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般的中學時代，最能展示家寶的青春活力和閃光的才華，他的精力是那麼旺盛充沛，沉重的課堂學習，各種各樣的作業，都不妨礙他去做他感興趣的事。他寫小說、寫戲、搞翻譯、當編輯、演京劇、演話劇。他內在的潛能和智慧像漲水的小河四處流溢。只要是和他同過學的，都知道「萬家寶」這個名字。
１９２５年，正是他１５歲的時候。這一年，對曹禺來說是終生難忘的，他參加了南開新劇團，從童年時代就播下的戲劇種子，終於找到了適宜的土壤。他對戲劇的愛好，也終於得到一個施展發揮的機遇。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一年奠定了他未來的發展前途。
曹禺是這樣回憶他在中學時代的戲劇生活的：２０年代初，我進入天津南開中學讀書。那時張彭春先生負責校務，喻傳鑒先生是教務主任。張彭春曾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和耶魯大學研究教育和戲劇，對戲劇很有興趣。南開中學每到校慶和歡送畢業同學時，都要演戲慶祝，成為一種傳統。演「新劇」起源於張伯苓先生。他早在１９０９年（宣統元年）時就提倡新劇，目的在於練習演講，改良社會。南開新劇第一次公演的劇目是張伯鈴先生自編、自導、自演的《用非所學》。
我大約１５歲時就加入南開新劇團，演過很多戲，幾乎都是張彭春導演。師生合作，參加者有伉鼐如、呂仰平、陸善忱等。我也演過陳大悲的戲，如《愛國賊》等。１南開新劇團是有著她光榮的歷史的。
早在１９０９年，也就是在春柳社於日本東京演出《黑奴籲天錄》之後兩年，張伯苓就在南開學校倡導新劇了。由這年公演《用非所學》之後，「南開學校創始人嚴范孫先生和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鑒於新劇可作社會教育之利器，努力提倡，此後每值南開學校週年紀念日即公演新劇」。２１９１０年演出《箴膏起廢》，１９１１年演出《影》，１９１２年演出《華娥傳》，１９１３年演出《新少年》。
１９１４年，南開學校１０週年紀念，演出《恩怨緣》一劇，大得社會之好評，聲譽大振，遂由師生合作正式成立南開新劇團。時趾周為團長，周恩來為佈景部長。１９１５年公演《一元錢》，又受到社會人士的稱讚，南開新劇的名聲更大了。１９１６年，張伯苓的胞弟張彭春從美國留學歸來，因他對戲劇的愛好，遂加入新劇團，並被推選為副團長。本年公演了張彭春創作的《醒》和《一念差》。１９１７年演出滑稽戲《天作之合》。１９１８年公演張彭春創作的《新村正》，此劇在京津兩地均有演出，影響頗大。胡適當時就說：「天津的南開學校，有一個很好的新劇團，他們編的戲，如《一元錢》、《一念差》之類，都是『過渡戲』的一類；新編的一本《新村正》，頗有新劇的味道，他們那邊有幾位會員（教職員多）做戲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說白都很好。佈景也極講究。他們有了七八年的設備，加上七八年的經驗，故能有極滿意的效果。以我個人所知，這個新劇團要算頂好的了。」１胡適對南開新劇團的評價，並不過譽。如果說，把春柳社等作為南方新劇運動的代表，那麼，南開新劇團則是北方新劇運動之翹楚。
南開新劇運動的堅持和發展是有理論作為指導的。張伯苓開始倡導時，「僅在藉演劇以練習演說，改良社會，及後方作純藝術之研究」。２他認為舞台、學校、世界是聯繫一起的：「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間之君子、小人，與夫庸愚、英傑，即其劇中之角色也。欲為其優者、良者，須有預備。學校者，其預備場也。」３另外，同他的教育思想有關，他認為「不單是從書本上得到學問，並且還要參加課外活動，從這裡面得來的知識學問，比書本上好得多」。「從戲劇裡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經驗」。４而在新劇理論建設上，以周恩來的主張最進步最有力。周恩來在南開中學讀書時，不但在政治上是一個反封建的民主鬥爭的學生領袖，在推進南開新劇事業上也是一個中堅分子。他以傑出的組織才能和務實精神，參加編劇、佈景和演出等工作，同時，更是一個新劇理論的倡導者。他於１９１６年寫的《吾校新劇觀》，１實是中國話劇史上一篇具有開拓性的歷史文獻。首先，他把倡導新劇同「重整河山，復興祖國」的偉大目標聯繫起來。他說：「是知今日之中國，欲收語言文字統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為之先不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捨極高之理論，施以有效之實事。若是者，其惟新劇乎！」他認為新劇可以開民智、進民德；借新劇的效用，「施之以教，齊之以恥，生聚教訓不十年，神州古國，或竟一躍到強國之林，亦意中事也」。他又指出，舊戲流弊甚多，多導淫毀俗之作，改不勝改，「較之新劇實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發展，則世風日下，損害國家之精神。所以，從振興祖國出發，力倡新劇。其次，他對「新劇之派別」進行了分析，對那時趨向墮落的文明戲作了剴切的批判。他說：「演者、編者，類多率爾操觚之士，數時練習，便自登場。情節之未合也，言辭之支離也，佈景之未周也，動作之失措也，均無暇計及。藉一二之滑稽辭句，博觀者歡迎，間復加以唱工，迎合社會心理」。他批評得切中要害，一針見血。他還說：「上焉者刺取時政，發為激烈之詞；中者描寫村嫗冬烘，供人噴飯。至若言兒女之情，不脫遺花打櫻之窠臼；壯英雄之氣，難忘天霸、薛禮之身份者，又下乘矣。以此而言新劇，與新劇真正之主旨，相去日遠。」在他看來，不清除文明戲這些積弊，不改革文明戲，「新劇」是不可能稱為新劇的。其三，他認為在世界戲劇的潮流中，雖然各種流派很多，但以寫實劇最為發達，「現代寫實劇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戲曲，其意在不加修飾而有自然實際及客觀之趣味。此種劇旨，更為銳進而成空前之發達」。他認為南開新劇「於潮流中已佔有寫實劇中之寫實主義」。顯然，他是倡導寫實主義的。周恩來的理論主張在南開新劇發展中起到推動作用，其影響也是深遠的。
南開新劇團編演的劇目，雖被人稱為「過渡戲」，但較之那些庸俗不堪的文明戲，不可同日而語。其題材多取自現代生活，思想內容比較健康。如早期劇目《一念差》等反對官僚制度的腐朽，揭露官場之黑暗。而《一元錢》、《恩怨緣》等則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勞動人民艱難困苦的生活，同時，也揭露封建道德的虛偽，具有反封建的傾向。但是，不容否認，這些劇本也殘留著舊戲的影響，在故事情節上或多或少地還看出舊戲的路數。思想內容也還不能從更徹底地從反封建立場上來觀察社會現象。就拿《一元錢》來說，這齣戲寫一個叫孫思富的人，因債務纍纍，處境困窘，遂求朋友趙凱為他想辦法。趙凱竭囊相助，孫思富出於感激之情，遂把自己的女兒慧娟許配給趙凱的二兒子趙安，孫得以渡過難關，家境逐漸富裕起來。而趙凱於１０年後病逝，長子趙平放縱揮霍未能繼承父業，家道衰微。此刻，趙安已長大成人，就投奔孫思富，乞求岳父的幫助。但是，孫思富卻蓄意賴婚，更不給予扶助，可謂忘恩負義。趙安因此憤發圖強，銳意求進，終於又把家業振興起來。這時，孫思富要打官司，不得不求趙安幫忙，這才深悔自己的過錯，乞趙安諒解寬恕。此劇頗合「善惡昭彰」的心理，加之，它的台詞寫得新穎，沒有那些俗不可耐的陳詞濫調，佈景又極別緻，便受到觀眾的歡迎。但是，於劇情中，也可看到舊戲的影響。《一念差》主人公葉中誠因聽信朋友的話，施計謀害李正齋下獄，葉中誠為了自己榮華富貴，卻搞得別人妻離子散家敗人亡。後來，葉中誠因受種種刺激，忽然覺悟過來，感到過去做的事太缺德了，受到良心譴責，於是便又把李正齋救出來。不料，李正齋卻死去了。葉中誠便想把自己的財產分給李的妻子，遭到李妻的拒絕。此刻，葉中誠覺得自己山窮水盡，再也無法洗刷他的罪惡，就決心自殺。他先把為他出謀劃策的那位朋友殺了，然後結果了自己。李正齋的妻子見到葉中誠已經死去，便說：「這種人世界上就很難得的了。」這齣戲把導因於社會矛盾的事件，較多地歸結於純道德純心理的因素，以所謂良心的發現和良心的譴責來解決矛盾，就顯得軟弱無力。「勸善懲惡」，匡正人心，是這些劇作的共同特徵。這些戲，也並非全受舊戲影響，如《一念差》等就有著托爾斯泰的《黑暗之權力》的影響。應當說，張彭春的《醒》，特別是《新村正》更具有「新劇的意味」，它擺脫了舊戲乃至文明戲的影響。他把戲劇創作的新觀念，導演、表演的新方法帶回國內來，不愧是中國現代新劇的先行者。
張彭春，字仲述，因排行老九，南開人又稱他為「九先生」。１８９２年生於天津，１９０８年畢業於南開學校，１９１０年參加「游美學務處」（清華學堂的前身）第二屆「庚款」留學考試，以優異成績名列前茅。同年，和趙元任、竺可楨、胡適等７０人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克拉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獲藝術碩士和哲學教育碩士。１９１６年回國。在留學美國期間，他就對戲劇格外喜好，而且開始劇本創作。１９１５年２月１４日，胡適在《訪張仲述》的日記裡寫道：「仲述喜戲曲文學，已著短劇數篇。近復著一劇名曰：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ｄｅｒ——《外侮》，影射時事，結構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自為之，遂令仲述先我為之。」由此，可看出張彭春在美國已對戲劇有深入的鑽研了。他回國後，南開學校校刊也報道說：「先生於此道久有研究，且極熱心，從此吾校新劇前途，自必更放異彩。」１南開師生對他寄予厚望。
未曾料想到，他一主持南開新劇團事務，為上演劇目問題，便同他的胞兄張伯苓等人進行了一場小小的爭論。新劇團團長時子周主持編寫的劇本《一念差》，作為南開校慶的公演劇目，張伯苓已經批准。可是，張彭春卻持反對意見，這樣，就引起了爭論。當然，張彭春認為自己的《醒》劇是可以公演的。經過幾次聚商，決定兩劇同時排演。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兩個戲同時試演，由嚴范孫和張伯苓等人進行評判，結果是《醒》被否定了，認為此劇「情旨較高，理想稍深，雖寫實述景歷歷目前，可以改弊維新，發人深省，無如事涉遐高，則稍失之枯寂，似與今日社會心理不和！」。２對《一念差》的意見，認為只要再增加一幕即可以公演。張彭春則被邀請參加指導《一念差》的修改工作。
《醒》於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刊登在《南開英文季報》上，據記載，是用英漢兩種語言同時刊出的。３可惜，至今我們還找不到這個劇本。但是，從排演報道來看，稱讚此劇「頗多引人入勝之點……獲此良辰，聆斯妙劇，佳音佳景，而極其妙矣」。４看來是一部寫實主義的劇作。至於它被否決的理由，也並不能完全得出什麼結論意見。引人思索的，是張彭春和張伯苓、時子周等人的爭論，究其原因，還在戲劇觀念上的分歧。從張彭春對《一念差》的批評中也可看出，他是接受了歐美正在風行的現代戲劇觀念，在創作方法上追求的是現實主義，企圖打破舊劇的束縛，也企圖沖決文明戲之羈絆。這點，從他稍後些寫出的《新村正》體現得更充分些。
《新村正》寫於１９１７年，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在天津公演，同年１２月發表於《英文季報》上，仍然是以英漢語對照刊出。１９１９年５月，又刊登在《春柳》雜誌上。這個劇本的發表和演出，不但在南開新劇史上是有里程碑的意義，即使在中國話劇史上，也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劇作。
《新村正》寫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後，發生在中國農村的一段故事。惡霸地主吳紳，欺壓百姓，無惡不作。革命成功後，他本該受到懲處，但是，他非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反而當上了「新村正」，有些像後來魯迅寫的《阿Ｑ正傳》中的人物，那時舊時官僚又「鹹與維新」了。此劇主題比較深刻，它不僅揭示了帝國主義勢力在農村與豪紳相勾結，造成農民的貧困破產，並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同時，它還反映了農民起而抗爭的必然性，暗示出鬥爭力量壯大及其光明前景。在京津一帶上演後，像魯迅、周作人、胡適等都看過演出，陳大悲、宋春舫等人撰文評論，給予很高評價。《新青年》、《晨報》、《每週評論》、《新潮》、《春柳》、《新民意報》等都發表劇評和報道。宋春舫說：「我今天看了這本《新村正》，覺得非常滿意。《新村正》的好處，就在打破這個團圓主義。那個萬惡不赦的吳紳，憑他的陰謀，居然受了新村正。不但如此，人家還要送『萬民傘』給他。那個初出茅廬、乳臭未乾的李壯圖，雖有一腔熱血，只能在旁邊握拳頓足，看他去耀武揚威呢。這樣一做，可把吾國數千年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兩句迷信話打破了。」１南開校友高秉庸說：「《新村正》把社會上的一切罪惡，一切痛苦，都完完全全的表現出來，絕沒有一點修飾，這就是重實際。編劇的人，用冷靜的頭腦，精細的眼光，去觀察社會，將它的事實，一樁一樁地寫下來，讓人去細想，自己不加一點批評，這就是客觀的批評。」２由此可見，作者採取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另外，演出的佈景也是運用現實手法。據當時評論說：「……天色蔚藍，以竹為篷，糊以紙，塗以青，而以藍色之電燈反映之，如真天然，而鮮麗之色蓋有加焉。有古井一，井圍為淡黃色，若經久剝蝕之。麻石旁有貧婦一，浣衣且汲水……既汲而出，水則盈桶，何技之巧而竟如斯也！」３從《新村正》的創作和演出，可看出彭春先生完全是借鑒外國戲劇而進行藝術創造的。他在美國期間，正值歐美小劇場運動蓬勃發展之時，易卜生的戲劇也正在歐美大陸上風行，而歐洲著名導演、也就是小劇場運動的創始人德國人馬克斯·賴因哈特，無疑都對他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寫《新村正》較胡適的《終身大事》還要早些。而就其思想和藝術來說，較之《終身大事》還要深刻得多。可以說，它是中國現代話劇史的先驅作品。而就戲劇藝術的整體把握來說，在當時也是傑出的一個。
１９１９年，張彭春再次去美國留學。任中國教育委員會秘書，華盛頓會議天津代表，於１９２２年獲得哥倫比業大學哲學教育博士學位。在這次留美期間，仍勤奮鑽研戲劇。他曾應洪深邀請，創作了一部名為《木蘭》的劇本，在紐約上演兩次，觀眾頗多。回國後，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６年任國立清華大學的教務長。
曹禺進入南開中學時，南開新劇團已先後公演過將近５０個劇目，已經有了相當雄厚的基礎，並形成傳統。他進南開新劇團時，張彭春還在清華大學任職。但是，他早就從老師那裡聽到「九先生」的盛名了。
曹禺參加南開新劇團後，第一次參加排演的戲，是洪深根據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的四幕喜劇《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改譯的《少奶奶的扇子》。這個戲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他一下子就為它的劇情、巧妙的構思、風趣的語言吸引了。原作的故事發生在倫敦夏季社交季節就要結束的時候，劇情的開展緊密地環繞著一把扇子，時間沒有超過２４小時。女主人公溫德米爾夫人過生日的這一天，她丈夫送給她一把刻有「瑪格麗特」的扇子。由於她聽信了伯維克公爵夫人的話，說她的丈夫在外邊同一個叫歐林納太太的人過往密切，由此，夫婦之間產生懷疑和衝突。當她決計離開丈夫，帶著扇子去達林頓勳爵家裡，並向勳爵說，她不再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了。此刻，歐林納太太來了，勸說她回到丈夫身邊去，並且拿走了她遺落下來的那把扇子。原來，歐林納太太是她的親生母親。她不願意自己的女兒像自己２０年前一樣，走錯了路，丟下女兒不管，離丈夫而去，從而造成遺恨。因此，歐林納太太就想法挽救自己的女兒——溫德米爾夫人，使她和丈夫重歸於好。臨走時，歐林納太太要走了扇子作為紀念，因為這扇上刻的「瑪格麗特」正是她自己的名字。但是，溫德米爾夫人沒有想到，歐林納太太就是自己的親生母親。經過洪深改譯的本子，為了更適合在中國演出，把所有人名都改為中國的，佈景也是中國的，語言沒有翻譯的痕跡，也中國化了。洪深說：「改譯雲者，乃取不宜強譯之事實，更改之為觀眾習知易解之事實也。地名人名，以及日常瑣事，均有更改，惟全劇之意旨精神，情節佈置，則力求保存本來，僅為表演，則即此已可合用。」１洪深改譯本，由戲劇協社演出過，取得了巨大成功，與《華倫夫人之職業》的演出失敗形成鮮明對照。據記載，《少奶奶的扇子》演出時，「有萬人空巷之盛況」２。一次又一次的排練，家寶對《少奶奶的扇子》著了迷。雖說，他這時還不能登台表演，但也全身心沉浸在劇本裡。他把一本《少奶奶的扇子》經常帶著，把它翻得稀爛，背得滾瓜爛熟。家寶就有這股癡勁，只要他迷上這件事，就什麼也不顧了，就像釘子一樣深深地鑽了進去。據陸善忱說：「１９２５年排演英國王爾德名著《少奶奶的扇子》，自此劇詞固定，南開劇團始有背劇詞一事。」３家寶一開始他的戲劇生活，就很認真嚴肅，刻苦用功。
曹禺對戲劇的愛好是執著的。只要他感到興趣，這種興趣就不會輕易失去，而是持久地迷戀著。他不但參加演話劇，也參加演京劇。他那自小培養起來的對京劇的愛好，進入中學後，始終找不到一個施展的機會。不知是什麼原因，南開中學歷來是「禁唱」京劇的。但是，學生中有不少京劇迷，實在憋不住了，就偷偷地把二胡拿出來拉上一段，隨著就有同學跟著清唱一段。像煙癮一樣，也有「戲癮」。如果被齋務科查到了，那是不客氣的，照章罰款五角。自然，京戲迷很有意見。老師當中也有戲迷，也不贊成這個辦法。大概校方覺得這種規定不合情理，１９２６年校慶前夕，張伯苓校長在大會上公開宣佈「對京劇開禁」，這對師生中的京劇迷來說，顯然是個福音。曹禺也十分高興。在解禁後，京戲迷們決定在校慶時公演京劇，曹禺自然又成為一個積極分子。
他參加排練的兩出戲是《打漁殺家》和《南天門》（又稱《走雪山》），他分別扮演的角色是蕭恩和曹福。特別是曹福，他演得很出色。曹福唱段不少，曹禺的唱腔洪亮圓滑，韻味很足，情真意切，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和他配戲的是常家驥，家驥扮演曹玉蓮，二人配合很好，其中有一段西皮導板轉二六，他唱得絕妙，博得滿堂喝彩。
曹福唱（西皮導板）：「耳邊廂又聽得有人呼喚，咳，小姐呀！（二六）尊一聲小姑娘細聽我言，實指望保姑娘脫離大難，有誰知行至在中途不能夠周全。倘若是到了大同地面，是這等數九寒天，大雪紛飛，閃得你甚是可憐。我的小姑娘啊！（白）小姑娘，此處離大同不遠，少時自有人前來接你，恕我曹福不能遠送了！（接唱）數九天凍得我虛氣喘，三魂渺渺歸九泉。」曹福在大雪紛飛中凍倒在雪地上，曹禺緊緊把握住此時此刻角色的心情，唱得悲涼真切，十分動人。他演京劇也是動真情實感的。至今，看過他這次演出的同學還說：「家寶是個天才，他演什麼像什麼，他演京戲也照樣打動人。」
從初中三年級開始，他就成為南開中學的一個活躍分子，直到高中畢業，他一直積極地參加校內各種文學藝術活動。繼編輯《南中週刊》的「雜俎」欄之後，他又成為《南開雙周》的戲劇編輯。南開中學的校刊很重視發表新劇劇本，１９２８年前後，刊出的獨幕劇有《白華俱樂部裡》（第２卷第１期）、《雙十節的氣氛》（第２卷第２期）、《追悼會前》（第２卷第３期），此外，還發表過熊佛西的三幕劇《孫中山》（第２卷第４則）、《一重悠悠的寥寂》（第２卷第６、７期）、《夢裡恬靜的靈魂》（第３卷第５則）等。可見南開劇本創作的風氣很盛。據我們可以查到的經曹禺編輯發表的劇本，有碧郎的獨幕劇《壓迫》和死鏡的《瘋人的世界》等。他像個辛勤的園丁，也在默默地做著澆花育草的工作。他除了寫詩，寫雜文，還練習翻譯。他翻譯過莫泊桑的小說《房東太太》和《一個獨身者的零零碎碎》，都發表在當時的《國聞週報》上。１儘管這兩篇小說並不是莫泊桑的代表作，但也頗具特色。它對小市民的卑瑣、虛榮和空虛作了含蓄的嘲諷，對人物的內心世界刻畫得比較細膩。曹禺的譯筆流暢，特別是心理描寫部分譯得尤為生動。
曹禺似乎從各方面探索著自己的才能，選擇著自己的方向。他向各個方面伸出觸角，在發現著自己，尋找著自己。他不是那種可以冷靜起來進行客觀思考的人，他的興趣和熱情牽引著他，他也為他所感興趣的事業投入精力。不能說，他在中學時代就自覺地選擇了他未來的方向，他還在探索著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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