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甲１２歲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很快在全國擴展開來。大概萬德尊也覺得總是把添甲關在家裡，讀那些「之乎者也」的老書，已經不合乎時代的潮流了。添甲１０歲那年，德尊就送他到坐落在天津官銀號的漢英譯學館學習過英語，讀的是《泰西三十軼事》之類的課本。添甲對新文學也很感興趣，德尊怕耽誤了添甲的前途，便和妻子商量，決定讓添甲去報考中學。添甲非常高興，他早就羨慕那些洋學生了。穿著整潔的學生服，每天到學堂去唸書，那該是多麼愜意的事。
２０年代初，天津已經有了幾所官立和私立的中學。但最出名的是南開中學，在全國都是有名氣的。於是便決定報考南開中學。添甲在讀家塾時，文科底子打得很厚實，加上他又在漢英譯學館學過英語，便考南開中學的插班生——初中二年級。他考的成績不錯，很快就接到了錄取通知書。能夠被南開中學錄取，這是很不容易的，使添甲格外興奮。他不知中學生活是個什麼樣子，還未入學就對未來的中學生活充滿了美好的憧憬。
１９２２年９月初的一天清晨，一輛亮珵珵的人力車沿著海河邊的馬路輕快地跑著，車上坐的就是添甲。不能再叫小名了，該叫學名萬家寶。海河灑滿了陽光，波光粼粼，家寶滿心歡欣。不到８點鐘便來到學校。
南開中學坐落在天津南開二馬路。當家寶跨進校門，迎面便是一座灰色的樓房，都管它叫「東樓」。他走進東樓，便為過道左側的一面大穿衣鏡吸引住了。鏡子上端有一副橫匾，上邊刻著：「面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這時，他趕緊對著鏡子，看看自己的臉，順手把頭髮也梳理了一下，又從頭到腳把衣服整理了一遍，紐扣也順次檢查過了。他在家裡是從來不管這些小事的，他隨便慣了。夏天，他經常光著上身，他怕熱，家裡人總說，「添甲，穿上件衣服吧！光身子多不體面」。他才不管這些呢！但剛進學校門，就看到這些規定，他就不敢稍怠了。緊接著又讀下去：「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忽怠」，「顏色宜和，宜靜，宜莊」。讀過這些鏡箴，他隱約感到學校和家裡是兩樣了，這裡規矩太多了。
隆重的開學典禮開始了。高亢整齊的歌聲，莊嚴的軍樂奏過之後，禮堂裡鴉雀無聲。司儀宣佈：由校長張伯苓先生致辭。只見張校長向講台走來，高大的身軀，挺著腰板，步伐矯健，氣宇軒昂，給人以不苟言笑的嚴肅之感。陡然間，禮堂裡響起熱烈而持久的掌聲。這位校長操著滿口的天津腔調，聲音宏亮，講話時揮動著手臂，顯得果斷有力，充滿信心。據說，每個學年的開學典禮上，張伯苓校長都要重複他辦學的信條，對那些高年級同學來說，那些信條都能背誦如流了。儘管如此，學生們仍對他佩服得很，愛聽校長的訓話。家寶對校長的講話沒有全聽進去，他時常是這樣的，不能全神貫注地聽完別人的講話，聽著聽著就開小差了，想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但張校長的講話，有些他還是聽進去了，特別是講到「公允公能」的校訓。張伯苓校長說：「公允公能者，即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服務之能力。」後來，家寶經常聽校長講，就記在心裡了。
南開中學是同張伯苓的名字聯結在一起的。
張伯苓（１８９６—１９５１），名壽春，天津人。他的青少年時代，正是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代。１８９１年，他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夢想習武救國。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海軍被日本海軍打得慘敗，幾乎全軍覆沒。清廷喪權辱國，訂下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使張伯苓大為震驚。他覺得習武救國之路行不通。於是，他接受了資產階級維新派辦學以「開民智」的主張，以為國家「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材」。他憤然脫離海軍，棄武而從事教育。在天津名紳嚴范孫的家塾中教西學。嚴范孫對西學新知識懷有濃厚興趣，他的「教育救國」思想十分強烈。他在天津有著很高的聲望，而且也有雄厚的資產。這樣，嚴范孫就從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張伯苓辦學。張伯苓興學的目的比較明確，就是謀求國家獨立，免除列強侵擾，使國家富強昌盛。他不止一次說：「我們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們中國現代化，俾我中華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適當的地位。」在嚴范孫的家館中，他教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把現代自然科學引進私塾之中，其本身就衝破了封建窠臼。在課程上，已具備中學的雛形。１９０４年，他與嚴范孫赴日本考察教育，參觀日本各類學校。他們對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大興教育之事實甚為感動，回國後創立敬業中學堂，即南開中學的前身，全盤傚法日本。博物、法制、歷史、經濟等課本，甚至學校的教學儀器標本均由日本引進。他還邀請日本速成師範生數人來校任教。當時，社會上的保守勢力對他竭盡攻擊之能事。但是，張伯苓沒有屈服。１９１７年，他又遠渡重洋，到美國哥侖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並實地考察美國教育情況。回國後又進一步推行美式教育，教員除聘請美國人外，多用美國留學生；教材除國文、中國歷史外，又一律採用美國中學和大學的原文課本。實行積點（分）制和選科制。圖書、試驗儀器也無不從美國引進。
張伯苓辦學有一個探索過程，開始照搬日美教育，後又逐漸結合中國國情。從２０年代以後，他深切感到，教育不振興固然為中國之病態，而教育不聯繫中國國情尤為中國教育之大病，從而提出智德體之育不可偏廢，以及「公允公能」之校訓。這都是在實踐中逐步摸索出來的，逐漸形成南開中學的教育傳統和特色。家寶進入南開中學時，學校已經有了一套課堂教學和課外教育活動相結合的體制，有了一支相當強的教師隊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學生活秩序，充滿活力和生機。
家寶一進入學校，就投入緊張的學習生活之中。南開中學以教學嚴謹認真著稱，基礎課都是聘請最好的老師擔任，考試制度嚴格，倘遇學生作弊，當場抓卷，當天掛牌處分，決不姑息。期末考試兩門不及格者，一律留級。家寶在這種緊張的嚴格的教學秩序中，經受著磨煉。使家寶感到安慰的，是學校還安排了豐富多彩的課外教育活動，經常請許多專家、學者來作學術報告。他還記得梁啟超曾來南中講學，題目是《情聖杜甫》。雖然沒有完全聽懂，但卻開闊了視野，得以親自看到這位大學者的風采。曹禺說：「記得那年，我才１３歲，學校辦暑期補習班，聽過梁啟超的講演，題目是《情聖杜甫》。梁啟超頭光光的，講起來鏗鏗鏘鏘，很有興味，我就是聽了他講杜甫而受到啟發去讀杜詩的。」１張伯苓特別重視因材施教，對優秀生給予特殊培養和照顧，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注意培養尖子。像周恩來同志在南開中學讀書時，張伯苓發現周恩來是個天才，在經濟上給予扶助，而且常請他到自己家裡吃飯談話，予以關照。他常說，對優秀生「特別優長之門類設法使之盡量發展」。
在這樣的濃郁的學習氣氛中，家寶本來就是個讀書迷，如今是更為發憤了。他的老同學都說，家寶是典型的書獃子，總是看到他在那裡看書，在教室，在圖書館，在路上碰到他，他也都在看書。他成績不錯，但不是那種全優的學生，他攝取知識帶有他的自主性。
張伯苓竭力倡導學生的課外活動，他常說，學生「不單是要從書本上得到學問，並且還要有課外活動，從這裡得來的知識學問，比書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導下，南開中學的社團如雨後春筍。如敬業樂群會，美術研究會，攝影研究會，文學會，京劇社，新劇團，校風出版社，武術社等。學校不但給安排活動場地，補貼活動經費，還派教師職員參加指導。如由學生主辦的《南開雙周》等刊物，都是學校出錢印刷。攝影研究會，由校方準備暗室，讓學生使用。京劇社有樂器、服裝。至於體育活動開展得更是活躍，有各種球場，冬季還設滑冰場。張伯苓喜歡籃球，南開中學的籃球運動很普及，而且水平較高，每班都有籃球隊。就是在家寶讀書期間，湧現了由唐寶坤、魏蓬雲、劉健常、王錫成、李國琛號稱「南開五虎」組成的籃球隊，戰績輝煌，名震全國，成為南開校史上的光榮一頁。
這種課外活動，形成一種校風，造成一個沒有課堂的課程，使學生的興趣和愛好得以培養和發展。與其說是課堂教學奠定了曹禺未來成才的基石，不如說是南開的生動活潑的課外活動啟迪了他的才智，把他的潛在的才能發現出來，調動起來了。
家寶進入初中三年級了。
經過一年多的中學生活，他已經適應了這種緊張而富有朝氣的環境，學習的勁頭越來越足了。但，他卻在１９２３年的冬天生病了。
家寶小時候沒有種過牛痘，傳染上了天花病毒。最初，只是發燒，家裡人以為是傷風感冒了，等到進入發疹期，才知道是生疹子，這使德尊和繼母著急了。他們把家寶從一樓搬到二樓小客廳來住。
小客廳臨街的窗子格外明亮，在靠牆的地方放著床，免得家寶受風。父母的住房就在小客廳的對面，而旁邊就是女僕住的地方。這樣，德尊和繼母可以隨時進來照看，招呼女僕也很方便。家寶病了，一家人都忙得團團轉。特別是德尊，他成天提心吊膽，繼母也總是守護在身邊。
持續地發燒，病癒之後，家寶的身體十分虛弱。德尊和繼母斷然決定休學，等暑假過後再重新讀初中三年級。
在家裡養病期間，他也不會靜靜地躺在床上，總是找些書來看。這時，他對新文學作品的閱讀興趣越來越濃厚了。他看《少年》雜誌，也看父親訂閱的《東方雜誌》，還有《語絲》和《創造》。
１９２４年的秋天，家寶復學了，原來同班的同學都升到高中一年級。他又結識了許多新的同班同學，其中有章方敘（靳以），兩人成為要好的夥伴。他們都喜歡文學。靳以的忠厚，特別引起家寶的好感。
家寶對語文和外語課是很上心的。南開中學的教學是不偏科，重視基礎訓練。語文和外語課要求也很嚴格，老師經常佈置課外閱讀書目，還規定寫讀書報告，並由老師檢查記分。有時，還組織語文競賽。這樣，學生練筆的機會很多，家寶的作業經常得到老師的好評。語文課是按文學史的發展順序來講的，從《詩經》講起，楚辭、漢賦、唐詩、宋詞，這樣依次講下來。每講一個單元，就要寫一篇文章。家寶未入南中之前，根底就不錯，加上這樣系統的講解和閱讀，就使他的語文水平提高很快。他寫的作文、讀書報告，不僅頗有文采，而且文思獨特，綻露才華。
可以說，這時他的興趣已完全轉到新文學上來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一大批文學刊物湧現出來，一大批新文學作家登上文壇。從家寶對新文學發生興趣，就承受著五四新文學的雨露滋潤，在五四新文學的浪潮中經受洗禮。他曾說：我１３歲就讀了魯迅的《吶喊》。我正因病休學，一度住在北京，正趕上《吶喊》問世。記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學生替我買的，價錢很貴，紅皮面，黑字，毛邊，現在印象還很深。我很愛讀，有的能讀懂，有的就不理解了。《狂人日記》當時沒有讀懂，《孔乙己》、《社戲》、《故鄉》、《祝福》就給我以深深的感染。還讓我聯想起段媽講的故事，《祝福》中砍門檻的細節還記得。讀《阿Ｑ正傳》覺得寫得很好玩，覺得其中有些什麼，但琢磨不透。《藥》中的人血饅頭也沒有弄明白，但《吶喊》卻讓我更同情勞動人民。１《語絲》、《創造》、《小說月報》那是必看的。《語絲》每期到來，就搶先去買。而給精神以強烈震撼的卻是《女神》。家寶為那種狂飆突進的精神和火山爆發式的情感所懾服了，他說：「我被震動了。《鳳凰涅槃》彷彿把我從迷濛中喚醒一般。我強烈地感覺到，活著要進步，要更新，要奮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２的確，正是翩翩少年、血氣方剛的時刻，新文學作品中所躍動著的時代潮汐，激揚著對現實人生的強烈愛憎，自然，會像火種一樣點燃著他心中的熱情之火。家寶愛這些新文學作品，遠遠勝過外國文學和古典文學作品。他曾這樣說，易卜生的作品「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像讀五四時期作家的作品一樣的喜愛，大約因為國情不同，時代也不一樣吧。甚至於像讀了《官場現形記》一類清末譴責小說，都使我的血沸騰起來，要和舊勢力拚殺一下，但易卜生卻不能那樣激動我」！３顯然，他為新文學作品迷住了，他沉浸在其中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他加入了南開中學的文學會，並成為這個學生文學團體所設圖書館的職員。他很願意擔任這個差使，因為，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愛讀的新文學作品。文學會曾編輯出版了《文學》半月刊，後改為《文學旬刊》，可惜，這些刊物已很難找到了。
由於對新文學的愛好，那種不可抑制的創作慾望鼓動著他，使他躍躍欲試。幾個要好的同學聚在一起，縱談讀新文學作品的感受，在一起爭論著、探索著。而他們更想有自己的刊物，來發表他們自己的作品。就在１９２６年，家寶才１６歲，不過是高中一年級學生，和幾個同學終於辦起了一個文學副刊。
一個叫王希仁的同學，和當時《庸報》的編輯姜公偉很熟悉。當時，天津文壇不甚活躍，姜公偉也很想把文學副刊搞起來，一聽說南開中學有六七位同學這樣愛好文學，便答應為他們開闢一個園地。這消息傳來，使家寶興奮異常。他們在一起商討副刊的出版編輯計劃。但是，該給它起個什麼名字呢？於是便有人提議，把字典找來，隨手翻出的兩個字就作為刊物的名稱。翻出的第一個字是「玄」，第二個字是「背」，於是便起名曰《玄背》。曹禺回憶說：「《玄背》，是臨時隨便翻字典起的名。先查到一個『玄』字，就要它了，『玄而又玄』。又翻到一個『背』字，這就叫『背道而馳』，『反其道而行』。可見，那時的思想情緒是很苦悶的。」１在他們的緊張籌備下，第一期稿子很快準備出來，於１９２６年９月正式出版，每週一期。當他們看到自己親自編輯寫作的副刊變成鉛字出版發行後，真是個個歡欣鼓舞，家寶也感到一種試練的由衷喜悅。
說起《玄背》的創刊，其原因自然是出於對新文學的共同愛好。但還有一條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這幾個少年夥伴，對郁達夫都十分崇拜。《沉淪》的出版曾引起文壇的強烈反響。這部小說集以它的大膽的取材和描寫，頗激動了當時許多青年人的心。郭沫若就說過：「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裡面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１家寶也迷上了這部小說。達夫小說中那種悲憤難抒的傷感調子，那種抒發自我感情的大膽赤裸的直率態度，頗能引起家寶的共鳴。曹禺說：說來也奇怪，我還曾迷過郁達夫，受到他的影響，我特別喜歡他的《春風沉醉的晚上》。我曾寫過一篇小說，叫《今宵酒醒何處》，就是受了郁達夫的影響才寫出來的。２我記得這篇小說是受一個漂亮的女護土的觸動而作。大約是一次坐船時，見到了這個姑娘，長得很漂亮，又加上郁達夫小說的影響，就寫了這篇東西。３《今宵酒醒何處》，刊登在１９２６年９月出版的《玄背》第６期上，到第１０期載完，署名曹禺。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萬家寶用這個筆名發表作品。為什麼叫曹禺呢？繁體字的萬，寫成「萬」，拆開便是「艹」和「禺」，由「艹」諧音成曹。曹禺的筆名就是這樣來的。
這篇小說的故事是這樣的：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愛了，正當他們愛情甚篤的時候，卻出現了波折。梅璇的叔父從中作梗，不同意她和夏震相愛。梅璇的叔父之所以持反對態度，是因為一個名叫野村三郎的日本貴族青年看上了梅璇，便要把梅璇從夏震那裡奪過來。他仗著他的父親是日本顯赫的貴族的權勢，對梅璇的叔父施加影響。梅璇的叔父是個勢利小人，為了巴結野村三郎，懾於權勢，便聽信了野村的挑撥，也不顧野村三郎是個有婦之夫，便執意要梅璇嫁給野村，逼著梅璇同夏震斷絕來往。在這種高壓之下，梅璇被迫同夏震分手。但梅璇並非真的和野村要好，實際上是先應付一下，作為權宜之計。可是，夏震卻以為梅璇變心了，背棄了他們的愛情盟誓，從而陷入無限的痛苦之中。為了消愁排悶，便到妓院裡去廝混，飲酒縱樂，頹廢傷感之情無以復加。這種內心的苦悶和悲傷在寫給他的好友文偉的信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在信中說：「我的心身日益蕭索，長日昏噩地飲酒淒悶，到蕩婦窩裡胡鬧也是淒悶，終是覺得空虛落寞，不知怎樣是好。」他還要寫下一首詩，詛咒「人類本是殘酷無知蠢物」，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說的結尾，是在文偉的暗中幫助和安排下，當夏震乘船回到Ｂ地時，梅璇又突然出現在船上。他們終於解除了誤會，傾訴著分離之苦情。照說，在這喜重逢中，應該使夏震感到高興，但是，這並不能使他的心靈創傷得以癒合，相反，卻更加心境漠然，於是便脫口說出柳永的詞句：「多情自古傷別離，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說著眼淚黯然墜落下來，仍然充滿了淒楚傷感的調子。
這篇小說給人以似曾相識之感。只要讀過郁達夫的小說，讀過創造社一些作家的小說，就會更加增強這種印象。這篇小說雖不能判定是曹禺的處女作，但的確體現了他最初的美學追求。他喜歡那種感傷浪漫主義的情調，他對此有一種熱烈的嚮往。一個作家早期的美學追求和傾向，並不一定在他後來的創作中原封不動地保持下來，但卻可能成為他未來創作美學傾向的基因。據曹禺自己說，他寫《今宵酒醒何處》，是借柳永的詞來抒發他的感情。這篇小說的技巧並不高明，有著明顯的模仿印痕。但是，這篇小說對抒情性的追求，對感傷詩意的執著追求，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對郁達夫作品的傾慕，也並非他故作多情，當時，他只有１６歲，但他自幼因失去生母而產生的憂鬱和苦悶，以及家庭環境造成他內心的孤獨和寂寞，這種情形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達夫，接近郁達夫那種感傷浪漫的調子。這點，對我們理解他後來的作品是會有所裨益的。《玄背》的同人都崇拜郁達夫。《玄背》創刊不久，他們便把《玄背》寄給郁達夫，並寫信給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導。當時，正在廣州的郁達夫，接到《玄背》同人的信，很快便覆信了。曹禺回憶說，當他們收到這封回信時，心情是十分興奮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以為郁達夫的來信，對他這樣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來說是太重要了，在他心目中，郁達夫是大作家，能給他們來信，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這對他的創作道路無疑是起了重要影響的。他們是那麼興奮，決定把郁達夫的信發表在《玄背》上。
郁達夫的信是這樣寫的：玄背社諸君：
記得今年的四五月裡，你們忽而寄來了幾張刊物，題名《玄背》。我當時讀了，就感到一陣清新的感覺。舉例來說，就譬如當首夏困人的午後，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時候，忽而吃一個未熟的青梅樣子。這時候我的身體不好，雖則說是在廣州廣東大學教書，然而實際上一禮拜只上三點鐘課，其餘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橫躺著養病。因此，從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別人辦了。第一，那個《創造》月刊，在那時交給了仿吾。一兩個月之後，接到北京的信，說我的寵兒病了。匆匆趕到北京，他的小生命，早已成了泥土。暑假三個月，優處北京，只和我的女人，在悲哀裡度日，旁的事情，一點也沒有干。
這一回到廣州，是在陽曆的１０月底，未到之前，先有一大堆書件報紙，在廣大宿舍裡候我了。打開來看，中間也有你們的《玄背》（系和《庸報》一道寄給我的），接著又見了你們的信。讀了你們的信，才想起當時想和你們交換廣告的事情來。這事情實在是我的疏忽。當時交原稿（《創造》第三期）給仿吾時，沒有提出來說個明白，所以變成了欺騙你們的樣子。現在《創造》月刊，又歸我編了。在第六期的後面，當然可以把《玄背》介紹給大家。雖然介紹的方式，還不能預先告訴你們。但是在過去三四個月裡，卻使你們太失望了，這一點是我的疏漏，請你們恕我。現在上海北京，有許多同《玄背》一樣的刊物問世，它們的同人，都是新進很有勇氣的作者。可是有一點，卻是容易使人感到不快的，就是這一種刊物的通病，狂犬似的沒有理由的亂罵。罵人，本來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現在的中國。
我的朋友成訪吾也喜歡罵人，可是他罵的時候，態度卻很光明磊落，而對於所罵的事實，言語也有分寸。第一，他罵的時候，動機是在望被罵者的改善，並非是在尖酸刻薄的挖苦，或故意在破壞被罵者的名譽。第二，他罵的，都是關於藝術和思想的根本大問題，決不是在報睚眥之仇，或尋一時之快。
你們的小刊物上，也有幾處罵人的地方，我覺得態度都和仿吾的罵人一樣，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這一點就是在頭上說過，《玄背》使我感到清新的一個最大原因。以後我還希望你們能夠持續這一種正大的態度，對惡勢力，應該加以十足的攻擊，而對於不甚十分重要的個人私事，或與己輩雖有歧異而志趣相同的同志，斷不可痛詆惡罵，致染中國「文人相輕」的惡習。現在交通不便，政局混沌，這一封信，不知道要什麼時候能夠寄到天津，並且收信到日，更不知你們的《玄背》，是否在依舊出版。總之，我希望你們同志諸君，也能夠不屈不撓地奮鬥，能夠繼續作進一步打倒惡勢力、阻止開倒車的功夫。
達夫寄自廣州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夜１家寶和少年夥伴一起創辦《玄背》，也並非把文學視為兒戲，他們自稱是「不受天命」的青年，他們感到週遭一切惡勢力的壓迫，既沒有十足的權威「來發一道命令去禁止它們的侵襲，又不能像屠夫刀下的羔羊似的戰慄著講『服從』的大道理，只得幾個人結合起來，硬著頭皮去碰惡勢力的鐵釘子，碰死了也是一個勇敢的死鬼，碰不死就拼上了這條不值錢的命還是跟它碰，早晚總有一個勝負的日子。」２由此可看見這些年輕人對惡勢力進行勇敢抗爭的心情。當然，也有家寶在內。而郁達夫的信，無疑給了家寶以及他的同伴以信心和力量。那些對《玄背》給予積極評價的話，一再稱之為「清新」的印象，也給家寶等以安慰，激起他們要「像郁達夫先生希望那樣，『不屈不撓』的干去」。３我們不曾查到《玄背》中是否還有曹禺寫的「罵人」的文章，但郁達夫那種鼓勵他們對惡勢力「應該加以十足攻擊」的話，是對曹禺有影響的。這點，從曹禺稍後些寫的《雜感》中可以看出來，也可以從他的未來的劇作中看出來。
曹禺未曾和郁達夫見過面，但曹禺始終敬仰著郁達夫先生。而郁達夫雖未曾想到曹禺就是當年他曾關懷過的《玄背》中的一員，卻對《雷雨》、《日出》和《原野》給予很真切的評價。在抗戰期間，他在《星島日報》副刊上曾發表過《看了〈雷雨〉的上演之後》和《〈原野〉的演出》，１似乎他對《原野》有著特殊興趣，他認為《原野》是「帶有象徵意義的問題劇」。「只有把象徵具體化出來以後，明確提出一個問題，指示我們一條道路，一定要有這樣的劇本，才有深刻的印象，使永銘在讀者和觀眾的心頭。照此說法來看，則《原野》就有它特有的價值了，其價值自然遠在《雷雨》、《日出》的兩劇之上。」２由此，也可見郁達夫和曹禺之間的神交。這種精神上的聯繫，明白地告訴我們，曹禺是在「五四」新文學的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第二代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都成為他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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