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春寒的季節，曹禺從美國悄悄地回來了，他不願驚動朋友，也不願拋頭露面。長途跋涉，把他累病了，一回國便住進醫院裡。這時，已是１９４７年的１月。
２月初，一出院便搬到老朋友黃佐臨家裡，佐臨和丹尼像迎接家人一樣，把他從醫院接回來。
他的學生梅朵是這樣描寫歸國的曹禺的：曹禺先生去美國的時候，脫下了他的長袍，換上了西裝，領帶打得很整齊，皮鞋上面拭掉了慣常有的泥污，曹禺先生突然好像換了一個人，因為他從來不修邊幅。
先生那時的心境很好。不但他希望一次愉快的旅行，而且那時的政局也未令人絕望，大家都還覺得幸福的日子離得並不遠。他看見歡送會上年輕人熱情的眼睛，他的心裡也被這熱情燃燒成一團火。說實在的，誰能與先生比較，像他那樣的用自己的激情去生活，快樂時可以瘋狂，痛苦時立即流淚。
帶著希望去的，馱著陽光去的，然而這一年來，祖國的天空是一重重的陰霾濃雲捲了過來。在美國，他要說的話，他要呼喊的聲音，卻不免因此低沉暗澀，當那一位曾經與他合作演出《原野》的偉大志士倒下去的時候，那比什麼消息都更沉重啊！心上的暗影再也抹不掉了！先生不愛說他的感想，但我知道他是一個激情的人，當時，他會痛心疾首地掉淚的。
希望淡了，陽光遮沒了。在這樣的心境裡，他估劃著在美國做的事有的只能擱下了！到最後，他的心更迫不能待的要回來了。但是，是悄悄回來的，而且又悄悄的換上了他的長袍。不必和去時比較，今天的生活，每一個人都得更堅決地去對待。１他悄悄地回來了。
他去美國時曾經有兩個想法：一是把我們近代的劇場運動介紹給美國戲劇界，一是希望能夠在美國得到一筆捐款，用來為我們沒有經濟基礎的劇場打打氣。但是，從國內卻接連傳來內戰的消息，特別是李公僕、聞一多先後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使他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他那些念頭全部打消了，再也沒有心思顧及捐款的事。儘管在美國生活得不錯，但他還是日夜思念著戰亂的祖國，他總覺得祖國有他可做的事情，他再也住不下去了。
回來後，一切的一切都比他預想的還要嚴重。僅僅只有一年，整個的空氣全變了。全面的內戰，全國到處都又瀰漫著戰火的硝煙，一絲和平的影子也見不到了。物價飛漲，災民遍地，特務橫行，民不聊生。這血腥的現實，使他對國民黨的反動面目看得更清楚些了。
總得要養家餬口，他先是應熊佛西先生的邀請，在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任教授，不久，又由黃佐臨介紹，在上海文華影業公司擔任編導。
回國之後，他和黨更加接近了。他的學生劉厚生、方琯德、任德耀都在上海，他們關心著他們所敬愛的老師，這一方面是師生的情誼，同時，也是接受了黨組織交給他們的任務。他們請曹禺參加一個讀書小組，他欣然答應了，每隔一兩個禮拜，他們就到離市區較遠的上海育才中學聚會一次。他們共同學習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也讀些其它的革命書刊。師生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著，當然，不單是書刊的內容，還有對當前形勢的分析，這些討論，使曹禺對形勢的發展充滿著信心。他覺得同這些年輕的學生在一起，不但給他帶來愉快，更給他鼓舞和力量。
一個偶然的機會，曹禺還有過一次「解放區之行」，他竟然從上海到了解放區。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救濟總署的署長蔣廷黼，原是清華大學文學院的院長，他要找些作家為救濟總署作宣傳，就通過《新民報》的記者韓鳴去找張駿祥、茅盾和曹禺，請他們去視察河南省的花園口，說是有一架飛機要去黃泛區。茅盾因為有別的事情沒去，曹禺、張駿祥和韓鳴就以記者的名義去採訪。蔣廷黼請他們去，是想借這些文人來吹吹他們的救濟總署，但曹禺和張駿祥卻事先商量好，打定主意不講話，不過是藉機到外邊看看，也許能搜集到一些創作的材料。飛機自然是美國的，飛行員也是美國人。而曹禺和張駿祥都裝作不懂英語，免得同美國人打交道。
抗戰期間，國民黨把花園口炸了，黃河決堤，使得黃河改道，不但造成千百萬農民流離失所，同時，更造成了一個荒無人煙的黃泛區。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又想恢復黃河故道，而故道的所在地已是解放區了。那時，他們還想搜集黃泛區人民生活的材料，準備寫劇本的。
飛機由上海出發，在黃泛區上空巡視，但是，一個美國人上了飛機就支持不住了，暈飛機，結果什麼也沒有看到。這自然十分掃興。那時，救濟總署和美國人也有矛盾，救濟總署扣住救濟物資不給解放區，但有的美國人偏要例行公事，責備救濟總署不給解放區糧食，而國民黨卻不願公開給，就把糧食偷偷地放到一個地方，讓解放區去拿，拿走還要打個收條，他們好報賬。一次，他們到了尉氏縣，聽說一位解放區的縣長剛剛離去，曹禺和張駿祥商量好，非要採訪這個縣長不可。他曾結識過不少共產黨人，但是，解放區的縣長又是怎樣的呢？他很想親自一睹這位縣長的丰采。機會來了，他們目睹了這位縣長同美國人的爭論。美國人譴責解放區拿了救濟總署的糧食，氣勢洶洶。這位年輕的縣長，在洋鬼子面前毫無奴顏婢膝，堂堂正正地駁斥了美國人的誣蔑，並且尖銳指出，美國人幫著國民黨打內戰，為蔣介石撐腰，駁得這個美國人啞口無言。這位縣長給曹禺以深刻的印象，曹禺回憶說：我記得是在一個廟裡，這個縣長很年輕，農民打扮，有一桿槍，還有一個警衛員。他把一個叫馬驥的救濟總署的人駁得一塌糊塗，把那個美國人也說得無言可答。他很瞭解美國的情況，在美國人面前，他同國民黨的官截然不同，他講出了中國人的心裡話，講得有理有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產黨的「縣太爺」，一點兒官氣也沒有。可是對國民黨，對美國人，他好凶啊！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小學教員。１
在上海，曹禺還遇到一件蹊蹺的事。
一天，在中央社上海分社工作的羅明來找他，羅明也是他的學生，把一封信交給曹禺，這是一個女工寫的信，告發曹禺的，說曹禺同這位女工同居後又把她拋棄了。這把曹禺搞得摸不著頭腦，氣得他直打哆嗦。不容曹禺分辯解釋，羅藝趕快安慰說：「萬先生，您別急，您偶爾幹了這樣的事也沒啥了不起！」好像曹禺真的做了這樣傷天害理的事。這一來，曹禺更生氣了，他說：「這是造謠，這是誣蔑，我怎能做出這樣的事！」羅藝這才醒悟過來，他誤會了萬先生，趕緊賠不是，罵起自己來。曹禺說，「這件事非搞清楚不可！」上海這個地方歷來是謠言製造廠，什麼誣蔑和欺騙的把戲都會搞得出來的。
他先是讓他的學生李恩傑去查訪這個女工的下落，他叮囑李恩傑，無何如何要把這個女工找到，他不僅關係到他的名譽，而且事實上已有人給這個女工帶來侮辱和損害，他當然得妥善地處理這件事，也很想把那個冒著他的名義幹壞事的人查出來。這個女工很快就找到了，約好到南京路上的新雅酒家會面。曹禺由李恩傑和張家浩陪著，早就恭候在那裡。這位女工來了，他們請她坐下來敘談。坐了許久，這位女工感到奇怪，就問：「你們不是說曹禺也要來嗎？怎麼還沒有來呢？」曹禺自我介紹說：「我就是曹禺。」女工更覺得奇怪了，她氣憤地說：「你們把我騙來同曹禺見面，可他沒來，你們也是壞人，你們騙我。」曹禺以溫和同情的口吻說：「你的確受騙了，你碰到的那個『曹禺』才是真正的壞人，他是冒充我的名義來騙你的。我向你保證，我們都是好人，我們一定幫你找到那個壞人。」這位女工從曹禺誠懇而和藹的態度中，才知道自己受了壞人的騙。據說，這位女工因為這件事連工作都丟掉了。壞人是查也查不出來的，在那樣一個冒險家的樂園裡，在那樣的腐敗動亂的年代，這樣的事太多了。這件事，使曹禺對那個社會更加憎惡了。
但是，更激起憎恨和憤慨的，是國民黨那些接受大員，以接收之名大發橫財。一些漢奸搖身一變而又成為接收要員，這些人投靠國民黨之後，更加凶狠地欺壓百姓。抗戰八年，度過了多少艱難的歲月，人民盼著抗戰勝利，盼著光明。勝利了，人民卻更加失望了。這些，是激起他寫作電影《艷陽天》的動因。
《艷陽天》寫了一個明辨是非，敢於為被壓迫者打抱不平的律師陰兆時。陰兆時的朋友、孤兒院院長魏卓平，他的孤兒院因為靠近碼頭，又很偏僻，被曾經當過漢奸的巨商金煥吾看中，便強迫購買，做了他的秘密倉庫。陰兆時明知金煥吾有錢有勢，但他無視強暴，挺身而出，要為他的朋友抱打不平。可是，魏卓平已被迫在契約上簽字，已無法挽回。不久，金煥吾因囤積居奇為人揭發，他的秘密倉庫被查封了。金煥吾懷疑是陰兆時暗中使壞，就在陰兆時４０壽辰的那天，指使他的走狗楊大帶著打手，毆打了陰兆時並搗毀了他的家。陰兆時忍無可忍，起而抗爭，經過多方調查，終於查明金煥吾原來是大漢奸，檢舉了金煥吾，使這個漢奸判了刑，歸還了孤兒院的舊址。
《艷陽天》由曹禺親自導演、著名電影演員石揮（飾陰兆時）、李健吾（飾金煥吾）、崔超明（飾楊大）、石羽（飾魏卓平）、李麗華等參加了演出。此片上映時已是１９４８年春天了。
這部電影的主題，從總的方面來說是積極的。他滿臉激憤地揭露了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世界，依然是漢奸橫行，流氓打手為非作歹的世界，而生活在底層的人民依然過著被壓迫被蹂躪的生活，這是一個好人沒有活路的世界。他呼喊著「起來爭個是非」，同反動勢力「爭個你死我活」。他還表現了人們渴望「大地灑滿了陽光」，渴望著「艷陽天」。曹禺當時就這個電影發表談話時說：「中國人有一副對聯，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橫額：『莫管閒事』。這，我認為不對。我們必須明辨是非，必須懇切做事，不怕麻煩，不怕招冤。」１他主張明辨是非，堅持同惡勢力鬥爭，反對「各掃門前雪」是對的。但是，他把「法律」看得太重要了，以為一場官司就可以把壞人判刑治罪了。當時，就有人指出《艷陽天》的不足，說：「《艷陽天》的缺點，就在於沒有正確地正視現實，而從那裡避開，使鬥爭歸於個人的激情行為，看重了為一定階級作護符的『正統法律』。」２是的，當整個政權掌握在反動派手裡，怎能指望他們的法律、他們的法庭能作出公正審判，真正地清除惡勢力而幫助人民呢？
曹禺回顧《艷陽天》的創作時說：１９４７年，我從美國回來，是佐臨介紹我到文華影業公司的，這個公司是吳性栽搞的，他本來是個買辦，經營染料的，但願拿出錢來搞電影。《艷陽天》拍出來，有一個小冊子罵《艷陽天》。那時，我認為法律是最公平的，但我也知道國民黨法律不是那麼公正的。那個結尾，在我心目中，他們去的地方是延安。解放後，蔡楚生同志叫我改，說只要改幾個鏡頭就可以了，那時太忙了，忙於搞文化招待，還有會議。就是在那樣一個時期趕出來的東西，就是那麼一點想法，我也不想再改了。１遼沈、淮海、平津戰役之後，國民黨妄想憑借長江天險，來一次最後的頑抗。此刻上海已處於惶惶不可終日的慌亂裡，有錢的商賈攜家帶口逃往香港；金元券越來越不值錢，物價飛漲，謠言四起。
曹禺每到晚間就收聽解放區的廣播，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使他振奮，使他鼓舞。黨在關心著他，當他得到黨組織讓他轉赴香港的消息後，他興奮極了。當然，他還不能把這些明白地告訴朋友，但他卻把這心中的振奮，即將迎接全國解放的大好形勢，換一種方式轉告鼓舞朋友們。他去一位老朋友的家裡，整整談了一個夜晚，對老朋友說：「人活著是很不容易的事，活著就要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對人民有益的事情，都不要離開上海，形勢就要變化了，將來是大有可為的。」他的老同學孫浩然回憶說：
我和曹禺很要好。１９４８年他去解放區前夕找我，我們談了好久。他談得很嚴肅。他說，他經過多年的探索，逐漸明確了一條道路，那就是共產黨才真正是為人民的，他要走這樣一條為人民的道路。他說：「我要走了！」希望我留下來，等待全國解放的到來。他談得很深，也很嚴肅，他同地下黨的關係，主要是由金山來負責聯繫的，他去香港的票，也是金山為他搞到的。２那時，他同李玉茹結識了。他看過她的戲，他們已經有著往還，李玉茹是把他作為老師來尊重的。他特地找李玉茹談話，對她說：「不要聽信謠言，不要離開上海到別的什麼地方去。」那時上海流傳著「共產黨共產共妻」，「共產黨殺人放火」的謠言，搞得人心惶惶。他說：「像你這樣窮苦出身的女孩子，這樣年輕有才華的演員，共產黨是會歡迎的。」
他和方瑞一起到達香港已是１９４９年２月了。這裡早已有黨組織作出安排，現在他才知道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邀請他到解放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２月２８日，乘華中輪從香港出發。臨行前，喬冠華一再囑咐大家，不得帶片紙隻字，這樣，他只好把一些衣物書籍留港，以後再托運北京了。同行者，還有柳亞子、陳叔通、馬寅初、鄭振鐸、王芸生等２７人。柳亞子詩興大發，賦詩一首，有所謂「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在香港期間，胡繩的愛人負責接待他們，照顧得十分細心，這使曹禺十分感動。
華中輪是一隻外國船，租用時花了不少錢，船上是相當闊氣的，當華中輪一駛出香港，便有國民黨的炮艦尾隨著，途中臨時改道駛向南朝鮮，從南朝鮮再去煙台。
３月５日，華中輪抵達煙台，由賈參謀長到碼頭迎接。３月６日，華東局秘書長郭子化同宣傳部副部長匡亞明特地從青州遠道趕來，到他們的住地看望大家。晚間，召開隆重的歡迎大會，並觀看了京劇演出。這一切，都使曹禺有一種回到家裡的感覺，這裡的一切都那麼新鮮，那麼開朗，那麼歡樂！３月７日，由煙台乘汽車北上，在萊陽住宿，第二天，正值三八婦女節，參加了歡迎晚會。當地軍民演出花鼓戲、評劇來歡迎他們。整個晚會熱鬧極了，這使曹禺極為興奮。同樣，還是那些評劇和京劇，但感到格外的新鮮。他覺得那些演員不是演戲，個個都是歡喜的面龐，在唱著他們自由解放的歡樂心曲。
由濰縣改乘火車，他和柳亞子共一車廂，很快到達濟南。許世友、姚仲明設宴招待。特別使曹禺感動的是，到達濟南時，鄧穎超親自從北京趕來迎接他們，並陪同他們一起到達北京。到達北京的這天，是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８日上午１０時。這是曹禺難忘的日子。他離開北京１５年了，如今又回到她的懷抱，怎能不使他激動萬分！只是１５個年頭，中國就產生了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
北京！北京！他終於又回來了！迎接他的將是新的使命，新的歷史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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