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流行廚具
微波爐
買這麼一件電器不過是一個家庭邁出的一小步；對急著改變廚房「千古舊貌」、急著奔向「小康生活」的國人來說，這可能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一大步。
它可不僅僅是一個「家電」，它有可能完全改變你的生活——從此，你要看「微波爐食譜」，吃「微波爐食品」，用「微波爐廚具」。對「微波爐生活」，你是否有充分準備？
包餃子模子
這個售價約40元的小用具是日本人的彫蟲小技，它使忙碌的現代人「想吃就吃」，它也預示一種前景：一個褶一個褶捏出的手工水餃將越來越稀有。和手□面一樣，它最終將被視為罕見的藝術品。
切蛋器
孔子曾言「割不正不食」，說的是食物要「有型」，這是把飲食上升到了審美層次。我國古代創造了200多種刀工技法，佛手刀、麥穗型刀、蜈蚣刀、棋盤刀……種種花刀技法讓現代人目瞪口呆，直歎自己笨。幸好有了切蛋器之類的切割用具，讓我們不必真練成一手絕活便可在餐桌上「花樣多多」。非專業人士也有了大廚的手藝，你說這樣的小廚具賣你幾十元貴不貴？
多功能廚剪、搗蒜器、起子
501元一把的日本產「多功能廚剪」能剪帶骨頭的肉、能起瓶蓋，中間的「虎口」還能夾堅果。與售價在百元以上的罐頭起子、搗蒜器一樣，這個順手、好用又結實的廚房硬器是對主婦們的「憐香惜玉」，也給喜愛工具的「新好男人」帶來樂趣。
調味瓶
目前超市中的調味瓶最時髦的是木製和玻璃制的，前者泰國產，後者法國造，售價幾十元至七八百元，它們的另外一種叫法是「調味樽」。「樽」與「尊」同音，似在提醒我們注意這些小玩意兒的地位變化。我們講究調味品，繼而講究盛放它們的容器，「可口」還要「可目」一這是「精緻生活」的原則。
流行音樂·性·性別
如果時下的大眾文化是一個大超市，流行音樂就是你必然要經過的一條甬道，無論你需不需要，歌為你而唱，曲曲折折總要傳入你的耳朵。可能電台、電視台和商場的播放只給了你一個最初的印象，路人的哼唱使你記住了其中一句曲調，最後有個偶然的機會聽到完整的一遍——如果歌手的普通話純正還能聽清楚歌詞。但是這2年來不斷有人抱怨歌壇沉寂，乏善足陳。這恐怕不僅對歌者、對聽眾來說也是一件尷尬的事，因為這種音樂與我們所處的日新月異、花樣翻新的商品社會如此般配，與我們所有的流行書刊、時裝、大片等等快餐文化如此一致，我們怎麼會覺得與它如此疏異呢？
流行音樂本身是貧弱的，但其中閃現著生活的景觀和你我的影子，人們在聽它時可以得到對自己的肯定，並且期待於此。也許只有當它唱出我們感到卻沒有聽到，或者想說卻不知從何說起的東西時，它才能成為我們需要的東西，在那個大超市大大流行起來。
前幾天我第一次完整地聽到田震的《野花》，使我吃驚的當然不是同名專輯在1997年賣了60萬張（不包括盜版），而是歌詞的率真與大膽：「我想問問他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懷／不要讓我在不安中試探徘徊／如果這慾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別再等待／因為那團火在我心中燒得我實在難耐／讓我渴望的堅強的你啊經常出現在夜裡／我無法抗拒我無法將你揮去。」
其實流行歌曲中從來都不缺少性愛，但它往往被掩蓋在愛情下面，可謂愛如潮水，性如礁石。性可以是健康的，可以是不健康的，這一點上和愛毫無二致，但公開談論它卻常常不合時宜。這盤專輯的暢銷說明它順應了許多人的心理，但卻並不能為自己和性正名。田震在一開始接受採訪時說：「這裡面沒有什麼性的問題，我的確非常喜歡山坡上那些不被人注意的野花，它們有一種堅韌的勁兒。至於說這首歌有什麼暗示，那是別人的事兒，愛怎麼說怎麼說去好了。」實際上，在融洽地交談後，田震才說：「即使我現在唱這首歌還是有很多人議論——『這個田震怎麼怎麼這樣？也有點兒太那個了吧。』要是10多年前唱這首歌，那可就不是招某些人說的事了，肯定得關進去。那時候唱唱黃土高坡、唱唱媽媽的吻還可以，誰要是唱什麼愛呀愛呀的，就被人說不正經了，還敢提到性？當然要是再過10年來看，這首歌又算得了什麼呢。」
其實，這首歌要放到民歌裡又算得了什麼呢？多少年來民歌詠唱的大多是一個性字。我聽過一首悠揚嘹亮的西北歌兒，歌詞是：「阿哥是天上龍兒一條／阿妹是地下花兒一朵／龍不抬頭而兒不下啊／雨兒不下花兒不開。」我們可能不喜歡讓未成年人聽到這樣直露的詠唱，但也不會把它歸入《十八摸》一類黃色小調兒。
80年代的崔健之於中國有些像Beatles之於60年代的西方，他唱出了一代人的憤意和困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百年文學經典）收入了《一無所有》和《這兒的空間》兩首歌詞，大概也基於此。《一無所有》首先是一首情歌，其次則通過對性的坦白的描寫，抒發了一種倦怠的情緒。同盤專輯中的《一把刀子》更充滿了激情：「光溜溜的身子放著光輝／照得你那祖宗三代露出羞愧／你張開了胸懷還伸出了手／你說你要的就是我的尖銳。」大學時代許多人想聽清這首沒印出歌詞的歌，大概只聽清了最後一句：「我要穿過你的嘴親吻你的肺。」
不久以後，黑豹樂隊就清清楚楚地為我們高唱：「不必過分多說／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麼」（《無地自容》）、「你若需要我就請你找我／我帶你回家去充飢解渴」（《眼光裡》）。在這裡，突現的正是像豹皮一樣光滑油亮的性，它在現代年輕人的生活中竄來竄去；但是對性的直接追求幾乎同時就披著頹廢的外衣，取名《無地自容》大概表示了一種道德評價。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唯其暴烈，困難長久。90年代以來，隨著商業文化的普及發展，隨著跨國資本對國內文化產業的滲透和影響，本土文化產業的體制日益完善，市場爭奪和利益分配以及大眾心理的迅速演變，任何一首歌都不再是任惰任性唱出，而且年輕人也不再有底氣高唱崔健、黑豹和唐朝，他們更忙於掙錢和消費——我們所面對的不是性的壓抑和一個眼罩，而恰恰相反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物質世界。反叛性不再引起太多人的共鳴，他們對流行歌曲的要求更多的是一種情緒調節和情感刺激，是輕聲吟唱而不是引吭高歌。
因此，一方面是在大量港台歌曲和大陸的類港台歌曲中愛河氾濫，充滿無關痛癢的愛恨得失，裡面間或有著對性愛的星星點點的暗示，卻完全出於商業動機。另一方面，大陸音樂人尋找著一個又一個可以使自己或別人感興趣的說法。校園民謠充滿一種健康、溫暖卻又不甚成熟的情感體驗，而《小芳》、《彎彎的月亮》、《濤聲依舊》、《孔雀東南飛》營造著懷舊的氛圍，後兩首歌更直接以古詩起興。《縴夫的愛》以民歌的形式、傳統的男女恩愛的內容唱遍全國，其中既有蠻憨肯干的男人、嬌小柔媚的女人，又有著「等到日落西山頭讓你親個夠」這樣的性愛表白，其流行有十足的當代社會心理背景。
大陸如此，台灣又怎樣呢？羅大佑的三闕戀曲既是個人對愛情和性的不斷追問，又鮮明地映照著時代特色，成為一種社會普遍心理的沉澱。1982年的《戀曲1980》這樣唱道：「你曾經對我說／你永遠愛著我／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什麼？」1986年的《戀曲1990》大家已經耳熟能詳，它復歸傳統的價值取向，「人生難得再次尋覓相知的伴侶／生命終究難捨藍藍的白雲天。」到1994年的《戀曲2000》，羅大佑借戀曲形式進行東西文化上的反思。這盤盒帶中的《台北紅玫瑰》則更像一個傳統文人在後現代筵席前的押飲：「今晚的我不早睡／台北紅玫瑰／再來一杯／你的酒量也可貴／請飲入你那動人的嘴……到此已經無所謂／今晚我不醉不歸／你的懷中／體香隨心思浮動／不外是深情比酒濃。」
由《野花》所引發的問題恐怕不只是性，還有一個性別的問題。我曾在一家酒吧聽到男歌手演繹這首歌，他改動了兩個字：「讓我渴望的溫柔（加重點號）的你啊經常出現在夜裡／我無法抗拒我無法將你揮去。」大概這一下許多人就容易接受了，許多暗自竊笑的人就不覺得有什麼好笑了——原詞是「堅強」。「男人可以唱，女人就不可以。其實大家不都是人嘛，而且很多歌裡女人是什麼樣子呢，簡直就是男人的洩慾工具。」我想田震也是第一次對記者說出這樣的話。她說，「我從前最討厭的歌星是一個女人，我想不明白一個女人怎麼能那樣——這個女人就是麥當娜。但後來這個印象有了改變，我在歐洲看了一次她的現場演出，我真的感到，噢，女人也可以這樣。」
我帶著類似的問題採訪了正在電影學院進修的李春波。他說：「我沒有覺得啊，男女挺平等的，有時候我覺得女人的位置還很優越呢。」但在談到《小芳》時，他坦言這是知青的故事，小芳是時代的犧牲品。如果誠如李春波所說，「感情是相通的，現在的人喜歡唱寫過去的歌，只是因為有相通的感情」，那麼現代社會的男人們對心中的小芳唱著「謝謝你對我的愛／今生今世我不忘懷」時，小芳在哪兒呢？她有什麼感受呢？
我們或許不相信，女人比男人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在歌曲中女人的定位集中到兩點：一種是天真得幾近於傻瓜，一種是屢被遺棄的滄桑女性——這都是女歌手自道。而在男人唱的歌裡，女人往往或高傲、或放蕩、或如水、或如迷。女人真的像迷嗎？再舉個例子，關於朋友的歌不勝枚舉，但幾乎從來都由男人來唱，其中充滿對艱難生活的感慨和對真心朋友的懷念與祝福，真情流露，頗為感人；而女人似乎就沒有朋友，她們更「適合」唱祝福全人類的歌。比如葉倩文的《祝福》、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孫悅的《祝你平安》，這究竟是一種照耀大地的母性光輝，還是一種父權社會的吉祥物，委實不易說清。
反而是陳淑樺唱的那首《夢醒時分》（李宗盛作詞）一聽就是女人安慰自己的知心朋友的：「你說你愛了不該愛的人／你的心中滿是悔恨……早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也許有時候人們會感到奇怪：一首歌怎麼就流行起來了呢？他不一定喜歡，但他畢竟在哼唱——這就是流行音樂的魅力，」這就是商業文化的成功。它在我們周圍盤旋，從我們身邊滑過。
向前看的日本偶像劇
90年代以來，日本正流行著一種連續劇，收視率奇高不說，連錄像帶、歌曲帶和電視小說等相關產品也都隨之暢銷不已。1994年港台的電視台推出首打劇目《東京愛情故事》、《一○一次求婚》、《難得有情人》等，這股旋風隨即刮了起來。
日本偶像劇（Trendy Drama）的基本特徵就是，「不流行不採用。」那裡面有最時髦的服裝，最新的職業，熱門的約會地點，新興的愛情觀，乃至於講的話都是新鮮的流行語。《跟我說愛我》中男女主人公通過傳真機互相「傳」情，到《夏日求婚》溝通男女之間的橋樑成了電子郵件。1996年的《長假》打破了日本電視劇的收視率記錄，其中一件件的美麗衣裳，一瓶瓶的紅酒，一首首的鋼琴曲——當然，還有愛情——令無數觀眾為之陶醉。日本偶像劇的主要演員要麼是青春偶像，要麼通過它便可能成為青春偶像。像《長假》中的所有配角，自此之後大多片運亨通。喜歡偶像劇的也未必有偶像情結，但多是那些觸角敏銳，追求感人劇情、流行資訊，可以瞬間移情，投入最大情感以換取感動的年輕人。
偶像劇是日本繼卡通畫（片）、流行歌曲後第三項影響深遠且超越國度的文化娛樂產品。它們之間頗有共通之處：節奏明快，精緻美好，採用類型語言但發揮風格化的魅力。特別是漫畫情節充滿人際衝突，戲劇張力飽滿，經常成為偶像劇取材改編的對象。柴門文筆下眼帶桃花、頰有淚痣、睫發反勾、風流嫵媚的赤名莉香造型（《東京愛情故事》女主角），到了電視上變得一頭柔順劉海直長髮；笑是一百倍的笑、痛是一百倍的痛的直率任性降為天真無邪的幽默感，女主角看起來有18歲，智商卻只有4歲。原因之一在於媒體不同，表現力則不同；之二在於電視劇規模大、成本高，策略必然趨向於保守。相對漫畫的天馬行空，電視劇作為成人的漫畫，更懂得悅人媚人之必要。當然《東京愛情故事》的電視版成功了，且使原作沾光不少；但令人感興趣的並非偶像劇被漫畫原作掩蓋掉或者掩蓋掉原作，而是兩者說到底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兒——日本通俗文化的創造力也正是這樣顯露出來的。
「物慾橫流」一詞在我國曾很流行，它是和「精神空虛」連在一起來抨擊社會不良現象的，直到今天，很多國產電視劇所講的仍是這8個字，加上與之相對立的某8個字。但在最充斥物慾的日本偶像劇中，講的永遠是與物慾沒什麼關係的一個字：情。俊男美女的愛情故事講上一段，會冒出美女與醜男，女大與男小這樣逆傳統而順潮流的故事，依舊純情、浪漫，撫慰人心。表面時髦的偶像劇絕非不關心社會問題，劇作家野島伸司的戲裡都有不同程度的殘酷與變態，在《人間·失格》中的校園暴力事件，甚至大有預言今年夏天的「中學生殺人事件」之意。他的作品（《一○一次求婚》、《高校教師》、《無家的小孩》等）在日本一直擁有20％以上的收視率。北川悅吏子編劇的《長假》中，則幾乎全是30歲以下的年輕角色，家長縱被言及也不露形跡，這當然不只是青春片的要求，而是編劇打算強化一個趨勢：年輕人完全地獨立自主，即便磕磕絆絆，矛盾也就在他們之間，而不是永遠繞著父輩與子輩的關係來打轉。
偶像劇要勾勒日常生活的失落與夢想，撫慰現代人日日渴望、但所得甚微的心靈，免不了夜夜端上一些蒼涼中存浪漫、卑微中見真情的苦茶，甚至也不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殘缺不是我的負擔」這種類型的道德勸勉。《東京仙履奇緣》中的女主角是從鄉下孤身跑到東京的年輕女孩，因為深信東京鐵塔的光，能夠使人夢想成真。於是，她就每天搭乘電車，往返於簡陋的住所與食品工廠之間，沒想到一把紅傘當真改變了這平凡女孩的一生，她遇上多金、多情、相貌堂堂的白馬王子，經過一系列插曲，結婚了！
其實所謂偶像劇，說白了不就是日本年輕人的主旋律嗎？但無論從商業、娛樂還是從文藝和思潮的角度來看，成功的偶像劇都在捕捉當下的新感覺，試圖創造新感覺。目前為國際影壇稱道的一些日本電影，很大程度上便崛起於這樣一種氛圍。新銳導演巖井俊二的《情書》、《燕尾蝶》，既是富於探索性的藝術片，同時也是和偶像劇一樣的青春偶像片。如果有人抱怨中國的城市電影不好看，看看電視劇就會有個分曉。一年300部偶像劇，和一年300部清宮戲，畢竟是大不一樣的趨勢。
消費隱私
去年的書攤上擺滿了各種明星的傳記，名氣有大有小，年齡有老有少，大多數是自傳，把自己不為人知或僅為圍內人知的事兒，自己與最親密的人之間的事兒，都拿出來一饗讀者。先上市的大都賣了好價錢，後趕的難免鬱悶一點兒。今年的書商換了新招，百姓隱私簡直可以申請專利——一本《絕對隱私》引出了多少普通人的情感秘密，如《單身隱私》、《婚內婚外》等等。
以前電視上明星專訪是熱門，這幾年真正熱鬧的卻是《生活空間》、《實話實說》等欄目，講述老百姓自己的私事兒，柴米油鹽醬醋茶，很像巷口老太太議論的內容；還有香港、湖南等衛視中的男女速配欄目，不僅要講自己的隱私，還要借此直接影響你的生活。這些欄目都很惹人注目，甚至連電台也有一些熱門的午夜談話節目。總之，所有的媒體都可以是展出隱私和消費隱私的場所。
隱私變得有價值，首先是肯定了隱私的合理存在和隱私的私人所有權。隱私實際上代表了個人空間的大小。《世說新語》中講，劉伶在家赤身裸體，有人看見了說他傷風敗俗，他回答，我以天當屋子以地當床，房間是我的褲子，你鑽到我的褲子裡來幹什麼？——你可以看出這老兒比我們要自由得多，因為他的個人空間比我們的都大。如果在今天，劉伶的寫真集也會比我們的都值錢，因為他是名人，而且他敢於暴露自己。
據我所知，《世說新語》是講述名人隱私最早且最多的一本書，人們至今愛看愛談，稱之為名士風流。問題在於，只要此書不完全是杜撰出來的，就有相當一部分故事是某名人自個兒講出來的。比如上邊那個故事就可能是劉伶自己講的，鑽別人褲子那人沒必要自尋其辱，而且衝他的問話也不像個名士。某某踏雪夜訪王羲之，乘興而來又乘興而去的風雅故事也得是自己講的，否則別人怎麼知道。那時候的隱私不賣錢，但可以博得風雅之名。
可見人們不僅願意看別人的隱私，願意擁有自己的隱私，還願意把一部分隱私說出來——儘管說出來，但依然是隱私（至少有署名權），這和沒有隱私是兩碼事兒。用精神分析的話來說，每個人都是暴露癖，或者窺視癖，或者二者都是。他們說演電影的是暴露癖，看電影的是窺視癖，也就是這個意思。希區柯克的片子比別人的好看，很大程度上在於充分利用了人們的這種本能。
說明星寫自傳是暴露癖還沒說到點子上，更深的原因是要證明自己與眾不同的存在。如果我在演技和名氣上與別人區別不開，看看我的私生活和情感記錄你就會知道，我們很不一樣的。大眾也需要看這些東西，他們要借此看到一些活生生的人，和他們很相似又有點不同的人。（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絕不僅是追星。探密和娛樂，而是為了溝通，為了更好地瞭解自己。從不同的角度看別人，看得多一些以瞭解真相的願望從來都是如此強大，以至於明星的隱私、名人的傳記可以層出不窮。
有一點不同是，政治領袖（如毛澤東）的個人日常生活都屬於他的隱私，90年代流行這樣的書是對一種神話的解構，我知道他除了是領袖還擁有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相當一部分明星的傳記，不過使我知道，他（她）除了一份普通的經歷還有一份更普通的想法。因為一般來說，消費某人的隱私是用來解構某人的，除非他恰恰想以此來建構自己。那就是消費主義時代的做秀了：一個根深蒂固卻無疾而終的願望，一段驚心動魄但什麼都沒影響的愛情，一個欲說還休、欲體還說的秘密……
也許普通人的隱私來得更樸實，至少他得以真東西來打動人。而且對屬於暴露癖的人來說，把隱私講給一大堆不相干的人比講給一個好朋友要來得痛快。我等看這些普通人的隱私，閱讀時的樂趣不言而喻，還有一層是看看別人在這個時代如何生活，有些什麼「見不得人的想法」，同時對照一下自己，弄清自己的位置。自己活得是否還算正常。
進軍好萊塢：好玩不好玩
周潤發以前常冒出兩句英語，像《英雄本色》中狄龍誇他英語有長進，他得意地回答：「ofcour-r-r-se！」續集裡他扮演小馬的孿生弟弟，在紐約的中國餐館打工，甚至能模仿一兩句黑話，如「Don't fuck with my family」。但在一部投資2600萬美元的好萊塢電影中講英語就是另外一回事兒了。好萊塢拍攝、全球公映的《代用殺手》（《血仍未冷》）曾使發仔大傷腦筋：他總是不能把舌頭和表情協調起來。他會在半夜三點給導演安東尼·福柯瓦打電話，討論單詞的用法。
福柯瓦告訴他：「別太在意語言，注意表情就夠了。」沒錯，我們會覺得發仔談吐幽默，但對美國觀眾來說，最酷的是他沉默和垂死的時候。他的身體語言是最具世界性的，他似乎生就一個超級明星。他的一襲風衣和長長的身影曾深深打動過一個加利福尼亞的錄相迷，那小伙子馬上買了同樣的行頭。那小伙子是後來在好萊塢紅得發紫的導演昆汀·泰倫蒂諾。
更重要的是時機。當周潤發在好萊塢呆到第三年時，史泰龍、施瓦辛格、哈里森·福特等動作片明星都已超過50歲，斯蒂芬·西格爾也去日無多。老巨星在走下坡路，新巨星卻只能堪堪點出尼古拉斯·凱奇（34歲，最近的動作片《勇闖奪命島》、《龍捲風》、《變臉》，他的片酬已高達1000萬美金，離他前輩的2000萬美金相去不遠。而同年齡段的布蘭德·皮特、基努·裡夫斯、約翰尼·戴普不是不想做超級巨星，只是不想沒腦子地打鬥罷了（像裡夫斯拒演《生死時速2》）。他們少年時代正是德·尼羅、阿爾帕西諾、達斯廷·霍夫曼這些性格明星大放光芒的70年代，但現在別人想讓他們演《魔鬼終結者》那樣機器人一類的東西！不管怎麼說，美國觀眾已需要新面孔、新影像來充飢，而在國外賣得最多最好的好萊塢片子也正是動作片，怎麼辦？喂，那邊，那個又高又酷的漢子是誰？噢，他42歲，還可以用10年嘛。
因此，發仔注定成功。他還注定會成功下去，與奧利弗·斯通合作《國王與我》，與吳宇森再度聯手《國王的贖金》。和周潤發一樣抵達好萊塢的動作明星還有楊紫瓊、李連傑等人。《明日帝國》僅在北美公映24天票房已逾1億美元，使長髮飄飄的新任邦德女郎楊紫瓊大受美國少年和好萊塢片商的青睞。接下來，楊紫瓊會飾演一位喜劇明星的女保鏢。《致命武器4》已經開拍，儘管李連傑在其中扮演反面角色，但不會影響到此片在美國或者亞洲的票房。因為，製片人會認為，他（李連傑）從來沒演過壞蛋，所以這將是一個新形象，而且，你可以用一種非常酷的方式來演壞蛋。
很難相信美國主流觀眾會同時接受好幾位中國演員。鞏俐、張國榮、張曼玉因藝術片成名，除上述三位動作片明星外，更多想到好萊塢發展的亞洲明星恐怕不得不面對小得多的角色。陳沖和白靈在美國已小有名氣，但好萊塢不會為她們度身定影片。巨星周星弛也計劃演一部好萊塢片子，但他的「無厘頭」喜劇的確很難翻譯成英語。周潤發很清醒地說過，「長期以來，亞洲演員被鎖定在好萊塢的分類架上，他們只是常備的功夫明星、匪徒、帝王。直到最近他們才能自由說話，扮演了一些更重要更有活力的角色。」
赴美導演的情況也許要好一些。由於《斷箭》和《變臉》的成功，吳宇森被各大公司和明星爭相邀請，投資甚巨，連《代用殺手》也簡直是吳片的翻版。吳宇森在好萊塢成了一個詞兒。這也使片商把目光投向其他香港名導：徐克、林嶺東、唐季禮……他們有新奇的形象，他們工作效率高，而且，他們要價不高。林嶺東和徐克的酬金是50萬美金，這對好萊塢來說小菜一碟（在其他任何地方當然都是遠遠不夠的）。另外，一些藝術片導演也在邀請之列，華納兄弟公司請大陸名導陳凱歌重拍狄更斯的《雙城記》，而另一家公司希望陳凱歌拍一部由法國明星萊麗葉·比諾什主演的英語影片。
似乎一個良辰美景，群星薈萃，波光粼粼銀幕越來越國際化了，觀眾越看越爽，但銀幕是誰的？幾位明星演的片子當然是好萊塢的，那邊的導演和故事，那邊的投資和收益。如果說《代用殺手》這類大片在香港乃至以後在亞洲票房成功可以刺激當地電影市場的話，可沒見哪國電影能對好萊塢大片成功反擊過？不過明知飲鴆止渴，不得不飲罷了。好萊塢使周潤發打遍全球，同時也是好萊塢打遍全球，正是從這樣一個意義上說，好萊塢將永葆青春。導演的片子程度稍有不同，吳宇森的成功是港人的成功，就像《霸王別姬》是陳凱歌的成功一樣，我們不必管誰投資。但令人惋惜的是，在吳離開香港而《斷箭》、《變臉》依然（不是更加）好看之時，吳的「暴力美學」背後的文化意蘊也正漸漸被磨蝕掉。
港味濃一些還是好萊塢味濃一些可能不是問題所在，這就像我們認為元朝、清朝的統治是民族大融合一樣，進軍與被同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無須強調哪一面。只是在為吳宇森和周潤發（如70年代的李小龍）等香港人喝彩的時候，的確應該看到輝煌的是好萊塢，而香港電影，無論作為文化、工業還是娛樂，都在走下坡路。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能與好萊塢較量一下的電影生產地，直到1993年《侏羅紀公園》的大震動，港產片在當地一直居絕對優勢，並對東亞和東南亞有著廣泛影響。周潤發在香港輝煌的10年也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1986－1995年。當然，周潤發不只演殺手，香港也遠不僅僅只英雄片（不像美國叫做動作片）發達，周星馳的搞笑片就幾度打破港產片票房記錄。
然而90年代以來，這個「東方好萊塢」的電影業卻紅燈高懸，危機四伏。尤其是1993年後，觀眾嚴重流失、票房持續下降，電影作為主要娛樂活動的地位開始動搖。其中，本地消費市場的疲軟、其他媒介和娛樂的衝擊、人口老齡化等都是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在電影本身則有影院過多、片源極度不足的問題，以致生產出許多粗製濫造的產品；抄襲堆砌之作多，而創新、精緻之作少，尤其此類商業片少。巨星的大製作配合好檔期，叫座力持續不衰，而另一極則是收入不過百萬港幣的影片比比皆是。縱令成龍的《紅番區》（1995）、《警察故事4》（1996）在票房上能創新高，也像強弩之末，無法掩飾整個香港電影的窘境。正是那時候，許多香港影人到好萊塢尋求發展。
1996年和lop年2年真正有新意的港產商業片卻是一個新成立的最佳拍檔公司的「古惑仔」系列。從《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到《97古惑仔之戰無不勝》，4部片子約1年時間就發展出來，其週期之短固然領先於世界商業片，而影響之大也令人咋舌。僅前三集票房總進賬已大大超過6000萬港幣，還引出了10餘部同類型作品。香港影評人李悼桃指出：「表面上是80年代江湖片的復甦，……實際上3集『古惑仔』強調的都是群體和團結的力量，寫實風格和自發的活力與神采，皆與舊日傾向浪漫誇張的英雄片背道而馳。」發仔在英雄片的結尾常常死去，而「古惑仔」系列影片中的結尾卻是年輕一代主角重振社團聲威，重建幫會秩序。儘管因此被指摘為美化黑社會，但其成功多少證明了對黑社會的態度並不是關鍵，而是傳統價值的繼承與重建。
此外，近幾年香港有一些藝術品位很高的另類電影異軍突起，在以江湖恩怨、玩世搞笑。男歡女愛為內容的主流商業電影之外，以嶄新的電影形式直面現實，洞幽燭微，獲得了良好的聲譽，如王家衛、許鞍華、關錦鵬等人的片子《阿飛正傳》、《重慶森林》、《女人四十》、《阮玲玉》、《紅玫瑰與白玫瑰》。在商業電影丟失觀眾的時候，正是藝術電影培養觀眾之時。這些片子即使短期內沒有獲得經濟實效，但其影響巨大，從長遠來看（電影形式與觀眾培養）對香港商業電影也不無種益，就像70、80年代之交的香港新浪潮電影帶動了80年代商業電影一樣。
或許正是這些電影更值得關注，值得媒體宣傳，甚至適當引入大陸市場，哪怕做「小片」引入也好。香港電影的興衰值得大陸關注、研究與借鑒。而發仔、楊紫瓊等人在好萊塢都已大獲成功——也就是在全球成功，並且看樣子也不會再回香港拍片。如果香港影人紛紛進軍好萊塢，即使成功也令人擔憂，因為國際化對本土未必是好事。最好的導演和明星如果在海外，誰來重振香港電影？
新聞的美感與暢銷書
新近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黑鏡頭》一上書攤就成了暢銷書。
和以往那些擺在圖書資料室和專業人士書櫃裡的精美攝影集不同，煞費苦心的包裝和周片印刷的低成本使《黑鏡頭》在市場上頗有競爭力。所有賣點都被抖出來。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間都被填滿。那些被編譯者抬到「需仰視才見」地位的新聞照片甚至也被大量用作裝飾。兩幅在世界新聞攝影比賽獲獎的照片《奧伊瑪拉的痛苦》和《拒絕武器》，分別成為上下兩冊書的「封面故事」，另外6幅新聞照片分別被安排在兩冊書的封三，連目錄頁的邊角也用新聞照片點綴。全書所選照片的權威性和來之不易也被特別強調——封二是「世界新聞攝影比賽大獎」和美國「普利策新聞攝影獎」的簡介，扉頁對那些不辭辛苦甚至捨去性命的攝影記者做了介紹。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照片的尺寸都不大，目錄頁的照片甚至才半寸大，讀者能不能看清楚似乎不重要——因為還有十分煽情的解說文字，比如第1冊封面上的那段話：「這是一個小女孩即將死去的一瞬：雙手泡得浮腫發白，瞳孔散開。她已在泥石流中頑強地掙扎了60個小時，她用生命最後的眼光苦苦望著我們……」
擺在書攤上的《黑鏡頭》因此具有了十足的暢銷書味道。
為什麼讀者會願意花錢「買」那些充滿苦難、衝突的新聞照片？
在《黑鏡頭》300餘幅照片中，有一幅攝於1907年名為《傾斜》的照片，拍攝主體是一艘船身嚴重傾斜、正在下沉的船。攝影者以令人欽佩的鎮定拍出了動與靜、斜與正的衝突。編譯者這樣評價這張照片：「這種衝突感和緊張感由於讀者本身置身於照片場景之外而不顯得那麼危險，從而上升為審美快感。」
「置身其外」的大眾的好奇心是新聞照片永遠受歡迎的重要動因。因為置身其外，乾旱、地震、泥石流、戰爭、暴力、民族衝突、飢餓和疾病都變得不那麼危險了，看上去甚至具有了一種「美感」——「新聞美感」，這是新聞業內常用語。
從新聞攝影的角度看，那些新聞照片的誕生可能緣於人類本能的衝動——要記錄歷史的難忘瞬間。和祖先在岩石上饒有興趣的「記錄方式」相比，現代的「記錄方式」是艱辛的甚至是殘酷的。「真正偉大的攝影記者不是這些桂冠所能嘉許的。他們是捕捉苦難和人性的天才，他們也因為無法擺脫的人類厄運而備受傷害。」（編譯者在前言中寫道）
《黑鏡頭》介紹了第一個在越戰中殉職的美國攝影記者庫柏，選登了他在觸雷身亡前拍攝的最後一卷膠卷中的最後一張照片。配文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一位越南醫生在宣佈庫柏已經死亡後說：「這種讓美國人瞭解新聞的方式太殘酷了。」
另一個世界新聞史上著名的慘案也在《黑鏡頭》裡出現。凱文·卡特拍攝的《飢餓的小孩》獲1994年「普利策獎」，但凱文卻在一個月後自殺，他不能忍受心靈的痛苦和輿論的指責——為什麼不放下照相機去救那個躺在禿鷹和死亡眼前的孩子？「這孩子已經瀕死，我救不了他」——凱文並沒有這樣為自己辯解，卻用自己的生命訴說：這個世界的苦難者太多，記者拯救他們的方式似乎只能是手中的相機。這架相機不能讓眼前的人起死回生，但它能給一個時代帶來巨大的震動（或者說是陣痛），甚至為人類歷史帶來光明的轉機。
《黑鏡頭》一書還在「疾病的故事」一章裡，刊登了獲世界新聞比賽大獎的攝影專題《幫助艾滋病患者死去》。實際上鏡頭之外的故事更值得一提，卻被《黑鏡頭》的編譯者忽略了。這組專題曾被選用為意大利服裝品牌「貝納通」的廣告，成為90年代極富爭議的一件事。或許照片中的艾滋病病人看上去酷似耶酥，因此讓很多人不能接受吧。「貝納通」遭到很多人非議——幹嘛做這樣的廣告，這和賣衣服有何干係？但「貝納通」的舉動受到了艾滋病救助組織和病人家屬的讚揚，照片中病人的父親事後公開表示：「我兒子死後發出的聲音比他生前更大了。」
翻閱那些「訴說著這個世紀驚心動魄的真實」、「充斥著暴力、仇殺、苦難、貪婪的人性」的照片，回望一個不斷經歷徹底震撼的世紀，反思我們的所作所為……這在問題多多、讓人困惑的20世紀末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黑鏡頭》選擇了一個好選題。
「苦難是一筆財富」，這句名言用來解釋「黑鏡頭們」的暢銷真是再合適不過。隔著遙遠的時空，別人的苦難昇華為「新聞的美感」，並被幸福的人們所接受。而在這個時代，只要是大眾喜歡的東西就一定會被商業炮製成消費品——「苦難」也不例外。《黑鏡頭》已經出版了4集，似乎還將不停地出下去，而《紅鏡頭》、《熱鏡頭》。《你沒見過的歷史照片》也蜂擁而至，搶佔一個「渴望消費苦難」的市場。
動畫片的失落與希望
美國動畫片稱雄世界久矣，因此當一部日本自產的動畫片打破美國票房記錄時，引得輿論一片嘩然。《幽靈公主》花了3年時間和2000萬美元，但它在公映40天內就賺到5000萬美元，預計會超過在日本的所有故事片中的票房記錄保持者——美國片《外星人》。這部影片取材於14世紀的日本鄉村，一位通又少女率領她的狼家庭，為保護自然而與一個採礦伐木、鍛造武器的部落展開了激烈鬥爭。它表現了這樣一個主題：人類是冷酷和暴虐的，可他們必須生存下去。如果有什麼對錯可言，人類生存本身可能就是錯的。
這樣的主題和迪斯尼動畫片完全不同，迪斯尼的固定模式是大團圓結局和角色善惡分明。為此，美國人對導演宮崎駿大加讚賞。《時代》週刊引證他自己的話說：「我討厭迪斯尼電影，他們僅僅是要誘惑觀眾。我想讓觀眾思考。」
但這只是宮崎駿和迪斯尼之間的差別，對於國產動畫片來說，誘惑觀眾和讓觀眾思考似乎還構不成一種差別，因為它們首先都是吸引觀眾。從1996年開始，進口動畫片（幾乎全部是美國和日本的）在中央電視台的播出時間已少於國產動畫片，但其收視率和影響力卻仍然處於絕對優勢；米老鼠、唐老鴨、變型金剛、聖鬥士等卡通形象所佔據的恐怕遠不止是電視畫面，也不止是兒童的視野。而國產動畫片至今沒有一部精品和一個卡通形象得到普遍認可，國產動畫片沒有形成自己完善的風格和完備的生產機制；與從上到下的殷切呼聲相比，不啻是毛毛細雨，與同時期的電視劇相比也相形見細。問題出在哪兒？
《大鬧天宮》是一個永恆的記憶。我們很習慣會問：我們怎麼再也沒有那麼好看、又那麼中國味兒的動畫片了？那是60年代，為了製作這部片子，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聚集了全國幾乎所有的動畫人才，歷時4年才完成。今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動畫業分頭作戰，各找各的題材內容，各找各的製作公司，你靠近美國的趣味，他類似日本的風格，我來畫我的傳統故事，中國味兒已經串味了，民族化不復存焉。
其實，動畫片首先是影視，在吸引觀眾之前就開始談論什麼中國味兒太沒必要了。六七十年代中國動畫片探討民族化，追求形式美，實際上走向了一個極端。它們在藝術形式上貢獻很大，但對發展動畫業影響並不好。享有國際聲譽的水墨動畫片《蝌蚪找媽媽》在傳統造型藝術上已臻極境，但問題是，以水墨畫進行造型設計的話，有多少故事可以入畫？《大鬧天官》中孫悟空的形象因借鑒京劇臉譜而大放光彩，卻也因此缺乏了立體感——記得孫悟空在歪頭時頭不是圓的。關鍵在於，當民族化和形式美佔據要位時，美術風格便決定了影片風格，而電影手段卻受到長期忽視；不能以情節、動作、對白、節奏來吸引人，這成為今天國產動畫片的致命缺陷。
美國動畫片和日本動畫片截然不同，任意拿出一段你都可以分辨出國別來，恐怕這才是動畫片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化。區別它們的並不是卡通形象：宮崎駿的男女主人公常常長著棕色而非黑色頭髮，而美國動畫片中的許許多多動物又怎麼分國別呢？《時代》週刊所說的大團圓結局和善惡分明也不是一種區分標準；宮崎駿是日本最負盛名的動畫片導演，他以前的幾部巨作像《龍貓》、《風之谷》、《空中之城》，又何嘗每部都要觀眾思考呢？它們之間的區別恰恰是完全建立在電影本體上，比如（相對來說）日本動畫片重對白，而美國動畫片重表演舊本動畫片重鏡頭運用，像宮崎駿的電影中推拉搖移升降無所不用，簡直是把一個真人實景的大故事片完全畫下來，而迪斯尼則重動作，舞台化要濃得多。
《玩具總動員》的導演是從迪斯尼跳槽出來的，他說跳槽的原因是因為覺得迪斯尼過於強調動作，不強調表情。實際上迪斯尼的表情多豐富啊，像《美女與野獸》、《小美人魚》，連真人也學不來。但你去看《玩具總動員》，你會發現那些玩具的表情已不僅是表情，而是一種節奏。人家的動畫片已做到這樣，而我們卻還在考慮眼睛眨不眨的問題，怎麼來比？
影視觀念只是一個前提，想像力才是更大的問題。
很多人開始談論動畫片成人化的問題，因為他們同樣被《貓和老鼠》逗得前仰後翻，被《獅子王》感染得心曠神怡，在東京，排隊觀看《幽靈公主》的成年人幾乎和兒童一樣多。
成年人喜歡看動畫片，也許的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優秀的動畫片簡單、輕鬆，但絕不膚淺幼稚，從更深的層次上，動畫片可能代表著人類永恆的夢想和一個民族的精神意志。米老鼠一開始（30年代）就是一隻聰明、快樂、天真、淘氣、喜歡破壞，但心地善良而勇敢的老鼠，唐老鴨則是一隻暴躁、乖僻、運道不佳，對自己笨拙所遭致的不幸常大發脾氣的鴨子，這種典型性格肯定不僅是兒童化或者成人化的問題。當羅斯福頒行「新政」的時候，迪斯尼拍攝了一部名叫《三隻小豬》的動畫片，描寫懶惰的小豬被狼吃掉，而勤勞的小豬由於蓋了磚石房屋而倖免於難。片中那首動人的歌曲：「誰怕那隻大惡狼？不是我們！不是我們！」對當時的美國來說，意味著對經濟危機的挑戰。
日本動畫片的故事大多發生在50年代以後（《幽靈公主》只是例外），它們總是嚮往未來，想像人類以後的情況，就連一些很一般的電視動畫片也是如此，比如「變形金剛」系列。相反，我們的動畫片則不停地要到古代找故事，要不就是緊貼兒童的日常生活，反正要講些道理給你聽。美國動畫片雖然也常常改編經典故事，像《白雪公主》、《阿拉丁》、《獅子王》等等，但其中包含的卻是勇於開拓的美國精神。它們也講善有善報，但不會說你要聽話，不要因為玩耍耽誤功課，更重要的是它們說成功、財富、愛情這些都是美好的——而且你必須去爭取。我們和我們的孩子焉能不愛看？
當然國內也有自己的變化。《中國青年報》有一份社會調查表明，在請觀眾對新版孫悟空的性格做設想時，42.9％的成年人認為最好接近孩子的正常性格，而認為孫悟空應該富於鬥爭性的不再是絕對多數（31.6％）。從60年代的《大鬧天官》到90年代的《孫悟空》、《西遊記》（中央電視台正在製作的長篇電視動畫片），孫悟空形象的演變可能是對社會文化背景的最好註腳。
動畫業在美國可以被稱作狂人主理的行業。誇張一點說，無需觀眾，學動畫的甚至就足夠支撐票房。最近幾年為《獅子王》和《玩具總動員》的成功所激勵，每年有15000名左右學員從電腦動畫專業畢業，而等待他們的是3萬多個工作機會。這些人既是電腦狂，又像藝術家，反正需要和追尋的就是想像力和創造力。一家動畫公司叫囂：瘋子就要主宰瘋人院！
在國內，動畫製作公司已經很多，而且製作水準並不低，恰恰相反它們還為國外製作大量動畫片，但很多製作公司只相當於國外動畫片的加工作坊。如果把動畫片產業比作一條魚的話，前期策劃和創作是魚頭，動畫製作是魚身，市場——利潤實現和再投資就是魚尾。魚身自己不能游動，魚頭和魚尾就限制了中國動畫業。缺乏優秀的動畫片劇本和動畫片導演是最大的問題。片子不夠好，播映費就低，更重要的是難以開發附載產品——與動畫形象相關的玩具、畫冊、文具、服裝等等。這樣再投資成了問題，資金短缺繼續影響片子質量，惡性循環，難以上路。中央電視台總投資3000萬元製作《西遊記》正是為了打破這種僵局，衝進國際市場，賺取播映費，並開發附載產品。
動畫片投入大，週期長，回報慢，但同時它的回報範圍廣，時間長，利潤巨大。美、日動畫片所帶來的豐厚收益並非沒有吸引國內的投資者，只是多數還在猶疑徘徊。青島海爾集團斥巨資拍攝106集的動畫片《海爾兄弟》（已播出50集），儘管直接的利潤回報並不明顯，隱形利潤卻很大。據海爾集團稱，他們每天要收到上千封的觀眾來信。這種帶有廣告味道的動畫片（主人公即海爾電器上的二小童）開了民問投資大型動畫片的先河，同時也使許多為國外製作動畫片的國內從業人員不自覺地學到很多東西。
多方面的投資將為動畫業帶來希望：能有錢來搞前期調研和策劃，又有企業願意洽談動畫片附載產品的開發事項。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關注動畫片，無論僅僅是愛看還是去身體力行，都使人隱約看到國產動畫片的美好前景。當然，在這裡天時地利人和都只是一種呼喊，市場觀念和動畫片本體觀念的確立，可能才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換留大柵欄
坦白地說，我和很多人一樣，近日光顧久違的「大柵欄」是奔著內聯升鞋店的「鞋文化展」——以世界鞋的發展為主題的展覽。中國鞋博物館提供了數百幅珍貴圖片，內聯升拿出了這家百年老店的「傳家寶」——「大內朝靴」、「千層底布鞋」。顧客在逛店買鞋之餘能見識一下那些跨越歷史數千年、縱橫五洲幾萬里的鞋，按內聯升的說法：「不僅能受到世界古老文明的陶冶，還可以引發我們對現代人如何創造文明的思考。」
而我最強烈的感受是：像內聯升這樣的老店，像大柵欄這樣一條257米長、有著570多年歷史的老商業街，當年創造了堪稱經典的東方商業文化，怎麼就在今天的生活中漸漸「淡出」了呢？
老字號，東方商業文化經典
大柵欄商業街的歷史，比很多國家的歷史還長。帽店馬聚源、鞋店內聯升、綢布店瑞蚊祥、藥店同仁堂、茶店張一元……歷經戰亂和時代變遷，百年老店仍在這條街上做生意。我一直堅信：商品應有「歷史感」——經得起百年考驗的必是好東西，就像美國人信賴bet』S牛仔褲，法國人信賴路易·威登。
大柵欄集中了一批這樣的好東西。當年的大柵欄隨那段順口溜名揚天下：「頭頂馬聚源。腳踩內聯升、身穿八大祥……」這成了身份和品味的標誌。1815年（清嘉慶十六年）開業的馬聚源是京城帽業中最老的字號，曾被稱為「官帽店」，當年以制官帽、皮帽為主，並經銷各種緞制小帽，主要是為官僚富商服務。1853年（清咸豐三年）開業的內聯升靠為皇親國戚、朝中大臣做「朝靴」起家，因其用料講究、做工精細，深得達官顯貴青睞。國民黨統治時期，一些政界要人亦到內聯升定做布鞋。新中國成立後，內聯升成為面向大眾，為普通消費者服務的專業鞋店，但該店精工細作的傳統始終沒變。比如，該店著名的「千層底」布鞋，一律用白布打袼褙，不用舊布，納底要用產自溫州的上等麻繩，鞋底要求每平方寸81針（過去要求過110針），納好的底子還要放入80度－100度的熱水中浸泡，然後用棉被包嚴熱悶。問好以後再錘干、整形、曬乾，以保證加工出來的鞋底不走樣。據說按照如此嚴格的傳統工藝製作出的「千層底」布鞋才能始終吸汗，柔軟舒適。除了貨真價實，大柵欄的老店還在買貨的同時奉送商業文化。
老字號的取名比較講究。「內聯升」的「內」指「大內」即「皇宮」，「聯升」取「連升三級」之吉利。1858年（清咸豐八年）在朝任官的李氏創辦了步瀛齋鞋店，前店後廠，以製作布鞋為主，服務對像主要是當朝官員和上流社會的達官顯貴。由於年代久遠，「步瀛齋」這一字號的來歷已無從考證。不過單從字面上即可發現其創始人希望「生意興隆通四海」的氣魄和濃厚的書香氣息。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瑞蚨樣」綢布店開張，名中的一個「蚨」字想必讓商家費了一番苦心。據晉代《搜神記》記載：南方有蟲，名禹，又青蚊……生子必依草葉……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把「還錢」稱作「青蚊」。老字號大都有其深刻的內涵和寓意，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商業文化。成立3年的大柵欄商貿集團也意識到了這點，它管理這條街包括5家老字號在內的13家國營百貨店。1996年初他們提出「振興京味商文化」，以老字號為依托，把大柵欄發展成「集旅遊、觀光。購物為一體的商業街」。這次內聯升舉辦的鞋文化展，和早在1996年春節期間在大柵欄舉辦的幌子展，瑞蚨樣重新開張後舉辦的大柵欄一條街歷史回顧展，以及絲綢文化展、帽文化展，便是他們以文興商的舉措。
文化應注入經營，成為「活水」
不過，「在商言商」，賣的還是貨，文化要溶進經營，經營要到家，就要像當年大柵欄裡既有「朝靴」、「緞面手工繡花布鞋」，也有百姓歡迎的「棉花簍」（也叫大雲棉鞋），甚至還有專為蹬三輪車的腳力工人等勞動者準備的「股子皮雙臉灑鞋」（以耐磨經穿為特點）一樣。不「倚老賣老」、不故步自封，是老字號得以流傳下來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像當年的步瀛齋，他們看到社會的發展，僅靠手工製作布鞋已滿足不了各界人士的需要，從30年代後期起，就開始從上海等南方城市購進皮鞋，成為京城最早經營皮鞋的專業店之一。南北鞋薈萃、皮便鞋齊備，曾使步瀛齋以其領先一步之勢，在京城鞋業中名聲大振。
此次內聯升鞋文化展開辦期間，一些人士對「商店辦文化展」提出了寶貴意見。宣武區文化顧問黃宗漢先生說：「鞋店是要做生意的，所以展覽能不能盡量不佔經營面積，而把圖片掛到空中？另外，解說能不能請人藝的老人來錄音，要那種京腔京韻？門口是不是可以請兩位老師傅納鞋底，讓年輕人看看每平方寸怎麼能納sl針？整個內聯升就該成為一個鞋展覽，不光是自己的鞋，還應有全國的、世界各國的。我穿著咱們的布鞋走得比年輕人還快，但咱們的布鞋也有缺點——底兒不經磨。在國外，一雙牛津底布鞋賣75美元，傳統布鞋能不能順應全世界回歸自然、運動休閒、環境保護的潮流？」
「如何創造新文明？」內聯升其實到了必須找到答案的時候。現在，該店營業大樓比老店面積擴大了近5倍，總面積300平方米，但在經營上，按業內人士說法，它卻走進了進退維谷的困境，其難題在於供求的矛盾。內聯升千層底嚴格繁複的製作傳統技術正面臨失傳的危險。目前內聯升的千層底鞋都由郊區婦女手工納鞋底，每人每天最多納3只鞋底，鞋底納成之後，再由工人用手工紡製成布鞋，每個工人一天最多能鞝4雙鞋。納鞋底婦女每天收入4.5元，鞋廠工人月薪通常三四百元，最高產的工人也只拿到五百多元。現在內聯升鞋廠製作車間只有工人30多名，都是71屆的畢業生，已經長期招不到新徒工。
但慕名前來買千層底的顧客並不知道這些。他們中有的是一如既往鍾情一種經典，有的是以穿布鞋為當前一大時髦。出訪者願把它作為禮品送給外國友人，外國顧客更把它當作中國的工藝寶貝。遺憾的是，內聯升卻拿不出那麼多「千層底」。目前，一雙千層底布鞋售價僅人民幣80餘元，內聯升卻不敢提價。其實，面對現代工業千篇一律的產品，彌足珍貴的手工製品完全可以擺出「最後的貴族」那份驕傲。可我們老字號的口號還是空洞的「弘揚民族文化」，文化和商品實際上被分割成兩個彼此分裂的部分。
內聯升能不能真的在今天「步履輕安」？我近日看到一則廣告：「從前，路是腳踏出來的，今天，路是鞋走出來的」。用在老鞋店可謂意味深長。
牌樓和招幌能讓大柵欄重現風先嗎
內聯升在經營上的窘迫，也許是整個大柵欄那種曾使我們留戀的文化縮影。前人在大柵欄這條街上做足了文章。大柵欄在經過了它幾百年滄桑之後，現在面對一個全新的商業、消費社會，在整體改造近期不可能實施的情況下，大柵欄的文章又怎麼做下去？
早在1996年3月，大柵欄所在地宣武區政府提出「重振大柵欄」，並責成大柵欄商貿集團委託古建研究所和清華大學拿出可操作的方案。
9月中旬，一份「營造大柵欄氣氛」的方案擺在了區政府辦公會議的圓桌上。大柵欄商貿集團的根據是：大柵欄的功能——購物旅遊的步行街。此方案包括：恢復這條街原有的東西柵欄（牌樓），在整條街上增設6－7個空中過街裝飾橋；各店尤其是老字號盡可能掛出招幌、吉慶飾物；增加同仁堂藥店以西的吸引力，增加街頭雕塑小品，如門墩等2擬恢復大柵欄原來的青石板路。擬在街裡解決高空電線密如蛛網的狀況（但資金目前尚未落實）；婦女兒童用品商店的店面與這條街整體氣氛不和諧，將進行改造。
如何恢復大柵欄以及是否增設街內過街裝飾橋成為討論的重點。參考民國初年大柵欄街景照片，清華大學、古建研究所分別為東西街門設計了方案。雖說大柵欄街面現寬14米，比原街寬一倍，但現在情況顯然比原來複雜。考慮到能讓消防車。各店上貨車順利通過以及分流顧客等因素，與會者初步傾向是兩邊以柱子擎起雕花牌樓，高12.6米，與街同寬，離地面高淨落5.6米。
至於這些年一直高懸於大柵欄東口那個簡易的牌子，據說是迎亞運時掛上去的，為的是「別讓人走到大柵欄甲那兒還不知道到了大柵欄」。
是否修建統一的過街裝飾橋頗有爭議。大柵欄商貿集團總經理王健認為：「過街橋可以掛燈飾，這樣可以讓晚上的大柵欄亮起來。」宣武區規劃局局長楊同發則認為：「讓大柵欄亮起來不能光靠燈飾，商店晚上開業，街自然就亮了，不如讓商店各自從兩側伸出燈箱、幌子、霓虹招牌，繁華又自然。」至於幌子之類是否一定要照原樣做，楊同發說：「過去招攬顧客用幌子，現在方法多了，過去店前還有拴毛驢的呢，能都恢復原來的樣子嗎？」主管規劃的徐副區長說：「我們不一定要完全復古，但改造不能弄得不諧調。」徐副區長的擔心是有理由的。熱愛大柵欄的人沒有人不希望能見到「從前的大柵欄」，但現實中重建卻走了味兒的例子幾乎隨處可見，比如重修的琉璃廠、重建的紅螺寺，還有長椿街那段舊城牆上高懸的白底紅字大牌子「麗都啤酒城」。
恢復任何已逝去的東百（看得見的如建築，看不見的如某種傳統），難題還在於人們意識上的「重建」。民國時，當時的政府將青石板路改成了柏油路面；解放後，這條商業街的標誌——東西柵欄被拆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或砸或改老字號的招牌，比如內聯升易名「東方紅鞋帽店」、「長風鞋店」。實際上，有相當長時間，隨著無數像大柵欄、幌子這樣的「標誌性」建築飾物被毀，在歲月流逝和歷史造成的文化空白中，老字號已從人們的意識中漸漸淡漠了。
尋找「大柵欄味兒」，意味著要重新尋找一種已經丟失了的資源，這無疑是一件讓人欣慰的事。但不妨想得再深些：我們為什麼要重拾傳統文化？是為不讓一種經典在我們手中徹底消失，還是急功近利為落實一種「承諾」？傳統文化如何重建？全盤復古還是「綜合創新」？怎樣把握好分寸？
老字號、大柵欄商貿集團、宣武區政府的努力確實值得稱讚，但誰能讓整個前門地區變得繁華而又有序？
據悉，繁華的前門大街一條街東側「姓崇文」，西側可能「姓宣武」，兩區共管，必有「管不清」的地方；那些「障眼的」、大面積的白色隔離柵欄歸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門；直接影響大柵欄恢復舊牌樓、幌子的地下管線、高空電線歸市政、電信部門管；燈桿、廣告更是由工商、市容。廣告等好幾個部門管。
重建大柵欄並非易事。
熱愛大柵欄的人們有資格追問：為什麼整體改造近期不能實施？北京市不是以驚人的速度建起了那麼多立交橋、蓋起了那麼多寫字樓和商廈嗎？
曾經繁華數百年的傳統商業街在混亂和無序中感到窒息時，代表另一種文化的「麥當勞」、「肯德基」，卻在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更適應這個時代的「快餐式」經營方式而在前門地區佔盡風頭。
我在前門一帶找到一個特定的角度拍了張照片：近處是鮮艷的「麥當勞」大「M」標誌，遠處是灰色的前門箭樓，後者剛好就縮在大「M」的兩個「洞」裡。
挽留大柵欄
大柵欄商貿集團的張貴紅女士面對這張照片頗有感慨：「這兩個有代表意義的東西放在一起，給人心理上的衝撞很大——如果我們發展很好，這種衝撞聲是悅耳的，是一種有時代感又積極的衝撞；現在我們進退維谷，這種衝撞帶來的只有不平衡感，如果我們不衝出去，就只能縮在大『M』的陰影下。」
於是，北京大柵欄商貿集團和《北京日報》聯合推出「請您為大柵欄發展獻計策」活動。負責此事的張貴紅女士說：「我們共收到各界來信數百封。建議有巨有細，重要的是這樣的活動能喚起各界對大柵欄的關注、熱愛——大柵欄是唯一的，是國寶。」
對大柵欄有感情的人的確不少，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東是其中一個。1994年1月13日，《北京日報》發表了他的文章《請保留北京最古老的商業街——大柵欄》。王教授介紹說：「我那時從國外回來，看到北京一些著名的商業街，比如有一百年歷史的王府井、西單都改造得現代化了，真怕有570多年歷史的大柵欄也被『改掉』，非常著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旅遊者會先去看老城古老的集貿市場，它有三五百年歷史，這之後才去現代繁華的商業街。我們的大柵欄是東方商業史、社會和文化發展史的博物館，如果『改造』大柵欄是將它拆掉的話，這損失不亞於當年拆北京城牆。」
儘管當年梁思成等專家學者反對過，但北京內城還是被無可挽回地毀了，前一陣子，古城蘇州又要「改造」內城，因社會各界反對而放棄。看來，保留那些濃縮歷史和民族文化的標誌性建築、建築群、街道，社會各界已達成共識。
40多歲的王東教授說他生在「皇城根」、長在「西四牌樓」，對北京很有感情，但他說人不能老唱「水牛兒、水牛兒」的舊歌。作為一個學者，關於現代經濟發展和文化的關係，王教授有高見：「北京的資源優勢是什麼？以前我們愛說西山的煤、首鋼的鋼、密雲的小棗、龐各莊的西瓜……但仔細一想，這些東西別人也可能有。北京只有一樣東西是獨一無二的——文化。北京建城3000多年，有800年做都城的歷史，擁有許多文化景觀和標誌性建築，而且北京不僅代表東方文化，還溶進了西方文化，比如宣武區的牛街清真寺——它證明北京是一個融合東西方文化的城市。文化資源和農業時期的自然資源一樣，也是『致富之源』，而且文化資源是越用越多的。關鍵還在於怎樣看待像內聯升、大柵欄這樣的文化資源。我們應考慮的是如何去保護還未被破壞過的一切，因為被破壞的畢竟已被破壞過了，恢復和重建永遠也無法挽回那種過去的輝煌。」
對於大柵欄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把570年的資源轉換成今天的能量，從舊的經典中生長出新的經典，這種經典足以使「麥當勞」、「肯德基」無可匹敵。
遺失的家宴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掃房日……三十兒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姑娘要花，小伙兒要炮，老頭兒要頂舊氈帽」，過年的民謠已隨京華煙雲遠去，空留給現代人世紀末的懷舊。禁放爆竹和厭倦吃吃喝喝，使許多都市人在鋼筋和水泥鑄成的空間裡苦苦尋找屬於自己的節日。
1996年的元旦和春節，「家宴」驟然成為熱門話題。
北京的消費類暢銷報紙《精品購物指南》刊登「新年新春家宴大獎賽』喲徵文；《北京青年報青年週末》的「槓頭茶館」專欄挑起了「家宴不在家裡吃」的大辯論。
「家宴」不在家裡吃——這是個說不通的句子，卻是本世紀末的時尚寫真。
為了免去自己動手煎炒烹炸的麻煩，都市人一度青睞的「餐館送餐」在這一年「兩節」之際卻受了冷落。北京宣武區樓外樓飯莊的員工分析說，送餐吃完了還要收拾，一些家庭覺得還不是最方便的辦法，不如索性去餐館吃。另外，一些餐館的送餐業務不大適合新型小家庭，比如老字號「砂鍋居」是10個小砂鍋起送，顯然會嚇跑三口之家、兩口之家。於是，送餐冷清、訂餐火爆。這些搬到了餐館的家宴消費檔次一般在人均50元左右，稍高的七八十元。
隨著春節的迫近，「百座飯店迎家宴，京城酒樓大拜年」活動被新聞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在中高檔飯店、酒樓開設普通家宴的創意，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普遍的讚許。
在贊同這種新風尚之後細想，不禁吃了一驚：家宴也到了得「弘揚」的地步了？我們什麼時候遺失了溫暖的家宴？
雖說江南人家吃年夜飯，北方人家大年三十兒包餃子的習慣一直流傳到今天，但對家宴有刻骨銘心記憶的人顯然是中老年人。
曾在陝東南插隊生活過的北京大學教授李零對我說：「一年僅有的8斤米帶來對年的祈盼，是現在的人想像不到的。」他至今還記得當時全村只有一個臼子，全村人把它從東到西再從西到東地搬來搬去，樂此不疲，而臼黏米的過程要進行半天。年糕做得如此隆重。
我認識的一位編輯，40多歲，他至今難忘中秋節他奶奶做的月餅，還有那木刻的模子和南方好吃的霉乾菜。
出生於1938年的父親今年試著漬了酸菜，但他說，無論如何做不出童年時遼東過年時吃的「豬肉酸菜粉」。
在我童年時代生活的北京，那時已是20世紀70年代。我有幸從姥姥那兒聽到了「破五」捏餃子的說法，也有幸每年吃到母親做的「臘八粥」、「臘八蒜」。追根刨底便知道臘八節又叫「年禧」，是進入年關的信號，寺院舉行「浴佛會」，給弟子們吃「七寶五味粥」，俗稱「臘八粥」。而民間有種說法：有戶窮人家到了年關沒得吃了，便把所剩雜糧混到一起煮粥吃，味道好，便流傳起來。
還有許多東西都只能聽說並輔以想像了。
老北京人「好」過節，而且很多屬於家庭的節日，都附有節日特色食品。如舊歷二月初二稱「龍抬頭」，家家戶戶吃龍鱗餅、龍鬚面；清明節掃墓放風箏，兒童頸上的柳條圈穿上了祭祀的蒸食；立夏時家中大人則把食用油煎了給小孩吃。「百節年為首」，所有的節日中最隆重的，當然是過年。從「臘八」到正月二十五的「填倉」，橫跨了2個來月：「臘八節」之後臘月二十三「過小年」，京城有俗曲「二十三，糖瓜粘」，說的是「糖瓜祭灶」——傳說這天灶王上天，為使他「上天言好事，回官降吉祥」，各家用關東糖（北京叫糖瓜）粘灶王的嘴，還頗為周到地為灶王的馬備了黑豆寸草為秣馬具。除夕家宴，清人《京師風俗志》上描寫「都人不論貧富，俱多市食物……家庭舉宴，少長歡喜……婦女治酒食，其坊之聲，遠近相聞，門戶不閉，雞犬相安」。正月初七，稱「人日」，或逢「立春」，家家要吃春餅、生蘿蔔、生菜，謂「咬春」。元宵（又稱「上元」）俗稱正月十五，是除夕和元旦後的高潮，這天的食品「元宵」有幸留傳至今。今天，元宵節前，人們還會排隊去購買名牌元宵，但那種在團團熱氣中圍坐在一起融洽和諧的家宴氣氛，卻實在是一年比一年顯得淡了。
遺失有可能是必然的。
現代中國的家庭結構正越變越小。平日裡小家庭與小家庭之間「各自為政」，不相往來；即使過年過節也往往忙得湊不到一塊兒，這是因為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大家不再把吃的希望寄於年節。現在，每時每刻，全世界的蔬菜瓜果都可以在市場上買到，而遍地都是隨時可解饞的川、魯、粵、淮揚菜和法式西餐、美式快餐。
無微不至的家風電器讓現代都市人變得十分理性，誰能想像把「灶王爺」貼在微波爐上？
生活節奏加快，做飯正在漸漸變成是「奢侈」的事兒。人們接受了「快餐文化」，對食之無味的速凍食品、方便食品已難離難棄。「沒時間包餃子」和「不會包餃子」是普遍的回答。
那個融合漢、滿、蒙、回等民族文化和風俗的五朝古都北京，其實已遠離我們而去，連同那些好吃的食物和好聽的歌謠：「阿哥阿哥到我家，芙蓉糕、薩其瑪，許你吃不許你拿……」
懷舊也是一種時尚
「我們那時候比你們現在好」，這是年紀稍大的人最容易說的一句話。但因為這些年來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人們只是忙不迭地掙錢和購置新東西，諸如把小電視機換成大的再換成家庭影院，他們能誇口的常常只是過去的社會習氣、人情風物。但是，從某一天開始，一些古舊的東西，一些古舊的現象，真的開始登場了，而且從一開始就吸引了很多很多人。
街頭的老招牌日漸多起來，「百年老店」對新式商場當仁不讓，使出各種老班底、老龍套來招徠客人，而顧客也果然絡繹不絕。懷著一點新奇，但更多竟是一種親切，一份信任。我們果然對那些老店有真切的記憶嗎？它們在百年中國社會中肯定斷絕過、衰落過，而20年來也有足夠的時間今它們復興或徹底消失，但它們卻是在新商場令我們眼花鐐亂之際粉墨登場，豈不是適應了人們在高速發展時期的一種懷舊心理？
老牌子的，或僅僅是聽起來像老牌子的產品都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包括醬油、辣醬、洗髮水這些毫不起眼的小東西。20年前的歷史更撩動了人們的心弦。北京西郊有個飯館，佔了一處大院子，喚做「向陽屯」。每個房間，進屋均有大炕，上面大花被褥，炕桌上是粗瓷大碗，環視四壁，張貼著領袖像和語錄，梳辮子的女服務員走過來，一身花棉布做的衣裳，就差先來一句最高指示了。
1993年的《小芳》唱遍中國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家卡拉OK，而這是一首有關知青往事的歌。今天在大城市裡發達了的知青竟然懷念起鄉村生活和舊日玩伴來，是今天的生活不好嗎？當然不是，只有成功者才能從容地撫今追昔話當年，才會有一縷溫暖、一絲失落，又多一份欣慰。落魄者總是——「往事不堪回首」。1996年底書市上開始出現一本叫做《老照片》的集子，發黃的書頁、古舊的照片，吸引了多少步履匆匆的現代人。
電視上添了不少往日追蹤節目，重放了不少老電影，但擋不住中老年人飯後去扭大秧歌。這些天橋下、公園口，甚至街中心一點空地上的鑼鼓喧天令行人為之側目。有人嫌他們太鬧，有人覺得要理解他們，他們太缺少娛樂了。實際上，他們恐怕不僅是去娛樂，他們是在（哪怕是不自主地）重溫舊日青春，體會一種五六十年代的社會氛圍。
無獨有偶，這股懷舊風潮在1993年前後也曾席捲台灣。有一個「中興百貨」（百貨公司）的商場廣告，名字乾脆叫「祖母衣櫃復活記」：在漫無邊際的河流和道路上，散落著各式各樣的舊式服裝，廣告語是「一年買兩件衣服是道德的」。這則廣告由一個頗為另類的「意識形態」廣告公司製作，可謂既反諷了懷舊風潮，又利用了人們的懷舊心理。提倡一年買兩件衣服，標榜道德，無非是因為當時市場不景氣，人們購買力低下，而心思往日。
但是沒有幾個人真正想回到50年代、70年代，更不要說一切均不發達的古代。對過去的懷念實際上是對過去的想像，它從來都不是真正的過去，而是應我們的要求而生的「過去」。過去已脫去其落寞或慘烈的外衣，鍍上一層暖融融的金邊兒。充滿紛爭擾攘的近代史在電影《霸王別姬》中成了一系列旋轉般的京劇景片，數十年血污的戰爭在戰爭片中變成了夢想與光榮，知青現象是一個充滿荒謬的歷史現象，但在今日卻成為個人經歷中的一段富有意味的插曲。懷舊在更多的層面上，是對過去的一種消費。
在經濟高速發展之際懷舊之風日熾，其實是對社會心理的一種調節。懷舊撫平了人們對速度的恐慌。我的同事、資深編輯舒女士曾有一個精闢的比喻，那就是早些年曾很流行的一個系列動畫片《沒頭腦與不高興》。有一集是沒頭腦建了座高樓，請鄉下的不高興來玩。樓裡忘了建電梯，不高興先就一番不高興，好不容易爬上去以後，對外面的風景他也不感興趣。他說，費半天勁幹嘛呢，還不如我鄉下房子好。舒女士說，這沒頭腦就代表了速度，不高興就代表懷舊；沒頭腦閒著時，不高興就老實點兒；沒頭腦一有動作，不高興就要發牢騷。可謂深得其中三味。
有時懷舊會是一種懷西方之舊，這種懷舊更有些意思。1997年初在京城曾有一陣古典音樂的演出熱潮，竟然觀者雲集。眾所周知，古典音樂在中國進行普及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聽者始終寥寥，今天若干人西裝筆挺地隆重去聽，無非是作為一種儀式，一種晉身為「貴族」的象徵罷了。今年的演出少了，而聽眾竟然更少了。
去年有一個極為熱門的日本電影（在中國以VCD的形式）在年輕人中盛傳，叫做《燕尾蝶》，講的是在東京某處的外國人的事。作者為這些人和他們住的地方杜撰了一個名字，叫作「元盜」（Yuntown）。元盜沒有過去，沒有未來，沒有國籍，甚至沒有名字。他們生活在當代的日本，卻完全做著自己的事情，有著自己的愛恨情仇，這些故事非常打動人。而另一方面，這部影片拍得非常花哨好看，像一個超級的MTV，演員全是日本一級明星，有個香港演員還是許志安，導演是拍過《情書》的巖井俊二——也可以稱《燕尾蝶》是一部時尚電影吧。總之，這部影片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關鍵是其中沒有確切的地域和年代，卻讓我強烈地感受到當今世界。一種破碎和拼湊，一種飄浮和耀眼，充滿了「後現代」的味道。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一位中年日本導演，《W的悲劇》的編劇荒井晴彥。提及《燕尾蝶》，他很不以為然。當時他說：「有人說，『過於糾纏於過去，對現在和將來無益』，我說，『人是健忘的，只有不忘記過去，才會有現在和將來。對個體來說，也是如此。有些人不願談過去，是因為他們沒有過去。」』
最後一句話擊中要害。巖井俊二和所有像我一樣喜歡《燕尾蝶》的人，都是年輕人，我們對過去沒有經驗，也不是很喜歡去瞭解和思考，我們看重的是現在。而這部片子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憑空建構一個空間，沒有一點過去的影子（而只要是現實空間，難免會和過去有絲絲縷縷的牽連），它把年輕人的現在和對現在的感覺，做到了極至。在恍惚而不知所以然之間，我就會崇拜上它。而中年以上的人，大體上不喜歡這個片子，這和他們不喜歡打鬧片和科幻片還不一樣，不是影片形式的問題，而是它在本質上使他們感到太飄忽，以過去的經驗，無從把握。
拉里拉雜這麼多，其實要講的是另一個關於懷舊的話題。懷舊是伸向過去經驗的一隻手，沒有這隻手，我們的一切故事、一切文化似乎就難以為繼。但有時不伸向過去，今天的經驗依然存在，只是它使我們產生一種飄忽的愉悅，一種暫時的陶醉。
自然主義和實用主義
1998年，時尚生活豐富多彩，在你回眸之際，你會發出許多的感慨。
「穿時裝」的移動電話
女人用變化多端的時裝「調劑」生活。男人呢？他們通常是借助最新的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來表達自己對時尚的理解。
「科技以人為本」，商家對這一制勝法寶的理解越來越「透徹」——高科技產品好比現代成功男士，「他」既要有高強的本領，性格又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外觀也絕不可呆頭呆腦，時尚的造型設計可以讓成功之路更順暢。
1998年，家用電器都穿上了時裝——「海爾」推出有彩畫的冰箱；「康佳」推出七色彩殼的電視機（「七彩小畫仙」）。今年俏銷的名牌手機也印證了這一點。摩托羅拉「翻蓋式」設計的手機有一個浪漫的註解——它們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諾基亞今年更是出足了風頭：「silo一指通」移動電話可以隨心所欲更換不同顏色和圖案的外殼，用來促銷的獎品手機甚至有「藍色海洋」和「向日葵」等外殼；「6110百變通」則在不同的角度和光線下呈現不同的色彩；最新款「8810」的賣點還不只是內置式天線、超重低音話筒，它的銀色鉻金屬外殼與世紀末時裝的流行色灰色很相配——高貴。中性又有「未來感」。「愛立信」。「松下」等品牌也推出了時髦的色彩外殼。不過，也有篤信「樸素美」的男士喜歡「阿爾卡特」，它的造型方得見稜見角，但不蠢笨——有超薄設計，非常適合成功的、骨子裡挺保守的男性。
「萊卡」
1998年，最時尚的人開始關注衣服裡的纖維——在以往它們是業內人士考慮的事情。在國際羊毛局的純羊毛標誌廣告旁邊，杜邦公司掛上了「萊卡」的廣告。在它的旁邊，又樹起了杜邦公司最新推出的「心逸」不留汗內衣廣告。
「萊卡」（Lycar）早在1959年就誕生了，卻在1998年成為中國時尚中人口中最時髦的詞。
「萊卡」是美國最大的人造纖維公司「杜邦」生產的一種彈性纖維，該公司為其註冊了商標。因其良好的彈性和回復力，多年來它被廣泛應用到從女性絲襪、內衣到運動服、舞蹈衣。汽車安全帶等領域。
今年夏天，它又和著名的「戴安芬」合作推出加萊卡的泳衣和配合T恤、緊身衣穿的T恤文胸。「萊卡」的另一特性是防氯功能，使得新泳裝大受歡迎。
1998年秋，「順美」時裝公司和法國聖帝郎公司聯姻，將含有萊卡的男西裝首次推上北京和上海市場。據說只要加2％－4％的萊卡就能使西裝面料增加20％的經緯向彈性。
11月，就在人們已經熟悉了地鐵裡的美妙廣告之後，杜邦公司又奉獻上採用另一種高科技纖維製成的內衣系列——「心逸」（Inspa，註冊商標）。據稱，新的纖維好比「導汗新幹線」，其特點是能迅速將汗水和濕氣揮發，使皮膚表面和內衣裡都不留汗。這一系列內衣研製出來的時候，主要商場的冬季內衣櫃台早已進貨完畢，但這款「不留汗內衣」還是順利擠進市場。
男西裝：三粒扣和下擺雙開叉
今年4月，在北京的中國大飯店忙著迎接一年一度的「國際服裝博覽會」的時候，毗鄰的國貿商城正忙著「除舊迎新」，一些著名的男裝店裡，三粒扣、四粒扣的西裝被擺在顯著位置，而兩粒扣西裝就因為「少了一粒扣子」，身價大跌至原價的一半。
下擺雙開叉的西裝也是最時尚的款式。泰國國王普密蓬在出席12月召開的第13屆亞運會的開幕式時，就穿了這樣的款式，72歲的老人仍有一個很有型的背影。
是的，新款男西裝並非年輕人的「專美」，它們「挑」人的體型和氣質，年齡倒不是什麼大問題。較之主導了中國男裝市場多年的兩粒扣西裝，新上市的男西裝版型更傾向「顯示穿著者的形體」，如果是含胸駝背、有肚子沒腰身的體形最好是放棄流行。
「三粒扣」和「雙開叉」不是新鮮事物，它們其實是在重拾傳統（至少是傳統的感覺）。它們讓人聯想起遙遠年代的歐洲紳士，三粒扣的款式是街頭便裝，騎士裝下擺兩側開氣是方便穿著者上下馬，它們是相對於緞面領禮服的便服，是現代男西裝的「鼻祖」。
既然時尚的「風水」是輪轉的，不妨在兩粒扣跌價時購進——它們可能是未來的流行。
迷彩裝
迷彩裝不是今年才混跡於「時裝」行列的，但今年它風頭最勁。
穿迷彩服的軍人是今年夏天電視新聞裡最可愛的人。電視文藝晚會裡的演藝明星也紛紛穿起了迷彩T恤和迷彩褲——很正宗的軍品，表明他們「去過」抗洪救災第一線。「新人類」和「新新人類」則通過迷彩裝「接近」他們心中最「酷」的偶像——戰爭影片裡的英雄，比如二戰題材的「美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米勒上尉（湯姆·漢克斯飾演）以及他的戰友。
在面向老百姓的軍品商店，你可以以低廉的價格買到真正的軍品，一件迷彩T恤售價不到30元人民幣。但軍品店畢竟不是時裝店，那裡的迷彩裝色調和款式難免單調——因為真正的軍裝是要和駐地的環境相符的，內地各軍區的迷彩軍服色調偏「綠」，西北各軍區的則偏「黃」。一個北京少年想買具有「沙漠風暴」感覺的迷彩裝（僅僅是想穿「感覺」），是不是要千里迢迢跑到蘭州？大可不必。本市街頭的無名服裝小店完全可以滿足他（她）。那裡的迷彩裝花色款式多多。因為「似是而非」，反而是「酷」——女兵的軍服是隱藏曲線的，而經由小店迷彩「包裝」的妙齡少女則性感十足。她穿超短超緊身的迷彩T恤和超肥迷彩褲，是都市街頭風景中搶眼的一筆。
「不嫌長」牛仔褲和卷邊女西褲
不管時尚之風往哪邊兒刮，長腿總被認為是美的（誰會嫌自己的腿「太長」了？）。今年的褲子跟著人們對長腿的期待也變長了。為了使穿著者看起來更利落，也為了掩蓋厚底鞋，最普遍的牛仔褲褲型是褲腳呈「小喇叭」狀，為方便行走，在褲腳兩側各開一個「氣」。也有人穿起長直腳褲，把長出來的那一部分高高地挽起，讓人想起稻田裡的農民和海邊的漁民。或許，都市裡生活優越的年輕人正是要藉著這一時尚的穿法，表示對勞動者的敬意。寫字樓裡白領的西褲也在褲腳上透露時尚信息——寬褲腳、卷邊（5－6厘米寬）。正裝因為這個褲腳變得「輕鬆了」。當然，同是卷邊褲，用料精良的百褲不會像牛仔褲那麼「不羈」，它是「老英國」味道的休閒。
「New Balance」運動鞋
同是美國牌子，「New Balance」（新平衡）不像「耐克」那麼張揚。正是這個原因，今年，它開始在20多歲的中國消費者中「不動聲色」地流行起來。
北京服裝學院一位二年級男生就是用「New Balance」換下了穿了好幾年的「耐克」。他說「耐克」最著名的那款「喬丹鞋」是他最不喜歡的。「鞋的造型複雜，像包子。」他說。「NeWBalance」的設計則非常簡潔，是那種看上去「很舒服」、「沒有多餘東西」的球鞋。為了補償款式上的簡單，同一款式會有多種顏色。年輕人甚至聲稱放棄「耐克」是因為「不喜歡喬丹了」，理由是他被。神化了」。「New Balance」在「大中國區，喲形象是歌星庾澄慶，一些年輕人對此不以為然。他們更願意告訴你，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在訓練時穿「New Balance」，他們和喬丹有什麼不同？喬丹太完美，像「神」，那些陸戰隊隊員則是。嚼口香糖的大兵」。
「沙宣」
這個時髦的詞有好幾層含義。
它首先讓人想到的是維達·沙宣（Vidal Sasson），由剪髮到設校授徒再到推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美發產品，沙宣先生是在本世紀的時尚潮流中一直佔領導地位的髮型「魔術師」。早在1993年，沙宣就在包括香港地區在內的12個國家和地區舉辦「髮型設計潮流50年回顧」。
「沙宣」還意味著實力——天才和商業聯手形成的綜合勢力。1998年，沙宣帶著他的剪子和洗髮水還有盛名來到中國內地城市。其實，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在沙宣的背後，是早已在中國市場站穩腳跟的美國洗滌用品大戶寶潔公司（P＆G）。每次在「沙宣」的電視廣告後總會有一句話——「寶潔公司10週年」。
「沙宣」這個詞還意味著時尚的髮型和時尚的生活觀——簡潔、再簡潔一些。
一貼了事
膠布在今年成為適應「快餐生活節奏」的。最善解人意的時尚配件。
「瘦身膠布」和吊帶背心是年輕女孩的夏季愛物。據說每個手指（或腳趾）都「指向」不同的部位，「貼拇指瘦臉、貼無名指瘦腰」，這讓人想起幾年前「貼肚臍治痔瘡」的廣告。不過，那些滿手纏滿白絞布（一種「特製」的膠布，售價幾十元）的女孩看起來真是很瘦。是不是膠布的功勞就不得而知了。
「靚眼化妝貼」讓忙碌的都市女子省去每日麻煩的化妝和卸妝。潔膚貼使它的消費者不必把錢送到美容院了，皮膚內外的污垢「一貼、一接了事」。
夏天越來越熱，日本商人想出了把女性從悶熱的胸衣裡解放出來的辦法——用小小的「胸貼」取代文胸。該產品在中國上市，立即有勇敢的姑娘嘗試。
今年，好幾個品牌的創可貼都推出「旅行型」和「卡通型」，在療傷撫痛的同時還提供精神上的快慰。
漱口水和男用潤唇膏
一些男性發現，像女人一樣塗香水（當然是男用香水），雖然時尚，但「味道」可能太重了。保持自身的清潔和健康是更聰明的辦法。抽煙的、愛吃有特殊味道食物的、有胃病的、有牙病的（或者是另一個極端——有一口整齊雪白牙齒的）、和女同事生對桌的、正在熱戀中的男士都成了漱口水的堅定消費者。在一些著名的超市，德國、法國、美國的漱口水以非常時尚的姿態出現，它們被裝在造型漂亮的透明塑料瓶裡，售價幾十元。「薄荷」、「防牙結石」、「透明（不含酒精）」是幾種常見的配方。有的品牌還特意標出，最好和同一品牌的牙膏、牙線配合使用。
漱口水完成清潔使命後，男用潤唇膏該上場了。它其實和女用透明唇膏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包裝紙上「男用」一詞其實是善意的謊言。在乾燥多風的中國北方，「男用潤唇膏」是女性送給男友和丈夫的好禮物。單身男士只好自己照顧自己了。在品牌方面，少男可以用「什果冰」，成熟的、自認為有品位的男士最好用「曼秀雷敦」。
緩解眼睛疲勞的用品
「網上生活」、「電視生活」、「路上生活（開車）」、「夜生活」、「污染城市裡的生活」……就在人們揉著又澀又痛的眼睛的時候，用以緩解眼睛疲勞的眼部護理用品上市了。
進口產品「曼秀雷敦」眼液的廣告讓人過目不忘：一個可愛的姑娘，在使用該眼液之前，她的眼睛像木偶那樣機械地眨動，誇張地發出「嘎啦嘎啦」的聲音；在使用了眼液之後，她明眸善睞。
英國製造、由「屈臣氏」獨家銷售的「Natural Balance」（自然平衡）眼部清涼凝露，也是隨身手提包裡不可缺少的物品。但15毫升一小瓶，售價大約55元人民幣，這個價錢不「便宜」。可是，為了可憐的眼睛，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餐桌上的水
中國人在餐桌上究竟要消耗多少礦泉水尚無統計，但敏感的時尚中人都嗅出了一個趨勢——餐桌上的礦泉水大有取代雪碧、可樂之勢。今年在《上海文學》第10期發表的中篇小說《吉慶裡》對這一趨勢做了很好的解釋：
「黃佳佳和小雨在一家茶坊坐下，黃佳佳要了一杯泡沫紅茶，而小雨只要了一杯水。從小雨要清水的時候，黃佳佳就後悔了，她覺得自己的品位和小雨比還是俗了。黃佳佳感慨到：『以前我雖然在淮海路上班，但還是把庸俗的時髦當時尚了。我現在知道，自然、不露痕跡才是最時尚的！』她伸出手，食指洗去了刺眼的蔻丹，有洗去鉛華的感覺。……」
這個解釋顯然適用於時尚生活中更廣泛的領域。
鹽水汽水和冰棍
今年夏天，酷熱的上海流行鹽水汽水和冰棍
年齡在40歲以上的人說這東西早就出現過——它們曾經作為各單位防暑降溫的「勞保用品」發放給勞動者，尤其是「一線的」，這是一種福利。這個夏天，從蒙塵的記憶裡走出來的「鹽水汽水們」被貼上商標，成為商品，它們之間也有了品牌高下的區分，幸運者會成為時尚的年輕人手中的「道具」。鹽水是夏天最好的「補品」，鹽水飲料的回歸體現了現代人對「本色」的重視。
哈根達斯冰激凌
著名的國際調查公司蓋洛普的調查曾顯示，北京市是中國（內地）最大的冰激凌消費城市，所以哈根達斯冰激凌進北京不能不說是』98中國的「時尚大事」。
在此之前已有「31種冰激凌」在北京站穩腳跟，並設有多家專賣店，東長安街的那家是24小時店，它給人的感覺是「快餐」。
哈根達斯（Haagen Dazs）卻像是正餐。在它上市之前，消費類報紙上已出現了故弄玄虛的廣告，整版篇幅刊登「大清皇后」的畫像，問消費者什麼能博得美人一笑？謎底在冰激凌上市之後才被「揭開」——就是哈根達斯冰激凌。誰也不能看低它。它在號稱「六星級」的國際俱樂部設專賣店，每一個「球」售價25元人民幣。如果要像吃水果蔬菜沙拉那樣吃出花樣，費用就可觀了。
在吃冰激凌這件事上，或許可以說，北京正在步香港的後塵。「哈根達斯」14年前就在香港」開了專賣店。到了1993年，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多個冰激凌品牌，已把香港當作「兵家必爭」之地——香港人每年要吃掉2億港幣的冰激凌！
租人
今年上海流行「租人」。這個詞聽起來有點「嚇人」。如果真正瞭解它，相信多數人會認可這一新生事物。田林新村的王家姆媽80壽辰，兒孫們考慮到老人出行不便，決定從大飯店聘請大廚，為這個平凡人家的「特殊家宴」掌勺。王家初次嘗到了「租人」的甜頭。據悉，一些著名飯店是「租人」這一新事物最積極的參與者，擁有專業等級證書的中西餐大廚、糕點師傅都被明碼標價，專業等級與出租的價碼成正比。
90年代中期在北京等城市開始流行的「鐘點工」，一向被人為是為主顧買菜燒飯、洗衣除塵、沒有技術的廉價勞動力。上海新出現的「租人」是對「小時工」的合理發展。「發展」的結果，中國人會不會像西方人那樣無所不租呢？國外就已出現出租「專陪女士逛街的紳士」這樣的公司了。
「旱鴨」潛水
珠海白籐湖潛水訓練場開放後的幾個月時間裡，近千名勇敢者前來一試身手，從而在珠江三角洲掀起了一股以潛水為休閒方式的熱潮。
每2個小時68元人民幣（含器材使用費和訓練費）；兩日一夜「包吃住和四五個小時的訓練」收費250元人民幣。
自由潛水之前，「勇敢者」們要經過嚴格的陸上訓練和指定地點的下潛。有趣的是，一些「旱鴨子」們也來玩潛水。完成訓練後，他們首次在水下能呆50分鐘，雖不能「魚翔淺底」般自在，卻也自得其樂——能得到從另一個角度看世界的樂趣；而且還相當於上了一趟「氧吧」，潛水時攜帶的氧氣顯然比平時呼吸的要純淨。還有人稱，潛水中盡情享受水的撫觸，是享受促進美容和健康的「自然按摩」。
「自然平衡」沐浴露
針對城市環境污染和「亞健康」狀況，沐浴或許是「自救」的辦法之一。
今年3月，美國的「伊卡璐」洗髮水進軍北京、上海、廣州市場，因自稱是「草本植物精華」，得以在一向被「寶潔」產品壟斷的中國市場找開銷路。
夏天，英國、西班牙和澳大利亞生產的純天然沐浴用品，在中國三大城市的「屈臣氏」等超市隆重上市。檸檬、薄荷、熏衣草、迷迭香……只要三五滴純粹的植物精華，在自家的浴室沐浴就充滿了情調和樂趣。更重要的是，根據自身情況選用不同的植物精華沐浴，被稱為是「自然平衡」療法。而經營「芳香浴」的美容院，還甚至把擅用香料的古代埃及人、印度人以及首次用蒸餾方式萃取玫瑰香精的阿拉伯人都「搬」出來了。
草本茶
沐浴是治表，喝「草本茶」才是治「裡」。
北京一家名為「音樂廚房」的餐廳在下午茶時間出售該店自製的花草茶。「紫玫瑰茶」、「洋甘菊茶」、「金盞花茶」不僅有好聽的名字，還有頗具吸引力的說法：滋陰養顏、清熱明目，而且它們的加上過程也是純自然的。據業內人士介紹，花草茶的製作方式大致可分成兩種：一是維持原花朵或拿本植物的形狀，不再加任何茶葉和添加劑；二是將已乾燥的植物磨成粉末，添加在紅茶中。一些超市也開始出售適應「都市快節奏」的袋裝花草茶。「漢森」（品牌名）更是直接把「本草」二字印在精美的包裝袋上。
500年前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無疑成了今年的時尚「聖經」。相信很多人同意這種說法：人們在依靠花草找尋一種精緻、優雅、感性。人文的生活方式，並以此對抗一個物質的、冰冷的時代。
「曬傷妝」和皮膚光亮粉
曬傷並不是真的。數不清的音像店貼著化了「曬傷妝」的王菲的海報。這位「人氣」一直很旺的歌手今年為了再「搞出新意思」，橫越鼻樑，在兩頰上抹了一抹粉紅色，酷似過度享受日光浴而留下的曬傷痕跡。
新人類和舊人類都喜歡王菲，因為她的特立獨行和不可複製。所以，在津津樂道「曬傷妝」之後，沒有人傻到要去倣傚。
比較可行的辦法是把健美的肌膚塗抹得具有古銅的光澤。今年夏天，從日本傳過來的皮膚光亮粉在廣州受到年輕人的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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