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春節就要到了。
二馬路上，穿起長袍馬褂的男孩和紮起紅頭繩的女孩子在嬉戲著，爆竹聲間或響起來，空中飄來陣陣香味。萬家公館也打破了平日的寧靜，二樓通向平台的小餐廳的門關起來，掛起帷幕，臨時放上祭祖的桌子，把祖宗的牌位供上，蠟台、香爐都擦拭得銀光閃亮。
一放寒假，曹禺就從學校回到家裡。他是無須操心的，他從來不問家裡的事，治辦年貨，清掃房屋，擦洗器皿，自有繼母指使著僕人去做。他仍然躲在他的房間裡，去讀他的書。年三十了，德尊老早就讓僕人告訴家寶，陪他去澡堂洗澡。他從小就帶著家寶洗澡，如今兒子已經成了大學生，他仍然保持著這個老規矩，大概這對他來說也是一種享受吧！不過，現在又多了一層含意，輪到家寶來服侍他了。
洗過澡，通常又該理發的。正在理發的時候，德尊忽然覺得頭痛，似乎他已預感到什麼，便急著把家寶喊來，把他送回家去。抽大煙的人，都以為只要抽上幾口煙就能百病皆除的。當繼母把燒好了的煙泡放到煙槍上，送到德尊的手裡，他剛剛拿起來要吸的時候，便突然昏厥過去，不省人事了。連搶救也來不及，就這樣猝然去世了。
萬德尊曾經得過中風病，不過因為搶救及時，病情又輕，很快就痊癒了，也沒留下後遺症。得過這種病是要格外小心的，一是要注意休息調理，不能過分勞累；二是不能生氣。但是，要德尊不生氣是不可能的。就在前幾天，因為債務的事，他又生氣了。發過脾氣之後，就抑鬱寡歡，成天陰沉著臉，家裡人看慣了，也未能引起注意。誰也沒想到他死得這麼快，這麼突然。
他的猝死，對萬家的打擊是太突然太沉重了。全家都不知所措了。繼母是個能幹的婦女，如今她哭得死去活來，根本就顧不得別的事了。大哥家修生性軟弱，一點辦事能力都沒有，加之平時他對父親的怨恨，指望他辦喪事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曹禺了。可是像他這樣的一個書獃子，突然讓他去東奔西跑，求爺爺告奶奶，真是夠難為他的了。
生活的教育比書本來得更深刻。讀十幾年的書，往往不及一件親歷的事實教訓更直接，更深刻，更有力。
平時萬公館裡常是賓客盈門，吃啊，喝啊！在德尊面前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曹禺從小就看到這些親朋故舊是怎樣陪著父親吃啊喝啊！怎樣地送上笑臉和獻上慇勤。他以為臨到父親亡故，求求他們來幫幫忙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但是，曹禺那裡懂得人情世故，他挨家跑遍了，去報喪去求援，結果呢？迎接他的是一張張熟悉而突然陌生的臉，是冷漠的眼色。如果說他什麼也沒有得到也不符合事實，可以說他得到了對他一生說來都是十分珍貴的東西，那就是人生的真實相，世人的真面目。曹禺是這樣回憶父親的死的：我父親死後，親朋離散，那時，我才１９歲。他是因為債務生氣，一著急便死去了。是我去報喪，都是由我跑的。所有的人對我報喪都不起勁，除了李仲可，別的人都不來過問了。家庭一敗，立即臉就變了，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有誰從小康人家墮入困頓的嗎？我以為這條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真像魯迅經歷的那樣，家庭一敗就完了，找誰誰都不管，真是可怕的啊！這種體驗是平時不可能得到的，這種人生的體驗對我來說是太深刻了。１
這次遭際使曹禺想得很多很多。如果說，他在南開新劇團演戲是在體驗戲劇裡的人生；而這次，就在體驗著人生的戲劇了。不過，後者要比前者來得不知深刻多少倍。
李仲可是德尊的朋友，為人耿直，肯為朋友幫忙。萬德算的喪事就是由他一手操持主辦的。說起李仲可，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曹禺還很小的時候，李仲可還為曹禺說過親。李仲可是軍閥齊某某的助手，可能是秘書之類的官。齊某有財有勢，只是姨太太就有不少。不知是為他的第幾個姨太太的女兒，李仲可找德尊提親。德尊總是免不了那種窮唸書的骨氣，他決不肯趨炎附勢，高攀那些他看不起的軍閥，他甚至感到一種侮辱，怎麼能娶一個小老婆的女兒呢！但是，德尊不願傷害李仲可，就對李仲可說：「齊大非偶（耦）嘛！」２這個回絕十分巧妙。他借用了《左傳》中的一個典故，就婉言謝絕了。說來也巧，李仲可料理喪事，他又把這位齊某某請來點祖。點祖是很隆重的，要請有名望的人來點。齊某某長得有些胖，背微微地佝僂，半白的頭髮很潤澤地分梳到後面，確實一副富態相。在陽光下，他的臉呈銀白色，一般人都把這看作是貴人的特徵。也許由於曹禺知道提親的事，當齊某某點祖時，曹禺就格外注意這位有福之人，他的長相打扮給曹禺留下深深的印象。後來，曹禺就按照齊某某的肖像描寫了周樸園。
萬德尊的亡故之日，正是舊歷除夕，陽曆是１９２９年２月９日，時年４４歲。
德尊的死，使曹禺感到格外的悲涼。生母下世是那麼早！十四五歲的時候，他一直敬愛的大姐也死去了，如今又是父親的死。想起這些，心中不勝辛酸，他不明白為什麼人生會碰到這麼多痛苦和不幸。
他又想起姐姐的死，想起姐姐的悲慘的命運。
大姐家瑛的婚事是很不幸的。記得大姐都成了個大姑娘，出落得更俊秀了，而對弟弟的疼愛卻是有增不已。隔著萬公館兩條街有一個姓柴的人家，柴大哥長著滿臉的麻子，他的妻子何鳳英和家瑛不知怎麼熟識起來，常到萬家來串門。有時，何鳳英就住在萬家，和家瑛睡在一張床上。因為家瑛喜歡家寶，何鳳英也很愛這個小弟弟。柴家還有個老二，尚未娶妻，何鳳英熱心極了，一定要把他介紹給家瑛。和柴家老二見了面，家瑛還是滿意的，不久，就把婚事定下來了。所以說，這門親事也不能說是舊式的。繼母和家瑛的感情不錯，雖說不是親生的女兒，但繼母待家瑛如同親生的一樣。既然家瑛自己都滿意，作繼母的也就沒得可說了。臨家瑛出嫁時，母女還擁抱在一起哭了一場。這些，家寶都看在眼裡。但是，家瑛婚後的日子卻越來越不幸了。柴家是山東人，也是個官宦人家，家裡很有些錢。一家人都抽鴉片，婆婆抽，哥哥抽，丈夫抽，把這個家抽得烏煙瘴氣。婆婆為人不好，總是看不上這個兒媳婦，家瑛不是那種潑辣的女性，是婆婆太挑眼了，這使家瑛十分鬱悶。婆婆不好也罷，可是逐漸發現丈夫也不好，在外邊嫖妓女，賭博，不務正業，回到家裡也沒個好臉色。這樣，夫妻之間的感情產生了裂痕。婆婆的虐待，丈夫的欺侮，使她每次回到娘家，總是抱著繼母號啕大哭：即使對著弟弟家寶，也不禁傷心落淚。家寶看見姐姐的悲苦，心中也有說不出的滋味。有時，他難以抑制心中的憤懣，但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每次看到姐姐哭得像個淚人，他就覺得姐姐的命運真是太慘了。做一個女人太難了。家瑛還曾生下一個男孩，家寶很喜歡這個小外甥，每次姐姐回家，他都親著抱著。人的內心痛苦太多了，是會鬱悶而死的。柴家的生活像罐頭一樣禁錮著家瑛，在吞噬著家瑛的生命。痛苦在心底埋著、積累著、熬煎著她，一日一日地消瘦下去，最後終於經受不住煎熬而含恨死去。姐姐的死，給曹禺帶來深沉的悲痛，那麼一個心地美好的姐姐，硬是被折磨被摧殘得死去。那青春的生命，美妙的年華像花一樣在風雨中凋零了。他感到這世界的不公，這人世的不平，為什麼他愛的人，母親、姐姐，都這麼早地離開了這人間？！這憑空又增加了他的苦悶，在那苦悶的積層上又增加了新的厚度。
曹禺不是那種哀歎人生如白駒過隙的人，他傷感，他苦悶，既是情愫的凝聚，同時更是對人生苦苦的探尋。由於父親的死，似乎一夜之間，他覺得自己長大成人了，他不再只是為父親母親所疼愛的孩子了，他更清醒地意識到自我的客觀存在，更深沉地去思考自己的未來，去思索人生了。曹禺這樣回顧他當時的思想狀況：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好像是東撞西撞，在尋找著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該怎麼活著？總不應該白白活著吧，應該活出一點道理來吧！為什麼活著的問題，我是想過的。我曾經找過民主，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過。甚至對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裡邊找出一條路來。但是，我終於知道這些全部都是假的。１父親死後，不知怎麼，他突然對宗教發生興趣了。還記得父親在世時，他第一次中風之後，大病不死，就念起《金剛經》來了，雖不是佛教徒，但卻是虔誠的。把他一顆無處寄托的心都放在對佛的膜拜上了。也記起小的時候，繼母還教他背枉生咒：「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娑……」他背得滾瓜爛熟，大概繼母不是讓他學繞口令，也是有她的人生寄托吧！難道人生就是這樣的痛苦，自己也是這樣的苦悶，這又是為什麼呢？人又該怎樣活著呢？他對宗教的興趣，倒不是尋找解脫，好像宗教能給一些人生思索的啟迪。
從小就熟悉法國教堂裡的鐘聲，對他曾產生一種神秘的誘惑力。從遠處望去，那三個高高的圓形屋頂，聳立在天空的十字架，如今卻吸引著他。他徘徊在教堂前面，眼看著穿黑色長袍的修女走進那神秘不可測的教堂裡去，更感到其中似乎隱藏著什麼詭秘似的。
當他第一次跨進法國教堂時，他被吸引住了。大廳裡靜謐幽玄，高高的拱形的屋頂，像天穹似的張開，但又像要沉重地壓下來。是抑壓陰森的感覺，是說不出的肅穆。這裡的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嚴整，從四周的圓柱，到每個窗子的設置都是按照嚴密的結構組織起來的。當風琴奏起彌撒曲時，使人進入一個忘我的境界，他也被消融在這質樸而虔誠的音樂旋律之中。似乎這音樂同教堂都熔鑄在一個永恆的時空之中。由此，他迷上了教堂音樂，特別是巴赫譜寫的那些獻給天主教徒的風琴曲。
巴赫的宗教樂曲具有一種虔誠而莊嚴的風格，它那和諧的旋律，在組成樂曲時顯示出高度的整體性的力量。曹禺對巴赫的《ｂ小調彌撒曲》更是聽來入神，好像它的音樂結構同這教堂一樣，渾然一體，肅穆莊嚴。他對音樂的敏感是直覺的，他從不願意去掌握它，但卻願意欣賞，讓心靈兒隨著音樂蕩漾，沉迷在那音樂境界之中。
他不但到天主教堂去，也到基督教堂去，他讀《聖經》，其中的故事、箴言對他也有一種吸引力，從中也有所感悟。他去看大彌撒的儀式，也非常想知道復活節是怎麼度過的。他說：就接觸《聖經》是比較早的，小時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個什麼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該怎麼活著？為什麼活著？應該走怎樣的人生道路？那時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這些問題吧？當時我是有閒工夫的。我覺得宗教挺有意思，但對佛教不感興趣，大約它太出世了。我曾經跟父親念過一段佛經，念不進去。對於宗教，我有些好奇心。１他的確有些東撞西撞。十八九歲，正是人的思想最活躍的階段；可能突然對某種事物發生興趣，可能又突然而消失，看來似乎雜亂無章，飄忽不定，但不是不可捉摸。在起伏周折之中，在徘徊進退的過程中，總可以找到它的軌跡。對於曹禺來說，他的思索早已同現實人生緊扣在一起。他的苦悶，他的遭際，他的寫詩，他的演戲，都和那個時代，那個令人懊惱、令人憤慨的時代聯繫一起。他的思想躍動的光點，儘管顯得斑斕多彩，但卻是循著一個方向，同那光怪陸離的社會相逆而行。
他還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由於同學沈敏基介紹，參加了在英租界耀華裡舉辦的一個短期講習班。在這班上，他曾聽過王芸生（後來任《大公報》主筆）講工人運動史。正是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他在課堂大罵蔣介石，激昂慷慨。曹禺說：「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革命理論，當時不甚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響的。」２
在高中時代，他雖然還不懂得革命是怎麼回事，也不懂得共產黨是怎麼回事；但是，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正在進行，共產黨人英勇奮鬥，獻身犧牲的事跡，也曾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很崇敬李大釗的，李大釗的英勇犧牲，使他悲憤不已。
他是北京《晨報》的忠實讀者，１９２７年４月８日，他從《晨報》上得知李大釗被捕的消息。這之前，敵人已經多次進行法庭審判，妄圖從精神上壓倒李大釗同志，使他屈服。《晨報》是這樣報道的：「李大釗受審時……態度從容，毫不驚慌」，「著灰布棉袍，青布馬褂，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自謂平素信仰共產主義，侃侃而談，不愧為革命志士本色」。１李大釗英勇不屈的表現，使曹禺更加尊敬這位夙享盛名的學者。但是，他沒料想到軍閥會殺害這位教授。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９日，他一打開《晨報》，就為李大釗被害的消息驚得目瞪口呆了。４月２８日上午１０時，軍閥的所謂特別法庭，突然宣佈開庭判決，對李大釗，還有范鴻劫、譚祖堯、楊景山等革命者立即處以絞刑。當天下午李大釗被押解到西交民巷看守所秘密殺害時，「馬路斷絕交通，警戒極嚴」，如臨大敵。後來曹禺回顧說：「在學生時代，有幾件事對我以後的寫作有些關係。一是李大釗的死。我記得清清楚楚，我是在《晨報》上看到這個消息的。第一頁上印著特大的黑字標題，下面詳細描寫李大釗和他的同伴們從容就義的情景。那段新聞文章充滿了崇高、哀痛的感情，使人感到一種不可抑制的悲憤。這件事給我的印象深刻極了。」２再就是郭中鑒同學給他的影響了。
郭中鑒和曹禺是同班同學，他長得個子不高，瘦瘦的，黑黑的。他的功課，他的品行在全班都是佼佼音，大家都一致推舉他當班長，是很有威信的。他平時沉默寡言，經常一個人在那裡埋頭讀書，待人誠懇，為人正直。突然，有一天，他在校外被特務抓了起來。這時，曹禺才聽同學說，郭中鑒是個共產黨。平時，他對郭中鑒就很佩服，他的被捕又不禁使他愕然了，心中激盪著不平。後來，他聽說中鑒在軍閥監獄，受到殘酷拷打，但始終不屈服。在敵人的法庭上，他憤怒地把手銬朝著法官擊去，他是在北伐革命的高潮中，被軍閥殺害的。曹禺說：「他使我永遠難忘，到現在還忘不了他那沉默中的英氣」１。
這些可怖的人事，使曹禺冥眩不安，死命地突擊著他，灼熱他的情緒，增強他的不平之感。他苦苦地思索，但卻不能得出答案。
以他當時的思想和處境，都不可能使他奔向革命，但是，正義之感卻總是充溢胸懷。
可是，如今他又對林肯熱衷起來了。
在大學的生活中，他的思想更加活躍了，他的視野更加開闊了。他在探求新的知識，在追求新的道路。他讀《林肯傳》，使他對林肯產生一種發自內心的崇拜。也許是林肯的生平就帶有傳奇的色彩，他那荒野童年的艱苦歲月，他那從小就刻苦奮發的志氣，都對曹禺有所吸引。但更重要的是，林肯以一個平民身份而投入政界，致力於解放黑奴的偉大事業，不屈不撓，英勇獻身，直到他被敵人暗殺。像林肯這樣一個偉大的民主自由的鬥士，在青年曹禺的胸懷裡燃燒起爭取自由的火焰。
黑沉沉的社會，哪裡有一絲兒民主，哪兒有一毫的自由！即使在自己的家裡，也是墳墓般的空氣。他十分敏感，處處感到窒息，悶得要死了。他不懂得政治，但是他卻為林肯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為這種目標而奮鬥的精神所感動了。他崇拜著林肯，他更崇拜林肯於１８６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在美國葛底斯堡發表的一篇演說。他把這篇英文稿幾乎一字不落地背了下來。
葛底斯堡舉行國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禮，這是為紀念在葛底斯堡戰役中為自由而捐軀的戰士。這次戰役被稱為近代戰爭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戰役。在這次戰役中聯邦軍死傷和失蹤２．３萬人，同盟軍２．８萬人。自由和民主正是在血和火中爭取來的。林肯正是在這樣一次偉大的戰役之後，發表他的講演的：
８７年以前，我們的先輩們在這個大陸上創立了一個新國家，它孕育於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來就平等的原則。現在我們正從事一場偉大的內戰，以考驗這個國家，或者說以考驗任何一個孕育於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則的國家，是否能夠長久存在下去。
我們在這場戰爭中的一個偉大戰場上集會。烈士們為使這個國家能夠生存下去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在此集會是為了把這個戰場的一部分奉獻給他們作為最後安息之所。我們這樣做是完全應該而且非常恰當的。
但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這塊土地我們不能夠奉獻，我們不能夠聖化，我們不能夠神化。曾在這裡戰鬥過的勇士們，活著的和去世的，已經把這塊土地神聖化了，這遠不是我們微薄的力量所能增減的。
全世界將很少注意到，也不會長期地記起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說的話，但全世界永遠不會忘記勇士們在這裡所做過的事。毋寧說，倒是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應該在這裡把自己奉獻於勇士們已經如此崇高地向前推進但尚未完成的事業。倒是我們應該在這裡把自己奉獻於仍然留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任務，以便使我們從這些光榮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獻身精神，來完成那種他們已經完全徹底為之獻身的事業：以便使我們在這裡下定最大的決心，不讓這些死者白白犧牲；以便使國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並且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
這篇演說為當時的《芝加哥論壇報》贊為「永垂青史」的「獻辭」，《斯普林菲爾德共和黨人報》稱它是「無價之寶」。卡爾·桑德堡的《林肯傳》指出：這篇演說，是因為他用最樸素最精煉的語言，說出「民主值得人們用戰鬥爭取，自由值得人們用生命去換取」。「自從就任總統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在引人注目的場合下喊出了當初成為革命戰爭口號的傑佛遜的名言：『一切人生來平等』——而且毫無疑問，林肯認為黑人奴隸也是人。」曹禺好像第一次在《林肯傳》中感到自由，民主這個字眼的內涵，領略到它的神聖而偉大的價值，特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目標，成為他的一個理想。他熱愛這篇演說，直到晚年，他仍然可以用英文把它朗讀出來。可見，當年林肯的確像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他的心扉，林肯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曾鼓動著他理想的風帆。當然，他不是要像林肯那樣去做一個政治家，而是激起他對自由的渴望，對民主的希冀，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追求。這一切，對於一個還沒有明確政治意識的青年來說，在那時，又是何等地寶貴呵！
他是在東撞西撞，但是他的方向是沒有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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