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
汪精衛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了偽中央政府。蔣介石也開始了反共活動，１９３９年６月發生了「平江事件」，國民黨軍公開襲擊平江新四軍留守部隊。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國民黨反動派以何應欽、白崇禧的正副參謀總長的名義致電朱德等人，強迫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月之內集中於所謂「中央指示案」指定之地區，從而掀起了反共高潮。在全民抗戰中，國民黨反動派始終未放棄對共產黨和愛國進步力量的扼殺鎮壓政策，不過，現在已由隱蔽變得公開了。
國立劇校，儘管遠離重慶，但國民黨還是沒有放過這個小小的學校。他們把一個叫張秉鈞的人派來做訓育主任，此人是陳立夫、陳果夫所謂ＣＣ派的特務。劇校早就有共產黨的支部，如方琯德、蔡松齡、劉厚生都是黨員，遷到江安，劇校黨支部歸由江安縣委領導。這些熱血青年，一方面領著學生同國民黨進行鬥爭，同時，也愛護著老師，遵照黨的指示，團結老師，幫助老師。曹禺正是他們所敬愛的老師，也是他們保護的對象。
曹禺同這些年輕人在一起是十分愉快的，他喜歡這些學生，學生也敬愛著他。
「萬老師是最沒有架子的。」這是學生對他的評價。他常同學生們一起散步。江安雖沒有什麼名勝古跡，但春天來了，田野儘是惹人喜愛的菜花，金黃萬點，令人心醉。而綠油油的稻田，更使人心曠神怡。在川江邊上，師生間談笑風生。江風徐徐吹來，蕩入胸懷，給人以無限樂趣。
學生們經常跑到他的家裡，吃著泡菜、臘腸、糖果，聽著曹禺海闊天空地談文學、戲劇。曹禺，在學生眼裡，是一個很隨便很隨便的人。劇校沒有什麼籃球場，一個小小的場地，有時一二十人玩一個籃球，大家爭啊搶啊！曹禺也脫下他的長袍，和學生們一起去搶去爭，搞得渾身是土，玩得開心極了。在生活中，學生從來不怕他，因為他個子矮，還叫他「萬Ｄｗａｒｆ」。
他是很疼愛學生的，他自己年輕，也更能體貼年輕人。他的學生呂恩說：「萬先生的性格是很開朗的。我們進劇校都要有保證人，我是上海來的流亡學生，找不到保證人，就通過一些親友找曹禺當保證人，他慨然應下。我過去演過戲，一進劇校有些優越感，同學們對我有看法，我不想讀下去了，就去找萬先生，他是保證人，得跟他講嘛。我說：『萬先生，我不幹了，我把鋪蓋都打好了，別人那樣看我，哪裡不能唸書，何必在這裡受氣。』我一邊說一邊流淚。萬先生一邊聽我說，一邊幫我擦眼淚。他把鋪蓋卷打開，送我回宿舍，他說：『還是不走吧！沒有關係的，會好起來的。』萬先生很愛護學生。」曹禺是不願把她放走的，他不願意把有才能的學生放走。
有一次，學生鬧起風潮來，有個學生把訓育主任張秉鈞打了。這個學生叫張正安，是班長，打了張秉鈞一個嘴巴，學校要開除他。曹禺很同情他，就和陳治策一起為他說情，終於免去了開除的處分。張正安現在已經是７０歲的老人了，他寫信給曹禺說，「幸虧萬老師陳治策老師幫助弄了個留校察看」，「幾十年來，我沒有忘記過萬老師一天。一則是萬老師的教誨，再就是對我的愛護」。
曹禺最感興趣的，是江安的茶樓。坐在茶樓裡，要上一壺茶，在那裡觀察著茶樓裡進進出出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還有在街上過往的人們。
觀察生活是他的習慣。他懷中總是揣著一個小本子，隨時把觀察到的種種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談動作筆記下來。每逢江安縣城趕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館裡去，這樣的機會，他是從不放過的。有一次，他看到一個打扮得衣冠楚楚的人物，使他發生了興趣，就尾隨在這個人的後邊。這個人原來是江安的一個大地主，叫黃久安。黃久安發現有人在後面盯住他，人又不認識，很奇怪，有點害怕了，就鑽進一個小巷子裡，跑到他的一個親戚家躲藏起來。黃久安的親戚認識曹禺，就告訴黃久安說，「那是劇專的教授萬家寶先生，他在觀察人物呢！」這才使黃久安放下心來。有一次，他對西街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發生了興趣，看她怎樣推磨，怎麼做漿，又怎樣點鹵，怎樣把豆腐壓出來。這樣，接連觀察了三天，天天在那裡細細地看著、琢磨著，有時還問問這位老婆婆。似乎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了。臨走時，他給了老婆婆一些錢作為酬謝。
他對人物是最有興趣的，只要引起他的興趣，他就設法瞭解和接近。張安國回憶說：「《北京人》中的人物是有模特兒的，江安有個知名人物，叫趙子釗，在北京當過國會議員，抗戰時回到江安。他的女婿周寶韓，是個留德的學生，什麼本事也沒有，好吃懶做，就住在老丈人家裡。周寶韓的祖父是李鴻章手下的一員提督，太平天國時，在清朝軍隊裡。周寶韓是個公子哥，他留學是學工程的，學的也不怎麼樣，連個職業也找不到。可是，他那種公子哥的脾氣習性卻依然保留著，後來，才通過同學關係在昆明空軍軍官學校當了一個總務處的小科員。他很像江泰。還有一個清朝的秀才，也是江安的士紳，他叫黃荃齋，是個廩生。他和我父親相識，曹禺就通過我的父親找到他，向他打聽舊式婚姻的禮儀、習俗，問得十分仔細，訂婚是怎麼一個規矩，結婚儀式又是怎麼樣啊！怎麼鬧洞房啊！這恐怕同他準備《家》的創作有些關係。他把這些都記到他的本子上。至今，江安的一些老人中間還流傳著曹禺的一些故事。」１在江安，最使曹禺感到厭惡的是耗子。四川的老鼠是很有名的，人稱「川耗子」。江安的耗子是夠厲害的，一是個大，二是多，到處都有。在辦公室，在家裡，都有耗子出沒，可謂無孔不入。吳祖光曾專門寫過一篇曹禺和耗子的故事，他說：「曹禺最憎惡、最怕的是什麼？是耗子。」「耗子給他這麼大的刺激不是沒有原因的。前兩年在一個小城裡教書的時候，曹禺已在著手彙集他的歷史劇《三人行》的材料，足足有一個厚本子。可是有一天他偶而打開抽屜時，那本冊子被耗子啃得粉碎了。只要我們懂得一個作家怎樣珍惜自己的心血，我們自然也會擔負一半對耗子的忿恨吧？」「又一回，很冷的一天，早晨在路上碰到曹禺，便一同到學校去。他說胃病又犯了，犯得特別凶，右肩上時時發抖，這病象的確是不尋常的。下了課我回到休息室。他已經坐在那裡，說肩上抖得很凶，心裡也不好過。所以告訴學生說胃病犯了，早點下了課。說著說著又抖起來了。他用力一按——『哎呀！』他臉白了，大喊：『耗子！』不用說我們有多麼驚奇！他匆忙把棉袍脫下扔在地上，掩著臉，一溜煙跑到牆犄角。棉袍裡子上爬著一隻大耗子，已經精神不振，近乎癱瘓狀態。當然是因為天氣冷，耗子鑽進棉袍裡去取暖；因為棉袍裡子破了，耗子一直鑽到棉花裡出不來，卻不巧被曹禺穿在身上了。」１
吳祖光的回憶自然是真實的，那時，他已是劇專的教師了。吳祖光比曹禺年輕，很尊重曹禺，經常到曹禺家裡吃飯聊天。吳祖光把他的第一部劇作《鳳凰城》寫完，就是請曹禺看的，雖然說這部處女作還不夠成熟，但曹禺卻從中看到吳祖光的才華和一顆火熱的愛國之心。他很快讀完，據說還做了些潤色，但是曹禺卻說：「我是看過，卻不敢說潤色，祖光才氣過人，經歷豐富，中文底子厚實，他讀的書多，看的戲也多，為了寫《鳳凰城》，他還親自去找過苗可秀的母親。那時，我就覺得他的戲寫得很扎實，這是他的第一部戲，以後就一發而不可收，越寫越好了。我是很敬重他的。」２至今吳祖光仍然說：「曹禺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師。」的確，他們之間有過一段難忘的友情。
吳祖光對曹禺的性格是十分瞭解的，他曾這樣回憶說，「家寶這個人，你同他談話，他時常出神，心不在焉，你問他，他說他沒聽見，他讓你再說一遍。他根本沒聽你講話，他在想他個人的心事，可能正想著戲裡的情節。他有一個動作，他右耳上有一個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經常摸著這個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張瑞芳曾說，這是曹禺的『靈感包』，一摸它，靈感就來了。他有時還把一張紙疊起來，把頂部揪掉，展開來紙上有一個小洞，他便用這個小孔去套那個『靈感包』，可笑極了。還有，他在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為他的左腿絆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緣故。他看戲的時候，也許他就沒看，好戲還是吸引他的。他腦子裡總是想他自己的事，他總是『心有專注』。他膽小，拘謹，怕得罪人。」１鄭秀的性格和曹禺是不同的，脾氣急躁，愛清潔，處處都要乾乾淨淨，不大愛看戲。曹禺卻是個不修邊幅的人，生活上的小事很隨便，鄭秀常逼著他換衣服、洗澡，他卻說，「你要講衛生嘛，我偏不講。」鄭秀就把水、肥皂、毛巾、換的衣服都準備得好好的，把他推進浴室裡，把門反鎖上。可是曹禺卻偷偷地帶了一本書進去，一邊看書，一邊撥弄著水，發出嘩嘩的水聲。鄭秀以為他洗澡了，放心了，就去做別的事情，等到回來，看他還沒有洗完出來，打開門一看，原來他抱著書本睡著了。他根本就沒有洗澡，這自然使鄭秀很生氣。但是，你要他改變他的習慣，那也是很難的，他就是這麼一個人。曹禺曾對我說：我這個人，你說性格內在，那也是真的。有點事痛苦極了。我喜歡朋友來，但又怕見人，來了是挺高興的。說我心不在焉，也是有的，人家說的，有時聽進去了，記住了，有時就沒有聽進去。我的記憶力太壞。巴金和我很好，他說話，我很注意聽，才聽進去。從小孤獨，不集中。你說是浪漫型，也有點吧！我好摸我這個「拴馬樁」，張瑞芳管它叫「靈感包」。中國人的老說法，右耳邊上有這個肉瘤是象徵富貴的。後來有人告訴我，常摸它容易得癌症的。寫東西寫不出來就摸，有時摸得都腫起來。我是常走神的，寫東西時思想集中，不走神。我非常怕洗澡，我好看書，所以，老是不願意洗。四川耗子非常厲害。那時挺窮，穿棉袍，把棉袍咬破了，耗子鑽進去，上課的時候覺得癢，討厭極了。我厭惡耗子，寫《北京人》時，就由此產生一種聯想，有人真像耗子那樣過了一輩子。１曹禺和鄭秀的結合，已經蘊藏著危機，在他們的共同生活中，由於性格、脾氣、愛好、情趣的不同，矛盾就逐漸突出起來，感情上也出現了裂痕，對於雙方來說，都感到了不愉快。而曹禺的內心痛苦顯得更深些，他不會吵架，甚至不說出來，但卻是十分苦悶的。大約在這樣的時刻，一個年輕的姑娘悄悄地進入曹禺的生活之中。她就是鄧譯生，又叫方瑞。１９４０年的夏天，她到江安來看望妹妹，妹妹鄧宛生就在劇專學習，表弟方琯德也在這裡。方瑞的父親是個醫生，她的叔叔，以及父親的朋友都是一些教授和學者，像著名的作家楊振聲，還有趙太牟等。她沒有讀過大學，但有著很好的文化教養，練得一筆好字，也善於繪畫。據說趙太牟、楊振聲這些教授都向她的父親提出建議，不要送她上大學，就讓她在家裡讀書，似乎是要把她培養成為中國最後一名精諳國學的閨秀。她長相清秀，性格嬌柔溫厚，不愛說話。她同她的妹妹宛生迥然不同，宛生長得又粗又胖，性格活潑，一刻也不安寧。她一來到江安，就住在方琯德的家裡，吳祖光也同他們住在一個大院裡，對門便是曹禺的住家。
方琯德、宛生，還有一些學生，常到曹禺家去，譯生也跟著他們一塊去。這樣，便結識了曹禺。
譯生的到來，在交往中，她給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在不知不覺、不聲不響中，他們在心中相愛了。《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有著譯生性格的投影。曹禺是這樣描寫愫方的：見過她的人第一個印象便是她的「哀靜」。蒼白的臉上宛若一片明靜的秋水，裡面瑩然可見清深藻麗的河床。她的心靈是深深埋著豐富的寶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豐富的寶藏也坦白無餘的流露出來，從不加一點修飾。她時常憂鬱地望著天，詩畫驅不走眼底的沉滯。像整日籠罩在一片迷離的秋霧裡，誰也猜不透她心底壓抑著多少苦痛的願望與哀思，她是異常的緘默。……一種驚人的耐性，……她溫厚而慷慨，時常忘卻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撫愛著和她同樣不幸的人們。然而她並不懦弱，她的固執在她無盡的耐性中時常倔強地表露出來。
她的服飾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藍嗶嘰織著淡灰斑點的舊旗袍，寬大適體。她人瘦小，圓臉，大眼睛，驀看怯怯的，十分動人矜惜。她已過三十，依然保持著昔日閨秀的幽麗，談話聲音溫婉動聽，但多半在無言的微笑中靜聆旁人的話語。
曹禺把他對譯生的愛，對譯生的一片癡情，還有譯生的音容笑貌都寫進去了，都寫進愫方的性格血肉之中。愫方不等於譯生，但可以說，沒有譯生就沒有愫方的形象。
創作是奇妙的，也是不奇妙的；是偶然的，也是不偶然的；是寫實的，也是不寫實的。許多的因素匯合一起，曹禺又在醞釀著一部新的劇作了。這部新的劇作就是著名的《北京人》。
他的學生方琯德是這樣回憶曹禺寫作《北京人》的情景的：「大概是１９４０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舊城牆邊上的一幢房子裡，曹禺同志寫作了《北京人》。那時候我還只是一個１９歲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學生。曹禺同志也不過３０歲。他正熱愛著契訶夫，感到時代的苦悶，也憧憬著時代的未來。但他的思想已經不僅僅是停滯在憧憬裡，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為著幸福生活鬥爭的人們。所以他也熱愛我們那樣一群青年人。我們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劇本，寫好一段讀一段給我們聽。我記得江安的夜晚沒有電燈，桌上點著一盞煤油燈，鋪滿了稿紙，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摯的心情敘說著愫方的善良，他回憶著充滿生命力的古代人類向自然的鬥爭，對當時的現實的鬥爭充滿了希望。」
《北京人》，在曹禺的創作歷程中是一個高峰，是他經過很長時間的思索才寫出來的。許多人物，許多情景，早就在他的心裡孕育著，浮現著。只是使許多評論家感到奇怪的，是為什麼在抗戰的艱苦階段，他竟然寫出這樣一出「與抗戰無關」的戲？從《蛻變》到《北京人》，似乎是有些令人感到突然。其實，並不奇怪，也並不突然。
在這齣戲裡，更深刻地蘊蓄著他對現實的歷史的沉思，更真摯地透露著他的希望，也更深邃地體現著他對戲劇美學的追求。
如果說，在寫《蛻變》時，他還有一種天真的樂觀，還有一種激昂的熱忱，憎惡著腐朽的統治、期望著蛻變，來一個蛻舊變新的轉變；那麼，隨著抗日戰爭持久階段的到來，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國民黨消極抗日的醜惡面目，更加厭惡和憎恨官僚政治的黑暗和腐敗。他的戲，一次又一次地被禁演。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把《雷雨》列為「有礙風化，有背時代精神，不合抗戰需要」的劇本，下令「禁止上演及印刷品之出版」。《蛻變》上演經受刁難審查的經歷，使他深深感到寫抗戰戲都會帶來厄運，這又是怎樣一個腐朽而反動的黑暗的統治呵！的確，他的心裡有著深沉的憤慨和悲愴。曹禺說：「寫《北京人》時，我的詛咒比較明確些了，那種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是早晚要進棺材的！他們在爭搶著棺木。而這個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１他還說：「也許在寫《北京人》的時候，我朦朧地知道革命在什麼地方了，但嚴格地說，那時我仍還根本不懂得革命。」２他的回顧是符合他的思想實際的。
戰前，他曾經接觸過一些共產黨人。抗戰爆發後，他所結識的戲劇界的朋友也有些人是共產黨人，他同他們共事，給了他以深刻的印象。徐特立自不必說了，即使他的學生，那些他所熱愛的學生，那些年輕的共產黨人，在民族面臨生死關頭而堅持奮鬥的表現，也給他以鼓舞和力量。特別使他難以忘懷的，是周恩來給予他的關懷和教育。還在１９３８年的冬天，他就收到周恩來親自寫給他的一封長信。周恩來以老學友的身份，用十分親切的口吻同他談到抗戰的形勢和前途，談到戲劇，並且邀請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去做客。後來，他曾多次見到周恩來，聆聽他的教誨。曹禺回憶他一次到重慶曾家巖八路軍辦事處見到周恩來的情景時說：我由人領著走進一間簡樸的屋子，迎面碰上總理炯炯的目光。國統區是陰沉的，但周先生所在的地方卻陽光明麗。話談到一半，防空警報響了！總理讓我和他一起上山。當我登上山頂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已經向山城扔下許多炸彈，一股股濃煙騰起。面對這樣的屠殺，我鬱悶地說不出話。我望著總理，總理的面容憤慨而嚴峻。他指著火光起處，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凶殘，告訴我中華兒女必須團結一心，奮起抗日。雖然在當時的重慶，聽不到反擊的炮聲，但是總理的話使我堅強，給我力量。我相信共產黨是堅決要抗戰到底的！從那時起，我靠近了黨。１周恩來一直關心著和愛護著這個年輕而有才華的劇作家。周恩來，他是曹禺的革命引路人。
由於曹禺同共產黨人的親近，無疑，自然會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有一次，在余上沅校長家裡吃飯，飯桌上，余上沅的一位親戚問曹禺：「你怎麼會那麼喜歡共產黨？」曹禺機智地反問道：「你怎麼會知道我喜歡共產黨！？」實際上，那時國民黨的特務已經在暗中注視著他的行動了。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還厭惡黨派的鬥爭，但在他的內心裡，他厭惡的是國民黨，敬仰的卻是像周恩來、徐特立那樣的共產黨人。他隱約地感到，是共產黨真正在關心著他，那些年輕的共產黨人在熱愛著他、守護著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溫暖和力量。
《北京人》既蘊含著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體現著他的對一種戲劇審美境界的追求和嚮往。
還在寫《日出》時，他就有一種不可抑制的強烈的美學追求，產生一種令其沉醉的審美嚮往。他說，他「漸漸生出一種對於《雷雨》的厭倦」，「很討厭它的結構」，以為《雷雨》「太像戲」了。還說：「我很想平鋪直敘地寫點東西，想敲碎了我從前拾得那一點點淺薄的技巧，老老實實重新學一點較為深刻的」。那麼，他追求的是怎樣的一種戲劇風格和境界呢？他迷戀的是契訶夫的戲劇，是契訶夫那種戲劇風格和戲劇的境界。「我記起幾年前著了迷，沉醉於柴霍甫（即契訶夫——引者）深邃艱深的藝術裡，一顆沉重的心怎樣為他的戲感動著。讀畢了《三姊妹》，我合上眼，眼前展開那一幅秋天的憂鬱，瑪夏、哀林娜、阿爾加那三個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倚在一起，眼裡浮起濕潤的憂愁，靜靜地聽著窗外遠遠奏著歡樂的進行曲，那充滿了歡欣的生命的愉快的軍樂漸遠漸微，也消失在空虛裡，靜默中。彷彿年長的姐姐阿爾加喃喃地低述她們生活的挹鬱，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著。我的眼漸為浮起的淚水模糊起來成了一片，再也抬不起頭來。然而在這出偉大的戲裡沒有一點張牙舞爪的穿插，走進走出，是活人，有靈魂的活人，不見一段驚心動魄的場面。結構很平淡，劇情人物也沒有什麼起伏開展，卻那樣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幾乎停住了氣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圍裡。我再想拜一個偉大的老師，低首下氣地做個低劣的學徒。」１由此，也可見曹禺對契訶夫戲劇的崇拜和沉迷了。他寫《日出》時，就想追求這樣一種境界；但是，他把寫的稿撕毀了，燒掉了。如今，他那種久沉心底的美學嚮往又湧出來了，他要學點平鋪直敘的東西，但又要有著深邃的藝術底蘊。
可以說，《北京人》是曹禺寫得最好的劇本了，的確是一部傳世的傑作。關於《北京人》，我們想多費些筆墨，還是讓我們看看曹禺是怎樣談論他所心愛的這部劇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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