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對談中，金庸和池田各以《明報》及《聖教新聞》的辦報理念，從宏觀角度討論了言論的職責與勇氣，又暢論了師徒之道及對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寄望。
池田：聽說先生您是在1948年從大陸來到香港的。
金庸：我在1946年夏天就參加新聞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東南日報》做記者兼收錄英語的國際新聞廣播。
池田：我曾去過杭州一次，那是在我第二次訪華時的1974年去的，馬可·波羅在《東方見聞錄》中盛賀杭州是"東方的威尼斯"，是美麗的水都。
金庸：因為有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所以1947年上海《大公報》招考國際新聞的電訊翻譯員時，我去投考，成績相當不錯而得到錄取。《大公報》於1948年在香港復刊，我被派來香港。
池田：我曾聽過先生您初入香港時的一個小插曲——您滿懷高興登上由上海飛香港的飛機之後，途中才記起自己身上竟然一分錢港幣也沒帶，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幸好鄰座的香港《國民日報》社社長潘公弼先生見您的樣子有點異祥，忙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您如實相告，潘先生立即借給您十塊港市，才可以在抵港後能搭船過海，到報社去報到……（笑）這是令人會心一笑的小插曲，可說是與先生富有戲劇性經歷的揭幕相配稱的插曲吧。踏足香港，最初的印象如何了?
金庸：初到香港最鮮明的感覺是天氣炎熱，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廣東話，想不到在這陌生的城市一住就凡達五十年，大半個人生都在這裡度過。我在香港結婚、生兒育女、撰寫小說、創辦報紙，家庭和事業都是在香港建立的。和我曾久居過的上海相比較，那時的香港在經濟上、生活上、文化上都比較落後，有點到了鄉下地方的感覺。不過一般香港人坦誠直爽、重視信用、說話可靠，我很快就喜歡了他們。覺得香港的人際關係比上海好，香港的格調不像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有些類似內地的中型城市。不過這種情形很快隨著工商業的繁榮興旺而轉變。
池田：我也十分喜歡香港人，在香港，時時有一種"溫暖的人情"的感覺。您曾以"香港無寶，自由即寶！"來撰寫《明報》的社評，文中指出："我們之所以喜歡住在香港，就因為這裡無疑是自由的地方。"您從小就熱愛"自由"，具有對權力與權威的反叛精神，所以自由之港的香港，正與您作為"自由人"這種氣質十分合適吧！
明報的創刊和編輯理念
池田：金庸先生所親手創刊的《明報》，度過了三十多年的光陰，已經成為"言論的重鎮"而聞名遺邇。1959年5月，《明報》以只有四名員工而開始踏上征途，當時有人就認為，經營不可能順利，甚至有人認為"辦不了多久吧！""一一兩年內－一定倒閉啦！"等等。上回談話時，我曾說及我曾在恩師所辦的出版社工作，後又有與恩師－齊創辦《聖教新聞》的經驗。競爭激烈的新聞出版業是一個多麼艱難的事業啊！況且，您一身二任地善處業務勻編輯這兩方面的工作，對於個中辛勞應有深刻的體會吧！
金庸：貴會的《聖教新聞》創辦於1951年，比《明報》早了八年，但貴報如今已成為貴國的第三大報，每日的發行量以數百萬份計。《明報》和貴報相比，銷數是小巫見大巫了，即使再過八年，也決計追不上。（笑）不過兩家報紙都是從零開始，經過一段艱苦奮鬥的時期而逐步發展。香港人口過去三四十年間從二百多萬人增到五百多萬人，《明報》的銷數通常也只是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池田：這是對我們的鼓勵，銘感不盡！我的恩師談判《聖教新聞》時常常說："願能在日本人中流傳"。而我將心比心，今天更下定決心"要在全世界的人中流傳'，您的這番話正給我們希望努力辦好報紙這一目標以極大的鼓勵。
金庸：我們兩家報紙的信念倒十分接近。戶田先生強調報紙的言論必須"有信用"，我非常同意，《明報》的"明"字，取意於""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鏡高懸"、"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傳媒界有各種不同的政治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們既不特別親近共產黨，也不親近國民黨，而是根據事實作正確報道。根據理性作公正判斷和評論。
池田：我的恩師確實十分強調"言而有信"，這就與您上述的《明報》的編輯理念相通，可謂"殊途同歸"。《聖教新聞》與《明報》是風格個向的機關報，我認為這份報紙與其被視為一份宗教團體的機關報。不如把它置於"人的組織"的機關報這一位置上。此前，我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曼廬軒（Y，Menuhin）先生作過對談（l992年4月）。他曾問我："作為佛教的不出家成員的團體的創價學會，至今能得到如此大的發展，其秘訣是什麼？"我大致向他解釋道：當然要嚴守教義，"無論身處何處也以'人'為中心"。不是"為宗教的宗教"，而是要推進"為人的宗教"的運動！我曾說過，以信仰為根本來擴入開放"人本上義"的網絡，換言之，就是"向心力"與"離心力"的對立統一吧！《聖教新聞》是"人的機關報"就是這個意思了。先生對《明報》制汀的"報訓"是什麼呢？金庸：我特別提出兩句中國古代的名言成為報訓："有容乃大，無慾則剛"。報刊中可以容納各種各樣不同意見，編輯部不齊偏見，不排斥不同意的觀點，同時報紙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員不利用報紙來謀取自身不正當、不合理的利益，報紙必須永遠光明磊落，為大多數讀者（中國人、香港人）的利益服務。
池田："永遠光明磊落，不謀私利。"這是言易行難的言論的王道，您的話語中始終如一地貫穿著這種王道，也反映出一種"言論重鎮"的呼喊！我也曾對《聖教新聞》的記者、特派員提出這樣的希望——對於所有的讀者，在他們喜悅時要表明共同歡樂之感，悲哀時要予以激勵的勇氣，如果他們思想遲鈍時要給以智慧的幫助，然後提供新知識，一旦越軌時給予指示（正確之位線），如果混亂時就幫助理出頭緒來，困弱時要施以援手，頭腦發熱時要使之冷靜，對那些不聞不問的人慢慢地予以開導——只有這樣做才可以臨機應變，（佛法中有）對機說法，意即縱橫無盡的活躍。不僅是對創價學會的會員負責，而是要對所有的讀者擔起"作為言論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與平民百姓同呼吸共患難，永遠永遠要與他們在一起——這個信念至今未變。您作為言論界的勇者，長年以筆為生，《明報》最值得肯定的是哪一方面，請也向大家談談。
與權勢戰鬥是言論者的使命與責任
金庸：《明報》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重要的階段，在每個階段中我們都堅持固定的主張。五十年代末期，中國和蘇聯及印度發生爭執，甚至兵戎相見，《明報》支持中國的立場；我們又反對大躍進，反對強迫人民作過分的體力勞動。六十年代中期，中共當局試制原子彈，《明報》強烈反對，以致受到左翼報紙的猛烈圍攻；六十年代後期及七十年代，中共進行"文化大革命"，《明報》反對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反對極左派在香港搞動亂，受到暗殺和炸彈對付的威脅，我們主張保護中國文化，支持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合理路線。
池田：都是難以磨滅的"筆之鬥爭"的記錄啊！
金庸：七十年代後期，《明報》熱烈支持鄧小平所主張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個人得到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人的接見；八十年代，《明報》贊成香港回歸中國，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我個人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池田：在時代風雲的變幻中不偏不倚地保持中立，該贊成的就贊成，該反對的就反對。聽完先生的這一席話，使我終於明白先生的文章為什麼一直能獲得民眾的支持，那就是先生您以"是否符合民眾的利益"作為您發表言論的基礎而貫徹始終。關於"文化大革命"，還在其真相還不為人所知的時候，您就一語道破："這是權力鬥爭！"早就揭穿了其本質。您這種慧眼獨識也就是一向與"民眾站在一起"才可能具有的稟質，離開"民眾"這塊"大地"，雖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也只是空洞的理論，毫無實際的價值。唯有"民眾的利益"才是各種判斷的基準，那才能洞明世事。
金庸：每一個階段中，在堅持自己的主張時，都面對沉重的壓力，有時甚至成為暗殺目標，生命受到威脅，但是非善惡既已明確，我決不屈服於無理的壓力之下。
池田：對於那些為了堅持信念而慘遭迫害、面對壓迫而大無畏鬥爭的人，我向來十分敬重。有了迫害，方顯出"正義"的存在，沒有受過迫害的人易於妥協，也容易上當受騙。現在，像金庸先生這樣的"言論鬥士"可以在哪裡找得到？更遑論日本了。何謂"言論的自由"呢？您在《明報》社評中曾指出："所謂'言論的自由'，即人民可以發表各種各樣的意見，但政府不能對此橫加干涉或予以懲罰。"亦即從權勢的壓迫下保護人民群眾的"言論自由"這就是它的本義。與權勢鬥爭的是言論者，保衛權勢鬥爭的民眾是言論者的根本使命。同時，先生在談到言論者時又作出這樣的勸誡：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論的自由受到法律的約束，正如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權利時，不能妨礙旁人的自由。傳播媒價不得侮辱、誹謗、造謠、歪曲事實。因為：損害旁人的權益或人身的尊嚴。我想這些論點可稱得上是所有言論界不滅的"指針"。
金庸：是，我一直都抱有這個信念。池田：十七世紀中國文人顧炎武曾說過：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已，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日知錄集釋》卷十九）言論對社會負有重大的責任，相對來說就需自覺，既然身為"言論者"，胸中就必須具有在社會上創造"善的價值"的使命感。
以健康的語言來談論健康的未來
金庸：池田先生對世界和平所作的貢獻太大了，對這種貢獻的偉大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者，大有人在吧！但是，"真實"就是"真實"。任誰怎樣去陷害，也不管以謊言多少次抹黑他，最後終會"真相大白"的。釋迦牟尼也曾遭人妒忌而飽受謠言的困擾。他說法時，有一個女人到來，指著裝了缽的肚腹假裝懷孕的樣子，對大家說，"這肚子裡懷的就是釋尊的骨肉啊！"這個誹謗釋尊的故事是很有名的。池田：您的話，一言以蔽之，就是："墨寫的謊言決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魯迅語）適如所言，謊言再如何偽裝也不過是謊言。其實，造謠、欺騙各種各樣的人的心，自己也會不經意地傷害自己的心，損害自己的心。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對個人的意見，怎樣寫也無所謂。但我所擔心的是，謊言和"旨在陷害人的筆"大模大樣地出現，在不知不覺間"語言"遠離人心。對於別人的幸福往往不能率直地表示高興，相反的是，對別人不幸的傳聞等卻不知緣何而饒有興味——這也許是人偽善的一方面，但是，這類不健康的趣味性文章卻實在太多了。因為這樣的文章氾濫，以至令人誤認"言論"傷人，是害人之物，沒什麼大不了。這是重大的問題。蘇格拉底所說的"討厭言論"（misology）是與"討厭人"（misanthropic）相通的，本來，語言不能與人割裂開來，"語言即人"，"語言即心"。語言的荒蕪就是人心之荒蕪，語言的墮落只是人的墮落。語言不能獲得信賴的話，就等於人不能獲得依賴一樣。因此，現在最有必要的，是恢復對語言的信賴。人要重獲"健康的語言"，就必須重新恢復"健康的心"。以"健康的語言"和"健康的心"來談論"健康的未來"——新聞傳媒人現在必須站在這個前列。另外，語言也是"劍"。能護衛民眾、救人的是"寶劍"。而坑害人、傷害人的"語言"卻是"邪劍"。這樣的邪劍真的太多啊！倘若金庸先生小說中的英雄出現在今日的日本時，不知會怎樣呢？（笑）金庸：當然不會袖手旁觀。（笑）我也常常以我寫的武俠小說中虛構的人物作為模範來勉勵自己："雖然危險，內心不免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縮，以致被我書中的英雄們瞧不起。"池田先生為了反對侵略，擁護世界和平，聽說日本有些右翼分子以暴力威脅您的生命，您凜然不屈的大無畏精神，是我所衷心佩服的。池田：過獎，過獎。但您所說的，作為人最崇高的人生哲學不就是"殉於信念"嗎？況且，活在言論中的人，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民眾的代表者。我曾聽說中國有"文章報國"這句話，文章有時可以興國，振興社會。在文章中有這樣的力量，以筆為生涯者，是負有重大的使命和責任的。言論者能殉於信念，殉於正義，就是最大的榮耀。金庸：中國和日本歷史上都有不少寧願犧牲自己性命也決不放棄原則的仁人志士，我每逢讀到他們的文章，總是悠然神往，不勝敬仰。
池田：姑且不論日本。在中國的歷史中，就有為真實地記載史實而不惜以生命來維護正義的勇者的事跡。應該給青年們說說這些故事。在春秋時代，齊國的權力者崔杼縱容旁人殺死君主莊公，齊國史官這樣記載："崔杼弒莊公"，史官不懼權力者報復，沒有曲筆，照實記之，崔杼怒而殺此史官。而史官之弟照樣續記，崔杼又殺其弟。史官之次弟繼續以實記錄。史官兄弟遇難之事傳遍齊國，各地的史官就陸續齊集齊都，說道："史官的兄弟全部被殺之後，我們就將這真實的歷史繼續記錄留存下來。"至此，囂張的崔杼也就束手無策，這件史實就這樣被記錄下來……不惜以身殉真實的記錄，真是悲壯的理念。他們所寫的一字一句都是以血滴來作生命的雕印，在權勢者威脅下作曲筆，是終生的恥辱。這使我們深受教益，筆重千鈞，執筆之事是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覺悟的工作。
金庸：言論之撰述者確實非留心不可。
池田：再者，看看新聞傳媒的現狀，其改革不可能單靠傳媒界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解決。接受者的市民一邊也有問題。現在到處是資訊氾濫，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說能使人變得更好。不如說，事實是在資訊的大潮中會有溺死者。也許托庇於資訊，生活才變得豐富多采。但是，人的精神卻因此而變得更加懶惰和懦弱。我的恩師曾以"青年是國家的眼睛，必須具有銳利的判斷力"來提醒年輕人。民眾，尤其是青年人如果不能用自己的眼力看透真實，對是非具有批判力，則會如無根之草一樣隨波漂流呢！近年來，對新聞傳媒的報道侵犯人權，歐美社會中已出現市民監視其作為的行動。為此而完善其機構的工作也有進展，我也深表贊成。然而，要使之具備有效的機能，則進行監管的市民這一方面，就必須不可欠缺那種洞穿真偽的眼光。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結果是除了每個群眾都成為賢明者之外別無他法。每人都成為聖賢，擁有明確的是非觀，從而可以校正社會的動向和前進的道路。我在哈佛大學論及二十一世紀文明中大乘佛教擔負的任務時，曾強調這個信念，宗教是要使人"成善還是變惡"、"變成堅強還是懦弱"、"成為賢明還是成為愚蠢"，要強調這種指標的重要性，真正的宗教必須具有這樣的支柱。
金庸：我在貴校創價大學的演講（1996年4月）中曾談及，今日世界的科學技術和生產能力，比之二千五百年前當然不知進步了多少。但是，人和人和藹相處的道理，各國領袖的智慧和見識，不見得能超過二千年前的釋迦牟尼、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耶穌；不要說超過，連這些聖賢先哲所指出的基本道理，他們也完全不瞭解，不信服。這就像把一枝機關鎗、幾顆手榴彈交給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去玩弄一樣危險。我們一談到"價值"，多數人立刻聯想："想值多少錢？""買這樣東西要付多少錢？"他們所瞭解的"價值"，基本上是"商品價值"。不能以肉眼看到的"精神價值"是"靈性的價值"，"那是不能以金錢或數量來計算的"。這難道不就是現實的狀況嗎？
只有友情才是人性之證、人生之極
池田：我在經歷了悲歡哀樂的曲折人生之後，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人生的終極是友情"。從人生中擯去友情，就等於從世界中驅走太陽。正直的友人就是照耀人生的太陽，是最可珍貴之寶。
金庸：確然如您所說，"友情"是我生命中一種重要之極的寶貴感情，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夫妻之間的感情才比得上。其實，在我和父母、兄弟、子女、妻子之間，除了親情之外，也混有友情。
池田：貴國曾有這樣的哲人之語："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宋·朱熹《近思錄》）意思是說："人之有朋友，並不是為了共同酒宴游遠，而是為了能互相增進朋友的德行。""語朋友邪，應有切磋。"（司馬光《資治通鑒·漢紀》）真正的朋友並非表面上的合得來或附和迎合，而是朋友之間只有互相切磋、互相探討之後大家都有進步和改善，才是最美好的。我曾聽說一個關於中國人重視友情的故事——在洛杉磯有中國人的"唐人街"。前幾年，洛杉磯發生暴動之際，唐人街的居民傾巢而出，守望相助，使得暴徒們無法得逞，悻悻然而歸。我想，這也是民族團結之外的友情聯繫之力，充分顯示了中國人的精神脊樑的挺立。您在武俠小說中所賦予"俠"的語意之蘊藉，改日再來詳加討教，但這裡所說的"友情"的別名不也就是"俠義"嗎？
金庸：中國人所說的"俠"，確是有很重要的友情成分。"俠"必與"義氣"有關。中國人特別重視"義氣"，所以《三國演義》中的關羽為中國人所普遍崇拜，《水滸傳》中的結義兄弟，就是誓同生死的好朋友。
池田：噢，用日本人所熟悉的話來說即是"信義"吧！《三國演義》的"赤壁之戰"一章中，說到曹操兵敗落荒而逃，正遇到關羽斷其退路。本來關羽可以輕而易舉將他擒拿，但他有感曹操當年有恩義於他，就放曹操一條生路逃去——這些故事，正突出了中國人重於"信義"的氣概。先生，您的作品中，也多有描述這種信義和友情的故事吧？
金庸：嗯，不錯，我的小說中描寫過不少友情的故事，例如：《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眾兄弟間的情深義重，《射鵰英雄傳》中友情與民族鬥爭之間的矛盾，《雪山飛狐》描寫兩個死敵大仇人之間的友情，《倚天屠龍記》敘述七個同門師兄弟的友情，《鹿鼎記》中描寫皇帝和一個小流氓之間的友情。一般來說，我的小說往往把友情過分美化了、理想化了。
（笑）池田：將心比心，與先生對友人的懷念之情糅合在一起嘛！
金庸：我的經驗是，年紀漸大後結交知己朋友相對的比較困難了，因為已不像少年時候那樣毫無利害關係、毫無機心的可以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吐露心事。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學時代結交的，那時候大家一起吃飯，住同一個宿舍，一起上課學習，生活親密。這些好朋友現在還經常聯繫，爭取機會見面。
池田：這一點與日本非常相似，人到四十歲、五十歲，就十分懷念頭沒有利害關係的學生時代所結交的友儕，那些熱鬧的"同學會"有增無減。
金庸：和我共同創辦《明報》的沈寶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級時的同班同學。1938年開始認識，二十一年後的1959年同辦《明報》，精誠合作地辦了三十幾年報紙，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辦報期間，挑撥離間的人很多，造謠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現在也還有。但我們互相間從不懷疑，絕無絲毫惡感。前年我因心臟病動大手術，寶新兄在醫院中從手術開始到結束，一直等了八個半小時。
池田：除了沈先生，該還有不少友人吧！
金庸：至於在辦報之後結交的好朋友，我最懷念而佩服的是徐東濱先生，前年他在美國逝世，我痛哭多天，幾乎與我親哥哥去世一樣難過。此外在報紙工作中結交的好朋友有潘粵生先生、曹捷先生、張敏儀女士等等。因文字而成為知己好友的有董千里、倪匡、蔡瀾、馮其庸、董橋等幾位，下圍棋的有些棋友，一起研究學問的有些外國朋友等等。香港企業界交往較深的朋友是馮景禧先生、李國寶先生等。在起草香港"基本法"期間，結交了好幾位法學家，工作之餘很談得來，那是蕭蔚雲教授、項淳一先生、許崇德教授、端木正大法官等幾位。
池田：到底是諍友眾多啊！人有"善友"是多麼重要啊！這使我想起阿難向釋尊請教的問題。阿難問道："我於獨靜中思維，這樣考慮到：我們有好朋友，又有好夥伴，這樣的情況不就是等同己在這個佛道取得'半途'的成就嗎？我這樣想，不知對否？"釋尊答曰："阿難啊！這樣想是錯了，絕非如此。阿難啊！我們有好朋友，也有好夥伴，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已成此佛道的'一切'"。這裡所指的"善友"、"好夥伴"，廣義而言，就是"共步於人的精髓之道的同志"之意吧！"友情"，只有"友情"，才能使人導向作為人的正確軌道的大門、船及潮流。再者，和平的實質經常是存在於人與人的信賴之中的，我堅信，從結成"友情的聯盟"開始方能發展、鞏固。因此，我期待這種"人性的潮流"會流向全世界，一個人又一個人，在世界上建立起"金剛的友情"。希望能從金庸先生開始，跟世界的"寶貴朋友"心連心，手拉手。
莫忘師之恩，師徒之道
池田：金庸先生曾經以生花妙筆描寫了人與人的形形色色的邂逅和愛情。在大作中，同時也描寫了"友情"，重視"報恩"的人物形象。在《書劍恩仇錄》中，有小說主人公一度將俘獲的敵人放走的章節，您曾這樣描寫他的一段話："這小子的師兄陸前輩於咱們有恩，紅花會須當恩仇分明。"您十分強調的是，"重於恩義"是"俠者"的本質。不能忘恩負義，事無鉅細，今生今世都必須懷著報恩之心。佛法強調有"父母之恩"、"師傅之恩"、"三寶之恩"、"國王之恩"這四種恩情，那也是強調"知恩"、"報恩"之事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之一。
金庸：誠如所言，"父母之恩"、"師傅之恩"、"三寶之恩"，前兩者是當然之義。作為一個佛教徒，"三寶之恩"自然也是深重之極。
池田：您的"恩人"是哪一位？當然，有各個不同時期的"恩人"吧。
金庸：說起我的恩師，一位是小學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兼國文老師陳未冬先生，前年在杭州相會時幾乎已相隔六十年。我仍記得當年他為我改正的作文錯字，提到這些字時，他不禁大笑，讚我記性好，並說牢記錯誤是求得進步的要訣。另一位是中學的校長張印通先生。我因壁報事件被學校開除，張校長曾極力為我爭取較輕的處分，但那位訓育主任是國民黨分子，權力凌駕於校長之上。後來張校長努力幫我轉學，這份大恩大德對我一生影響極大。去年張校長的紀念銅像揭幕，碑額是我書寫的。
池田：不管年歲多大，老師就是恩師。我對小學時代的老師，一旦有機會見面，就會與他們保持來往。您曾寫信對拙志多有鼓勵，"在曲折離奇的人生中，'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無人能動搖您！"我始終將您的大禮珍藏和銘記於心。為了聊表我的"報恩"，過去在文章中也始終都這樣寫著。剛才您提到的陳老師和張老師之外，其他的恩師呢？
金庸：初中時的國文老師王芝（上"竹"下"移"）先生也是我的恩師，他給我的主要是身教，他剛毅正直、勇敢仁厚的俠氣使得我一生時時暗中引為模範，可惜我出身於山溫水軟的江南，而家境富裕、養尊處優，完全學不到他那種燕趙悲歌慷慨的豪氣。在《大公報》工作時，翻譯主任楊歷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譯的訣竅。報紙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輩同事許君遠先生都對我有提攜教導之恩。可惜這數位恩師大都已經逝世，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了。
池田：以佛法之眼來看的話，這就是"生死不二"。您這些已故恩師，對於金庸先生的成功和繼續活躍於社會，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會心存歡喜而於冥冥之中守護著您的啊！我從恩師戶田老師所得到的恩義，是我生涯中永遠的無價之寶。能報吾師之大恩，乃是我畢生之願。您曾非常貼切地表現出"師徒"——這個以人生的主幹為一題目的精義。您說："作為人之弟子，對自己的恩師這樣形容道：'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師傅的博大精深，也是與此話一樣。其弟子仍如在老師的教授中一樣，感覺一天天受到鞭策，"每日不進則退。"這不是指一懶惰就退步的意思，而是說只有自己用功，才能理解師傅的博大精深。然後才能知道，師傅真是偉大，自己實在不能及得上。因此，每天、每天向師傅學習，就可能有新的發現，然後，才會激起自己痛感本身的無知，而想獲得更深更大的求道之心。我曾在恩師的指導下接受了十一年的熏陶，確有同感。幸獲良師的青春歲月是多麼的幸福啊！真正的師徒之道又是何等的嚴肅呀！而能在人生中貫穿其中的師生之道更是何等的崇高！金庸先生的筆觸，帷妙帷肖地寫出這種心路歷程。
金庸：我想池田先生您是十分幸運的，因為您有一個偉大的老師。您的精采的人格和生涯中，曾受到戶田先生的有大影響。我曾拜讀過您寫的著作《人間革命》。知道您是十九歲時加入創價學會，自此就在受人尊敬的戶田先生門下每日接受教誨。這實在是令人羨慕的。在中國，老師教導弟子學生有兩種方法，其一為"言傳"，其二為"身教"。池田先生您也正是從戶田先生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種種事情吧！池田：豈敢。此話可說語重心長。去年四月，我在東京的牧口紀念館中迎迓您的到訪，能在"師徒之城"中歡迎對於師徒之道瞭然於心的金庸先生，真是喜不勝言。金庸：創價學會第一代會長牧口先生的精神活在池田先生之中。雖然我沒機會見到牧口先生，但是通過池田先生百明白了牧口先生的偉大，他為了反對侵略中國而被捕，在獄中去世。再者，四月二日是第二代會長戶田先生的忌辰之日，那一天，池田先生等為我在牧口紀念庭園中親手種下一株櫻花樹，稱之為"金庸櫻"。這是我一生中難忘的事情。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總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比後繼者更為重要。況且以"師徒"而論，不是更為明顯嗎？創價學會今日能得到這樣大的發展，不也與戶田會長發現了優秀的繼承者有關係嗎？池田：豈敢。但是，也因為學會的飛躍發展，所招致的嫉妒和迫害也大大增加。金庸：中國有句古話："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的、不遭人妒忌的人決不是重要人物。
池田：佛典裡也曾說過，一個人是否真正的賢人、聖人，可以用謾罵來考驗他。被人說壞話，正是偉大的人生的一個證明。無論如何，我以擁有恩師為榮。我常常這樣反躬自問："如果是恩師，他會怎樣去做呢？"我初次拜識戶田先生距今已有五十年了，然而我時常想念著與恩師的這段不解之緣，過去的五十年如此，今後也將一樣。
做"二十一世紀人"的視野與胸襟
池田：今後，這個世界會愈來愈變得狹小，向著一體化演變。"將世界一體化"的焦點是"人"。四肢發達，身心健壯，視野開闊，人就大矣！非如此陸續培養出"國際人"和"世界人"不可，才可開拓未來。這樣的人才要怎樣育成呢？這是我們所必須認真加以考慮的事情。
金庸：我贊成您的觀點。
池田：我在訪港旅行時常想及，這一論點是香港這個作為國際都市的城市所啟發了我的。這裡重提一下與戈爾巴喬夫的話題。他的故鄉是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羅波爾，是一個人情淳樸、商業貿易繁榮的地方。浸淫於這樣風氣之中的戈氏認為："幾百年之間，人的和睦相處，民族間的友好關係就是共同生活的最大條件。"基於這個理由，他說："我們從思考形態來說也罷工，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來說也罷，都帶有成為'國際主義者'的命運。"作為國際都市的香港，不也一樣嗎？該稱這是"國際人"的搖籃之地吧！
金庸：香港是一個國際都市，在這裡長期生活的人，自然而然會培養出一種國際感覺，從小就有旅行全世界、見識全世界的機會，所以眼界並不偏狹，不過缺點是對於本國的文化、傳統缺乏一分強烈的感情和熱愛，因之似乎沒有深厚的根源。
池田：香港的回歸祖國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如果有，那就是今後香港人的長處會同中國在陸人的長處結合起來吧。金庸：中國人傳統上不排斥外國，很容易接受外族文化中的優點。香港人並沒有種族歧視的偏見。我們對待西方人、日本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黑人，可說是一視同仁，不存偏見；不但可交朋友，甚至戀愛、結婚，也完全沒有問題。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聯合國家庭"，女兒嫁了不同的外國人、兒子娶了不同的外國人，大家親愛快樂、和諧相處。語言、宗教、生活習慣雖然不同，但以"愛"相調和，是可以很幸福的共同生活的。池田：必要的是，就是要拋棄語言、宗教、生活習慣等造成人的"固執於差異"，而對一切人予以"愛"——也即"大愛"、"博愛"，換言之，也就是要有"慈悲之心"。
金庸：不論大國小國，當然也包括人，都要大小平等，大家應該平等友好相待，釋尊不止對人類平等，就是對貓、狗也平等地投以大慈大悲。池田："平等"與"慈悲"的確是成為"國際人"、"世界人"、"二十一世紀人"的條件。"慈悲之心"愈是擴大，和平也就更接近了。莊子有"大人無已"這樣的話，我年輕時十分喜歡這句話。我想，所謂的"已"，不單指私慾私利。關在小籠中就使自己變成小我，那就是莊子所說的"已"吧！日本人囿於"島國根性"，相當多的人沒有寬闊的胸懷，也捨不掉小"已"。這或許就是日本人的宿命。但是我常常對年輕人說："放眼世界吧！""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國際人！"要活躍於二十一世紀，那是一個絕對的條件。
金庸：說得好。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創價學會與池田先生的存在對於日本是尤為重要的。日本在許多方面可說是很優秀的，但在國際感覺方面卻不怎麼突出。以前，我曾回答過日本電通機構的"意見調查書"，其中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日本在國際間的形象不好？"我答曰："第一，恐怕由於不夠為別人著想；第二，或許是由於不善於表現自己的長處！往往長處也變成缺點，最好是設法改變一下！"例如，某人有學問，能力也也超卓，但人際關係卻處理不好。那就會被人誤解為壞人。
池田：這是老被人批評的，日本人應該更多"說話"，尤其在海外，吝嗇語言是不行的。默默無言也是不行的，因為閉口不談就不能進行心靈的溝通。認為"沉默是金，雄辯是銀"，將無言視為美德和理所當然，這種念頭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但這恰恰是與國際化社會背道而馳，應該疾呼："雄辯是金！"
金庸：一般日本人不善於使用外國語。但近來已大大進步。作為一個真正的"二十一世紀的人"，首先必須胸襟開放，對和自己不同的人不存歧視之心，再在交往中相互瞭解溝通，培養出一股類似於"慈悲之心"的"愛心"，常常為對方設想，則社會中的和諧可期，世界的持久和平可期。池田：心有"慈悲"，然後在實際行動中常常"為對方"考慮，"為對方"而付諸行動，此即"菩薩"的實踐。我們希望香港和日本、中國與日本、然是亞洲、全世界，都能在"菩薩之心"、"菩薩的實踐"中團結起民眾，只有從這種"民眾的在交流中"，才能培養真正的"國際人"和"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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