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你的歌，我的歌
你也想開酒吧嗎
5年前坐在小飯館裡和朋友聊天，有一半人說想開小飯館，並聲稱那就是他們的理想；現在我再問他們，幾乎口徑一致地改成了開酒吧，一般都會說：「如果我有錢就開一個酒吧。」
5年前北京的酒吧還寥寥無幾，在三里屯只有「茜茜」、「棒棒」、「馬佳利」、「太陽」和「藍夢」，這主要為在京的外國人而設，而且路數略近於卡拉OK，有的由於存在伴酒女郎而被查封。「萬龍」大概是出現的第一個「清吧」，隨之有「墨西哥」和「電腦洗車」吧。北京的酒吧真正大發展是在去年，好像某天清晨上帝從空中扔下了一隻空酒瓶，到晚上落地時它便碎成了無數個酒吧。僅三里屯北街就密密麻麻二十餘個酒吧，另一個密集地在海澱高校區，比如環著北大校園就有五六個。雖然今天許多人對酒吧仍然不會問津，但已有不少人被稱為「吧蟲」。一位朋友勸我晚點寫這篇文章，她有個朋友要從廣州過來，如果陪一陪她會對我的文章大有裨益，這是因為「她在北京的晚上除了酒吧不知道還有什麼地方可玩」。
你的歌，我的歌
在美國，如果你和朋友去泡吧，他可能會先問你：「想聽什麼？」然後你們便去專門演奏或播放這種音樂的酒吧。尤其在東部城市，許多酒吧是以其音樂來區分的，搖滾、爵士樂、布魯斯、鄉村音樂等應有盡有，甚至區分得更細，顧客也多沉迷其中，非常投入。歐洲許多酒吧要隨便得多，可能在臨街的屋子前搭一個涼棚就是，大家可以聊天，看街景，品酒，自自在在，人情味頗濃。
北京的酒吧區分並不精細，但稍一注意，其風格還是涇渭分明。像三里屯北街數十家酒吧多數為清吧，確切說是聊天吧，這裡音樂比較隨便，多從CD碟上流出來，音量較小，客人不受打擾，只是聊天。這裡離使館最近，充足的客源使有些老闆可以不注重裝飾風格，不太統一的繪畫盡可以掛在同一面牆上，而一瓶龍徽干紅也盡可賣到160元（商場價50元，一般酒吧在100元以內）。與此對照的是南三里屯東大橋斜街，這裡「明達」、「Cafe Cafe」等幾個酒吧都比較出名。如果我們去北街，往往是隨便撿一家看起來不錯、人又不多不少的酒吧。而到這邊，在來之前差不多已經決定到哪一家了。鄉謠酒吧的英文名字是Nashville，本是美國田納西州的首府，是一個鄉村音樂薈萃的地方。該酒吧一以貫之地播放或請歌手翻唱美國五六十年代的鄉村歌曲，這些對中國人來說多少比較新鮮，而對美國人來說卻是老得很少能聽到的音樂，故而也就吸引了大量顧客。小霸王過街橋邊的CD酒吧，經營者是從前棒棒酒吧的老闆，他喜歡說：「當年最先開酒吧的人堅持到現在的也就是我，現在酒吧雖然那麼多，我同樣不怵，因為我音樂好。」著名樂手劉元每週在這裡演出兩次，國際上的爵士樂大師彼特森也曾到這裡演出，近200平方米的地方擠滿了人。
位於白石橋105路車總站的民謠酒吧也許更受中國人青睞，因為起初的經營者栗正本人是一名歌手，他的酒吧每天都有歌手與樂隊助興，人們可以聽到自己所熟悉的任何一首中國歌，從崔健、「黑豹」、田震直至港台歌手的歌曲。當然你可以聽到歌手自己的歌，那些也許有一天會紅遍大街、也許就此銷聲匿跡的歌。
酒吧風格往往是由經營者的個性決定的，他們有的是歌手，有的是畫家，有的是文人，因此，酒吧中看似不經意的一個小玩意兒可能是老闆煞費苦心的結果，可能包含著一個故事。有的則是去做文化消費的老闆，像鄉謠酒吧所屬的國風企業，還經營著明慧茶苑、國林風書店等場所。當代商城後面的大西俱樂部則乾脆請畫家經營他們的酒吧和迪廳。這裡的種種裝設在白天一掃而空，不留痕跡，恢復成海澱青少年科技館；而牆上的長黑板卻為晚上的酒吧平添了一絲幽默。
暗香浮動月黃昏
有些人吃沒吃過的東西，有些人玩沒玩過的東西，有些人要感受沒感受過的氣氛。無論什麼樣的酒吧，燈光不會像麥當勞那樣亮，菜單不會像小飯館那樣繁雜，人們不會像在迪廳、溜冰場那樣「手忙腳亂」。你面前是三杯兩盞淡酒，一碟半碗小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感受。
酒吧最明顯的特點是「人氣充溢」。在酒吧的氛圍裡，你可以對周圍的一切視而不見。昏暗的燈光，明滅的身影，微曛的酒意，會使人們不自覺地放鬆自己。你可以點評人事，可以感慨生活，胡謅亂侃，完全可以放心地說出心裡話。因為，這時每個人像是有彈性的圓圈，彼此碰一碰，深入一下，卻又彈開去——你的話別人聽見了，同時又忘記了——沒有人會特別注意你，有個朋友說，每逢心情不好，他便會獨自去泡吧；一個人關在家裡有點像自虐，而成群結伙不能解決任何心病，只有坐到吧台前可以得到心理上的平靜。看著周圍那些有心無意、或喜或悲的同類，即使沉默也是一種交流，這使他感覺像坐在午夜的一艘大船上。
很多人希望保持自己的個人空間，他們不願在家裡會客，便相約到一問酒吧。這裡不會像在別人家中有拘束之感，它的環境是輕鬆而寬容的，屬於你的空間可大可小。
文化，還是時尚
酒吧是與城市相伴而生的，在工業文明初創之時，勞累了一天的廠礦工人在這裡坐了下來，喝酒、聊天、發牢騷，肆無忌憚地咀嚼著時間，最後回家沉沉睡去。他們在這裡獲得了肉體與精神的雙重解脫，而精神上的解脫與其說來源於發洩，勿寧說來源於彼此之間的認同。這種認同感給這些貧苦人的傷口塗上了一層油膏，在肯定他們存在價值的同時，也增強了他們之間的團體意識。在這個層面上，酒吧實在是機器工業的輔助性設施，是一種調劑物。當今信息社會賦予人類更大的自由，許多人可以坐在家裡與整個世界通話，他們期盼擁有更廣闊。更個人化的自然空間，而酒吧的含義實際上正在世界範圍內被改造。
遲到的酒吧在中國被賦予更多的文化氣息。有人喜歡酒吧裡的美國鄉村音樂，喜歡厚實笨重的木頭傢具，牆上古舊的馬燈、輪胎等等裝飾物，並認為它們充滿了懷舊的氣氛。而事實上這種懷舊在很大程度是懷西方之舊，抑或西方之懷舊：爵士樂、布魯斯、鄉村音樂或者說唱樂——人們坐在酒吧裡感受一下西方的大眾文化（無論是今天、昨天還是前天的），未嘗不是一件樂事，而京劇臉譜和西河大鼓似乎不可能來到酒吧。至於在「老插」、「黑土地」（北京的特色酒館）這樣的地方，對著領袖像，甚至坐在大土炕上來喝啤酒，不能不說又有另外一種味道。
實際上酒吧和中國過去的茶館有著天然的對應關係。說得輕鬆一些，兩者皆可聊、可飲、可聽、可看，是最悠閒的場所，是交流——感受人氣的地方。說得重一些，是造物主為城市休閒族提供的那樣一個地方，如魯迅所說：「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給人間，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魯迅的話像匕首，但不可能也沒必要一定去戳痛城市中的芸芸眾生。
如果老捨的《茶館》有第四幕、第五幕的話，第四幕也許應是空場，因為政治極左時代沒有為人們提供這樣的空間；而第五幕也許總是一間熱鬧的酒吧出現，老掌櫃的孫子正同時和幾位客人說話，又扭頭讓侍者去換煙灰缸。酒吧取代從前的茶館，大概是因為酒比茶更能醉人，電吉他比二胡更符合當代中國城市生活的節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若即若離。而且茶館開在大白天，像老人的白日夢；酒吧則開在晚9點到凌晨2點，更像年輕人的深夜迷夢。
酒吧和茶館，說到底都是喝一杯的地方，所以今天的酒吧老闆多多少少要揣摩顧客的心思，以使他們感覺更親切、更自然。R＆B（Rhythm＆Blues節奏布魯斯）酒吧的老闆在美國的餐飲行業中長大，他說：「我通幾國話，我年輕、懂音樂，還有餐飲業的經營經驗，這些使我可以和各種客人交流。如果酒吧裡人太少了，那你就和我聊天吧。」鄉謠酒吧希望客人和他們一起來搞好這個「家」。他們播放的許多CD碟都是客人贈送的，而他們適時地贈給客人印有自家酒吧標誌的T恤衫，他們還收集各種雪茄煙煙標用來展覽，這些小東西客人當然也非常願意提供。
目前北京酒吧的顧客主要可分為三種：外國人、演藝圈和收入較高的年輕人。但是，外國人即使連三里屯北街的酒吧也坐不滿，加上後兩者恐怕依然坐不滿京城幾百個酒吧0一方面，一扎啤酒15－20元，對於月薪不足2000元的人來說，再輕鬆的環境也很難輕鬆；另一方面，許多「白領」表示更喜歡幽靜的酒廊和咖啡屋，喜歡獨自去游泳，開車郊遊，他們貶斥不少酒吧過分喧鬧的環境。
實際上，說到底，酒吧只是人們追求輕鬆生活的一種選擇。現代人的選擇有多種多樣，酒吧已不再是一種時尚，它只不過是一種「去處」。只希望今後這樣的「去處」越來越多，越來越豐富。
記錄世紀末的面孔
按時尚的說法，貝納通（Benetton）算得上當今最「酷」的品牌。這不僅因為這個60年代以羊毛衫起家的意大利品牌只用純天然原料——阿根廷的美利努羊羊毛加美國德州的棉花，染色技術高超以「全顏色』咱詡。當然也不僅是它和一級方程式賽車的密切關係——貝納通集團總裁盧契亞諾·貝納通先生（Luciano Benetton）習慣每年親臨「西班牙大獎賽」賽場，和他的貝納通車隊（Benetton Formulal）以及旗下英雄——賽車手「舒馬赫們」合個影。貝納通又以「Formulal」推出二線品牌。貝納通的奇跡來自它的廣告，確切地說是它和奧利維耶羅·托斯卡尼（oliviero Toscani）——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時裝攝影家共同締造的廣告運動。
貝納通廣告已超出人們對服裝廣告的「期待模式」，因而成為「有爭議的廣告」的代名詞，在世界各地，要麼獲大獎，要麼遭封殺。
這也是我——一個新聞記者對它特別關注的原因。我試圖以自己的理解對這個「賣編織衫」，同時又關注社會問題的品牌表示敬意。
貝納通的「全色彩」，包括我們的膚色嗎
1966年至1983年，貝納通是少數做「廣告運動」的服裝生產商，但其廣告僅限於意大利和法國。廣告的主旨是產品定向型的——主要展示產品。直至1984年，42歲的意大利時裝攝影家托斯卡尼來到貝納通公司，才改變了貝納通廣告，或者可以說是改變了整個服裝行業廣告的面貌。
那一年，貝納通的廣告主題是「世界的全部色彩」（All the colors of theworld）。廣告上，不同種族的孩子在一起開心地笑著。這場廣告運動在14個國家展開，「口號」被譯成各種文字。法國廣告雜誌《Straegie》授予貝納通廣告大獎。
1985年，「全色彩的貝納通（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這一口號誕生。它成了貝納通公司的新商標，並且，這一口號在此後的若於年反覆成為貝納通廣告的主題。
貝納通新的傳播策略是引起全球性的關注。所以，「貝納通運動」的象徵是「全球性」：不同種族的青年和兒童和諧相處的形象成為其廣告最基本的概念。貝納通在各個國家使用的廣告是相同的。貝納通融合了全世界的色彩，包括我們的膚色——這一理念和全球統一的形象得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們的認可，並且促進了人們對貝納通產品的認同。
隨著「運動」的發展，國旗等國家象徵加進了貝納通廣告，甚至特意選擇對立國家的旗幟放到同一張照片中，用以強調其獨特的「國際口味」：德國和以色列，希臘和土耳其，阿根廷和英國，美國和蘇聯，美國和中國，美國和越南……沒有冷戰、敵意，只有歡笑的青年形象，它似乎在呼喚世界的和平，呼籲坐下來一起談判。
貝納通的「理想色彩」毀譽參半：那幅美國和蘇聯「擁抱在一起」的廣告在美國受到批評並遭禁，但它卻在歐洲受到稱讚，特別是在法國，它獲得了兩項大獎（Pubicite Press雜誌和Communication Publictare）。11萬法郎的獎金又用於貝納通的廣告活動。
盧契亞諾·貝納通對合作夥伴托斯卡尼的創意十分滿意，他說：「我第一次見到廣告牌時，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在我的廣告中充滿了幸福。還有誰能創造出如此合作性的形象來符合貝納通的形象呢？」
穿著印有美國星條旗和蘇聯紅旗的服裝，並正在接吻的兩個黑人小孩後來成了20世紀80年代貝納通的標誌。
黑色與白色，絕沒有真正的平等
自1986年起，貝納通廣告在選擇模特時更強調種族特徵，還用母語書寫她們的名字，讓那些穿貝納通服裝的模特「像穿著自己民族的服裝」。
貝納通廣告讓一個年輕的猶太人擁抱一個年輕的阿拉伯人，並「異想天開」地讓金錢從他倆手中的地球中流出來。巴黎的猶太社區因把猶太人同金錢聯繫起來的「負面因素」，為此提出了抗議。但這幅廣告又獲了獎。
一些年輕人對貝納通廣告的熱情似乎把世界都顛倒了，信件雪片般從美國新墨西哥阿曼德·哈默世界聯合學院（Armand Hammer United Word College）的大學生手中傳來。這所學校接收所有種族和國家的學生。貝納通廣告則以提供T恤和一台學校時裝表演致謝。這所大學的創始人哈默先生更是對貝納通給予首肯，他將1989年慶祝其90歲華誕的晚會和第五屆畢業典禮放在一起，並邀請貝納通先生出席。盧契亞諾·貝納通第一次和這位石油大王坐在了一起，而哈默先生是在冷戰時代同時能贏得華盛頓和莫斯科尊敬的人。這次會晤推動了貝納通在莫斯科建店的進程。
1988年春夏的廣告主題是「聯合超級明星（United Superstars）」，又一次「異想天開」地把裝扮成亞當、夏娃、哥倫布、瑪麗蓮·夢露的少年兒童放在一起。貝納通試圖把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交融。「夏娃」的胸部因敞開的牛仔服而「曝了光」，因此激怒了美國的清教徒。但這張照片又在荷蘭獲了獎。
該品牌童裝廣告主題「貝納通的聯合友誼」，也在意大利工業者協會組織的比賽中獲獎。
貝納通在致力於「種族和諧論」的過程中，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有不可逾越的「文化鴻溝」。
1991年春夏，貝納通使用了三個孩子伸出舌頭的廣告形象，本意是：儘管我們膚色不同，舌頭的顏色卻是相同的。此廣告在英、美、德獲獎，但卻受到穆斯林國家的譴責而被撤消，因為在那些國家，暴露人的內部器官舌頭被認為是色情的。特殊國家「難以預料」的文化要求，常使「全球統一化」的貝納通陷入尷尬。
宗教的禁忌更是無法逾越。同年秋冬，廣告中，貝納通推出教父吻一個修女的廣告（「上帝之吻」）。這在那些宗教力量不十分強大的國家得到很好的理解——愛能超越所有傳統禁忌，德國的芭芭拉來信讚揚那黑與白構成的簡潔畫面「更多地表現了溫柔、平靜、和平」。但是，在意大利，這種「褻瀆」宗教的做法遭到了禁止。
1989年是貝納通廣告轉折的一年，從此它的關注面擴展到了社會的焦點問題。
在種族問題上，交叉文化和交叉種族的特徵在貝納通廣告中比以往表現得更加明顯且深刻：從和平共處上升到種族平等。這種「深刻」卻招來各地的抗議，尤其是種族主義行徑已成型的美國、英國難容這樣的廣告：黑人婦女在哺乳一個白皮膚的嬰兒。《時代週刊》雜誌1995年3月25日以「Sour Milk」為題報道了這張照片，儘管這幅照片強調種族和諧是平等的一部分，但注定在英、美「太具煽動性」。另一幅是一幅珵亮的手銬將黑人的。白人的手臂銬在一起。黑人社區的人們敏感地認為，這兩幅廣告，前者說的是黑人是白人的傭人，後者說的是白人牽引黑人，黑人象徵犯罪。
來自美國的憤怒反而證明：貝納通在種族問題上的努力是有現實意義的，因為黑色和白色可以擺在一起，但絕沒有真正的平等！
愛能超越一切嗎
90年代，貝納通更加關注這個時代主要的社會問題，除了種族和睦、人與人平等，還涉及人口過剩、環境污染、暴力、艾滋病、戰爭等主題。
貝納通一如繼往地探索全球性的價值。這一次，形象的潛在主題是愛——在任何地方都作為生存的「原曲」。
這場廣告運動所採用的紀實手法又使「貝納通傳媒」前進了一大步。七個主題的「形象」是從世界各地的上千幅報刊已發表過的新聞照片中精選的，是真人真事真實的場景。貝納通選擇的標準是「能夠表達世界的、強大的、人類的主題」。盧契亞諾·貝納通和奧利維耶羅·托斯卡尼又一道創造了能夠突破人類冷漠的廣告運動。這場大膽的運動始於1991年春夏的一幅廣告照片——墓地。畫面上沒有人，只有一排排十字架，彷彿在說：戰爭中死亡是唯一的勝利者。
這幅照片在海灣戰爭開始後在意大利的兩個主要日報刊出，隨後受到意大利廣告自律委員會的封鎖，經歷了幾乎是世界範圍內的激烈辯論後，它在法、英、德也遭「封殺」。
貝納通希望人們從它的廣告中讀出死與生的辯證法，讀出蘊含其間的永恆主題——愛。於是又有了一張以新生兒為主題的廣告。攝影家托斯卡尼將臍帶未剪、血污未洗的新生兒推到我們眼前，以展示生命的「原生態」。但這一廣告又受到了指責，直至貝納通最後讓主角穿上了「米奇」牌童裝，風波才算平息。
托斯卡尼說：「盧契亞諾問我能為戰爭做些什麼，我就拍了墓地。我想製作生命的照片，所以我拍了新生嬰兒，我從未想過它會帶來如此結果。」
一年之後，在同樣具有刺激性的春夏廣告中有一系列報道社會熱點的照片，貝納通廣告再次展示了「原始現實」的哲學。照片展示了大量「焦點」問題：艾滋病、恐怖主義、暴力、地區衝突、難民、自然災害。
沒有別的與廣告有關的世界輿論能超出這場運動。它使公眾大為震驚，以至七幅照片中有五幅遭禁。這包括描述艾滋病的「David kirby之死」；反映冷戰結束後地區衝突的非洲戰士手持人大腿骨的照片（Patrick Robert攝）；反映在黎巴嫩獄中掃射場面的照片；西西里一場車禍中正在燃燒的小汽車；滿載阿拉伯難民的船隻。這些照片因「令人不安」，在法、英、德、西班牙、日本、伊朗遭禁。
「David kirby之死」記錄了一個即將死於艾滋病的男子被他的家人圍攏著的場面，引起英國乃至全世界的爭論。批評者認為：「艾滋病同編織衫廣告有什麼關係？這純粹是利用艾滋病！」結果，不僅所有雜誌禁刊此廣告，英國激進派組織「ActUp」還毀掉貝納通商標，並且威脅說他們將開展一場抗議貝納通的運動，並告知公眾不要購買貝納通的產品。
強烈反對的另一面是熱烈的讚揚和極高的榮譽。在這幅廣告中，最初的照片是單色的，後通過電子染色重新製作，它獲得有威望的「國際紀實攝影展覽（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Exhibition）」大獎。美國《生活》雜誌以「A Medern Dny Pieta」為題刊登，獲得了聯合抵禦艾滋病的團體和組織的支持。同時也收到了公眾朋友和艾滋病患者家屬和一些學校學生的支持，他們給貝納通寫信表達他們的觀點。
那位艾滋病患者的父親針對貝納通廣告說：「貝納通並不是利用我們的悲傷賣衣服，相反，我們在利用貝納通對艾滋病起到警醒的作用。我兒子死後講話的聲音比活著的時候更大了。」
照護David達3年之久的自願護理人員Barb Cordle女士在信中說：「這幅照片比其他我們見到的照片更能安撫面對艾滋病的心情。我們不能看照片而憎恨Aids患者。」
在這幅照片中，人工上色技術使David看上去更像耶穌，從而令這場爭論更添戲劇色彩。
貝納通的創意大師攝影家托斯卡尼也開始反駁：「當記者注意到奇特且嚴肅的話題時，沒人會批駁他們，說他們把內容賣給了傳媒。但當廣告觸及相同的現實時，每個人都拿起武器反對它，好像以欺騙和謊言誤導消費者的廣告才被認為是正確的。
「你一定要有勇氣做錯事，我們做每件事都是衝動的，這也是創造貝納通的原因，盧契亞諾對彩色編織衫從不做試驗或市場調查。」
受貝納通廣告影響最深的其實是他們自己——托斯卡尼認為：任何一家貝納通店裡的任何一件產品都足以證實它的質量，所以反反覆覆誇自己的產品比別人的好是浪費。我們願把更多的精力投身到這個時代，按照廣告的誓言，把自己當成世界大家庭的一員。
比如對艾滋病的關注。早在1991年，貝納通開始了在全球貝納通店裡散發避孕套的運動，並資助Aids組織，以及給紐約市民以贊助，包括給學生發避孕套、在美國出版了「Safe sex」（性自救）手冊。這場運動受到年長者的指責，但受到年輕人的支持。此外，貝納通還向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國際艾滋病會議捐獻了他們廣告的複印件。
向托斯卡尼致敬
1995年，貝納通廣告看起來像新聞雜誌《時代週刊》或是《生活》，而53歲的托斯卡尼看起來像個想獲「普利策新聞獎」的記者，其足跡遍及了尚處緊張狀態的加沙地帶和欣欣向榮的中國。
在他．眼中，水深火熱的加沙是象徵分歧的地方。「總有一天分歧變共識」的信念正與貝納通「世界大同的理念」合拍。托斯卡尼抵達加沙當天，即有爆炸；之後，在特拉維夫亦有爆炸事件。但在加沙地區自國達50年的市民卻在托斯卡尼的鏡頭下露出了燦爛的笑容：「和平是個大希望，之所以願意上鏡，因為要告訴全世界：我們跟你們並無異。」「我愛我的丈夫和孩子。」「但願我的孩子不會見到我身處的壞時代。」
中國的變化引起了托斯卡尼的關注。早在1991年，貝納通的日本子公司和中國紅都時裝公司合資成立了北京貝納通，在中國開了第一家店。短短幾年時間，許多規模不小的Benetton專賣店出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街頭。1995年，托斯卡尼的中國之行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托斯卡尼用寫實手法拍攝了大量照片，其中很多是日常生活中的鏡頭：穿花衫的城市小女孩。搖滾樂隊小伙子們、推自行車的城市姑娘、早晨提著鳥籠在遛鳥的穿中山裝的鐵道部退休幹部。托斯卡尼還到了積雪很厚的中國東北，在那裡，他拍攝了站在自家柵欄前衣著鮮艷的母子，拍了具有自然色彩的車把式……作為一個一流的攝影家，托斯卡尼試圖以他的意志，來構造一個新世界的模型。但在對這世界的尋找中，給他感受最深切的，卻是差異、隔膜，而並非是期待的平等與和諧。對消除隔膜矢志不渝的「貝納通」面對現實也常常只能是無奈。於是攝自南非、南斯拉夫、墨西哥、黎巴嫩、日本、以色列、匈牙利、巴西、愛爾蘭、德國及一些私人花園的鐵絲網合成了Benetton最新廣告的畫面，主題是「疏離」。人與人之間有太多人為的隔膜和障礙，其實是這世紀末世界的真實寫照。
打開溝通的天空
在香港導演中，王家衛最能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在他前不久為摩托羅拉公司拍的一條廣告中也不例外。他的廣告仍像他的電影一樣令人眼花絛亂（杜可風的攝影，張叔平的美術），至於內容——根本沒什麼內容可講：殘破的陋巷，塗鴉的牆壁，爆炸頭的王菲接近男友又轉身離去，兩人關係若即若離。廣告語是「打開溝通的天空」，叫賣的是不曾在故事中出現過的手機。
手機廣告以溝通為主題並不少見，張藝謀就曾為「愛立信」拍過這樣三條廣告，而且也不出現手機——為此曾被人當作公益廣告在報紙上提倡。這類廣告往往講個小故事，比如父子、朋友之間由不溝通到溝通，其中溝通的涵義是既定的，說的是人與人應該怎樣。而王家衛的廣告回到一個更基本、更真實的問題，溝通本身成了質疑的對象：現代人能否進行傳統意義上的溝通？
王家衛最擅長講述現代愛情故事，不過在他的影片裡，所有的情感都是單向投射，沒有溝通而只有錯位。在《旺角卡門》中，劉德華遇見被自己錯過的前任女友，盯著她的大肚子看，女友回一句：「不是你的」。《墮落天使》裡的楊采妮，從電話中得知男友要結婚但對像不是自己，一愣之下馬上說「恭喜恭喜」，放下電話後，她隨手拉過身邊的金城武，「借一下肩膀來哭泣」。在風靡日韓等國和港台地區的《重慶森林》中，金城武在4月30日得知被女友拋棄，決定吃掉所有在5月1日將過期的鳳梨罐頭（消費掉過期的愛情），不經意間又愛上了毒裊林青霞。王家衛從來無意雕鑿一個有頭有尾、好事多磨的愛情故事，而是神往於戀人的萬千思緒，雜亂無序：陡然的節外生枝，莫名其妙的妒意，失約的懊惱，等待的焦灼……最能代表王家衛後現代精神的是以沙漠為背景的《東邪西毒》。在那裡，金庸筆下的英雄成了契約關係中的殺手，兩情相悅變成了永無休止的「戀人絮語」。大燕國公主（林青霞飾演）因一句酒後戲言，便愛上了東邪黃藥師（梁家輝飾演）；但她的另一個自我，作為自己的哥哥卻禁止她這樣做。於是，一個人先後以兩種身份找到西毒歐陽鋒（張國榮飾演），分別要他殺掉哥哥和東邪。東邪愛上了朋友的妻子，而西毒打遍天下回到白駝山，卻發現自己深愛的人已成了自己的嫂子……行行復行行，只是永無溝通之日。
像羅蘭·巴特說的，所有的失戀都起源於同一個缺陷，他們不懂（或不能、不願）答覆對方的「求愛」，他們不願對自己作丁點兒改動。西毒在影片中一方面固守自己的職業規範，收錢。介紹殺手、做替人解決「麻煩」的中間人，一方面卻陷入對舊日戀人無休止的回憶之中。東邪喝了半罐「醉生夢死」酒，忘記了所有的愛慾情仇，而百毒最終是喝了也沒用，因為對他來說，不可企及的過去總是最美好的。換句話說，在王家衛的電影中，每個人都僅僅生活在自己的系統內（對現代人來說主要是一種契約關係，如王的影片中男主角總是殺手、警察、阿飛），他們只能在記憶和逃避之間進行選擇，而他們之間從來無暇溝通，無法溝通。現代人之間的隔膜，與他們個人的無根感，究竟孰為因孰為果，王家衛也只能展示而無意探究。
《春光乍洩》使王家衛在1997年戛納電影節上奪得最佳導演獎，但由於開頭一段狂熱的同性性愛鏡頭，使該片在香港被列為三級片。王說：「他們（對同性戀有意見的人）應該晚一點點進電影院，這樣他們就會認為這是關於兩兄弟的故事。」《春光乍洩》一反前一部電影《墮落天使》已走到極端的攝影風格、後現代拼貼式的故事結構，把鏡頭對準一對同性戀者的真實又煩瑣的日常生活。張國榮和梁朝偉在影片中不斷地激怒對方，最終分道揚鑣。王家衛雖然把整個故事背景搬到了寒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肩上扛的卻依然是香港。溝通真的那麼難？或者如果在後現代的氛圍和人格特徵中再糾纏上自古以來的所謂人性，溝通必然更加撲朔迷離，讓觀眾心情激盪卻無所適從。
好在王家衛在商業片和藝術片之間所做的溝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關於意義的追問。摩托羅拉請他拍廣告片也正基於此。王菲是亞洲流行樂壇的天後，王家衛是國際一流導演，他們拍廣告本身就是廣告。王家衛的影響不消說，從《重慶森林》中剪出幾個MTV，從《東邪西毒》中剪出幾個廣告，是再容易不過的了。而他的6部片子全部由大名星主演，《阿飛正傳》和《東邪西毒》更是巨額投資，集合了全港一流明星，使常以群星招徠的賀歲片也望而卻步。他對主流娛樂電影明星的重新塑造，則既是賣點也是藝術創造。林青霞可以用雨衣和墨鏡遮住美麗，張國榮可以扮演歐陽鋒，而讓張學友演骯裡骯髒、滿腔豪情的北丐。
或許王家衛電影的價值在於輕而易舉地讓我們觸摸到現代人的生存狀態。比如，關於溝通，他不會評判應不應該溝通，怎樣才能溝通，而是說現在的人與人關係就是這樣，可能令人不爽但再自然不過，有時甚至會顯得很酷。而關鍵是，就像他在談那個廣告時所說的，「任何東西好看就OK。」他始終像一個最精心、也最明白自己職責的廚師，留意不使自己的影像變稠變粘。
王家衛電影：
《旺角卡門》1988年
《阿飛正傳》1990年（第1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第28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獎）
《東邪西毒》1994年（第51屆威尼斯電影節攝影獎）
《重慶森林》1994年（第1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獎）
《墮落天使》1995年
《春光乍洩》1997年（第50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
電子寵物和網上伴侶
電子寵物，是情感交流的替代品嗎
在便攜式電子寵物正式誕生之前，電腦互聯網絡上早已出現了網上虛擬寵物。對於那些24小時開機的電腦主人來說，這是生活中有趣的情節——在你上樓的時候，你的「虛擬小狗」已經聽出了你的腳步聲，你一進家門，它就搖頭擺尾地迎接你。如果你情緒不好，以至失態地大喊大叫：「滾開」，它會識趣地從顯示屏上「溜掉」。你不必擔。心傷了它的感情，更不必擔心它記仇以至日後報復或憤然離家出走。
電子寵物出現了。「機器也可能是有生命的」——這一點被大大強化。
1997年7月，電子寵物正在全球風行的時候，我從「Yahoo」網絡上的新加坡站點看到這樣一段話（譯文）：「tamagotchi（電子寵物蛋、電子雞）是虛擬生物。它的故鄉在離我們數百萬公里的行星上。它來學習我們地球人的生活。它的生物學特徵：地球上的每一天大約相當於它的一年。它在從小到成年的發展過程中，外形要變化好幾次，每一隻（電子雞）的外形、人格甚至它的生命都基於你如何對待它，因而一隻新的小雞孵出，都有幾種發展變化的可能性。Tamagotchi最終要返回它的行星。你怎樣對待它，將最終決定它在地球上停多久。在那個時刻，你無能為力。但別擔心，你還可以重新養育另一隻。」
這段話將生命的神聖感和神秘感注入這個外形粗陋的東西，它因此具有了科幻小說的懸念以及成年人久違的童話故事的感染力。
一時間，養「電子雞」在都市裡成了氣候。互聯網絡不僅成了「寵物」主人交流經驗和心得的好地方，還為緩解便攜式電子寵物緊缺的狀況作出了切實貢獻。自1996年起，便攜式電子雞先後在日本、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歐美一些國家熱銷。在中國，「正版」的電子雞一度缺貨。1997年夏天在市面流行的第二代、第三代電子寵物——「電子狗」和「電子恐龍」不知是不是盜版的，在商場的玩具櫃台售價為128元人民幣，這比起它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身價已經是很廉價的了——電子雞在日本誕生之初的市場價是每隻1980日元，黑市則是每隻2萬日元起步，最高時炒到5萬日元一隻。據說日本大麻的利潤是20％，而電子雞的利潤卻高達100％－200％。難怪會有這樣的趣聞：越南的孩子買不起電子雞時才猛然想起可以退而求其次養真的小雞。
電子寵物何以顛倒眾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養育它比養育一個真實的生命要安全。這一點能很好地解釋為什麼說電子寵物是成年人的玩具。我認識一位中年女性，在北京一家很著名的醫院工作，多年來她一直出色地「扮演著」一個三口之家的主婦、一個十幾歲男孩的母親和出色的醫生三個重要角色。1997年6月，她又添了一個新角色——一隻「電子狗」的主人。她開始在現實的、虛擬的角色之間忙碌，樂此不疲。她顯然對這個電子寵物動了感情，說養它跟養真的小動物一樣，每天除了給它餵食、幫它清除糞便，還要陪它玩，否則它就不好好吃飯（骨頭），而是一個勁地吃糖，這樣，它的身體就會出問題。擬人化，在某種程度上給主人以精神和情感上的回報，這正是電子寵物的魅力所在。「我養它已經四五天了，它的形態每天都在變呢！」女醫生說它的神態就像是在說自己的小病人或者孩子。儘管「飼養」電子寵物的「工作」實際上只是按按它身上的鈕，但真把它養好也不那麼容易——「電子小狗」不定時呼叫，向主人提出種種要求，既不體諒主人的處境也不輕易原諒主人的「過失」。女醫生上班的時候把它安置在值班室裡，每2個小時照應它一下。有一天下午，她因為太忙而沒顧得上理它，它就「賭氣」不吃不喝，晚上早早地睡了。女醫生給它「打了一針」。最壞的情況也不至於讓她太傷心——她可以重新開始飼養電子寵物的遊戲。
據說女醫生所在的醫院裡有好幾個人像她一樣飼養電子寵物，只是因為醫院裡的生老病死太現實、太「血淋淋」了，讓人一次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以及人類面對它時的無能為力。有一種說法，說整日身著「白大褂」的「白衣天使」在工作之餘並不喜歡白色，家裡的牆壁絕不要白的，衣著也越艷麗越好。這是一種遠離現實，緩解心理壓力的好方式。飼養電子寵物的遊戲過程既讓人們得到暫時的心理解脫，「充分地」釋放情感，又不會對人對己造成傷害。電影《苔絲》的導演波蘭斯基在他的自傳裡寫了這樣一段話：「我避免對任何東西投入感情，因為哪怕是一隻狗也會因其生命的長短而使你受到傷害。」電子寵物最終是否會取代寵物？這是否預示了人類越來越脆弱，以至於不敢面對生命的大喜大悲？
「電子伴侶」，能逃避道德的遊戲嗎
電子寵物、電子遊戲、網絡遊戲，還從另一個方面帶給人類安全感——我們將越來越逍遙於道德規範之外。
我的朋友楊先生是學經濟的，大學畢業後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並擁有了兩人世界和一台電腦。一次朋友聚會，幸福的楊演示了他最近特別沉迷的一個遊戲軟件。這個遊戲讓操作者通過「擇妻」，達成「財富值」、「社會認可值」、「快樂值」三者的平衡。在遊戲中讓楊一見鍾情的是女電影放映員，她實在嬌憨可愛。楊下班後，她噓寒問暖、端茶遞水，還講一些有趣的電影情節，而楊只要送她一束花或一個玩具這樣的小禮物，就能讓她滿足開心。不過遊戲設計者也沒有把她設計成完人——她像個毛手毛腳的孩子，做家務時，不是切了手就是打碎了碗。選擇她使楊的「快樂值」迅速上升，而「財富值、社會認可值」卻急劇下降，直至「Game Over」。重新再玩，楊選擇了一個「富婆兒」，這下他不愁「財富值」了，可是他卻不快樂——她不僅五，還很凶，把楊管得跟兒子似的。這樣的日子肯定過不下去。遊戲中還有一個女人，她受過高等教育，有良好的工作和收入，長相也不錯。和她一起「生活」，社會「認可值」很高，可楊沒有辦法滿足她——送給電影放映員的小禮物根本拿不出手，她需要的是宴會、高級時裝、化妝品以及楊望塵莫及的生活方式。
楊在一次次失敗的選擇後，終於想出兩全其美的辦法，先娶「富婆兒」，然後偷偷與女電影放映員來往，結果怎麼樣？竟被「富婆兒」識破了，她跳出來扇了他一個耳光：「你這個騙子！」
遊戲的設計者正視人類「性本貪婪」的事實，不過還是以玩笑方式維護了傳統道德的「嚴肅性」。只是，與日行千里的技術相比，這種「維護」的力量是微弱的。技術已經為滿足人類心理乃至生理的需要提供了可能，商業利益使電子軟件的設計者「有理由」縱容人類貪得無厭的慾望。以「模擬伴侶」為例，在「電子雞」出現之前，人們已經對網絡婚禮和網絡伴侶有所耳聞，「電子雞」只是透露了這樣的信息：網絡上的情人完全可以從笨重的電腦上跳下來和你形影相隨。「電子雞」風靡亞洲之後，有人戲言，玩具公司應該製造「電子二奶」，讓「她」極盡風情、嬌嗔之能事，以滿足那些渴望「包二奶」的男人的需要。人們希望電子替代品能幫助人類解決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種種難題。
如果人類真的依靠替代品來解決情感問題時，我們的社會是更單純了還是更混亂？那時，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規範可能會出現多種，這是否意味著，在網絡上我們可以無視道德？
網絡的遊戲當然不能跟現實生活中的狀況混同，但問題是：當遊戲技術越來越高，手段越來越迷人，玩遊戲者越來越投入，虛幻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將出現一個「真假難分」或者說「真假交替」的空間。
在電子寵物流行的時候，《1995年美國科幻小說選》中文版也在北京街頭的書攤上出售。該書收錄了作家威廉姆·布朗寧·斯賓塞最早的作品《卸除的午夜》（1995年發表於美國科幻雜誌《明天》）。在這個錯綜複雜的故事裡，我們看到了虛擬社會的未來。那時候，網絡上將存在一個「全息圖像世界」。其間生活的「人」，一部分是現實世界的人（即生物的人）的「靈魂」，它們通過一個叫「玻璃」的程序進入「全息圖像世界」；另一部分是「全息人」，它們是電影工廠在現實生活中找原型然後「綜合製造出來的」。「全息人」有自我意識，不受網絡之外的人的控制。真人的靈魂在進入這個虛擬世界後，將在裡面生或者死。它們共同演繹「全息圖像世界」的悲喜劇。一個真實的人是否可以在現實世界和「全息圖像世界」裡自由進出呢？小說中描述一部電影《美國午夜》的男主角在現實生活中自殺了，以他為原型的「全息人」也受到了影響，在它生存的全息世界裡精神分裂，然後殺人，造成網絡世界的混亂。「我」與合作者——一個年輕的小伙子為了清除網絡混亂，進入了「全息圖像世界」。故事的結尾是那個年輕人不願回到現實中，因為他愛上了全息世界的姑娘。「我」去找他，並試圖規勸他迷途知返。「我」見到他們後，那個「全息姑娘」從她家的園子裡摘了一個西紅柿給「我」。「我」當時真是驚訝——「明明知道這一切都是假的，可我竟『真的』咬了一口！」
未來學家托夫勒預言的情形已經（或即將）成為現實：聯機通訊是謊言和欺騙的理想傳輸方式，要想區分真實與幻覺是不可能的。
《拍手歌》之戰
70年代，中國孩子大都會唱《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一個小孩開飛機；你拍二，我拍二，兩個小孩梳小辮；你拍三，我拍三，三個小孩吃餅乾……」小孩近的、遠的理想都在這兒歌裡了。
在長大的過程中，我們一天天遠離《拍手歌》。
聽說老北京也有拍手歌，叫《打花巴掌》：「打花巴掌吹，三月三，老太太愛上萬壽山；打花巴掌吹，四月四，老太太愛逛白塔寺。」今天的孩子聽了會問：「逛白塔寺幹嗎呀？」成人聽了先是忍俊不止，接著便是有點悵然若失。
90年代的某一天，電視上出現了一則針對兒童的廣告，幾十名兒童整齊地拍著手唱：「你拍一，我拍一，小霸王出了遊戲機……」《拍手歌》重新登台，卻讓人吃了一驚。
而讓人最吃驚的一刻是在1996年夏天。肯德基炸雞在中國的第一百家店落戶京城，首都知名媒體的記者大都被商家和公關公司邀去慶典了。表演歌舞的中國孩子都穿白色T恤，上印北京、上海、廣州、瀋陽、南京、成都、蘇州、杭州……標誌這些城市已被肯德基炸雞「佔領」。
嘹亮的拍手歌傳來：「你拍一，我拍一，我們愛吃肯德基；你拍二，我拍二，肯德基裡有我好夥伴；你拍三，我拍三，請到肯德基來就餐……」一直拍著手唱到了十，以「歡樂美味有價值」結束。
我當時想：其實孩子並不像大人認為的那麼貪嘴（「有翅膀的除了飛機，長四條腿的除了板凳」都要吃的並不是兒童），孩子的好惡很有可能在「吃」之外。兒童或許比我們想像的更認文化。尋找傳統文化的人不都在重拾舊時兒歌？商業文化大行其道時，公關高手不都在利用經典兒歌？
如果我們一定要在兒歌上維護傳統文化的純粹以及民族的自尊，那麼，僅僅只是痛心疾首地吶喊，恐怕還是不夠。我們的對手是誰？絕不僅是一隻炸雞翅和一隻漢堡包。我又想起那位美國電腦界成功商人的話：「如果一件事必須做，我們不做，別人會做，我們的對手太多太強！」
「貓性」、「狗性」與人性
人對動物有偏見，就像人對人不可避免地有偏見一樣。
北京的一位文學評論家對貓就有過偏見，但一件事改變了他，他就把這個故事寫在1996年11月14日的《為您服務報》上，所講的是他家曾養過的一隻貓。1992年，他家自前海恭王府附近的舊宅喬遷到亞運村以北的新居後，那隻貓表現出焦躁不安，後來失蹤了——評論家夫婦彷彿丟了朝夕相處的兒子。一年後，評論家原來的鄰居打來電話，說那只白鼻子虎紋貓近日出現了，它帶了一隻和它一模一樣的小貓（顯然是它的兒子）來瞻仰故居。那大貓跳上已廢棄的評論家兒子的小木床，趴了好一會兒。那不諳世事的小貓在地上仰著臉好奇地看著。大約一刻鐘後，一大一小兩隻貓走了。評論家夫婦急急地叮囑：再見到它們務必先把它們留住，並來電話相告。但那兩隻貓沒有再出現。評論家感歎那只留戀故園的貓要走至少7公里的路，期間還要避開無數風險，而且它出走時正是北京滴水成冰的冬季。
另一個故事是我不久前從電視上看到的，是我們大家並不陌生的狗千里尋主的故事：波黑那家人逃難時忘了帶上狗，那狗歷盡艱辛，爪子都磨出了血，終於尋到難民營。主人一家感激得涕淚橫流，發誓再也不和它分開。
請注意這兩個故事的不同之處：狗是忠誠的，無論如何要和主人在一起，當然也只有追隨主人才體現狗的價值。貓卻自有主張，有時就會作出放棄和主人「共榮」而甘當流浪貓的不可思議的事。我絕對不貶低狗，只是覺得它的忠誠蓋住了它的智慧。我對貓則不得不敬——聽說在老虎可以被馴服的馬戲團，貓卻很少見，即使有，也是最不聽話的——只能這麼說它，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小東西聰明且本領高強。「不馴服」——貓便得罪了許多人。
我不想讓狗和貓分出高下，我的本意是透過「狗性」、「貓性」看看我們自己。想像一下，現今的人大多奉行投人以木桃收之以瓊瑤的「實用利己哲學」，怎麼可能花錢和心血養一隻在自己眼皮底下自行其事的貓！更多的男人，還有一些女人（比如女強人、女富婆）在電視上大談喜歡狗，並且樣子越凶越好——這樣的狗可以讓他們達成一種平衡，他們那顆有極強統治欲的心「虛榮」且「虛弱」。現在正是冬季，他們可能正一邊吃狗肉「補虛」，一邊大談狗的優秀品格呢！
這讓我想起克林頓，不管該總統在政治上和男女關係上表現如何，單從他敢力排眾議把貓帶進白宮，我就認為他挺可愛——要知道，在他之前的美國總統身邊的寵物都是狗。而克氏的反對派們曾把克氏的貓當成攻擊他的一項「理由」呢。
為此，不久前我在Internet上看望了克氏那只叫「白襪子」的貓。
也談動物保護
「保護環境」、「保護動物」——到處是這樣的公益廣告。看多了，大家都把它當成別人的事了。而且，關於對待動物的觀念越來越混亂。
「保護瀕危動物」
為什麼要等到某一生物物種瀕臨滅絕了，我們才會想到要去挽留？動物生來就有貴賤之分嗎？真正的動物保護和環境保護主張是維護地球生態的多樣性。這裡面既包括大熊貓、東北虎、金絲猴，也包括貓、狗、麻雀、蝴蝶以及野生的不知名的植物、動物。
養動物的人都是『寵物愛好者」嗎
一位美國朋友來信，他在信中寫滿了對「頂尖」現代文明的感歎。信的結尾卻與此無關：「我今晨打開窗子，看到一隻小貓在草地上洗臉。我招呼它，它走過來，打量了我一下，然後又一搖一擺地走開了……」
我羨慕他信中說的「幾千塊錢買一輛八成新的福特」，更羨慕那裡的環境：大白天，一隻小動物竟可以從容地在人前做它「想做」的事。
我聽到很多人以嘲笑的口吻稱飼養動物的人為「寵物愛好者」。但我知道這些「愛好者」中有些人收養的是不名貴甚至是流浪的動物——它們或者因為受人傷害致殘，或者就是因找不到食物和水而奄奄一息。動物學家說：動物會把最初哺育它們的動物認做「媽媽」。所以，小豹子的媽媽可能是一隻用自己的乳汁哺育過它的「狗媽媽」，也可能是用奶瓶將它喂大的人。誰有權對它們之間的關係（感情）說三道四？人類應該問自己：為什麼有那麼多動物遺孤？為什麼從高山到海洋、從農村到城市，野生的動物越來越難以生存？我們不應該嘲笑那些試圖為動物做點什麼的人。
「未經動物試驗」與「素食餐廳」
我正在使用的一套潔膚、護膚品產自英國，上面赫然印著「未經動物試驗」。女人買化妝品是為了漂亮，商家要賺錢，這句話與誰相干？但我立即對這個品牌心存敬仰。
我對素食也心存敬仰——不管他們出於什麼動機。
北京王府井商業區有一家建築考究的素食餐廳。因為敬仰素食者的緣故，我曾專門選擇在這裡請客。令我不解的是既然倡導素食，為何這裡的菜餚還要「仿葷」？（用素食原料仿製出雞鴨魚肉）。菜單那麼複雜，每個菜都有兩個名兒，比如，雅名叫「東坡放魚」，括號裡卻註明「清蒸鯇魚」。我那些喜食葷菜的朋友看括號裡的字「霉菜扣肉」、「童子雞」……和其他餐館沒什麼兩樣。飯後大家都覺得挺彆扭——朋友說，仿的總是不如真的；而我的某種理念也被攪得「七葷八素」。
如果說有點收穫，要提我在該餐廳看到的「素食名人」的畫像。照片。它們好像在說：你吃肉，你能比蘇格拉底、柏拉圖、達·芬奇更聰明？能比保羅·紐曼更英俊？比卡爾·劉易斯跑得更快？
餐館老闆說吃素是「向善」，但根除「不善」之念得慢慢來。
捨不得用紙
趙小兵的細心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聚會的時候，賓主往往會為茶杯不夠多而犯難，小趙便會從他的背包中變魔術似地掏出一摞一次性塑料杯，令賓主盡歡顏。可有一次，當大家再次誇他是「及時雨」時，他說：「我們以後該換紙杯了。」小趙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他聽到一些外國人抱怨我們普遍使用的塑料杯子污染環境。他們看到一次性塑料製品如臨大敵。
一次性塑料容器國輕便、衛生等優點，在我們生活的某些年代成了主角。我們從穿「的確良」回歸到了穿棉布的時代，也終於認識到塑料容器不易分解、不能重複利用的缺陷，總之不利於環境。這種認識顯然意義深遠。
紙製品理所當然成為這個時代的寵兒——用不用紙、是否合理用紙能反映人們的環保意識。有品味的商店或專賣店使用精美的包裝紙袋已成國際慣例。不錯，這個袋子的根本用途是讓我們把商品帶回家，但聰明的商家懂得在鍾情紙袋，甚至把它作為收藏品：是在不同國家不同城市旅行的紀念，也是零售業和品牌興衰的見證。不同的人拎著紙袋走在不同城市的街道上，他們會因手中的購物紙袋而彼此認同。
一些獨具慧眼的研究機構和商家開始用紙容器代替塑料容器。北京的很多超市貨架上已經擺放了一次性紙杯，可以讓趙小兵們「更有面子」。在將來的某一天，我們在火車上、在單位裡用的一次性塑料飯盒也將換成紙製品。「白色污染」最終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中國人發明了造紙，但我們好像從未像今天這樣對紙有這麼多想法。
在北京三聯書店韜奮圖書中心文具櫃台，出售一些看起來挺粗糙的信封、筆記本，價格略貴，店員說這是台灣製造的再生紙製品。櫃台上用皺巴巴的牛皮紙立了三個小招牌，赫然寫著「捨不得用紙」。不管你肯不肯為「再生紙」多花些錢，那幾個字至少會讓我們有所觸動。
環保不是別人的事情。有一天，香港衛視鳳凰台在天氣預報之後奉送了一條小常識，幫我們換算生產一噸紙需要砍掉多少樹。1999年新年將至的一天，我的兩位同事說她們不再買賀年卡了，因為4000張賀卡等於一棵生長了10年的大樹。
我開始盡量把手頭的紙正反兩面都寫滿。
到野外去
吃苦與玩酷
一位30多歲的哥們在迪廳跳得非常帶勁，他向我解釋說：「沒什麼，我只是覺得身子骨發僵，想好好活動一下。」現在不少邊廳到大商場門口贈票，幾乎完全靠飲料來掙錢，而很多女孩也只是為了保持體形才時不時去一趟。有人說迪廳已一蹶不振，事實上是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雖然迪廳花樣不夠多，音樂不夠豐富，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和我們的城市生活太接近了——「我每天上班就跟蹦迪似的，下了班還想去蹦迪？我瘋了！」一位在公司做業務主管的朋友說。
相同的日子不斷重複，人就會變得麻木，最好的休閒娛樂莫過於暫時的逃離，忘掉自己或者是站在一邊看看自己。我的一位朋友是某學院的辦公室主任，原本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前些天得了場不大不小的病，他的感覺是：「就跟看了場電影似的，我有一種休閒的感覺，它讓我想想：我平時在忙些什麼？」和他恰恰相反，在看美國災難片，像《龍捲風》、《山崩地裂》之類時，觀眾像打一個忍了很久的噴嚏，與已無關的自然災害如身臨其境，非常刺激和提神。
真正過癮的可能還是走進大自然，親自參與那些戶外活動。這些活動的趨勢似乎是玩酷和吃苦兩種——而有時吃苦就是一種酷。側三輪摩托車（俗稱「挎子」）絕對談不上多麼好看，現在部隊和公檢法都不怎麼用它了，卻忽然在民間流行起來：騎著裝飾奇異的「挎子」在山野間顛簸變得很酷——它真的有些像80年代初的大肥軍褲。現在人們可以去騎馬，去飆車，去攀巖；有興趣還可以去上潛水學校，也可以駕著滑翔傘飛上藍天，用幾萬元買得身心的刺激與自由。
平民化的吃苦休閒要算野外生存。目前不少大城市已有專門的野外生存俱樂部，許多高校也有這樣的學生社團。他們組織叢林探險、野外宿營、徒手攀巖、緊急避險等活動，其中第一要務就是吃苦。北京有一個燕捷野外生存俱樂部，他的負責人就曾告訴我：「有時候我們故意設計一種挫折感。我們帶著大家千辛萬苦地上山，但面對的是懸崖峭壁，沒法下去。我說：『對不起，帶錯路了，我們得原路下山，繞過它去』。」這個騙局似乎到了終點也沒有被揭穿，其中有個會員對我說：「……我們以為翻過山就到了，可沒想到下不去，——帶錯路了！我們往地上一坐，幾乎全都洩氣了，但是……經過這些事覺得沒什麼能把人嚇倒的，超越了自我極限才知道人之偉大，想想平時工作、生活中為著點雞毛蒜皮的事扯來扯去，有什麼意思呢。」
連孩子們的夏令營也開始以吃苦為主題。很多父母為兒女報了名，想讓自己的孩子由此學會生活自理、學會與人相處、培養耐力和勇氣，但在孩子們心中這卻更像一場徹底的玩耍和別樣的較量：能吃苦的孩子會比學習好的孩子更搶眼也更招人喜歡。
到野外尋找同類
丹尼爾·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的中心是服務，因此它的首要目標是處理人際關係；也許是這樣吧，「人生活得離自然越來越遠，也越來越少與機器和物品打交道，人和人生活在一起，只有人跟人見面」。但今天許多年輕人厭倦於此，認為利益牽動著城市中的人際關係，他們因此比懷念50年代的父輩們還走得遠。他們來到了野外。
「在崇山峻嶺之中，只有我們這20人共同沐浴著陽光。我們猛然發現，人與人原來可以這樣親密無間。每當遇到溝溝坎坎，前邊的人總會回過頭拉後面一把；每到宿營地，大家搶著支帳篷、燒水做飯；篝火邊，大家相互依偎；這都還不算，當我們順著繩子向懸崖速降的時候，自己的生命就完全交付給別人了……」這是一個野外生存俱樂部會刊中的一段話。在我所瞭解到的俱樂部會員中，無一不對彼此的交情津津樂道，他們回來後在城裡仍保持著聯繫。
在喧鬧的城市裡，我們可以兩人相對而幾個小時不說一句話，我們比鄰而居可以老死不相往來，我們走過鬧市卻視若無睹，混跡人群卻感到煢煢孤立——老子所描寫的小國寡民恰恰是在現代城市的人際關係中體現出來。每個人一肚子心事，預備各個「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人和人之間，有誰敢輕易「翻兜兒」（說出心事）呢？參加野外生存的老韓說：「我們在山裡呆了2天，彼此什麼話都說。出山見到人倍感親切，見面就跟人打招呼，但人家嚇了一跳，根本沒理我們。」
也並不全是這樣。有一次，我們五六個朋友去京北的鷲峰玩，玩過了頭，摸黑下山，結果選了路，只有一條細石堆積的河床，有人主張下去，有人堅決反對。在夜晚的狂風中，有兩個性急的朋友竟然吵了起來，周圍是懸崖峭壁，那情境令人恐懼極了。現在回想起來，野外使人的本性更加強烈，互助也罷，相爭也罷，是不能以善惡來區分的，都是比呆在城市裡要真實得多的天性。
目前還有這樣一種學校，專為企業培訓職員，以吃苦磨煉職員的毅力，增強彼此間的凝聚力，很有些像軍訓或野外生存俱樂部，收費不菲，而顧客不少。如果說共同的利益成就了公司，利益之爭又使公司之間彼此拚殺，那麼相同的愛好造就了一個個休閒圈，而寬鬆的自然環境又使他們變得親密無問。
歸去來兮
好萊塢類型片演來演去於今年流行起心理驚驚片，都市服裝穿來穿去又穿起中式小褂——時尚總是轉來轉去的，只有野外變化不大。除去被欄杆和照相機圍住的那些景點，四時之湖光山色自有其妙處。但野外郊遊亦有其轉圈處，在於：有時我們的確需要換換空氣，但最終還會換回來。
參加野外郊遊的人各種各樣，其中甚至不乏厭倦城市生活者，但沒有誰真得想去插隊。戶外休閒是一種城市生活節奏的調節，它可以調整個人與外界的關係，可以使現代人在城市生活中變得更加從容。而真的遠離塵囂，浪跡天涯，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多麼奢侈的夢想；隱居山林，「采薇采薇」，也只是說笑而已，誰又能真的離得了冰箱和洗衣機呢，連廣告我們都少不得。
離開城市，把平常的我忘掉，多一個空間，多一種呼吸，多一點交往，只是想讓休閒更像休閒，讓工作更像工作，讓生活更像個樣子。週五晚上離開，週日晚上歸來——「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久留。」
水族館和野生動物園
對遠離海洋的內陸城市來說這是個好消息：北京動物園1993年動工興建一座建築面積28000平方米，號稱「亞洲最大」的海洋館。
這項工程集中了國內有關專家和科技人員：所有海水、海鹽都是青島大學化學系的傑作。10年前畢業於山東海洋學院（現青島大學）生物系的北京動物園副團長吳兆鋒說，這座海螺型的建築，更把北京人帶入了海洋世界。這裡將擁有近2000種海洋魚類和哺乳動物。回游池、鯊魚池、鯨池能圓很多人的夢：親眼見到那些海洋「巨無霸」。這裡還有人造熱帶雨林，面對熱帶雨林將在本世紀末消失的現實，這是一種緬懷？一種挽留？讓我們最貼近海洋的是「觸摸池」。在模擬淺海的潮間帶（潮水漲落的中間地帶），遊人可以看到甚至觸摸到海膽、海星、海葵……
與水族館相對應的陸上盛事則是：上海野生動物園已於1995年11月起正式對外開放。
上海野生動物園園址選擇了地價、土壤、氣候、交通都較好的南匯三灶鄉。該國投資2億多元，佔地153萬平方米，光建造地型造型就用土方120萬立方米。這些土挖自園內，因此也成就了在世界野生動物園中也稱得上「大哥大」的13萬平方米的湖面，其中6萬平方米水面是天鵝湖。
野生動物園使你在「籠內」（遊覽車），動物在籠外，使動物生活在更接近於自然狀態之下，而對於人來說，也增加了「一種特殊的親情」。
動物園這種改革是人和自然共生的需要。但遺憾的是，「人與自然共生」在我們這個國度裡，還帶有理想色彩。
現實是——記者們在上海野生動物園開放一周後便看到：野兔被遊人踢斷了肋骨，我國特有的珍稀動物金絲猴被遊人追趕，驚嚇得四下逃竄。11月27日早晨，許多人通過廣播電台，聽到了金絲猴因驚恐而發出的哀叫（電台記者錄自上海野生動物園）。你也許不相信，竟還有人從珍禽身上「生拔」美麗的羽毛。
在我們試圖走近自然之前，先得知道我們背離自然多遠。
對城市動物園的多次採訪使我發現：在傳統動物園裡，面對玻璃和欄杆裡的動物，遊人好像更難「擺平」與動物的關係。一些人敲打欄杆、投擲雜物，試圖驚醒熟睡的動物，在「居高臨下」的人類面前，動物園裡的動物似乎僅供取樂。「動物也需要尊重」——這是大多數遊人從未聽說過的。
還有一種緣自「愛心」的扼殺在動物園裡也時有發生。上海動物園有一隻母長頸鹿，誤食遊人投擲的塑料食品袋而死，拋下了它的幼子，幼子的撫養問題還一度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北京動物園有一部錄像片，記錄了給一隻□鹿做手術的過程，從它的胃裡取出了已和一些食物纏成一團的塑料袋。動物園的工作人員現在也有「經驗」了：一看到食草獸慢慢消瘦，只吃精飼料不吃草，就給它打麻醉，照「X」光。帶有甜鹹味的食品袋被動物誤以為美食，這是常事。若干年前，該國解剖了一隻「意外」死亡的海獅，它的胃裡有鑰匙、旅行包專用鎖和指甲刀！
遊人投喂的食物還會造成本來有生活規律的動物暴飲暴食，消化不良。「熊和食草獸經過了遊人很多的週末，星期一准『拉稀』。」飼養員們說。一些如「結核」等人畜共生的疾病，也很可能通過遊人扔的吃剩的蘋果傳染給動物。
其實，人完全可以從動物園的動物那裡學到「尊重」與「和諧」。
北京動物園的鳥島棲息著幾十種鳥禽，「貴」如黑頸天鵝、白天鵝，「賤」如麻鴨；大如鵜鶘、鶴類，小如各類野鴨。它們平靜地生活在一起。每年，當那些人工孵化的雛鴨被員工放下水後，總有些大鴨子自告奮勇地帶它們游泳。鳥島上還會有一些「不在冊」的動物光顧，如野鷹、野貓和老鼠。而「常駐」的烏鴉，則被鳥上的員工稱為「哨兵」。冬季水禽湖結了冰，野貓和老鼠通過冰面溜到鳥島上偷食飼料、鳥蛋甚至幼雛，樹上的烏鴉發現了便呱噪不停，或引起管理員的注意，或嚇走竊賊。當天空中出現外來的鷹，烏鴉也會驚叫著，「鋪天蓋地」地盤桓於鳥島上空，那陣勢足以趕走「強敵」。
動物園的人講了這些故事，但誰也說不清烏鴉這麼做的「道理」。
我的同事也給我講了一個鳥島的故事，主角是人。去年冬天，他陪來自武漢的母親和小侄子游動物園。「大半天，小侄子總是興奮地『到處瘋跑』，11月的北京，竟跑出了滿身汗。下午快離開的時候，他突然找不見了。我和我母親急得到處看，一直尋到離大門不遠的水禽湖才見他的影子。那小頑童正坐在湖邊的石階上，非常安靜地注視游到近處的天鵝。」
是自然的「神奇」具有震懾力量，還是孩子的天性原來就是「親自然」的？在大人們身上，已經久違了這種「犯傻」的可愛了。
衝出迷霧
1997年夏天的持續高溫，1998年夏天的暴風雨、洪水……中國人對「厄爾尼諾現象」有了切膚之痛，「溫室效應」不再是國際新聞裡「別人的事情」。
但是，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很多人還沒有自己的汽車時，談「汽車對環境的危害」是不是「太奢侈」了？在』98北京國際汽車展上，老牌工業國家的汽車行．業大都使出渾身解數對超過30萬的中國觀眾進行「精神傾銷」，一些有識之士卻在為「人類的明天」做另一種努力。
「歡顏」--「綠色和平」推出綠色汽車
「從1995年起，我們開始研製這輛『綠色和平汽車』。汽車工業對環境變惡劣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他們一直對環保組織的呼籲不以為然，認為環保組織只是在一旁『說』，沒有提出解決辦法。我們想證明給汽車工業看——減少汽車對環境的不利影響，我們不是沒事可做，而是做得遠遠不夠。」何先生指著那輛名叫「歡顏」（Smile）的「綠色汽車」說。何先生是香港人，「綠色和平」組織的策劃幹事。「我們貸款給瑞士穩科（Wenko）公司，委託他們研製一種袖珍、睿智、輕巧、高效的環保概念車。穩科公司使用了三項並不複雜的技術，將雷諾的『特文戈』汽車改造成一輛『明日之車』，這就是這次展覽會上露面的這輛『歡顏』。」這又是一道關於環境的加減法運算：利用向引擎注入空氣加壓等方法提高性能；將汽車整體重量減少20％；在風力測試方面，因為車身改良後是流線型，風阻比原來的型號減少了30％，最高時速由150公里增至170公里；更誘人的成果是該車百公里耗油在2.28升，即使在城市路況擁堵的情況下也僅耗油3升。「歡顏」最少可省50％汽油（其原型「特文戈」汽車是百公里耗油6.7升），而碳氫化合物、氮氧化合物、氧化碳等廢氣的總排放量是1.1克（「特文戈」是1.76克）。
「溫室效應」涉及的層面相當複雜，但汽車業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全球5億輛汽車排出40億噸二氧化碳，佔全人類製造的二氧化碳總量的20％。而汽車的增長速度是人口增長速度的2倍。環保組織預測，到了2030年，20億輛汽車在地球上行走，汽油消耗量將增至13億噸，排放的二氧化碳將超過75億噸。
「歡顏」提供了一種簡單又有效的方法——減少汽車的耗油量。
這又要提到汽車的排氣量。現在大排氣量的汽車仍占主導地位——人們對汽車的最高時速有著不切實際的要求。其實就現今的城市路況，時速100公里至120公里已經很不容易了，大排氣量有什麼必要呢？
「歡顏」為汽車業做了榜樣，最高時速170公里，排氣量只有0.358升！
歐洲各國政府一直在停車位和納稅等方面給予小排量汽車「政策傾斜」。但在中國汽車市場，「大即是美」仍是約定俗成的原則——小排氣量的轎車得不到政策鼓勵。這也使得國外的轎車生產商只能「入鄉隨俗」。意大利菲亞特汽車公司的「派力奧」（Palio）兩廂轎車和週末款旅行車以及「西耶那」（Siena）三廂轎車，是該公司推出的「世界車型」系列中的三款，2年內產銷量已超過80萬輛，但這三款排氣量均為1.2升的轎車只能在車展上與中國人見面，正式駛入中國市場前，它們還需耐心等待政策。該公司生產的排氣量分別為2.0升和2.4升的「古貝」雙門跑車和「藍旗亞K」豪華轎車卻早已在中國市場上捷足先登了。
百年老牌推出「21世紀的動力」
除了減少油耗，此次車展還提供了另一種環保思路：使用較清潔的能源。
有著百年歷史的法國雷諾公司在此次國際車展上並沒有「倚老賣老」，該公司推出的「代表21世紀潮流」的概念車、雙燃料車和混合動力車，讓人耳目一新。
專為適應城市運輸而設計的小型專業車輛Mod〔JS，採用電動和柴油渦輪增壓雙動力。在市區行駛時，它採用電動動力，實現「零排放」無噪音；而在郊區運行時，又可通過「柴油渦輪增壓」，使動力更強勁。油耗更少。除了「混合動力」，「多功能」的特性也使這款車更適應城市生活：用同一個底盤，Modus可在幾分鐘內變成載貨車——食品、藥品運輸車或者搖身一變成為載人的家庭麵包車或可乘6人的出租車。
在』98北京國際汽車展閉幕之際，雷諾公司又將一台使用、液化石油氣和汽油雙燃料的「梅甘娜風景車」，贈送給北京汽車集團公司，作為聯合開發輕型客車的參考車型。據悉，雷諾公司早在80年代初就開始使用液化石油氣，並在此市場上佔有領先地位。
液化石油氣不含鉛，只含極少的硫，較之汽油是更為清潔的燃料，在常態下為氣態，易與空氣混合，燃燒更充分，能有效降低尾氣的排放量。在同樣裝有「催化轉換器」的情況下，使用液化石油氣的車輛比使用汽油的車輛減少40％75%的一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13％，碳氫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分別減少30％－65％。在低溫狀態和市區短途行駛時，這些優勢表現得更加明顯。
這是汽車業為減少大氣污染所作出的努力。如果從個人的角度看，直接的好處是什麼呢？這個角度相比「人類的利益」是自私的，但卻是推動環保措施的有力動因。雷諾公司稱，液化石油氣車具有和汽油車相同的功率和駕駛樂趣。另外，使用液化石油氣，燃燒更充分，發動機因此無積炭，潤滑油不會被稀釋，促使機件運行平穩，磨損和噪音相對減少，發動機壽命因此可延長一倍以上。從安全角度看，遇到火情，液化石油氣車比汽油車更安全——氣體燃料朝上揮發，而不會溢到地面。當然，雷諾公司對該車的液化石油氣燃料箱的質量作出了保證——經過撞擊試驗。
一直致力於「理想生活用車」的雷諾公司聲稱，在環保越來越受重視的今天，該公司願意將混合動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並願與中國共同研究和開發「21世紀的新動力」。
與此相呼應的是，北京——這個「煤煙+汽車尾氣型」的污染城市，將首先在公共交通行業推廣使用液化石油氣以代替汽油燃料。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改變那種「打醬油都要開車去」的生活方式！環保人士的建議對汽車業可能是致命的打擊——應該有更合理的城市規劃和交通政策，使我們生活、上學、消費及工作地點更接近，火車、電車、公共汽車、自行車和步行街共同編織一個環保交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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