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與池田以日蓮及巴金為例，暢談文學家與宗教家共通的入世與戰鬥精神：他們為崇高的人文精神而奮鬥，向一切外界的惡勢力與內心的惡宣戰，置個人安危、榮辱、生死於度外。
池田：上海時代的魯迅放棄了小說創作，而將大半的精力耗費在他稱之為"雜文"的評論之中。其筆鋒似"匕首與投槍"，"可以致敵於死命"。
金庸：這就是"以筆為武器"了。
池田：在日本的文學傳統中，"以筆為武器"的風氣十分淡薄。有一個罕見的例外，就是我們宗祖的日蓮大聖人。那是文學評論家加籐週一指出的。他說：作為散文家的日蓮有一種天才。在其散文中，表現出噴吐著火舌般的激烈性格和信念。論戰式的日本語的散文，早在十三世紀便有了，日蓮的若干通信文字更是其中精品。
金庸：非常遺憾，我不懂日文，不能誦讀日蓮大聖人著名的文字，只知道他的四大格言："念佛無間，禪天魔、真言亡國、律國賊。"
池田：所謂鐮倉新佛教的一個特徵就是"選擇思想"。有一個基準可以遵從，即"取捨選擇"釋尊的教誨，成為體系化之情況。但那究竟以什麼為基準呢？當然有各種各樣的看法，而日蓮大聖人是沿著"三國四師"（三國即印度、中國、日本，四師為在此三國中出生，主張《法華經》所明示的"佛意"為基準來區分一切經。從經典的文字證明來看，將大聖人視為"天台的復古主義者"的看法相當多，而"四大格言"亦是基於這宗教判別而建立的。
金庸：他對法華宗真理的深信，對異派異宗的猛攻、嫉惡如仇的作風，充分表現於上引四句話之中。正嘉元年（公元1257年）日本發生大地震，二年颳大風，三年出現大饑饉；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及二年大疫病流行，全國人民死亡無數。當局大為驚恐，興作種種祈禳法事，全無效驗。文應年間，日蓮大師作《立正安國論》，詳述日本本來信奉佛教法華宗，國泰民安，但後來改奉念佛的淨土宗，以及禪宗、真言宗、華嚴宗、律宗等四宗，而尊奉法華經的天台宗反遭忽視，所以連年遭災，皆因正法沒落。邪法興盛之故。
池田：確如所論。我的恩師戶田城聖先生也經常說，作為歷史的決定要因，必須瞭解"遠因"和"近因"的看法。日蓮大聖人對於當時帶給生靈塗炭之苦的三災七難的所謂災害，以敏銳目光洞見其有"遠因"、"根因"。他說："國土紛亂之時先是鬼神亂。鬼神亂故萬民亂。每當有重災，其根因則在宗教、思想的混亂之中可以見及。"
《立正安國論》在佛教史中的革新性
金庸：在《立正安國論》中，日蓮大師說：當今邪見者異見者引用荒謬解釋，將法華等真理捨棄、禁閉、擱下、拋開，"迷惑一切眾生，並將三國的聖僧、十方佛弟子全部稱為群賊，並且加以罵詈"，從近處來說，那是違背他自己引為依經的淨土三部經中所說的："：唯除五逆誹謗正法"的誓文；從遠處來說，他是忘記了一代五時最重要的《法華經》第二鄭所說："若人不信，譭謗此經，乃至其命終，入阿鼻獄"的誡文的人。現在已經是末代了，人們全都不是聖人，各人處於暗途，忘記了直道。沒有人開啟人們的蒙昧，真叫人悲傷！人們只追隨邪信，真叫人心痛。
池田：我對於您的博識極為感服。《立正安國論》是以"破折念佛"為焦點，為什麼要破折念佛呢？其理由之一，日蓮大聖人舉出其為"哀音"（《韓非子》中有"亡國之音"的故事），而"南無阿彌陀佛"的念佛唱名之哀音，會使人的求生意欲衰弱。既可奪去生命力，更會帶來無以名狀的哀傷之響——他當為這樣的事感到憂慮。事實上，淨土宗一心一意祈願死後極樂往生，而另一方面，卻視現實社會為"穢土"。將現世的努力錯解為次要部分，結果則使人在心中養成"逃避現實"的思想。不能忽視的是，在精神史上，日本曾受到淨土宗的大影響。那種"逃避現實"的姿態，就是所謂"隨遇而安"、"躲在大樹的庇蔭下"，造就了對強者的謅媚奉承，易於屈膝卑恭的精神風土的原流。這並非已成過去的陳年舊事，近年來日本又有所謂"和平念佛主義"的潮流出現，但是，忽視"和平是爭取得來的成果"、"沒有不斷爭取就沒有和平"的觀點，只是和平、和平的在口中唸唸有詞，卻無所事事，其實是一種依賴他力，一廂情願，不負責任的生活態度如此等等，也許就是所謂日本的"念佛思考"的精義所在。
金庸：我對此深表理解。日蓮大師根據經文，預言天災、疫病、饑饉出現之後，又必會有外敵入侵，內亂頻生的"兵革之災"，因而深深為國家多難而憂。他說：帝王以國家的基業而治理天下，人臣統領田園而維繫社會。可是，外來的賊人來侵逼這個國家，又由於自己國內的叛亂而互相掠奪領地的話，又怎會不驚恐，怎會不騷亂呢？如果國破家亡的話，又有什麼地方可以逃避呢？倘若你希望得到一生的安泰，不是必須祈禱天下的靜謐麼？
池田："立正安國"可說是和平思想的精髓所在。我是將"立正安國"放在這樣的位置上："不能立正就無法安國，同時立正即安國的成就由此完成。"如果將"立正"作為宗教的使命來看的話，則"安國"就可以放在世人的、社會使命的位置上。宗教的使命，不是僅止於宗教的層次上的，而是作為世人的、社會的使命來完成的——日蓮大聖人就是這樣主張的。
金庸：噢，原來如此。
池田：去年辭世的政治學家丸山真田先生，在分析日本佛教各宗派對政治的態度時，認為日蓮大對人的教導是以"向王法"為宗旨。丸山先生所說的"王法"，質言之就是政治體制。大聖人的教導並不迴避王法，但也不是單向追隨，而是正面看待王法，還包含著有時會不惜同王法對著干的想法。適如所知，佛教被人指摘不夠社會性，對社會現實課題欠缺積極關心的態度。在中國，這也是儒家對佛教批判時所持的論點。但是，"立正安國"的教誨則大大打破了歷來佛教概念的框架，我認為其意義甚至可說是日本歷史中罕見，在佛教三千年的歷史中也是一項突出的事實。
金庸：這篇《立正安國論》，日蓮大聖人在書就之後，呈交幕府攝政北條時賴。由於他言論激烈，受到各宗派的聯合攻擊；同時幕府也對他嫉視，判以流刑，逐出鐮倉。後來獲赦返回，但環境惡劣，強敵圍攻，弟子離散，日蓮大師臨難不屈，堅持信念如故。1268年蒙古大軍東征日本，消息傳來，證明《立正安國論》果有先見之明。他繼續大聲疾呼，主張獨樹法華一宗以挽救國家安危。日蓮大師的立論雖純粹是從宗教的宗派觀點和教義出發，但其愛護國家民眾、不顧自身安危而排眾立言的愛心與勇氣與魯迅先生實有共同之處。
池田：說得一點也不錯。"日蓮其身遭大災，已歷二十餘年，卻從無退意。"對於惡是正面攻擊，決不妥協。其精神正與魯迅的"以筆為武器"殊途同歸。
使"世界公民"人才輩出的競賽
金庸：不久之後，日蓮宗領導生活困苦而不滿的普通民眾及下層武士、城市工匠，對壓迫者奮起抗爭，發生所謂"法華暴動"。強調愛國主義、重視眾生平等而同情貧民的痛苦，一直是日蓮宗傳統的寶貴精神。
池田：這確是日蓮宗的特質。但是，對於權力的鬥爭有時就如間歇泉一般噴湧出來，說到底卻是玉碎之主義，並沒有在廣大民眾中扎根成為時代精神。以至在近現代中，曲解了大聖人的教誨的某一側面，被指為過激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原理。這一點令人感到非常遺憾。
金庸：我對日蓮大師及日蓮宗所知甚少，或者有不正確的地方，敬請池田先生指教。先生在《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漢譯本的"序言"中說："《立正安國論》是說出把戰爭這個人類的宿命由根底來轉換的方法，為了實現和平而作的一篇諫書。這裡有國際創價學會和平理念的根源。"相信是說："如果天下多數人信奉正確的佛法，則全世界都是佛國寶土，自然不會有戰爭發生了。"這是實現世界和平的根本道路。釜底抽薪，抽去戰爭的因子，雖然任備艱巨，任重而道遠，但多走得一步，也多了一份和平的力量。
池田："釜底抽薪"，說得好，我們正在努力推進的運動正是此意。以日蓮大聖人的佛法為根柢，在全球展開建立內涵的價值體系——我將之稱為"使世界公民人才輩的競賽"。如何在"世界公民"中兗實其內涵，築起精神的基盤是重要焦點。那麼，要怎樣築起這個精神的基盤呢？這裡有宗教所要承擔的任務。為了和平而合力，我想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方面都是責無旁貸、很有必要的。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應當怎樣從人群中培養出多少有深度精神的人，這是最大的焦點吧！在這個意義上，宗教在構築世界和平中能夠貢獻的地方很大，我對此確信無疑，宗教一定要成為因應那個時代的要求的宗教！
金庸：是的，我想其中佛教的精神價值之光在今後也會大大照亮世界。對於佛教中各宗教之類教義的爭執，我向來缺乏研究，也沒有多大興趣。但是如果佛教能對世界和平、大眾幸福作出積極貢獻，我是極願盡一已微力的。
池田：能操流利的日語，對日本宗教十分瞭解的比利時宗教學者楊·斯恩各特曾這樣說過：在創價學會中有信仰的確信，還有作為宗教的核心。這是與歷來日本人一談起宗教就將之無所不包，馬馬虎虎的"什麼都好的宗教心"大異其趣的……日本是所謂"和"之國，但那"和"是只局限於日本的"和"。然而，創價學會所主張、實踐的"和"則是以全世界為對象的和平之"和"，我認為這是在日本宗教界中顯示非常大的變化的運動。他還認為，創價學會超越了日本歷來的宗教的框架，持有"精神之力"和具有世界性。為了不辜負金庸先生等許多朋友們的期待，我們要為此而奮鬥不懈！
金庸：中國近代著名的佛教領袖太虛法師，以及當代學問最好的出家人印順法師都提倡"人間佛教"，主張佛教須要入世，要為社會、人群作出貢獻。我覺得他們的主張適合時代要求。大乘佛教本來反對小乘的"獨善其身"，而提出"普度眾生"的口號。
永不言倦：巴金創作的能源
池田：如果再舉出另一個"筆的鬥士"，我難忘的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先生。我有幸同巴金先生在日本與中國會見過四次。第一次見面時（1980年4月），還有作家謝冰心女士、林林先生等在座。一群女中學生歌詠隊正以可愛的歌聲歡迎客人，我陪同他們一行走過的時候，巴金先生十分高興地說："看到年輕人的成長，真是喜不能言"，"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啊！"一副對青年充滿著慈愛的心情。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具有一樣的強烈信念。
金庸：對。
池田：當時我正是剛剛辭去創價學會會長一年之後，而我與學會正受到那些權威主義的聖職者們飛啄般的誹謗和中傷。巴金先生也剛度過"十年大災難——文化大革命。"經歷過風暴，但什麼也沒法使之動搖，什麼也不再恐懼，這個信念中裝滿著對人的無限溫情。我們因而一見如故。那次會見之時，巴金先生已屆七十六歲高齡，現在也該是健康長壽吧！
金庸：去年我以香港作家的身份，受邀作為嘉賓，到北京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體代表大會，以及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第六次全體代表大會，作協的主席是巴金先生，文聯主席是戲劇家曹禺先生。這兩位老先生的才華和人格我向來欽佩，但從未會過面，很盼望這次在北京能瞻仰風采。可惜的是，曹禺先生在大會前夕因久病逝世，而巴金先生也因高齡患病而無法出席大會。作家協會仍選舉巴金先生任主席，他答應擔任。足見他健康雖不甚佳，但精神與頭腦仍好，作為巴金先生的良友，池田先先當可告慰。
池田：謝謝，這樣我也放心了。那一次會見，巴金先生這樣說過：我立下了一個從七十六歲到八十歲的五年計劃。其中之一是要寫兩部長篇小說，另一件事是想寫作《創作回憶錄》，還想寫五本《隨想錄》，完成赫爾岑的回憶錄《過去與思索》的翻譯。看到他那種永不言倦，擁有巨大的創作能源的樣子，真使我感歎不已。
金庸：因憶我在中學之時，男女學生讀得最普遍的是兩位作家，一是巴金，二是俄國的屠格涅夫。對於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巴金先生幾乎是我們唯一喜愛而敬佩的當代中國作家。魯迅先生太深刻而鋒銳、太強調嚴肅的社會主義；周作人意境沖淡而念意深遠，非我們年青人所能引起共鳴；老捨嬉皮笑臉，似乎不太認真；沈從文的文章美得出奇；但他所寫的東西，對於我們江南人似乎充滿異國情調；茅盾的革命情懷我們不大瞭解。
巴金與屠格涅夫的作品引起青年共鳴
池田：您說這些感想是深有體會的，我深表理解。無論是在巴金先生或者屠格涅夫的文學中，對於那些對社會懷著義憤的青年們都有使之感動和"吸引"之處。托爾斯泰在晚年自我否定了此有的創作活動時，在他死去的床邊放著屠格涅夫的書，這曾是個有名的話題。屠格涅夫的作品想來因其易懂而較易為許多人所接受。相對於此，托爾斯仄的思想和生存方式是其他人不能倣傚的，有一種徹底的精神。正如上次我們所談到的魯迅的深刻，可以洞見底部之黑暗。這對於熱情而急於改造世界的青年們來講，也許稍微有一種過重之感。我想志在第三次訪問蘇聯之後又訪問了保加利亞（`1981年）時，在日本駐保國利亞大使館裡，談到屠格涅夫的《前夜》，也憶起這部描寫俄羅斯革命前夜的小說。以保加利亞青年與俄羅斯女性為主人公，以為祖國的獨立和自由而燃燒的青春之魂的摸索為中心思想，與巴金的《家》有著共通的主題。
金庸：那時我們是一群生活在山溫水軟、環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的幸福青年，若非經歷八年抗戰的艱苦生涯，恐怕到現在還是渾渾噩噩，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涯。巴金先生所寫的《家》、《春》、《秋》，和我們的生活、思想情感很接近，他筆底充滿溫情，所描述的愛和同情，直接觸到我們的心靈。
池田：其代表作《家》在日本也擁有許多讀者。
金庸：我出身於一個地主和銀行家的家庭，社會地位和小說《家》的高家差不多，不過地處江南小鎮，和高家在成都這機關報大城市不同。江南小鎮接近上海，風氣之開放比成都為早，所以家庭中的封建色彩和高家類似卻不如其濃厚強烈。我家裡也有不少丫頭，似乎沒有鳴鳳那樣美麗而伶俐之人。（我離家時十三歲，年紀太小，還沒有興趣留心丫頭的美貌與否。現在回想，好像個個相貌平平，但性格溫善，都待我很好。）讀到《家》中覺慧和鳴鳳的戀愛時，我倒也懂的。當時讀《家》，心情和讀《紅樓夢》差不多，對鳴鳳的同情，相當於對晴雯、芳官的同情。
池田：與《家》表現的被封建所桎梏的家庭相比，金庸先生的大家庭有比較自由的氣氛吧！
金庸：是，的確自由得多。但少爺與丫頭戀愛，恐怕還是不能允許的。巴金先生以"所有破壞愛的東西"為敵人，決心與封建落後的制度作戰，這個目標，他的小說是達到了的。他寫覺新的懦弱與悲劇，也表明都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當時我年紀雖小，卻也深受其感動，與他看法一致。
池田：《家》是一部富有深刻意義的作品，巴金先生在這部名著的結尾處，寫到離家出走，奔向正在孕育著革命的上海的覺慧，在船上望著茫茫的江水流過的光景，他這樣寫到：他的眼前是連接不斷的綠水，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它會把他載到一個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裡新的一切正在生長，那裡有一個新的運動，有廣大的群眾還有他的幾個通過信而未見面的年輕朋友。我曾就這一節請教過巴金先生，他答說："這時所說的'水'是意味著青年，意味著未來年可能性。"他的回答教我難以忘卻。
天道是非與社會矛盾的揭露
金庸：他的《滅亡》與《新生》描寫革命青年的思想情感，那時我就不大懂了，只對其中一些戲劇性的情節感到興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兩個中篇：《春天裡的秋天》、《秋天裡的春天》。一部是創作，一部是翻譯，因為抒寫的是少年人的心懷和輕淡的戀情，少年人覺得自己的事，對於真誠之愛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角是極深的。
池田：您現在所舉出的作品，遺憾的是我太孤陋寡聞而未識其內容，我曾收到巴金先生贈送的《巴金全集》，但他的大部分作品至今還未譯為日語。
金庸：《寒夜》、《憩園》這類較後期的小說，情調是更國含蓄了，需要讀者有更多深入的理解。藝術性更高，但曲高和寡，欣賞的人反而少了。好像同是貝多芬的音樂，他的鋼琴小曲《為愛麗思作》輕鬆活潑，欣賞的人很多；《第八交響樂》等大型作品，思想深厚、結構沉重，瞭解不易，喜愛的人自然也少了些。
池田：原來如此，在《寒夜》中是以魯迅所指出的"黑暗"來對社會從根本上加以揭發的啊！軟弱、善良的男主人公哪兒也找不到出路，卻糊里糊塗地捲進了婆媳之爭，自己也病魔纏身，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妻子雖愛著他卻含恨而去。主人公又三貧如洗匠困窘中與盲目溺愛他的老母相依為命，對著不治之病的惡化，面對絕望而無計可施，他的痛恨更因病痛使他失聲說不出話來。他想聽，想喊，但是他沒有聲音。沒有人聽得見他的話。他要求"公平"。他能夠在哪裡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喊出他的悲憤，他必須沉默地死去。他要求"公平"——為什麼只有自己才會遭遇這機關報悲劇？是"宿命"，是"天命"。這結果是善良之果呢？還是邪惡之果呢？這個發問使我想起，在飛來橫禍中身受宮刑留下恥辱印記的司馬遷所說的有名的話："天道是耶非耶？"這種詰問也類似那個在接踵而至的災厄中掙扎不休、卻以必死的精神去不斷探索"神"的意圖的忠義之人約伯（《聖經·舊約》）的姿影一樣，實際上這種（詰問）與宗教的信念也是十分接近的吧！但是，在巴金先生而言，好的意義也好，壞的意義也好，卻看不到邁向宗教的飛躍。不如說，這是對社會矛盾的激烈揭發。巴金的文學在當時那些以革命為志，想促成社會主義在中國誕生的年四通八達中，想必廣被接受，因為這些作品為他們送去了勇氣。
為中日交流而傾注心血
金庸：池田先生和巴金先生初會是在1980年4月。巴金先生在1979年所寫的《隨想錄》中，有一篇文章紀念一位日本的友人中島健藏，文中提到土岐善磨、井上靖、水上勉、木村女士等幾位日本友人，關於中島健藏，巴金寫道：他喜歡酒，又有酒量！我幾次請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勸他有所節制。我的勸告不會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澆愁。當時他正在為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事業艱苦奮鬥。他接到恐嚇信，他受到歧視，他的文章找不到發表地方，書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給堵塞了，他賣掉了汽車，困苦地過著日子，他並不屈服，也不動搖。他在中日文化交流這個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心血。
池田：我也聽過中島先生的事，真是一個剛毅勇敢的人啊！我曾聽過一個故事，說到中島先生同當時權勢如日中天的"四人幫"之一姚文元見面的話題。對於姚文元盛氣凌人的說話和措詞，中島先生再也忍無可忍，予以痛斥。擔任口譯的人一聽嚇壞了，只好盡量把中島先生的話語譯得和緩一些。但中島先生說話時所表現出來的激烈的口氣和顏色，姚文元也覺察到了，臉色因而變得十分難看。自從有了這一幕，"四人幫"對中島先生為理事長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也開始找麻煩，而且越來越厲害。
金庸：中島先生生前是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巴金在文中寫：有一次我和中島閒談，他說，看來，中日友好將是他最後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沒有什麼顧慮和害怕。"我挑選了這個工作，走上這條道路，絕不後悔。"他說。於是他談起他的"新加坡經驗"來。一九四二年他當隨軍記者到過新加坡。親眼看見日本軍人毫無根據的逮捕大批華僑，全部槍殺。後來有些死者的母親拿著兒子的照片向中島先生打聽下落。他一直為這件事感到苦惱。他苦苦想著戰後日本的出路。他，這個著名的評論家和法國文學研究者，終於找到了他的主要工作——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池田：感同身受。此前我也曾說起，我曾為了日本與中國的友好交流，三十年間不斷奔走，而其出發點之一就是因為我的長兄一句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被征入伍，他從前線短期退伍返家時說過："日本軍做得太過分了！"我的長兄後來在緬甸陣亡。與中島先生的苦惱一樣的"隱隱作痛"是留在心底深處的。然而，在姚文元一夥的挑剔和找麻煩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同仁並不曾就此意氣消沉，中島先生因此而更加奮發而為。"不想死在鮮花鋪滿的道上，唯視垂死於原野為光榮，直至瞑目之時，我將永不言退！"這是多麼漂亮的話語！簡直像那種名角扮演者在舞台上擲地有聲的台詞一樣，中島先生的風骨令人追思不已。周恩來總理後來聽到了這件事，曾低下頭說到："實在是十分對不起，這都是我的責任，希望能得到原諒。"周總理雖然想糾正也沒有辦法啊，一般人絕對做到如周總理那樣的態度！
金庸：池田先生也為了推動中日友好而受到日本右派人士的強烈攻擊和誣蔑，捏造謠言來破壞先生的名譽。但先生不為所動，仍然主張日本應為二次大戰的侵略罪行謝罪道歉，我相信這是日本人的愛國行為。只有徹底對侵略懺悔，以後才不會重蹈覆轍，從此使得國家走上光明康樂的大道，那是真正愛國者的正確目標。
池田：不能一言道盡，初訪中國也好，後來又訪問蘇聯也好，那些時候有各種各樣的障礙，非難中傷更是不計其數，但是那算得了什麼？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的話，那是不值一哂。誰正確，誰愚蠢？時間這面鏡子會清清楚楚地映照出來。我俯視一切，卻只走我自己的道路。
吃盡苦中苦的人應有權獲得幸福
金庸：我這裡也插一個題外話。中國的吉林大學準備向池田先生和我頒授名譽教授的榮銜。我十分感謝他們的盛意厚愛，但因計劃以後集中精力時間，寫一兩部歷史著作的歷史小說，所以希望能婉卻一切對外的活動，以免分心。但我熱烈希望池田先生能夠接愛。池田先生表示，日本侵略中國，起始於東三省，"滿洲國"的首都設在吉林省長春，日本之損害中國，吉林省是受苦最多、時候最長的地方。
池田：吃過苦中苦的人，就擁有成為最幸福的人的權利。這是作為宗教者的我的信條。在日本則是沖繩的人們應有這種權利。我執筆寫小說《人間革命》時是從沖繩開始的，也懷著這個想法。對於吉林省的人們，也是完全持相同想法的。
金庸：您還繼續說道：您願意與吉林大學發生聯繫，設法對它作一些貢獻，雖不能說就此能夠"贖罪"，總之是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懺悔。我覺得這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徑，很是欽佩。巴金先生在病床上如果知道這件事，一定以有這樣一位朋友而歡喜。
池田：過獎，過獎。我曾與巴金先談過三次，也偶爾談及"托爾斯泰之死"的話題。巴金先生曾斷言："我不認為托爾斯泰是一個想自殺的人。"從他的毫不猶豫的語詞中，我想也許太唐突，但還是請教他，是不是因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在最可怕的苦惱中曾經想到死？""不，一點兒也沒有想起"，他的眼中閃著銳利的目光，"苦難愈多，當時唯一考慮的事是'堅持下去，奮鬥下去以戰鬥來活下去'。"當然，在惡夢一樣的空前的狂亂中，許多文化教育人就這樣被吞噬了。但也可以看到面對苦惱磨難卻是具有堅定的鐵一般的信念，宛如岩石一樣的挺立著的人，巴金就是突出的代表。
巴金真摯、勇敢的懺悔
金庸：巴金先生從1979年到1986年，一共寫了五集《隨想錄》，其中頗大的篇幅，是責備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意志不堅、骨氣不夠堅強，在政治壓力之下，寫了一些"違背良心"的檢討與批評，不合更換指控自己，也指控了朋友與其他的文藝工作者。這些自我揭露和自我批評，讀來真令人感到驚心動魄。巴金先生罵自己這種行為可卑可恥，如此直截了當的公開自責，中國歷史上完全沒有先例。
池田：在《隨想錄》之一的《探索集》中曾有這樣一段話：不能把一切事情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別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
金庸：當然，"文革"期間，在當局的壓力之下，在毆打與酷刑之後，在家人受害的威脅下，更加卑屈的話都有不少人曾經寫過。但巴金寫《隨想錄》時完全沒有受到任何壓力，純粹是一個正直善良之人的真誠懺悔。相信與他一生十分佩服法國大作家羅梭有相當關係。
池田：這使我想起羅梭的《懺悔錄》。
金庸：我讀了《隨想錄》之後只有更加佩服，自愧不如。——我如果處在同樣的環境之下，表現不可能比他好上半點。
池田：適如您所說的，那是一種真摯的、具有勇氣的懺悔。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想來看似容易，做起來卻難，我接受這種看法：語言真正的意義是"正真的"懺悔。在這裡，巴金先生看準了的是自我的"內惡"，"自我的'四人幫'"。說是看準"自我的'四人幫'"的淫威下，一時而不得不有所屈服，也就是在某種意義上承認了握有邪惡權力者的存在。那種情況不能推到別人的責任上去，而應該先追究那是"自己的問題所致"，這是十分重要的。T.s.艾略特曾指出：令我認為世俗的改革家或革命家這所以平庸安逸，無所作為，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那些以為可以自己作主的人們認為：世上的惡是存在於自己身外的。這種情況，因為將惡看作是全部非個性的，除了變革機構之外別無他法。或者說是惡被人具體化了，也就是說常常將惡視為只存在於別的人中間。有外在的"惡"，同時也有內在的"惡"——若不看到這一點，一切改造世弊的革命，是不能脫離單純的權力鬥爭、政權更迭的範圍攻的。
金庸："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在報上撰寫社評，強烈抨擊"文革"的種種不合理之處。我們反對江青，反對林彪，反對康生、陳伯達、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我們讚揚和支持彭德懷、鄧拓、吳□、廖沫沙、鄧小平、周恩來、李先念、劉伯承、陳毅、巴金、曹禺、傅雷、老捨，支持畫家黃胄、黃永玉等等。
池田：早就聽說您在《明報》的論說筆鋒銳利，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金庸：那決不是我比巴金更大膽、更富於正義感、觀點更正確；只因為我是在香港，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等到後來有的極左人士企圖暗殺我時，不久周恩來就下令禁止極左人士在香港進行暴力行動了，我們在香港的文化人所以膽敢直言無忌，所以能夠受政治迫害之大禍，只是較為幸運而已，決不是比自在內地的同行們更加勇敢、更加正確。應當有這點自知之明。而最後驅除邪惡、走上正道的，畢竟是內地鄧小平領導下的那些人士。我們在海外的人也蒙受了福祉。
文學能"建造人的靈魂"
池田：說的也是。當時的日本，沉溺在"文革"的瘋狂中的也大有人在。也有人企力量以思想、哲學來粉飾已經顯現出來年權力鬥爭，滿心期街人類史上空前的文化革命的到來，不斷地在空洞的理想中打轉。在芸芸眾生的議論中，先生您斬釘截鐵地指出："這只不過權力鬥爭而已"，可謂一掃庸見的獨具慧眼。然而，巴金先生也對"政治與文學"提出過質疑，他在給我的答覆中指出："文學是不能脫離政治的，但是政治絕對不能取代文學，因為文學是能脫離政治的，但是政治絕對不能取代文學，因為文學是能建造人的靈魂的。"這是在經歷了"大災難"之後的發言，認定對有關政治的事感到討厭和不關心並非不可想像的，充滿憎惡和憂憤並非咄咄怪事。然而，他上述的說話卻是一個堅不定的發言。我們在上面的談話中曾說過：在中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想來的確是觸到了"活在文學中"的真金一般的覺悟了。
金庸：巴金談到，他所以寫文章，是"為了'向敵人作戰'"，"為了攻擊那些封建落後的傳統，那些妨礙人類進步、阻止弘揚人性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所有破壞愛的東西……"他經常抱有一個崇高的目標，當然，他也說到："我寫作只是為了生活，不是想成名。"
池田：真是保持著活力，精神的活力……巴金先生在訪問時曾作過演講，主說過這機關報"作為作家的自畫像"：從一九二九至一九四八年這二十年這二十年中間，我寫得快，也寫得多。我覺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我的心，又覺得彷彿有什麼鬼魂借我的筆為自己伸冤一樣，我常常同主人公一起哭笑，又常常絕望地亂搔頭髮。"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身邊叫。我記記了自己，忘記了周圍的一切，機械地寫著，有時坐在椅子上，有時趴在桌子上，有時站起來在沙發前踱步，然後就彎彎腰，心情好了就繼續寫下去。讀到這段話，在我眼前好像浮現出巴金先生每天以"筆為武器"而不斷苦鬥的形象，那種感動是任何語言也無法說得出來年。
金庸：巴金先生的文字中充滿了激情，他說他寫作的宗旨是"把心交給讀者"。的確，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我們都能接觸到他的心，領會他豐富而充沛的感情。以古典主義的觀點來看，似乎是不夠含蓄，發池過分。我自己創作，當常喜歡文靜一點，清淡一點。不過我確曾為讀巴金的文字而流淚，少年時是讀到鳴鳳的自殺、瑞玨的難產而死，最近是讀到他寫妻子蕭珊的逝去。作者並非單純是感情的奔瀉，而是在深刻的哀傷和痛楚之中，忍住了自己的眼淚。他在寫作時忍住了眼淚，我在閱讀時卻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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