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之後，特別要思考的課題是中日關係。中日結盟，對包括東南亞、澳大利亞、南北美洲大陸諸國及南北韓等構成的"環太平洋文明"將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池田：對於香港此次的歸還祖國，我最注意的也是：這個歸還是否在"和平"氣氛中，以"磋商而獲得雙方同意"的形式來進行的。實際上，在有關歸還交接的交涉中，過程會相當迂因曲折，有人會節外生枝，您應當有親自的體驗吧！往往是，在"歸還"的歷史大戲中展現的華麗和表面的變化令人目眩。其實，其內裡發出的光一樣的歷史意義，才使我們永遠難忘。
池田：不久前同您會面之時，先生曾說："亞洲各國以平等的立場可以'共榮'。這種'共榮'也好，世界和平也好，都不能一蹴而就，而要一點點地去做才可以成功。"不要急進，而是腳踏實地、漸進地前進，這是先生您所極力主張的。構築於真正的"共榮"、"繁榮"的"漸進主義"，總而言之，一次、兩次，耐心地堅持地對話下去，盡可能做到"有商有量談得攏"。
金庸：適如所言。中國數千年的政治智慧，一直強調"欲速則不達"，反對"揠苗助長"（有個傻瓜見田裡的禾苗長得不夠快，於是將每一株苗都拔一拔高，結果反有被拔過的筆苗都死了。）民間的智慧則是"事緩則圓"。
池田：日本也有諺語說："欲速則不達"、"一急就壞事"。想來這也是儘管世事滄桑，一種對人的勸誡，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訓。然而，近現代以來，特別是二十世紀的文明有急劇的進步，卻將這個智慧的重要性記得差不多乾淨了。如果以悠久的中國歷史的廣角去看的話，十年、二十年這樣短的尺度是不足以作出判斷的。而以一百年大計、二百年這樣長的跨度來考慮事情，正是對這種偉大智慧的心領神會。戈爾巴喬先生在同我的對談中好幾次也這樣強調：這種"漸進主義"是非常重要的。導致東西方冷戰的終結，積極地推進"新思維外交"，特別在心裡頭對此異常看重的戈爾巴適時夫這樣說道："我們是在國家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對話。"為了事物的進展，不應採用以訴諸武力來解決問題的"急進主義"，而必須選擇以"對話"為"武器"的"漸進主義"。
金庸：我對此深表理角。世界和平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一點一點推進之外，別無他法。
池田：只有人，才可以對話。在對話中解決問題，這是人類這個大家庭的成員都注意到的。有時在複雜的圖式前，人會忘記明明白白的道理。那種時候往往就摒棄"複雜"，一味"單純"地來應對。我同戈爾巴喬夫先生的對談，以"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為題。這位蘇聯最後共產黨書記清醒地強調，二十世紀在"人柱"（譯按：即人類歷史里程）上留下的最大教訓是：與納粹主義並列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也就是蘇聯型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急進主義"之惡。"漸進主義"不就是送給二十一世紀的"安定之軌道"、"向上之軌道"嗎？香港人與中國人，事實上已在這個軌道上印上"歷史的一步"，我是這樣來看此次香港之歸還中國的意義。
金庸：確實，只能"循序前進"，如果不能根據實際情況循序前進，便會招致巨大的損害。中共在五十年代年期所推行的"在路進"，就是"不根據實際情況"，不"循序漸進"而造成重大損害的最近例子。中國的生產如能"超英趕美"，當然極好，但在特定時期中的實際條件下，能做得到嗎？香港"民主派"的領導者口口聲聲批評毛澤東，但他們的政綱，卻採用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方式"。
死抱教條的悲劇必須停止
池田：這裡冒昧地舉出您在《明報》所說的一段話：與現實狀況不相稱的、欠缺靈活性的思想就是教條。蘇聯式的馬列列主義教條曾給中國帶來極大災難。脫離現實而死抱教條的悲劇——這也是我和戈爾巴喬夫先生意見一致的放題。不是以"人" 為標準，而是以教條來裁判人，這樣的愚昧是不容許再重蹈覆轍的。教條不外是人一手制定出來的，而"人"卻被"教條"的教條性所裁判。這種悲劇非停止不可。
金庸：如此說來，使我想起在池田先生的著作裡，在說到有關"思想"時曾這樣論述：離開具體的人，以"抽像化的思想"獨雖於天下，反而會發生予人傷害的不幸情況。總之，為人民、為國家、為民族、為自己，也為世界，不管有否利益或是其他什麼，人的幸福總是比抽像的"真理"或"意識形態"更為重要。那確是真知灼見。
池田：對於您的"通感"我深為感激。"抽像化的思想"獨尊一時的話，其結局也是從忘記了應該同情"人"而開始的。
金庸：以對話而不以武力為手段來解決國際糾紛，是池田先生與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先生過去對談中所十分強調的原則，我衷心贊成。最近和先生通信，談到近日來引起廣泛注意的"犯錯誤魚台群島的主權問題"。先生回信中贊同我的主張："關於犯錯誤魚台群島主權認屬問題，中日兩國應和平商談，謀求協議，雙方不應採取片面行動，以致損害兩國的友好關係。如果一時元法達成協議，就暫時擱置，將來再談。雙方可以合作開發群島附近的自然資源，合理分配利益。"十分感謝先生認同我所提出的意見。語言而有信是人類的特徵，不會對話而只會用爪牙來決勝敗，是野獸而不是人類。
池田：在日中兩國的友好交往中，這是非常敏感，而且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必須以"商議"作為根本的辦法，而不能武斷。自古以來，為了領士而以血償血的糾紛並沒有特別要發生的理由。
金庸：事實上，相信中國當局的主張也與此類似。去年我在北京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七週年找國宴時，與外交部副部長唐家璇先生同席，曾簡略地談及此事。所談內容，當然不會越出國家已公佈的政策之外。我覺得他的態度不亢不卑，正與中斬外交態度相似。他最近前往貴國，與貴國外交部商談，我希望此事即使無法就此得到合理解決的辦法，雙方也應同意暫時擱置，不使事情惡化。
池田：我完全抱有同感。如果金庸先生不嫌棄的話，不妨談談您的心情與看法。
金庸：貴國著名歷學家井上清先生學識深湛，重視事實與正義。他經過認真的研究與調查後，所作《釣魚台群島問題》一書列舉各種事實，證明早在明朝永樂年間，釣魚台群島已屬中國版圖，因此這列島嶼應當屬於中國。對於井上先生尊重歷史事實的正氣，我十分佩服。國家與民族的利益當然重要，但作為一個人，更重要的是人格的正直無私，作為一個學者，更重要的是尊重事實與證據。
池田：我們再繼續"香港"這個話題吧！香港歸還中國後五十年內，現存的社會制度不變，實行"一國兩制"（中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維持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個設想，實際上不就是上述"漸進主義"的一個表現嗎？1981年，先生您作為香港中立的新聞界代表，初次在北京受到鄧小平先生的接見。席間，在談到中國經濟建設話題時，您曾說過："只要每年有進步，沒有倒退，進步的速度是比較次要的。"對此一說法，鄧小平先生頷首表示贊同。
"一國兩制"反映中國人的智慧
金庸："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先生偉大的構思。當年他提出這主張時，我曾在北京《人民日報》上撰文，譽之為"一言而為天下法"。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同時在一個國家中和平共處，共同繁榮興旺，互助合作，不但可以解決收回香港後保持基本現狀的問題，也能解決與台彎和平統一的問題。在更大的範圍內，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也大可和平共處，互助合作，不必像五六十年代那樣，"不共戴天"，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池田：鄧小平先生曾會見我兩次，我的印象是，他並非一個"神祇"，而是一位在靈活中具有勃勃生氣想像力的稟賦的人。我認為，"一國兩制"也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特區等一樣，都是他的構想的共同體。總而言之，並非因為是社會主義國家就只能有推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條路子。到底還是要一邊面對現實，一邊探索現實，從而摸索出正確的先擇。實際上，靈活的構想給人一種良好的平衡感覺。我在深圳大學的演講（1994年1月）中也談到了這一點，我認為這種構想正顯示出中國自古以來的智慧。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名詞不達意，許多人認為是一種矛盾的說法。他們或許會問：社會主義不是以計劃經濟為根本的嗎？而市場院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傳家寶"嗎？但是，如果以更遠大的目光來看，這提法並不矛盾，而且不是非中國人而不能想像出來，經過"千錘百煉而產生"的一種智慧嗎？我想，關於香港的回歸，中國方面的想法，不也正是以這種"面對現實而決定航向"的智慧來考慮的嗎？
香港繁榮安定的兩大要素
金庸：這裡必須再度指出的是：香港的回歸中國是一種合情合理之事。西方國家有些政客與學者認為，香港人有權獨立自主，是否歸還中國，應當由香港居民來投票決定。"民族自決"是近代的世界潮流，香港的所謂"民主派"人士中，也頗有人持這樣的觀點。一個在地理上、種族上自成體系的殖民地，可以根據居民的意願而獨立。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有交還與否的問題，不存在獨立與否的問題。
池田：準確而言，在中國，同香港相類似的過去為外國殖民地而已經歸還的地方不在少數吧。
金庸：香港新界租約是1898年（光緒廿四年）英國強迫中國簽訂的。就在這一年，德國強迫中國租借山東省的膠州灣（青島），為期九十九年；俄國租借旅順、大連，為期廿五年；英國又租借山東省的威海衛，為期25年。第二年，法國租借廣州灣（湛江），為期九十九年。1905年，中國承認租給俄國的旅大轉租給日本。除了香港的九龍和新界之外，其餘的租借地，中國都早已收回了。中國以前收回威海衛、旅大、湛江、青島等租借地，收回上海、漢口、天津、廣州、廈門、鎮江、九江、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營口各地的外國租界，收回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收回給日本強行霸佔的東北四省，都不需要徵求當地居民的意願。
池田：我想香港也是以同樣的狀況處理吧。
金庸：對。中國如果不理英國的反對，不理香港人的意願如何，逕行以一紙通知，在1997年7月1日或以前的任何日期宣佈收回香港，並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事實上，青島的租借也要到1997年期滿，湛江的租藉故要到1998年期滿，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便收回了。德國打了敗仗，固無抗辯之力，法國是中國的同盟國，也沒有提出什麼異議，從1945到1949年，從1949年到今日，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時有權收回香港。這兩個政府所以沒有收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因為不收回香港，對中國政府利大於弊。中國政府之不收回，是出於對利益上的考慮。由於香港的保持繁榮對中國有利，而香港要保持繁榮，必須保持穩定。
池田：強制運作怎麼也會產生不合適或者偏差，因此中國從國家利益考慮，一直不去強行收回香港，而且決定在香港回歸中國後依然保持現狀五十年不變。這是一種對歷史演變的廣闊視角性的洞若觀火，確實只有中國這樣的國家才能作出的明智選擇。我不禁想起《孫子》中一段有名的話：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謀攻篇》）以訴諸武力為下策，不以擅動兵伐為常用手段，而以損害最少、以謀取勝為上策，這不正反映中國傳統的政治外交之所以優秀的本色嗎？比之日本的外交術等等，我從中悟出這是成熟的具有大家風範的構想。而這種獨特的中國式構想，如窮究其從哪裡而來的話，應該說是從健全而又深奧的"人本主義"傳統所產生的吧。孟子有云：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孟子·梁惠王篇》）思想傾向也好，領土也好，都是為了培養人，有益於人的，而是為了害人而出現的。無論何時何地，都應當以"人為根本"來考慮，"從人出發"。我想，上述所舉的《孟子》的話，就是中國的古典之"人學的寶庫"。圍繞著處理香港問題，可以看出，這個基於中國的現實而作出的靈活的對應也是人這種"人本主義"的傳統的智慧表現。在二十世紀裡，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都是"以其養人者害人"的瘋狂，大力鼓吹"反人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於今一息尚存的狂熱的狹隘民族主義，仍是會害人不淺的。
金庸：香港居民的意願也是長期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不過香港居民還特別強調，我們要求保持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現有的法律與法治制度，否則的話，港式繁榮與港式穩定不能保持。對於"長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在數十年內生活方式及法律制度不變"這兩大要求，香港居民不論是參與統治的上層人士，企業家與廠商，或專業人士、家庭主婦，政治上的極右派反共人士或左派工商界、工會，從示提出過異議。所以，香港居民中壓倒多數的意願是一致的，只有人數殊不足道的極少數不同意見。
池田：對此，我深表理解。
金庸：據說，曾有一群思想激進的香港青年上北京獻議，主張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實行社會主義。中國政府負責人勸告他們不要提出這種主張，中國當局也不會接受他們的主張。事實上，中國當局所提九七之後的方案，也包括了"繁榮穩定，自由法治"這兩大要求。中國當局明確表示，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後，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這些承諾，明文寫在《基本法》之中。
日本與香港
池田：回眸看看亞洲的近代史時，就會發現香港的命運與日本的命運曾有過深深的關係。金庸先生您當然十分清楚，導致香港被"割讓"給英國的鴉片戰爭，也給當時的日本帶來無可估量的影響。歐洲列強的武力侵略和當時清帝國的無力抵抗——這使得高杉晉作、久阪玄瑞、阪本龍馬等明治維新的志士們，提倡日本的"開國"（譯註：與"閉關鎖國"相反）、"日本必須覺醒了"等等思潮，這是從鴉片戰爭所獲取的危機感。維新的志士們，當時曾盛行提倡"日本與中國乃唇亡齒寒之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即是要建立"命運共同體"。這種倡言或是覺得日中兩國除了歷史、地理的聯繫外，並無太深的雙邊關係。
金庸：是嗎？鴉片戰爭和香港的割讓，使得日本的"有識之士"興起唇亡齒寒之感，因而有推倒德川幕府、明治維新等一連串的現代進程。這令人很感興趣。
池田：那意味著香港的將來要對日本的將來有一個相當於的關連，決不是無所謂的態度。動盪激變的亞洲、日本與香港、中國，進而亞洲諸國，應該建立起什麼樣的關係才好呢？香港的歸還中國，那該是一個非常大的契機。
金庸：這樣的歷史性連鎖反應，當時恐怕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在今日，各國相互之間的關係，比之一百五十年前更加密切得多了。以國際關係比作化學反應，那是在縮小了的容器加以高溫，化學報應勢必更加迅速而猛烈的進行。
池田：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譬喻。
金庸：以香港與日本距離之近，雙方人民來往之頻繁，經濟關係之密切，香港和東京之間的相互影響，或許超過了香港與上海之間、東京和札幌之間的相互影響吧。近二十年來，日本文化對香港人影響很大。香港人普遍使用日本汽車、各種電器用具，接受日本歌曲（有不少香港流行歌曲是購買了日本歌的音樂版權，配以廣東話歌詞，例如十分流行的那首《容易受傷的女人》和日本漫畫，香港的日本百貨公司如大丸、三越、崇光、西武、八百伴等等擠滿了香港顧客。
池田：我訪港時也有這個體會，因日本語的招牌太多而可以一目瞭然。（笑）
金庸：日本食物例如壽司、魚生、鐵板燒等大受香港人歡迎。只有最近由於釣魚台群島事件，日本事物受歡迎的程度才打了折扣。無論如何，相信這只是短期的現象。另一方面，香港電影明星、歌星等娛樂界人士在日本也開始受到注意。日本是香港人旅遊最熱門地點，香港也是日本人最愛到旅遊點之一。
池田：誠如所言，香港與日本正在建立一種密切的關係。
金庸：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由於宣揚佛教正宗教義，提倡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宗旨高尚純正，在香港發展迅速，各處隨時可以遇到創價學會的會員。當然，這也與香港支部的領導人以及各級工作人員熱心會務、努力不懈的精神有關。
池田：謝謝。那完全是因為在先生您的帶動下，香港的許多賢達給予溫暖的照料才可能取得的。托您的福，香港國際創價學會作為對社會要作出貢獻的團體，其在香港受到各方面讚賞的鼓笛隊、音樂隊等，參加對外活動已超過一百次以上。今後，我祈望香港國際創價學會的會員能更進一步，以優秀市民為目標，為香港的發展而作出貢獻。
互信關係與共存大道
金庸：日本和香港有兩上共同利益。第一是和平，第二是自由貿易。只要保持和平，進行自由貿易，日本和香港肯定會"共存共榮"。在二次大戰時，日本也大叫"共存共榮"的口號，然而那是在日本統治與控制之下的共存共榮。"東亞共榮圈"是日本稱霸，其他東亞國家服從日本的指揮與號令，日本獨享光榮與利益，容許其他臣服的國家勉強生存。今後的共存共榮，卻必須是各國完全平等互利的。
池田：我十分贊成。各國的歷史、傳統不同，就當然會有利益的衝突。但是，無論怎麼說，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係都必須以"人間的信賴關係"為基礎，因此，"平等互惠"的原則不可或缺的。要以認同相互的差異、互相尊重為出發點。
金庸：在古代與中世紀，商業常常是引發戰爭的主因。雅典和希臘城邦的戰爭、羅馬與迦太基的大戰，都是源於商業利益的衝突。中世紀的威尼斯人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和陸軍，用以保護商業，與阿拉伯人作戰。到了較近代，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連年惡戰，爭奪商業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英德從商戰進而演變為血肉橫飛的大戰。到了二十紀後期和將來的二十一世紀，情形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國際貿易不再是互相掠奪或是肅削作為市場對像中的國家人民，而是各國進行最有效益的生產，和外國作平等互利的交換。
池田：對於那種商業上的利益或商業精神必然誘發戰爭的論點，我想有必要稍加討論。譬如：古代的印度是將商業精神視為構築和平的極大的要素。當然，也有對之截然相反的看法。以此點而論，適如金庸先生所言，二十世紀進入後半葉後，經濟層面的相互依存的體制日益加強，迎來了無論如何也不允許大言大慚要求突出利於本國的做法的時代，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金庸：日本向美國出口汽車，不是掠奪美國的經濟資源與財富，而是讓美國人有機會以比較廉宜的價格，買到比本國貨更加精良的汽車。美國向日本出口電腦、飛機、藥品等等，性質也一樣。這種貿易使美國人民得益，也使日本人民得益。香港（事實上是英國當局）很早就瞭解這喑的好處，瞭解自由貿易對各國人民有利，所以我們不收關稅，不論什麼貨物輸入香港，我們不收稅（只對香煙、酒精等收稅，目的不是限制貿易，而是限制人民對這些有害物品的消費）。日本與香港將來除了進一步加強關係外，更可在促進世界處由貿易上共同合作努力。
將心比心發展經濟
池田：趨向專為自己國家著想的舉動之事，在世界各國之中確實並非少見，審不應當被縱容的。紛爭也好，利害衝突也好，必須在某些制度和規則下來處理解決。為此而要制定新的世界秩序。好歹也許應當帶有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世界史的特徵一樣。聯合國的存在就是其象徵吧。在安理會大國擁有否決權的情況下，陷於麻痺狀態的安全保障之機能，也直到冷嘲熱諷戰後在波斯灣戰爭時才顯示出來，說起來是好不容易其機能才開始運作。更有甚者，此後的索馬裡、波斯尼亞等紛爭所顯示出來的。（人們）對之的期待是太過大了……倒是，已開始見到的朝向新的"世界一體主義"曙光的一點動靜，也是所謂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動向，想來同我們所考慮的上述的世界史之意味是一樣的。
金庸：貿易問題也應當依據同一原則吧！
池田：是的，在GATT（總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的成功中，GATT在向WTO（世界貿易組織）的發展中被消解。對於促成全世界經濟的管理體系和規則，這是令人滿懷希望的"一大步"。然而，為了讓這個管理體系和規則能夠靈活地適用，其根柢必須有協調和互助的精神，不斷地磨煉一種"多重（複眼）的思考"，即站在對手的立場去考慮（將心比心的體諒），這種度量是不可欠缺的。曾如傾家蕩產盆大雨似的日本的出口攻勢，招致全世界的唾棄，但最近已經相當收斂。"只是自己好過，何必管對方變成怎樣"——在這種與經濟動物性思想（Economic-animalism）同類的放任自流的持續下，規則也好、秩序也好，共存共榮也好，統統都不復存在。在這一點上，日本應當向香港學習。
金庸：請問先生：在促進日港之間的關係上，我們兩地之間有什麼具體的工作可做？對於經濟方面的問題，我們談得很投機。其它方面也不妨談談。有一件小小的具體事情，如果日本和香港對於對方旅遊者互免簽證，或許有促進友誼，加強關係的好處。
池田：金庸先生對日港友好認真探討的一席話，是一番語重心長的話啊！對於互免簽證的問題，去年年底來日訪問的港督彭定康先生也言及於此，與先生您的意見完全一致。我也對此意念（idea）深表贊同。簽證也罷、護照也罷，在本世紀前半葉中曾成為特別令人討大厭的東西，與全球性時代格格不入。其次，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以"眺望未來"的觀點來看，不僅止於政治、經濟，還應該在文化、教育的方面結成多角的、多重的關係。難道不應作如是觀嗎？經濟方面等的建立關係，恰如先生您所指出的那樣，早已十分密切，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心與心的聯結"還未曾完成。軍事、經濟，其次是政治在表面上僅有交流，卻有界限。是到了推進民眾層面的文化、教育的交流，互相瞭解，建立信賴的關係的時候了。
金庸：領教了。
池田：前年，我曾出席在香港舉辦的以東京富士美術館收藏品為展品的"日本美術名寶展"。當時，參觀的許多來賓都異口同聲地說到："我們終於可以看到日本的'美麗之心'啦！"至今為止，還不曾存在日本已獲得中國或者香港人民信賴的歷史。當然，在一個工業化的社會裡，對日本的科學技術或者工業製品十分熟悉，然而對於深奧的文化卻未必瞭解。但是，這種日本也有"美麗之心"——的驚歎，不就是發自來賓的各位的嗎？然後，我們不就可以一點一點地縮短心的距離嗎？當然，這只是一個例子。但是如以遠大目光眺望時，文化的交流，還有教育的交流是關鍵之處，可通過這些活動來培養心靈的幼苗。我對此堅信不疑。再者，我認為，認真致力於這種"心的交流"，這就可以成為決定日本命運的巨大的要素。
中日關係首要問題
池田：正在進行"四個現代化"的中國，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我也曾往深圳等經濟特區進行實際考察，確認了現代化正在實現這一事實。在推行改革開放的中國，香港回歸後將擔起什麼樣的任務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歷史實驗的過程中，香港將佔據什麼樣的位置呢？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籌備委員會一員的金庸先生，有關此一問題的預見會有什麼想法，祈能多多賜教。
金庸："九七"後香港回去歸中國，成為中國大家族的成員，香港的一切問題，除了本身的地方性之外，都要和中國一起來考慮。
池田：當然，這是大前提。
金庸：一想到中國，立刻就出現"龐大"的概念。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面積，是香港的九千多倍；十二多億人口，是香港人的二百倍。我們投入這樣一個大家庭之中，真正是前程無限，什麼事情都可以做，什麼事業都有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對於一項精打細算、小眉小眼的香港人，真像是"小人國"的人物走進了"大人國"，豈僅是《紅樓夢》中的鄉下女人劉姥姥進入富麗豪華的大觀園而已。（笑）
池田：正如剛踏入主人的貴族大庭院時，舉目所見大吃一驚的情況，是這樣的比喻嗎？香港人不久之後就要成為中國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在這個立場上，今後特別重要的思考課題之一是中日關係。
金庸：日本和中國同文同種，由於過去交通不便，除了文化和宗教上的片面交流之外，相互關係中可一提的只是片面的侵略。中國以文化、文明交給日本，日本卻以倭刀和槍炮加諸中國。
池田：真是一針見血。這是令人恥於提起的"恩將仇報"的歷史。您在以黃土地為舞台而展開的大著《書劍恩仇錄》日文版出版之時，曾惠寄一文，內中論及俠士十分注重"大丈夫"之名譽，並得出極明快的結論：犯錯自然不是好事，但更不能原諒的是知錯不改或死不認錯，這是對名譽最大的損害……確是一語中的。正如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日本的執政者和學者之中，不乏想隱瞞掩蓋日本對中國曾有過的行為，這也是構成兩國關係不穩定，在未來潛有危機的障礙。
金庸：日本戰後經濟上的奇跡，有些外國學者作了研究之後，說是由於發揚了中國儒家的傳統。所謂儒家傳統，主要當是"群體觀念為先，個人利益居次"。東方社會重家庭和集體利益，往往可以克制自私自利的打算。
池田："克制自私自利打算"是與"犧牲和抑制個人的利益"表裡相承的。在日美貿易摩擦發生之際等情況下，日本因強調犧牲個人、集體優先而招致美國方面猛烈的炮轟式攻擊。但是我覺得，儒教思相恰似一方面講，並非現代主義者立場所指摘的完全是封建落後的，在儒家傳統中，其實有眾多寶貴的精神遺產。
金庸：這種發自內心的天然習性，西方人是學不來的。然而日本的成功引起了舉世的妨忌的排斥，美國汽車製造中心底特律城大街上放置幾輛日本汽車，任由路人拿起木棍、鐵棒，將之砸得稀爛，用以洩憤。日本不可能這樣長期獲得經濟上的大成功而不受到限制與報復。那麼日本的出路在哪裡呢？西歐國家結成了共同體的聯盟，有共同市場，將有共同的貨幣和經濟政策。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共市關係。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文萊、越南等國，也結成東南亞聯盟。諸國聯盟成為集團已是世界性的趨勢。
池田：正是如此，這種趨勢已愈來愈強。
金庸：這些同盟關係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貿易。從貿易上的密切關係，自然而然針發展政治上、文化上比較親密的關係，於是在國際之間，這個國家就不是孤零零地無親無故了。日本結盟的對象是誰？自然是中國。日本現在軍事上和美國結盟，依賴美國核子傘的保護。其實這種結盟是毫無意義的，除了使得日本人心理上覺得有個老大哥可以依靠、不致受人欺侮之外。其實誰會來欺侮它？俄羅斯本國問題叢生，自顧不暇。中國力求有一個長期和平的國際環境，以便埋頭建設，絕對無意向人挑釁動武。英國、法國更加不會東來生事，除非日本軍國主義者野心復萌，又想在東亞尋事生非，再次侵略別國。但日本發動侵略，美國未必會予支持。
池田：因此，日本還是選擇中國作為拍擋（Partner）比較合適。
金庸：對，中國儘管產施嚴格找計劃生育，但今後數十年內，全國人口不免會增至十三四億。平均每人每年只需要生產一美元，全國生產總值就增加了十三四億美元；一人增產十美元，全國生產總值就增加一百三四十億美元。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剛起步，每年以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到二十一世紀中期，勢必成為全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總生產值必定超過美國。雖然人均產值仍然不高，但以全國計算，那就驚人得很了。中國與日本如能在經濟上結成真誠的同盟，對兩國都有極大利益，對鞏固世界和平也有重大好處。以日本先進的技術能力和組織能力加上中國龐大的地域與人口，這樣一個同盟在世界事務中自然舉足輕重，以此維護世界和平，誰敢輕易冒險來破壞和平？對於這件事，日本固然求之不得，中國也會衷心願意。
池田：或許應以先一您的結論一樣的方向作為目標，而我是反對在經濟、軍事上帶有霸權的任何形式的結盟（bloc）。當然，日中之間的經濟協作應該更進一步密切和強化。同時，中國、日本和美國的相互信賴關係因為是亞太地區的根本問題，應當作為相互平等的良好合作關係的對手而存在。放眼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大局，我們可以發現，能夠一點一點去作出修正調整的選擇的，是均衡的感覺——而這，恰恰是日本最欠缺的方面。考慮日中關係時，日本也不要一味追隨美國的對華政策。在日中兩國未能恢復邦交時，就打算以這一論點作為"警鐘"來敲響。應當有這種善於均衡的感覺，否則，良好的合作關係只是"畫餅充飢"。
日本聰明中國不笨
金庸：基本的關鍵是，雙方必須衷心誠意地尋求平等互利，不可企圖得到便宜而犧牲對方。日本人很聰明，中國人也決計不笨。不論是誰上了一次當，吃了一次虧，不會再有第二次。如果大家勾心鬥角，只圖自私自利，這樣的同盟是結不成的，即使結成了，很快就會拆伙破裂。
池田：毋庸置言，只有"信賴關係"才是一切基礎。
金庸：法國和德國本是世仇，自拿破倫戰爭、普法戰爭，以至兩次世界在戰，多年血戰，兩國殺死對方的青年不計其數，但現在結成法德軸心，精誠團結，互相照顧，成為西歐共同體的柱石。中日雖然是世仇，多年疆場相見，但現在有了共同利益。只要日本不存侵略中國、控制中國之念，何嘗不可像德法同盟一樣，結成日中同盟。要中日同盟成為事實，中國方面要多發揮儒家仁義禮智信的精神，日本方面要多發揮日蓮正宗慈悲為懷、善心待人的願心。我這種想法，或許是願望多於現實的可能，請先生於此多所賜教。
中日聯盟與環太平洋文明
池田：不敢當，先生過謙了。對您的深刻的見解和銳利的歷史觀，我是深為折服的。曾在美中建立幫交的戲劇性折衝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辛格博士，在同我的對話中早就一再提起中國所具有的潛力和深厚的文化。現在，先生談到"中日聯盟"的有關前提問題，我也想就此稍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誠如先生所指出的，單憑口頭上講講，"和平的世界"是不可能一下子實現的。只有國與國有了協作，地域性統一的彙集，在這種一統化的延長上，才有可能使"世界一體化"。為了促成這個和平的"世界一體化"，要構成什麼樣的地域性合作呢？有必要考慮架構的問題。我也一直在思考這一問題，並也在與財經界找賢達們對談時進行討論。所以，以前我對於所謂的"環太平洋文明"的觀點就十分感興趣，這個觀點不單針對軍事、經濟，而且針對廣闊的文化展望。"環太平洋"地域包括東南亞、澳大利亞、南北美洲大陸諸國，當然還有日本、中國、南北韓等。有一種看法認為這個地域有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六十的人們生活於斯。當然，民族、文化、語言是多姿多彩的，也有尚未親切交流過的地方。但是，倘若能夠實現這種協作，的確會引發新的"世界文明"的可能性。我常常在想，為什麼不能將太平洋作為人類融洽的"實驗之海"呢？
金庸：這是一個偉大的設想。
池田：以前，康丁霍夫·卡列盧基博士同我談過EU（歐盟）產生的問題。博士說："現代是歐美文明從大西洋漸次向新的太平洋文明轉變的過渡期。"湯恩比博士也同樣談及太平洋文明的即將到來的預見。兩位博士都展望："在和平中開創太平洋洋文明"。創價學會第一代會長牧口先生，很早以前就重視太平洋地域的重要性。在其處女作《人生地理學》（1903年出版）中，就以淺顯明白的方法標出日本的位置是"太平洋大道第xx街"。眺望"和平的世界一統"，為此而展望"環太平洋地域的協作"。而且，日中兩國的關係所擔當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從這個意義而言，我認為日中兩國間的多角的協力關係相當重要，應該大力予以推進。總之，日本與中國雖然在"太平洋大道"的第XX街不同，號碼也不同，但總是十分鄰近的吧。
金庸：我也深以為然。在這件大工作中，希望香港能作為中國的先行。日本如能善意地加強與香港的經濟合作，當可增進中國的信心和善意，有可能邁向巨大的合作前程。池田：香港接受多樣性的文化，曾有摸索各民族（不同膚色）的"共生之道"的歷史，這不是生硬的觀念，而是實際經驗的豐富積累，能不能同香港人建立信賴的關係，這將是日本國際化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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