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外，號外，日本鬼子投降了！」
報童的呼叫聲，嘉陵江上的汽笛聲，加上鞭炮聲，鑼鼓聲，在山城上空迴盪著，市民都湧向街頭，在繁華的街道上簇擁著，歡跳著，整個山城沸騰了。
八年，八年啊！正義終於戰勝了邪惡，和平終於勝利了。這是多麼來之不易的和平呵！曹禺把一張報紙看了許久許久，眼眶裡閃爍著晶瑩的淚花。勝利，本來是在他意料之中，他始終堅信勝利這一天的到來；但是，勝利的消息傳來了，又使他感到突然了。他興奮的時候，卻往往是沉默的，他又陷入一種不可名狀的沉思之中。
和平了，勝利了，人們渴望著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誕生。人們對這和平和勝利懷著多少殷切的期望和光明的幻想啊！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這是一個給山城人民帶來希望的日子，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到重慶來了。曹禺聽到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後，心想，「毛先生來了，這下可好了！」他把毛主席來渝，看作是和平、團結、光明和民主的象徵。
８月２９日，重慶《新華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毛主席的談話：「本人此次來渝，系應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人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曹禺看到毛主席的談活，深表贊同。他以為國共談判，真能如毛主席所說的那樣去做，一定會迎來一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
最難忘記的是９月的一天，在周恩來副主席的親自安排下，毛主席在上清寺會見重慶文化界人士，曹禺也應邀出席這次會見。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毛主席。魁梧的身材，和藹的笑容，著一身藍灰色的中山服，給他以樸素而偉岸的感覺。他沒想到毛主席是那麼平易近人，對他又是如此瞭解。當周恩來副主席把曹禺介紹給毛主席時，他們親切地握手。毛主席勉勵曹禺多為人民寫出好的劇本來，他語重心長地對曹禺說：「足下春秋鼎盛，好自為之。」此刻，他緊握著毛主席的手，表示決不辜負他的厚望。曹禺回憶這次會見時說：只有２０多人參加這次會見，我記憶中似乎都是進步的。沈浮對毛主席說，國統區太黑暗了，要到延安去。毛主席說，歡迎你們去延安，但只有小米招待大家。毛主席還對巴金說，我從前也相信過無政府主義，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毛主席談笑風生，對大家充滿了關懷和期望。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和國民黨代表團簽訂了著名的「雙十協定」——《國共代表會談紀要》。曹禺從《新華日報》上看到這個協定寫著：要「堅決避免內戰」，「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並且要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這個協定使曹禺受到鼓舞，他本來就是一個充滿憧憬的人，他早就呼喚過「中國，中國，你是應該強的！」他想，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一個新的強大的中國將會屹立在東方。但是，他哪裡知道，在４０天的談判中，中國共產黨作了多少讓步，而取得每一項協議，又經歷了多少艱難！當然，他更沒有想到，國民黨把「雙十協定」作為他們暗中準備發動內戰的步驟。
就在「雙十協定」發佈前後，９月１７日，蔣介石向全國各地秘密發送《剿匪手冊》；１０月１３日、１５日，蔣介石命令國民黨軍隊向八路軍、新四軍發動進攻；１１月，蔣介石在重慶舉行軍事會議，決定了對解放區的全盤作戰計劃。國民黨已經把發動全面內戰作為他們的既定方針了。
這一切，當然是曹禺所不能知道的。就在全國處於一種暫時和平的氣氛裡，他和老捨接到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赴美國講學一年。國民黨中央社於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發表消息說：「美國國務院決定聘請曹禺、老捨二氏赴美講學，聞二氏已接受邀請，將於最近期內出國。」延安《解放日報》也於１月１４日轉載了這條消息。
對曹禺來說，這次邀請使他感到突然。雖然，他已經答應下來，但心中老想著一個問題，到美國該講些什麼呢？曹禺回憶說：
去美國之前，我當時拿不定主意，到那裡該講些什麼呢？我給八路軍辦事處打電話，想找吳玉章同志請教。但是，他不在重慶，又找董必武同志，說也不在。不知什麼原因，我是想問問到美國該怎樣講話。他們不在，我就找茅盾，我記得茅盾很熱情地接待了我，留我吃飯。很豐盛的菜，都是孔德沚親手做的茅公講得很多很多，可惜我現在都忘了。但有兩點卻是記得很清楚的：一是，他說，有什麼就講什麼，他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實事求是；二是，談到文學，他說要講文學是有社會意義的，不只是娛樂。這兩條我記得很清楚，在美國我就是這麼講的。１茅盾的一席談，給曹禺以信心和力量，在美國講學期間，他的確是遵照他的意見去做的。
１月２０日晚上，「文協」為他和老捨舉行了歡送酒會。這是抗戰勝利後第一次送文化使者出國，因此，得到進步文學界的高度重視。大約晚六點鐘，一些著名的作家都來了，把兩個會議室擠得滿滿的。到會的有茅盾、巴金、胡風、陽翰笙、楊晦、何其芳、黃芝岡、劉白羽、陳白塵、聶紺弩、邵荃麟、馮雪峰等５０餘人。一張張小茶桌上，擺著酒、茶點，圍坐著的人們暢心地傾談著。一篇報導是這樣描寫曹禺的：「等到曹禺先生來了，他悄悄地找了個位子坐下來，沉靜得很。我們向來是不大在各種場合中見到曹禺先生的。他一直蟄居在鄉間，埋頭寫作他的劇本《橋》。他的許多朋友都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惟有巴金先生和他的關係最密切，巴金是給曹禺先生轉達一切消息的一個人。」１
茅盾首先致歡送詞，他說：「我們的官方曾經派了不少人到外國去，這些人到外國去替官方做宣傳。這一回美國國務院來請中國作家出國，老捨先生和曹禺先生是我們民間文化人第一次出國的兩個……。」他還說：「我看到美國的《駱駝祥子》這本書的廣告，那廣告上面畫的一個中國人，腦袋後面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那辮子還翹得高高的。現在美國人是怎樣地看我們中國人啊！」茅盾希望他們二位到美國後，把中國老百姓的思想和生活，老百姓的要求，和八年抗戰中中國人民是怎樣進步的，把中國的實際情形告訴美國人。他說：「吃黃牛油的洋人對於中國的小辮子和三寸金蓮未免太隔膜了。現在要讓美國人知道，中國人如今不僅在形式上沒有了小辮子，在精神上也沒有小辮子了。這樣對於真正中美兩國文化的溝通，才會有真正的幫助。」接著是老捨先生講話，他講話充滿堅定而果斷的信念，在會上引起共鳴。
曹禺在一次又一次的掌聲中起來講話。他的講話溫文緩和，他希望這次出國，努力做到讓美國人瞭解中國的新文化是怎樣艱苦地產生的，瞭解中國新文藝運動在今天取得的成就。他說吃牛奶黃油的外國人，是不瞭解吃草的中國作家的，他們見到老捨先生就會明白中國作家的生活和環境。那時，老捨先生身體不大好，剛剛經過大夫檢查，雖然沒發現肺部有病，但他那瘦弱的身體是朋友們所擔心的。曹禺接著談到，他很不喜歡有些人，首先懷著寫給外國人看的寫作態度，結果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寫出來的，並不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應該寫自己熟識的人。最後，他打趣似地結束了他的講話，他說：「帶了哈巴狗去周遊全世界，回來仍然是哈巴狗，我不知道我回來是不是哈巴狗？！」他這些話，引起滿屋的笑聲。他的信念是明確而堅定的：出去是這個曹禺，回來還是這個曹禺，是不會為美國的生活方式所改變的，也不會為外國人的遊說所能動搖的。
２月間，曹禺抵達上海。一些多年未曾見面的老朋友又得以在勝利後重逢了，每日都有應接不暇的朋友來訪。２月２８日，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舉行會員大會，為曹禺、老捨送行。同時，還歡迎新從重慶、廈門等地來上海的會員，如戈寶權、宋之的、吳祖光、柳亞子、施蟄存、袁水拍、許傑、華林、葉紹鈞、趙太侔等人。到會的文藝界的朋友不少，趙清閣、許廣平、王辛笛、鳳子、趙景深、魏金枝、葛一虹、任鈞、馮亦代、郭紹虞、葉以群、吳天、顧仲彝、唐□、柯靈、李健吾、鄭振鐸、張駿祥、黃佐臨、熊佛西、曹聚仁等人；還有美國新聞處主任費正清，是他建議美國國務院邀請老捨、曹禺去美國講學的。
這次歡送會開得十分隆重。先由葉聖陶先生題詞，他寫下了以下的話：
文協上海分會歡送舒捨予、萬家寶兩先生赴美講學，宣揚我國新文藝，到會者鹹署名於此紙，永留紀念。時為３５年２月１８日下午４時，會場為全聯食堂。葉聖陶書端。
接著是鄭振鐸致詞，他說：「我們希望真正的中國人到美國去，也希望真正的美國人到中國來。我們希望他們倆把真正的中國情形講給美國人聽，不多制定日程的限制，宣傳抗戰文藝和事跡，並且是真正的中國民間代表。」葉聖陶先生的講話更是語重心長，他說：「新文藝從開頭就不曾與政治分離過，這是五四運動開始的，以後的道路也不曾與政治分開，現在自然是以民主運動為最大潮流和傾向……。老捨、曹禺口頭不說，但他們所表現的是真正中國人的生活，就可以關聯到這方面去。希望他們告訴外國朋友們，中國文藝界有這樣的趨勢和精神。」在老捨講話之後，曹禺便起來致詞：想不到新老朋友在這兒見面，真是愉快。八年來的心情是沒法子講的。朋友們都在追尋唯一的真理，我們知道這真理目前是什麼，大家為此感到的不愉快，真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我們所受的折磨、痛苦和物質上的災難，是值得驕傲的。寫文章的人許多年來用各種方法替老百姓說話，值得高高在上的人知道他們的痛苦。誰能夠替老百姓做事，誰就能在新中國組織裡存在。現在離目標還遠，必須從各方面去努力，目前各地的老百姓離文藝運動還很遠，生活都維持不了，更談不上文化。我們要使老百姓安定，要他們懂得他們的責任很大，他們是將來新組織的主人。以後我們如再寫作品，與其談太大的問題，不如談談與老百姓接近的具體問題。這一次我們到美國去，老捨說是向美國作家學習，自然我們要從美國得到一些東西。另外，我們還有一個使命，就是把現代變化中的中國告訴美國民眾。老捨的《駱駝祥子》英譯本封面拉車的人還有一根豬尾巴，可見美國人對中國還認識得不夠。中美兩個民族，一個過去歷史慢，一個快，方向卻已決定，就是民主和真理。我們新文藝運動時間不長，像擠牛乳一樣，總要擠出一點來。像茅盾的《子夜》、老捨的《駱駝祥子》，不敢太自誇，即使放在外國第一流作家行列，也不覺得慚愧的。我們要讓美國人知道我國人民的生活，怎樣選擇能代表中國的作品。外國人讀中國作品不大力便，我們該自己選擇，介紹出去，這是值得做的一件事。
他的講話，得到鄭振鐸的讚許，受到與會作家的歡迎。在這個會上，費正清也起來致詞，他首先聲明，他不能代表美國國務院，只能作為個人的意見。他說：「中美文化應該聯絡交換，不但將文化材料即書籍交換，人也要交換。中國人到美國去，美國人到中國來，這是我以為十分要緊的。」他說，２０世紀了，應該有國際文化交流。他特別強調說：「原子彈要是弄得不好，也許十幾年後，大家都破壞了。最好把世界文化統一起來，我們必須有民主的文化，否則就糟糕。老捨、曹禺二位不但作了中國代表，也幫助了美國人。美國人一定要負責，可惜美國人對中國的學問情形還瞭解得不夠。美國人不懂得中國事情，那是有危險的。美國對別國事情辦得不好，就要失敗。這雖是我個人的意思，卻知道好多美國人也有此感想。」此外，在會上發言的還有吳祖光、施蟄存、許傑、華林、袁水拍等人。
最後，由鳳子宣讀了蘇北作家致上海文協的信，它帶來解放區作家對國統區作家的親切慰問，也帶來解放區的消息，引起了與會作家的極大興趣。信中說：「我們雖在敵後的戰爭環境中，但是人民軍隊，人民政府，不顧一切長期封鎖和農村落後狀態的極端困難的物質條件，無微不至地愛護我們，幫助我們的工作，使我們得為抗戰為人民盡了最大的努力。特別是享受到我們從來沒有享受過的自由空氣，及毋須為生活而奔忙的人最大的愉快。愈是我們工作得自由，愈是我們懷念你們所受過的不自由的與不愉快的日子。」還說：「我們應該加強團結，互相取得聯繫，建立華中解放區與上海及各大城市的文化工作上的交流。……歡迎你們到解放區來參觀，你們的被禁止出版的書籍和被禁止上演的劇本，解放區願替你們出版和上演。……這兒有著你們廣大的讀者。」１此信宣讀後，到會作家熱烈鼓掌。曹禺從這封充滿熱情的信中，不但感受到解放區作家的深厚情誼，也呼吸到解放區自由解放的清新空氣。多少年後，他想到這封信，都記憶猶深。他似乎感到，解放區在向他招手，歡迎他，也歡迎一切作家到解放區去。
２月２２日，上海劇影協會在華美酒家為曹禺舉行歡送會，顧仲彝、黃佐臨、周信芳、梅蘭芳、李健吾、趙景深、韓非等出席。３月２日，國立劇專的校友方守謙、羅明等人又在四馬路杏花樓為曹禺餞行，張駿祥、白楊作陪，宴畢，師生合影留念。
同行的寄語，朋友們的囑托，學生的深情，使他深知此次美國之行，不只是他個人的一次講學，而是肩負著民間文化使者的重任。他不會辜負朋友們的期望。
１９４６年３月４日，天氣晴朗，雖說江南春早，但黃浦江畔春寒料峭。此刻，曹禺脫去穿慣了的長袍，著一身西裝，正和老捨忙著向送行的人們握手告別。在他歡愉的笑容中，帶著希望和憧憬，他想，要做的事情一定會得到滿意的收穫。
汽笛長鳴，史格脫將軍號啟航了。這是一艘美國海軍運輸艦，它將載著這兩位使者橫渡重洋，開始漫長的航程。
黃浦江洶湧著流向大海，在船舷上，他貪婪地望著兩岸的景色，儘管這裡是種種刺痛人心的破舊和腐敗，但它畢竟是祖國的土地。當他要暫時離開祖國的土地，那心情卻是一片難捨的依戀之情。船到長江口，只見遠處水天一色，煙波浩渺，文天祥的兩句詩不禁又闖入他的記憶：「一葉飄搖揚子江，白雲深處是蘇洋」。長江，你的胸懷原來是這樣的開闊，這樣的寬廣，還未曾離開祖國，卻又在思念著祖國了。
半個月的航行，史格脫將軍號終於把他們送到了美國的西海岸，從西雅圖港踏上了美國的國土。令他和老捨驚異的，西雅圖是那麼繁華，看不到半點戰爭的景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儘管全球都有著美國戰車履帶的印痕，但是，在他們的國土上卻不曾嗅到一絲硝煙的氣息。同處處是戰爭創傷的中國比較起來，這裡卻是繁華和喧囂，戰爭把美國大老闆的腰袋填得滿滿的。
他和老捨從西到東開始了他們講學觀光的旅程。洛杉磯、舊金山、新墨西哥州、華盛頓、紐約、芝加哥、科洛拉多州等地，都曾留下他們的足跡。他們曾經在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天主教大學、克倫多大學等有名望的高等學府講學參觀。他們還參觀過紐約的百老匯，拜訪過好萊塢，欣賞了美國的戲劇和電影。作為民間的文化使者，中國戲劇的使者，他們受到美國文化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在華盛頓，他們受到美國國務院和各界人士的熱情招待，為他們設宴洗塵，下榻在專門接待國家貴賓的「來世禮」賓館（ＬｅｓｌｉｅＨｏｕｓｅ）。當時，邱吉爾就住在甲賓館，他們住在乙賓館。他和老捨同居一室，有專人招待他們。曹禺回憶說：「後來我們才瞭解到，美國國務院專門請各國的名人來美國講學或訪問，並且希望這些人長久地在這裡工作，通過這些人為美國作宣傳。」１曹禺和老捨就是他們聘請的「名人」，自然希望通過他們為美國工作。但是，這點卻使美國國務院失望了。華盛頓的城市風光給他以美好的印象。白宮在陽光照耀下分外莊重，到處都有綠茵茵的草地，卻沒有城市的喧囂。但是，也有令人憤慨的時候。有一次，他和老捨宴請黑人作家吃便飯，這家大飯店卻掛著「禁止黑人進餐」的牌子，把他們請來的黑人作家拒之門外，這使他們看到美國標榜的「民主」、「自由」的真相。他們在新墨西哥州，親眼看到流入美國的墨西哥人和當地的印第安人，被圈在所謂「保留地」裡。這些「保留地」是一片荒蕪淒涼的景象，烈日烤得發燙的地方，看不到一點綠色。每到一處，那些紅皮膚的印第安孩子們，便圍攏來，向他們兜售土陶器，那景象實是令人難過。因此，美國的現狀，美國的歷史，就成為他倆談話的課題。美國的建國史，自然有它進步的方面，但它的確是在血和火、刀和劍的光影中發展起來的。掠奪、壓搾、種族歧視，確有它不光彩的方面。他們深深感到，正如美國人不瞭解中國，中國人也太不瞭解美國了。
他們在紐約停留的時間最多，對於曹禺來說，紐約百老匯的戲劇是他早就嚮往的，他不放過每次看戲的機會。從西雅圖到紐約所經過的地方，他和老捨已經看過兩次舞劇、三次廣播劇、兩次音樂劇和八次話劇。在紐約期間，正好英國的老維克劇團在世紀劇院演出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亨利四世》，由著名演員勞倫斯·奧立弗主演。奧立弗還未到來，紐約報刊廣播已在大張旗鼓地宣傳，紐約人把老維克劇團看成是一個不平凡的劇團。《紐約時報》雜誌是這樣描寫奧立弗的：「十分健壯——曬得黝黑，養得很好，精力充沛，急欲一試身手。」票房外面擠滿了購票的人們。曹禺看了奧立弗的演出，不禁為他的表演才能驚歎。奧立弗在《亨利四世》上下篇中扮演的是兩個次要角色：霍茨巴和鄉村法官夏祿先生。一個是精力充沛的鬥士，一個是日落西山的老人。夏祿被他演得像是格裡姆和狄更斯合寫出來的人物，給人一種奇異之感，但又是十分真實的。特別是霍茨巴臨死前夕的台詞，他朗誦得是有一種悲愴的氣氛。曹禺對老維克劇團的演出是滿意的。但是，整個百老匯卻未免使他失望。在這個演劇中心，最流行的是歌劇和喜劇，演出者只是希望獲利，瀰漫著商業化的煙霧，缺乏嚴肅戲劇的演出。他們也上演莎士比亞、易卜生、王爾德的作品，但更多的是追求藝術形式上的完美。新的劇作，沒有上佳的作品。這就同當年曹禺從《劇場藝術》月刊的介紹上所看到的美國劇壇的情況大不相同了。那時，美國戲劇充滿著朝氣，為人民說話，而這種熱情，如今已經冷卻了。他所敬重的劇作家奧尼爾正在病中，未能見到這位美國傑出的劇作家，感到很遺憾。但在世紀劇院，終於看到他的《送冰的人》的演出，這多少滿足了曹禺的願望。《送冰的人》是奧尼爾晚期最有影響的劇作，它描寫紐約西區一家簡陋的旅館中，房客們寄人籬下，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如劇中所寫的：「這兒是什麼？這兒是沒有希望的酒店，你注意這兒平靜的氣氛嗎？因為這是人生最後一個碼頭，在這兒沒有人會擔心下一步該怎麼走，因為他們無路可走了。」像奧尼爾的病給曹禺帶來悲涼的感覺一樣，他的作品同樣也帶著濃重的悲觀色彩。曹禺似乎隱約感到，如果說奧尼爾前期作品還透露著希望和憧憬，還具有一種對困境的掙扎和搏鬥；而現在，他的作品絕望了，人們再也逃不出那無形的網。在這樣一個有高度科學技術文明和富有的國家，作家卻看不到他們的路。《送冰的人》的絕望和悲哀的劇情，使曹禺陷入沉思之中。《送冰的人》是第一次公演，而輿論界的反應卻是冷淡的，這也使曹禺感到奇怪。這個劇本，在七年之後，當青年導演昆特把它重新搬上舞台時，才得到批評界的首肯。曹禺回憶說：那時的百老匯的戲劇藝術，被那些演出公司的老闆控制著，為金錢操縱著，這必然使那些從事嚴肅戲劇的劇作家、導演和演員逐漸失去信心和力量。當然，也有少數人堅持著，但也無法改變那種社會現實和社會潮流。１在紐約會見了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這是曹禺美國之行的一次意外的收穫。
曹禺和老捨一到紐約，便由正在美國求學的中國著名影劇演員王瑩陪同。由於王瑩的引見，曹禺結識了布萊希特。那時，他正在寫《伽裡略傳》。曹禺回憶說：我和老捨拜會他時，想不到他這樣一個大人物，竟然是那麼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架子。他的夫人端上茶和酒熱情招待我們，我們用英語交談，談得十分隨便。他很熱愛中國，很想有一天能到中國來。我問他：「您為什麼不到中國去？」他說：「我想去，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同他這次會面，是我這次美國之行最難忘的一件事。２曹禺也向美國人介紹中國的戲劇，他帶去關於中國戲劇的許多資料，其中有《羅密歐與朱麗葉》和《夜店》的兩個戲的舞台面。這些資料使美國戲劇界人士格外驚奇，他們以為中國人的話劇是模仿歐美的，在藝術上是不能同他們的戲劇相提並論的。但是，看了這些戲的舞台面，驚奇之後便是讚賞了。他們認為對這兩出戲的理解，趣味，想像，表現都是相當完美的，獨具一格，全然不是因襲的東西。這些評價使曹禺感到驕傲和寬慰，終於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藝術家在創造著中國人自己的話劇。在紐約，除了到大學講演，曹禺還在紐約市政廳公開講演《中國戲劇之歷史和現狀》等。這些演講，使不瞭解中國的美國同行，瞭解到中國的戲劇同現實有著緊密的聯繫，對生活發生那麼大的力量，特別是對抗日戰爭作出了那樣傑出的貢獻，這是美國同行過去未曾料到的。一些進步的美國戲劇家，通過曹禺的介紹，對中國戲劇工作者的精神表示敬佩和讚賞，正是這些演講，把戲劇和友誼的種子撒在美國人民之中。
在紐約曾產生過爭論，但這爭論並不是發生在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而是發生在中國人之間。
賽珍珠舉辦茶會來招待曹禺和老捨，請了幾位有名的美國作家作陪，如美國女劇作家彌萊·哈爾門等，正在美國留居的林語堂也應邀而來。茶會上，曹禺講到文學應當具有社會意義時，「社會意義」這個詞在英文中也可以當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思。於是林語堂便站起來加以詰難了，大談他的趣味主義。他把趣味文學宣揚一陣之後，便對曹禺的發言發起猛烈攻擊。曹禺也毫不客氣地反駁他說：「我們中國文學家韓愈就講文以載道，怎麼能說文學只是講究趣味呢？」林語堂在２０年代就倡導「幽默」，得到「幽默大師」的雅號。３０年代又講「閒適」、「深遠通脫」和「幽默的情境」等，曾經受到魯迅的批評，說他「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平滑」。曹禺的反駁使林語堂更為惱火，他當然是聽不進去的。在場的，還有一位美國的批評家，他曾參加過共產黨，也站起來說，共產黨那套我都知道。他把曹禺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了。林語堂對左派是最恨的了，這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次發洩的機會。而曹禺卻是據理力爭，搞得這位林老先生窘極了。最後還是由賽珍珠出來和稀泥，爭論才收場。曹禺回憶說：這場爭論，你一刀我一槍。林語堂講的都是他寫的《吾國吾民》中那套玩藝兒，沒有什麼新的貨色。茶會主人賽珍珠和稀泥，而王瑩卻贊成我的意見。王瑩是地下黨員，她給賽珍珠當秘書。當時，楊剛也在紐約。１可以說，這是曹禺這次美國之行中遇到的一次最不愉快的聚會，他萬萬沒想到會遇到林語堂，萬萬沒想到同他發生這樣一次激烈的爭論。其實，也不奇怪，林語堂也是本性難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每次遇到旅美華僑，都把他們當作祖國來的親人，盛情款待，不論是相識的還是不相識的，都給他們以溫暖和照顧。一次，他和老捨應司徒慧敏的邀請，在紐約百老匯大街一家飯店吃飯，這是一次極為豐盛的宴會。當司徒慧敏付帳時，飯店老闆出來了，他說：「你們來了，我就特別高興，還須付什麼錢！」原來這位飯店經理是廣東客家人，說什麼也不要祖國來的親人付帳。
在紐約最盛大的聚會，是為慶賀張伯苓校長７０壽辰而舉行的宴會。其時，張伯苓正在紐約，南開的校友們一定要在異國他鄉為老校長祝壽。曹禺自不必說，老捨也曾在南開中學任教過，他們聞訊後，就商量著怎樣向張伯苓先生表示他們的心意。最後，他們決定合寫一首祝壽的獻詩：張校長七十大慶，知道有中國的，
便知道有個南開。
這不是吹，也不是，真的，天下誰人不知，南開有個張校長？！
不是胡吹，不要亂講，一提起我們的張校長，就彷彿提到華盛頓，
或莎士比亞那個樣。
雖然他並不稀罕作幾任總統，或寫幾部劇教人鼓掌，可是他會把成千上萬的小淘氣兒，用人格的熏陶，
與身心的教養，
造成華盛頓或不朽的寫家，把古老的中華，
變得比英美還更棒！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變成天下聞名的學堂，他不慌，也不忙，
騎驢看小說——走著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涼一片，也變成學府，帶著綠蔭與荷塘。
看這股子勁兒，
哼！這真是股子勁兒！
他永不悲觀，永不絕望，天大的困難，他不皺眉頭，而慢條斯理的橫打鼻樑！
就是這股勁兒，
教小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兒們說：「有這個老頭子，我們吃天津蘿蔔也不消化！」
燒啊！毀啊！
小鬼兒們連燒帶殺，
特別加勁兒禍害張校長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幾條板凳，幾件粗布大褂，他們燒燬的是南開大學，學生們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可是他有準備！他才不怕，你們把天津燒燬，
抹一抹鼻樑，
哼！咱老子還有昆明和沙坪壩！
什麼話呢？
有一天中國，便有一天南開，中國不會亡，南開也不會垮臺！
沙坪壩，不久
又變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樓館，還有啊，紅梅綠梔，
和那四時不謝的花。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請別誤會，
他並不求名，也不圖利，他只深信授教青年真對，對，就幹吧！干吧！
說句村話，
有本事不幹，簡直是裝蒜！
勝利了，
他的雄心隨著想像狂馳，他要留著沙坪壩，
他還要重建八里台，
另外，在東北，在上海，到處都設立南開。
南開越大，中國就越強，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主張，而是大家的信念和希望。
他不吸煙，也不喝酒，一輩子也不摸麻將和牌九，他愛的是學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的一顆永遠不老的心，只有時候聽幾句郝壽臣，可永不高興梅博士的貴妃醉酒。
張校長！
你今年七十，還小的很呢！
杜甫不是聖人，
所以才說：「人生七十古來稀！」
我們，您的學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還小的很呢！
起碼，還並費不了多大的勁，您還有三四十年的好運！
您的好運，也是中國的幸福。
因為只有悠不撒手南開，中國人才能不老那麼糊塗。
張校長！
今天，我們祝您健康，祝您快樂！
在您的健康快樂中，
我們好追隨著，
建設起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國。
這篇署名「學生曹禺，後生老捨」的賀詞，在慶祝會朗誦起來，得到與會校友們的熱烈鼓掌。因為它代表了南開人的心聲和祝願。這首賀詞，也是曹禺和老捨美國之行的一個紀念，紀念著他們之間的友誼，紀念著那難忘的異國的日日月月。
他們特意去美國電影中心好萊塢參觀，看了攝影棚，看演員們排戲，也看了不少電影。但是，一旦深入到這個聞名世界的電影城，他們也感到一種失望。好萊塢有許多優秀的編劇，這些人不乏是非之心，不乏正義的立場，也渴望用電影來說出他們的心裡話，而好萊塢老闆的生意經，是不准他們把自己的聲音發出來的。曹禺深深感到，儘管美國政府在那裡標榜自由和民主，但是，報紙、電影、廣播、戲劇都操縱在資本家的手中，怎麼能自由地發表意見？實際上，正義的聲音是被禁錮著，自由的空氣是被窒息著的。
在美國，他們結識了不少藝術界的朋友，如當代著名作家柏吐爾德鮑爾克特、馬克斯威爾安德生、麗琳海爾曼，還有《劇場藝術》月刊的主編羅斯基德吉爾德等。也結識了不少演員，如海倫海斯、卡塞珍考耐爾、雷蒙瑪賽、蓓蒂黛維絲、考爾門、約翰迦菲等。這些美國朋友為他們舉行私人酒會，歡迎太平洋彼岸的戲劇使者，他的《日出》也被美國戲劇界的朋友排練公演了。
在美國期間，他和老捨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曹禺回憶說：
開始，我們手頭比較寬裕，住十五美元一間的房子，那是讓人家捉了大頭的。後來，我們的錢不夠用了，就住一元錢一間的房子，有時乾脆躲起來不見客人了。一到禮拜六，我們買回一瓶酒，兩杯下肚，兩人就唱起京劇來。老捨先生擅長京劇的須生和老旦，一唱起來，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國了。平時外出都講英語，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間裡，說起祖國的話。暢談，交飲，真是盡興盡致，談得高興的時候，便常常痛罵美國社會生活中那些虛偽和殘酷的現狀。１他很佩服老捨先生。那時，日程安排得很緊張，但老捨把時間抓得很緊，一有空閒，就伏桌寫作，趕寫《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
他們思念祖國，常常去百老匯一個小胡同裡，那裡有一家天津人開的餃子鋪。老闆一個人又是廚師又是跑堂。只須兩角錢，就吃上一頓美味的家鄉餃子，就好像回到祖國一樣。他們就這樣形影不離的，在一起生活了１１個月。但是，曹禺要回國了，他覺得在這裡已經沒有他可做的事，而老捨還要留下來，堅持寫完他的《四世同堂》。他捨不得離開老捨，但又無論如何也住不下去了。
當他們即將分手的那天，老捨親自把曹禺送上車，朝著那遠行的車子頻頻招手，祝他一路平安！
別了，老捨！別了！美國。他也許還要訪問這個國家，但是，一定是他認為是一個最恰當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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