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嘉陵江上籠罩著一層淡淡的水氣，碼頭上是噪雜的，各種叫賣聲，輪船的汽笛聲在江面上迴盪著。朝北碚開去的輪船上，擠滿了乘客，不少是從市區到北碚上班的人，一張張焦慮愁苦的臉相，顯得異常的沉寂。船在航行，江面上迎面吹來的晨風，濕潤而涼爽，使悶在山城裡的人，得以呼吸一點清新的空氣。
曹禺又和葉聖陶會面了。他們都在復旦大學任課，是經常在船上碰面的。一路上，倒是他們暢心談天的時候，曹禺對這位前輩是十分敬重的。他清楚記得，還在《日出》問世的時候，葉聖陶寫了《成功的群像》，那篇文章雖然很短，但卻對《日出》有一種會心體己的讚揚，說《子夜》和《日出》「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興作品，而是一刀一鑿都不肯馬虎地雕刻成功的群像」。並且說，《日出》的「體裁是戲劇，而其實也是詩」。他曾為這樣的批評而得到鼓舞，那是很能體會作者創作甘苦的批評，這就使曹禺對葉聖陶更加敬重了。現在，經常會面，親自聽到葉聖陶的見解，對他來說，確實是難得的好機會。曹禺說：１９４２年，我和葉老都在復旦大學教書，學校在北碚，我們都住在校外，經常是兩個人碰到一塊。在船上我們談得十分投機。我從學生時代就讀葉老主編的《少年》雜誌了，他的小說我也讀過，他那種洗練的文筆，雕刻人物的功力，是令人敬佩的。但我常聽到關於他的為人種種，特別是他對後進的獎掖和提攜，我的《日出》他就親自寫過批評，如今我仍能記住，他確是一位寬厚長者。我能喝一點酒，葉老常拉上我一起到酒館裡去喝「渝紹」，就是重慶釀造的紹興酒。他很健談，性格開朗，給人以強烈的感染。我如今還記得在船上，在酒館裡葉老的神情，我從他那裡得到教益，是很難忘懷的。１
在重慶，過往最多的還是巴金。他常去巴金家裡，每次到那裡，就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從那裡得到溫暖，得到鼓勵。他說：
巴金的愛人蕭珊是一個很善良很賢慧的人，我是非常敬重這位大嫂的。在重慶時，我窮得不得了，有時一天就啃兩個大燒餅，有時連燒餅也啃不上。在這種時候，我就跑到巴金家裡，又吃又住。每次都是巴金的愛人來招待。那時，巴金家裡每天都有客人，經常有一桌窮客人。其實他並不富裕，但人們去是要從他那裡得到友情和溫暖。我住在他家樓上，他和他愛人住在一間十平米的小房間裡。有時，他手頭寬裕時，就約我到寧波館子去打牙祭，巴金對誰都那麼好，他永遠是我的大哥，我敬重的兄長；他對朋友永遠是那麼厚道、寬容、友愛！２他改編的《家》，於１９４２年夏季脫稿，１２月就由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經過巴金親自校閱。話劇《家》的創作和出版，又一次凝結著他們之間深厚的友情。曹禺是幸福的，在創作上，他始終得到巴金的默默而堅實的支持，得到這位兄長的關心和愛護。
在中國的作家群中，曹禺的生活和創作道路是比較平坦的，他確是個幸運兒，也許是因為他那樣年輕就寫出了才華出眾的作品的緣故。巴金好像就是他的守護神。不僅僅是巴金，還有其他的朋友，特別應當提到周恩來同志，在那些激盪的鬥爭年代，他對曹禺是格外關心和愛護的。
１９４２年的冬天，他收到周恩來同志的信，在信中談到他的《雷雨》、《日出》，是一片惜才之情，愛才之心，是學長般的關懷，是朋友間的赤誠，並特地邀請他去曾家巖五十號做客。之後，他不止一次去看望周恩來同志。曹禺是這樣深情地回憶的：
那個時候，只要去曾家巖，走起路就腳下生風，心裡頭也暢快極了。一踏進曾家巖的小門，就覺得把國民黨陪都的污濁都撇在了外面，在這裡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一眼看到周總理的親切微笑，陽光就照進了心中。那時，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很窮的，有時吃不飽肚子。周總理知道了，邀我們到曾家巖和他一起吃飯。重慶的冬天，十分陰冷，周總理看我穿著單薄，送給我一塊延安紡的灰色粗呢，讓我縫衣御寒。
後來，我向周總理提出想到延安，想離開國統區的醜惡和陰暗。周總理循循善誘，要我留下。他說，這裡需要人，國統區也一樣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後來，我逐漸看清了，筆就是一種用來戰鬥的武器，我應當握著它，為祖國，為人民，為無產階級而寫。１一次，他和周恩來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學看望老校長張伯苓先生。張伯苓是堅決抗日的。「七七」事變前夕，他就預感到日本人會對他進行報復，就在重慶選擇了校址，準備著一旦戰爭爆發，就把南開遷到內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軍隊派飛機轟炸了南開大學，他多年奔波精心經營起來的美麗校園，在這次轟炸中幾乎成為一片廢墟。重慶的南渝中學在抗戰烽火中又屹立起來了。他就在南渝中學的家屬宿舍裡，和師生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學生，周恩來、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門生。看到他們來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憶說：
我和周總理到南渝中學去會見張伯苓校長，老校長留我們用飯，在座的還有九先生張彭春。席間九先生和周總理展開了討論，九先生對共產黨的主張不以為然。而周總理非常泰然，心平氣和地向九先生解釋說：「你說的不對，不符合事實。」用許多事實來說服九先生。老校長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聽著。告別出來，我搭乘周總理的汽車，在半路上他讓我下車，說，「你不半路下車，叫國民黨特務看見，就把你當共產黨抓了」。這次同去張校長家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對老校長十分尊重，對九先生的意見，也很耐心地傾聽，他總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悅誠服。２周恩來同志對曹禺的關心和愛護是十分感人的。吳祖光曾談到一件事，他說：周總理對曹禺是格外關心的，有一件事我記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後，要在上海創辦《新民晚報》，約我去編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報館給我買好了去上海的飛機票，是１９４６年元旦這一天的票。臨行前夕，我去看望周總理，到了曾家巖五十號，我向警衛人員說明來意，警衛說周總理正在開會，這樣，我就不敢再打擾他了。但很快警衛人員又趕上來，說周總理讓我回去見他。他同我談了兩個小時，我記得很清楚。他幾乎用了一半時間詢問曹禺的情況，問是的寫作情況，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問得相當詳細。從這件事可看出周總理對曹禺的愛護和關心。１在那大夜彌天的年代，周恩來同志無疑成為曹禺心上的一盞指路的明燈，照亮他前進的路程。曹禺對黨的認識，對黨的感情，對黨所抱的希望，就是這樣地凝聚起來的。
大約在改編《家》的時候，張駿祥就約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曹禺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他後來在《羅密歐與朱麗葉·譯者前記》中說：「那時在成都有一個職業劇團，準備演出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邀了張駿祥兄做導演，他覺得當時還沒有適宜於上演的譯本，約我重譯一下。我就根據這個要求，大膽地翻譯了，目的是為了便於上演，此外也是想試一試詩劇的翻譯。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對人物、動作和情境的解釋，當時的意思不過是為了便利演員去瞭解劇本，就不管自己對於莎士比亞懂得多少，貿然地添了一些『說明』。後來也就用這樣的面貌印出來了，一直沒有改動。」還在大學讀書時，他便鑽研過這位偉大劇作家的作品。他對莎士比亞的崇拜並不亞於易卜生、契訶夫、奧尼爾這些曾經直接對他的創作產生過深刻影響的劇作家。在他看來，莎士比亞的戲劇博大精深，他甚至說：「宇宙有多麼神奇，它就有多麼神奇。」他也承認莎士比亞對他創作的影響：「我從易卜生的作品中學到了許多寫作方法，而莎士比亞的變異複雜的人性，精妙的結構，絕美的詩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像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擬的。莎士比亞的詩，就像泉水那樣噴湧而出，每個人物，哪怕是一個乞丐，一個流氓壞蛋，一個王侯，說出來的台詞，時如晶瑩溪水，時如長江大海，是宇宙與人性的歌頌，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奧秘，是尋常卻永恆的珠玉，是陽光燦爛的人道主義的精華。」１也許，你很難找到曹禺哪部劇作直接而明顯地受到莎士比亞的影響；但是，可以說他的每部劇作都滲透著這位偉大劇作家的藝術精髓。像莎士比亞的詩情，那是曹禺在創作中所追求的，在《雷雨》和《日出》、《北京人》中都可看到這種一貫的追求。像《日出》中對金錢社會的鞭撻，難道不閃爍著莎士比亞的《雅典的泰門》中那種詩情！而話劇《家》更可看到莎士比亞詩劇的影響。莎士比亞對複雜人性的探索更吸引著曹禺。在這次翻譯中，顯示了他對《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獨特的感受和見地，他說：「我以為這個悲劇充滿了樂觀主義的情緒，並不使人悲傷。只是像４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個女孩子一會兒放聲大笑，一會兒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地哭泣起來。」１他是以他的詩人的心靈去感受著這位偉大劇作家的作品的，因此，就獨具慧眼，從中把握著這出悲劇中的美學的特色。他在翻譯中，把他的這種感受也融入整體戲劇氣氛和具體的文字之中。
翻譯文學作品，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優秀的譯作，如同創作一樣。《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翻譯，閃現著曹禺的才華和詩情，譯筆優美流暢，獨具一格。柯爾律治曾說「莎士比亞有意使《羅密歐與朱麗葉》接近於一首詩，這一點可以從貫穿在劇中的眾多押韻的對句中看出來」２。而曹禺正是把它作為一首詩來翻譯的。不但體現出莎劇詩的神韻，而且把它的節奏和韻律也翻譯出來。他特別稱讚這個戲的第二幕第二景，即在凱布邸中花園，羅密歐和朱麗葉幽會的一場，他說這場戲「把愛情描寫得如此細膩動人，實在少見」。我們不妨摘引一段譯文：
羅密歐走進
羅密歐（聽見牆外墨故求的話）
沒有受過創傷的，
就會嘲笑別人的傷痕。
朱麗葉出現在樓上的窗口但是靜靜的，是什麼光從那邊的窗戶透出來？
那是東方，朱麗葉就是太陽。
起來吧，美麗的陽光，射倒那嫉S*的月亮；慘白的月亮都焦慮得病了，她氣死原是她的侍女，為什麼比她還美？
別再陪伴她吧，因為她嫉S*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發了慘綠，那是小丑們穿的，你就丟了吧。
月光照見朱麗葉的臉。
這是我的她，哦，是我的愛！——哦，要她知道了多好！——朱麗葉彷彿顫了一顫。
她開口了，可她沒有說什麼。
這有什麼？
她的眼在說話，我就去回答。
我太莽撞了，她不是對我說的。
天空中兩顆最輝煌的星星要出門，就請她的眼來代替他們閃耀，候著他們歸來。
真的，如果她的一雙眼睛懸在天空，星星就替代她的眼睛，那會怎樣？
那她臉上的明媚一定蓋過星星的亮，如同白日的光壓倒了燈光，在天上她的眼一定照耀滿天的光明，鳥兒亂叫，以為白晝已經降臨。
看，她悄悄把手托著她的臉！
噯，為什麼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就輕輕靠著她的臉！
無論是羅密歐，還是朱麗葉，在他們的愛情的絮語和獨白中，都蘊藏著青春的朝氣和生命的力量，是那麼真摯，是那麼甜蜜。雖然，羅密歐和朱麗葉都死去了，但卻給你一種歡快和樂觀的情緒，曹禺把這些都翻譯到他那充滿詩情的文字裡。我在《曹禺劇作論》中談到他的話劇《家》，曾這樣說：「這樣傑出的愛情詩篇，自然使我們聯想到曹禺翻譯的莎士比亞的《羅密歐和朱麗葉》。這同樣也是一部關於青春和愛情的悲劇。不知是《家》的創作啟發了他那樣富於詩情的翻譯，還是莎劇的詩意影響了《家》的改編。的確，在《家》中是蘊蓄著莎劇的現實主義的神韻和風采的。」《家》中第一幕第二景中覺新和瑞玨的詩的獨白，也像《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二景一樣，把愛情寫得那麼細膩動人，在悲愴中蘊藏著愛情的甜蜜，在冬天中透露著春的消息。
１９４２年底，在山城傳出了「曹禺要演戲了」的消息，這成為當時一條重大的社會新聞。
他到重慶這一年，可以說是馬不停蹄。教書，參加社會活動，翻譯劇本，創作劇本，如今又要演戲。儘管他已經多年不演戲了，但是他仍然不忘情於演戲。舞台曾是他的搖籃，也像一塊磁鐵，吸引著他去創造。越是離開舞台久了，舞台越是具有一種誘惑力。那種創造角色的愉悅，那種同觀眾一起直面交流的情景，曾給曹禺帶來多少美好而難忘的回憶啊！他早就讀過貝拉巴拉茲的《安魂曲》，他讀的是英文本。這個劇本並不能說是十分傑出的劇作，但是，它卻有一種感人的力量。這因為莫扎特的事跡本身就是感人的，這位偉大的音樂家具有令人驚異的音樂天賦，五歲時便寫出一首鋼琴協奏曲。姐姐也有著音樂的才華，父親帶著姐弟兩個到歐洲各地進行演出，在慕尼黑，在巴黎、倫敦、荷蘭……到處都贏得帝王的喝采。過早的成名，卻往往帶來悲劇。儘管莫扎特的曲子到處為人演奏，他的歌劇令觀眾傾倒，可是貧困和飢餓一直伴隨著他。莫扎特連一個職位都謀不到，那些王公貴族們只不過把他作為自己享樂的工具，那些富豪們把他當作搖錢樹，拚命搾乾他身上的血。《魔笛》演出２００場，巨大的收益都流進了詭計多端的席坎內德爾的腰包。貧困飢餓嚴重損害著他的健康，吞噬著他的生命。３５歲的時候，這位偉大的音樂家便悲慘地離開了人世。臨死前，他為了生計不得不接受一個陌生人的委託，請他譜寫一首安魂曲——為死者所作的彌撒音樂。是誰委託他寫的，那位陌生人拒不透露。那時，一個極度富有而好虛榮的貴族，常常要著名的作曲家譜曲，然後卻簽上自己的名字，這個陌生人正是受一個貴族的派遣，為他死去的妻子作安魂曲的。莫扎特接受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結束，他說：「我是在為自己譜寫安魂曲。」但是，《安魂曲》未能完成，他便在一次高燒中終結了他年輕的生命。他所留下的遺物只值３８美元，而他獻給人類的，卻是他那永恆的音樂——巨大的精神財富。貝拉巴拉茲的《安魂曲》，是緊緊地環繞莫扎特的死而寫的，特別是最後一幕，寫得詩意盎然，充滿哲理，感人至深。曹禺是深深地被感動了。他年輕時，就喜歡莫扎特的音樂，而莫扎特的天才和他的悲慘遭遇，曾激動著他的心靈。最初，他翻譯過這個劇本，是根據《蘇聯文學》英文版翻譯的，在翻譯中他對這齣戲有著一種迷戀。當他接受莫扎特這個角色，他是非常高興的，一種創造角色的激情又在他心中燃燒起來。
這次，曹禺又是接受老友張駿祥的邀請，他們再一次合作，不過，不是張駿祥導演他寫的戲，而是在張駿祥導演下演戲了。
那時，張駿祥和楊村彬正領導著中央青年劇社，劇社中有一批年輕而有才幹的演員。１９４２年的夏天，中青社疏散到山青水秀的北碚，他們剛剛排練出兩出外國戲《好望號》和《富貴浮雲》，中青社又進城了。社址就在重慶中一路新華商場後邊兩間大得像倉庫的房子裡。這裡，距離抗建禮堂很近，離國泰大戲院也不算遠，倒是一個適中的地方，只不過太簡陋了。但這對於熱心於藝術的人們來說，並不算什麼問題。《好望號》、《富貴浮雲》沒有演出，社長張駿祥就決心把《安魂曲》先搬上舞台。焦菊隱譯出了劇本，很快就把劇組建立起來。據呂恩回憶，參加《安魂曲》演出的人員有：曹禺飾莫扎特，沈揚飾莫扎特的父親，趙韞如飾莫扎特的姐姐蘭柔兒，路曦飾莫扎特夫人康士坦綠，耿震飾劇場經理席康奈德，張瑞芳飾愛洛霞，呂恩飾女裁縫兼跳舞者，鄧宛生飾愛洛霞的媽媽；此外，劉郁民、施超、洗群、方琯德都參加了演出。
張駿祥、焦菊隱和曹禺這三位戲劇大師合作得十分融洽，使年輕人得到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排演這齣戲是很困難的，官方百般刁難，不准動用中青社的財務。演出資金是電機工程師余克稷從多方籌集來的，他擔任了此劇的「演出者」。名義用的是怒吼劇社。經過２０多天的緊張排練，於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在國泰戲院首演。
曹禺沉浸在他的角色之中。那時，他也像莫扎特一樣，過著貧困的日子，也曾嘗過像莫扎特經受王公貴族統治的味道。藝術家的心靈總是相通的。他崇敬莫扎特，用心體驗莫扎特，莫扎特的形象激勵著他。劇中柯大主教逼著莫扎特回到沙爾茲堡去，莫扎特一再申訴著他的請求，懇請大主教不要拒絕他的請求：
柯大主教（大聲叫出）我永遠不能把我這寶貴的工具讓給任何人！
你是一架琴，上帝把這架琴交在我的手裡，就應該由我來替上帝盡責。
莫扎特（直率）可是大人，我不是別人隨便彈弄的一架琴，音樂是從我心靈裡發出來的，是我的心的聲音。
這幾乎喊出了曹禺的心聲。在《蛻變》的審查中，他飽嘗了統治者扼殺藝術、扼殺藝術家心靈的滋味，面對著審查官老爺的挑剔，他也是一樣的痛苦的啊！莫扎特沒有在大主教前低下他那高貴的頭，他喊出了：「大人，我不去！」演到這裡，曹禺的心裡感到一種痛快，一種驕傲。
在演出中，最使他激動的，莫過於最後一幕了。莫扎特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結束了，但是，他在病中作曲，他早已把病置之度外。那些關心他的朋友勸他不要再作曲，不要再跳舞，不要再喝酒。格蕾特那樣驚異地問著莫扎特：「您怎麼可能這個樣子呢？剛才您自己說，您的生活多麼艱難，多麼悲痛，可是您寫出來的音樂，怎樣又像夜鶯，像百靈鳥，像春天那樣的快樂？」莫扎特回答說：我的小格蕾特，生命既不是悲哀，也不是苦痛，那才不是生命呢。生命是你亮亮的眼睛；你的美麗的嘴唇；是天上的雲彩；是有月亮的夜晚；是秋天的樹葉，快樂地披上了燦爛的衣裳；是拉斐爾的圖畫，是巴拉士坦的合唱。美呀，美呀，生活是多美啊！不過在它上面，都壓上了許多沉重的鎖鏈，多少妖魔鬼怪，吸盡他的血，折磨他，壓迫他。但是我的音樂是從生命的最深源泉發出來的，這些怪物沒有法子靠近它。生命在歌唱，不顧一切地在歌唱。總有一天它從腳鐐手銬的捆綁中解放出來。那時候，它就自由了，充滿了快樂，像音樂一般地光明起來！不過我，我活不多久了！
這是一曲充滿詩意的動人的生命之歌。曹禺在他的《北京人》中也曾唱過他自己的生命的歌，探索著人生，思考著人生。好像這首生命之歌就是從心中深處唱出來的，又像泉水一樣滲人他的心田。每演到這裡，他那明亮的眼睛閃爍著動人的光芒。
還有愛洛霞同莫扎特訣別的一場戲，也使他沉浸在那充滿悲傷的詩意境界之中。莫扎特那種為了藝術創造而不怕犧牲的偉大靈魂，把他吸引住了。莫扎特決不後悔他和愛洛霞的愛情所曾帶來的痛苦：「愛洛霞，我嘗過了多少痛苦，可是我並沒有丟失什麼，現在一切都變成了音樂了。」莫扎特臨死前仍然這樣說：
我不過才３５歲呀……在我最後的一刻，我不知道是否真把我才能裡可以給人快樂的都拿了出來，不過生命的價值不是拿壽命的長短來估量的，有這種時候，有這種工作，人們在一刻鐘把一生都活了，我有過這樣的時候，我有過的。如果我的生命再延長一百年，它的快樂，它的感受，也不會因為這個而更深刻的，就這樣生命已經很充實了，我是滿足的。
莫扎特的生命到了最後一息，他還在指揮著人們唱他的《安魂曲》，朋友們為這樂曲深深感動了，抑制著眼淚，不能再唱下去了。莫扎特說：啊！可憐的朋友們，……你們的心太沉重了，那是唱不好的呀。我這些調子，有一天會給自由快樂的人們唱的。你們為什麼哭呀？這不過是音樂呀！過去的一切，也都是「音樂」啊。無論如何，生命是美麗的……
就這樣，莫扎特的眼閉上了，一個偉大的生命，一顆偉大的靈魂安息了。曹禺同我曾這樣談到：演到莫扎特生命的最後一息，似乎連自己的生命和靈魂都來了一次昇華。我喜歡這齣戲，我喜歡莫扎特這個形象。寫一個角色和演出一個角色都要用自己的心靈去創造。我演得不夠理想，但我確是用我的全部心靈去擁抱這個角色。演過這齣戲之後，我再也沒有演戲了。１
張瑞芳曾經這樣回憶《安魂曲》的演出，她說：「當時金山想演莫扎特這個角色，但張駿祥請曹禺來演，路茜演女主角。曹禺的道白很精采，在他同女主角的一段對白中，他的表演十分有感情。曹禺在排練中台詞發揮得很好，只是上台後，因音量提高，稍嫌遜色。曹禺對外國人的生活習慣和性情心理體會很深，所以他演的莫扎特味道十足，連外國人看了也很滿意。」１評論家劉念渠對曹禺這次演出的評價很高，他說：「曹禺不僅表現了一個音樂家莫扎特的形象，而且表現了一個受難者的靈魂。……在莫扎特這個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感受和體驗，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和靈魂，水乳交融地流瀉著、迸發著。是這樣的，他使這個人物有了深度。」２這個評價是中肯的。
《安魂曲》的演出，博得觀眾的歡迎，特別是在文化知識界反響尤為強烈。官方從中搗亂，企圖阻止觀眾，但上座率不斷上升。呂恩回憶說，有一次演出結束，外面大雨滂沱，重慶的街道坡坡多，小巷多，一下雨道路泥濘難於行走，時間已到下半夜的兩點鐘了，雨還沒有停止的跡象。導演張駿祥在舞台上踱來踱去，他忽然計上心來，把大家叫到一起，建議同仍留在劇院裡的觀眾聯歡。這些觀眾是從沙坪壩特地走進城來看戲的大學生，他們熱愛話劇，寧願節衣縮食也要節約出買戲票的錢，是最忠實的觀眾。他們喜歡《安魂曲》，對劇中的奧地利統治階級無比憤恨，他們說：「歷史有時會開玩笑，出現驚人的重複或者說驚人的相似。我們決不允許劇情中的歷史在我們生活的時代相似地出現……。」在聯歡中，演員和觀眾像故友重逢，講故事，拉家常，玩搶椅子遊戲，拍手唱歌，成為朋友。３《安魂曲》激起正義青年的熱情，這齣戲把演員和觀眾的心聯結了起來。
最動人的，也是令人難忘的，是陶行知先生看了《安魂曲》後，他感動得流了熱淚。他知道第二天是《安魂曲》最後一場演出了，便連夜趕回育才學校。更深夜半，敲響了鐘聲，把「孩子劇團」的同學集合起來，向他們講了他看《安魂曲》的感受，要求學生從學校所在地——草甸子出發，步行一百里趕到重慶城裡去看《安魂曲》。這些孩子們坐在戲院樓上的台階上看完了這齣戲，使演員們十分感動。曹禺回憶此事時說：「我為陶行知先生這種精神感動了，也為孩子們的精神感動了。」陶行知夜半敲鐘去看《安魂曲》，在重慶一時傳為佳話。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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