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就要高中畢業了，曹禺面臨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擇。當然，他心裡也在盤算著，升大學是肯定的，但是考哪個大學，選擇什麼專業，他還不是想得十分清楚的。但是，有人比曹禺還要焦急，那就是他的父親萬德尊。
萬德尊不止一次對家寶說，他是再不希望他去從政了。他堅決不讓兒子再重蹈自己的覆轍。他對家修徹底失望了，家修抽大煙的惡習改不掉，完全無心做事。特別是在一次父子爭吵之後，德尊把家修的腿打得骨折了，一度家修離開家裡，父子二人結下了更深的仇恨。這樣，德尊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家寶身上了。他希望他不要像自己那樣，從官場的腐敗和爾虞吾詐的角逐裡討活計，那是太冒險了。他為家寶想好了，讓他去學醫，考醫科大學，將來去當醫生。這就是德尊為兒子設計好的前程。
曹禺畢竟年輕，年輕人總是充滿著色彩斑斕的人生幻想。他從小就想當演員，想做發明家。他現在演劇演得這麼好，受到老師同學的稱讚。但是，當演員，特別是話劇演員，是沒有職業劇團可去的。何況，怎麼能一輩子當演員呢！如果把演員當作終生職業，別說像他這種官僚家庭，即使一般家庭都是很難通過的。演員的職業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學校演新戲同當職業演員不是一碼事。這時，曹禺自己心中有個古怪的想法，他愛演戲，入了迷，但是他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很好的演員，這倒不是他故意謙虛，而是在經過舞台實踐後產生的自我評價。所以，他覺得他不能走當演員的道路。但是，他究意要走哪條路呢？
在他演戲的過程中，也曾產生過寫戲的念頭。他也正在醞釀劇本創作，如果真能寫出好的劇本來，那該多好！他寫過小說，寫過詩，搞過翻譯，產生寫劇本、當劇作家的想法也是自然的。但是，那時又怎麼能指望寫一輩子劇本呢。這種想法，似乎也並不實際。但是，事到臨頭必須做出選擇了。看來，還是父親更有定見。他怕家寶不願意報考醫科，便寫信給他的朋友李夢庚，請李夢庚去說服家寶。在大城市當一名醫生，那是極受人尊重的，醫生是鐵飯碗，誰都會生病，誰都會找人治病，哪朝哪代都需要醫生，是萬人求的職業。何況，又可避免政治風浪的襲擊！也許家寶覺得父親的意見是對的，便下決心去考協和醫學院。那時，能考上協和醫學院很不容易，它是全國最高的醫學學府。競爭的人多，錄取者寥寥。儘管他作了認真的準備，也終因物理化學成績稍差而名落孫山。後來，曹禺又考過一次協和，依然沒有考取。看來，他和醫學是沒有緣分的。
人生常見的事，是往往追求的東西反而得不到它；並非銳意追求的，反而得來毋須費功夫。當然，他不是那種功課很差的學生，但是，他就是不善於應付考試。其實，這並不奇怪，考試有它的學問。曹禺兩次考協和不中，後來，他又曾兩次考留學生，也未考上。他讀書從來不是為了應付考試，他是書獃子，但又不會背書考試，所以，往往榜上無名。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１９２８年６月，曹禺作為南開中學第２１屆畢業生結束了中學時代的生活。９月，他被保送進入南開大學政治系。不知道他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專業，但後來證明他是不喜歡這個專業的。
曹禺進入南開大學的時候，南開大學已經是一個有著十年歷史的新興的高等學府了。
從南開中學到南開大學的路程不算遠，走到南門外大街，經過海光寺、萬德莊、六里台，就到了荒蕪冷清的郊區八里台了。這裡，既看不到高高的院牆，連一個遮攔的鐵絲網也見不著，更看不到密集的建築群。牆子河沿著校園流過，河上架起一座新式的拱橋，這就是南開大學的標誌了。跨過橋去，就是校園，南開人把這座橋稱作大橋，其實，它並不大。
進入校園，映入眼簾的是另一幅景色。一隻圓形的時鐘，來往的行人都能看到它，它是南開人運行的指示計。大中路的左側有一座龐大的古鐘，和時鐘相映成趣，這古鐘上還刻著《金剛經》。人們都喜歡在古鐘前面拍照，留下珍貴的紀念。
曹禺入學時的心情不能說是興高采烈的，他畢竟沒有考取他想要上的大學。但這裡對他還是有吸引力的。校園還正在修建之中，仍然保留著郊野田園的樸素美。校園的中心是一個十字形的湖塘，湖中荷葉蕩漾，岸邊垂柳依依，秋風吹過，倒也清靜爽人。十字湖的南側是理工學院的思源堂，右側是文商學院的秀山堂，距秀山堂不遠的一片桃林叢中是女生宿舍芝琴樓。還有一座木齋圖書館。這些精巧剔透的樓舍散落在湖的四周，形成一個幽雅而恬靜的讀書環境，這倒是曹禺所賞識的。
大學的新生活給他帶來新的希望和追求。自然，他仍然刻苦地攻讀，更加奮發地吸取新的知識，探索新的領域。正是青春燃燒著旺盛生命火焰的歲月，他用心地體驗著人生，鍛煉著自我。也許，從表面看來，他生活的圈子十分狹窄，從家到學校，但他的自我感受卻是相當銳敏而豐富的。
不知是一種什麼力量在驅使他，突然對體育發生了興趣。不是體操，不是球類，也不是跳高跳遠，而是迷上了馬拉松。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文質彬彬的小伙子，對馬拉松那麼熱衷。曹禺這個人就是這樣，只要發生興趣的，就拚命去追求。跑馬拉松談何容易，得要經過持久而艱苦的鍛煉才能適應起來。每天清晨起來，出校門朝著海河的方向跑，先是跑到法國橋，再逐漸地延長距離。他似乎是在探索身體的秘密，也在鍛煉自己的意志。他身體並不好，跑到一定距離，就支持不住了，好像就要倒在馬路旁邊。但是熬過去一陣兒，似乎又覺得可以堅持下來，反而產生一種輕鬆感。有一次，他加大了運動量，接近終點時，他實在覺得自己不行了，心臟負擔已經承受不了，滿眼冒金星，差點就摔倒在地了，他咬著牙，默默地鼓勵自己：「堅持就是勝利！」「忍耐，再忍耐！」硬是這樣熬過來了，跑到了終點。他是這樣回憶的：
我在南開大學讀書時，有這樣一個階段，大概是春天，我練習馬拉松跑，從南大出發，經過法國橋，朝著塘沽方向跑，到一個俄國公園再折回來，約摸有幾十里路。開始跑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就堅持不下去了，就沒有力量了，眼看就要癱在馬路上了，這就是所說的「極限」吧！但是咬著牙堅持過去，就又跑得輕鬆起來。這是一種很奇妙的體驗，一種人生的體驗，就是堅持這麼一陣子，難關就度過去了。１
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疲倦極限」，人在鍛煉中一跨過這個限度，反而迎來一個新的階段，帶來一種新的適應力，跑得反而更加輕鬆自如。曹禺親自體驗到它，就帶來一種人生的啟示和領悟。他總是把一些事情同人生哲學聯繫起來。
在南開大學的日子，他對音樂也著了迷。他對音樂的節奏和韻律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從小就喜歡聽法國教堂的鐘聲，有時，他特意跑到平台上去聽那遠遠傳來的沉實的鐘聲，那聲音在他心中蕩漾開來，產生一種美妙的心境。在宣化，傍晚在城垛上聽那淒涼的軍號聲音，又別是一種感受。他經常沉浸在這些富於樂感的氛圍裡。他有時還跑到教堂去，專門聆聽教堂的音樂。他對音樂從未刻意鑽研過，他是憑他的直感去感受，並陶醉在音樂的境界裡。最難忘記的，是俄國著名的歌唱家夏裡亞賓到天津演出，他知道這個消息後，便搶著去買票。好貴的票，一張要五塊錢！但是，只要能聽到這位大歌唱家的歌唱，他也在所不惜。
他永遠忘不了夏裡亞賓的歌唱。他那渾厚而沉實的歌聲，他的《船夫曲》唱得悲愴有力。隨著鋼琴的伴奏，他似乎聽到伏爾加河岸邊的縴夫的腳步聲從遠處隱約傳來，漸漸地走近了。歌聲中飽含著憤懣和不平，鋼琴的伴奏交替地出現著連音符和四分音符，好像伏爾加的波濤在翻滾，又好像是縴夫的心潮在澎湃洶湧。那歌聲就是他們發出的深沉有力進行抗爭的呼喊。隨後，縴夫的腳步聲音又漸漸遠去。他好像真的聽到縴夫的沉重的步伐，聲聲的歎息。鋼琴的伴奏鏗鏘有力，象徵著縴夫的堅韌不拔，走得遠了，更遠了……。歌唱早已停止了，他還沉浸在這歌聲裡，激起他的感情的波濤。縴夫的號子聲，在他胸中激盪著，激盪著。曹禺說：夏裡亞賓是高爾基的好朋友，我聽過他的歌唱。他到天津來了，開獨唱音樂會，我記得是在英租界的一個禮堂裡，相當講究的一個音樂廳。那時，最高的票價是十元，我窮，但仍然化了五塊錢買一張票去聽。他的《船夫曲》唱得深沉，渾厚，有力，令人神往。我還從來沒有聽過這麼美妙絕頂的歌唱。西洋音樂給我以很好的影響。１
他熱衷跑馬拉松，他迷上音樂，而大學的課程，卻引不起他的興趣，甚至他每次去上課都覺得厭煩，這與他的愛好相去太遠了。他不喜歡政治系的課，不願意去聽那些政治經濟之類的枯燥學問。講什麼比較政治啦，比較議會制度啦，把各種議會制度拿出來比較，論其短長，評其優劣。這些，對他來說真是太難入耳啦。即使上課的教師都是留學外國回來的教授、講師，也不能引起他的半點興味。何濂教授的經濟學課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而曹禺也同樣感到枯燥無味。只有司徒月蘭的課，他還願意去聽。司徒先生經常挑選一些外國作家的文論詩論來講，倒使他覺得受益不少。司徒先生講雪萊的《為詩辯護》（ＡＤｅｆｅｎｃｅｐｏｅｔｒｙ），雪萊的文章寫得漂亮，筆端激揚著論辯的才氣，浪漫派的風格十分鮮明。特別是雪萊的觀點，他那種以為詩是以其想像和熱情而引人向善的見解，頗能引起曹禺的共鳴。而雪萊對詩人的論述，也很令曹禺嚮往。雪萊說：「一個詩人既是給別人寫出最高的智慧、快樂、德行與光榮的作者，因此他本人就應該是最快樂、最良善、最聰明和最顯赫的人。至於說到詩人的光榮，我們不妨讓時間來回答，在人類生活的建樹中，有何種人的名譽能比得上詩人能名譽。」他本來就喜歡詩，自然也崇敬著詩人。而雪萊的話，無疑使他對詩人的光榮和職責更加嚮往了，他是要做一個詩人的。
當然，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對戲劇藝術的迷戀。實際上，他的心早就同戲劇凝聚在一起了。無論他有多少興趣，多少愛好，但戲劇就像磁石一樣，把它們都吸收過來。
事實上，他也擺脫不開。南開大學把他留下來，也是不願意把這個有才能的演員放走。當他演出《娜拉》時，他已經在南開大學讀書了。但也正是在演出《娜拉》之後，他心裡在起著變化，萌生出新的想法，就是要寫劇本。他曾這樣說：「很快就發現我不適合演戲，我想，還是寫劇本吧。」１「小時候，我很想當演員，想一輩子當一個演員。大約因為我是一個很不好的演員，這條路，我終於放棄了。但是，我覺得一個寫戲的人如果會演戲，寫起戲來就會知道演過戲的好處。我小時候參加了一些戲劇活動，在中學和大學都演過戲。這對我有一些幫助。」１他把自己的想法最先告訴給他的一個要好的同學楊善荃。楊善荃比曹禺高兩個年級，歲數也比曹禺大，他看過曹禺演的戲，很欣賞他的才能，真像個老大哥那樣關心著他。他熱心地輔導曹禺學外文，把英文單詞寫成卡片貼在曹禺的床頭上，曹禺也把他看作是個老大哥。曹禺回憶說：《雷雨》的構思很早了，在南開中學時就產生了一些想法。但是，我還不知道寫個什麼樣的戲。我記得跟楊善荃談過，談得很亂，頭緒也多，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楊善荃很鼓勵我。他說，一個大作品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搞起來的，總得搞很多次，反覆地修改琢磨，才能搞出好作品來。楊善荃作為一個比我年長的高年級同學，還把他收藏的戲劇書借給我看，他特意買了英文的編劇法之類的書送給我。我後來到天津女子師範學院當教授，也是他推薦的。２楊善荃是這樣回憶他和曹禺的友誼的：是張彭春把曹禺培養出來的。張彭春對戲劇有研究，在南開大學開過戲劇班，這個班上有曹禺。曹禺的戲受易卜生影響，也受希臘悲劇的影響。他未寫戲之前，是搞了調查的，學習人物的語言是下了功夫的。《雷雨》的背景材料，可能來自他熟悉的一些家庭，還有他自己的家庭。他的戲劇語言，恐怕在中國要數他了。我比他年長，高兩三個年級，我那時很喜歡曹禺的才能，看他演戲演得那麼好，我的書比較多，我就把我收藏的外國戲劇的書都借給他看，他還跟我學英文。１
曹禺很懷念這位老大哥。的確，他曾給了他許多的鼓勵和幫助。
在曹禺的大學生活中，演戲和鑽研戲劇依然佔據著主要地位。張彭春總是抓他排戲演戲。《娜拉》公演時，他已經在南大讀書了。緊接著便又參加《爭強》的改編和演出了。為迎接１９２９年的校慶，張彭春準備把高爾斯華綏的《爭強》搬上舞台。那時，有了郭沫若的譯本，但是，作為演出本還有距離，張彭春就把改編任務交給了曹禺，師生合作。由此，也可見老師對他是越來越賞識、越信賴了。此劇仍由張彭春執導，不過曹禺再不扮演女角了。他這次承擔的角色是董事長安敦一，張平群扮演礦工領導人羅大為。《爭強》的改編，對曹禺來說是一次很好的鍛煉。第一次改編就是一部寫勞資矛盾的戲，這對他後來的創作很有影響。當《爭強》的舞台演出本由南開新劇團於１９３０年出版時，曹禺寫了《〈爭強〉序》，其中可看出他當時的一些思想和藝術見解。他說：《爭強》（Ｓｔｒｉｆｅ）是晚近社會問題劇的名著。著者高爾斯華綏（Ｊｏ－ｈｎＧｕｌｓｗｏｒｔｎｙ）的性格素來敦厚樸實，寫起劇來也嚴明公正。在這篇劇內他用極冷靜的態度來分析勞資間的衝突，不偏袒，不誇張，不染一絲個人的色彩，老老實實地把雙方爭點敘述出來，決沒有近世所謂的「宣傳劇」的氣味。全篇由首至尾尋不出一點搖旗吶喊，生硬地把「戲」賣給「宣傳政見」的地方。我們不能拿戲中某人的議論當作著者個人的見解，也不應以全劇收尾的結構——工人復工，勞資妥協——作為作者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為作者寫的是「戲」，他在劇內儘管對現在社會制度不滿，對下層階級表深切的同情，他在觀眾面前並不負解答他所提出的問題的責任的。
特別是他對安敦一和羅大為的性格和悲劇的理解。他以為安敦一和羅大為是「一對強悍的人物」，「全劇興趣就繫在這一對強悍意志的爭執上」。他認為安敦一是「一位有骨氣的老先生」，而羅大為作為罷工領袖有「火一般的性格，也保持不妥協的精神」。這兩個人「都是理智魄力勝於目前一時的情感，為了自己的理想，肯拋開一切個人的計算的。安敦一說得好，『讓工人一步，工人就會要求十步』。對工人有怯弱的退讓，在他看來結果只能『毀壞大家』，並且『毀壞工人們自己』。他一向抱定團體內應當『有主腦，有服從』。現在他們團體出了罷工反抗的事情，他當然是不讓步。羅大為呢，他自己受過廠方苛刻的待遇，他說他認得資本，資本是一個吃人肉喝人血的妖怪。這東西一日不剷除，一日工人便沒有幸福。他對工人們喊著：『為你們子孫計，你們也要奮鬥到底！』所以他當然也不讓步。」基於這種理解，他認為結局是悲劇性。他這樣說：然而結果，二人都過於倔強，他們的意見都沒有實現；一個女人白白做犧牲，兩個頭腦也徒然被人推倒。大概弱者的悲劇都歸功於他太怯弱，受不住環境的折磨或內心的糾紛，強者的悲劇多半歸咎在過於倔強，不能順應環境的變遷。兩個都是一場淒慘的結果，而後者更來得莊嚴，更引起觀眾崇高的情感。此劇最後，當安敦一顫巍巍地向羅大為走來，對他說：「我們兩個都是受傷的人！」，叫著「朋友」把手伸去，羅大為「由敵視而變成驚異，二人凝視半天」，終於互相敬服，彼此握手。曹禺認為「這段描寫的確是這篇悲劇最莊嚴的地方」。從他這些理解，多少使我們看到《爭強》對他寫《雷雨》的某些影響。那時，他就是這樣理解的。後來，他回憶改編《爭強》時說：還有高爾斯華綏的《爭強》，郭老曾翻譯過，我也把它改編成演出本。我扮演其中資本家的腳色。當時思想很模糊，知道工人和資本家是有矛盾的，但結尾是工人和資本家握手言和，主題是妥協的。那時，對階級鬥爭從來都不曾想過，只知道演戲。我記得校長張伯苓說過：罷工太可怕了。他說他看到一次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淒慘極了，家家都沒有煤燒，罷工可怕。所以，那時受的教育還是１９世紀的資產階級教育。對工人的理解同後來寫《雷雨》時的理解是不一樣的。１他對高爾斯華綏的戲劇技巧十分欽佩。「總觀全劇，章法謹嚴極了，全篇對話尤寫得經濟，一句一字，不是用來敘述劇情，就是對性格有所描摹。試想把一件繁複的罷工經過，縮在一個下午源源本本地敘述出來，不散，不亂，讓勞資雙方都能盡量發揮，同時個人的特點，如施康伯的渾，王堯林的陰，安藹和的熱，魏瑞德的自私，尤其是第二幕第二場寫群眾心理的難測，和每一個工人的性格，刻畫得又清楚又自然，這種作品是無天才無經驗的作家寫不出來的」。他對高爾斯華綏對全劇節奏的把握大為佩服：「作者洞徹全劇節奏，刻準時間轉移劇情的本領委實是可敬。」
特別令人注意的，在《爭強·序》中，他那種不能按捺的熱情又來了一次燃燒。他借題發揮，以安敦一和羅大為為例，說「他們那種不屈的魄力，肯負責、顧大局的勇氣，的確是增近青年們心靈貧弱的補藥。在勢在位，不為自己打算，抱定專一的見解，拚著財產、性命，『為將來，為大局』爭！爭！像這種呆子打著燈籠在今日中國找，真是『鳳毛麟角』，實在不多。結果，二人失敗。那位老董事長便決不戀棧，立即辭職，光明磊落，來去昭然，這比那群蠅營狗苟，『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東西們，哪一個值得我們讚仰是不問可知的。」也許從今天看來，他的看法有可討論之處，但是，他的矛頭，那尖銳的矛頭，是針對著現實的。
《爭強·序》是曹禺大學期間難得的一篇論評，由此多少可看到他的鋒芒，他的思索，他的見地。
《爭強》公演之後，他得以結識了黃佐臨。佐臨剛從英國回來，那時，他對戲劇已懷有濃郁的興趣。他去觀賞《爭強》演出，並隨即為《大公極》寫了一篇觀後感。曹禺看到這篇觀後感後，似乎找到了一個知音，便通過《大公極》找到黃佐臨，親自登門造訪求教。由此，他和佐臨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佐臨有這樣的回顧：
我們是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在天津見面的。他正在演《爭強》，扮演董事長。他的表演給我的印象是很有精氣神，眼睛發亮，聲音很洪亮，在場上是很活躍的。我看後給《大公報》寫了觀後感。那時，我剛從英國伯明翰大學畢業回來，我不是學戲的，但對戲劇很感興趣。家寶看到觀後感，就來找我，並把我引見給張彭春先生。那時在天津有七八個人對文藝感興趣，常常聚在一起談論文藝問題。他到我家裡，看到我有許多書，便借去看，主要是戲劇的書。當時，我在南開大學還兼點課，我講的是肖伯納和狄更斯。家寶對肖伯納不感興趣，沒有共同語言；但是，對易卜生我們都感興趣，還有高爾斯華綏也有共同語言。後來，他對奧尼爾發生興趣，我對奧尼爾不感興趣。１由於改編《爭強》引起他對改譯外國劇本的興趣。１９２９年底，他把《冬夜》（ＮｅｉｔｈＢｏｙｃ著）和《太太》（ＬｅｅＤｉｃｋｓｏｎ和ＬｅｓｌｉｅＭ．Ｈｉｃｋｓｏｙ合著）翻譯出來，分別刊登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出版的《南開週刊》第７７期和第７４期上。
《冬夜》是一部悲劇。曹禺把劇中的人物姓名、佈景、台詞都中國化了。故事並不複雜。在一個冬天的夜晚，哥哥顧阿光，弟媳阿慈為弟弟阿賢送葬回來，外邊的田野被積雪沉沉地壓著，月光清冷寒淡，室內燭光幽微，顯得格外寂寞而淒涼。阿賢病了十年，阿光和阿慈也整整守護了十年。在漫長的歲月中，阿慈早已失去少女的活潑，她也從未享受到愛情的幸福，那心靈都窒息了，異常寂寞而孤單。在這沉靜的夜裡，阿光向弟媳傾吐了十多年來埋藏在他心裡的愛情，但卻遭到弟媳的拒絕：「你完全瘋了！……這種思想簡直可怕！簡直可怕極了！」這嚴酷的拒絕使阿光的希望破滅了。他走出家，用獵槍自殺了，弟媳也因之驚呆了。
這雖然是個獨幕劇，但悲劇的氛圍十分濃郁，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愴沉重的窒息感，但又有一種說不盡的人生的悲涼和令人沉思的詩意。
《太太》是一出喜劇。戴士敏是個紈褲子弟，嗜賭成性，太太戴依藝為防犯丈夫便把錢放在保險櫃裡。戴士敏要從保險櫃裡偷太太藏的錢，竟然在抓住一個小偷後，要小偷把保險櫃打開。但他發現這些錢卻是假鈔票後，又甜言蜜語找太太騙錢。結果丈夫耍弄了太太。通過這可笑的行徑，對富家子弟及其家庭進行了諷刺。
在這兩部改譯劇本中，可看出曹禺對悲劇和喜劇有著同樣的興趣。他改譯的語言，已在按照舞台演出的要求來進行加工了。這兩個劇本，京津一帶的學校曾多次演出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張彭春再次去美國，主要是為南開大學徵集資金。臨行前，他還為南開新劇團…佈置了工作。他對曹禺的期待甚殷，特意把一部英文的《易卜生全集》贈送給他。曹禺曾說：「客冬，導師張仲述先生因事出國，我們相約在張先生走後暫不排戲。恰巧今年南開禮堂預備拆舊重修，約在１０月下旬可以完工，大家要安心等候導師歸來，準備來年新生命的開始。在這冬蟄期內，我們已著手幾件工作，第一是搜集２０年來話劇運動的史料，其次是籌劃下次試驗的劇目，末了，印出去年公演《爭強》的舞台腳本。」１曹禺把這部《易卜生全集》視若珍寶。雖然，他已經演出過易卜生的戲，但還沒有讀過他的全部劇作。當時，他的英文還不能使他熟練地閱讀和賞析原作。他是翻著字典，憑著毅力，把它啃下來的。這次潛心地攻讀，猶如一切偉大作家閱讀先輩的傑作一樣，是一次靈魂和情感的交流，是一回對戲劇堂奧的深入。曹禺不止一次地說：「外國劇作家對我的創作影響較多的，頭一個是易卜生。」１「我從事戲劇工作已數十年，我開始時對戲劇及戲劇創作產生的興趣、感情，應該說，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響。」２他曾經這樣說：十八九歲的時候，我把易卜生英文版的大多數作品都讀了。他那種寧肯孤立，要對大多數宣戰的思想，對我影響不小。《國民公敵》中的醫生說，「最孤立的人是最強的人」，給我的印象很深很深。
他的個性主義，他贊成孤立，寧願在保守派的大多數面前孤立，我就受這種思想影響。從我讀魯迅、郭沫若的作品，受他們的影響，從他們又到易卜生，還有林肯的影響，好像又走了回來。看來，人的思想也不是筆直前進的。
易卜生的戲劇技巧，的確給我打開了一個新的境界。３作為「近代戲劇之父」的易卜生，大概他生前也未曾料到，他的影響會從靠近北極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越過挪威海，越過歐洲大陸而進入東方，進入古老的中國。易卜生對後來劇作家的影響，舉其要者，在德國有霍普特曼，在英國有肖伯納，在瑞典有斯特林堡，在美國有奧尼爾，在中國就是曹禺了。
天才總是互相吸引的。曹禺對易卜生的生平和創作經歷是傾心敬慕的。易卜生十分刻苦而勤奮，他從小好讀書，他把莎士比亞的劇作都讀透了。曹禺特別喜歡《凱替來恩》中所寫的：
我立下志願，立下志願，靈魂深處在叫喊。
催促我前進，
我將聽從它的召喚。
還有易卜生艱苦的舞台學藝的生涯，使之獲得豐富的舞台感受。易卜生當過導演，當過劇場經理等等，這些，使他看到一個偉大劇作家成長的途徑。
曹禺啃易卜生的劇作，並不是作為一個評論家去讀的。他喜歡易卜生，也可以說他迷上了易卜生，全然在於易卜生劇作的藝術魅力，使他對易卜生劇作產生了一種心領神會的傾倒。英國戲劇理論家，也是《易卜生全集》的英譯者威廉·阿契爾的話，能夠概括曹禺的感受。他說：「不是由於易卜生是個有理想，有原則的人，而是由於易卜生是個純真的詩人，是不同類型的男女人物的塑造者，是各種精神狀態的探索者，是奇怪命運的織造者。」１易卜生早期寫過詩，曹禺也追求過詩，可能他們都有「純真的詩人」的特質；而易卜生對人物「精神狀態的探索」，也是最吸引曹禺的。曹禺較之他的先行者有些不同，他沒有單純地停留在所謂「易卜生主義」上，也沒有表層地停留在社會問題上，不論是《群鬼》、《社會支柱》、《野鴨》這些中期的社會問題劇，還是晚期的《建築師》、《當我們死人醒來的時候》，易卜生不僅僅是把社會弊端展覽出來，把問題提出來，而是透過生動而複雜的性格啟迪你的思維，激盪你的情懷，從而引起變革社會的強烈願望。儘管曹禺還不能全部領略其全部內涵，但卻啟迪他去思考中國苦難大地的現實。每一個引路人，都不會叫人去模仿他；而真的跟隨導師前進的學徒，也不會生硬照搬，它是心靈的啟示，是情感的點燃。易卜生談到他寫《布朗德》詩劇的動因時說：「布朗德是最佳時刻的我自己。我試圖表達我在內省我自己懷有最偉大最美麗理想的那一瞬間。因此我試圖表達那種比平常的我要站得較高的時刻。」１而曹禺從易卜生那裡學到的，正是「表達那種比平常的我要站得較高的時刻。」
當五四時期的「易卜生熱」產生的時候，湧現出一大批問題劇，那時，人們還不可能對易卜生的藝術精華有所消化，他們未免是太注意問題了。而曹禺以他的藝術敏感，卻從易卜生劇作中感到「話劇藝術原來有這麼許多表現方法，人物可以那樣真實，又那樣複雜。」２易卜生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但是他的戲劇藝術卻很難為那種狹隘的現實主義所限定，可以說，易卜生之後現代派戲劇的諸流派，都曾從易卜生那裡汲取營養。而曹禺也並不是按照學術定義去理解易卜生的。
只是易卜生的謹嚴的戲劇結構就足以令人瞠目結舌了。它那精美的構思和巧妙的安排，雖不能說是天衣無縫，但卻是傑出的。易卜生的簡潔也是無可挑剔的，它沒有任何多餘的筆墨，沒有任何與戲劇衝突無關的東西。人物不多，主次分明，緊湊簡練。看他的戲猶入進入一座大廈，一梁一柱，一窗一牖，都煞費苦心，令人讚歎不已。易卜生的戲劇表現方法，也是多種多樣，別開生面的，明喻，暗喻，象徵手法的運用，使他的劇作妙趣橫生，搖曳多姿。易卜生寫過詩劇、史劇，寫過現實主義劇，也寫過象徵主義的劇。曹禺沒有學其皮毛，也不是學其一種方法，他把易卜生的幾副筆墨都能諳熟於心。他說他是學易卜生，這不假。但他是心領神會，爛熟於心，而後才能妙手天成，為我所用。
他的戲劇的視野也擴展開來，開始注視著世界劇壇的發展情勢。美國出版的《劇場藝術月刊》是每期必讀的，只要它一到了閱覽室，曹禺便首先光顧。那時，他就佩服這個刊物的女主編羅莎曼，她不但把美國劇壇現狀介紹給讀者，也把歐洲戲劇的發展和東方的戲劇狀況及時報道出來。曹禺就是從這個刊物上最先得知奧尼爾的。
當時的《劇場藝術月刊》，正在報道奧尼爾的新作《馬可百萬》在紐約同人劇團劇院上演的消息，導演為羅本·曼莫裡恩。這個戲是寫馬可波羅來到中國，見到了忽必烈，學習了造紙術。曹禺覺得這個戲寫得很別緻，由此，開始尋找奧尼爾的劇本來讀，當然是英文原著。他讀《東航卡迪夫》、《天邊外》、《榆樹下的欲》、《安娜·克利斯蒂》等，他覺得奧尼爾的戲有很強的戲劇性，又覺得奧尼爾的戲很像易卜生，具有一種能抓住當代人心靈的戲劇魅力，頗有耳目一新之感。他隱隱地感到，奧尼爾的劇作同他貼得更近些。如果說，易卜生所描繪的世界還是資本主義時期的生活，而奧尼爾所反映的則是第一次大戰後資本社會進入它高度壟斷階段的生活，他所展開的生活，似乎曹禺似曾相識；特別是奧尼爾筆下人物的精神世界，那種複雜的精神狀態，展開著一種觸目驚心的靈魂搏鬥，是扭曲，是變態，是各種各樣的變態心理，還有種種不可捉摸的卻是誘人的靈魂呼喚。這些，都使曹禺為之傾倒了。
曹禺說：「美國的奧尼爾也是對我影響較大的劇作家。」可以說，在曹禺的大學時代，當時的劇壇上，除了洪深因和奧尼爾有先後同學的關係（都是貝克教授的門生），他曾經寫出深受奧尼爾《瓊斯皇》影響的《趙闖王》之外，幾乎還沒有一個人像曹禺在那裡迷戀著這位美國劇作家的創作。《天邊外》是曹禺很喜歡的一個劇本，劇中三個主人公安朱、羅伯特和露斯的遭遇，彷彿是由天意命定的，儘管他們對未來都有著希望和憧憬，但都成為生活中的失敗者，都無法逃脫那命運的網，與命運鬥爭是徒勞的。奧尼爾流露出來的對支配人們命運的神秘力量的敬畏，都能引起曹禺的共鳴。但是，奧尼爾的作品又是異常深刻的，對現實反映得深刻，思考得也深刻。同時，他又像是一位詩人，總是充滿動人的幻想和希望，那麼熱愛生活，這對曹禺有著它的魅力。曹禺也喜歡《安娜·克裡斯蒂》，奧尼爾寫了水手的生活，那是悲慘而嚴酷的現實。老水手成年累月飄泊在海洋上，妻子死去了，便把女兒安娜寄托在親戚家裡。親戚沒有照顧好她，使她流落異鄉淪為妓女。當安娜又回到父親身邊，結識了父親船上一位年輕的水手，她愛著他，他也愛著她。當他得知安娜曾經當過妓女時，內心痛苦萬分。經過激烈的內心衝突，他又和安娜真誠相愛了。但是他和老水手又得啟程遠航，到茫茫的大海中去飄泊。海上是沉沉的霧，何時才能再回來？不可知。就像霧那樣迷茫，就像大海那樣變幻莫測。奧尼爾把生活寫得那麼殘酷，安娜受盡了屈辱，但她的心靈卻是美好的。年青的水手也有著火熱的心腸，赤誠的品格。曹禺是很贊成這樣看待人生的，他心裡如同奧尼爾一樣，也有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愫。奧尼爾曾說：「我是一個更真誠的熱愛生活的人，我愛赤裸裸的生活。在我看來，甚至在醜陋的生活中也有美。」１正是在這裡，他又和奧尼爾有著感同身受的共通之處，在他後來的《雷雨》、《日出》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奧尼爾的影響，自然還有《北京人》、《原野》。曹禺說：「我佩服這個劇作家有幾點：一是他不斷探索和創造能生動地表現人物的各種心情的戲劇技巧；二是他的早期作品，理解下層水手，是真正從生活中來的。」２雖然，曹禺還沒有開始他的戲劇創作；但是，他已經在細心體會著世界上最偉大的劇作家的戲劇藝術。他從他們的劇作中吸取著營養，在觀察，在研究，在醞釀，在思索，在消化。偉大的劇作在撞擊著他的靈魂，拓開他的生活視野，調整他的藝術視角，激起他的創作衝動，孕育著他的人物……這一些，都不斷地融入他藝術的胎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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