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婚禮
婚禮竟也能如此脫俗。
1996年10月1日泰國芭堤雅閣藍島（又稱珊瑚島），來自中國的19對新婚夫婦在此舉行了令他們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海底婚禮」。
這些新人莫非都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浪裡白條」？新人們難道要穿「水鬼」、「蛙人」的潛水服、背一個氧氣瓶「拜天地」？「沒有那麼複雜，他們只要戴一個特製的頭盔，在專業人員的幫助下就可以下到6米深的海底。即使不會游泳也可以在特定的範圍內自由行動。防側漏的頭盔保證新人的頭和臉都是乾爽的，不會破壞髮型和妝彩。」國旅總社公民出境部王建民先生回答中透著輕鬆。
國旅總社是這次「史無前例」的海底婚札的組織者。王建民是這個特別婚禮的「司儀」。「一年前（1995年）在泰國剛剛推出『海底漫步』。我們做了市場分析，決定將這一特色旅遊項目和婚禮結合在一起。結婚的日子應該好記，因為以後還會有『結婚週年』甚至銀婚金婚紀念，我們把這個特殊的日子定在了今年（1996年）國慶節。」
「泰國新婚之旅暨海底婚禮」的廣告8月份登了出來，每人588元人民幣，只比普通的泰國幾日游多花幾百元。不少年輕人前來咨詢，有的聞訊報了名，有的甚至為了這個婚禮提前了婚期。
各項準備工作緊張周密地進行。國旅方面為婚禮選擇的那個海域具備這樣的自然條件：首先安全，沒有鯊魚出沒，沒有暗礁，灘緩沙細；其次自然景觀美，白色的沙、綠色的水、色彩鮮艷的珊瑚和成千上萬條漂亮的魚。為了萬無一失，工作人員還是在該區域罩上了安全網。泰國方面還提前一個月開始「訓練海魚」——釣魚的人都知道「打窩子」（北京話），每天投放些食物，讓魚養成招之即來的習慣。據說海魚也要「打窩子」。屆時，它們將成為浪漫婚禮上最浪漫的佈景。
「不過，我們的準備工作做好了，也只成功了一半，關鍵還需要新人們的積極參與、有創意有個性的『發揮』，他們之間還要顯示出默契。」國旅方面在事前告訴這些新人：水下說話聽不見，但玻璃罩裡對方的表情看得很清楚，還可以通過手勢等動作相互交流。
那一天終於來了。上午8點30分，19對新人用完早餐，在他們下榻的泰國高源興賓館門前合影。夏燕兵夫婦穿上了他們自己特製的。分別印有草書「情」和「緣」的T恤，其他人也一律是輕鬆的「短打扮」——儘管此刻他們的心情未必真的那麼輕鬆。步行200米到達海灘，他們登上了被鮮花、氣球裝飾的快艇，30分鐘後來到閣藍島。9點30分婚禮正式開始，新人們此時換上了游泳衣。他們分組依次下水，每組3對。工作人員把重35公斤、價值10萬秦銖（約4萬元人民幣）的銀色頭盔戴在即將入水者的頭上。在入水的瞬間，不少人的耳朵會有不同程度的脹痛感，但再往下走，這感覺就可能不知不覺消失了。「我情不自禁被自然景觀吸引了。真的，我事前曾不止一次想像，一旦身臨其境才知道自己的想像力貧乏。」28歲的新娘閻亦男事後對我說。或許，真正的美妙就該是這樣——它根本就在夢想之外？
新人沿船後舷的梯子下到海底，大約需要1分鐘的時間。這一分鐘帶來的不只是新奇和刺激。「我望著我的新娘緩緩走下來，朝我走來，我心裡有一種感動。」新郎王巖後來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距離帶來的美感——這好像正是我們中國傳統婚禮中缺乏的。不知這麼說是否偏頗——被眾人笑鬧推推操操挨在一起的中國新郎新娘近得看不清對方的臉，唯一的感覺恐怕就是「同命相憐」了。所以我覺得海底婚禮的舷梯和教堂裡的紅地毯一樣，浪漫又富哲理：新郎在這頭，新娘在那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可能就是這麼短。但又有多少人「有緣」走過來呢？而在我們漫長的一生中，這短短的幾分鐘。短短的幾米距離竟又顯得那麼長。
寂靜的海底，許許多多「訓練有素」的魚在新人身前身後無聲地游著。神聖的氣息在四周瀰漫。這又讓人想起教堂，中國青年羨慕西方的教堂婚禮，其實是渴望宗教儀式帶來的神聖感。老實說，我們娶媳婦時坐花轎、吹吹打打、放鞭炮確實熱烈吉祥，但就是缺了那份神聖感。海底婚禮可能會給我們啟發：大自然能夠賜給婚禮神聖感——人生的重要時刻與生命的主題竟貼得那樣近。
新人們開始在海底交換結婚禮物。這種時刻自然少不了鮮花和鑽戒。不過，美麗的、貴重的禮物含義和「用途」都太複雜了，所以做結婚禮物是不是有些曖昧？相信大家都會為徐力、葛玉紅夫婦的「同心鎖」喝彩。他們千里迢迢從北京帶來兩把大鐵鎖，在泰國芭堤雅海中，在珊瑚和數不清的海魚見證下，把兩把鐵鎖鎖在一起，然後義無返顧地將兩把鑰匙丟在了海底。真不敢相信在90年代還有這樣「信誓旦旦、不思其返」的海誓山盟！面對人情世敵「滄海桑田」般的變故，一代又一代人空有歎息。現代人更是因「這世界變化快」而把天長地久看成是神話。「同心鎖」——它的含義再明確不過了。這份廉價、樸素、笨重的禮物，就因這「明明白白」而有了純粹的浪漫。
在參加海底婚禮的19對新人中，王巖、閻亦男夫婦最「搶眼」。新郎王巖正是那個被「從舷梯上緩緩走下來的新娘」感動的多情紳士。皮膚白皙穿桔色泳裝的新娘小閻則靚麗活潑，在海底，她用一隻充氣的「大嘴唇」在兩人的透明面罩之間傳遞「愛之吻」。在婚禮當天晚上，由國旅和泰國泰南旅行社組織的晚宴上，小閻又是唯—一個穿婚妙的新娘——從長春帶來的。當然，她的新郎穿最正規的西式禮服與她呼應。
幾個月過去，來京出差的小閻提起這個婚禮還是興奮不已。她說海底婚禮給她的第一感覺是天方夜譚，現在，她認為那是一個給自己的「驚喜」。在京期間，她在國旅總社看到了海底婚禮的錄像，同一天，在長春的王巖也收到了朋友捎去的錄像帶。他們在兩個城市重溫了那個令他們難忘的婚禮，之後通了長途電話……
小閻對我說：「我的同事都很羨慕我們。一個32歲的男同事說：『唉，後悔死了，當初結婚，一是沒趕上這樣的好機會，二是自己根本沒動這類念頭。』年輕人幾乎異口同聲說：『值』——兩個人日後還可以回憶、品味。但也有些中年人表示不理解。」小閻說長春和許多城市一樣注重婚禮的排場，僅婚宴當天擺酒席一項的花費少則1－2萬元，7－8萬元也不稀奇。她的許多朋友同學都是那麼「過來的」，她自然也不能「免俗」。她將在1997年春節再補一個傳統婚禮，「別人怎麼辦的我就怎麼辦。」小閻的兩次婚禮從另一個角度為婚禮重新分類：「為自己的」和「為別人的」。
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小閻夫婦來說，「從俗」也並非盲從或被迫。小閻的父親很開明，他退休前是長春市城建局局長，現在是九三學社副主席。當初還是他從《北京青年報》上看到廣告，勸女兒參加海底婚禮的——他們原定於1997年春節結婚。但小閻總覺得自己和未婚夫王巖已算「大齡晚婚」了——28歲。他們像許多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一樣既希望為自己活，也不得不從父母的角度考慮——不然，他們在親戚、同事、朋友那兒「說不過去」。
海底婚禮為了自己，熱鬧而鋪張的婚宴為別人——小閻夫婦希望「兩全」。國旅方面透露，參加海底婚禮，回來再補一個傳統婚禮的不止這一對。出境部王建民先生分析說：「我和這些年輕人接觸，覺得他們是比較成熟的一代。他們的婚姻觀念既不完全『西化』，也不照搬傳統。他們主張的『回歸家庭』更重視小家庭和個人。他們表現欲強，願意袒露對愛情的態度。他們尊重父母，但他們為自己而生活。」
幾年前，一對跳傘冠軍的「空中婚禮」曾在國人中引起轟動，但那畢竟不適合普通人。這幾年公民出境旅遊方興未艾，在激烈的競爭中，國旅並不一味「低價」，而是在「新、奇、特」上做文章。他們嘗試將旅遊中新奇浪漫的項目與婚禮結合，與「彷徨」中的年輕人一拍即和——他們正發愁：傳統婚禮已在攀比風中變成「勞民傷財」；悄悄領證，似乎既對不起父母親友也對不起自己，人生的一件大事就這麼輕描淡寫一筆劃過？真的不在乎無人喝彩？
海底婚禮的嘗試成功了。現在，海底婚禮已成「保留節目」。話說回來，婚禮不是旅遊不是冒險，也不是社交宴會，婚禮有它的不可替代性。空中婚禮也好，海底婚禮也罷，它們的真正意義還在於讓我們明白：人們今天需要既有儀式感又有個性的婚禮，而且還要既為自己又要兼顧周圍的人。現代婚禮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難題。
距離能給我們什麼
北京大中型商場的競爭日趨激烈。1996年，在王府井商業街落戶的「世都百貨」自信地加入了這場競爭。這家商場早在開業之前就確定其服務方式要拉開售貨員與顧客的距離——不主動向顧客打招呼、不主動介紹和推銷商品。這種新鮮的、略帶神秘感的服務方式迅速在商界、新聞界和消費者中傳開，人們稱之為「零干擾服務」、「無干擾服務」、「距離式服務」或「隱性服務」。
感受「距離式服務」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從「世都」一層一直閒逛到四層，幾乎每一個售貨區都沒有放過。除了化妝品櫃台售貨小姐的目光顯得「熱切」外，在其他地方，售貨員大都忙著整理商品、登記商品或核對賬目，也有的安靜地站在那裡。
坦率地說，誰在商場沒遇到過這樣令人尷尬的事？在仔細看過商品之後，你發現並不合意，但售貨員忙活一通之後，你不買，他（她）立馬「變臉」，或是接受熱情服務之後你不好意思不買。而在商品極大豐富的今天，哪個消費層的顧客都可能碰到喜歡卻消費不起的商品。「您看中什麼了？」「只是隨便看看。」在「世都」，這樣的回答還真沒聽到。我看中了一件「世界頂尖品牌」的服裝，知道自己的收入還承受不起這樣的消費，但我還是仔細地看了它的款式、質地以及做工；我想買條皮帶，在旋轉貨架旁挑來挑去，又在穿衣鏡前試來試去，售貨員站在一旁始終未主動和我說話。
「小姐，我想買一條紮在毛衣外的皮帶，你看這兩條哪條更合適？」我問。
「配毛衣，我看細一點的那條更好些。」小姐這才走過來。
「為什麼你不主動向顧客推薦呢？」
「這是我們店統一規定的。因為有的顧客不喜歡售貨員太主動，他們往往更相信自己的判斷。我自己去商場買東西也有這種感覺。」
結果，我買了皮帶，意外地發現包裝袋裡有一個小卡片，上面除了1997年日曆和「世都」的廣告，竟還印著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的一段話：「……人人的話都要聽，但是不要隨便出主意；人家的批評要接受，但是你自己的判斷力要保留。你可以盡你的財力所及買講究的衣服，但是不可以華麗爭奇；大方而不庸俗；因為衣裳時常表示一個人的人品……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對於自己要忠實，然後緊接著就是，如日夜相繼似的，你自然就不能虛偽對待任何人。」
第二次逛「世都」，另一位售貨員向我談起她對服務方式的看法：「我以前也在別處做過售貨員，顧客一走過來我馬上熱情相迎：『您喜歡哪一款？』對方十有八九不太高興地說隨便看看，一天下來我們售貨員的自尊心也挺受打擊的。」這位賣床上用品的年輕姑娘換了一個角度來看「距離式服務」。
這次我也觀察到其他顧客的反應。一對歐美中年夫婦似乎對日本餐具感興趣，他們看得很仔細並低聲交換意見。售貨員站在不遠處，但沒有因為他們是外國顧客而「特別關照」。在四層的收款台旁，我翻了翻商場準備的《顧客意見表），從設施、商品到服務列了不少項目，我注意到填表人在服務方式一項上大都在「舒服」兩字下面畫了「＊」。
「舒服」——這樣的評價是感性的，而對於一家現代化的商場，對於走進走出的顧客，這是至關重要的。它使「世都」迅速靠近它的目標消費層。
哪種服務方式更適合中國消費者
有的商場不以為然，他們不相信，除了「職業式微笑」、強買強賣、大抽獎大減價外，還有什麼辦法能讓顧客掏腰包。而同在這條街上，歷史悠久的百貨大樓似乎更有話要說。若干年前，那裡曾出了中國服務行業的一代楷模張秉貴，至今人們還向大樓前他的銅像投以敬佩的目光。新聞界促成了一次對話：北京電視台生活頻道專門做了一個節目，請「世都」和百貨大樓這兩家商場對熱情服務和距離式服務的優劣進行辯論，據說雙方最後站到了同一「戰壕」裡，一致認為距離式服務更能體貼顧容。百貨大樓的一位老售貨員，50年代的勞模給「世都」寫了封信，說她雖然主動服務了幾十年，但現在的情況和以前不同，她因此贊成「世都」的「距離式服務」。而「世都人」怎樣看待當年的張秉貴精神？這種精神過時了嗎？「世都」公關部經理徐十周先生在接受我採訪時，把這兩種服務方式放進中國零售業發展的大背景中來談他的看法。他說：「中國零售業、服務業90年代以前，是封閉式的，是被動地等待顧客，計劃經濟體制下服務質量好壞都與己無關，冷淡顧客的現象十分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張秉貴做得那麼好，真不容易。現在是市場經濟，商場硬件設施變化很大，開架售貨越來越普及，服務方式也應有所不同。我們在培訓員工時提出：『顧客需要時，招之即來，並提供專業化服務，顧客不需要時讓他（她）感受不到。』但張秉貴的精神仍然重要。我理解他的『一抓准』代表敬業和業務水準，而『一團火』是對顧客發自內心的真誠。」
據說「世都」本打算請那位寫信的老勞模給全商場一千員工講講，但那位樸實、不善言辭的女工推辭了。
「世都」的選擇
「世都」的總經理曾任中日合資的賽特購物中心的中方經理，這次他為何對美式服務投了贊成票？
倡導者徐十周告訴我，他曾親眼看到一個美國人被日本式的服務窘得不知所措。我讚賞「世都」的選擇——不盲從，而是充分考慮了可行性。全世界都承認日本的服務是優秀的而且是發自內心的。日本商家對員工的站姿、視線的高度、嘴角微笑的程度、雙腳的角度、男女員工手放的不同位置都有嚴格規定。不少員工天天對著鏡子練微笑。他們的餐飲業甚至實行「跪式服務」。對這樣的服務，施者和受者都能泰然接受，這裡面有著根深蒂固、血脈相承的民族性，不是其他民族能學得好的。相反，在美國逛商場是一件輕鬆的事。售貨員似乎總在忙著打掃、擦拭，沒有人會冷不防地站在你身後問：「買點什麼？」即使你把商場當公園和博物館來參觀，溜躂一整天恐怕也沒人盯著你。哪個更適合中國國情？在國內學過物理，在美國學過公共關係的徐十周最喜歡愛因斯坦的一句話：不以理解為基礎的信仰不是真的信仰而只能是迷信。
中國零售業和服務業走到今天，已過了爭論買賣雙方誰是上帝的階段，或者可以說，讓顧客輕鬆、自信、不失尊嚴的服務理念正將這一行業帶入一個新的階段。它的實質是強調對人的尊重，「世都」那兩位售貨員剛好從不同角度印證了這一點——尊重顧客，同時也尊重售貨員。零售業硬件設施的改善、商品的極大豐富都不應將「人」淹沒。相反，人的自主性、創造性和尊嚴應當更加受到重視。
中國零售業發展之迅速讓人感歎——幾年走過國外幾十年的路程。1992年可以稱為一個「分界年」，在此之前，商場少、設施落後、商場購物環境擁擠。而這一年「燕莎」、「賽特」出現了，電動扶梯出現了，商場有了空調，引進的商品也極大地開闊了中國消費者的眼界，甚至可以說引進了一種消費文化。
消費者自我意識的增強對服務業自然會提出新要求。業內人士介紹我們的商場現在在硬件方面已不比外國一流的百貨公司差了。但如果說在商品方面還有差距的話，那在服務方面的差距就更大了。看王府井的前景，「世都」的硬件在這條街上只是「小巫」：新東安開業，營業面積12萬平方米，百貨大樓正在翻建，總營業面積36萬平方米，還有規劃中的和地鐵相通的地下商場……
在未來的商業競爭中，「服務」將是「兵家必爭之地」。
後記：這篇文章寫於1997年初，「世都百貨」的「距離式服務」剛「新鮮出爐」的時候。現在，這家店的環境仍如開業之初那般「舒服」，但服務已與當初被媒體廣泛關注時大相逕庭。
看來，在商場越建越多、越建越大的同時，我們的商業服務卻與我們的理想有著很難逾越的「距離」。
走近婚紗照
1993年，北京東四「銀街」開張了一家「情濃麗捨」新婚服務有限公司，兩層樓面積千餘平方米，投資一千多萬元。一年之後，這一帶成了婚紗攝影基地，「老麥」、「皇宮」、「麗的」、「親密愛人」相繼開張。離此不遠的「浪漫經典」開業不久，又在文化人聚居的海澱區另開分店。在西單十字路口，一家富麗堂皇的影樓在東西兩側各開店面，通常是東面攬活，西面拍照。婚紗攝影廣告常出現在幾份暢銷報紙上，捧著鮮花的新娘讓版面流光溢彩。如今，在入夜的北京，影樓已成了幾條主要商業街上最亮麗的風景。
很多影樓的經理們都說，他們開張前都做過市場調查，吹吹打打花轎迎親已成歷史，大吃大喝大操大辦顯得俗氣，煙花爆竹禁放，婚禮不熱鬧了，於是重視結婚照就成了時尚。在北京站住腳就可以向周邊發展，再加上北京每年約有10萬對青年結婚，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全佔了。
「婚紗攝影」最早出現在歐洲，70年代末在港台及東南亞風靡，90年代席捲北京、廣州等城市。不少影樓的攝影師都有「國際級大師』喲招牌，比如攝影顧問是「英籍馬來西亞人」、有皇家證書或者在東南亞獲過「大獎」……但實際上他們不常露面，真正動手的是大師的徒弟或徒弟的徒弟。
在影樓拍婚紗照，一對新人要更換許多套衣服，擺很多種姿勢，新娘要化很細緻的妝，如果新娘是短髮那就更麻煩——髮型師堅持給你一綹一綹地往頭上粘假髮——如果你想堅持個性和自我，就會聽到警告：「效果不理想自己負責。」很多平素自認為很懂審美的姑娘在那個特殊時刻，也不得不放棄「原則」。如此這般，拍「婚紗照」通常需要幾個小時或整天的時間。早期的影樓有不少是表面光鮮的。有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已經換好禮服的新郎，在等待他的新娘化妝、試衣的漫長時間裡想要方便，驚訝地發現影樓居然沒有衛生間，只好去樓外大街上的公共廁所。面對公廁門口收費的老大爺，小伙子尷尬地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華服並不屬於自己，口袋裡沒有一分錢……可比起今後的長相廝守，這一點小麻煩又算得了什麼呢？
影樓在拍婚紗照的同時，大多有配套的婚慶活動。「情濃麗捨」一層就有一間「羅馬教堂」，裡面可容納百餘賓客，新郎、新娘的親友分別在左右兩側就坐。「教堂」正前方有聖壇，上有聖母的浮雕。副總經理徐先生介紹，影樓沒有專職牧師，需要時可以現請。新人信教的，自己也會請牧師；不信教的，牧師可以由親友裝扮。客人有時還會有特殊要求，比如有一對新人提出，必須找有大鬍子的牧師。
婚紗照的價格是昂貴的，大多在千元以上。一對新人一年前在某影樓拍攝婚紗照，「那天兜裡揣了一千多元，進了這家影樓，看人家態度特好，當即就拍了，帶的錢剛好夠。」現在，他又帶著同事來了。在仔細看了價目表後，他說，去年還沒這麼多「說法」：A款「詩風蝶韻」680元，拍12張，選6張……；E款「愛情雙桅船」4880元；F款「心靈的港灣」6880元；到了G款「愛情之愛情」，已是8888元了。但儘管如此，工薪階層的顧客也會對此「默默承受」。「結婚一輩子不就這一次嗎？」我在採訪中遇到一位剛剛做了父親的石先生，他說妻子在月子裡，常捧出穿婚紗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看。一對在1995年秋天結婚的年輕人2年前就開始積攢「結婚照專款」，他們月薪均不到400元，甚至連單位夏季發的幾十元「防暑降溫費」也計劃進去了。
婚紗攝影的確有其動人之處，在拍攝過程中，新人們有時會情不自禁。鏡頭前，一位新娘仰起臉，新郎低下頭，含情脈脈、甜蜜無比的樣子。其實這不過是影樓的定勢，但幸福的被拍攝者真正進入了狀態，喜得攝影師連聲叫好，不過他又突然提醒，「那位先生，瞧您的神態……您可別來真的！」另有一些新人面對鏡頭不那麼會表演，被攝影師及其助理「身子朝東臉朝西」地擺弄得一臉疲憊，當然，柔光會很好地粉飾。
我不止一次在街上看到外表華麗的新人在攝影師的帶領下穿街過巷地拍外景。1998年9月，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到的那個新娘雙手提著婚紗被支起來的大下擺過馬路，穿行於來往的車流、人流中，整個人活像民俗裡跑旱船的主角，大圓臉上喜氣洋洋。
影樓生意紅火，自然會導致激烈的競爭。在1996年以後眾影樓紛紛打出降價、優惠、送多項「大禮」的告示。儘管有明白人提醒那不過是「數字遊戲」，但新人們似乎別無選擇——總得為終身大事立此存照吧，而這個時代的結婚照就是這樣照出來的。
儘管一些批判現實主義畫家把現今流行的婚紗照當成「艷俗藝術」的樣板，把影樓裡「貴族的」佈景和行頭以及世俗的快樂都放進畫布，並通過誇張變形來針砭時弊，但影樓依然華麗地裝點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夜晚的城市，讓那些「不回家的人」也情不自禁向櫥窗裡張望。
對商人的把戲是應該警惕的，但是市民對婚紗照隆重的態度和從中獲得的幸福忠、滿足感是不應該被嘲笑的。這世界變化太快，連本世紀最大的神話——查爾斯和戴安娜的婚姻也被無情地粉碎了，人們還能留住什麼？終於戰勝「婚姻恐懼症」的年輕人需要給自己一個鼓勵——婚紗照顯然比誓言更易保存，而且和父母60年代利、素的「黑白合影」』相比，90年代婚紗照預示了更清晰的未來——那些可能超越了自己真實生活狀態的豪華服飾、佈景和擺出來的「高貴氣質」，正是新人對未來生活的嚮往啊。
對那些經歷過「風雨」的中老年人來說，今天走進拍婚紗照的行列有特別的意義。
我的朋友高小姐的母親去世多年，父親再婚，拍了結婚照。對於父親的新生活，高小姐不做任何評價。說起照片來卻很替父親自豪，她說照片擴成了巨幅油畫效果，在懷舊的色調中，他老爸別提多帥了，50多歲的人，氣質神態就像周潤發。某影樓在開業之初舉辦了「向百對老人獻愛心」活動，為婚齡在40年以上的老人免費提供婚紗攝影服務。北京印刷廠的老技師夏先生和夫人由外孫陪著來了，他們還帶著50年前在東安市場拍的婚紗照。50年風雨同舟恩愛如初，讓很多年輕人羨慕不已。在此次活動中，年齡最大的老人76歲。有的媒介說，子女出錢讓父母或者外公外婆重拍婚紗照，為子孫孝敬老人提供了新方式。
通過化妝、攝影技巧和運用修版等後期加工技術，照片上的老人年輕了許多，當然不能把皺紋全修下去——那是歲月的痕跡。
遭遇消費時代的節日
賀卡與節日的「精神禮物」
很多城市沒有下雪，點綴這個冬天的是花花綠綠的節日賀卡。
1998年的賀卡與往年有何不同？
北京一家廣告公司的幾位朋友聯名給我寄來一張賀卡，是由任首席設計師的胡陽先生繪製的——簡潔的鋼筆線條勾畫出一個喜氣洋洋、正在跳舞的女孩，旁邊的文字也簡單：《春之聲》。收件人名字前標明「領銜主演」，寄件人則自稱「觀眾」。
收到這張賀卡我覺得太溫暖了，這真是冬天裡想起春天的感覺——畫中的我已經穿著薄裙在跳春之舞了！他們的祝福很幽默。
在這個「言而無信（電話、網絡交流代替書信）的年代」，自製的賀卡彌足珍貴。但丹青妙手畢竟是少數，在電腦幫助下完成的「自製賀卡」熱了起來。另一位在電腦公司工作的朋友利用電腦繪畫軟件製作了一張又一張網上賀卡，其中一張是給遠在日本的妹妹的。此時日本正流行「數碼賀卡」——用電腦將照片和彩色圖畫合成，獨具個人風格。據說，這種「數碼賀卡」軟件在日本十分熱銷，各軟件公司亦競相推出「使賀卡富有個性」的軟件，一般售價在5千日元。
日新月異的技術淹沒了「個性」，現在人們又利用新技術更充分地表達個性，這個有趣的輪迴濃縮在小小的節日賀卡裡。
同時，以賀卡為代表的節日禮物在人與節日、人與人的關係中還充當「精神禮物」的角色。
離新年還有半個月的時候，很多北京人呼朋引伴地湧向北京最大的商品批發零售市場「天意」，那裡的節日禮品品種豐富而且價格較大型商場便宜。記者看到禮品廳裡多數櫃台都在賣賀卡，櫃台前擠來擠去的都是年輕人。前面的人還沒挑完，後面的就催「快點兒」。商販乘機「撈一把」：「不賣單張只賣成套，10元一套，每套15張，不許挑！」從禮品廳出來的中學生三三兩兩站在路邊清點「戰利品」，每個人手裡的賀卡都不是幾張而是幾十張！
我姐姐，一家房地產公司的出納，夾在買賀卡的人群中。她的眼睛在賀卡堆裡搜尋著，停在一張「彩色鉛筆畫」上，興奮地對我說：那個穿羽絨服背著雙肩背包的畫中人很像我，在城市街道上大步走著，是神似。接著，她又發現了好幾張類似的都市漫畫……30歲的她是從不「亂花錢」的，可這次總共買了30多張賀卡，這些賀卡她並不打算寄出去，她要留著閒時拿出來把玩。我覺得她這麼做是值得的，她每天都和鈔票打交道，對錢的態度很理性——數錢的時候把它們當成「紙」。金錢不一定能買快樂，但如果能，為什麼不呢？現在的賀卡不再是用印刷體印上千篇一律的句子了。我也欣賞「都市漫畫」那幾張，寥寥幾筆畫出了都市生活的狀態和我們的種種期待。每張賀卡上人物生活的場景都不同，也像郵票似的成套設計，合起來看像一個關於城市的故事。
我的好朋友，羅馬尼亞大使館的翻譯劉瑩小姐寄來一張印著「道歉信」字樣的賀卡，大意是為自己近來疏於聯繫表示歉意。我回寄的賀卡上有一把椅子和一隻杯子，很寫意，自以為註釋很浪漫：「新的一年我們會有一把椅子——不是辦公室裡那一把，它的腿陷在海邊的沙地裡，任潮水漫過來；還會有一隻杯子，盛著咖啡——不是土耳其苦咖啡，而是加奶油的奧地利香濃咖啡」。這些話也許還有點酸——寫這張賀卡時我正處於年前最後一期《三聯生活週刊》發稿前的忙亂狀態中。我相信她會立即明白我的意思。很久以前我們有過關於咖啡的討論：她把讀到的社會學家關於咖啡的論段，在電話裡講給我聽——習慣喝土耳其咖啡的民族也習慣獨裁，而盛行奧地利咖啡的地方一定民主。我笑過之後告訴她，我以前也只喝清咖啡，好像要向別人證明什麼而跟自己過不去。現在我更在意自己的感受——還是加奶的咖啡好喝一些。賀卡繼續了我們之間的交流和默契。我們在對待禮物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消費和送禮不一定使人與人的關係畸形，「物物交換」、「等價交換」的人際交往方式不是古時就有嗎？錢是為了方便這種交換才出現的。不然你送給我一隻安卡拉羊做節日禮物，我還得算一算該回敬你多少擔泰國香米。誰又能說這種基於物質的交換沒有精神內涵？我一直對寄賀卡這件事不以為然。但我今年改變了看法——關係再密切不過的親人、朋友也不會對你的賀卡無動於衷，這種含蓄的交流、細微的關懷在今天更顯珍貴。我還想再舉個例子，是我2年前看到的香港《一週刊》上的一篇報道：一個姑娘在「情人節」那天上班時收到一份特殊禮物——一大束玫瑰花，是已分手的戀人送來的，姑娘的表情比較複雜。我不知道他們為何分手，但這個故事確實很美好，令人回味。後來我在街上看到有人抱著鮮花，總會想起這個故事。我不會再嘲笑人們在節日裡買價格漲了好幾倍的鮮花，不會再對郵局門口裝著無數賀卡的麻袋不以為然了。
小農經濟時代，人與人的關係單純而且密切，禮物實用性強；現代社會人與人的關係疏遠，節日本身和作為附屬品的禮物反而寄托了更多的精神因素，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自我平衡。
不過，我必須承認，在這個時代，與極大豐富的「物質」相比，「精神」的力量越來越脆弱。
狂歡--尋找「意外的情節」
2年前北京的一家報紙登過一則尋人啟事，大意是一個姑娘在去往中關村的一趟公共汽車上和一個小伙子邂逅，他們像大多數現代人一樣，因為是「陌生人」，所以在長椅上並排坐了一路始終沒有說話。在這則啟示裡，姑娘說，她很想認識他。
這樣的事太平常了，可能我們都遇到過，又都忘了。這則啟示之所以讓人感到意外，只是因為居然有人執意要找回錯過了的「意外情節」。或許節日的狂歡面具能讓循規蹈矩的現代人勇敢起來，面對自己真實的思想、情感、慾望——它們一度被日常生活的理性、實用主義、標準化、模式化掩埋，連我們自己都聽不到它們的聲音。
黃虹小姐在去通用公司之前，曾和我是同事兼單身宿舍的室友。我們都喜歡《假面舞會》這首歌，就在聯歡會上合唱：「我戴著面紗和鑲著假鑽的頭墜，參加這場期待己久的化妝舞會。我知道這將是我唯一的機會，與你熟悉卻又陌生地相對。朋友們都說我長得平凡而無味，我知道這是個戴著面具的社會，而我也嘗盡了被忽略的滋味……請別要求我揭開那美麗的虛偽，我不願意看到你的眼裡有淡淡的後悔。當音樂結束之後我將離開你，讓我們都帶著美好回憶而歸。」那時我們還年輕，努力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也喜歡時不時出點「風頭」，但《假面舞會》讓我們多少感受了一點人世的無奈——雖然是間接經驗。現在我們再談起那首歌，黃告訴我——每週中的5天，像「通用」那樣的大公司裡，員工都必須西裝革履，從背後看經常認錯人。
對現代人來說，在對節日的種種期待裡，狂歡因素有著特別意義。在那個特殊的時刻，我們賴以立足的現代價值標準會暫時改變，在平時看來「不合理的事情」，因為節日和狂歡的緣故就變得合理了。這樣偶爾交換一下價值標準，能忘掉壓力和束縛徹底放鬆一下，能看到另一個自己。這可能是很多人想從節日裡尋找的。
現在的國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也曾過「狂歡節」。「金吾不禁」的典故源自漢武帝大初年間。掌管城門夜禁的官員執金吾（官名）接到皇帝赦令：在正月十五前後弛禁3天，讓人們自由歡樂地過節。可惜，今天中國節日中狂歡的味道越來越少，或許只能從少數民族聚居區才能找到，比如傣族的「潑水節」。「爆竹聲中一歲除」只是書上的句子，這幾年各大城市紛紛禁放鞭炮，消除了公害，也使城市的節日變得過於安靜。節日的安靜與日常生活狀態的浮躁、喧囂形成了強烈反差，我們民族一向內斂的性格又和現代冷漠症絞在一起，使得染上「失落」通病的現代人更加失落，所以很多年輕人就藉著洋節狂歡。
狂歡舞會、假面舞會似乎是一種頗受歡迎的節日狂歡形式。1997年的「萬聖節」，北京中關村附近的大西俱樂部把西方的、東方的「鬼」弄到一塊兒「過節」，自稱是「萬聖節」北京最大的「分會場」。「科學城」裡很多年輕人都去了。不知那則尋人啟事上的她和他在不在其中。人們臉上充滿期待，期待一場狂歡和一個意想不到的惰節，相反節日原本的意義顯得很不重要。組織者要求所有入場者都必須化妝或帶面具（有人不得不臨時往臉上添了幾道貓須）。場內的大屏幕上不停地播放搞笑的鬼電影。中國戲曲學院的學生在舞池裡表演鐘道捉鬼。鍾馗表演完畢招呼大家和他共舞。一時間，舞池內「群魔亂舞」。面具讓你我他都更勇敢更自在。並非「長袖善舞」的人在場地中央笨拙地跳著，陌生的人們相互「恐嚇」，笑作一團，吧台旁一些陌生人開始交談……現實中很難見到的情節出現了。儘管它稍縱即逝——多數人在燈光亮了。油彩擦淨了之後，便像脫掉水晶鞋的灰姑娘又恢復了常態——拘謹、面無表情，不再和剛才聊天的陌生人打招呼便離去。
類似的景象構成了一幅幅幽默的「世紀風景」：在中國都市，過西方節日的中國青年不一定都去教堂虔誠地聽唱詩班的贊禮，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西方人的「平安夜」去可容納千人的大型迪斯科舞廳狂歌勁舞。在那裡，入夜時分也會有象徵性的節日慶祝儀式，但那不過是個借口——真正的高潮在晚10點之後，上千的年輕人在強勁的「重金屬」煽動下，自由自在地舞著。舞藝高超的，大多會躍到台上領舞，為本已瘋狂的氣氛推波助瀾。其實這樣的場面，週末的夜晚在迪廳也能看到。現代人渴望狂歡的心理使「迪斯科」捲土重來，想衝破什麼的努力是酣暢的、也是短暫的、失落了「狂歡節」的中國人在這新的狂歡形式裡究竟得到了什麼？也許只有自己知道。
消費是節日的背景，也是節日新的模式
節日的狂歡和驚喜都離不開消費的支撐。
1998年新年已過，節日帶來的消費熱潮持續著。
真正的弄潮者是百貨公司、購物中心。豐聯廣場裡穿紅衣服的聖誕老人已不見，穿紅衣的「萬寶路」促銷小姐還在，店中店——本市唯一的一家「屈臣民」超市裡昂貴的英國沐浴液。西班牙洗髮水削價50％。百盛購物中心元月全面打折，最低的是「李寧」，2折起。還有抽獎和送禮：買大衣贈T恤，買飾品得VCD機……北京的三家「胖夫人」專賣店的優惠期從1997年12月拉到1998年2月。華聯商廈和超市的4開銅版紙廣告隨發行量大的報紙送到各單位和千家萬戶……各旅行社關於春節「異地過節」的廣告也鋪天蓋地。
其實，這個如火如荼的「消費的節日」早在1997年12月就已拉開序幕，它將綿延整個冬季，把本來寒冷蕭條的季節裝扮得漂亮、熱鬧。暖洋洋。
聖誕節無疑是整個冬季盛典的第一個高潮——狂歡的同時也是消費的高潮。音樂會、芭蕾晚會、聖誕大餐、狂歡舞會……從12月24日的「平安夜」開始，城市夜夜笙歌，度過一個又一個不眠夜。
著名的「硬石」（Hard Rock）——全球連鎖娛樂餐廳，在「平安夜」將門票從平時的150元漲到680元。很多人站在台階上在風中等人，包括我的朋友。朋友一臉歉意——沒買到門票，門票早在一周前就已售完，所以聚會地點還得再找，先頭部隊已經出發……據說「硬石」的狂歡節目裡將有「抽大獎」，這雖是娛樂城慣用的手法，「硬石」的獎品卻非比尋常——包括到美國度假的往返機票。手裡攥著票的年輕人喜氣洋洋，魚貫而入。不時有空調大巴選來外國旅遊團，東南亞的遊客穿著T恤衫、短裙、涼鞋，露著半截胳膊、大腿和全部腳趾，興奮地穿過北京的冬夜進入狂歡現場。這不禁讓人感歎地球村裡人們的生活方式越來越相像，不同的只是各地的天氣。朋友中有一位傅先生在德國的一個較為保守的城市工作了4年，剛剛回國，面對這樣的場面很驚訝——在德國，他一直覺得洋節是別人的事情，「平安夜」從來沒人邀請他參加聚會，街上也沒什麼節日娛樂活動適合「不回家的人」。沒想到國內的聖誕節這麼熱鬧。冷熱對比讓傅先生有點不適應。也難怪，這個歸國工程師甚至不知道「卡拉OK」這種節日消費娛樂方式已在東亞、東南亞流行了好幾年，真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那個晚上，飯店和其他娛樂場所的火爆場面和「硬石」不相上下。早在一周前我就從報紙上看到「指導」人們過節的廣告：五星級飯店王府飯店、北京飯店、希爾頓飯店、香格里拉飯店均推出以文藝演出、娛樂活動、大抽獎「佐餐」的晚宴，消費在320元／人—600元／人，部分飯店還另加15％的服務費。12月20日至31日，在希爾頓酒店消費的所有客人還將得到一張新年前夜的抽獎券。香格里拉飯店在「平安夜」當晚即抽出大獎——北京至洛杉磯的往返機票。被稱為「六星級」的國際俱樂部以往的服務對象是外國駐京工作人員，1997年也首次推出面向國人的節日節目，「自尊廳」的消費是680元（附加服務費）。
聖誕節、陽曆新年過後是中國的春節、元宵節、西方的「情人節」。節前是「大酬賓」、「大抽獎」，節後是「大削價」。高消費使人們的慾望和期待在節日裡迅速膨脹，也提高了人際交往方式的「水準」。我的一位老同學現在是一家房地產集團公司的老闆，他告訴我，去年的聖誕節「硬石」的門票也是這個數，他們公司買了40張送給客戶。一個客戶抽獎抽到了大彩電，他知道該領誰的情。平時著送這個禮物誰也不會收的，但「恰當的時間」、「恰當的方式」送出的禮物，他就欣然接受了。
人們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中，也沉浸在濃厚的金錢味中。顯然，後者是前者的基礎。在中秋節8888元的高檔月餅之後，情人節的9999朵玫瑰之前，萬聖節狂歡舞會、聖誕節大餐、雪片似的新年賀卡、異地過春節的新時尚營造了一個「暖冬」。
拚命掙錢然後拚命花錢——這一度是讓人羨慕的「美式」生活模式。一項有趣的調查表明，「瘋狂消費」至今仍是美國人的「最愛」。英國都倫公司（避孕套製造商）不久前曾對1055位年滿18歲的美國人進行性問題調查後得出結論：在美國人眼中，乘航天飛機邀游太空和當一天總統雖浪漫、威嚴卻不及「性」的吸引力大，但若請他們用別人的金卡進行一次不加限制的購物，57％的美國女人和42％的美國男人認為「前三者皆可拋」。「拚命花錢」自然是過節的合理模式。
當這一模式也開始在發展中國家流行時，西方卻開始有人抵制它——倡導「無消費日」、「免除聖誕禮物」，發達國家通過檢討過節的方式檢討「現代化」的得失。但「無消費日」不可能解決「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問題，甚至不能減弱人們的消費慾望——早在消費日前一天，人們可能已經採購回足夠吃上一周，甚至用上一年的東西。
這是現代節日的大背景。
在這個背景下，節日的主題正在從傳統的宗教、祭祀、慶典、宗族和家庭聚會裡蛻變出來，而「消費』咱然成為新主題重要的組成部分。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似乎都只能順應潮流積極應對，否則就是跟時代較勁，跟自己過不去。鈴兒依舊響叮噹，但已不似從前那般純粹，很多百方孩子已經知道禮物不是聖誕老人送的。商業正在充當新的聖誕老人。多數中國人還會趕回家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吃年夜飯，但人與人的關係已發生了變化。
消費正不可避免地成為節日的新模式。
Lee Cooper搶灘北大
「你穿的牛仔褲是Lee Cooper嗎？」這是1996年秋北京大學校園裡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話。
Lee Cooper（品牌）服裝以30—200元的低價在北大連續傾銷了8天，賣出服裝近2萬件。該品牌的強項——14盎司重的牛仔褲即使最低一檔的款式在專賣店的售價也在300元左右，高檔的近500元（50美元的國際標準）。但在北大，他們賣出的價格是100元。
Lee Cooper讓北大三角地再成「熱點」
Lee Coope服裝針對中國市場的營銷計劃正在一步步實施。這一回他們選中了北京大學中著名的「信息集散地」——「北大三角地」……他們在這裡支起了長約16米的封閉式售貨大廳。進行為期8天的針對大學生的優惠銷售。
名牌服裝和低價格的「組合」對自視很高、但無消費能力的大學生果然極具號召力。商家每天早上10點一下午6點在此銷售，而學生們早上8點即開始排隊，下午5點，商家又不得不勸阻繼續排隊的學生。每天來此排隊買衣服的學生約在1000－2000人。為避免擁擠，推銷者讓大學生們分期分批進入大棚——每次限100人，在大棚兩頭設出入口，派專人維持秩序。於是，自大棚出入口排起一列長隊，認為機會難得的學生們「好不容易」進去了便不會很快出來。學生們往往要排上2－3個小時，才可能進入大棚。
具有北大特色的景像是：排隊的學生手裡都捧著專業書或外語書，一邊專心地讀，一邊耐心地等。
8天時間近2萬件的銷售量，足以使北大校園成為「藍色牛仔褲的海洋」。
學生「進棚」要憑學生證，但商家「也不拒絕其他高校的大學生」。那幾天，通往中關村和北大的公共汽車一下子比往常擁擠了許多。
Lee Cooper何以進入高等學府
直接的「通行證」是5萬元贊助費和「企業贊助學生再關心社會」的說法。
10月16日，北大學生義務講師團和社區援助總隊成立。和該校團委達成共識，並鼎立相助的企業正是Lee Cooper的代理商——乾宇中服裝（北京）有限公司。該公司的斯林小姐說：「社區援助總隊的大學生將利用課餘時間給在京打工的民工講課，給學生當家教，給老年人服務，這一切都是義務的。而大學生中又有很多來自經濟上有困難的家庭，總是『義務』服務，這項活動不一定能堅持下去，所以我們決定為活動提供必要的贊助費。」
至於5萬元「是一年的還是半年的贊助費」，「是不是長期這麼做下去」，雙方目前尚未達成最後協議。
很顯然，Lee Cooper的代理商以贊助公益事業、補貼貧困學生的善舉取得了校方的認可，也拉近了「名牌大學生」與「名牌服裝」的距離——這是贏得天之驕子的第一步。第二個高招就是前面提到的優惠銷售。
為什麼選擇北京大學？商家的回答是「我們認為Lee Cooper這個品牌能和北大學生相配」。
說自己能和北大「配」的這個品牌來自英國，該公司成立於1908年，最初以生產勞動布著稱，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英國政府指定為英國軍隊提供軍服。1993年，一位從英國留學回來的朋友穿了一身牛仔裝，說：「英國人不穿英格蘭、蘇格蘭格子西裝的時候，就穿Lee Coorer。」那時，在北京市場還見不到這個牌子。
1994年，Lee Cooper大規模進入北京市場。
英美兩國牛仔褲爭奪中國市場
眾所周知，牛仔褲的「鼻祖」在美國，大本營也在美國。剛剛進入中國市場的Lee和尚未進入中國的Levi's、Wrangle被美國人視為「西部傳奇」的象徵。而牛仔褲又和可口可樂一樣，被看成是能代表美國文化的商品。
但英國貨Lee Cooper先於美國貨大舉進入中國市場。面對潛在的「勁敵」，他們採取的是英國式的做法：先將自己的品牌定位成「都市牛仔褲」——相對於「西部牛仔褲」，Lee Cooper擺出了與美國貨井水不犯河水的姿態。
同是名牌牛仔褲，美國的Lee把財力和心思用在驚世駭俗上：早在1992年，Lee的牛仔褲就已榮登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之後，他們又把一條巨型牛仔褲高懸在北京著名的賽特購物中心門前，接著又移師上海。
保守的英國貨則始終堅持「感情投資」，並不遺餘力地強調其經典感覺：當Lee津津樂道於它的拉鏈時，Lee Cooper卻以優惠價引導「古典銅扣」款式。1995年他們推出LC08紀念系列，在每條牛仔褲的兜布上打上一個代表「近百年信譽」的圓形標誌。這些營銷手段已使相當一部分大公司的白領、文教藝術行業的年輕人以及科研院校的青年知識分子成為其「回頭客」。而且，Lee Cooper進軍北京市場以來從不做電視廣告。該品牌代理商莊先生解釋：「我們的產品不是一杯碳酸飲料——知道可口可樂就可能試一次。在國際市場，我們的牛仔褲採用14盎司名牌牛仔褲的標準價格：50美元。在中國市場，400多元的價格卻不是誰都願意而且有能力試一試的。所以，做電視廣告的那筆投資我們寧可花在潛在的消費者身上——優惠或乾脆奉送，讓他們有親身感受。他們以後可能就會去買，還可能告訴親朋好友。」
大學生正是莊先生說的「潛在消費者」。
「天下沒有白送的午餐」
早在1994年末，可口可樂公司也曾到北大，為期末考試的大學生免費提供該品牌飲料。而Lee Cooper此次活動比可口可樂「定位更准」，而且「優惠」比「白送」更划算，還可以給大學生一個排隊搶購的「強化記憶」。
「天下沒有白送的午餐」這句話在西方很流行，北大學生不會不知道。
對於Lee Cooper的優惠活動，大學生的態度有兩種。地質系研究生小丁身材高大，顯然很適合穿「歐版」，但當別人問他身上穿的那條牛仔褲是不是Lee Cooper時，他堅決地說「不」。這是由於他一是不願花幾個鐘頭排隊，二是不想和周圍人穿得一模一樣。不過，他還是忍不住把消息告訴校外的親友，並願意借學生證給他們。
拎著大包小包走出「大棚」的學生也不是不明白商家為什麼對自己這麼好。一個學生說：「他們（商家）真聰明，選了北大，『切入點』也很準——信息敏感的三角地。這樣誰都會知道這件事。另外，他們知道：我們現在買不起名牌，但5年、10年後就會有這個消費能力，所以他們這麼做顯然是為了搶佔未來市場。」
「有消費能力」又「認品牌」，這是中國正在興起的「白領階層」的特點，也是商家看中的。Lee Cooper公司的靳小姐坦言，該公司已把名牌大學的在校生看作潛在消費層。該品牌代理商莊先生打了個比方：「牛仔褲和年輕人在一起的時間比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時間還長。全世界的牛仔褲布料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水洗工藝就不一樣了，要自己去感受。」這個「感受」的機會恰是在接受商家的「培養」。果然，當我問那位「清醒」的大學生：「你以後買牛仔褲會首選這個牌子嗎？」大學生毫不猶豫：「會的。我親身接觸過的品牌自然有親近感。」
其實，「麥當勞」為孩子過生日，「肯德基」資助希望工程之類的事，這幾年中國人見得不少，迪斯尼的「米奇妙」雄霸了童裝市場，德國的「阿迪達斯」正準備實施進入中國小學、中學的計劃。買的永遠沒有賣的精，即使明知道針對下一代的傾銷與贊助是「糖衣炮彈」，如那位大學生，但還是會掏錢，並可能成為永遠的回頭客。
「吃了人家的飯」，自然會留下一份記憶，這記憶可能很美好——這正是商家手裡的一根長線。他們知道：來日方長。
野菜、蟲子上餐桌
山野菜上國宴是幾年前的事。國務院總理在釣魚台款待外國首相，菜單上就有兩道野味：泡綠菜苔、炸薄荷葉。
後來「山風」便在民間刮起來，和其他無關，只是大家都想嘗一口。
不靠山也吃山
廣東人據說是「什麼都敢吃」的，後來此風蔓延到北京。眾多風味餐館如「黑土地」、「黃土地」之類都拿野菜點綴餐桌。經營傣家菜的「傣風大酒樓」竟也增了野菜席，10人一桌的要600元到800元。再後來，星級飯店與中高檔超市也有野菜買，在北京市面上常見的野菜有40餘種。
吃了「草」，便開始吃蟲子螞蟻。螞蟻脖子很細，加工易折斷，所以一個螞蟻罐頭中整只的很少，通常是在湯裡撒一把，或將奶油球醮上螞蟻炸。當然還可以做名副其實的「螞蟻上樹」。北京為此有了螞蟻食品專賣店。
活吃蠍子則流行於西安，以此出名的飯館叫「蠍子樓」。活蠍雖在白酒中泡「醉」了，但吃到嘴時仍有攻擊力，這樣的餐宴頗驚心動魄。豆蟲也是一道考驗魄力的菜，它有小指粗細，兩三寸長，胖胖的，炸後頭眼、花斑仍清晰可見。最標準的做法是「外焦裡嫩」，肚子裡保留稀汁。但考慮到城市人的承受力，廚師一般仍把它們炸透。
現在山野菜和昆蟲食品形成了產業。北京林業局成立了專門開發此類野味的「林海公司」，副總經理王順通說：「過去這些曾是救命的糧食，現在是富足生活的調劑。」頗有文化味兒的北京「半坡啤酒村」餐館，據稱是全市經營野菜昆蟲品種最全的，「村長」趙志明說：「大多數人是吃個稀奇。比如楊樹葉、柳樹葉，一點兒營養沒有，怎麼吃怎麼拉。還有蟲子，吃過了就行了。」
趙志明自己不吃蟲子，不過他的生意真的很好。食客多為文化人和商人，其中外國人占1／3，德國奔馳（中國）公司總裁、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贊都是座上客。「來這兒的日、韓留學生最多，他們叫一輛小巴，把滿北京的老鄉都拉上，所有的野菜蟲子一人一份，就著一扎一扎啤酒，還總往廁所跑。」
「靠山吃山」真是句老話。今天的城市人也「吃山」了。
看著利潤不淺，「林海公司」之後又冒出個「林地公司」。北京房山區的林地山野菜加工廠也開張了，它引進國外設備，形成北京最大的山野菜加工基地。業內人士說：「全國都在開發野菜昆蟲，市場尚有很大潛力。」
補補身子，稍帶除害
北京最早「倡導」野菜的，是「天源醬菜園」，菜是醃製的，特鹹。大家先是有空挖點兒嘗嘗，現在變成花錢去買。一些野菜如蕨菜、貢菜，也就成了家常菜。
山野菜常見的有猴腿、苦菜、曲螞菜、馬齒莧（麻繩菜）、薊菜（刺兒菜），好吃的是木蘭菜。榆樹錢兒，味兒怪的是鮮花椒芽、魚腥草。還有能入藥的，如補腎的刺五加、清火的薄荷、解熱利尿的蕨菜。雲南菜館裡的乾巴菌、雞棕菌也稱得上是珍品了。至於沒啥可吃的樹葉子，也被命名為「春楊芽兒」、「春柳芽兒」。
專營野味的公司每年春秋兩季採摘野菜，經保鮮加工後儲藏，以備淡季之用。裝入罐頭或袋子的蟲和草被買去，做熟後上桌。趙志明說：「野菜生意利特大——三四元進一袋，能做兩盤，一般一盤賣12元。」
人們都說，這東西去火。現在的人操心的事兒太多。
蟲子們多來源於山東、河北、東北，或捕捉或飼養。常見的是螞炸、螞蟻、蠍子、金蟬（知了）、蠶蛹、豆蟲。進餐館時都已經高溫加工處理了。據說螞蟻也叫「神孚」，含高蛋白質和101種氨基酸，還有微量元素。我國有2000多種螞蟻，不少可以食用和藥用。全國已有生產螞蟻製品廠100多個，有關螞蟻的食品和飲料還上了天津、四川、廣東的餐桌。吃蠍子最好的季節是夏季，可把體內「濕熱」排出來。
食補是中國的強項。稍帶也可吃掉欺負人的蝗蟲、豆蟲。
野味並不全是珍禽異獸，吃得別開生面就是了。吃蟲吃草，可以讓城市人變得溫文爾雅些，就像小鳥。但無論吃什麼都不能過於兇猛，否則，如果吃完最後一片葉子和最後一條蟲子，我們又該吃什麼呢？
百貨公司裡的「生活」
商場裡的信息轟炸
很多人喜歡「看商店」，在國外被稱作「Window ShoPping」。
日本女性最愛「看商店」——收集流行信息。她們會從2月初一直看到月底，看流行趨勢、看店家是如何搭配商品的。到了3月1日發工資的那天，她們會在下班後衝向目標店的目標商品，一買就是5件——和她們衣櫥裡的舊貨進行合理組合能變出更多效果。如果一個月考察下來覺得自己不適合全身披掛「流行」，她們就會買件流行的配飾，滲入一點點流行元素。
一些年輕男人也喜歡通過看商場獲得信息。他們幾乎都會在大型魚缸和加濕器前駐足——那些魚太漂亮了，而且只有在那些不斷製造氧氣的高級魚缸裡它們才可能這麼精神！有些人特別喜歡看現代廚具。我的一位做體育記者的朋友到法國出差，在新凱旋門附近的一家商場，他看到貨架上有一個沙漏，店員介紹說那是煮雞蛋時記時用的——沙子漏完剛好3分鐘，超過3分鐘雞蛋就老了。他特意給我帶回一個，用它煮雞蛋時情不自禁為擁抱新生活而沾沾自喜。朋友李晏是攝影家協會的會員而且熱愛戲劇，他喜歡逛商場，其實是去觀察人。那天我們同去北京賽特購物中心，李示意我看那個外國中年男子——他正對著一面化妝鏡做鬼臉，那鏡子高倍放大，卻一點也不失真……
當電子函件、移動電話、衛星傳播、光纜、因特網和電視機節目讓我們無處不在、無所不知又無處躲藏時，商場也不可避免地成了信息轟炸的場所。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徵也在這裡顯現。
不管商場的環境和服務多麼周到，走出來的人還是會感到「累」。現代百貨公司裡「信息密集」恐怕是累的主要原因之一。想想吧，我們累的僅僅是膽嗎？——它顯然和我們傳統的休閒方式「逛公園」不同。觀賞自然風景時我們並不在意什麼信息，而逛現代商場時撲面而來的都是信息：那些試圖引起我們注意的花哨顏色和千奇百怪的造型，那些流行信息和滲透高科技成果的細節在牽引我們的眼睛、充塞我們的耳朵。為了吸引我們，它們極盡誇張之能事。
「『撞到你的臉上』——這是富有我們時代特徵的偉大短語」，美國31歲的廣播新聞評論員在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說的這句話用在這兒是最合適的。廣告、娛樂、商業的確變得越來越「震撼」、扣人心弦、駭人聽聞，它們充斥我們的公共空間，密度越來越大，讓人睜不開眼、透不過氣——所有這些，正逐漸導向一個更庸俗的社會，「它傾向於強化我們的注意，奪走我們的安寧，更壞的是它還損害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社會結構。」
這個信息時代讓距離消失了，它把「快餐文化」培養起來的快速消遣的愛好引向極致。新的商業、娛樂的前景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精彩——正如那些無論製作費用還是視覺效果都讓人目瞪口呆的美國「大片」，但其「混合效應」可能讓我們越來越麻木。所有的技術都是一把雙刃劍，它們給予我們某些東西必定把另一些東西拿走。
百貨公司：現代樂園還是心理診所
今天的商場已由單純的購物場所變成了「購物場景」（新的商業專用語），代表零售業最高級消費場所的百貨公司現在不僅賣東西，還試圖提供「生活方式」、「娛樂」、「藝術」——這是零售業發展的模式，也是一個消費時代給我們提供的「理想生活模式」。
我的一位往返於北京和東京的朋友於女士，向我描述了東京的人們如何在百貨公司裡消磨一天的時光和大把金錢。
走進百貨公司的門，闖入視線的一定是最顯眼、最漂亮的化妝品區，旁邊是一些小飾品區域，最實用、最容易購買的東西都在此等你，比如手帕、手套、錢包、輕便鞋等。男士領帶通常也在這個區域展賣，商家用。心良苦——為的是方便女士買來送禮。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先吊起消費的慾望，然後人們自然就會上自動扶梯去二層——那裡是大面積的箱包和鞋的售賣區，價格比較便宜。在這個區域周邊環繞著一些出售新潮、休閒服飾用品的專賣店。這一層的消費目標是青年人。第三層則著眼於職業女性，品牌的檔次中等偏上，專賣店店舖增多。如果你想迅速購買一件毛衣又不想一家一家去逛專賣店，就可以直奔這一層的中間區域。日本百貨公司通常在那裡出售公司自己進貨的商品。貨品的分類和陳設合理，便於購買。高檔消費品在四層，那裡的顧客多為中老年，他們經濟實力雄厚，購物不衝動，他們不熱衷購物，但講究品質，要買就買最好的。所有男士用品在第五層出售，六層、七層是家居生活用品。有的百貨公司把全套傢俬按照家的樣子擺放，提供生活方式（Lifestyle）供用戶參考。八層、九層是就餐區域，都是一家家專門店，從日餐到西餐無所不有。百貨公司在招租時要求這些店具有良好的信譽，消費檔次在中檔——他們不想讓顧客在這裡掏出的錢比購物時的花費還要多。當顧客拎著大包小包從餐飲店走出來時，已經不願意再往下走，從頂層直通地下的電梯會把顧客直接帶到地下一層（B1），那裡專賣點心。地下二層（B2）是高級超市，自選超市占1／3的面積，其餘是傳統的做生鮮的店舖——在東京，你只要花比一般超市略貴的錢，就可以吃到與北海道一樣新鮮的海鮮食品。
一個主婦在購物、就餐、喫茶之後，就心滿意足地下到地下三層停車場，開車回家給家人準備晚餐。而一對白領夫婦在週末可能會在這裡呆上大半天，單身貴族則可能會省略某些程序，但所有顧客都已在百貨公司花費了相當的時間和金錢。
在購物空間之外開闢更多的「生活空間」——各國零售業的業內人士顯然已達成了共識，只因各自的歷史和發展水平有較大差異，所以「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北京現有大中型商場100多座，大商場的營業面積多在10萬平方米以上。每到雙休日，在北京的大商場總能看到這樣的一家三口：他們響應商場的號召一起進商場「購物休閒」，進去之後，那個「半大孩子」向父母「請假」後便跑向商場內的溜冰場，孩子爸媽則相攜購物。2個小時後全家人在商場內的一家餐廳門口會合，進去大吃一頓……如果孩子年齡小，這出商場家庭劇的情節會略有不同——孩子在爸爸帶領下去了兒童樂園，年輕母親則輕鬆地在商場裡閒逛、購物。「華懋」有「歡樂中心」，「雙安」有「雙安俱樂部」，「西單」有「ABC溜冰場」……大型商場都附設娛樂場。「華威大廈」內的「佳佳娛樂中。心」是北京最大的商場娛樂場，營業面積2000平方米，主要項目是出租遊戲機。根據顧客的年齡段劃分為三個區域。1－7歲的孩子在父母帶領下玩諸如「騎龜釣魚」這樣的「兒童機」，學生區裡有「籃球機」、「足球機」、「冰球機」，成人區裡則是大型的「海陸空模擬機」、「高爾夫球機」、「激光打飛碟機」。據說這些電子遊藝設施是從美國、日本、意大利進口的。一項調查表明，在商場娛樂場所消費的人中，約有43％的人是特意來玩的，而57％的人則表示是「購物娛樂為一體」。
娛樂中心的那2000平方米還不是「生活空間」的全部。越來越多的百貨商場把美食街、連鎖餐廳、酒吧、書店、藥店、美容院、商業攝影棚統統收編。總投資38660萬美元，建築面積22萬平方米，工程歷時4年的「新東安」終於在王府井商業舞台隆重登場，它不僅把仿古老字號食品街請進商場，還要請電影院。
對於那些實在不能從購物中得到樂趣的男人，實力雄厚的大百貨公司也有辦法。lop年3月，「藍水」將在英國肯特郡開業——這家打算「把零售和休閒相結合」的購物中心將在商場內部設置一個「男子日托中心」，為各種厭倦購物又不得不陪太太、女友和媽媽前來的男性伴侶——從孩子到老人提供各種休閒、娛樂服務，主要特色是「啤酒」、「足球電視轉播」和「電子遊戲」。該商場的一位發言人解釋此舉的目的是要「消除男子在購物時的消極因素」：「一些成年男人其實也像小孩一樣，大多數夫婦的日常生活瑣事能證明這一點；而且我們的一項調查顯示，夫婦同往購物時有50％是以吵架而告終，男子的不耐煩和敷衍了事是主要原因——這就是『男子日托中心』構想的現實基礎。」據說這種新創意至少在英國是前所未有的。
在熱熱鬧鬧的背後，我們不難看到事情的荒謬和我們生存狀態的可憐。為什麼孩子們不去踢真的足球而用「足球機」解饞？和許多人一樣，記者也不止一次看到孩子在城市的地下通道裡踢球。享受綠地正在變成奢望，有錢的男人有資格在大片綠地上打高爾夫球，沒錢的人是不是就只能玩「高爾夫球遊戲機」？是不是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被消費設計生活，如果說彼此之間有什麼不同，那可能就是消費能力的差異？除了「消費」，我們難道真的找不到別的生活模式嗎？
很多人甚至試圖通過消費來緩解現代病，希望商店能給自己開「藥方」。
工作壓力大的時候，每到星期日晚上，我總情不自禁哼哼那首英文老歌：「下雨天和星期一總讓我哭泣……」真到了星期一，恐怕我根本唱不出歌了。這就讓我很容易理解我的那些女友——她們常常會在星期一下班回家的路上「計劃外」消費，有時數目驚人。很多女人非常清楚自己為何會失控，她們稱商店是自己的心理診所或療養院——特別是上司或丈夫讓自己。心情沮喪時。人到這時候總要合理發洩一下，我認為這至少比痛哭流涕、傻吃悶睡或是大吵大鬧的方式都來得積極。
我在報紙上看到一位英國的消費行為專家的研究後嚇了一跳。她稱「慰藉購物」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花掉超過你實際支付能力的費用，當你真正負擔不起時，就會像偷吃了禁果一樣激動。她的研究表明，大多數女性把「慰藉購物」當作生活中一種正常的情感需要；但另一部分女性卻是瘋狂購物者，這就好比偶爾吃吃巧克力、喝上一杯酒與整天酗酒的區別。盲目的購物可能會暫緩低落的情緒，但伴隨而來的是自責和負疚感。牛津大學的研究更令人震驚，「慰藉購物」還關係到女性的生理問題——那些需要心理學家幫助的瘋狂購物者有45％承認她們的性生活很不開心，14％的人聲稱她們是完全正常的購物者。這項調查似乎論證了心理學界從80年代起就提出的觀點：購物與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前者甚至可以作為後者的替代品。
常聽人在形容一家百貨公司大而全時說「在那裡什麼都能買到」。真要是這樣該多可怕！心理學意義上的「瘋狂購物的人」的確是少數，但他們的行為似乎讓我們提前看到了消費時代的極端後果，以消費來醫治種種現代病無異於吃麻醉藥和吃錯藥。
小康生活與廚房革命
50年代的中國建築師都知道這樣一個故事：赫魯曉夫赴美出席聯大會議期問，美國人不和他比武器比工廠，只跟他比廚房，兩人在廚房裡爭論誰的社會好。赫氏傲慢地說：「這算什麼！」，甚至在聯大會議上脫下他的大皮鞋，用鞋跟敲桌子，令國際輿論為之震驚。
90年代，中科院院士周干峙在一次關於「小康住宅的廚衛」研討會上重提這段歷史趣聞。相信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都會同意這樣的觀點：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體現最大的政治意義。今天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熱點已由吃、穿、用轉向住和行，從建設部官員到百姓流傳這樣的順口溜：「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住房之小康，關鍵看兩房。」兩房指廚房和衛生間。因為生活居住功能最複雜的部分就在這兩塊地方，過去，當住進「樓房」還是中國百姓的最大理想時，國家要用有限的資金滿足盡可能多的人的需要，我們的住宅不得不在廚衛上緊縮。現在把廚衛設計置於住宅設計的核心，時機是恰當的。但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廚房革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建築師周卡特、何虹雨夫婦給我講的兩個故事反映的就是這個問題。周是加拿大註冊建築師，何女士是一個在美國獲得建築學博士學位的中國女子，兩人結婚後一起到中國生活。周在天津大學教學時，遇到了一個難題——如何指導中國學生設計廚房。他要求學生設計這樣的廚房——操作台周圍沒有牆，主婦可以一邊從容地Cooking，一邊照顧孩子或者和客人愉快地交談。可中國的建築系大學生不能接受沒有牆的廚房。作為加拿大註冊建築師，周的設計思想遵循的是西方慣例——設計一個典型的歐美中產階級廚房，它佔據客廳的一角，是開放式或半開放式的「操作廚房」，裡面有冰箱、操作台、西式爐灶上面是4孔電灶而下面是烤箱，水池裡有2個水池，龍頭可調節水溫，水池下有垃圾粉碎機，當然還有美觀實用的廚具。上班之前或一人進餐時，多半會在一張不大的餐桌前簡單用餐，而更大的一張餐桌可供4－8人用餐，適合很正規的家宴或宴請朋友。乾淨漂亮的餐桌上有鮮花和燭台，周圍的牆上掛「餐畫」或者父母孩子的照片……
周告訴我，他對中國學生的反映很不解，直到虹雨去他家作客才開竅。作為一個既入得廳堂又下得廚房的中國新女性，何博士主動要求在「洋婆婆」面前露一手。魚一下油鍋，整個客廳和其他房問都瀰漫著油煙和煎炸食品的那種味道——那是中國母親聞了一輩子的味道，可「洋婆婆」顯得很緊張，馬上打開所有的窗戶，事後她表示雖然她很喜歡吃中國做法的魚，但她絕不讓中國兒媳再「冒險」了。
中國廚房要「革命」，首先遇到的難題是中國傳統的烹飪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廚房的構造——煎炒烹炸，廚房不可無牆也不可無窗。另外，我們國家不像加拿大等國有充足的電力資源，只能以煤氣為主要燃料，西方國家通行的無窗「暗廚」搬到中國就行不通了。
抽油煙機曾是最讓我們歡欣鼓舞的一個廚房設備，但很快便發現它與我們的期待相差甚遠，不僅在排油煙上顯得「力不從心」，還帶來新的麻煩——清洗油煙機。建設部「2000年小康住宅項目」專家林潤泉先生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一直致力於解決廚房污染問題——他是中國第一個研究廚房污染的碩士。他終於和同事研製出針對多層住宅廚房的「變壓式共用排氣道」和一種新型抽油煙機——「LO系列單孔抽油煙機」，前者克服了多層住宅共用排氣道的串煙問題，後者以耗電低、吸力強、機芯上幾乎無油煙殘留等優勢，改變了人們對常見雙孔抽油煙機的「迷信」。這些成果已被建設部推廣到北京、唐山、秦皇島、深圳的部分新建住宅小區。多數人家沒這麼幸運。到現在，很多新建住宅還是沒有能滿足使用要求的成套廚房設備供選擇。而廚房設備管線一旦安裝好，要想改造千篇一律的廚房格局很難。即使大動干戈也未必盡如人意，住戶往往把已經安裝完畢的水池。台面砸掉，再自行安裝更滿意的設備或乾脆把爐灶搬到陽台上，以防油煙污染。如果說「廚房是住宅的心臟」，可以說我們的廚房患了「先天性心臟病」。
我們是不是應該改變自己的飲食習慣？「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西化過程。像世界各地的華人一樣，國內的一些年輕人、「新貴」階層也開始接受西式餐飲方式。西式的「廚房革命」大量使用現代化電器設備，使廚房的環境更優雅，也給烹調帶來方便甚至樂趣，同時伴隨烹飪勞動強度的降低，廚房的使用率也有所降低——很多時候，傳統的家宴被搬到了餐館和飯店。
這樣是不是拋棄了廚房？使廚房在越來越盡善盡美之後反而有悻於我們的初衷？這樣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
西式的廚房革命的確為我們的餐飲方式提供了更豐富的選擇，下廚做飯的意義已經從「糟糠之妻」不得不為之上升到一個新層次——在完美的廚房，偶爾親自下廚為自己愛的人和對自己有幫助的人做一頓飯，是講究「生活品質」的現代人在人際交往中新的法寶。
另一方面，我們引以為榮的傳統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消失了。有了現代廚具，玩「刀工技巧」像玩傻瓜相機一樣容易，但也造成現代人對機器的過分依賴，碗要湊到一定數量才能開洗碗機洗。美國人很早就研究人在廚房的「合理」操作，把這個過程以秒計算，以便設計出最方便最省時省力的「烹妊程序」。這對於傳統的勞動母親是一種關懷，但對於肥胖病、糖尿病、心血管病等現代病意味著縱容。中國口味將在標準化和機器化中變味兒。為什麼打出「手□面」和「手工水餃」招牌的餐館在北京那麼「火」？因為那些好吃但製作麻煩的食品正從我們的廚房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來自超市的半成品和與微波爐相配的「微波爐食品」。有了電火鍋，紫銅火鍋被束之高閣。紫銅火鍋不僅僅是廚具，一家人圍著它，吃得熱熱鬧鬧，這是一種氣氛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據說今後酒店、餐館的發展趨勢也是現代化，但是紅外線電烤箱做不出老北京傳統的火燎鴨心、油爆雙翠。旺火熱油，幾秒鐘出勺，吃的就是這份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火候。中國的廚房現代化決不能全盤西化，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廚房。
和美食家共進晚餐
講究「吃」方面，能跟中國人「叫板」的當數法國人。中國的聖人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說「食不厭精」，而法國人也吃出了經典。1248年，法國國王聖·路易斯設立了燒烤協會，延續到今天便是世界著名的法國美食家協會。該協會現已在中國招收會員並不定期舉辦活動，應該說他們算是找對了地方。
法國人的「食不厭精」
論吃，中國人從古聖先賢開始就顯得有些虛偽——一方面「食不厭精」，一方面又說君子須遠庖廚。法國人則毫不掩飾他們從美食中得到的樂趣，他們人人動手，君臣無異。下廚不是和屠夫劃等號的下賤勾當，而是一種榮譽，甚至是藝術。
在法蘭西，美食界「白高帽」如雲，政界要人也精通美食之道。密特朗總統即如此，他「寧可吃毫無烹調技巧的原味食物，也不能容忍廚師馬虎從事」。法國總統官邸的第一位女廚師丹尼爾·德波絲，卻以「極度純正大菜」游刃有餘地「對付」這位挑剔的總統。她能將一棵捲心菜變成藝術品：把經過修整、燙過的完整的捲心菜的葉子一一撥開，外形如一朵巨大的花；自花心始，將餡料鋪蓋在每片葉子上，重新將捲心菜恢復原狀，並小心地用細線將其綁好；然後切成6瓣，下面鋪上燒成金棕色的胡蘿蔔塊。這位高廚用的餡料包括特製的酸麵包、牛奶、豬肉、羊肉糜、大蒜末、切碎的新鮮香菜、雞蛋、鴨油或菜油、胡蘿蔔丁、切碎的洋蔥頭、雞湯等。
當年的法國國王聖·路易斯在國家社稷方面的功過暫且不提，而在美食方百，這位國王可是功不可沒。在他設立的燒烤協會中，會員被授予一種令人欽羨的特權——燒鵝，法國人迷戀烤鵝肉。幾百年過去，燒烤協會的地位始終沒變。燒烤行業也不斷壯大，直至1789年。在法國大革命之後，這個行業與其他許多行業一樣銷聲匿跡了。
然而，美食業的種子已生根發芽。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人和其他民族一同被捲入這場災難，食物嚴重短缺，再也不可能為燒烤協會提供招收新會員的機會——甚至連母親向女兒傳授烹飪技藝的機會也被剝奪了。這種狀況持續10年之久。1950年，法國人欣喜地告別「食物配給卡」，商店的櫥窗重新擺滿了物品。這一年的復活節，三位美食家坐在一起邊品嚐烤羊腿，邊立志要使原先的烹飪行業精神再次發揚光大——不僅向專業人士，而且也向非專業的美食家和家庭主婦普及這項藝術。
這三位美食家是Jean Valby，Louis Giraudon和Marcet Dorin。
同年8月3日，法國美食家協會（Chaine des Roisseme）宣佈成立，並在巴黎註冊。法國美食家協會儘管只是一個法國組織，但也包括了來自法國以外地區的分支機構，稱為「大區分會」。他們在巴黎總部的指導下開展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該協會原來的會員是「業內人士」——不是餐飲、酒店業巨頭即是總統的御廚，當然，可能還添上個把有品位的總統。現在，他們的圈子中多了非專業人士。比如，該協會北京分會主席韓先生，是德國的商學碩士、經濟學碩士，1981年3月來華工作至今，現任德國蒂森股份公司總代表。
吸納歷史悠久的發展中國家中的上層人士、高級白領成為其成員，對該協會來說是件有意義的事。目前，它已發展很多中國會員。
凡參加美食家協會的人都要在入會儀式上宣讀這樣的誓言：「我宣誓，決不糟蹋食物，永遠細心照料所燒烤的食物。我永遠履行志同道合者的義務，尊敬協會的全體會員。」
美食家協會的唯一領導機構是理事會，遵循的章程是1991年7月制訂的。我問該協會亞太區主席古載禮先生：「現在世界上有許多飲食新潮流，比如素食，你們有沒有想過要有所改變？」古載禮先生回答：「這就像你的媽媽、我的媽媽、他的媽媽做的家常菜，可能是煎炸食品，別人說吃這樣的食品不好，可我們就是喜歡。所以我們尊重傳統，不準備改變。」
法國人維護傳統的那份固執讓人感歎。
不僅維護法國傳統，世界各地的傳統美食也都在他們「維護」之列。他們每次活動都有不同的主題——嘗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不同菜系。1996年該協會北京分會的兩次活動，一次是在釣魚台國賓館以中國江浙菜為主題，來自不同國家的會員共飲加了話梅的紹興黃酒；另一次是在北歐風格的皇家飯店，主題是歐洲中世紀晚宴。
吃了5個小時的晚餐
一頓隆重的晚餐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法國美食家協會，了解法國人如何執著地維護傳統和經典。1996年夏的一天，作為《三聯生活週刊》雜誌的記者，我被邀請和眾位美食家共進晚餐。這次以歐洲中世紀為主題的晚宴，要求所有來賓都穿深色晚禮服，當然我也沒例外——穿了件改良旗袍式的深藍緞子長裙。
宴會尚未開始，宴會廳外「史無前例」地搭起了「農家棚欄」——一群鴨子嘎嘎叫個不停，兔子們則歡蹦亂跳爭食。據說這是營造封建時代歐洲的田園氛圍。穿梭往來的服務員，一律賭石色的長袍，有點像電影裡的馬可·波羅。
來賓們三三兩兩站在一起，邊呷著餐前開胃酒邊輕聲交談。顯然，吃飯也是法國傳統的社交方式。包括中國人在內的紳士們均是青一色黑緞禮服面扎領結，女士們是大同小異的深色露背長裙。不過也有例外，比如那位正向服務員要來菜葉喂兔子的金髮女郎，穿了一件寶藍色無袖中國旗袍，漂亮搶眼，但又不失莊重。除了吃，在文化方面，法國和中國也是能夠對話的。
活動開始，新會員宣誓後，被授予馬海絨綬帶和勳章。放眼望去，大概除了個把記者，所有的人脖子上都掛了紅的、綠的、藍的、紫的綬帶和金的、銀的勳章，其陣勢很像國王為凱旋將士接風洗塵的盛典。
有人悄悄進了洗手間——據說，晚宴開始後，賓客是不應隨便離開座位的。
宴會廳燈熄了，燭光搖曳，一張長方形木桌上隨意散放著一些蔬果、於花甚至麥穗。長袍服務員在背後輕聲問：「可以給您系餐巾嗎？」於是每個人都被繫上了藍色鑲紅黃邊兒的「嬰兒圍嘴」，顯示不同級別的會員標誌看不見了，粗的細的首飾也看不見了，餐桌前的人都像孩子，大家彼此會心一笑，晚餐終於開始了。
第一道「菜」是南瓜形的麵包，每桌（4人）一隻，大家謙讓一番後各取一瓣。接著便是走馬燈似地上菜，撤走吃完或未吃完的菜盤。
席間有兩三回「表演」，比如兩個廚師抬一口已烤成蜜色的乳豬在宴會廳巡迴展示；另一次廚師抬出了插著正在燃放煙花的巨型蛋糕。
飲料一共上了5種。白內（雞、魚）和蔬菜配白（葡萄）酒、紅內配紅（葡萄）酒。最後是咖啡和紅茶。
宴席結尾，高廚們在美食家的掌聲中隆重登場，長長的一排，領頭的是一個外籍廚師，其餘的都是中國人，最後一位竟是一名年輕的女廚師。他們是今晚這場熱鬧的大戲真正的幕後英雄。此時已是深夜11點，這頓飯吃了5個鐘頭。
美食的含義
宴會散了，大家或合影留念或握手道別。請注意，每人手中握著的那個紙卷，這是一張有味道的菜單，又是一件有意義的紀念品。在美食家入席之前，用火漆封好的它已擺在餐桌上的干花叢中了。拆開它的心情有點像拆開一封年代久遠的信。這張菜單以及此次活動的時間、地點均用法文（花體字）書寫，紙的兩側用人微燎成焦黃，這是法國人為一頓飯苦心營造氣氛的又一例證。
回想起來，美食家體面的禮服與整體環境是那樣和諧：是對廚師和其他就餐者的尊敬，也是自信自重的體現。
法國美食家協會成員胸前看起來古老的綬帶和徽章令人難忘，那是對高品味的讚揚和認同。它使我想起他們使用不同的酒具喝不同的酒。約定俗成的章法：透明大肚窄口短杯飲白蘭地；圓桶狀厚底矮杯宜飲威士忌；鬱金香型酒杯為葡萄酒專用；長笛型及淺身寬口狀如漏斗的杯子裝香擯……而聯想到我們「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傳統，在歲月如梭愈演愈烈的「豪飲」中，卻漸漸被忽略了。
什麼是美食？
這確是一門需要加以確切定義的藝術。一些人把美食家等同於饕餮者或酒鬼，美食家們說：「這真是大錯特錯！」
只有一種真正的「廚藝」，那就是「最好的」。烹飪要根據季節——儘管今天我們任何時候想吃任何東西都可能成為現實，但法國美食家堅持：沒有什麼比夏天的龍鬚菜，初秋的松雞、野雞之類更好。烹飪也是一個慶典活動，名廚相信人們有時在大宴上能碰到「他們自己」。美食還奉送給食客其他「贈品」——上好的葡萄酒、生活和工作中愉快的回憶、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舒適友好的氣氛。
這些就是真正的美食家和貪食貪杯者的區別。品嚐法國的「松露臘腸」、裝在貝殼裡的醃雞肉、梭子魚兒子的過程，也是一個欣賞藝術的過程。
吃到現在，20世紀的美食家還提出了新的觀念：飲食有度。他們也不再一味追求烹飪過程的繁雜——把雞蛋煎得恰到好處，色味俱佳而不是隨便胡弄，再配以一杯可口的葡萄酒，這就是現代美食家。
誰左右現代人的吃喝
雨露粥和扒豬臉
這不是一家普通粥店。粥店早晚營業，只出售自製的「雨露粥」——4碗內容有別的菜粥被編號出售，按序號連喝4碗則是店家推崇的吃法。店家明文告知顧客：「本店恕不提供任何與本粥系無關的調味品和其他飲食，以保證雨露粥系的功效。」該店開業半年，已「成功地改掉」很多人吃粥就鹹菜、饅頭、火燒的習慣，店址也從北京東部遷到西北部的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內，成了「樂樂」餐館的店中店。「鐵桿粥友」也呼朋引伴地追隨。
穿過「樂樂」生意火爆的廳堂，穿過辣子雞丁和火爆腰花的氣味，粥客甲堅定地走進裡間、放了3張大圓桌的粥店。他向臉色紅撲撲的外地女服務員要了一碗「1號粥」，向早來的、已經喝到3號粥的粥客乙點頭問好，然後坐下來專注地喝粥。粥店裡十分安靜，與外面的喧囂形成反差。
「食不語」是店家倡導的。店主鐘先生坦言：「這話最初是警告那些初次進店就大呼『沒意思』的主兒。」當然，這也是我們祖先傳下的關於吃的真理。店家還倡導：「趁熱喝粥……鼻涕流出，不要往回抽，要把它擤乾淨……勞碌煩躁之中請常喝此粥。」「雨露粥基本原料極平凡。但是，什麼樣的稀稠程度才能叫做粥？目前熟知的八寶粥、『紅五類』、『黑五類』等是否過於粘粘糊糊？」鐘老闆停頓一下，留個懸念。接著他講粥文化，從《周書》記載的「黃帝始烹谷為粥」、唐朝皇帝賜粥給臣子、嗜粥如命的詩人白居易以及清代袁枚《隨園食單》語「見水不見米，非粥也；見米不見水，非粥也」……這些說的是粥，而雨露粥又有何特別？自稱是從事高能重離子領域科學研究的物理學訪美學者的鐘老闆把談話重點放在「科學」上。「粥裡配些什麼菜最為合適？我在美國經過上萬次科學實驗，理論和實踐成型後毅然回國，並通過粥店把科技成果回饋社會。動物實驗？我用我自己做實驗……」
鐘老闆覺得這麼說太大，於是看了一眼面前有一大堆鼻涕紙的粥客，打了個比方：「雨露粥有五臟六腑內桑那的作用」。粥店日記裡，開業第二天的那一頁，一對情侶寫道：「1997年該是世界喝粥年，我們趕上了時尚的第一撥。」9歲的柳佳則寫道：「粥比肯德基好。」也有人深情地回憶起當年「上山下鄉」時的日子。店家種他們的老主顧都是對自己有正確認識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二年級學生胡一峰說她初次來喝粥時，鐘先生建議她前3天只喝粥——每天2次，每次4碗，中午吃個蘋果。「第一天下午有室友在宿舍裡熬皮蛋瘦肉粥，我怕受不了誘惑躲了出去。我喜歡嘗試新鮮事物。」《知識就是力量》雜誌的編輯傅建平說她來喝雨露粥是因為渾身的病……一位於部說她喝了幾天後覺得很輕鬆，我沒猜錯，她們家平時總是大魚大肉。「家裡一直是我做飯。現在？孩子和他爸自己弄。」她一臉的輕鬆，於是，我把「為什麼不自己在家熬粥」這句話嚥了回去。
另一種時髦的餐食是「扒豬臉」。位於北京三元橋附近的金三元酒家把豬頭做成大菜——靠著扒豬臉把原本只有400平方米的餐館擴大到如今的3000多平方米，營業額也從一年前的5萬元翻了20餘倍。
金三元的豬頭由華都肉聯廠特供，經12道工序，再佐以30餘種調料，武火攻、文火燉4個多小時，才變成蜜色的扒豬臉。
扒豬臉引來了各界名人，尤以演藝界人士居多，有人衝著口味來，有人到此追求營養，還有人把青春和漂亮寄托在扒豬臉上。
作為一個曾擁有多項發明專利的工程師，沈青知道科學的力量，和粥店老闆不同的是，他喜歡把科學「量化」。沈先生把一個豬頭在未經該店加工之前的脂肪含量與加工之後做對比（有關機構證實脂肪含量下降了）；把不同消費標準的豬手宴（從500元到1500元）的重量、能量、蛋白質、脂肪、膳食纖維、碳水化合物、p胡蘿蔔素、各種微量元素統統列在菜單上，讓消費者能吃個「明白」。
金三元的「香辣土豆片」（炸土豆片）一盤50片兒，不會多也不會少——沈先生說：「這就是量化。」沈青靠扒豬臉起家，說到餐廳的發展方向，他再次強調了量化和標準化。這樣，客人什麼時候來，「口味都不會變」。
「中式快餐要請洋教練——學習洋快餐科學的管理方法」，沈青誠懇地說，「國內貿易部擬於1998年辦一個有關快餐的高級研討會，由『肯德基』出資，我第一個報名。」據說肯德基公司在中國投資4.7億元人民幣，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建食品科技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的「魚香肉絲」、「辣子雞丁」等100種傳統菜的「量化」。
從川魯粵大菜到本幫菜，從涮羊肉到麻辣燙，從吃肉到喝湯……餐飲業領著飲食男女做著碗中尋寶的遊戲。由於西方飲食方式的介入，遊戲更加撲朔迷離。
值得一提的是，媒體對飲食業的新事物表現出熱切的關注。1997年7月14日晚北京人民廣播電台「人生熱線」以「讀粥」為題，對「雨露粥」發明人鐘曉第做了人物專訪。第二天，一個星期二，北京自1972年以來罕見的高溫天氣正在持續，雨露粥店的日營業額由前一周週日的192元飛速攀升至1180元。扒豬臉的專利權所有者沈青則用宣傳燈箱展示人民日報（海外版）、經濟日報、中國消費者報、中國食品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等國內十幾家報紙對該餐廳的報道，並高掛在餐館顯著位置。這是特色菜的「另一道工序」。
一篇關於吃的小說
「整個下午，王然被那個『胃動力』（消化藥）的廣告策劃工作攪得心煩意亂。他知道這和他現在的生理狀況有關。現在是星期五下午4點半，每個工作日都會出現的『下午集體飢餓症候』準時出現，與週末晚餐（通常是一頓大餐）之前的浮躁混合，在開放辦公室裡瀰散。黃瑪麗像往常一樣抱怨：『每次看到那白色的盒飯都像看到老闆的紅包，充滿幻想卻注定失望。』她確信此時老闆不在。生物學碩士李實在他與餓這個話題上最有發言權：『我們先不談飲食的營養均衡問題，單說食物應該提供給我們的熱量，午餐應該佔全天的40％－45％，顯然我們的午餐質量沒有達到這個最基本的標準。我們這群人自詡為追求生活品質，我們的健康掌握在誰手裡？沒有營養調配師的送餐公司和偷工減料的小餐館！』『這不是免費的午餐嗎？』馬克像是和稀泥更像火上澆油。劉珍妮一向浪漫：『公司附近要是有喝下午茶的地方就好了，有當場研磨的意大利咖啡、『馬可波羅茶』、當天的新鮮牛奶、新出爐的全麥麵包……』這次她談到『下午茶』時既沒提英國式的古典社交方式多麼美好，也沒提香港式的現代社交方式如何實用，她只是在描述一個飢餓者實實在在的需要。王然鄰桌的大姐，一個不多見的、在工作和生活之間游刃有餘的女強人說：『據說雀巢公司全天向員工免費提供巧克力，這使員工都願意整天泡在公司裡。』黃瑪麗插話：『人家是食品公司，而且世界著名，有實力……』大姐打斷她的話：『這給了我們啟發——一日三餐的傳統概念是否要改變？什麼時候吃？吃什麼？怎麼吃？我們應該找一種適合現代生活節奏，更準確說是適合個人的飲食方式。』王然注意到大姐每天下午這時候都會從書包裡拿出一小包曲奇餅或別的什麼，而上午10點左右，她通常會把上班路上買的袋裝鮮牛奶放進公司的消毒櫃……」
以上是我正構思的一篇關於吃的小說裡的情節。用不著杜撰，王然的痛苦我每天都經歷，而我的同事們，似乎每天都會對那頓免費的午餐（單位提供的福利，由不知名的小飯館具體實施）抱怨，像祥林嫂一樣，說著相同的話。
相信這是很多辦公室裡都會發生的故事。我還相信，有很多的年輕人像我一樣，因為常常要「開夜車」，所以把早晨賴床的時刻看得「一刻值千金」，寧可擠掉早餐時間。儘管中國人有講究吃的傳統，但年輕人的生活都身不由己地追趕「國際節奏」——那幾乎可以說就是「快餐的節奏」。儘管餐館不斷引領我們嘗試新的「流行吃法」。但是，那只是我們有錢有閒時樂於參與的遊戲。大多數時候，像北京這樣的大都市裡，事業蒸蒸日上、講究生活品質的上班族，不得不靠速食麵和半成品維持他們的「高速運轉」。
關於吃的那篇小說可以繼續寫。
「6點整，王然和同事們互道週末快樂之後，他鑽進他的『切諾基』，駛上了『三環路』。塞車的時候他漫不經心地往路兩邊看，發現這個城市的夜晚正被無數個餐館的霓虹燈招牌和燈箱裝點——北京電視台附近是『巴巴巴飯莊』，緊挨著它的是『久久久大酒樓』，然後是『鹿回頭』、『老山炮』、『骨頭莊』。一家東北餐館的廣告燈箱『暗號——豬肉燉粉條』，終於讓皺了一天眉頭的王然樂出了聲，誰說只有廣告人會玩文字遊戲？
王然把車開進加油站。93號無鉛汽油注到50升的時候，王然下意識抬眼看到『加油站』三個醒目的霓虹燈大字，廣告人的思維跳躍了一下——這是多好的餐館名！樸素而且本質。這一周太累，單身貴族王然今晚沒安排任何約會，謝絕了所有『飯局』。他走進離家不遠的一家食品超市，選夠了這個週末和整個下周吃的快餐食品、半成品、『利樂紙盒』裝的『鮮果汁』、『鮮牛奶』……」還可以添上一句：「最後又給他的貓買了2袋貓糧。」
我家有3隻貓。記得有一次，我在超市採購完畢、排隊等候付款的時候，前面那個大哥看到我的推車裡有貓糧就說：「我們考察過，一些世界著名的動物食品公司在我們國內建加工廠，生產一段時間後產品質量都下降了，營養成分達不到包裝上印的標準（他遞過來的名片上顯示他是首都機場海關緝毒大訓練中心的工作人員，動物營養專家），還是給動物吃新鮮的蔬菜和魚肉好。」我當時苦笑道：「我連給自己做新鮮的蔬菜、魚肉的功夫都沒有。」
這樣在小說的情節裡，單身貴族王然在沒有飯局的時候，就會吃那些經過微波爐簡單加工、味如嚼蠟的食物，並且清醒地意識到「沒有營養」。聰明的「他」應該會聯想到「加油站」——現代人活得像機器，麻煩的是又不是機器，如果能像汽車，加一公升汽油能跑多少公里那樣清楚且容易操作就好了。而「他」的貓應該趴在它的碗邊，把「海洋魚味」貓餅乾嚼出了聲——它喜歡這個口味，對食品營養水平是否下降倒並不在意。
小說就這麼結束？王然那枯燥、單調的飲食大讓人絕望了！他就沒做什麼嘗試來改變自己的生活？我還得從自己的、周圍人的生活中找情節。
這幾年多次到上海出差，回來後，我染上了對黃泥螺和素菜包的鄉思病。在北京頻頻出入上海餐館，舊病未除，又添。心病——在北京的某上海餐館，一兩4個的素菜包一個賣6元錢，上海菜本來意味的是精緻的家常菜，現在卻成了昂貴的「大菜」。
全球快餐業的大哥大「麥當勞」和「肯德基」也總是有新動靜。「肯德基」在1997年底成為全球最大的餐飲集團「百勝全球餐飲集團」的一份子；而「麥當勞」在1998年秋因買「麥當勞套餐，加6元錢就可以得到『史奴比』玩具狗」的活動而在香港造成轟動，驚動了警察……
小說這樣繼續：
「星期六上午10點，王然被電話鈴聲叫醒，老友約他一起吃午飯（看來他不可能吃早飯了，他好像也沒有這個習慣）。老友年長王然幾歲，早已為人夫為人父，他的三口之家『講究吃』卻在朋友圈中出了名。當然，隨著年齡和事業、生活壓力增加的緣故，他們已很少親自下廚宴請朋友——這曾經是他們的樂趣。下館子的次數越來越多，老友對吃的困惑也越來越大。他在電話裡抱怨昨天晚上沒吃好：我太太最近對黃泥螺著了魔似的，上海『本幫菜』本來是家常菜，到了北京，進了『新錦江』和『夜上海』變成了高檔菜，量少得可憐，價高得嚇人。我還是喜歡川菜，雖然比成都貴，也有點變味兒。最後我們還是隨了兒子進了『麥當勞』——最近他們又在用塑料玩具做贈品促銷。人多得要命。
我和太太能吃什麼？還得掩護兒子——他們班主任說吃『麥當勞』和『肯德基』是『漢奸』，你說多有意思？我們兒子見了同學就往我身後藏，這反倒增加了他對洋快餐的興趣。孩子只講好玩，別說營養，連好吃不好吃都不那麼在乎。我兒子才上小學一年級，聽說現在的中學生都改吃『比薩餅』了，說『我們過了吃麥當勞的年齡』……家長只好搭錢受累。
中國這麼大，1996年快餐總產值才和人家一個快餐公司——『肯德基』持平。聽說了嗎——全球最大的餐飲集團『百勝全球餐飲集團』1997年底剛成立，旗下的『肯德基』自10年前開業起已在中國開了190家連鎖店，『必勝客』7年前進入中國已在5個城市開了20多家連鎖店……喂，你在聽嗎？我們中午去吃手工餃子，還是去那家湘菜館吃臘肉炒蘿蔔條、南瓜餅？
小說也許還能添加更多的情節。它的結尾卻只能是這樣：「新的一周又開始了，王然對吃的困惑也重新開始。」
洋的、土的、流行的、懷舊的……在這個消費時代，選擇的餘地越大，大家越不知所措。吃這件最簡單的事變得最複雜：情感讓我們在吃上面注重文化，頭腦和胃卻要選擇科學、營養，感官則偏愛新奇和口味。在營養學家不厭其煩地研製營養食譜的同時，商家也看準了我們的茫然。除了餐館，還有各種應景的飲食指南一類的書來添油加醋——在中國營養學會附近的一家新華書店，工作人員焦女士介紹說：「以前《大眾菜譜》好賣，後來《大眾川菜》好賣，現在除了《糖尿病患者的飲食》，就要數《家庭雞尾酒》。《水果拼盤》、《微波爐美味食譜128例》好賣。」書架上還有幾本有趣的書：《吃與喝》、《吃得美滿、活得瀟灑》……
有些事情我們可能尚未意識到，有些事情我們知道但做不到，有些事情我們不得不做。我們將為此付出代價？我們已經付出了代價——90年代初中國營養學會的第三次全國營養調查和國家統計局剛剛公佈的調查結果，都顯示了國人消費水平提高的同時飲食營養卻失衡了。
「手工」升值
也許是電視劇《東邊日出西邊雨》勾起了現代人潛意識裡的一種渴望，北京興起了玩泥巴、拉坯、燒陶。在那部曾在北京地區創下較高收視率的電視劇裡，王志文飾演的男主角一氣兒把他那輛吉普車開到京郊一個「世外桃源」，置了塊地，然後不食人間煙火地燒起陶來。
戲外的人們也急切地想加入這個行列，但有條件在郊外置地建窯的人畢竟是少數。商家敏銳地捕捉到這樣的氣息。1996年春，北京青年宮首次將陶藝列入他們的經營項目。一年之後，北京又有了一家佔地400平方米，專營「手工藝活動」的五色土工藝坊。他們的項目不僅有「玩泥巴」（陶藝），還包括泥塑、染織、造紙、彩繪、插花等。這家店為手工明碼標價：單項價格一般是2小時40元（陶藝1小時20元）。通票60元，2小時內可以隨意在各項目上露一手。陶藝和彩繪（瓷盤、瓷磚）另加燒製費。在規定時間內，一般人可扎染2塊方巾、造5張彩紙。但拉陶坯如果沒人手把手教，第一次十有八九「不成器」。他們還打算開設晚場，推出情侶票、月票、季票。該店還收集、展示、銷售來自國內外藝術家、農民、兒童、少數民族地區的手工藝作品。
店主是一對中西合璧的中年夫婦，是加拿大的周卡特先生和他的中國夫人何虹雨。他們都是學建築的，1990年初回國。「早有開一家手工作坊的想法，簡直可以說是夢想，居然就實現了。」何女士說，「在西方，『自己動手參與各種活動』這種概念並不新。而在中國，不失為一種比較新的娛樂方式。而且造紙、印染、制陶這些古老的技藝正隨現代化逐漸消亡，把現代的一些東西，比如一些理念溶入古老的技藝，這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的傳延。」
據說陶藝最受歡迎，而扎染、造紙、彩繪是孩子們必做的。
「來這兒的客人兩個年齡段的最多：5－13歲；20－30歲。我們不好意思問客人的收入，但我感覺來的年輕人至少是月薪2000元以上的。有家長帶孩子來的，當然未必都是中高收入家庭的。另外，一些有錢有閒的外國商人太太、使館武官的夫人、在京國際小學的外國孩子也是常客。」
每個人在作坊裡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不同收穫。21歲的小唐是學國際貿易的，現在他暫時在店裡當制陶指導教師。「我也是學了制陶才迷上它的。從和泥巴開始，每一個過程都那麼吸引我，制陶機底盤週而復始地轉，有點像哲學。」他說。
一位女士拿來一件絲綢襯衣——那是她送給丈夫的結婚禮物，可惜沾了污漬洗不掉。當這件襯衣最終在「五色土」被扎染出很多不經意的圖案，可以想像這對夫婦的驚喜。
一個6歲的美國男孩告訴他爸爸，他造的彩紙是「Sun is going down」（日落）。
也有人對這種「花錢幹活」不以為然。也許現代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才會渴望回歸。中國很多家庭剛剛脫貧，還陷於繁重的家務勞動之中。在漫長的歲月裡，手工製作一直是「勞動」的一部分，支撐生產和生活，它的文化價值被勞動的繁重艱辛淹沒了。
在五色土工藝坊一進門的地方，擺了一架老舊的木製織布機。據說它曾被山東一家四代人使用過，已有100多年歷史。店主老周強調，它至今還可以織出各色古樸的長幅上棉布。所有來這裡的人都圍著它嘖嘖讚歎，但沒有誰非要用它織出一幅布來——都市中人希望在兩三個鐘頭的休閒時光裡「幹出點兒什麼」，比如扎染一塊方巾、造幾張紙、拉一個陶坯。而織一幅布多麼辛苦。
現代人就是在這樣矛盾的心態下生活著：享受現代化帶來的富裕便利，又頻頻回首來時路，為那些萬劫不復的，或是漸已遠去的東西黯然傷神。
這種心態其實早就被商家所察覺。尤其是90年代中後期，在中國的許多城市，「手工」大量為商業所利用，其價值日顯珍貴。
在一些考城區的胡同裡，「手工製作旗袍。中式服裝」的小店招牌多起來。一些百年老店也重整旗鼓，當年列入舊京「八大祥」的瑞蚨樣。謙祥益綢布老字號也在店中推出傳統手工製作的服務。手工剪裁、滾邊、盤扣的旗袍成為相當一部分都市女士的晚禮服。而內聯升的千層底布鞋和繡花女鞋則成為現代人交往中「有文化品味的禮品」的象徵。
不同民族的、不同類型的手工製品一起相聚在世紀末的都市。有人迷戀繁複精細的銀製品，有人偏愛質樸的木珠子、陶珠子，「前衛」的、穿著有「貓須」牛仔褲的年輕人索性把皮繩、麻繩打結，繫在頸上、腕間，甚至還有人把啤酒。「可樂」瓶蓋打個洞作項墜兒。
一條「麻繩手鏈」可以賣到20多元，絲繩串個陶珠子可以賣到百元。而有些東西更是不能討價還價。我的朋友鐘小姐在北京首飾進出口公司工作，她就說：「金有價，但製成首飾，它的價值就不能用秤來稱了。銀本身並不貴重，銀製品的價值就在於它複雜的手工工藝。」
商家讓我們明白：我們失去的只是錢，而得到的絕不是普通的商品。
從賣手工製品到賣手工製作的機會——做手工的權利真的被商業壟斷了嗎？
我每天乘坐地鐵，很多事已見怪不怪，但那天我還是很吃驚。對面那個穿「AC米蘭」足球服、戴小黃帽的胖男孩居然把書包放在一邊，玩起兩根玻璃絲。那不是我們小的時候（70年代）或更早以前流行過的手工材料嗎？那時流行用玻璃絲編各種動物造型的鑰匙墜、玻璃茶杯套，而這些年它幾乎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了。男孩玩不出什麼花樣，他旁邊坐的那個氣質挺高雅的女士便手把手教他，直到下車……
玻璃絲讓我想起小時候姐姐生病住院時，病友阿姨教她做的玻璃絲門簾，還有八一電影廠一位叔叔用廢電影膠片做的台燈罩。
現在我們重提手工，把它的價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惜花錢買一個動手的機會，其實這樣的機會從未遠離我們。誰家沒有幾件手工製作的傳家寶？我當然不一定非跟奶奶學繡「連理枝」，和姥姥學打「蝴蝶絆兒」，但可以跟母親學織毛衣，像她那樣善於多種編織技法的組合，像她那樣諳熟不同顏色的搭配。在我眼裡，她織的每一件毛衣都有很強的設計感。現在穿手織毛衣不僅不意味著窮酸、老土，而且還可以說是令人羨慕的。和大機器生產的毛衣相比，它自然、有人情味、獨一無二。我還很欣賞父親多年前做的多寶格和音箱，儘管它們現在看上去挺土氣。
現代人無疑需要轎車、金錢，但生活中這些生動的細節何嘗不是一筆筆財富。城市的「金屬味道」太重的時候，我們需要手工那種古樸自然、歷久彌新的味道。沒有哪種藝術能夠不向「現代化」妥協（因而變得似是而非），只有手工仍保持它的原生態。
洋食品炮打下一代
那一天，北京大學進入考期。臨近中午時分，中文系92級研究生呂滇雯走出考場。她感到疲憊，可很快她的眼睛就亮了，一輛可口可樂貨車停在面前，令人高興的傳言被證實：4個學生食堂同時免費提供可口可樂飲料。
地質系91級學生葛森笑著回憶：「我和幾個哥兒們每人裝了滿滿一飯盒可樂，不喝白不喝。」
那些天整個北大像過節一樣，不知是否因為來勢過於洶湧，後幾天櫃台上改放可口可樂紙杯，每人可拿一杯。即便是在寒冷的季節裡，可口可樂同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飲料公司的人士稱，他們曾經開展了長達數月的針對北京市60多所大、中、小學校的贈飲活動。他們稱之為「回饋社會」。他們知道，針對「窮學生」的公益活動可以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也可以影響這批未來的消費主力，培養他們的口味。
免費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推銷，今天未結的賬，總有一天是會結的，沒有免費的午餐。
吃一客洋餐養一份身份
多年以前，肯德基家鄉雞和加州牛肉麵先後在北京亮相，接著是大大小小的洋快餐充斥街頭，最著名的是麥當勞。王府井南口的麥當勞分店是世界上營業面積最大的。
與此同時，可口可樂系列飲料和百事可樂系列飲料幾乎無視中國市場上多如牛毛的同類的存在，以大氣魄展開了競爭。隨著「兩樂」的「入侵」，除了健力寶等少數牌子外，很多曾經風靡一時的中國飲料都銷聲匿跡了。
接著是巧克力，「加一杯半牛奶」的吉百利與「滑得像絲一樣」的德芙上市，然後雀巢系列也隆重推出。習慣論斤購買糖果的中國人居然也出手闊綽，用10元錢去買一塊糖。
還有洋酒，消耗量之大已讓法國人感到吃驚。接著上場的是冰淇淋，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州的「美登高」，據稱有百年歷史。1994年夏天，北京市場上的「美登高」銷售曾經短缺「告急」，它的銷售口號是「優質中價」。價格較高的美國「八喜」，則以「口感細膩、果質鮮純」為旗幟，在1993年的市場上一家專美。不過現在它也碰到了對手——「卡夫」在北京的公司也參加了「競美」。這家「美國最大食品公司」著力於其他奶製品的經營，並未大肆宣揚冰淇淋，但它的大背景令人不可輕視。
輿論界特別關注的是「和路雪」系列冰淇淋，它的合資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冰淇淋製造商，有著60多年歷史的聯合利華公司，它們的「絕活兒」是「不含冰晶」這一專利技術。公司建立營銷網頗敢投入，花費1000萬美元，真是大手筆。彷彿一夜間，公司贈送的2500台和路雪冰櫃佈滿北京的大街小巷，取代了雜七雜八的冰棍箱。人們自然歡喜——誰愛吃湯湯水水的冰淇淋呢？而當老百姓吃慣了「和路雪」後，感到生活的大變化：能花6元錢去買冰棍，過去想都不敢想。
在這個時代，洋食品已徹底打動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心。冷飲可以坐下來安靜、優雅地吃，也可以在千里冰封的冬天吃。在吃上精細的中國人已經察覺到洋食品細微的差別：想吃情調去「意大利查理」店，想吃新奇到「美國31種口味」店。1998年又有了「讓貴妃一笑的」哈根達斯冰淇淋（廣告這麼說的），25元人民幣只能買一個小球。洋食品市場的開拓，無疑迎合了「新生代」們追求純情高雅生活方式的心態，因為那或窗明几淨或暗淡柔和的環境使人舒服，不感「寒酸」。
淮南為橘淮北為枳
台灣來的客人林先生打算請一位女記者吃飯，他問：「你想去哪兒？」女記者脫口而出：「就去麥當勞吧。」
林先生開始以為是小姐客氣，但當他看到熱鬧的麥當勞中有人在過生日時，不由大吃一驚。他低聲對女記者說：「在台灣，要是有人在麥當勞中做壽是會被笑話的。」
可在大陸，人們絕不會有這樣的感覺。王府井麥當勞的確光彩照人，的確體面，很少有人感到丟臉。
真正瞭解洋食品的人，都感到了「味道」的不同。
4歲的斯迪文·丁生在美國，他的父母是10年前赴美的中國留學生，爺爺是北京大學前校長丁石孫。來到北京，有很多事讓小斯達文「睜大了眼睛」，而最讓他吃驚的是北京有「比美國大得多、人多得多的麥當勞」。不過他咬著漢堡包，對媽媽說：「味道好像和美國的不怎麼一樣。」
入鄉需隨俗——麥當勞變味兒的竅門就在這兒。
北京麥當勞所需的奶酪一部分由卡夫公司提供。北京卡夫營銷總監張星國先生說：「外國人習慣吃味重的奶酪，就像中國人喜吃臭豆腐。但進入中國市場，我們擔心中國人接受不了，就把味道變淡了，使中國人不至於一下子拒絕它。」
卡夫公司在北京推出「雪凝」酸奶時也有故事：他們找來不少北京人作「酸度測試」，一點點改進味道，使大多數人認同。國外的奶製品都是本色——白的。「雪凝」起初也全是白色，有些被測試者提出：草莓口味的酸奶為什麼不是粉紅色的？於是上市的「雪凝」成了現在的樣子：粉紅色的是草莓味道，淡黃色的是菠蘿味道。
美國巧克力協會、蘋果協會在進入中國市場前也大搞調查，他們甚至委託全美最大的民意測驗公司蓋洛普來琢磨中國人的口味。中國人對蓋洛普的印象是調查總統選舉，他們調查東方人的口味多少讓人吃驚。
另一種「變味兒」是營銷方式。
麥當勞在歐洲市場通常是獨資經營，而中國的23個分店則全部是合資經營。麥當勞總公司擁有一半的股份和分紅，又拿到了「特許權使用費」，並且能得心應手地使用中方的社會關係和經營經驗來打開市場。
北京麥當勞的寬敞明亮和貴族氣氛也是全世界少有的，它似乎在說，中國的麥當勞是個體面的消費場所，這更能迎合人們的心理。
洋食品經營者還破天荒地關心起「吃」以外的事情來。北京城西的合資快餐店「康康」，在學校寒暑假期間舉辦過為期一個月的英語培訓班，由美國方面派人來講課。他們還和石景山區的中小學校聯繫，請優秀學生每週一至兩次來店裡免費用餐。他們的店中高懸十來個彩色電視屏，不停播放著原版美國卡通片，把吃飯的孩子逗得笑個不停，大人們也常盯著熒屏出神，拿勺子的手停在半空中……
在「中國特色」上走得最遠的要屬可口可樂公司和雀巢公司了。可口可樂在中國的最新主題是：美食好搭檔——用中餐也能喝可口可樂。而雀巢則特別提出：包裝蓋上的字母是英文，但也能當漢語拼音。
有人概括洋食品的舉措是「超越文化差異，靈活擴張」。實際上，它們在改變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的同時，自己也在不經意間讓中國人給改變了。
吃遍世界難分你的我的
傳說中，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到中國嘗到餡餅，感到美味無比。後來回到意大利，卻怎麼也想不起餡是怎麼包到面裡的，於是只好把餡攤到面上，烘成樣子和味道都要差一些的比薩餅。他不會料到，比薩餅如今已成了中國都市青年的盤中美味，餡餅的地位似乎和它沒法比了。
馬可·波羅的另一個功績是向西方傳授了冰淇淋的製作方法。印度古籍記載，元朝皇帝忽必烈以冰製品款待馬可·波羅，他問清了製作技術後就把這種美食傳到歐洲。於是歐洲人開始用天然冰塊製作冰淇淋。1934年，傑克·布帕爾克斯發明了製冰機，這種食品便一發不可收，真正成了食客們的享受。
吃著洋食品，想這些故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中國人曾經改變了歐洲人的口味，現在美國人和歐洲人也在改變中國人的口味。
並不是所有洋食品都能在中國獲得成功，已經有許多紅火一陣的洋快餐廳在北京銷聲匿跡了。看來要長久風靡下去，也不單憑一個「洋」字，還要看投入資金的氣魄和經營方式的適合。但吃到最後，怕也就難分你的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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