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德尊的官運，就如同坐在一隻失去舵的破船裡，在海洋上飄蕩。黎元洪被段祺瑞攆下了台，萬德尊自然也受到連累。皖系軍閥段祺瑞操縱著中央政權，是因為後邊有日本帝國主義在撐腰。美、英帝國主義自然不甘心，便支持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並發動了直皖戰爭。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看到皖系即將失敗，便又扶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直皖戰爭中，張作霖聯直倒皖，乘機入關，以便和直系分享北京中央政權的勢力。１９２２年４月又爆發了直奉戰爭，奉系失敗，退據東北。
這樣的軍閥混戰，隨著一派軍閥的倒台，便有大批軍官下野，而隨著一派的得勢，則又有一批軍官陞官發財。特別滑稽的是，大總統也像走馬燈一樣，袁世凱稱帝失敗，繼之而起就有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等，民國成立不過１０年，而大總統就換了五六次。
１９１７年黎元洪下台之後，萬德尊還沒有徹底垮臺。１９１８年，徐世昌當大總統時，家寶的曾祖母魏氏百歲壽辰，萬德尊曾在天津大擺宴席慶賀。徐世昌曾題「蔚為人瑞」之匾額相贈。１１９２２年８月，黎元洪又被抬出來復任總統了，萬德尊被授予「藩威將軍」稱號，並成為將軍府的將軍。２黎元洪好景不長，１９２３年６月，又被驅逐下台，就在這年１０月，曹錕採取賄賂議員的醜惡辦法，「選舉」曹錕作了大總統，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豬仔議會」的鬧劇。家寶因病休學，也在北京，他還隱約記得：「當時還小，但對曹錕競選總統的醜劇還有些印象。記得那些議員們坐著車子滿街飛跑，老百姓都站在大街上看熱鬧。」３在這次黎元洪下台之後，萬德尊就回到天津，從此一蹶不振，在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了。他開始過著寓公生活，成日和妻子抽大煙，同朋友一起賦詩寫字，精神抑鬱潦倒，心灰意冷，再無心仕途了。那時，他還不到４０歲，總是說：「我老了！」一種老之已至的悲涼感佔據了他的心。
萬德尊的脾氣變得越來越暴躁了，動不動就發火，常常是無名之火。也許他不甘心就這樣退出舞台吧！也許他覺得他為那種捉摸不定的政局所戲弄了，也可能他覺得光宗耀祖的夢想還未實現，就被擠出了發跡的軌道。人在失意之後，便不免要發洩心中的苦悶和煩惱。他什麼都看不順眼，說打人便打人，說摔什麼就摔起來，這使家寶對父親產生一種恐懼心理，他怕他，他怕見到他，他怕同他在一起。
一天裡，父子是很難碰面的。清晨，他去上學，午間在學校裡進餐，下午放學才回家。家寶在學校裡，過得十分愉快，上課，演戲，和夥伴談詩論文。而一回到家裡，就進了另外一個世界。一進家門，整幢樓房就靜得嚇人，光線幽暗的樓道裡，陰沉沉的，似乎空氣都像冰塊那樣凍結起來。沒有一點聲息，也沒有一個人影。父親和繼母抽了一夜的鴉片，把黑夜當白天過。家寶回家時，他們還在睡夢裡。僕人們都不敢出聲，生怕驚擾主人的酣夢，都躲到另一座樓裡去休息。既然這樣難得碰面，可是偶爾碰到一起吃飯，飯菜剛剛端上來，父親不知為什麼就大發脾氣。有時，就把廚子大罵一通；有時，就在飯桌上把哥哥訓斥一頓。繼母在旁邊勸說，不勸則還罷了，越勸便罵得越厲害。這種壓抑的氣氛，使家寶內心經常有一種沉重的壓力，窒息得很，都要悶死了。他唯一的辦法，便是悄悄地躲到自己的房間裡去看書。
家寶苦悶的酵素，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滋長著。他對父親不滿，他對家庭不滿。這種不滿只是在他心中凝聚著，迴盪著。他不是那種人，一遇不滿便怒形於色，把它發洩出來，化為種種反抗的行動，而他總是苦苦地思索著。父親是喜歡他的，同家修形成對照。但是，父親卻越來越不理解家寶了，為什麼這麼小小的年紀會有那麼多苦悶，這些苦悶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家寶的苦悶也不全部是來自家庭，他讀了那麼多書，特別是文學作品，他接觸到家裡以及周圍的熟悉的人事，他又是那麼敏感的一個人，於是便常常陷入一種追索的苦悶之中。家寶已經是高中生了。由混沌的少年進入富於自主意識的青年時代，在他的意識裡逐漸增長著的是對社會的不平感，是對種種人事灼熱胸膛的正義感，是對人生意義的朦朧追求，是對現實中貧富對立的強烈感受。他曾經這樣說：那時已經讀高中了，覺得頓時長大了，似乎對人生的意義有所追索，對社會也有更多關注了。我曾經在大街上遊行高喊取消二十一條，還高呼過「還我山東」的口號，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憤恨的。打倒列強是很清楚的，那時就會唱打倒列強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齊歡暢。那時，我們就唱著這樣的歌曲，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南開中學是有這樣的好傳統的，周恩來同志在南開讀書時就開始了這個傳統，一代一代傳下來。１
家寶的高中時代，正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從勝利而失敗。當時的天津處在軍閥統治之下，但是，全國反帝反封建的重大鬥爭都在南開中學引起過強烈的反響。１９２５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師生組織了「南開中學五卅後援會」，並演出戲劇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家寶熱情地參加了這些宣傳活動。１９２６年，北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反動政府公然槍殺愛國學生，激起了南開中學師生的憤慨。《南中週刊》發表文章，聲討段祺瑞的血腥罪行，並對當時的教育總長「不惟絲毫無動於衷，而反為政府通電，話之為暴徒」的行為痛加譴責。事隔兩年，在家寶擔任編輯的《南開雙周》１９２８年第１期上，還在卷首用大字排出魯迅《淡淡的血痕》中的語錄作為紀念。１９２８年，日本帝國主義在山東濟南製造了槍殺我同胞和外交人員的流血事件，校刊上立即發表《濟南事件發生以後》、《濟南事件的意義以及我們的自覺》等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
南開中學也有共產黨人。有一次，曾發生一起震動全校的事件。和家寶同年級的一位同學管亞強，在學校開大會時，指責校長張伯苓，質問他為什麼不允許學生罷課。
管亞強是ＣＹ，他這樣敢於當面指責校長，在校內反響很大。有的學生對管亞強很不滿意，有些學生持中立態度，而學校當局則採取嚴厲的態度。家寶很同情他，覺得管亞強沒有什麼不對。家寶的同學陸以循回憶說：我在中學時同家寶住在一間宿舍裡，他比我高一年級。當時，他在高中一年級，同屋四個人，有位同學叫管亞強，他還是個有名的政界人物的子弟，很激進。學校開會時，他敢和張伯苓頂撞，質問張伯苓，後遭到學校打擊，並通過他的家庭對他施加壓力。家寶很同情他。我當時是站在張伯苓方面，我覺得校長對，學生怎麼能頂校長呢？但是，家寶卻不是那樣，他的思想比較前進些，他覺得管亞強是有道理的。雖然，家寶沒有公開站出來為管亞強講話，但同我的想法不一樣。特別管亞強有一段因受壓力而沉默起來，家寶就更同情他。１
家寶和管亞強住在同一間宿舍裡，但平時很少談政治問題，他不知道管亞強是ＣＹ。他看管亞強每天很忙，鬧罷課，經常外出活動。偶爾交談起來，管亞強也說：「家寶，你老是死啃書本有什麼用？」但管亞強敢於站出來同校長頂撞，那種積極的反抗精神，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當全國解放後，他們再度重逢時，管亞強已改名張致祥，是我黨一個高級幹部，他才知道那時管亞強在南開中學時已經在從事地下工作了。１９２７年，家寶擔任了《南中週刊》「雜俎」欄的編輯，他不但自己編輯雜文、短評，而且親自撰寫雜感，在第２０期、２５期、３０期上，他以萬家寶和小石的名字發表了幾篇文章：《雜感》、《偶像孔子》、《聽著，中國人！》，或批判迷信偶像，或評說是非，或針砭錮弊，寫得也頗犀利。其中最能體現他高中時代的社會思想的，是１９２７年４月在《南中週刊》第２０期上，以萬家寶的名字發表的題為《雜感》的三則雜文。這時，他已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了。這篇《雜感》確如郁達夫所曾希望於他們的，對惡勢力的攻擊持著「正大的態度」，它的「罵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三則雜文前面，有一段序言，頗能看出曹禺當時的某些思想態度。他是這樣寫的：將那閃電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由各種現象而產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為之解釋。同時一般庸流復可感觸得到的，驀地把它提到字塊裡，無目的地把它寫出，無意義地映在癡人的腦海裡，這或是「雜感」的真義吧？
「這個人癲頭癲腦，一肚子鬼話。」我們常對人這樣批評。由這句話，總可逆料此人不會說「人話」的，甚至所謂「人話」反根本不曉，因為人非鬼，為人而雲鬼語，則怪異可知。實在癲氣十足的癲子，鬼話不能講，人話反而不少。果盡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話裡頭當發現孕含著不滅的創造性；他的思想常變化流動，永進不息，顯現他在徹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擾而變動他的觀念。他的生活欲求極端興旺，他的感想無在不可施展，他所見是正確社會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話」便長瀉不息。由這出發點講出的「鬼話」便是雜感的完成。
從這一段今天看來依然充滿熱忱的議論來看，他對「雜感」的解釋還是有它的獨到見地。的確，在那個社會中，能講「鬼話」倒是能道出「正確的社會面影」。特別是作為一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所追求的是在事物面前的「徹底地思索」，是「發現」事物中「孕含著不滅的創造性」，是「不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擾而變動他的觀念」的獨立不倚的精神。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緊接著他在這個短序中又寫到：轉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猶存在軀殼裡，動脈還不止地跳躍著的時候，種種社會的漏洞，我們將不平平庸庸地讓它過去。我們將避去凝固和停滯，放棄妥協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憊中要為社會奪得自由和解放吧。懷著這樣同一的思路：先覺的改造者委身於社會的戰場。斷然地與俗眾積極地挑戰；文學的天才絢爛地造出他們的武具，以詩、劇、說部向一切因襲的心營攻擊。他們組成突進不止的衝突與反抗，形成日後一切的輝煌。然而種種最初的動機，不過是那服從於權威，束縛於因襲畸形社會的壓制下而生的苦悶懊惱中，顯意識地或潛意識地，影響了自己的心地所發生雜亂無章的感想。那種紛復的情趣同境地是我們生活的陰萌，它復為一切動機的原動力，形成大的小的一些事業。
這段話，可把它當作曹禺最初的戰鬥的創作宣言來看。在他熱情而蓬勃的年輕生命裡，躍動著對「社會的漏洞」進行不懈攻擊的理想，摒棄平庸，決不妥協，「為社會奪取自由和解放」。他把文學作為「向一切因襲的心營攻擊」的「武具」。他多麼羨慕那些文學天才和先覺的改造者！他又多麼希望因此而在文學上「形成日後的一切輝煌」！這大概是他的審美理想吧！由這些話，我們也不會再感到他２３歲能寫出《雷雨》是偶然的了。
他接著又對古老的文明開炮了：不過在我們這「禮義之邦」，這種文字卻常與狗吠一般地無價值。因為它藏著破壞、爆發、攻擊，同一切跳出所謂「圈子外」的危險性。我華夏民族酷嗜和平，淡泊瀟灑；一日和尚一日鐘。過足煙癮，橫在熱炕上暈談一陣。哼，我們「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是「古有明訓」。有長遠歷史的國度的百姓，豈能隨隨便便幹這些沒頭沒尾的把戲！
記得某校刊登什麼撈什子的雜感，一句不重要的話冒犯校中的某當局，於是即時一道命令，斥以「侮辱師長」，訓令那位編輯先生「下野」、「回裡」（這是兩件事：一面革職，一面掛牌）。同時一位職員建議停止校刊，當時即將編輯部解散。有人說教育家（？）對於激烈的份子只有這種辦法。這個？也許吧！
不過在這刊物（按：即指《南開週刊》），請放心。同學們盡可發揮個人的意見，不顧忌地陳說自己對於環境的不滿（當然，向猥褻的社會攻擊更是我們青年的精神）。只要自己能踢開利害的計算，不偽不飾地吐露內心的不快，冷靜的態度可，幽默（ｈｏｍｏｒ）的亦可，我料南開當局絕對予以贊助的。因為假使所感誠為我們這個圈內的錯誤，一手掩不住天下的人，這無須隱瞞。教育不是妓女，不應修飾外面為遊客看的；假若原來的思索在未寫以前已是錯誤，那麼，誠懇的教育家應以憐憫的態度諒解這種學生，並且希望他在刊物上發表，對症下藥，順便給我們以公開的商榷、討論和指點。
這樣一篇富於思想而又具有戰鬥精神的文字，出自一個高中二年級學生，已透露出他的才華、他的見地、他對社會的態度、他對文學崇高使命的追求。
《雜感》於序文後列出三個小題目，一是《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態度》；二是《「文憑同教育救國」》；三是《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供給和需要》）。在《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態度》一文中，他嘲諷了一位教授屈從於「洋權威「的惡劣態度。這位教授在講台上「大講其理」，說什麼「……好了，外國人有金錢有強勢，猶以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態度對待我們，我們反不自量力，不以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的態度向他們，這不是自找苦吃麼？」作者援引這個事例後指出，這種以「他們的『主人』如何，他們亦如何」的說法，貌似有理，但卻是「他們全屈服於洋權威」的荒謬邏輯。在《「文憑同教育救國」》中，他諷刺了一面學生在考試時作弊，一面校長在每次開學和畢業典禮時講著「教育救國」的現象，他以為這不過是領得一個自欺欺人的「『教育救國』的執照」罷了。《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一文也是諷刺得頗為辛辣的。此文先提出「需要多供給，少則市價漲」的一般道理，然後引出一個學生發問說：「上次北京豬仔奇貴，是不是供給少於需要的原故」。答曰：是這個道理。然後筆鋒一轉，指向一種社會現象，即「做太太確是一件難事」，有些人選「太太」，必定是「英語精通，滿身洋氣」，「要洋氣非游外國不可」，這樣大學畢業的女學生都得落選。要入選，那就得「讀洋書，做女留學生」。文章最後說：「上面是能闡明Ｓｕｐｐｌｙ（需要）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供給）的原理，當然這比買賣豬仔有趣多了。」這則雜感不能說十分深刻，但卻具有一種令人發笑的喜劇性，其中對曹錕搞的「豬仔議會」暗含譏諷。
從這篇《雜感》已可看出家寶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青年，他那血性方剛的熱烈情性已表現出來，而他的父親是不可能理解他這個兒子的。
家寶還有另外的一種精神探索。他那少年時代就萌生起來的憂鬱苦悶，那種孤獨寂寞之感，不僅早在他內心激盪著不息的情感波瀾，同時也使他在思索人生，他內心的精神生活是有著一個天地的。其內容不單是苦惱和傷感，也有對生活的思索和憧憬。他這種富於浪漫色彩的個性，使之對詩有一種特殊的追求。他在一段時間特別喜歡寫詩，並且用詩當作了他達情的工具。
他寫過《今宵酒醒何處》後，就不再寫小說了，而是寫一些小詩。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他在《庸報》副刊《玄背》第１３期上發表了《短詩二首》：林中
晚風吹雨，點點滴滴，正晴時，聞歸雁嘹唳。
眼前黃葉復自落，
遙望，
不堪攀折，
煙柳一痕低。
「菊」，「酒」，「西風」，黃黃白白與紅紅，摘取花枝共一叢。
酌酒半杯殘照裡，
——打頭簾外舞西風！
這些小詩給人以似曾相識之感，明顯地烙印著模仿舊詩詞的痕跡，又分明流露出一種淒清而憂傷的調子。它和小說《今宵酒醒何處》是相通的。他接受過古典詩詞的熏陶，也讀過不少新詩，但他寫詩，總是追求古典詩詞中的意境美。１９２８年上半年是他寫詩最多的一個時期。在這些詩作中，蕩漾著他那旺盛的詩情，或阿惋清冷，或恬淡幽靜，但它的詩境又是那麼朦朧超脫。
四月梢，我送別一個美麗的行人古城啊，古城，
這般蘊藏著悵惘，
這般鬱結著傷心。
今夜淒淋的雨打著搖曳的燈。
水瀉的泥路上行著一個落漠的行人。
我仍冒著冷雨
送你歸去，
你明晨便將無蹤無影。
古城啊，古城，
蒼苔蓋滿了頹牆，
土徑鋪潤著青茵。
今夜嗚嗚的濕風吹著淅瀝的雨，送你飛越溪畔，
又穿過荒林。
你便這般悄悄地離開這裡，明朝只有睡柳號著淒音。
古城啊，古城，
日後牆外不飛裊裊柳絮，日後樓頭不見紙鳶輕影。
這夜半
枝頭的濕花滴瀝著
淒傷的淚，
便飄飄地沾埋污泥，
又投入流水伴你長征。
明晨熹光斜照一堆，
殘頹的花，
你已無蹤無影。１
曹禺曾說，「當時我對詩的看法是不正確的，認為詩是一種超脫的、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我自己只覺得內心有一種要求，非這樣寫不可。」１這首詩，就有這種味道。你說它超脫也好，朦朧也好，但它的情調卻是阿楚而悲涼的，詩的意境也是完整的。雖然它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但曹禺作為一個詩人的氣質和才華卻閃現出來。不久，他又寫了一首長篇抒情詩《南風曲》，發表在《南開雙周》１９２８年５月第４期上。這首長詩寫得更飄逸了，好像田園牧歌一樣。他的想像力是那麼飛揚，把我們帶入一個村童的夢境之中。在晨光中，林野靜默，山巒安謐，草香迷人，綠茵酣適。南風吹來了，送來濕土的香味，山野靜悄悄，村童漸漸熟睡。「吹得睡靈兒出了軀竅，吹得睡靈兒飄飄搖搖」。於是他夢見一個柔媚美貌的洗衣少女，紛披的長髮，雪白的裸足，漫歌著抑揚的村調。村童的心靈不自主地驚喜，讚歎這少女是「這般柔媚，這般美貌」，他被迷住了。但是禪寺的鐘聲卻驚醒了他的夢境，不由得使他癡想顛狂。可是眼前只剩下「殘花」，「土岡」，伴隨著那單調的鐘聲「當當……當當」。如果說《四月梢，我送別一個美麗的行人》是在離情愁緒的不言境界中，蘊蓄著的是悵惘，鬱結著的是悲傷，而《南風曲》就更多地體現了對一種浪漫的縹緲的境界的追求，但又是一種美的嚮往的破滅和失落感。
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同時寫的另外一首詩《不久長，不久長》：
不久長，不久長，烏黑的深夜隱伏，
黑矮的精靈兒恍恍，
你忽而追逐在我身後，忽而啾啾在我身旁。
啊，爹爹，不久我將冷硬硬地睡在衰草裡喲，
我的靈兒永在
深林間和你歌唱！
不久長，不久長，
莫再談我幽咽的琴弦，莫再空擲我將盡的晨光。
從此我將踏著黃濕的
草徑躞蹀，
我要尋一室深壑暗澗
作我的墓房。
啊，我的心房是這樣抽痛喲，我的來日不久長！
不久長，不久長，
無星的夜裡，這個精靈悄悄地吹口冷氣到我的耳旁：「噓……噓……噓……來，你來，
喝，喝，……這兒樂。
——喝，喝，你們常是不定、煩忙。」
啊，此刻我的腦是這樣沉重喲，我的來日不久長！不久長，不久長，
裊裊地，他吹我到沉死的夜邦，我望安靜的靈魂們在
水晶路上走，
我見他們眼神映現出
和藹的靈光；
我望靜默的月兒吻著
不言的鬼，
清澄的光射在
慘白的面龐。
啊，是這樣的境界才使我神往喲，我的來日不久長。
不久長，不久長，
烏黑的深夜隱伏，
黑矮的精靈兒恍恍，
你忽而追逐在我身旁。
啊，爹爹，不久我將冷硬硬地睡在衰草裡喲，
我的靈兒永在
深林間和你歌唱！１
這首詩的思想情緒是相當消極而悲觀的。尋找一個深壑暗澗作為自己的墳墓，神往一個靜謐森然有著鬼魂相伴的境界，讓自己的靈兒永遠睡在衰草裡。的確，這很難令人明白，曹禺當時那麼年輕，卻為何產生這種人生「不久長」的悲歎和感傷，為何產生這樣的玄思冥想？又似乎積澱著一種人生苦悶，在尋求著解脫。儘管我們不能把作品的思想同詩人的思想等同起來，但這些思想情緒畢竟是一個存在，一個真實的存在，是從詩人心中流露出來的，總是反映著他的某些思想情緒。曹禺曾說：「我的青年時代總是有一種瞎撞的感覺」。「好像是東撞西撞，在尋求著生活的道路。人究竟應該怎樣活著？」他曾苦苦地追索著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思考著人生的課題，有時未免攪得他坐臥不安。在這些詩中正有著這種追索的苦悶印痕。苦悶，並不都是壞事，它往往蘊藏著深刻的內涵，孕育著思想的變動和飛躍，一旦從中掙脫出來，便會昇華到一個新的境界。甚至，苦悶本身就有它的潛在的價值。從藝術上來說，這些詩體現出他的美學追求，他追求詩的感情，詩的意境，追求思想情緒的詩意表現，這點，對它未來的戲劇創作倒是影響深遠的，由此，指示著通向戲劇詩人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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