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中飯店，坐落在綠牌和黃牌電車道交叉的十字路口上，斜對面便是勸業場。這是一座相當豪華的飯店。
繁華的電車道上簇擁著熙來攘往的人群，櫛次鱗比的商店，人群中既有衣履華麗的闊太太、嬌小姐，也有急步趕路的職員學生，最扎眼的是沿街乞討要飯的，儘管巡捕看見就要驅逐追打，但他們仍然躲藏著，不肯離去。
在惠中飯店一間寬敞的房間裡，對面牆壁上是一片長方形的圓狀窗子，窗外緊緊壓貼著一所所樓房。雖然是白天，也顯得屋裡光線陰暗。除了清晨，太陽照進來，整天是不會有一線自然光亮的。曹禺間或到這裡來，和「中旅」的朋友們談戲聊天，偶爾也住在這裡。這樣，他就有機會得以觀察麋集在這個大飯店的人群。這裡，他曾看見像陳白露那樣的交際花，在她的周圍吸引著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連飯店的老闆對這樣的交際花也是另眼看待的，靠著她們來招徠「大人物」。據說，有一個交際花，因為她的靠山破產無法還債而服毒自殺了。這樣的事，也並不奇怪。
有錢的大老爺在這裡揮金如土，玩著交際花，花天酒地，金迷紙醉。這裡有各種各樣的人物：洋教授，銀行經理，富孀，買辦，軍官，投機商……他們貪饞地向女人撲來。雖然，在這號稱東方小巴黎的天津，還不能說像左拉在《娜娜》中所描寫的法蘭西第二帝國那樣，「整個社會都向女人撲上去」，但是，賣淫卻也如同瘟疫一樣，成為這畸形的半殖民地都市社會的普遍現象。與此同時，到處都是衣不蔽體的窮苦百姓，在那裡受苦受罪，掙扎在死亡線上。這一切，都使得曹禺冥眩不安。他說：
我應該告罪的是我還年輕，我有著一般年輕人按捺不住的習性，問題臨在頭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個答案；苦思不得的時候便冥眩不安。流著汗，急躁地捶擊著自己，如同肚內錯投了一副致命的藥劑。這些年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流蕩中，我看見多少夢魘一般的可怖的人事，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會忘卻：它們化成多少嚴重的問題，死命地突擊著我，這些問題灼熱我的情緒，增強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個熱病患者。我整日覺得身旁有一個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邊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寧貼。１他是那麼充滿著熱情，又是那麼精力旺盛，創作的衝動和慾望不時襲來。他正在醞釀著新的劇作。不過，他已經不滿足於他的《雷雨》，他覺得它「太像戲」了，在技巧上也「用的過分」。他要寫更新鮮的東西，更有氣魄的作品。
在惠中飯店看到的交際花，以及聽到交際花服毒自殺的事件，給了他一個強烈的印象。不知是怎樣一種偶合，他又想到艾霞之死，想到阮玲玉之死，還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王小姐。這些構成了陳白露最初的形象。
１９３５年３月８日，在上海發生了一起震驚社會的事件，紅極一時的著名電影演員阮玲玉，在惡毒的謠言和卑鄙的誹謗中服毒自殺了。阮玲玉出身貧寒，父親早死，母親為闊人家當傭人。母女相依為命，在淚水中討生活。她沒有受過較高的文化教育，在藝術上也沒有經過專門的培養。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被挑中當上電影演員。只因為劇中角色的悲殘遭遇，同她的命運有所契合，使她成功地扮演了許多角色。往往劇中人的話也是她內心要說的話，成為對黑暗社會的控訴。當她正在藝術上處於高峰的時候，她只有２５歲。由於她那個不幸的婚姻，那個曾經欺騙了她、玩弄了她的張季珊，以及從背後支持張季珊而對進步電影懷恨在心的反動勢力，掀起一陣又一陣造謠中傷、迫害誹謗阮玲玉的狂潮，使阮玲玉含恨而死。她的死引起社會上的極大震動。魯迅曾為此寫了《論人言可畏》，揭露反動謠諑，為阮玲玉鳴不平。當她的葬儀進行時，沿途數十萬人為她送葬。曹禺說：我寫陳白露自然有各種各樣的生活影子，但創作決不是生活的照抄。我看見過舞女，我看見過交際花，但寫出來就和這些見過的東西有很大區別。但是艾霞的自殺，阮玲玉的自殺，這些事卻往往觸動著我，陳白露之死，就同這些有著關聯。當時關於阮玲玉的報道那麼多，她演的電影我看過，她的自殺激起有良心的中國人的不平，阮玲玉是觸發寫《日出》的一個因素。１王小姐，又是怎樣一個人呢？見過她的人都說她長得很漂亮，沒有多麼高的文化，但舉止卻落落大方。當時，她和《益世報》的羅某某同居了，羅某某去南開大學講課，王小姐也跟著他坐汽車去，她的風流艷事在文化界流傳著，她的打扮、風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卻不是交際花。曹禺說：這位王小姐的父親和我父親要好，是朋友。王小姐也到我家來過，這樣認識的。的確她長得漂亮，也可以說迷人。當然，她不是陳白露，不是交際花。她是胡鬧，她不賣錢的，我同她不十分熟悉。但是，她這個人一下子就把我寫陳白露的形象點燃起來，就像我那位同學的嫂子，點燃了蘩漪的形象。方達生的影子是靳以，靳以就有那股憨勁兒，從來不懂世故。還有艾霞、阮玲玉自殺，都是觸發寫陳白露的因素，她們的自殺是令人思索的。就是這一切凝聚起來了，才有了陳白露的形象。
各種各樣的生活影子。但王小姐卻把各種生活影子點燃起來。是這樣一種點燃、生發、想像。梅特林克寫《青鳥》有什麼生活？靠什麼生活？他是在生活中激揚了他的想像和感情。把一個典型說成是從某某人那裡來的，這是沒有多少道理的。陳白露決不等於王小姐。１
為什麼又把陳白露起名叫「竹筠」呢？這裡也有一個小小的插曲。曹禺曾說：
我正醞釀《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這封信很長呵，有十幾頁。從文筆、字跡來看，都像是一個女孩子，署名「筠」。這封信表露她看到《雷雨》之後對一個作家的敬愛和感情，談了《雷雨》的觀後感，談了她的感情經歷。但是她不要我回信，還說，「你不要找我，我以後也不準備再寫信給你」。後來，我就把「筠」這個名字用到陳白露身上。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這個女孩子活著，大概也有七十多歲了。１
在太原看到的妓女的慘狀，總是縈繞在他的心中，這些，又和交際花的生活影子連成一片。但是，只是從外面看到，他對妓院的真實情狀卻是毫無所知的，他還從來沒有去過那種地方。天津的三不管、侯家後、富貴胡同這些地方有妓院，只不過是聽人說的。但他渴望探知其中的秘密，一定要把這社會癰疽暴露出來。這種心情使他變得勇敢起來。關於他搜集《日出》第三幕素材的經歷，很像是一出生動而驚險的戲劇。
他到妓院聚集的地方去調查，開始，心中還未免怯怯的。像他這樣的教授到那種見不得人的地方，且不說讓熟人看見會丟面子，就是他自己也覺得難為情。進到那狹窄的胡同裡，夜晚，胡同裡燈光暗淡，一股制鼻的氣息迎面撲來。在昏暗的光線裡，各種嘈雜的聲音，要飯的，實報的，賣糖賣豆的。妓院的大門口上都貼著「南國生就美佳人，北國天然紅胭脂」這樣一些低級庸俗的對聯，門前站著兩三個妓女在那裡擠眉弄眼地拉著嫖客。牆上貼著的烏光紅油紙上，歪歪斜斜地寫著「趕早×角，住客×元，大鋪×角，隨便×角」。
走進院裡，只見一排排鴿籠子似的小屋子，從這個門洞到那個門洞，川流不息來往著各種各樣的人。在燈光下，他看見從鴿籠裡走出來的妓女，一個個臉色蠟黃慘白，沒有一絲血色。只聽夥計一喊「見客啦！見客！」這些女人便隨著點叫，依次走上前去，讓嫖客們挑選。在他看來，這些女人就像鎖在這人間地獄裡的可憐的動物。
在那些寢食不安的日子，他混在裡面，和妓女們面對面地交談，終於使他有了一種驚人的發現。在這最黑暗的角落裡，在那些污穢掩蓋著的「可憐的動物」身上，發現了人間美好的心靈。他說：
那裡面的人我曾經面對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與人的關係，流著淚，「掏出心窩子」的話，敘述自己的身世。這裡有說不盡的淒慘的故事，只恨沒有一支Ｂａｉｚａｃ的筆來記載下來。在這堆「人類的渣滓」裡，我懷著無限的驚異，發現一顆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婦人。她有一副好心腸，同時染有在那地獄下生活的各種壞習慣。她認為那些買賣的勾當是當然的，她老老實實地做她的營生，「一分線買一分貨」，即便在她那種生涯裡，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動的是她那樣狗似地效忠於她的老鴇，和無意中流露出來對於那更無告者的溫暖的關心。她沒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慘淡，而為著家裡那一群老小，她必須賣著自己的肉體麻木地挨下去。她歎息著：「人是賤骨頭，什麼苦都怕挨，到了還是得過，你能說一天不過麼？」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這類可憐的動物最慘的悲劇。１這些妓女的遭遇，的確使得他心疼：「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裡面煩躁不安，我不能靜默不言。」他恨透了衣冠禽獸的世界是怎樣殘酷地摧殘著人性，在扭曲著人的靈魂：「上帝就任憑你們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種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這些，他熟讀過的《聖經》中的箴言，迴盪在他的心胸之中。
他一定要把他親眼見到的寫出來，他的勇氣與日俱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要熟悉這黑暗角落的一切。為了學數來寶，在嚴寒的三九天，半夜裡在一片荒涼的貧民區去等候兩個吸食毒品的乞丐。這是事先約好，並且要給賞錢的。可能是賞錢給多了，他們猜疑他是個偵緝隊之流，便沒有來。他冒著刺骨的寒冷，瑟縮著到一個「雞毛店」裡去找他們，也許因為找的次數太多了，被一個罪犯樣的落魄英雄誤會了，這個傢伙大打出手，險些打瞎了他的一隻眼睛。曹禺還不死心，有了經驗，不再獨自冒險。或是托人介紹，或是喬裝打扮，改頭換面跑到「土藥店」裡，同那些像黑三一樣的人物講交情，曹禺這樣回憶說：開始，我是跟著中國旅行劇團的人去三等妓院調查，什麼樣的人物都看過的。好多妓女的話都是當場記錄下來的。人家也奇怪，我說我是報館記者。慢慢搞熟了，什麼話都講給你。我記得這樣搞現場調查，整整搞了一個暑假。當時，我還得教課，是夠緊張的。也帶著靳以去，靳以就像方達生那麼一種書獃子氣。砸窯子，招待不好，就砸了，是常有的事。翠喜那種妓女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其實她也跑不了，得給當班的印子餞。小東西就不准亂跑。土藥店，土藥就是大煙，土藥店又稱戒煙所。像個澡堂似的，一排排的床，都不是什麼有錢的人，乞丐也來。滿屋子抽得烏煙瘴氣，有女招待給燒煙泡。１
他在調查時，被一位朋友看見了。於是便有謠言散佈出去，弄得他無法解釋。但他硬是把調查堅持下來，儘管遭受不少折磨、傷害，甚至是侮辱，但卻使他獲得了最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他寫《日出》較之寫《雷雨》，更是憋滿了一腔憤懣之情，更強烈，更深沉。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實，利刃似地剌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憤怒。有時我也想，為哪一個呢？是哪一群人叫我這樣呢？這些失眠的夜晚困獸似地在一間籠子大的屋裡踱過來，踱過去，睜著一雙佈滿了紅絲的眼睛，絕望地愣著神，看看低壓在頭上黑的屋頂，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進了墳墓，沒有一絲動靜。我捺不住了，在情緒的爆發當中，我曾經摔碎了許多可紀念的東西，內中有我最心愛的瓷馬觀音，是我在兩歲時母親給我買來的護神和玩物。我絕望地嘶嘎著，那時我願意一切都毀滅了吧，我如一隻負傷的狗撲在地上，嚙著鹹絲絲的澀口的土壤。我覺得宇宙似乎縮成昏黑的一團，壓得我喘不出一口氣，濕漉漉的，粘膩膩的，我緊緊抓著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劃起洋火，我驚愕地看見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溝，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緩緩地流出來。１這就是曹禺創作時的情景，這就是曹禺的創作個性。他那種執拗的恨在心頭燃燒著，那種熱烈而執著的愛也在燃燒著。而最後卻是失望、悲哀和不盡的酸辛。情感的昏迷和創作的迷茫渾成一氣。他不是在寫作，而是在浸著血淚苦苦地思索、探求；但卻探索不出一條智慧的路。儘管他熬過許多不平靜的夜晚，讀《道德經》，讀佛經，讀《聖經》，讀那些被認為是洪水猛獸的書，也不能想出究竟來。他說：我渴望著一線陽光。我想太陽我多半不及見了，但我也願望我這一生裡能看到平地轟起一聲巨雷，把這群盤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魎擊個糜爛，哪怕因而大陸便沉為海。我還是年輕，不盡的令人髮指的回憶圍攻著我，我想不出一條智慧的路，顧慮得萬分周全。衝到我的口上，是我在書房裡搖頭晃腦背通本《書經》的時代，最使一個小孩子魄動心驚的一句切齒的誓言：「時日易喪，予及汝偕亡！」（見《商書·湯誓》）縈繞於心的，也是一種暴風雨來臨之感。我惡毒地詛咒四周的不平，除了去掉這群腐爛的人們，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２這是他當時最真實的思想，最真實的情感，也是《日出》誕生的真正原因。他把一腔的憤懣都傾注在《日出》之中。他寫《日出》與《雷雨》有所不同。巴金和靳以知道了他的計劃，就催促著他交稿，就像寫章回小說一樣，寫一幕刊登一幕，採取連載的形式。《雷雨》他前後醞釀五年，而《日出》卻像個急就章。
他原先計劃，把《日出》寫成契訶夫那種平淡中見深邃的風格。「很想平鋪直敘地寫點東西，想敲碎了我從前拾得那一點點淺薄的技巧，老老實實重新學一點較為深刻的」。２他的確想學著契訶夫的劇本，以虔誠的拜師心情，做一個契訶夫的學徒。他那樣寫了，但他覺得失敗了，他把這些底稿燒掉了。他心中在想著，這樣寫也可學得契訶夫的「半分神味」，但觀眾是否肯看，確是個問題。他覺得中國的觀眾，「他們要故事，要穿插，要緊張的場面」。１這是他多年來在演劇實踐中對觀眾心理、觀眾的欣賞趣味和習慣，進行觀察和體驗所得出來的。正因為這樣，他寫劇本，總是想著觀眾，把觀眾的需求放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上。事實證明，他是對的。
沒有觀眾，也就沒有戲劇。戲，總是演給人看的。他已經體會到一個劇作家的苦悶和興味：「寫戲的人最感覺苦悶又最容易逗起興味的，就是一個戲由寫作到演出中的各種各樣的限制，而最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觀眾的趣味。怎樣一面會真實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觀眾感到愉快，願意下次再來買票看戲，常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最頭痛的問題。」那時，中國話劇經得起上演的劇本並不多，話劇的觀眾更是寥寥無幾。在他的戲劇創作中首先想到觀眾的需要和口味，注意培養觀眾對話劇的愛好，這是他創作成功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但他要博得觀眾的歡心，同時卻不以低級趣味投合群眾，「怎樣擁有廣大的觀眾而揭示出來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來面目』」，這是他所追求的目標。應當說，《雷雨》和《日出》都做到了。在《雷雨》中已經顯示著他的詩的興奮，詩的激情，在《日出》中就有了更深入的發展。他把詩意的發現和現實的揭示有機地熔鑄起來。他不僅僅是把那個「漆黑的世界」的圖畫描繪出來，就他對那個社會的揭露來看，它的污穢、混亂，使人感到那發散著腐屍的惡濁氣息的社會，確是一座人間的地獄；但是，《日出》的迷人之處，卻在「漆黑的世界」裡又透出滿天大紅的天色；在冷酷中，蘊蓄著溫熱；在地獄裡，有著金子的閃光；在腐屍臭氣下，潛藏著牽動人心的詩意力量。《日出》的現實主義注入了新的血液，融入作家理想的溫暖和浪漫的詩情。他曾談過他寫《日出》時的一種美學的願望：我求的是一點希望，一線光明。人畢竟是要活著的，並且應該幸福地活著。腐肉挖去，新的細胞會生出來。我們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剛剛冬天過去了，金光射著田野裡每一棵臨風抖擻的小草，死了的人們為什麼不再生出來！我要的是太陽，是春日，是充滿了歡笑的好生活，雖然目前是一片混亂。於是我決定寫《日出》。１這是他寫作《日出》的一種更真摯更內在的動因和企圖。有了這種創作心境，他的筆墨就不同了。詩意的潛流在主題、結構、背景和人物身上流淌著：「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他寫了那些「丟棄了太陽的人們」，更寫了渴望陽光的人們。雖然，它還不能明確指出太陽是什麼，但他的確「寫出了希望，一種令人興奮的希望」，「暗示出一個偉大的未來」。屬於太陽的正是那些在夯聲中前進著的小工，方達生正是在高亢而洪亮的夯歌聲中，迎著太陽走去。這點，當然是激動人心的。
詩意的靈魂，滲透在戲劇結構的血軀之中，處處是充滿詩意的對比。激揚著憤慨的深刻揭露和喜劇的嘲諷，同猶如發現新大陸那樣對美的心靈的揭示和美的毀滅的悲劇，是那樣交織著激盪著。作家的崇高的人道主義，在他的劇裡，匯成對舊世界強烈的控訴。聽聽翠喜的心聲吧！
有錢的大爺們玩夠了，取了樂了，走了，可是誰心裡的委屈誰知道，半夜裡想想：哪個不是父母養活的？哪個小的時候不是親的熱的媽媽的小寶貝？哪個大了不是也得生兒育女，在家裡當老的？哼，都是人，誰生下就這麼賤骨肉，願意吃這碗老虎嘴裡的飯？是啊！「都是人」，誰願意墮入非人的生活境地？在這真實的心靈自白中，是對罪惡社會制度的控訴。對人的價值、人的精神遭到摧殘和蹂躪的無比憤慨，使他為恢復人和發現人的價值而進行鬥爭。他以為，像翠喜這些「可憐的動物」，她們的心靈像金子一樣，不能不使人想：究竟是什麼毀滅著她們的美。
再聽聽陳白露的痛苦的答辯吧！
我沒有故意害過人，我沒有把人家吃的飯硬搶到自己的碗裡，我同他們一樣愛錢，想法子弄錢，但我弄來的錢是我犧牲我最寶貴的東西換來的。我沒有費著腦子騙過人，我沒有用著方法搶過人，我的生活是別人甘心願意來維持，因為我犧牲過自己。我對男人盡過女子最可憐的義務，我享著女人應該享的權利！
這是作了交際花的陳白露對他少年時代朋友方達生質問的答辯。這個辯詞貌似倔強，又是何等軟弱，又包含著多少屈辱和痛苦！在這裡深刻地反映著陳白露內心世界的複雜矛盾，也反映著她的精神危機。一個曾經有著美妙青春，漂亮、能幹而純潔的少女，一旦墮入那種醉生夢死的生活裡，是既不得自已又不能自拔。她明知太陽出來，但又清醒地看到太陽不屬於她。她為強大的黑暗勢力吞噬了，精神崩潰了，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在《日出》中，既沒有色情的露骨描寫，更沒有投合市民的庸俗心理。他聽到過，看到過像艾霞、阮玲玉的悲劇，以及像翠喜那樣妓女的悲劇。他不是寫陳白露、翠喜墮落的悲劇，而是寫她們這樣一些純潔善良的女人是怎樣走進悲劇深淵的，他窮追猛打的正是那個社會制度。作家的心像潔白的玉石，他的神聖而崇高的道德感情，使他對自己的人物永遠是同情，是悲憫，是憐惜。有人說左拉在《娜娜》中把浪漫幻想和色情描寫結合在一起；而曹禺要寫的是詩意的真實，翠喜、陳白露都是嚴峻而殘酷的真實的詩。陳白露，是繼蘩漪之後，作家貢獻給新文學的第二個傑出的典型形象，她是屬於曹禺自己畫廊中的人物。
最費曹禺思索的是《日出》的結構。他決心捨棄《雷雨》所用的結構，不再集中於幾個人物上。用他的話說：「我想用片斷的方法寫《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觀念，如若中間有一點我們所謂的『結構』，那『結構』的聯繫正是那個基本觀念，即第一段引文內『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所謂『結構的統一』也就藏在這一句話裡。《日出》希望獻給觀眾的應是一個鮮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們心裡的，也應是這『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因為挑選的題材比較龐大，用幾件故事做線索，一兩個人物為中心也自然比較煩難。無數的沙礫積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績。在《日出》每個角色都應佔有相當的輕重，合起來他們造成了印象的一致。」１這種所謂片斷的方法，正是同《日出》的內容相適應的。結構的方法總是對象的適應性的產物，從來沒有固定的格式。它的構架特點，即以陳白露的休息廳為活動地點，展開上層腐敗混亂的社會相，同以翠喜所在的寶和下處為活動地點，展開下層的地獄般的生活對照起來，交織起來。他的第一、二、四幕，或可能受到根據美籍奧地利作家維姬·巴姆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大飯店》的啟發。曹禺說，他看過這部電影。《大飯店》寫一家豪華飯店，住著來自四方的種種人物，實業家、紅舞女、落魄的男爵、職員、速記員等，展開的是這些人物的生活片斷。其實，高爾基的《在底層裡》也是在一家旅館裡展開場面，沒有貫穿的交織的故事情節。但是，曹禺的結構卻來自它的藝術獨創的構思，即他說的那個「損不足以奉有餘」的「基本觀念」。他加上一個第三幕，即寶和下處的妓女的生活片斷，這就加強了他對現實的抨擊力量，加深了對社會人生相的深刻概括。這是曹禺的藝術獨創之處。正是在這裡，顯示著他那富於藝術膽識和打破陳規、超越自我的創新力。他說，他是在「試探一次新路」，這試探，並非只是結構上的，而是探索對現實生活作更深刻更廣泛的概括。因之，他把自己的創作又向前推進了一步。也許有人以為他在《日出》前面，安排了老子《道德經》和《聖經》中的語錄，便認為他信奉老子哲學，那是不確實的。這是他的苦心。他已經經驗了《雷雨》禁演的事實，他不願一個「無辜」劇本，為一些「無辜」的人們來演而引起一些風波。他知道處處有梟鳥的眼睛窺探著，而《道德經》、《聖經》中的這些語錄，便使審查官老爺抓不住把柄。他提醒讀者注意那些語錄排列的次序，為此，他是煞費苦心的。曹禺曾這樣回憶說：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也是很糊塗的，我對老子可以說毫無研究。「損不足以奉有餘」大體可概括主題思想，但不能全部概括，因為後面還引了一大堆《聖經》裡的話。這些，合在一起可以說代替序的作用。那時我不想寫序。那時，有一個想法，對那個社會非起來造反、非把它推倒了才算數，要推倒了重新來過。也不知道怎麼來，但是要有人，這批人就是勞動人民，說不清楚是無產階級。那時，我看過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但沒有讀下去。我這個人對理論的東西總感到難懂，看了一些也極不準確。但怎麼才叫無產階級，也不確切知道。勞動者好，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思想是有的。我那一串語錄就是要表達那麼一些意思。１
他覺得這個意思還沒有說清楚，便又補充說：《道德經》中的一段話：「天之道具猶張弓歟！高者仰之，下者舉之。」這裡說的「雲之道」，我那時的理解，就是應該有的道理，是應該如此的道理。就好像張弓射物，舉得高了就放低些，低了就舉高些。「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是損有餘而補不足」的，這就提出個貧富之分，貧富之別了。「人之道則不然」了，那是相反的，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但是，我整個的想法還不在這裡，我的想法是要毀掉它，當時不敢說出來寫出來，就用了一大串《聖經》的話。開始就是要提醒人們警覺，你看那些人就是那麼貪婪惡毒荒淫無恥。然後，就說那天也無光，地是空虛混沌，非要懲罰這個社會不可了。跟著，我說我就是光明，跟著我就能得救。再就說，「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飯」，最後，便預示著光明，「我又看見一片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因為那時十分苦悶，可以說苦惱極了，有許多話不敢講得那麼清楚，但有些也是我的確講不清楚的道理，就採取這樣一種表達的方式了。１如果說，在《雷雨》中，他還對充滿鬥爭的殘酷和血腥的現實，有一種困惑，他以為那社會的真實相太大太複雜，「沒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實相」，未免帶有一種神秘莫測的感覺；那麼，在《日出》中，他比較明確表述了「自己的哲學」，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宇宙裡的鬥爭」，而是對人吃人的社會真實相的粗略的概括。他說：「目前的社會固然是黑暗，人心卻未必今不若古，墮落到若何田地，癥結還歸在整個制度的窳敗。」他還說，「若果讀完了《日出》，有人肯憤然地疑問一下：為什麼有許多人還要過這種『鬼』似的生活呢？難道這世界必須這樣維持下去麼？甚麼原因造成這不公平的禽獸世界？是不是這局面應該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這樣問兩次，那已經是超過了一個作者的奢望了」。１這些，大體上代表著曹禺創作《日出》時的思想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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