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１月，《雷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是作為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一集、《曹禺戲劇集》第一種出版的。
１９３６年２月，《雷雨》日譯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日譯本出版的經過令曹禺格外感動。他特別感謝秋田雨雀、影山三郎和邢振鐸三位的支持和熱情。
影山三郎於１９８１年８月在《悲劇喜劇》（３７０—３７３）發表連載文章《〈雷雨〉翻譯始末》，回憶《雷雨》日譯本產生的過程。《雷雨》在東京演出後，影山三郎在《東大新聞》發表一篇介紹《雷雨》的文章，很快在中國留學生中傳開，這消息由一位推著售貨車賣肉食的大嬸告訴了影山三郎，由她搭橋結識了邢振鐸，兩人出於對翻譯的共同愛好，決定把《雷雨》翻譯成日文。影山三郎回憶說：「秋田雨雀先生從我寫的介紹《雷雨》的文章中，得知中國留學生公演新劇的消息，便說『以後有再演的機會，務必通知我』。這話傳到我耳中，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拜訪秋田雨雀先生，連想都不敢想，秋田雨雀這樣的權威，同我們這樣的無名之輩見面，是有很大距離的，我們倆人都這麼想。」《雷雨》於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３日第二次公演。秋田雨雀先生來了，當時他已是滿頭銀髮的老人，慈祥地回答著影山的問候說，「是影山吧，什麼時候到我家來玩，不必客氣」，一下子使他感到老人格外和藹而親近。他把《雷雨》的譯稿拿給秋田雨雀去審閱，四、五天之後，秋田雨雀便寄來了「已讀完」的明信片，很快就給三上於菟吉先生寫了明信片：「非常好，請出書。」就這樣，《雷雨》日譯本很快由汽笛社出版了。秋田雨雀不但支持《雷雨》的出版，並在即將出書前在《汽笛新刊月報》（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９日第７號）發表了《關於中國現代悲劇〈雷雨〉的出版》，同期還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響及其它》。秋田雨雀先生對中國的新劇充滿熱情，不遺餘力地介紹和支持中國的新劇。
《雷雨》日譯本，有曹禺為此書寫的序，還收有秋田雨雀、郭沫若的文章。
這裡應該介紹一下郭沫若的文章，他對《雷雨》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雷雨》的確是一篇難得的優秀力作。作者於全劇的構造，劇情的進行，賓白的運用，電影手法之向舞台藝術之輸入，的確是費了莫大的苦心，而都很自然緊湊，沒有現出十分苦心的痕跡。作者於精神病理學、精神分析術等，似乎也有相當的造詣。以我們學醫學的人看來，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麼破綻。在這些地方，作者在中國作家中應該是傑出的一個。他的這篇作品受到同時代人的相當地歡迎，是可以令人首肯的。」此文，後來收到《沫若文集》第１１卷中。當時，魯迅先生也在關注著曹禺。《魯迅日記》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記載，他在書店購得日譯本《雷雨》，４月２２日，收到曹禺寄贈的日譯本《雷雨》。就在這年４月份，魯迅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活中，介紹中國劇作家時說：「最好的戲劇家有郭沫若、田漢、洪深和一個新出現的左翼戲劇家曹禺。」１在魯迅心目中，曹禺是個左翼戲劇家，這倒是很值得注意的。曹禺已作為中國文壇的新星升起來了。
曹禺來到南京幾天了，這正是１９３６年的初秋季節，他正忙著整理行李，接待新的朋友。他作為國立南京戲劇學校的教授，應聘到這裡來教書。雖然，很疲憊，但心情卻有另一番新的滋味。
雖然已是初秋，但南京的天氣依然悶熱。這裡的氣候和天津比較起來是有些不同了。也許不像天津一樣經常能聽到日本駐軍的槍炮聲，不會有那種局勢日益緊張的感覺，但是，南京夫子廟的喧囂和繁華，卻也掩蓋不住這裡的白色恐怖。夜，依然是黑沉沉的。
余上沅剛把戲劇學校創立起來，急需教授，張駿祥向余上沅推薦曹禺。於是，余上沅便一封封書信和電報催促曹禺南下，他終於把曹禺邀請來了。這裡，儘管人地生疏，而學校的師生是熱烈歡迎他的，特別是同學。那些熱心致力於話劇的青年早就盼望著他來了。余上沅在上學期就對學生說：「我請曹禺，就是萬家寶先生來教編劇，好不容易啊！他答應了！」在學生心目中，曹禺是他們崇拜的人物，而且帶有一種神秘感。那時，到處在上演《雷雨》，《雷雨》在哪兒演出就在哪兒引起轟動。一個２３歲的青年，幾乎同學生歲數差不多，能寫出這樣的傑作，怎能不使他們感到神秘，又怎能不引起他們的嚮往呢？國立戲劇學校是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８日創辦的，校長余上沅是位熱心戲劇事業和戲劇教育的戲劇家。他早年就讀於武昌文華大學的中學部和大學部。五四運動時，他是文華學生會主席，曾以武漢學聯代表身份出席過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１９２０年進北平大學英文系學習，１９２３年赴美國留學，先是在長內基大學鑽研戲劇，後又去哥侖比亞大學當研究生。１９２５年同聞一多、徐志摩、趙太侔、張禹九等一起回國。之後，在北平藝專、東南大學、暨南大學、北平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中文、英文、戲劇學教授。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於戲劇事業上。１９２６年，他曾與趙太侔等人主辦北平《晨報·劇刊》，倡導所謂「國劇運動」，並以此而聞名。他的「國劇運動」的主張是：首先是認清目的。他希望「要由中國人用中國材料去演給中國人看的中國戲」。這是他倡導國劇運動的目的。其次，是要講究方法。他認為應該明瞭劇本、演員、佈景、服裝、燈光等方面的具體應用方法，同時，更應掌握話劇「整個有機體的融會貫通」。最後，是要鞏固經濟。話劇藝術的發展必須有「經濟的幫助」。１他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要創辦戲劇雜誌，要創設北京藝術劇院，要開辦演員訓練學校，要創建戲劇圖書館、戲劇博物館，籌集選送留學生資助金。但是，「剛剛跨進國門，便碰上『五卅』慘案，６月１日那天，我們親眼看見地上的碧血，一個個哭喪著臉，懨懨失去了生氣」。２在北平，他們雖然辦了劇刊，在藝專辦了一個戲劇系，訂出北京藝術劇院的計劃，但只勉強維持了一年，便支撐不下去了。他歎息著：「啊！社會，像喜馬拉雅山一樣屹立不動的社會，它何曾給我們半點同情！」他不得不離開北平去另尋出路。他沒有死心，他說他要像造金字塔一樣，從下面造起，將來造到極蜂，希望那戲劇藝術之花在中國開放。他終於歷盡辛苦，又把一所專門戲劇學校開辦起來，他很想把它辦成全國第一流的戲劇學府，實現他那美好的願望。為了聘請曹禺來校執教，他是費了心思的，他那種求賢若渴的心情，也使曹禺為之感動。
但是，國立劇校的背景是複雜的，它直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同時又屬教育部。支持劇校的後台老闆，是國民黨中宣部的負責人張道藩，此人原系南開大學畢業生，後曾到英國倫敦學習美術，不久又到巴黎學畫。這位來自貴州的闊綽公子，無心於學業，只不過為了鍍上一層金罷了。他回國後便投入國民黨的懷抱，成為蔣介石手下一個得力的干將。他對戲劇有所愛好，也曾編過《自救》、《自悟》等一些不像樣子的劇本。他搞戲劇是為國民黨作宣傳的，正是他的主意才辦起劇校來。他是校務委員會的主任，從背後控制了劇校。他不允許學生參加政治活動，曾經對學生訓話：「我們這個學校很複雜，有ＣＣ分子，有ＣＹ，你們是學戲劇的，不能參加政治活動。」但是，張道藩不准的事並不等於不能做。而這裡偏偏又有共產黨人在進行活動，最出名的是石蘊華（楊帆），校務委員會的秘書。張道藩沒料到在他眼皮底下還有共產黨人在活動。
曹禺來到劇校，最難使他忘懷的，也是對他的人生道路產生過影響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蘊華了。
石蘊華，就是全國解放之後，最有名的所謂「潘楊反黨集團」事件中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潘」，就是潘漢年。這是一起大冤案，自然現在已得到昭雪。潘漢年早已冤死獄中，楊帆出獄後已成為一個身染重痾的廢人。楊帆未來劇校之前，就在北京大學從事學生運動，並曾被捕入獄，釋放後，奉黨組織之指示到劇校開展黨的工作。他為人機智幹練，待人熱誠，很善於團結老師和學生。他常讓學生去聽抗日的演講，鼓動激發同學的抗日熱忱；他還組織學生搞讀書會，成為學生的知心朋友。據葉子回憶說：「有一次演出，石老師為我介紹了一位叫孫曉村的朋友，孫曉村倡議成立讀書會，參加的有狄超白、何道璋和我。我們常去一位女同學家聚會。」有一次，張道藩召集學生在大禮堂訓話，同時派人去搜查宿舍，石蘊華作為秘書也參加搜查。事後，同學質問他：「為什麼搜查我們的宿舍，難道我們連人身自由都沒有了嗎？」他便悄悄地對學生解釋說：「不要急嘛！只是看了看，沒有真搜，是應付張道藩的。」石蘊華不僅在學生中的威望很高，他也善於接近老師，和老師交朋友。曹禺來了，他便約著曹禺和學生到馬彥祥家裡去聚會，有時在一起吃飯，有時一起到郊外遊玩。很快，他就和曹禺成為十分熟識的朋友了。一天，他倆在操場上散步，石蘊華以低沉的聲音唱起歌來，他唱得格外嚴肅，那悲壯的歌聲把曹禺吸引住了。唱完便問曹禺：「家寶，你說這首歌好聽不好聽？」曹禺答道：「好聽。」他說：「這就是《國際歌》」這是曹禺第一次聽到偉大的《國際歌》。他還常對曹禺講些社會主義的道理，說：「現在常講社會主義，可是你要分清不同的社會主義，德國的納粹黨也講社會主義，你要分清楚。」他還語重心長地對曹禺說：「你現在寫東西，不講明階級，至少也要講明階層啊！」他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雖不能說無話不談，但他不避諱曹禺。他常到曹禺的住所去玩，或吃飯談天，或抨擊時政，有時還情不自禁地大罵張道藩。那時，白色恐怖是相當厲害的，但他對曹禺無所顧忌，赤誠相見，這種坦白的襟懷和對人的熱誠，使曹禺每回憶起他來都很激動。
來到南京不久，他就去上海看望巴金和靳以。在一次談話中，他向巴金透露了他早已藏在心中的一個願望，就是找個機會得以拜見他久已敬仰的魯迅先生。他已把日譯本《雷雨》寄給魯迅，盼望得到先生的教誨，那時進步的青年作家都渴望得到魯迅先生的指點。巴金是很理解曹禺的心情的，便同魯迅先生聯繫，先生正在病中，慨然答應於１０月１９日在大陸新村寓所接見他們。但是，出乎意料，就在即將拜見魯迅先生的那天清晨，靳以匆匆跑來，向曹禺報告了魯迅先生於是日凌晨逝世的噩耗。這使滿懷欣喜的曹禺突然陷於驚愕茫然和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幾乎不知所措，便和靳以一起趕往大陸新村。此刻，魯迅的住所沉浸有一片悲慟的氛圍裡。曹禺於生前不能拜見魯迅，現在，只能沉痛地瞻仰先生的遺容。他木然地垂立在先生床前，只聽得蕭軍在那裡捶胸頓足號啕慟哭，他的淚水也滾落下來。當時，他只有震驚和悲痛，也顧不到其他了。他參加了魯迅的葬儀，在那偉大的送葬行列裡，浩浩蕩蕩的送葬的人流中，使他感受到一個偉大的作家是如此同人民連結在一起。人民熱愛魯迅，魯迅在人民心中。文壇巨星的隕落，集聚著生者為他未竟的事業而奮鬥。每當曹禺講起這次未能得以實現的生前會見，就感慨萬分。他說：「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憾事！」魯迅先生的逝世，給他以激勵，要像魯迅先生那樣用自己的筆為人民而創作。
曹禺來南京，自然是和鄭秀商量好的。１９３６年暑假，鄭秀在清華大學法律系畢業了，她的父親在南京工作，希望女兒回到自己的身邊。由父親的推薦，她在南京政府的審計部當了一名科員，主要工作是審核大學經費。平時，她住在自己家裡。她辦公的地點離曹禺的住所四牌樓很近，午飯便到曹禺那裡就餐。應當說，他們的戀愛生活還是正常的，但也免不了一些小的爭吵。鄭秀的父親反對女兒的婚事，主要出自傳統的門第觀念，但是，眼看鄭秀和曹禺的關係已經確定下來，也就不再執意作梗了。就在他們到南京不久，於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在南京平倉巷德奧瑞同學會舉行了訂婚儀式。鄭秀回憶說：德瑞奧同學會類似一個國際俱樂部，在那裡舉行訂婚儀式，事先發了二、三百份請貼，國立劇專的同事，戲劇界的朋友，還有其它一些親友。他的母親特地從天津趕來。巴金和靳以是專程坐飛機從上海來的，那時上海到南京的飛機航線才開闢起來，機票２５塊錢。他們帶來的禮物是一個十分漂亮的從美國進口的洋娃娃，這個洋娃娃會叫人，當訂婚儀式即將結束時，田漢也來了，他拿了一幅中堂來作為禮物。晚上，在家裡有個家宴。１這個訂婚儀式還熱烈，但是，在熱鬧中也正在孕育著痛苦的種子。曹禺對鄭秀的追求充滿了幻想，那種熱烈的勁頭，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是更加深沉而是逐漸冷卻。性格的歧異已經顯示出來，訂婚後，連劇校的一些同曹禺接近的同事和同學都有所察覺。石蘊華就看到這門婚事中所蘊藏的潛在危機。一個同學回憶說：「當時我們覺得曹禺有一種內心的痛苦，是因為已經戀愛好久了，就不好再改變，就不得不訂婚。」石蘊華是１９３７年初離開劇校的。有一次，他回到南京，把曹禺、馬彥祥和葉子找到一起談心。石蘊華非常爽快地問曹禺：「家寶，你是不是覺得很痛苦？」這似乎真的觸到了他的痛處，他不吭一聲，默默地坐在那裡不願回答。曹禺就是這樣一種性格，他能用沉默，久久的沉默來對待生活中的挑戰，很少把內心的苦痛和辯解傾訴出來，而把它封鎖在自己內心的深處。
曹禺在劇校的生活是愉快的。在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劇校學生絕大多數都是話劇的愛好者，他們都曾或多或少地參加過演劇活動，是有事業心的。另外，這些學生也是一些有勇氣的青年，那時的社會風氣把演員看成是「戲子」，把演戲看成是沒出息的職業，加之話劇還是個新興的劇種，職業話劇團很少，畢業後連謀生的出路也沒有保證。特別是女同學，不是大膽衝破封建傳統的輿論束縛，那是不會報考劇校的。像現在影劇界一些著名的導演和演員如凌子風、石聯星、項坤、葉子等，都是當時劇校的學員。正因為這些學生熱愛新劇，對曹禺來劇校執教抱著深切的期望。曹禺的教學沒有使學生失望，他以高度的責任感、淵博的戲劇知識和絕妙的教學藝術，博得學生的厚愛。
他在事業上是一個從來不敷衍的人，他的熱情不但貫注在創作上，同樣，也滲透在教學裡。他教世界戲劇名著選讀，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而且劇目也經過精心挑選。他從不做抽像的說教，而是採取邊朗誦、邊表演、邊分析的方法，繪聲繪色地把同學帶入戲劇情境之中，深入到人物的內心世界。即使劇本上的一句台詞、一個停頓，他都能講出它內在的底蘊。他把淵博的知識、舞台的實踐和具體入微的藝術感受融合在一起，這就把學生迷住了。每一堂課，對他們來說都是美不勝收。許多同學回憶說，萬老師上課，可謂絕妙，他有學問，會表演，又有創作經驗，因此，講起課來就駕輕就熟，揮灑自如，加上他那口才，所以，每次上課，課堂裡都擠得滿滿的，連外班的學生也來聽他的課。他還有一套輔導方法，為了提高學生的欣賞和理解劇本的水平，除重點講授一些劇目，還組織學生閱讀世界名著。他不是一般地佈置一下，任其自流，而是按照點名冊，具體規定某某讀哪本名著，並讓每個人都要寫出讀書報告，或分析主題和人物，或分析戲劇結構和衝突。過一段時間，再根據每個同學的具體情況，更換新的閱讀劇目。這樣一種指導閱讀的方法，使學生獲益匪淺，在不知不覺中提高了鑒賞能力。因為他所讀中外戲劇名著較多，才能這樣指導學生；同時，也因為他具有一種誨人不倦的精神，才能這樣不怕麻煩，因材施教。
他指導學生排戲，更是煞費苦心。對於初學表演的同學來說，並不是任何一個劇本都可以拿來作為排練教材的。為了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他特意把法國劇作家臘比希的二幕劇《迷眼的砂子》翻譯出來，並改編為獨幕劇供學生排練。他所以挑選這個劇本，是因為他覺得法國１９世紀的喜劇家臘比希（ＥｕｇｅｎｅＬａｂｉｃｈｅ），同薩都一樣，都多少承襲了結構劇的傳統。在他看來，由斯克利布所開創的佳構劇，它的舞台和編劇技巧對易卜生這些大師都有影響，對初學編劇和表演的人是會有幫助的。他後來回憶說：「然而，我還是認為有必要認識一下這個臘比希，我才動心把他這個劇本改編成為《鍍金》。原劇是兩幕，現在是獨幕了。我盡量使《鍍金》成為當時（１９３６年）如小仲馬說的『有用的劇本』。因為我認為《鍍金》容易有舞台效果，可以使初學表演的人嘗嘗初次面對觀眾是什麼滋味。在這個戲演出時，舞台效果很好，證明了這個戲可以訓練學生有舞台感，但應注意學生片面追求舞台效果。其次，我認為這個戲的演出風格的高低，會因演員的修養水平的高低而大不一樣。一個成熟的好演員，可以把它演成有風度、有幽默、有趣味的好戲，決不會輕薄鄙俗。但遇到格調低的演員，完全可能把這個戲降低為『文明戲』。這個獨幕劇很能考驗演員與導師的修養水平。」１由此，可看出他的教學是十分用心的；同時，也看出他的戲劇見地。
指導學生排戲，他基本上是運用他的實踐經驗，也可以說是從張彭春老師那裡學來的導演方法。他首先發動學生討論劇本，從主題、人物到台詞，讓學生七嘴八舌地發表意見，務求理解透徹。具體排練時，又指導得十分細緻。每句台詞，為什麼這樣寫，它的含義是什麼，該怎麼念，又該怎樣動作，幾乎等於他把每個角色都演一遍。學生們說：「萬老師是編劇、導演、演員三位一體的老師。他寫的劇本處處體現出他的藝術匠心，寫得那麼細緻，連動作都寫出來了。他指導學生排戲，也是這樣，獨具一格，猶如中國的工筆畫。」他的教學和他的日常生活風度迥然不同。他為人比較謹慎，沉默寡言，但又很馬虎、不拘小節，不會料理生活。他給學生的印象是很隨便的，從來不擺老師的架子。但是，在排演場上，卻挺叫真，連一個動作都不准錯。一旦進入創作領域，他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南京的進步戲劇運動正在興起。１９３５年初田漢被捕入獄，押在南京，由徐悲鴻、宗白華出面保釋。這位響噹噹的共產黨人出獄後，就又為進步的戲劇事業而奔波了。這年１１月，由他主持的「中國舞台協會」宣告成立。洪深、馬彥祥、張曙、白楊、舒秀文等都來與會，不久便公演了《械鬥》和《回春之曲》。曹禺在這裡結識了許多戲劇界的朋友。中學時代就知道田漢的大名，如今相識了，原來是這樣一位充滿豪氣而爽朗的人物。田漢每次請客，都請曹禺來。馬彥祥可以說是老朋友了，他既是一位戲劇理論家，也是位表演家，他剛剛從蘇聯歸來，他是聽說蘇聯舉行戲劇節，自費前往觀摩的。戴涯也來南京了。曹禺來南京不久，便同馬彥祥、戴涯等一起組織起「中國戲劇學會」，他們「為適應新興演劇藝術職業化的要求」，組織了這個學會，強調通過演劇來研究話劇藝術。他們第一次便籌備了《雷雨》的演出，由曹禺扮演周樸園，馬彥祥扮演魯貴，戴涯扮演周萍，鄭挹梅扮演蘩漪，李虹扮演四鳳。這是曹禺第一次扮演自己劇本中的角色，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力投入這次演出之中。當《雷雨》在南京世界大戲院公演時，一下子便打響了，可以說轟動了南京城。特別是劇校的同學看到老師們的示範演出，真使他們大開眼界。馬彥祥後來回憶說：我看過不下十幾個周樸園，但曹禺演得最好。這可能因為他懂得自己的人物，他是個好演員，他懂得生活，不是那種空中樓閣式的。我覺得演周樸園沒有比他演得更好的了。１與此同時，他還把米爾恩的《戲》翻譯出來，由馬彥祥導演，於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９日起，在南京香鋪營中正堂演出三場。１１月６日，在鎮江大舞台也演出過兩場。由他親自導演的《鍍金》，也曾在中正堂演出四場。
來南京只有半年，除了教學，他改編、翻譯劇本兩部，導演一齣戲，還參加演出一齣戲，還有那麼多的社交活動，可以想見他那種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工作熱忱了。
在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只有一年的時間，而這一年也可以說是他享受創作的愉悅和歡欣的一年。《雷雨》仍在繼續上演，一篇又一篇的評論發表出來，讚美之聲淹沒了對弱點的批評。繼日譯本《雷雨》問世，英譯本《雷雨》也由姚莘農（姚克）翻譯出來，刊登在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出版的《天下》（英文）月刊上。姚莘農在英譯本序言中，稱讚曹禺是中國劇壇上升起的一顆新星。１９３７年初，美國著名戲劇家、耶魯大學教授亞歷山大·迪安來華考察中國戲劇，他來南京訪問田漢、曹禺，由曹禺親自擔任翻譯。曹禺把英譯本《雷雨》贈給迪安教授，受到迪安的熱情讚許。
更值得稱道的，是《日出》的發表，它所引起的反響較之《雷雨》更為熱烈也更為迅速。這裡，不能不提到蕭乾，這個獨具藝術卓識的文藝編輯，以很大的氣魄和無私的精神，在他負責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欄內，組織國內著名的作家筆談《日出》，他選擇了最好的時間，正是１９３７年元旦即將來臨之際，以三個整版的篇幅刊出筆談文章。
蕭乾說：「關於《日出》的討論，這個劇本問世後，我想通過它把評論搞得『立體化』一些。我長時期感到一部作品——尤其一部重要作品，由專業書評家來評論是必要的，由作者自剖一下也有助於深入瞭解，但應不應該也讓讀者發表一下意見？要不要請文藝界同行來議論它一下？我用三個整版做了一次試驗。頭兩次是『集體批評』，也即是請文藝界新老作家對它各抒己見，最後一期是作者的自我剖析。當時除了為加深讀者對劇本的理解之外，我還有一個意圖，想用這種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場、超攻訐』，『不阿謏，不中傷』，心平氣和，與人為善的批評。討論是熱烈的，評者與作者的態度是誠懇的。」１參加這次討論的有：茅盾、葉聖陶、巴金、朱光潛（朱孟實）、沈從文、黎烈文、靳以、李廣田、荒煤、李蕤、楊剛以及燕京大學外文系美籍教授謝迪克等。
這些批評既有中肯而熱情的讚揚，也有同作者探討的不同意見。茅盾認為「《日出》所包含的問題，也許不及《雷雨》那麼多」，指出它「圍繞於一個中心軸——就是金錢的勢力」，「是半殖民地金融資本的縮影」。「將這樣的社會題材搬上舞台，以我所見，《日出》是第一回」。他「渴望早早排演」。葉聖陶說，《日出》「採集了豐富的材料，出之以嚴肅的態度，刻意經營地寫成文章的。前幾年有茅盾的《子夜》，今年有曹禺的《日出》，它們都不是『妙手偶得之』的即興作品，而是一刀一鑿都不肯馬虎雕刻成功的群像」。他更指出：「它的體裁雖是戲劇，而其實也是詩。」沈從文從中國話劇創作的發展來評《日出》，說：「就全部劇本的組織，與人物各如其份的刻畫，尤其是劇本所孕育的觀念看來，仍然是今年來一宗偉大的收穫。」他還指出：「作者似從《大飯店》電影得到一點啟示，尤其是熱鬧場面的交替，具有大飯店風味。這一點，用在中國話劇上來試驗，還可以說是新的。」巴金說：「《雷雨》在《文學季刊》發表後的一年間，似乎沒有一個批評家注意過它或為它說過幾句話，《雷雨》是靠著它本身的力量把讀者和觀眾征服了的。」但認為《雷雨》「所強調的『命運的殘酷』」是它的缺點，而「這缺陷卻由《日出》來彌補了。《日出》不是命運的悲劇，這只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反映。」他覺得《日出》的「結局太不悲觀，而且在那末尾是明明有一條伸向光明去的路」。「看，這是一個多麼雄壯的景象！這是一個多麼樂觀的結局」。他說，《日出》「是一本傑作，而且我想，它和《阿Ｑ正傳》、《子夜》一樣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中最好的收穫」。黎烈文說：
說到《雷雨》，我應當告白，虧了它，我才相信中國確乎有了「近代劇」，可以放在巴黎最漂亮的舞台上演出的「近代劇」。在這以前，我雖然看過兩位最優秀的劇作家的劇本的上演，但我總覺得不能和外國看過的戲劇相比，看了一半就想退出。只有《雷雨》確使我衷心歎服，當看到自己身旁的觀眾，被緊張的劇情感動到流下眼淚或起了啜泣時，我們不相信中國現在有著這樣天才的劇作家！能夠這樣緊緊抓住觀眾的心的天才的劇作家。他還認為，「把三等妓院搬上舞台，更是頗為大膽的手法。如果不是對於自己的藝術有著絕對信心的人，大概不會這樣做的。」美籍教授謝迪克的意見尤為引人注目，他對《日出》的評價很高：
《日出》在我所見到的現代中國戲劇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無羞慚地與易卜生和高爾斯華綏的社會劇的傑作並肩而立。
當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李廣田「覺得《日出》不及《雷雨》」，在《日出》中沒有一個可愛的人物」，他更喜歡《雷雨》，而不喜歡《日出》。荒煤也有這種看法，認為「《日出》是不及《雷雨》的」，「作者給我們只畫出了那些罪惡的表面，而沒有給我們把那些罪惡的根據找出來——換句話說，那就是作者僅僅突擊了一些『現象』，而他應該突擊的卻是『現實』！」還有對第三幕的批評。謝迪克認為《日出》的「主要缺憾是結構的欠統一。第三幕本身是一段極美妙的寫實，作者可以不必擔心觀眾會視為浮蕩。但這幕僅僅是一個插曲，一個穿插，如果刪掉，對全劇毫無損傷。即便將這幕刪去，讀者也還不容易找到一個清楚的結構」。朱光潛也認為「割去第三幕，全劇就要變成一篇獨幕劇」。「《日出》所用的全是橫斷面的描寫法，一切都在同時期之內攪在眼前，各部分都很生動痛快，而全局不免平直板滯」。他還認為：「想到作劇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作者對於人生世相應該抱什麼態度。他應該很冷靜很真實地把人生世相的本來面目揭開給人看呢？還是送一點『打鼓罵曹』式的義氣，在人生世相中顯出一點報應昭彰的道理來，自己心裡痛快一場，叫觀眾看著也痛快一場呢？」他說他比較喜歡第一種態度。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８日，曹禺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我怎樣寫〈日出〉》（後收入《日出》單行本，作為《跋》），這既是一篇激揚著感情對《日出》進行自我剖析的文章，又是回答批評的文字。此文文采飛揚，坦爽真誠，直抒胸臆。不苟同，敢論辯，獨具膽識。在前面，我們已經作了介紹，此處，結合歐陽予倩先生排演《日出》，談談曹禺對《日出》第三幕的見解。
歐陽予倩決定把《日出》搬上舞台，專程從上海到南京徵求作者的意見。他有一個看法，以為《日出》第三幕似乎同其它三幕有所游離，決定割去第三幕。但曹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向歐陽予倩陳述了自己的見解。１９３７年２月，由歐陽予倩導演的沒有第三幕的《日出》在上海卡爾登大戲院公演，由鳳子扮演陳白露，曹禺專程赴上海觀看演出，靳以陪著他。演出結束後同演員和舞台工作人員晤面時，曹禺仍然直率地說，把第三幕刪去是太令人遺憾了。他在《我如何寫〈日出〉》一文中以很長的篇幅就此談了他的想法：《日出》不演則已，演了，第三幕無論如何應該有。挖了它，等於挖去《日出》的心臟，任它慘亡。如若為著某種原因，必須支解這個劇本，才能把一些罪惡暴露在觀眾面前，那麼就砍掉其餘的三幕吧，請演出的人們容許這幫「可憐的動物」在飽食暖衣、有餘暇能看戲的先生面前哀訴一下，使人們睜開自己昏聵的眼，想想人把人逼到什麼田地。我將致無限的敬意於那演翠喜的演員，我料想她會有圓熟的演技，豐厚的人生經驗，和更深沉的同情，她必和我一樣地不忍再把那些動物鎖閉在黑暗裡，才來擔任這個困難的角色。
他把他的痛苦、煩難都和盤托出。他的良心、他的藝術直感，都使他把心窩子裡的話掏了出來。既是自我辯護，更是祈得人們的理解。
最使我感到煩難的便是第三幕，現在偶爾想起當時寫這段戲，多少天那種寢食不安的情況，而目前被人輕輕地刪去了，這回憶誠然有著無限的酸楚的。
的確，他像一位多子的母親，溺愛著每一個兒子。他甚至說：「不肯多體貼作者執筆時的苦心，便輕率刪除，這確實是殘忍的。」於是，他決定自己來導演《日出》，組織劇校的學生來排練。翠喜這個角色是很難物色的，最大的困難是女同學不願演這個角色。葉子對曹禺說：「萬老師，您排這個戲，誰敢演翠喜這個下三爛？」曹禺說：「翠喜可不是個下三爛，她是被人尊敬的，她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在排演《日出》時，張彭春來南京了。曹禺請老師指導排第三幕。張彭春也不熟悉妓女的生活，但他很會抓戲，懂得怎樣把「戲」排出來。也許是由於演員的陣容較弱，排得不夠理想。但是，曹禺那種執意把四幕《日出》全部排出來的藝術信念始終未曾動搖過，表現了他高度的藝術自信心。後來的藝術實踐證明，曹禺所堅持的是有道理的。
一個敢於獨創的作家，對自己所追求的美學目標應該充滿自信心，這也是一個藝術家內心自由的境界。對曹禺來說，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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