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的暑假，曹禺決心離開南開大學，他的目標是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當然，南開是不願放走他的，因為南開的演劇活動還需要他。但是，他的決心很大。他覺得在南開所學的專業太不符合他的志願了。也許，他還覺得南開比較保守，和他要好的同學孫毓棠也在鼓動著他。這次報考清華是立了「軍令狀」的，南開提的條件是，考不上清華，就不准許再回南開。即使這樣，也沒有動搖他的信念，反而促使他們背水一戰了。
一放暑期，他就和孫毓棠到北京來準備考試了。他們住在孫毓棠外祖父的家裡，這是一個落魄的官宦人家，宅子雖然已經破舊，但卻清靜，倒是個唸書的好地方。這次考試是很順利的，他和孫毓棠都被錄取了。曹禺是作為西洋文學系二年級插班生而錄取的，孫毓棠進了歷史系。另外，還有六名南開同學也都被錄取了。這對曹禺來說，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喜悅，他終於擺脫了早已厭倦的政治經濟之類的課程。而西洋文學系，對他這個熱愛文學、熱愛戲劇的青年，當然是富於誘惑力的。如今，他的願望實現了，怎能不高興呢！他總是充滿著憧憬，新的機遇又使他在憧憬中織出一幅幅美妙的圖景。
清華，的確是美麗的，儼然一座「世外桃源」。和南開比起來，處處都顯得更新鮮更動人了。
校園清靜幽雅，小橋流水，綠樹成蔭。在綠蔭中露出矗立於土丘上的白色氣象台，背襯著蔚藍色的天空，還有天空中悠悠的朵朵白雲。這裡，既有被吳雨繕（吳宓）教授考證為《紅樓夢》中怡紅院的古月堂，還有為朱自清教授所欣賞流連的「荷塘月色」，巍然屹立的大禮堂門前，是一片綠茵茵的草坪，和通體紅色的禮堂相映成趣，可謂「怡紅快綠」了。體育館的圍牆上佈滿生機盎然的爬山虎，圖書館掩映在碧綠的叢林之中，還有工字廳、科學館、同工部……一座座現代的建築，都誘發著人們強烈的攻讀願望！而土丘、小河、木橋、亭台，更給清華園增添了秀麗的姿色。這美好的學府給曹禺帶來美的遐想。他想，他轉學清華轉對了。
他滿以為西洋文學系的課程，定會比南開的政治經濟課程更有趣，更是有吸引力，但他的希望卻部分地落空了。他早就知道西洋文學系主任王文顯教授，據說王先生對戲劇很有研究，專門教授戲劇，他對教授抱著滿腔希望。他去聽他的《戲劇概論》、《莎士比亞》和《近代戲劇》，但王先生講課的辦法很簡單，就是按照他編的講稿在課堂上讀，照本宣科。高年級同學說，他每年都是這樣照本宣讀，不增也不減。他講的內容倒很扎實，這未免使曹禺感到太枯躁了。還有吳宓教授，為人很怪，教的是西洋文學，講１９世紀浪漫詩人的詩，卻專門寫文言文，一身老古董氣息。再有就是一些外國教授，畢蓮（Ａ·Ｍ·Ｂｉｌｌｅ）、吳可漢（Ａ·Ｌ·Ｐｅｌｌａｒｄ——Ｕｒｇｕｈａｒｄ）、溫德（Ｒ·Ｗｉｎｔｅｒ）、瞿孟生（Ｐ·Ｄ·Ｊａｍｅｓｏｎ）、瑞恰慈（Ｉ·Ａ·Ｒｉｃｈａｒｄ）等。雖然，在課堂上也不無收穫，但曹禺似乎感到光靠聽課是不行了，必須自己去找老師，那就是書籍。清華有一種很好的風氣，每個教授上課都指定許多參考書，就放在圖書館閱覽室的書架上，任學生自己去讀。像王文顯先生的戲劇課，就指定學生去閱讀歐美的戲劇名著。曹禺得感謝王先生，因為那時學校每年都有一大筆錢買書，王先生是系主任，又是教戲劇的，他每年都要校方買不少戲劇書籍。從西洋戲劇理論到劇場藝術，從外國古代戲劇到近代戲劇作品，清華圖書館收藏得很多。正是這些戲劇藏書，為曹禺打開了一個廣闊的戲劇天地。
圖書館的閱覽室，成為他最如意的所在。寬敞而明亮的大廳裡，鴉雀無聲，每當坐下來，打開書本，他就像進入了一個生動活躍的世界。他沉迷在這世界裡，忘記了一切。有時，連吃飯都忘記了。世界變得是如此絢麗多姿，美不勝收。特別是那麼多戲劇書刊，很多是他未曾看到的，他真是如饑似渴地在吞吸著。他整天泡在圖書館裡。
他的老同學孫浩然這樣回顧曹禺在清華大學的讀書生活：
家寶肯鑽。我們幾個人在一起聊天，他很少發言，他總是坐在一邊聽，一邊記。他什麼都記，把那些警句記下來。筆記本上橫七豎八，也記別人的談話，他是博聞強記。兩次留美沒考上，同他這種有點奇怪的讀書有關係，他課內功課不是很好的，他學好幾種外語，又要看好多書，顧不上其他功課。他整天泡在圖書館裡，從圖書館出來，也總是抱著一摞書，在路上碰到他，他也在看書。考留美主要是考課內的功課，第一次是考舞台美術，張駿祥考取了，第二次是考戲劇，那時已畢業了，是一個號稱「鬼才」的同學考取了。１
他除了學習英語外，還學德語和俄語，這自然要用去不少精力。而更多的時間是鑽研戲劇。同以往不同了，不再是零零星星的閱讀，而是從西方戲劇的發展歷史中，去進行系統的欣賞和琢磨。讀戲劇史，也讀戲劇理論，從希臘悲劇到現代的奧尼爾，從莎士比亞到契訶夫、高爾基。他徜徉在希臘悲劇之中，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裡底得斯這三大悲劇家的作品，使他傾倒。他未曾想到，一千多年前竟然會有這樣的偉大傑作出現。他說：「我喜歡艾斯吉勒斯（Ａｅｓｃｈｙｌｅｓ）那雄偉渾厚的感情，我企圖學習他那觀察現實的本領以及他的寫實主義的表現方法，我很喜歡他的《美狄亞》（Ｍｅｄｅａ）。」２他更驚異的是那些具有神奇誘惑力的故事，血緣的關係，天意的報應，命運的殘酷；在那些絕妙的巧合中都隱藏著一種神秘莫測的東西，是那麼令人癡迷，又是那麼令人深思。他還不能說清楚這種悲劇的神秘性，但他似乎從中領悟到戲劇的美感和那種神秘，是凝結在一起的，但這些，決不是賣弄，是真實，是悲壯，是崇高，是力量，是美的震撼。
在中學時代，他也接觸過莎士比亞的戲劇，現在能夠用英文來閱讀原著了。當他邁進莎士比亞的戲劇殿堂之中，不能不為之歎為觀止了。莎士比亞筆下的複雜變異的人性，精妙的戲劇結構，絕美的詩情，充沛的人道主義精神，浩瀚的想像力，使他拍案叫絕。他特別欣賞莎士比亞的戲劇詩意和詩的語言，他以為那詩像聖泉一樣噴灑而出，滋潤著人的心靈。每個人物，哪怕是一個流氓壞蛋，一個乞丐，一個王侯，一個鬼魂，說出來的台詞，時如潺潺涓流，時如長江大河，內蘊著人性的奧秘，飽含著永恆的真理。他以為莎士比亞的天才是任何人都不可比擬的。
莎士比亞的浩瀚博大令其折服，而契訶去戲劇於平淡中見深邃的風格也使他傾心。契訶夫把他迷住了。他覺得契訶夫同易卜生、莎士比亞都不一樣，契訶夫的戲劇感情深沉而不外露，在它那裡看不到一絲雕琢的痕跡。凡是曹禺心愛的劇本，他總是喜歡反覆地讀。《三姊妹》，他不知看過多少遍了，但他仍然興趣不減，有時一合上眼睛，眼前就展開一幅秋天的憂鬱的圖景。瑪夏、京林娜、阿爾加這三個有著大眼睛的姐妹，悲哀地偎依在一起。他似乎看到她們眼中泛起的濕潤、憂傷和悲愁。有時，耳邊響起了歡樂的進行曲，又諦聽著那充滿歡欣的軍樂漸漸遠去，消失在靜默和空虛之中。他彷彿看著年長的姐姐阿爾加，在喃喃地低訴她們生活的挹鬱，希望的渺茫，徒然地工作，徒然地生存著。他沉浸在這戲的氛圍裡，自己眼裡也浸著淚水。《三姊妹》抓牢了他的心靈，他暗下決心，要俯首貼耳地拜契訶夫為師，低聲下氣地做個劣等學徒。他把這個審美的追求深深地藏在心裡。
他流連於世界戲劇藝術的長廊裡，除了這些令他醉心的戲劇大師，其他如法國的博馬捨、莫裡哀、雨果、大仲馬、小仲馬、羅曼·羅蘭……德國的萊辛、歌德、席勒……英國的王爾德、肖伯納、高爾斯華綏，還有開現代派戲劇長河的斯特林堡、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等人的劇作，都在他系統閱讀之列。他在沒有寫《雷雨》之前，已經讀了幾百部中外劇作。
還在天津的時候，他就開始迷戀音樂了。來到清華，他對音樂就更喜愛了。學校有一個軍樂隊，有著各種樂器，大禮堂經常播放音樂唱片，供愛好音樂的學生欣賞。
是一種十分奇妙的聯想，每當他走到大禮堂前就想起天津的法國教堂，好像巴赫的彌撒曲又響在耳邊。他又總是把輝煌的建築和音樂聯在一起，清華的大禮堂較之天津的法國教堂更令人賞心悅目，閃閃發光的金色的大門，聳立著高大的圓柱，半個球形的圓頂，顯得格外莊重。門前的草坪一片蔥綠，更顯得它巍然靜穆，似乎它本身就是一首樂曲。偏偏這裡又經常傳出動聽的音樂聲，他就成為到這裡欣賞樂曲的常客。他陶醉在貝多芬的樂曲中，他特別喜歡貝多芬的第六交響樂，它的和諧、明朗、純樸、愉快的旋律，好像使他置身在鳥語花香的田野裡，呼吸著清新的沁人心脾的空氣，沐浴著溫煦的陽光，陶醉在人與大自然交往而引起的豐富的心靈感受之中。他欣賞音樂，從不去理會什麼是樂曲的主題。但是，他喜歡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樂，那「命運的敲門聲」卻能心領神會，強烈感受到那種掙脫黑暗的艱難和贏得光明的喜悅，那富於進取搏鬥的旋律震撼著他的心靈。再有就是莫扎特的樂曲，莫扎特一生的遭遇，使他對這位音樂家肅然起敬。他驚歎他的天才，他同情他，他憤恨那個摧殘壓制天才的時代。他特別喜歡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響曲，是一種不可言狀的情感交流，也許是它那雄偉的史詩般的風格和對希臘悲劇的感受交融起來，而它那種具有強烈探求的主題音樂，喚起他當時內心探求的激情。特別是它的第二樂章，時而憤怒咆哮，時而沉思靜想，那種帶有悲壯的戲劇性，誘發起他感情的繳蕩。對巴赫的作品接觸更多了，無論是他的《受難曲》，還是《ｂ小調彌撒曲》等，都能引起他對人生的思索。曹禺更進一層領會到巴赫作品中的哲理意味。其他如海頓、舒伯特、肖邦的樂曲，他都有所領略。古典音樂的莊嚴肅穆，常常把他帶進一種不可言喻的冥想之中，是美好的憧憬，是人生的思索。而對交響樂，它那嚴整而複雜的結構，更使他感受到高度的和諧和完整，是整體的把握，是境界的感悟。曹禺說，
不知我怎麼就又迷上音樂了。那時清華大學有軍樂隊，我跟一位老師學巴松管，但是很難吹，吹了一段時間，就沒有再堅持下去。學校裡有很多唱片，我接觸交響樂就是在清華開始的，我很喜歡莫扎特的作品，很抒情。聽巴赫，聽貝多芬的唱片，就慢慢地滲透進來了。我對西洋音樂很感興趣，像著名的意大利歌唱家葛利多茲，花腔女高音，也是聽得入迷的。記得是德國的古諾夫，在北京飯店演出歌劇《浮士德》，那是最有名的歌劇，從清華趕到城裡去看。我既不會拉，也不會唱，但音樂的影響對我很深，也說不清是怎樣的一種影響。１他的同學陸以循回憶說：家寶在清華就喜歡音樂，在樂隊裡吹過巴松管，大概是他已經上三年級了。他比我高兩個年級，我們又住在一間宿舍裡。我一進清華就熱衷學小提琴，在城裡跟一個俄國老師學，家寶跟王龍陞老師學巴松管。當時清華還有一個德國老師古普柯教鋼琴，一個俄國老師托謀夫教小提琴，清華樂隊搞得很紅火。家寶對我學小提琴很支持。我當時把大部分時間都用去搞音樂了，考試能通過就行了。家寶很贊成我的做法，他是很熱情的，也很誠懇。他以為一個人熱愛上一種事業，就搞下去。他覺得考試不是很重要的。１
音樂對曹禺的影響是潛在的，對音樂的感受都滲透在他的藝術細胞之中。他自己說，這種音樂影響說不清楚，其實音樂對他的藝術的和諧感、節奏感、結構感都有著潛在的陶冶。可能，人們會想到他的《雷雨》的「序幕」和「尾聲」，不僅可看到希臘悲劇中合唱隊的影響和啟示，還特意安排了巴赫的ＨｉｇｈＭａｓｓｉｎＢＭｉｕｏｒＢｅｎｅｄｉｅｔｕｓｇｕｉＶｅｎａｉｔＤｏｍｉｎｉＮｏｍｉｎｉ，大風琴伴著合唱頌主歌，教堂外邊的鐘聲從遠處傳來，使序幕具有濃郁的肅穆的氛圍，把觀眾引入劇情之中。後來的《日出》的打夯號子，也是把音樂插入戲劇的嘗試。但曹禺的音樂感是更深邃地滲透在他的戲劇情境、戲劇結構、戲劇節奏和戲劇語言之中。這些，倒是只能意會而不好言傳的。
當曹禺正在盡情享受著讀書的歡樂時，他怎知道，清華園也並非是一座「世外桃源」。這座聞名於世的大學，歷來就充滿著鬥爭。國內政局的變化總是在清華反映出來，單是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２８年，１７年間，校長就十易其人。軍閥政府每改組一次，就要更換一次校長，而師生同當局的鬥爭，也加速了校長的更迭。曹禺還未進校之前，１９３０年５月，清華師生曾掀起「驅羅」運動。校長羅家倫在國民黨支持下推行黨化教育，獨斷專行，視教授為草芥，激起師生憤怒。趁當時各派軍閥「中原大戰」正酣之際，閻錫山、汪精衛在北平另組「國民政府」，蔣介石在北方一時失勢，便發動了「驅羅」運動。清華學生代表大會提出「請羅家倫自動辭職」議案，羅家倫悻悻而走。緊接著又有師生抗議閻錫山派喬萬迭出任清華校長的事件發生，喬萬迭未能上任便被清華人趕出清華。１９３１年，蔣介石利用奉系軍閥驅散了閻錫山、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便把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副教務主任吳南軒派做清華校長。他口口聲聲說「受命黨國」，一到校便施展為清華人所深惡痛絕的個人專橫手段，於是又展開了一場「驅吳」鬥爭。在這次驅吳運動中，曹禺也參加到師生鬥爭的行列裡。他參加開會，參加罷課和請願活動，直到把吳南軒趕走。這使他第一次嘗到民主的勝利和歡樂，也感受到學生自己的力量，他覺得清華人熱愛自由和民主，對獨裁專制，對所謂「黨國」統治是決不能容忍的。
對曹禺震動更大的是「九·一八」事變。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來，整個清華園都震動了。全校同學幾乎都跌入一個空前災難的悲憤之中。就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清華學生就成立了抗日救國會，開展了各種抗日救國活動。同時，建議北平各大學召開學生代表大會，成立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隨之，北平學生抗日救國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反動派對此十分惱火，於９月２１日召開了北平軍警憲和各校負責人會議，通過了鎮壓學生運動的四項決議：禁止學生罷課；不許學生結隊遊行；學生講演應以三五人為限；學生開會得經校當局批准，並由警察參加「保護」等，這更激起廣大學生的憤慨。學生代表組織代表團到南京請願。
在這震驚中外的流血事件中，曹禺愛國熱情也越燒越旺。他對當時少數右派學生破壞抗日救亡運動深為痛恨。特別是對一個尚××，他憎惡透了。他說：「我當時對劉××，尚××這些人很反感，國民黨不是個東西，大家抗日熱情那麼高，少數敗類就唱反調，就是那個尚××，他混在請願團裡，孫浩然等同學從南京回來，說尚××對蔣介石百依百順，把大家都氣壞了。」１
孫浩然對此回憶說：
「九·一八」之後，我們去南京請願，當時我負責交通聯絡。到了南京，被安排住在中央軍校，上海也有學生代表來，國民黨採取各個擊破。當時我們絕食，蔣介石在中央黨部接見我們，還拿出餅乾給我們吃，大家都不吃。蔣介石講了一套什麼先安內後攘外，攘外必先安內的鬼話。在我們請願團裡有個叫尚傳道的，是個國民黨，他坐在第一排，蔣介石講完了，他就站起來說：「蔣委員長的意見，我們接受，完全接受。」這把大家氣壞了，他同誰也沒有商量就這樣做了。這個人是政治系的，畢業後進了政界，長春解放時被我們俘虜了，當了戰犯。家寶也知道這件事。我好像記得他也去南京了。１
曹禺沒有去南京。但請願團回來，談起尚傳道的表現，沒有一個不恨他的。就在這次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曹禺、孫毓棠、孫浩然、蔣恩鈿等同學辦起《救亡日報》。經費是他們自己籌劃來的，印刷請清華印刷廠的工人印刷，說幹就幹，很快就同清華師生見面了。曹禺回憶說：我記得我寫了第一篇社論，但我一寫東西就文學味很濃。第二篇社論就由袁震來寫。她寫得很好，文章漂亮。可惜這個報紙出了幾期就停辦了。２
《救亡日報》發社論，消息，也登雜文、小說、漫面，蔣恩鈿每天還寫一段小說，袁震很有才氣的。他們又編又寫。據孫浩然說，曹禺也寫了不少文章，只是，現在找不到《救亡日報》了。孫浩然雖然是理工科的，但他那時對美術很感興趣，報紙的刊頭美術都是他搞的。
那時，學生們的愛國熱情非常之高，同仇敵愾，為了民族的尊嚴，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有一次，我伴著曹禺到清華大學去，就坐在當年那個大禮堂裡，歷史的情景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了：
就是在這個禮堂裡，「九·一八」之後，有個美國牧師從東北來這裡講演，他說：「我從東北來，中國的軍隊是不行的，日本軍隊很厲害，中國人不能抵抗，他們一來，嘟嘟嘟嘟……，就把你掃射光了，消滅了。」他鼓吹中國應該向日本投降。台下的同學早已騷動起來。這時，中文系的一個學生叫王香玉，山東人，大個頭，長得挺魁梧，突然從座位站起來質問這個牧師：「是誰叫你來講的，叫你來這裡放屁，你他媽的和日本人穿連襠褲，你給我滾下去。」這時，同學們都站起來喊著叫著，硬是把他轟跑了。當時我也在場，也是其中一個。
我們的熱情很高，都組織起來了。到保定去宣傳，我是小隊長，還鬧了一次笑話。本來該後天出發，而我記成是第二天出發了。我通知大家第二天集合。清晨，同學都來了，隊伍整理好。我站在隊前講話，很嚴肅的：「同學們，我們就要出發了……」但是等了好久，也不見汽車來接。一去問，才知道把出發日期搞錯了，熱情得昏了頭。這次宣傳，先到涿縣，再去保定，最後一站是定縣。那時很怪，興演講，到哪裡都碰到有人講演，我們也講演，大家講起來都挺帶勁的。那些歲月，真是令人難忘呵！１就在這次去保定的宣傳活動中，在火車上同一位工人坐在一起，於是便交談起來。雖然是一次偶然的會面，卻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後來這樣回憶說：「我們看見一個工人，年紀約三十歲左右，神色非常沉靜、親切。他問我們是做什麼，的，到哪裡去？他對我們侃侃而談，談得又痛快又中肯。他的知識豐富得驚人，簡直像個大教授一樣。但他談得平易淺顯，像說家常一樣對我們講了很多時事道理。最後說：『好好幹吧！你們學生做得對！』他的一席話給我們很大的鼓舞，……我們斷定他大概是長辛店鐵路工廠的工人。這個陌生的朋友，激起我一些思想情感，使我開始知道，在受苦、受壓迫的勞苦大眾中，有一種有頭腦的了不起的人，這種人叫『產業工人』。這些模糊卻又深深印入腦內的認識和印象，在後來寫《雷雨》的時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１在這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在他親歷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之中，使他本是不能冷靜的個性，又更加鼓蕩起滿腔的熱忱。黑暗的現實，又往往抑壓著這熱情的迸發，於是，在他內心所鬱積的憤懣便越來越強烈了。這憤懣猶如積蓄著能量的火山，當這能量積蓄到一定的時候，它便會衝破巖殼，噴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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