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開培植起來的演劇的興趣，已經成為他藝術生命的組成部分，只要有機會，他是不會輕易割捨的。
其實，清華也有演劇的傳統。雖然，它不像南開那樣出名，也沒有南開那樣成熟的新劇團，但是，也有個不成文的傳統，一、二、三年級學生都要演劇，由四年級的同學充當裁判，年年都照例進行。
曹禺一進清華，同學們就傳開了，從南開來了一個能演劇的萬家寶。就在１９３０年冬天，他又排戲了。不過這次他不只是當演員，而且還要擔任導演。排的是《娜拉》，仍然由他扮演娜拉，第二年春天在清華大禮堂公演。據李健吾回憶，這次曹禺扮演娜拉，可能是中國話劇史上最後一次男扮女角了。雖然，人們早就傳說萬家寶演劇演得出色，但畢竟沒有看過，如今親自欣賞到他的精采表演，果然名不虛傳，很快便成為清華的知名人士。從此，同學們都親暱地稱他為「小寶貝兒」。既然名叫家寶，當然也就是大家的「小寶貝兒」。後來，清華又有「龍、虎、狗」三傑之說。「龍」，指的是錢鍾書，「虎」就是曹禺，而「狗」是對顏毓蘅的戲稱。後來，顏毓蘅在南開大學外文系任教授，才學淵博，在南開又盛傳著「狗尚如此，何況龍虎」之雅謔。可見，曹禺在清華時代的才學風貌非同凡響了。
「九·一八」事變之後，為配合抗日救亡宣傳，又排了《馬百計》，這是根據外國劇本改編的。寫的是馬百計足智多謀把日本侵略軍搞得狼狽不堪的故事。由曹禺、馬奉琛和孫毓棠等人演出。還排演了《日本狂言十種》中的《骨皮》。周作人最早把日本的狂言介紹過來，１９２９年出版了由他翻譯的《日本狂言十種》。狂言是在日本民間流行的一種通俗喜劇，歷史悠久，幽默而富於風趣。「骨皮」就是傘，說的是一個寺廟裡的老方丈外表嚴肅正經，實則吝嗇；小和尚口吃，為人善良。天正下雨，一個過路人來借傘。小和尚把傘借給過路人，對老和尚講了，受到責備。老和尚囑咐他，再來人借傘應當如何如何回答。恰好，又有人來借馬，小和尚便按照老和尚囑咐如何拒絕借傘的一套話對借馬人說了，這自然引起許多笑話。回來，又受到老和尚的斥責。最後點出老和尚的莊重之後的自私和虛偽。這個戲由曹禺導演，孫浩然和馬奉琛演出。孫浩然回憶說：「我這個人口吃得厲害，家寶讓我演老和尚，馬奉琛演小和尚。我口吃演不口吃的老和尚，馬奉琛不口吃卻演口吃的小和尚，排演起來，真是笑話百出，那時，就把曹禺笑得滿地打滾。《馬百計》和《骨皮》演出後，轟動了全校。」１孫浩然原來也是南開中學的，但他從來沒有演過戲，在中學時喜歡繪畫，還組織過水彩畫研究會。他是１９２９年考入清華的，學的是土木工程，但對繪畫更感興趣，他不但選修繪畫欣賞，還選修《紅樓夢》。他畫漫畫，搞過兩次個人的美展。因為口吃，筆名「古巴」。曹禺、孫毓棠進入清華，南開老同學聚會一起，當然更親近些。因此，搞什麼活動都拉老同學。孫浩然不會演戲也拉著他，辦報紙也拉著他。他會畫畫，搞舞台美術也拉著他。１９３２年，排演高爾斯華綏的《罪》（又名《最先的與最後的》），曹禺就請孫浩然來擔任舞美設計。
《罪》是由曹禺導演的。這個戲還未曾演出過，人物不多，場景也少，便於排練。哥哥吉斯是一個律師，弟弟叫拉裡，他們生活在一個名聲顯貴的家底裡。拉裡愛上了汪達，汪達１６歲時就被維廉霸佔了，她一個人逃出來。維廉來找汪達，巧遇拉裡，拉裡失手打死了這個壞蛋。拉裡把事情告訴哥哥，吉斯出於維護家庭的名聲，找到汪達，讓她斷絕和拉裡的關係，讓拉裡逃走。但拉裡和汪達的愛情誠篤，不願分開。忽然傳來「兇手」已經抓到的消息，原來是誤抓了一個無辜的老人。吉斯以為這樣更可逃開罪名，讓拉裡暫避一時，拉裡卻不願讓無辜的老人替自己去死，而吉斯卻偏偏要他們一起逃走。最後，拉裡和汪達這一對戀人服毒而死。拉裡在自殺前憤懣地說：我恨這個世界，我恨這個吉斯的世界，我恨這個強權黑暗的世界。
吉斯由孫毓棠扮演，拉裡由曹禺本人扮演，女主角汪達他們準備找個女同學來扮演，但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不知是誰建議由法律系的鄭秀來擔任這個角色，便由孫浩然去做動員工作。鄭秀回憶說：「我不知為什麼曹禺來找我。我在中學演過戲，貝滿中學在通縣辦過一所平民學校，就是靠演戲捐款辦的。我說我不能演，他仍然讓孫浩然來說服我，還有南開來的一些女同學也都說萬家寶為人很好，威望很高，也來說服我。這樣，我就應允下來。我記得是在同工部演的，演了七八場，反應挺好。不但清華同學來看，燕京大學的同學也都跑來看。」１由這次演出，曹禺結識了鄭秀，並開始他充滿羅曼蒂克的戀愛。
鄭秀是１９３２年由北平貝滿女子中學，考入清華大學法律系的。她出身於一個官宦家庭，父親鄭烈當時是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舅舅林文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慶曾在海軍部任職。鄭秀是這樣介紹他的家世和經歷的：我家祖籍福建，我從一個哺乳的嬰兒就在姨父的家裡。姨母待我很好，姨父從福建到北平，把我也帶到北平。先入東觀音寺小學，培元小學，又入貝滿女中。姨父又回到福州，我也回到福州。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７年間，父親到南京最高法院工作，那時我已經十六七歲了。我不願讀舊書，要求父親讓我一個人回到北平唸書。後來，初中二年級就又回到貝滿，住在學校裡。高中二年級時母親去世。高中畢業後，原是保送我上燕京大學的，培元、貝滿、燕京都是教會學校，可以保送，但也要考試，我被燕京大學錄取了。但是，父親認為燕京是教會學校，不同意我到燕京讀書，硬要我報考清華。也是在這年暑假，又匆忙上陣參加清華招生考試，考的是法律系，就這樣進了清華大學。２還在貝滿女中時，她就是個活躍的姑娘。個子不高，但身材苗條，面容清秀，很愛活動，也愛打扮，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是很有些風度的。一進清華，三位從貝滿來的姑娘，就顯得與眾不同。個個穿著講究，舉止嫻雅，儀態大方，自然引起同學的注目，頗招來一些男同學的熱烈追求。相形之下，從南開考來的女學生，總是穿著藍布大褂，不講打扮，只知道死啃書本。鄭秀在中學時，就能演戲，還會彈鋼琴，長得又漂亮，更顯得格外突出。在演出《罪》之後，鄭秀大出風頭，常常收到一些求愛的信。據說，清華每值校慶，都開放女生宿舍，請人參觀，平時是不准男生進去的。《罪》演出後，又值校慶，女生宿舍開放，參觀者絡繹不絕，鄭秀放在宿舍案頭的幾張照片卻不翼而飛了。也正是在《罪》演出之後，曹禺開始了對鄭秀的大膽追求。
曹禺的性格，本來就是羅曼蒂克型的，他那種耽於遐想的習性，在戀愛上也表現出來。也許是他缺乏人生的閱歷，也許是出自青年人對愛情的天真爛漫的幻想，當他和鄭秀相識，就一見鍾情了。在一起排演《罪》的日子，那戀愛的情火便越燒越旺。一旦愛情迷住了他，他就像個充滿稚氣的孩子，也像他唸書那樣癡迷。他經常跑到女生宿舍——古月堂外邊守候著鄭秀，有時夜晚也徘徊在樓旁的小樹林裡。他愛得那麼執著，那麼天真。在愛情的火坑裡打著昏迷的滾，一宿一宿地守在那裡，望著鄭秀宿舍的窗子。而鄭秀對於這突然而來的強烈追求未免有些茫然。她看到一些求愛的信，接觸過一些求愛的眼光，但她總是矜持相待，冷冷地保持著距離，或者乾脆躲開去。如今，對曹禺的追求，她也是躲避。她的夥伴對她說，你應該去看看他，否則他會生病的。其實，鄭秀心裡對曹禺也並無反感。他的才能，他的聰慧，他的為人，他的威望，她心裡都明白，何嘗未曾動心，何嘗沒有愛慕之心！愛情有時就像隔著一層紙，一捅就破；但又像隔著一道高牆，兩軍對峙，又貼近又遙遠，真是咫尺萬里。在夥伴們的敦促下，她去會他了。就這樣把薄薄的紗帷掀去，不見了高牆，不見了對峙，兩顆心貼在一起了。
當曹禺第一次向她傾吐愛情時，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坦爽地傾訴給她了。他平時是那麼沉默寡言，此刻卻是滔滔江海了。他真像在做夢，夏天裡的一個春夢：他所愛著的人，正是能同他在夏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著帆船向著天邊的理想駛去的伴侶。他哪裡知道，在愛情的歷程中還有著潛伏的暗礁，此時此刻，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多少年後，他們還要痛苦地分手。他昏迷在熱烈的初戀之中，自不必說花前月下的愛情絮語；他們也常結伴進城去訪問朋友，也去天津看望繼母。那時，人們都用羨慕的眼光看著他們。的確，那時他們都沉浸在愛情的幸福之中。
在清華的歲月，留下曹禺許多美好的回憶。
１９３２年的暑假，他有一次五台山和內蒙之行，也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外出遠遊，更何況是一次冒險的旅行。
一個德國教師叫葛瑞瓦什（或稱葛瑞瓦）和一個美國女教師，她們想在暑假裡到外省旅遊，她們邀請中國的男同學一起去，而且提出旅費由她們支付。大概有中國學生陪著她們，這樣既有人照顧，旅途中也會帶來許多方便。她們找到曹禺，向他說明了一切。曹禺是願意同她們一起旅行的，但是覺得由她們支付旅費，這有損中國人的尊嚴和道德。他回答她們說：「我可以陪你們去，但是，我不要你們付錢，一切由我自己開銷。」就這樣說定了，隨行的還有一位男同學，一放暑假，這支小小的旅行隊伍就出發了。
先去五台山。他們乘火車到達太原，便在那裡住下來觀光。這座古城是太破敗了，骯髒的街道，到處都是乞討的人們，純真宮的呂祖殿雖然還可看到它的壯觀，但傳說裡「囂塵不到處，碧洞可棲露，白鶴時臨水，青猿獨臥沙」的秀美景色，是再也看不見了。清真古寺也使他失望，只有木壁上刻的《可蘭經》，左右碑亨內碑刻的黃庭堅和趙子昂的書法，還少許引起他的興趣。這些古跡的破舊，增添了他的淒涼之感。太原給曹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些站在門口招攬嫖客的妓女，一個個都是蠟黃慘白的臉色，瘦削的身軀，老鴇就躲在她們後面監視著，她們拚命在那裡拉客，那賣身的價錢是很低廉的。也許是他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人生慘象，心裡難過極了。對於他這個書生來說，親自看到這種悲慘的人生社會相，他心裡如同刀割一樣。他看她們有的被關在籠子裡，就好像牲畜一樣，嫖客看中哪個，老鴇就把她從籠裡拉出來，逼著她去接客。此時此刻，他真是義憤填膺，難以忍受。他說：我在太原看到的妓院，那些妓女是被圈起來的，她們的臉從洞口露出，招徠嫖客。我是第一次看到這副慘相。在北京西直門一帶，天津三不管、南市都有這樣的妓院。像太原的這種妓院是最低級的，整天接客。那樣，不到幾個月就會死的。這是我最早見到的妓院慘狀，那種慘象真是叫人難過極了。我後來寫《日出》中的第三幕，那不是最低級的。後來，我到了四川，最慘的是重慶的花街，十字的街道，每個街口都有流氓把守著，每個街口進去都是賣淫的地方。十字街裡有許多水坑，妓女得了花柳病，快死的時候，喝著水坑的水死去，實是叫人目不忍睹。就是這次太原之行，看到妓女的慘狀，才激我去寫《日出》，是情感上逼得你不得不寫。１從太原到五台縣，去五台山只有步行了。
夏天的五台山是涼爽宜人的，儘管已累得疲憊不堪，但一路上清流潺潺，滿眼裡都是綠水青山。加之寺廟林立，風景秀麗，早使他們目不暇給，忘卻了疲勞。五台山是我國著名的四大佛山之一，曹禺早就聽說過關於它的種種傳聞，甚至心中還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如今來到這裡，果然名不虛傳，親眼看到這麼多寺廟依然香火不斷，可以想見歷史上佛事興盛的年代，該又是怎樣一個香火繚繞、鐘聲不絕的興旺景象。這裡的寺廟建築，自東漢以來，經魏、齊、隋、唐直到清末，不斷地修建，聽說有將近５０座。是各式各樣的建築風格，是各式各樣的佛的塑像，真讓人眼花繚亂了。兩名外國教師不住地讚歎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
從五台山回到北平，稍事休整又開始了內蒙之行。先去張家口。火車在山嶺中蜿蜒行進，幾乎沒有可供欣賞的風光。爬山穿洞，穿洞爬山。只有詹天祐所設計修築的這條鐵路，使曹禺感到驕傲，成為他同外國教師談話的主題。到了張家口，已是一派塞外的風光了。周圍都是光禿禿的山，大街上的行人和駱駝，以及飯鋪飄出的牛羊肉的膻味，的確是同內地不同了。他們旅行的目標是百靈廟，搭乘貨車去的。不知是什麼原因，他們要到這個荒涼的地方來，百靈廟因當地盛產百靈鳥而得名。康熙年間，賜名廣福寺。這兒窮得很，既看不到漂亮的蒙古包，更看不見成群的牛羊。物價昂貴，三個雞蛋就得花一塊錢。他們住在蒙族人家裡。廣福寺重修過了，但比起五台山上的廟宇，顯得寒酸多了。在這次旅行中，他們險些被洪水吞去生命。有一次，他們涉過一條小溪，回來時山洪爆發，小溪變成捲著狂濤的巨流，匯成一條大河。不過去，沒有可住宿的地方，而且山上野獸很多，那是相當危險的。過河吧，齊腰深的水，水流很急。兩位外國老師都很胖，行動都不利落，讓她們淌水過河，那是十分困難的。那位男同學看到這種情況未免有些膽怯。不知曹禺哪來的膽量，也許覺得在外國人面前不能表現懦弱吧。他雖然也學過游泳，並不熟練，但他果斷地擔起嚮導的任務，帶著她們渡河。水越來越大，忽然，他一腳踏到深處，大水幾乎淹沒了他，險些被水沖走，真是好險啊！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一股水流又把它湧上來，腳才踩到實處。就這樣，他在前面探路，渡過河來。在那兩位外國老師心目中，此刻曹禺已是一位英雄人物了。曹禺曾這樣回憶說：為什麼我能寫《原野》、《王昭君》，同這次百靈廟之行有些關係。雖然說有點風險，但內蒙的草原，那時就把我迷住了，真是「天蒼蒼，野茫茫」！但「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情景卻沒有看到過。夏天，平原上的雲彩真是好看極了，湛藍的天空，朵朵白雲飄過，時如朵朵雪蓮，時如座座雪山，時如海浪激起千堆雪；而傍晚的雲彩更是變幻無窮，其色彩之艷，轉換之快，真是詭譎神奇，美得不得了。草原上的氣候，一日之間變化很大，中午還要脫光上身，晚間就得睡進皮口袋裡。百靈廟之行是很辛苦的，有時住到騾馬店裡，有時就睡到老百姓的土炕上，有時日行百里，各種滋味都體驗了一番。這對我後來寫《原野》、《王昭君》是有啟示的。１對於一個作家來說，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生活經歷是太重要了。他總是把那些不可磨滅的生活印象和感受加以生發想像，最後編織出他的藝術花朵來。
曹禺在清華的生活交織著寧靜和不寧靜，在寧靜時，也有著起伏的思想探索，常常掀起情感的波濤；不寧靜時，就更是思緒萬千了。
他那浪漫的憧憬，總是為激盪的現實所衝擊，民族的災難打破了他的迷夢，使他變得躁動不安。即將畢業的１９３３年上半年，不斷傳來令人焦慮的消息：１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山海關；２月，佔領朝陽，大舉進攻熱河；３月，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棄城南逃，日寇不戰而輕取承德。緊接著便進佔古北口等地，戰火已燒到北平的大門口了。此刻傳來二十九路軍在喜峰口還擊進犯的日本侵略軍的消息。這勝利的消息，使得清華園又沸騰起來，同學們組織慰問團前往古北口慰問抗敵將士，曹禺也參加到慰問團中去。在古北口，他親自看到士兵們同仇敵愾英勇抗敵的高昂士氣。有一天，在道旁看到迎面抬來的一個年輕的傷兵，胸前滿是黑紅色的血跡。傷兵的牙緊咬著，緊皺著眉頭，看上去十分痛苦。他忍耐著，不敢喘氣，因為偶爾深深喘一口氣，便壓出更多的血從衣服上滲出來。他的臉幾乎為泥沙塗滿，看不清他的臉色，他只望著學生，不哼一聲。曹禺回憶說：「我們扶他起來，為他裹好傷口，倒水給他喝。雖然我們都沒有學過看護，但同學們的慇勤和誠懇感動了他，他的眼裡逐漸露出和善的光彩，但是他沒有說話。這時，有一個醫官過來了，我們請他給傷兵診視，他診視過後，低低告訴我們說：『流血過多，恐怕沒有希望了！』傷兵緊握著拳頭，已經覺到生命就要離開他了，手在空中搖擺著，忽然掙出幾句最親切的山東話：『洋學生，我不成了……你們待我太……太好了，我……』這時他手摸著腰，困難地從破口袋裡掏出一張破爛的票子，帶著慚愧的神色，彷彿覺得拿不出的樣子，說：『我這裡就……就剩下兩角錢了，洋學生你們拿去洗個澡吧！』說完，就死了。」１那沾滿胸前的血跡，那在空中搖著的手，那顆善良的心，使他一時沉浸在一個永恆的悲慟之中。這個傷兵的形象深深地鐫刻在他的心中。他把這些難以磨滅的印象和感受都融入他後來寫的《蛻變》之中。
最後一個春假來了。那時，清華畢業班的同學可享受公費資助去國外旅行。學校安排本屆畢業同學去日本旅行，由錢稻孫先生帶隊。
錢稻孫先生曾經在日本住過，顯然他是熟悉日本的。他的意大利文更好，譯過但丁的《神曲》，那是用文言文翻譯的。曹禺在《東方雜誌》上讀過，頗有屈原《離騷》的味道。由錢先生帶著，大家都感到放心，因為誰也不懂日文，由錢先生帶領，自然一切都會安排得很好。
他們乘坐的是日本的一艘千噸小輪船，由天津出發。一出大沽口，眼前便是波濤洶湧的海洋了。此刻，曹禺的內心交織著複雜的矛盾：一面是日本侵略軍的鐵蹄正在踐踏著祖國大地，一面又去這侵略者的國家遊覽，真是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但出於到異域求知的誘惑，也曾夢想過海天白帆的情景，這樣的機會就不忍割捨。第一次在大海上航行，心情是不平靜的，即將到達的日本又是怎樣一幅情景呢？其實，在船上就開始領略著日本的風情了。船上的醬湯、黃蘿蔔、白米飯、海帶和一點點魚，完全是日本的風味，心裡已經有了一種異國的新鮮的感覺。
錢稻孫不愧是個日本通，他父親曾做過駐日大使，一切都由他聯絡，到了日本住宿交通都不用同學操心。原來想語言不通，困難不少，但像他們一樣的日本大學生都懂得漢語，可以用筆來交談，這樣，就方便了許多。
在日本參觀遊覽，雖然分明感到是異國的情調，但卻有著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裡的一切似乎都曾見過，而一切又未曾見過似的。譬如日本的建築，日本人的衣著，日本人的風俗。對曹禺來說，最能引起這種似曾相識感覺的，就是日本的歌舞伎了。他第一次觀賞到菊五郎演出，他扮著一個懷春的少年，在春雨如絲的日子裡，在櫻花樹下，遇到一位長得非常美的少女，一見鍾情，思戀不已。他是這樣的神往，未免惘然若有所失，那抒情的味道濃郁極了。菊五郎從花道上撐著雨傘，低回婉轉地舞著走過來，那舒緩的舞姿令人陶醉。那種凝煉的美，傳神的態，使曹禺頓時聯想起《詩經》中的詩句：「有一美人，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正是在這演出中，他看到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國藝術的相通之處。其實，歌舞伎就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後來他才知道，他在日本看到的歌舞伎，正是在中國失傳了的東西。
曹禺回憶當時的印象說：「但是，它的舞台和中國不一樣，有一條花道通向舞台，演員從觀眾中間通過花道走上舞台，主角是這樣上場的。菊五郎演的是一齣戲的片斷，當時我似乎覺得是在看楊小樓的戲，演得準確，有很強的分寸感。看歌舞伎中間還吃一頓飯，吃完了飯再看。我當時被它迷住了，是這樣好的藝術。」１在觀劇中，他一時間忘卻了中日語言的隔閡，也似乎忘卻了戰爭的仇恨，融入中日民族的藝術的神似的夢幻之中。
他早就知道日本新劇的發達了，也曾看到日本小劇場運動興起的消息。到東京第三天，天正下著雨，他和孫浩然便跑到築地小劇場去看演出。不顧細雨霏霏，兩個人邊打聽路，邊摸著去了，自然，在暗夜中看不清劇場的造型。舞台和一個大講台一樣，簡樸極了，遠不如瑞廷禮堂。劇場裡只有五六十個觀眾，正演出一出北歐的戲，可能叫《好望號》，是講航海的戲。曹禺說：
我們聽不懂日語，卻被演員們真實、誠摯、乾淨的表演緊緊抓住。戲演完後，我們和日本觀眾一起為他們鼓掌。當時我似乎有一個印象，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還要多；這是一場多麼莊嚴動人的演出。回旅館的路上，我和孫浩然十分興奮，春寒陣陣襲來，我們卻一點也不覺得。日本話劇的深刻的現實主義傳統，從那時起一直使我縈懷不止。２
京都一行，更留下美好的印象。陽光明媚，滿眼盛開的櫻花，每株櫻花樹下都有正在團聚的人們的野宴，席地而坐，彈著琴，唱著歌，好像王羲之《蘭亭集序》中的情景出現在眼前似的：「茂林修竹，群賢畢至。」櫻花猶如桃色的雲，一堆一堆的，一叢一叢的，開得絢爛；年輕人在那裡唱啊，唱啊！舉起杯來，喝啊！喝啊！清華同學們不會唱也跟著唱起來，整個世界都好像沉醉在夢一樣的春光裡。曹禺恍惚覺得又回到歷史的情景之中去，好像生活在唐代的古風裡。
奈良也給他以很深的記憶。也正是春雨絲絲，兩層的樓，古樸的風俗，擴音器裡播者日本的歌曲，是一種悲涼淒愴的調子，纏綿綿的。
一個多月的時間，他們跑了七個城市，東京的繁華，橫濱的喧囂，神戶的港灣，大阪的工廠，固然都給他深刻的印象，但更難忘懷的是京都和奈良：京都的廟宇，奈良的山水，古樸的遺風，秀麗的風景。一衣帶水，中日兩國的文化有那麼深的聯繫，日本的人民是那樣善良純樸，特別是，他同日本青年用筆交談的情景，是親切的會面，是友誼的溫暖。但是，為什麼在中國的大地上又在進行著生和死、火和血的搏鬥呢？！
一回到祖國，那令人心碎的消息又灌入耳中。日軍已進到通縣北運河邊上，國民黨政府和岡村寧次簽定了出賣華北的塘沽停戰協議。不久，日寇又侵入察哈爾省。這不禁又使曹禺陷入冥玄不安的困惑之中。他的憤懣積鬱得更深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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