去，印度洋是那麼湛藍，潔白的雲朵在藍天碧海中浮游。如果說，印度之行是他訪問一個未曾去過的古老的國家，那麼，日本之行，則把他帶入一種歷史的回憶之中。他大學時代曾經去過的國家，如今將是怎樣一種情景？而經過八年交戰的一個戰敗國，又將會遇到什麼？１９３３年他去日本，正是櫻花初放的季節，而回國之後，就迎來戰爭的歲月。２３年過去了，他已進入壯年，此行不再是一個學生的旅遊，而是作為新中國的代表，揚眉吐氣，感慨萬千。
去日本，是參加在長崎舉行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在東京羽田機場，日本朋友早就迎候在那裡了，特別是日本戲劇界的朋友千田是也、瀧澤修、木下順二，山本安英等都來了，這使曹禺感到格外高興，這些都是熟悉而又未曾謀面的朋友。
在長崎參加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期間，使他親眼看到戰後日本人民的巨大的和平力量，那氣氛同他２０多年前看到的是迥然不同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美國飛機在長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彈，查爾斯·斯威尼空軍少校駕駛著載有鈽彈「胖子」的「博克的小汽車號」Ｂ２９，它的第一投擲目標是小倉。因為小倉上空烏雲密佈，才轉向長崎，就這樣，長崎成為第二個人間地獄，它給長崎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死去的人早已埋葬起來，活下來的人嘗盡了折磨和痛苦。倖免於難的人們依然受著原子彈輻射所帶來的隱藏的威脅，白血球病隨時有突發的可能。
成千上萬的人從各地趕到長崎來參加大會，把會堂擠得滿滿的，從擴音器裡傳來受害婦女的控訴和哭泣聲。這是對戰爭的控訴，是對苦難的哭泣。即使天氣酷熱，人們卻靜靜地坐在那裡聽著，每個人心裡都燃起一團團火。
一排長凳上坐著原子彈受害者們，有的帶著墨鏡，有的臉上仍留著令人難以目睹的灼傷痕跡，有的低著頭把臉摀住，有的像癱瘓似的靠在椅背上。人們看著他們在低低地抽泣，淚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了，這種情景，使曹禺從心中升騰起對戰爭狂人的憎恨，一下子同日本人民的心貼近了。日本的人民是無辜的，在戰爭中日本人民也遭到災難。
他聽說一個叫鈴木真枝的日本少女在大會前夕自殺了。她有母親，有一個她熱愛的男朋友，同她一樣都因為原子彈放射得了病，身體極度虛弱，而不能結合在一起。她絕望了，便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她生前說：她不相信關於原子彈的故事影片中，所描寫的那些勇敢的病人的事情。她認為那是文學家的想像，真的人生對她來說是灰色的，沒有希望的。像鈴木真枝這樣絕望而死去的人是太多了，這些事實在啃嚙著曹禺的心。
曹禺說：「生活在日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對一個原子彈的受害者。但在日本，我也感到人的力量是無窮的。在一個邪惡殘酷的敵人面前，『人』確實可以成為美麗、勇敢、莊嚴、和平的化身，蘊藏著無限的威力，使殘暴的敵人都戰慄、恐懼。
「原子彈畢竟是原子彈而已，種下的仇恨是一個能變化、能生長的東西。我閉起眼就可以看見一個個流著汗的日本人的臉上，兩隻燃燒著憤恨和決心的眼睛，汗同眼淚交織在一起，彷彿在那個大會上，全世界的人都和我們坐在一起，流著汗同眼淚。
「那時我想，我們雖然不是日本人，但我們願意和這些受難的人們在一起，為他們的和平事業貢獻出我們的力量。」１在大會期間，他同日本人民的感情連結在一起了。被戰爭割斷的人民之間的友誼就這樣地交流、匯合、凝結起來。在長崎，同一些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開會座談，一位來自廣島的文學家，對他說起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種種罪行：「這些事情只有等到美帝國主義扔下原子彈以後，我們看見自己周圍家破人亡，血肉紛飛的情景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過去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惡多麼深。我們心中對你們的歉疚是不可言喻的。」在日本各地，他都聽到日本朋友抱著歉疚的心情來檢討對華戰爭，那種深沉、友好而自疚的心聲，使他感到日本人民的覺醒。那些從中國釋放回國的日本戰犯，他們趕幾百里路來到旅館，向中國的代表表示他們的謝忱。有一個年老的戰犯，曾對他說：「我是一個重新被救活的人，我得了重病，你們找了最好的大夫給我治好了。這個，你們覺得不算什麼，但從此我才懂得我該做一個有人道心腸的人，有正義感的人，這是我在中國當戰犯的時候學來的。」這些日本戰犯回國後，生活十分困難，但他們說：「無論處在怎樣困難之下，我們決不能放棄和平的努力！」曹禺這樣寫道：往者已矣，把過去這一段中日之間不愉快的歷史忘掉吧，中國人民伸出手來，向他們的鄰居和朋友表示衷心的友好。我們的道路不應該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貪婪、陰謀和戰爭，而是人民的友愛、合作與和平。１記得正是日本的文部省不肯修改教科書，竟連南京大屠殺都不認賬，還搞靖國神社的參拜，祭奠日本戰犯亡靈的時候，曹禺又一次同我談起這次日本之行：釋放回國戰犯來旅館看望我們，看到他們那麼虔誠的檢討感謝，看到那種可憐的樣子，我是真誠地相信他們。但是，王芸五先生，他是一位老報人，又是日本專家，卻表現得相當嚴肅。他說，日本一定要徹底反省對華戰爭的罪行。他畢竟是歷史學家。我們相信日本人民，但是，也不可掉以輕心，總是有那麼一小撮人，還做著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日本人的經濟上去了，而我們卻搞內亂，一下子就是十年。１９５６年，我們和日本的經濟不相上下，現在差那麼多。我們要反省。不把經濟搞上去，是難以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那時，給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正處於一個被奴役、被壓搾的地位上，無論走到哪裡，美麗的風景區，幽雅的小城，臨海的城市，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用鐵絲網攔起的美國兵營，美軍住宅和綠色的軍用倉庫。在大街上，是橫衝直撞的美國軍用吉普車，在飛機場上空整天響著噴氣機的震耳欲聾的噪聲。這種景象，使他聯想到抗戰勝利後的上海，黃浦江碼頭上停泊著長串的美國軍艦，上海灘上隨處看到飄揚著美國星條旗。此時此刻，使他百感交集，匯成一個心聲，一種感受，那就是對新生的祖國的無比熱愛和自豪！
但是，日本朋友卻很少提到美帝國主義這個不愉快的題目，也很少談起美軍在日本橫行霸道的事實。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基地多達３００多個，在這些基地周圍浸透著日本人民的血淚。日本人民是憤怒的，沖繩島上農民代表的憤怒的抗議，美軍在伊江島強行佔地，把日本人民喚醒了，化為民族的憤怒吼聲。
他深深感到，一個自由、民主、獨立、進步的新中國的可貴。他深有感慨地說：「我記得不過是七八年前，『中國』這兩個字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僅僅代表著一個落後的國土，是一個原料和商品的市場，只可以供資本家們壓搾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如今在富士山下的蘆子湖畔面望祖國的時刻，卻從心中發出：『哦！我的祖國，我是多麼想念您！』中國已成為全世界人民所矚目的名字！」１
在日本期間，他得以會見日本戲劇界的朋友，這是使他最快慰的了。
為了迎接曹禺的到來，慶應大學教授奧野信太郎，在《朝日新聞》發表了介紹曹禺的隨筆，把曹禺稱為「中國話劇界首屈一指的人」。接著久保榮著文，記敘了他和曹禺的會見。臨別之際曹禺提筆留念，寫了唐詩中的「文字因緣骨肉親」，久保榮被這詩句深深地感動了。尤令曹禺感動的是同日本著名的戲劇家秋田雨雀老人的會面。曹禺回憶說：這一次使我倍感幸運的是，我訪問了已近８０歲的秋田雨雀先生。在陽光下，他的孫女扶看他出來見我，老人家還為我寫了字。至今我仍看見他滿頭的銀髮，和悅的面容，聽得見他清楚的聲音。１９３５年，正是秋田雨雀先生和郭沫若先生一起為我的《雷雨》日譯本寫的序。我終於能夠當面向他表達我深情的感謝了２。
秋田雨雀對中國充滿友好的感情，他一直關心中國的話劇，在尾崎宏次編的《秋田雨雀日記》中，記錄著他親自觀看李健吾的《這不過是春天》、洪深的《五奎橋》以及《雷雨》在日本上演的情形。對日譯本《雷雨》的出版，更付出了他的心血。曹禺終於把他久久深藏在心中的尊敬和謝意，向老人做了當面的表達，這確是一件令人快慰的會見。
同日譯本《雷雨》的譯者影山三郎先生的會見，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影山三郎特意到曹禺下榻的赤阪普林斯飯店看望曹禺，這使曹禺格外感動。曹禺應影山三郎的懇請，書寫了《祝福》一文，二人合影留念。至今影山三郎還精心保存著這充滿友誼的手稿。下面是從這手稿中摘錄的幾段：一位讀者，為了同新中國來的作家會面，從橫濱一直追到長崎，又返回大阪，還未能相見，最後才在東京同我相見。他興奮地對我說，……我來回跑這麼遠的路，是為了和您見面，表達祝願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長久友好下去的心情。
我在旅館給孩子們寫了封信。寫了《原子彈爆炸之子》中的老大爺沒有死（中國的孩子們，看了日本演員龍澤修氏飾演的老人死了，哭得很傷心），那個人還活著。……那個人非常勇敢頑強地活著，而且很喜歡中國人。
鳳凰在烈火中，以更加美麗的姿態得以新生。親愛的日本朋友，請接受我衷心的祝願。１這次日本之行，他同日本朋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個叫壽美子的姑娘，在訪問中每天伴著他們，從而相識了。曹禺回國仍然念念不忘這位天真純潔的姑娘，還特意寫過《致一個日本姑娘的信》。１壽美子曾經向他傾述她的心聲：「我需要溫暖，但是在我四周，只有冷漠和絕望」。年輕輕的，卻是滿心的痛苦和悲哀。在信中，他給予她同情、慰安和鼓勵，歡迎她到中國來。
曹禺是幸運的。從批判《武訓傳》開始，在文學藝術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批判運動，都未曾碰到他的頭上。這一方面是因為領導上對他頗多愛護；另一方面，他確是真誠地奉獻著自己的辛勤勞動。他真誠地相信黨的號召，相信一切都不會錯的。他的《明朗的天》受到熱烈稱讚，而且獲得第一屆話劇會演的劇本一等獎。從１９５４年起，他的舊作又開始上演，先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了《雷雨》，繼之，《家》在上海公演，到１９５７年春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在首都都演出了，形成一個高潮。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都關心著他的創作和劇本的演出。劉少奇在懷仁堂看過《雷雨》後，連聲稱讚「深刻，深刻，很深刻」。周恩來特別關心《北京人》建國來的第一次公演。據中央廣播電視劇團的記載，周恩來同志因接待外賓來得較晚，特意請劇組把「天塌了」這場戲再重演了一遍。「總理看完後問，台詞中『把好的送給別人，壞的留給自己』這句話，是不是新加的？導演說，原來就有。總理說，那就好。又說作者對那個時代的人，理解很深。總理還談到封建制度的罪惡，說公演這齣戲，有教育意義。」１他的舊作，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陸續出版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曹禺劇本選》、譯作《羅密歐與朱麗葉》，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家》，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雷雨》和《日出》的單行本，並附上原版的序和跋。這一切，都使他感到心情舒暢。的確，在反右鬥爭前夕，在我國文壇上確曾有過一個短暫的自由舒暢的氣氛。正是在這樣一種政治氣氛中，他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於１９５６年７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如果說，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甚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他還涉足不深；而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則把他直接驅向鬥爭的前沿。從１９５７年７月開始，他寫了一些文章對右派進行批判，而且在一些會議上發言。他是懷著對黨深信不疑的態度，凡是黨組織讓他做的，他都去做了。他也感到這場鬥爭的暴風雨來得這樣迅速，這樣猛烈，似乎也未容他有多少思考的餘地，就趕著催馬上陣了。如今提起這些事，他總是有一種負疚自責的心情，他曾對我說：我寫的一些文章是很傷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的，那時，我是不得不寫，也沒有懷疑過那麼寫是錯誤的。而歷史證明，是做錯了，真對不起那些朋友（我說：「那時候，一些人都是這樣過來的，有當時的歷史情勢」）。他很沉痛地說，這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傷害了一些同志，這不僅是朋友之間的事，而是慘痛的歷史教訓啊！不是經過十年動亂，恐怕要人們去正確對待那段歷史也是很難很難的啊！
他的勇氣和膽量是越來越小了。本來他就是一個謹慎小心的人，在經過這場鬥爭後，就變得更加小心謹慎了。在創作上，覺得更不敢隨便動筆了。面對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形勢，他覺得更趕不上趟了。他竭盡氣力去追趕形勢，但他從內心裡感到跟不上。３月間，他出席了文化部、劇協、北京市文聯召開的北京戲劇、音樂座談會。在三天的會議上，各個團體，許多作家都提出了「躍進」的創作計劃，那些在平時連想都不敢想的創作計劃，在「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熱浪中提出來了，大家都要爭著「放衛星」，似乎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了。曹禺是贊成躍進的，但是讓他在會上也提出那種「浪漫主義」的創作計劃，他心中確實感到為難。有的作家提出一年創作的劇目比他一生創作的劇目都要多，他心中打鼓了，惶惑不安了。在那樣一個競相發出豪言壯語的場合，他是謹慎的，他鼓足了勇氣說出他的創作計劃之後，連當時的報道中似乎都含蓄地批評了他的保守態度，說他「以十分慎重的態度，計劃今年至少寫出一兩個劇本」。相形之下，他的計劃確實「保守」了。他曾想過，搞了一個《明朗的天》，從搜集資料到寫作劇本、排練演出到最後修改出版，幾乎用去三年時間，儘管這樣，也沒有寫出一個他覺得滿意的本子；如果再公開講出豪言壯語而不能兌現，那該怎麼向讀者和觀眾交代呢？
他覺得那種躍進的氣勢是太緊張了，是從來沒有過的心理上的緊張，是一種說不出的不適應感。他病了，不得不住到頤和園裡休養。周圍整日價鑼鼓喧天，「捷報」頻傳，而他卻在昆明湖畔把自己封閉起來。有一天，陳毅同志專程來看望他，曹禺回憶說：
那時我住在頤和園中的諧趣園養病。一天，我正在走廊上散步，眼看陳毅同志迎面走來。陳毅操著他的四川口音說：「我正要找你！」上來拉著我的手。我把他請到屋裡，拿出煙來，我說我只有前門牌的煙招待你，沒有好煙，他說：「一樣一樣。」緊接著他像放連珠炮似的，也不容得別人插進去，就擺起龍門陣來了：「你得出去看一看啊！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去轉一轉嘛！」「你要寫嘛！呆在這裡咋個寫啊！你得出去！」一口氣講了一個鐘頭。「講完了，走啊！」說走就走。我一直送他到大門口，他對我說：「曹禺啊！你可記住，我是專門來看你的喲！」後來，就為這件事，北京外國語學院把我抓去，讓我交代和陳毅的黑關係。１他是在困惑中度過那個大躍進的年代的。儘管陳毅前來敦促，連他那個「十分慎重」的計劃也沒完成，一個劇本也沒有寫出來，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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