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對話，金庸和池田各自談了對扳依佛教的體會，並指出崇高的精神、人格是永恆和平的基礎，人類應為此而努力，九七後的香港亦應朝這個方向邁進。
池田：二月份我到香港訪問時曾與金庸先生會晤，承蒙先生撥冗參加國際創價學會舉辦的第十六屆世界青年和平文化節。我和我的同事們都深感榮幸，我們在2月15日暢所欲言地交談，實在好極了。
金庸：我對於您關心香港和香港市民的溫情和激勵之言銘感於懷。關於香港的回歸，大家都從經濟角度來觀察，從文化、和平的觀點來看待香港回歸的人卻只有池田會長了。
池田：香港回歸中國是亞洲、世界萬眾矚目的大事。香港的"希望在明天"要如何去開拓呢？對此，您曾對"拜金主義"的風潮發出警鐘一樣的評論。回歸後的香港將會繼續繁榮吧！然而，當著眼於生活於斯的"人們"之時，會想到人是不單只靠經濟來生活的。必然會有期望"心靈的充實"的另一面，對此"焦點"您是洞若觀火的。
香港應朝哪個方向邁進
金庸：我曾和先生談過，香港人的特徵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區比較，對追求"物質"的慾望尤為強烈。香港地小人多，競爭激烈，因而"想過好生活"的心願特別大，"過好的生活"、"發財"、"有社會地位"往往會成為人生的目的。對於文化、藝術也輕易以商業性觀點來作判斷，以"那值多少錢呢？"來看待一切，這是我所擔心的。
池田：先生曾經指出：因此而言，從香港人的精神去考慮，今次的回歸祖國，對於香港是有好的影響的。
金庸："從英國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回歸自己的祖國"這件事，對香港人來說獲得的精神支柱是正面的。其次，今後與中國大陸同胞交往之中，也會增加"愛祖國"的情緒。
池田：我們的願望是中國人與香港人都會有"美好的未來"，但先生所強調的"拜金主義"的弊病，如今可是風靡世界啊！首先是在俄羅斯這個前社會主義國家，此種傾向已是見怪不怪。曾在數十年間帶領人們與社會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崩塌之後，人們在沒有指南針的精神大海中漂流。戈爾巴喬夫先生在同我的對話中（題為：《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也對這種拜金主義風潮的危險性反覆強調。他認為：究竟我們應該往哪裡前進呢？以何方作為目的地？在沒有方向的狀況下航海，要找一個可以依賴的"法寶"就只有靠金錢了。
金庸：這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開發自己內在的可能性
池田：最近，我從年輕的友人那知道，有關（蘇聯）"新思維改革設計師"之稱的雅戈布列夫先生和莢奧納爾多·達芬奇主持一個新的近況報道：《從馬克思走向大乘佛教的（轉變）——阿歷山多爾·雅戈布列夫》，這篇報道出自一份叫做《莫斯科新聞》的俄羅斯新聞週刊。雅戈布列夫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對佛教抱著濃厚的興趣。"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呢？"記者曾這樣問他，他答曰：第一，他們不承認外在的創造者是"唯一神"，而是在自身之中發現自我的神，也就是說，以通過自我完成或個人的覺悟來到達佛的境地作為目的。我對這種思考非常接受，那不是相信什麼人都可以成佛，而是認為每個人之中都隱藏有自我完成的可能性，自己必須負起自己的責任，這種思想大大的吸引了我。我國人們經常有一種想法，那就是處於下層的的祈求那些高高在上者，譬如皇帝、將軍或總統來拯救他們。對這種想法我感到憤慨，為什麼會這樣想呢？努力去創造吧！相信自己的可能性，不要期待從權力或其他方面得到恩賜！
金庸：佛教的學說中本有"自力"或"他力"的論爭，最後肯定，"自力"是佛教的精義要旨，與基督教祈求上帝恩寵（Grace）大大不同。
池田："不要期待從權力或其他地方得到恩賜"——以此來為"恩賜"作註腳，真是妙哉！總而言之，若將人的"內"與"外"來劃分的話，人們的目光會不斷地向"外"注視。意識形態的圍牆崩塌後，以俄羅斯東正教為首的一部分宗教恢復他們的權利，可是社會的趨勢是傾向"權力"、"金錢"、"物質的價值"等人間的"外"在方向，而忘記了"開發內在"的因素——對這個傾向的危機意識，雅戈布列夫先生十分強調。相信他對佛教的共鳴可說是源於這種危機意識。當然，經濟是很重要的，金錢也是必要的，但若是只追求這一方面，則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的滿足感。不是應該再一次將焦點放在人的內面嗎？不單只是經濟的滿足，而是要認真思考"如何令精神富裕起來"的時期正在到來的吧！您在訪問創價大學時也曾對此一問題作過剴切的論析。
金庸：現在社會的大多數人被物質的豐富所目眩，重視的是商品的擁有和消費價值，卻不重視精神的價值。與以前相比，我們的物質生活確實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卻未必一定會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錢或物質的多寡來計算的，須以內心的滿足程度與精神價值來衡量。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須這樣重視精社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將商品或物質作為追求目標的話，由於物質有限而人的慾望元窮，就會演變為奪、掠奪、鬥爭、戰爭，更有可能引發世界大戰吧！為了迴避這種大災難，就要發展、創造精神和人格的價值，對之日益重視，除此以外別無他途。如果人類的精神和人格漸趨崇高，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否定掠奪行為，這難道不就是產生恆久和平的根源嗎？
池田："得隴望蜀"這句成語，指的是人的慾望是會得寸進尺的。去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前，《新聞週刊》曾發表《理想的社會在哪裡？》一文，在文章開頭有這樣一段話："日子已過得不錯了，卻誰都懷有不滿，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矛盾（paradox）。"然後是經濟的繁榮和個人的自由、勞動條件、衛生狀況、社會保障制度、種族和性別的歧視等等，"一言以蔽之，美國已成為容易居住的國家，可是老百姓仍臭罵國家領導人，對將來感到悲觀。"物質文明可謂世界第一的美國尚且如此，何況其他國家，人類必須從這種迷妄中清醒過來！
金庸：我也深以為然。我們必須克服的是，每個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種可無限膨脹、永遠無法知足的慾望。慾望可分"好的慾望"和"壞的慾望"，不知足的慾望就是"壞的慾望"。東方哲學的精髓就包含跨越這種"惡欲"。
池田：我們在談到香港的回歸問題時，您曾強調中國的精神文化價值，也就是這個意思吧！
金庸：中國的精神文化，譬如可從儒家的道德方面學到不少東西，儒家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法，就是由自我革新開始，最終向著世界和平的思想作為目標的。從佛教中去學習則更易領會，可在學習佛教的基本教導中致力"成為善人"、"行善"的人生，從而形成不只為自己個人，而是"為他人貢獻"的人生，從而形成不只為自己個人，而是"為他人貢獻"的心。因此，對於香港國際創谷學會及其他地區的創價學會的各位會員，希望能將"精神價值"、"正確的價值觀"向更多的人宣未。我衷心地祈願你們作出努力。
池田：這對於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的會員來說是一種激勵，面臨世紀之交，我們面對迫近眉睫的選擇，是在"物質的谷值"任被翻弄的計會？還是以"精神的價值"來照耀、引導人的內在的社會？我們應該留給後世的人們一個無愧的歷史。
皈依佛教與生死問題
池田：適才我們談過雅戈布列夫先生與佛教的話題。金庸先生也信奉佛教，且對佛學甚有造詣，先生皈依佛教，是緣起於什麼事呢？
金庸：我之皈依佛教，並非由於接受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導，純粹是一種神秘經驗，而且是非常痛苦和艱難的過程。
池田：請往下說。
金庸：1976年10月，我十九歲的長子傳俠突然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自殺喪命。這對我真如晴天霹靂，我傷心得幾乎自己也想跟著自殺。當時有一個強烈的疑問："為什麼要自殺？為什麼忽然厭棄了生命？"我想到陰世去和傳俠會面，要他向我解釋這個疑問。
池田：是嗎？我可是初次聽到。失去孩子的父母親的心情只有當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這樣，我曾失去我的次子。我的恩師戶田先生也有過這樣痛苦的經歷。他還年輕的時候，他的僅有一歲的女兒夭折了，這是發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經感傷地緬情道："我抱著變得冰冷的女兒，哭了整個晚上。"過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這使得他認真地思考有關"死"的問題。
金庸：此後一年中，我閱讀了無數書籍，探究"生與死"的奧秘，詳詳細細地研究了一本英國出版的《對死亡的關情》（Man'sConcernWithDeath）。其中有湯恩比博士一篇討論死亡的長文，這篇長文有不少精湛的見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對"人之生死"的大疑問。這個疑問，當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時期曾從頭至尾精讀過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這時回憶書中要義，反覆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義不合我的想法，後來我忽然領悟到（或者說是衷心希望）亡靈不滅的情況，於是去佛教書籍中尋求答案。
池田：戶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長女及妻子之後的一個時期信奉過基督教，但是，關於"生命"的問題，卻始終無法令他信服，也無法解答困惑和疑問。您之所以認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能解答"生死觀"的問題吧！那次會晤，我們說起過的康丁霍夫·卡列盧基先生曾經說過："在東方，生與死可說是一本書中的一頁。如果翻起這一頁，下一頁就會出現，換言之是重複新生與死的轉換。然而在歐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書，由始而終（沒有新的一頁）。"這也就是說，東方與西方的生死觀有著本質的不同，對於"生死觀"，您曾作過竭力的思考，當然也不會滿足於那種將人生視作"一本完整的書"的生死觀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氣學完，那種苦讀和鑽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國的佛經卷帙浩繁，有數萬卷宗之多，只讀了幾本簡單的入門書，就覺得其中迷信與虛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但還是勉強讀下去。後來讀到《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幾個月之中廢寢忘食、苦苦研讀，潛心思索，突然之間有了會心："真理是在這裡了。一定是這樣。"不過中文佛經太過艱深，在古文的翻譯者中，有時一兩個字有完全歧異的含義，實在無法瞭解。於是我向倫敦的巴利文學會訂購了全套《原始佛經》的英文譯本。所謂"原始佛經"，是指佛學研究者認為是最早期、最接近釋迦牟尼所說佛法的紀錄，因為是從印度南部、錫蘭一帶傳出去的，所以也稱為"南傳佛經"。大乘佛學者和大乘宗派則貶稱之為"小乘"佛經。原來如此，終於明白了
池田：能以漢譯的佛經與英譯的佛經相對照比較，才可能對之進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經容易閱讀得多。南傳佛經內容簡明平實，和真實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這種知識分子容易瞭解、接受，由此而產生了信念，相信佛陀（印度語文中原文意義為"覺者"）的的確確是覺悟了人生的真之前道理，他將這道理（也即是"佛法"）傳給世人。我經過長期的思索、查考、質疑、繼續研學等等過程之後，終於誠心誠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決了我心中的大疑問，我內心充滿喜悅，歡喜不盡——"原來如此，終於明白了！"從痛苦到歡喜，大約是一年半時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醞談談當時的心情。
金庸：隨後再研讀各種大乘佛經，例如《維摩詰經》、《楞嚴經》、《般苦經》等等，疑問又產生了。這些佛經的內容與"南傳佛經"是完全不同的，充滿了誇張神奇、不可思議的敘述，我很難接受和信服。直至讀到《妙法蓮華經》，經過長期思考之後，終於悟——原來大乘經典主要都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來宣揚佛法，解釋佛法，使得智力較低、悟性較差的人能夠瞭解與接受。《法華經》中，佛陀用火宅、牛車、大雨等等多種淺近的比喻來向世人解釋佛法，為了令人相信，甚至說些謊話（例如佛陀假裝中毒將死）也無不可，目的都是在弘揚佛法。
池田：《法華經》是"圓教"，如果從作為大乘經典最高峰的《法華經》來的話，其他的佛經，都可謂各執真理一端的說教，一切經全部都可收納於"圓教"的《法華經》中，宛如"百川歸海"。您先學小乘佛經，後再研讀大乘經典，得出的結論認為《法華經》是佛教的真髓，這確實反映出先生對於佛教的認真探索之精神。
良師的感動、作家的啟發
金庸：這裡也希望先生告知當年加入創作學會、接受佛法的動機、經過和心路歷程。對於我，雖然從小就聽祖母誦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經》和《妙法法華經》，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後，才通過痛苦的探索和追尋，進入了佛法的境界。在中國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靈上最接近"般若宗"。
池田：我的接受佛法，與其說是受日蓮大聖人的教義感化，不如說是由於與戶田城聖先生個人的邂逅而受感動。二戰以後，昨天還滿口痛罵"美英禽獸"的大人物們，今天就轉而謳歌以歐美為主流的民主主義，實在是丕變一族。我也同許多青年一樣，對那些大人物既不信任，又迷失在價值觀急劇變遷之中，就與友人去參加讀書會等活動，渴望追求和究明"真理"。也因此而遇上戶田先生，在初次見面時，我就劈頭直率地向他提出三個問題："什麼是正確的人生"、"怎樣才是真正的愛國者"、"關於天皇制"的看法。對我這個籍籍無名的青年，戶田先生卻毫無保留地真誠解答，而且這種解答沒有任何暖昧之處，是十分清晰的。當然，我對於戶田先生的回答並不能全盤理解，但卻深受感動，烙印於腦海這中，換言之，從戶田先生內心深處迸發出來的"生命之光"和"人格之光"照進了我的胸間。
金庸：我讀過您寫的自傳性著作《人間革命》，書中曾詳細再現了你們師徒二人見面的情況。
池田：原先，我對於所謂宗教並不太喜歡，而且，說起日蓮宗的佛教，少年時代常常見到的光景就浮現在眼前——那是一些穿著白色裝束，一邊調皮打著圓記太鼓，一邊在街上結隊遊行的人們。說真的，那印象並不太好啊！（笑）
金庸：但是，直到加入創價學會之前，先生曾有過怎樣的"心的歷程"呢？
池田：實際上，入會之後，還有過"加入這學會真不妙"的想法。（笑）卻因為戶田先生這稀世之師的魅力把我留住。想來也許金庸先生也有這樣的經歷。我們的青年時代關於"人是什麼"、"人生該怎樣活著"這些叩問，想來比現代青年更為認真。我也曾為之苦惱，因此就為自我摸索學習。最近，有一本在日本成為大眾議論的書叫《蘇菲的世界》。內容是說有一位叫做蘇菲的少女，被一個迷一樣的人物提問後被引入哲學森林——以少女的目光作為嚮導，把深奧難明的哲學史的發展變成十分容易學習的東西，因而成為暢銷之書。在這個哲學之旅的出發點上，作者這樣寫道：蘇菲拆開兩封信；一封是您是認？另一封是世界從哪裡來？多無聊的問題嘛！再說，這些信是從哪兒寄來的呢？這件事幾乎和這兩個問題一樣，是個謎。是誰把蘇菲從平平無奇的日常生活抽離，突然強迫她要尋根究底於宇宙的大謎題？"我是誰呢？""世界、宇宙從哪裡而來呢？"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卻是誰也不明白的問題。但是，不能說因為誰也不明白，也就不去追問。
"生前"與"死後"是永恆的題目
金庸：說得對，雖然歷經多少時代變化，文明亦進步不少，仍是不能夠解明這些問題。
池田：特別是，"生前"、"死後"這樣的題目是人們普遍的、永遠的疑問。如對此命題不能真摯以待，人生大概就會變得淺薄吧！極端地說，那就是"事後如何，全然不顧"，即只顧眼前一時快樂地糊里糊塗地活著。
金庸：關於"拜金主義"也是這樣，我同您看法相同，就是對人生的意義失去質詢，這也是其最大的原因。
池田：甚有同感。加入創價學會之前後我也曾嘗試努力解明這一命題。因此而學習哲學、閱讀文學。有時候，曾對愛默生的超驗主義哲學十分憧憬，有時也曾對柏格森"變的哲學"的書籍如饑似渴地閱讀。以"心的歷程"而言，我就是在遍嘗這個歷程之後，才遇上佛法這個適合於我的歸宿。在與戶田先生初會之際，我有一種感覺，在先生生命中所放射出來年強烈光線之前，曾令我感覺到魅力的愛默生、柏格森的形象就如太陽一出，春霞就淡淡地消失一般了。我把這份找到"真理"時的感動，用即興詩來送給戶田先生：旅人啊！您從哪裡來？又往何處去……人是什麼？人從哪裡來呢？然後，又往何處去呢？這是一個縈迴腦際揮之不去的題目，因此才會即席寫出這種心情。自此以後，我開始了這種求道之旅。而這個旅途是沒有終點的。上次訪港時，您曾在府上說過："對談，也可以是朋友之間公開作書信往來而交換彼此的看法。由文學開始，彼此把想跟對方說的寫出來，如果其他朋友有興趣的話，也可將這些內容一起分享。"您所說有關"對話"的形式與意義可謂代表了我們對談的"心意"。能同您這位現代中國文學的大師暢論"文學"，我是分外高興的。
金庸：池田先生以前曾對我說過："我們倆在青春時代所喜愛的文學作品中，竟然有許多共同愛好的書，實在是匪夷所思。"上次的對話中，我曾說過："中國人有這樣的一句膾炙人口的諺語流傳：'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喜歡邊喝酒邊談笑的飛慣，無論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一樣。"（笑）乘興而談，意氣相投。興高采烈之際，就勸一杯酒："啊！請喝一杯！""你也多喝！"酒越喝越多，話越談越高興。只可惜我酒量不好。池田：遺憾的是，我也不會喝酒。（笑）這些話若讓喜歡杯中物的戶田先生聽到，他一定會說："真合吾意。"（笑）
士為知己者死
金庸：所謂知己，就是能互相理解、信賴、尊重對方、引為朋友。我們聽人常說："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女性化妝、打扮的目的，乃是為了令喜歡自己的男性高興，得到滿得到滿足，男性，則以相知者為重，可以為之種知己者犧牲自己的生命。
池田：這可見於《戰國策》中"趙策"。
金庸：在中國古史中登場的許多富有俠義之心的英雄，他們往往可以知己而不惜身家性命，但是卻不理會是否正義，不重視是非之分，這主要是在儒教思想還未傳佈開來之前的情況。例如聶政殺俠累，專諸殺吳王傣，侯贏為信陵群而自殺，豫讓行刺趙襄子，都是為報知遇之恩而為，怎麼也談不上以正義為主要目的。這種情況應該近似日本的武士之一理想吧！弁慶的忠勇是為"知己者"獻身，但特別突出了富有俠義之心，不用說，與後來（二次大戰時）的"神風特攻隊"的愚忠在性質上有明顯不同。
池田：怎樣界定"正義"的內涵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柏拉圖的巨著《國家》的副標題中明"關於正義"卻並未談及正義之義。可見這是難題中的難題。但是有一點卻決不可忘記，所謂的正義，不可單憑個人切身的、主觀的感情為主來決定，如果忽視這一點又歪曲之，則必然變得勉強。那些為了鼓吹戰爭而喧囂一時的"正義"、"大義"，就是這種典型。戰爭當時，"活在悠久的大義之中"等口號對戰死禮讚有加，但現實的年輕人們，特別是對事物能真摯思考者，就一定會認為這些宣傳是一種空洞無力的口號。當然，人不能忍受無意義地死去。讀讀《聽著，海神的聲音》等戰死的"學徒兵"的筆記，就要瞭解到，那些拚命摸索自己的死亡意義的年輕人們，他們所關心的事，首先是父母兄弟、姐妹，而更重要的是這些親人們所住的祖國。為這個祖國而犧牲，強制說服自己將這種"死"賦予有意義的所謂"散華"（意謂成仁取義的"落英"）。最嚴重的問題是，注意在那種高喊"永久的大義"的口號之下，強制要求年輕人以必死的決心去做什麼"神風"等愚行的（國家的）領導人的無能與鄙劣的行徑。不止在戰爭中如此，在任何時代中也有"大義"之聲呼喊得最厲害的時候，就必須認真認清其本質。請恕我把話題扯得太大……
金庸：您的這個看法，我頗有同感。
池田：不管怎樣說，我同您在年輕時都讀過相同的外國文學作品，並且在心中嚮往的那些英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基度山恩仇記》、《三劍客》等等。以此而論，則我們的"文緣"似乎早就結下。
金庸：我們都曾有過在戰亂頻仍的戰爭中度日的經驗，假設我們都在戰時入伍，說不定會在戰場上碰面吧！（笑）我因此想到，這也是我個性中常常有不謀而合之點的原因罷。
池田：與金庸先生在戰場上兵戎相見，單是想想就要打個冷戰。（笑）但是，日中戰爭說到底也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前回我們曾說過，當時我也不能例外，深受"軍國少年"的時尚風氣所蒙蔽，可是聽到從中國在大陸戰線回到日本的長兄說："日本太過份了，中國人實在可憐！"因而才對戰爭生出了懷疑的念頭。雖然日本的軍部曾宣傳說："這是創造大東亞共榮圈，是為了把亞洲的民眾從歐美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的聖戰"等等，但戰爭的本質完全是似是而非的東西。戰爭的大義與現實是多麼乖離呢？——在面對日本戰敗之後，這種想法不斷地膨脹起來。
減低慾望心鎖易脫
金庸：英國知識分子現在重視佛教的人很不少，倫敦出版一本佛教雜誌《中道》（MiddleWay），內容相當好。英國若幹著名大學，如牛津、劍橋、倫敦大學等，都有佛學會的組織，會員有教授、講師，也有年輕學生。吸引他們的，主要有三點：第一，佛教重視自力修為，不靠外力恩賜。二，原始佛教教義，著重降低自的慾望，以求解脫。三，佛教主張全人類一律平等，主張慈愛。人生於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慾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須滿足，人要求傳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說香港人、日本人對"拜金主義"值得警惕，決不是輕視金錢與物質的谷值。在香港或東京，穿衣吃飯不難，要擁有一所居屋就困難得很。我並不是說風涼話，勸人不要努力賺錢。我辦報辦了幾十年，對於一磅白報紙的價格、一方英吋廣告的收費、一位職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數和稿費等等，長期來小心計算，決不隨便放鬆，為了使企業成功，非這樣不可。我曾有過努力賺錢的階段，然而也曾覺悟到，一個人在世幾十年，最後終究要死，一死就什麼都沒有了。幾十年的光陰，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萬、兩萬、十萬、八萬元的金錢為目標，心靈中充滿了貪婪、空虛、疑慮、寂寞、挫敗、恐懼、憂愁、失落、嗔恨、煩惱……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大乘佛教普渡眾生的大慈大悲十分偉大，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也崇高之至，我們大部了分普通人是做不到的。東京除了日本的政治中心之外，和香港一樣，也是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運輸中心，本地的工商業也非常繁榮，生活於斯之人，將整個生活集中於商業活動，原為情理之常，只不過在努力經營賺錢之餘，想一想人生的意義，時間也決不會是白花的。中國傳統的處世之道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四十四章）其出發點可以說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個人能克制慾望，能夠知足，能夠適可而止，做事不太過分，就不會受到羞辱，不會垮臺，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則，終究對已對人都大有好處。如果雖然少賺了一萬兩萬元的金錢，卻多賺了內心的平安喜樂以及別人對你的尊敬與愛心，內心的電腦一算，恐怕還是大大佔了便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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