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正是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對於這個不單只香港本身，連全世界矚目的"歷史性日子"，究竟"香港的明天"該如何預測？
池田：所謂"相識滿天下，知音有幾人。"能與善於思想交流而求同存異的人對談，實在是幸福之至。我們可以這樣進行對話，或是早就"心有靈犀一點通。"這使我想起前蘇聯作家愛特·馬列托夫在同鄙人進行"鑄就大魂之詩"對談開始之際，曾說過這樣的話：……不知道當從何談起，更正確地說，這種對話不是剛剛開始，而是繼續而已。為什麼這樣說呢？在我們對話之前，也即是在我們相識之前，這種對話其實已經開始了。這同我們相見之前也一樣，如此相同的意義——以佛教的語言來說，正是"宿世之緣。"
金庸：我亦有同感，很多相識我倆之人都說，我們二人相貌十分相似，如說"我們倆是兄弟"，恐怕很多人都會相信吧！（笑）
池田：我十分喜歡世界各國的文學，年輕的時候曾立志當作家。所以能同金庸先生您進行對話，我感到分外的高興。何況，在香港即將回歸中國的歷史性時刻，我能與素有香港"良知的燈塔"的聲名的先生您對談，真是深感榮幸啊！此外，在我們計劃要進行這個對談的同時，日本出版界也在去年秋天開始進行《金庸武俠小說集》的翻譯和出版的工作。在中文世界極享盛譽的大作，日本的文學界卻曾經不聞不問或毫無所知，以至時至今日仍缺乏金庸先生筆下斑讕多姿態的文學世界，不能不令人遺憾。因而，這個翻譯工程令人大喜過望。
金庸：非常感謝，過獎，過獎。所謂香港"良知的燈塔"稱呼殊不敢當。我那些小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暫時沒有拙作的日譯事屬尋常，但也略覺遺憾。因而，對於此次的譯事當然感到十分欣喜。我很久以前已經拜讀過池田先生與湯恩比博士的對談集《二十一世紀的對話》，當時深受感動。今次有機會與先生您對談，對我而言乃是榮幸之至！池田：豈敢，豈敢。其時，湯恩比博士曾對我說過：要開拓人類的道路，就只有對話了。你還年輕，希望你今後繼續跟世界的知識分子對話。這是他給予我的遺言。蘇格拉底也是位重視"對話"的名人。其弟子柏拉圖也將與師傅的對話寫成"對話篇"。我們信奉的日蓮大聖人，他也留下了對話形式的著作。如果是些深奧難解的論文，人們不會想去讀它，它只會變成孤芳自賞。從這點看來，對話形式是較易讀和有普及性的。而且，留下的"精神性的對話"是永遠的。我與湯恩比博士對談時，剛好報章正大大地報道某國的首腦階層會談的記事。湯恩比博士嚴肅地跟我說，那此政治層而後說話只不過是短暫的東西，而我們二人真實的對話，才是能留於後世之物。金庸：池田先生一直以來都在跟世界著名人士對話。而我所尊重的政治家戈爾巴喬夫也是其中一人。還有，中國已故的敦煌研究家常書鴻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學者與藝術家。繼這些人之後，我能與池田先生對話，實在幸甚。
池田：真是愧不敢當。其實是我應向金庸先生學習才對呀！
金庸：先生您說"對話很重要"，我也深有同感。中國的孔子留給後世的《論語》，就是他的弟子們以對話形式寫成的。
池田：正如您所說的。
金庸：池田先生與我都是佛學研究者，其這釋尊也是以對話的形式而留下佛法的教導。佛典裡有"如是我聞"，就是弟子將釋尊的說話記下來的。《法華經》裡也記述了釋尊在什麼地方，跟誰說了什麼的法。可以說是一本"對話的記錄"。
池田：先生的博學多才我早有所聞，在此再次深表敬意。
金庸：我雖然跟過去與會長對談過的世界知名人士不是同一個水平，但我高興盡我的所能與會長對話。我和池田先生是屬於同代人（按：金庸先生生於1924年，池田先生生於1928年），我比池田先生虛長四歲。"虛長"是中國人禮貌性的傳統說法，表示年紀雖然大了四歲，然而並沒有在這多增的四年中有什麼進益和成就，等於是白活了歲月，所以是"虛"的。我們中國江南人的土話，則是說"年紀活在狗身上了"。
池田：您太過謙虛了。因而使我深感金庸先生的"大人之風"。您高壽七十二，七十之華誕，日本亦稱為"古稀"（"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值得額手祝賀的。在您的七十二年的人生中，確實留下了"古來稀"的腳印。"有中國人之處，必有金庸之作"，先生享有如此盛譽，足見您當之無愧是中國文學的巨匠，是處於亞洲巔峰的文豪。而且您又是世界的"繁榮與和平之港"的香港輿論界的旗和，正是名副其實的"筆的戰士"。您在去年的創價大學的演講中（1996年4月），分析人世的價值，曾援引《春秋·左傳》的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謂三不朽。"進而，您又論述了："（人）能樹立崇高的道德規範，成為普遍的榜樣，以至改進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那是不朽的精神的價值。"只有先生您所構建過的眾多精神之價值才真正是屬於"不朽"的。
金庸：我欽仰池田先生，不僅是因為您在許多著作中發表了精到的見解，對世界和平孜孜不懈的努力，不僅因為您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精神大團體的領補袖，更因為您對真理的勇氣，不屈於人多勢眾的懷有偏見的輿論勢力。我寫的小說，主角總是一位或幾位英雄，而英雄的主要品質是勇氣，不但是肉體上的勇氣，更重要的是"道德的勇氣"。先生也具有這樣勇氣。池田：謝謝先生對我的激勵之言。至今為止，我和二十位以上的有識之士進行過談，但其中是文學家的卻不多。所以能跟金庸先生對談，我感到分外的高興。在經常與西方的文化人對談之餘，我想與金庸先生的對話，將會成為一種更巨大的歷史吧。在閒談中發揮創見，悠然樂而不疲。今後還會有多次的對談，只有先生的身體安康才會有充滿青春活力的對談，這也是為了香港，為了中國和為了世界。
金庸：二十年後依然不變，希望這樣的對話能繼續下去而我堅信，二十年後的世界，一定會比現在變得更為美好。
池田：遵命，遵命。我們就以此為約。而且，讓我們為了培育這棵世間之寶的"友情之樹"長得更茂盛而努力吧。
香港明天會更好
池田：1997年7月1日，這個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正快步向我們走來。不僅僅是香港的各位朋友關注這個日子的到來，這也是全世界為之矚目的"歷史之日"。
金庸：我亦與先生同感。
池田：對中國充滿著元限熱愛的湯恩比博士曾經說過："中國之於世界，已經從世界的東半球擴展到全世界了。"他對於中國，不僅期待她肩負著不單止亞洲。而且是整個世界的未來的使命，這個期待又是多麼的深沉。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有著很大的機遇，其中的一個關鍵之所在就是臨時香港。也可以說，正如同身體中的心臟部分，而亞洲的心臟就是香港。香港的將來，不但關係到亞洲，而且關係到"世界的將來"因此，其所引起的關注特別大。確實，有一部分人抱著香港歸還中國之後將會出現混亂的預設想法。但是，我自己從前曾數度訪港，對香港有耳濡目染的實際觀察，我認為香港人具有無窮的旺盛活力。
金庸：池田先生對香港懷有極大的善意和關懷，令人感動。這種好意，在您於1988年寫於香港半島酒店的一首詩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其中一節是：
我的思念
無論何時何地，
都不曾離開過香港
因為
我一直堅信
這裡正是亞洲幸福的光源
是世界和平的港口
懷著重要使命的天地。
池田：不敢當，先生過譽了。在不幸的命運的去配下，儘管經歷了時代的驚濤駭浪，在這樣的艱難的旅途中，香港卻創造了"奇跡"。在這個"繁榮之港"的熱氣騰騰之中，認置身其中，也會為之發出驚歎。"百聞不如一見"，只要去看看銅鑼灣那熱鬧的盛況、摩肩接踵的旺角街市，就可明白此言不虛。具有在逆境中反敗為勝的勇氣，對於任何困難都能靈七地對付，使自己的能力盡可能得以發揮的智慧。可以說，踏實地的"人的活力"，這就是香港之寶。只要不失此寶，香港就得以無限的發展和成長，那是不爭的事實。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事發生，香港人都會積極地面向未來，面對著自己已知和未知的處境，將自己的能量發揮出來，以對付各種挑戰吧！我對香港人明天會更好充滿著信心。香港人對於"香港的明天"抱有什麼預見呢？請先生指教。
金庸：正如池田先生提到：日本傳媒散播一種論調，認為香港回歸中國後人心不安，將引起混亂。池田先生對此不以為然，您對香港人明天會更好充滿了信心，我也來談談對"香港的明天"的看法。
池田：請賜教。
金庸：未來情況是很難預測的，無論如可應以大量的事實作為根據。任何預測總不免是假設與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準確。我在報刊上撰寫政論，歷時三十餘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預測"，常常公開對未來事情的發展提出明確而肯定的判斷：這件事將來一定如何如何，絕對不可能有同的發展。
池田：正因為先生您是這樣的一位言論大家，才有此洞見。
金庸：謝謝您的鼓勵，幸運得很，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業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
歷盡苦難能成器
池田：為了讓日本世的讀者也能瞭解，切望能舉出犖犖大端之一，向我們作個介紹。
金庸：其實重要的預見也並不多。我在"文革"開始不太久之後，就推斷將來毛澤東定會整肅林彪，寫了社論《自來皇帝不喜太子》；又推測在毛澤東去世後，江青很快就會被逮捕甚至被處死，文章題目為《不知往哪兒躲》，說江青目前權勢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但毛澤東一旦逝世，江青就"不知往哪躲"了，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當年中國對越南交戰，我曾預測中國佔領若乾土地、對越南當局給予教訓後必定撤退，對於進軍到何地為止，何時撤兵，都有大膽預測，結果幸而言中。對於香港的前途，我比較重要的一個推測（在1981年2月26日的《明報》社評中發表），是中國當局會決定收回香港，大概會在收回的日期之前十五年左右正式宣佈，同時並宣佈香港現狀今後不變。事實是，中國政府的確於1982年宣佈，定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恰好是相隔十五年。這些我決不敢自負，只是運氣好，恰好碰中了而已。
池田：實際上在1982年決定了香港的歸還祖國，全部與金庸先生的預見所證實，令人欽佩。能對狀況作出正確的判斷。想來沒有什麼比先生自身的"歷經困難時代的經驗"更重要的吧！先生以前會見中國共產黨江澤民總書記時，江總書記曾說過："我們年紀都差不多，也都是抗戰勝利前後，和解放以前上大學的，都經受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險和困苦。"
金庸：嗯，這次會談的情況曾刊載在《明報月刊》上。
池田："都經受過民族與國家的艱危和困苦"——因此，鍛就了洞見未來的火眼金睛。回顧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辛勤地建立新國家的，就是被稱為"維親元勳"們，在許多時候，他們都能正確地對狀況作出判斷。我對於所有的戰爭都是絕對反對的。在日俄戰爭時，日本的政府領導人並未曾抱能戰勝大國俄羅斯的夢想。由當初發的考慮"怎樣結束戰爭"，到"何時，以什麼樣辦法結束呢？""請哪一位來斡旋取得和平呢？"等等細緻而又冷靜地思考。然而輿論卻是甚囂塵上的"主戰論"、"積極論"，更指責政府為"無能"、"軟弱"。那種冷靜透徹的現實判斷，也只有經歷過產生幕末、維新的生死存亡的夾縫才有可能。也即是受過十分的苦難、刻骨銘心方知現實，所以，才可以對事情作出正確的判斷。
金庸：說得對。我也同池田先生有一樣的感受。
池田：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那些出類拔萃的先賢能相繼凋零之後，日本就開始頭腦發熱燮羞"夜郎自大"般的狂妄。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等，激侖矛盾，使中斬反日、排日運動一夜之間迅速高漲，正是這種不自量力的"夜郎自大"的典型。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驅使人民迷信毫無展望的"總有一天神風勁吹"等與現實相脫離的國家指導來相比，真不能想像他們與維新的領袖們為同一個國家的指導者。人，尤其是領導人，最重要的是要親歷苦難。金庸先生與我都愛好的作家吉川英治曾說過："歷盡苦難方能成器。"這實在是一句至言（真理）。尤其是年輕的人，我想將此句至言贈送他們作為座右銘。只有吃得苦中苦，才可以磨煉他們匠人格和見識，才能鍛煉他們的人格和見識，才能鍛煉和培養他們具有正確判斷現實、富有遠見的眼力。不管是國家、社會還是團體，只有在真正經歷苦難磨煉的一工人中才能找出舵手，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是聽到金庸先生剛才所說才有感而發的。
金庸：哪裡、哪裡。預測香港的前途並不太難，因為主要的根據是中國領導當局的決策，而決策的內容與各種因素並無機密，基本上是可以瞭解的。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
池田：歷史是最好的見證啊！
中國人是有脊樑的
金庸：英國經過鴉片戰爭而割占香港，是西方帝國主義者侵略中斬首舉，任何中國人在談論國事、關心民族前途之時，無不為之痛心疾首，認為是奇恥辱。只因為後期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更加直接而急遽，中國人才將抗敵禦侮的目標，從英國轉成為日本。但愛國人士提到雅片戰爭和香港，無不痛心疾首。池田：先生真是明察之至。想來是背負著漫長的歷史，以此引以自豪的民族才會這樣。日本的"攘夷論"，據聞也正是在對殖民地被支配的背景下才出現的。只有踏足於被外國人侵略的國士時，背負慟哭的痛史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滋味。金庸：記得我在小學唸書時，歷史老是講述帝國主義欺壓中國的凶暴。講到鴉片戰爭，中國當局中如何糊塗無能，無數兵將英勇抗敵，但槍炮、軍艦不及英國以致慘遭殺害，他情緒激動，突然掩面痛哭。我和小同學們大家跟著他哭泣。這件事在我心中永遠不忘。我們這一代的中國人（長期在香港居住的人例外）對於"收回香港"，自然瓜在是"天經地義"，"即使要我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絕對不需要考慮"。
池田：這使我想起文學家魯迅先生當年在日本仙台的醫科學校留學時的故事。魯迅在學校中看到放映日俄戰爭時的幻燈片，有一個中國人無緣無故地被日本軍人處以死刑。被虐待的是中國人，驕橫跋扈的是日本人。頓時，魯迅感到無限屈辱和悲憤——那無疑是所有中國人的想法。讀到記錄，金庸稱生在同江澤民總書記會談時，江總書記也談到魯迅的這些話：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絕對不會屈服，從苦難挺起，勇敢地前進。
金庸：江澤民先生是引用了魯迅這句話最後的部分，強調"中國人是有脊樑的"。因此一說到"民族大義"，一般中國人對於收回香港一事決無第二種意見，但考慮到"利於國家"的實際問題，事情就不是這樣簡單了。
池田：說得是。
金庸：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曾利用香港作為收集捐款和接濟物資的所在。不少重要人物通過香港以逃避敵人的追捕而進入內地，香港曾成為抗日宣傳、反國民黨宣傳的基地，許多宣傳品、出版物在香港印刷而進入內地。在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派遣志願軍支援北朝鮮，和以美軍為首的十四個國家聯軍血戰數年，長期僵持。當時中國受到聯合國的封鎖禁運，軍隊所需的許多通信器材、醫藥用品等等依賴從香港走私輸入，對於"抗美援朝"之戰起了很大作用。後來中共與蘇聯交惡，戰爭如箭在弦，一觸即發，香港對於中國的戰略上又具極大重要性了。中蘇如果說爆發大戰，上海、天津、大連、寧波、廈門、湛江等等港口必遭轟炸破壞，所有依靠外來支援的物資全部無法運入。香港由英國統治，是中立港，蘇聯海空軍不能攻擊香港。中國就保持了一條寶貴的通道。
周恩來矯正"文革"的香港政策
池田：請繼續發表高見。許多日本人對於中國與香港的歷史關係不甚瞭解。
金庸："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進行改革開放，致力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香港有充分的經濟建設的先進經驗，有先進的管理技術和大批工商業人才。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交通與運輸中心，香港的企業和全世界重要企業都有密切聯繫和長期交往。香港人帶頭在中國大陸各地大量投資，進行基本建設還引進大量海外華僑和外國資金，投資於中國的工商業。中國在實施改革開放後數年內，經濟進步神速，超越了世界任何地區。
池田：可謂是"奇跡"般的發展，如以同是社會主義的大國而言，中國的發展與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經濟的混亂、迷失方向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金庸：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積極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地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
池田：對此我十分理解。這裡有一個部題想請教先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帶給香港什麼樣的影響呢？
金庸：在"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濕期限間的1967年，香港的中國方面的領導人受到極左思想與政策的影響，發動"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在工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性循環劣。竟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
池田：一直關注"人民的安穩與幸福"，是周恩來的領導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自己也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連生命也有危險，但是周總理不顧自身的安然，從狂亂中保護了鄧小平等許多人。我曾拜會過周總理（1974年12月），那時正是暴戾的"四人幫"橫行之際，他將九億人民安然繫於自己一身，如大樹獨立中天一樣。周總理是令人懷念不盡的偉人。請談談現在香港的英國領導人。
彭定康的歐美式民主化方案
金庸：池田先生談起"領導者的風範"，我也來談一點淺見。1992年間，英國派遣前保守黨主席彭定康（ChrisPatten)先生來香港任總督。過去的幾任總督如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等，都有長期的中國經驗或是擔任過駐中國的外交官。他們能直接閱讀中文書報，甚至流利地說中國話。但這位新任港督不但對中國所知極少，對香港事務也全然陌生，不瞭解中國的歷史文化，不明白中國人的心態和行為方式，卻突然提出一些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
池田：聽說不止是關係香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挑起國際性論議的問題。
金庸：這些方案的內容，完全違反中國與英國過往達成的協議，以致引起軒然大波，造成了劇烈的政治動盪。中方以毫不客氣的言詞批評和指責他的行動，中方高級官員拒絕和他見面。中英雙方過去長期以來和諧相處的傳統在短時期內突然改觀。我和彭定康先生在倫敦和香港都曾會晤過。由於大家都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校友，我曾向他奶切進言，希望他放棄他的政治改革方案。我直率地對他說：這些方案不符合中國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現實，所以是行不通的。即使他堅持己見，一定要推行，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就會給中國全部取消推翻，所以不但對中國和香港不利，也會對英國、保守黨和他本人不利。
池田：但是彭定康先生完全不能接受罷？
金庸：他不相信中國會推翻已成為既成事實的香港政治制度，認為一種比較民主的制度在香港推行之後，會得到多數香港人的喜愛和支持，就成為傳統。將來中國接管香港之後，不可能違反香港民意而取消這種制度。他似乎認為中國與香港的政治局勢和英國是一樣的，政府和政治領袖必須服從民眾的大多數意見，不可能違反民意，否則便會垮臺，於是便滿懷信心的推行他的政治改革方案。他當然明白共產黨的施政方式和英國這種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不同，但他長期在英國的政治氛圍中生活與活動，"依賴民意"便和飲威士忌酒、吃牛排一樣，是他生活中不必思索的一部分。其實，這種直覺的政治信念用在香港是大錯而特錯了。他完全不瞭解，馬列主義者確信，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謂"民意"，全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例如報紙、電視、電台、廣播、雜誌、政治領袖、政治家、文人、花錢買來的廣告等等）製造出來的，根本不是人民群眾的真正意見，所以不足重視。
池田：我對于先生所言極以為是。在日本保，也有人認為（英國）是："有將歐美式的民主主義作為'大義'（應遵守之原則、模式）來把支配殖民地正當化的宗主國意識。"殖民地主義曾在第三世界裡留下深深的傷痕，難道不應對此有所敏感嗎？這種看法是存在的。
金庸：英國在香港施行殖民地統治，港督是獨裁者，有決定一切的大權，從來不需要聽取什麼民意。在香港，一百五十年來也從來沒有什麼民主制度。加之，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共產政權這幾年中紛紛崩塌。這也使英國的政客們心中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中國的共產黨政權也會在西方國家民主的壓力下垮臺，即使不垮臺，至少也會作出讓步。這些認識和估計全然錯誤。我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九日及二十日在《明報》上分別發表了兩篇社評，概括地指出了香港和各種實際情況。那是冷靜的敘述事實，不包括自己好惡和是非判斷，只是說："事實是這樣，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這是必須面對的事實。"我就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古巴的現實與霍桑·馬爾迪的思想
池田：確如所言，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國家，傳統、國民性、社會現狀也錯綜有別。政治體制也好，社會規則也好，但總有這種況出現，譬如在某國被作為正義或常識所認可的東西，在另一個國家可能被視為完全相反的東西。那是完全沒有考慮到人家（別國）的國情，這種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想法是要不得的。去年六月，我初訪古巴，會見了國家領袖卡斯特羅。此行是一個令我不斷思考的旅行，我謹舉出其中的一點來談談。眾所周知，美國將社會議國家的古巴視為"喉中刺"、"眼中釘"。但是，社會主義也不是一句話就可以說得清的。在古巴的"精神之父"霍桑·馬爾迪的思想中，也不是那麼簡單地構思（詮釋）社會主義的，而是將之賦於更廣義的"自由"之意義。然而，古巴有過所謂巴的斯達政府"掛著革命政權招牌的腐敗墮落"，這種痛苦的經驗令古巴人難忘。針對於此，卡斯特羅政府曾驕傲地自誇廉潔清貧，是"沒有前蘇聯時代的特權階層的社會主義政權"。如果無視這種非如此做就不行的古巴之特徵和特質，而僅僅因此宣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對之封殺，採取敵對、敵視的態度，對這種做法，我是有所保留的。
金庸：我充分理解您的看法。
池田：歷史上，美國總是過於自信（什麼事都得由自己人來做），總之有一種動輒就要敵我分明的傾向，那是素來重視自主獨立的美國人國民性的一點表現吧……例如，美國對古巴強化實行經濟制裁，最近又通過了《赫爾姆斯·勃頓法》。因為古巴政府曾沒收那些從古巴亡命美國的古巴人的土地而作為國有。另一方面，古巴實行經濟開放後，外國資歷本源源不斷進入古巴。此"法"就是針對那些租借古巴土地及買下那些土地的外國公司，禁止他們的公司在美國營業，也不發給他們的職員入境美國的簽證。在伸張民主主義正義的同時，如果以更廣闊的多視角的人生哲學來看，這種敵意反倒是因為不信任的根扎得太深的緣故。對那些一味強調"這不容置疑是正確的"的論點，坦率而言，我是非常懷疑的。關於古巴的問題，對於歐洲諸國也好，美國也好，都是十分嚴峻的問題。歸根結底，這個雖然只有一千萬人口的島國，卻敢與全世界的超級大國美國分庭抗禮，四十四年間從不屈服，而且至今猶然。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中南美洲諸國的民眾對美國正暗暗反感，反而對古巴漸抱同情。當作如是觀。話扯得遠了，請原諒。
外國傳媒的"預測"與"偏見"
金庸：這是語重心長之話！西方國家對於中國收回香港，是充滿敵意和反感的，不但是英國，而且更有美國、西歐、澳洲、加拿大等等。不但是政府當局，更有傳播媒介、報章、雜誌，新聞記者、編輯、作家……。他們認為一個自由的城市淪入了共產主義者之手，是民主的悲劇，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悲劇。於是一切報道和預測，都根據於他們的價值判斷和情緒、偏見。日本的傳媒也並無例外，他們不來作實地考察，而憑著自己主觀的意願而寫作，於是強調"九七"之後香港必會混亂，人心動盪而痛苦。
池田：適如您所指出的，這是揮之不去的"預測"和"偏見"，或許正如"隔岸觀火"。
金庸：人心動盪是有理由的，信心不足，那也不錯。至於"97之後必定混亂"，那就不見得會是事實。"97"還沒有到，大家都只是推測。我是憑著對香港的充分瞭解，對中國政詒的瞭解而作出這樣的判斷。先生是憑著對香港人的瞭解，對香港的厚愛而作出這樣的判斷。池田：我不止對於香港，甚至對中國的將來，基本上是抱著一種樂觀主久來展望的。在紀念甘地的演講中（1992年2月），我曾引用聖雄甘地所說的話：我是一個從不認輸的樂觀主義者。我的樂觀主義是發揮非暴力的個人能力以及無限的可能性的信念。活在對人的絕對信賴中，發出強大生命力靈魂的音響，這是何等感人的話，這種樂觀主義不是建基於萬事俱備的客觀條件上，從而一目瞭然地簡單分析現狀的預測而盲目樂觀，恰恰是在不可想像的惡劣環境中怎麼也不願放手，具有金剛般信念意味的語言。進而言之，那也不可以主觀的原因來斷言。客觀地來看，香港具有那種歐美式民主主義的標準所無法估量的生命力（vitality），我覺得它與中國本土更為相似。只要懷著所謂樂觀主義這份"內心的財寶"，相信一定會有出路的，絕對不會找不到突破口的。何況香港的回歸中國充滿著機會，我想到在這裡將演出壯闊的史詩一般的大戲吧！一定要相信，香港必定會有光輝燦爛的未來。金庸：謝謝！"香港明天會更好"這句話中充滿了樂觀和信心。凡是瞭解到香港人的能力、活力和積極努力精神之人，都會認同這種樂觀的看法。但如果我們盡量實際而平實一點，那至少可以這樣相信：長期來說，97之後的香港一定會比今天更好；在短期的數年之中，就算不是更好，也當不會比今天更壞。
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的原因
池田：金庸先生曾擔任制定歸還中國後的香港社會體制《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曾對此制訂工作盡過許多努力。同時，也聽說《基本法》的政治架構（體制）多少是基于先生您所提出的方案。在決定香港歸還中國之後，此一消息傳到香港，曾使投資者感到恐慌，市民焦慮不安，不少人都以為末日將至。金庸先生您所提出建議卻是：以香港市民的生活不變為第一保證，同時又要顧及中國政府的立場和體面，保證實際上的確對中國有利。這種顧及雙方的安排是很不容易的。但別無其他良策。肩負此一重任，竊想當是勞心勞體，勞苦功高也。在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您在哪些方面曾煞費苦心？哪些時候最為操心？希望能在回答這個問題上為後人提供珍貴的歷史證言，請不吝賜教。
金庸：1984年，當中國方面最初邀請我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時，我就很躊躇。那時我是香港《明報》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全面負責報紙的行政和編輯工作，又親自撰寫社評，如果我參加《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擺明了和中國當局站立於同一條陣線，不免有損《明報》作為一份獨立報紙的形象。但後來考慮到，我隻身南來，赤手空拳，一無所有，終於在香港成家立業，建立事來與名譽，有了一個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這一切雖有自己辛勤努力，但全是出於香港這一環境之所賜。
池田：不能對"第二故鄉"的香港現狀熟視無睹、置之不理吧……
金庸：是的，目前香港正面臨重大困難。它的前途是否光明順利，在很大程度上與《基本法》之如何制定有關。我充分瞭解香港的一切，同時我在大學裡是學法律的，對國際法相當熟悉。我在香港有成千成萬讀者、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苦樂憂喜我不能不深切關懷。何況其他參加起草委員會的，大部分是香港的知名人物，是社會上眾所尊敬的人士，大家都是有了名譽、地位、財富、事業的，參加這委員會純粹是貢獻而不是尋求什麼利益。
池田：知恩圖報，此乃人間正道。佛法中也有"眾生之恩"的說法，您對於這種人間正道所抱持的重視，是一咱令人肅然起敬的美好心靈。在描寫金庸先生的日常生活的文章中，曾有這樣的敘述：金庸常常施恩於人，卻不期待人家回報。可是，"不能忘恩負義！"那些受過金庸恩惠的人，每當向他表示出自內心的感激之時，他的臉上會露出喜悅的神色。先生的人格，從這些文字描寫中可略見一斑。而且，主要是出於"報答香港人"的動機。香港給予我的實在太多……，只覺得我比別人所得為多，而回報不足。這一次有機會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事……。這是金庸先生您自己的話，正是在這個信念下您全力以赴地踐行自己的諾言。我每次去中國訪問，總想對"恩人之國"盡自己的崇敬之禮。日本的接受佛法，幾乎是全部從中國，然後是朝鮮半島學來的。作為一個日本人，真想對有大恩之國盡力報答，這個想法是天經地義的。報恩之心乃人間值得稱道之事，與之相反的是"背叛"和"忘恩負義"。不管以什麼樣的借口來辯白，作為一個人，忘恩負義的背叛乃是罪不可逭、是恥辱之至，不可憐憫寬恕之事。"背叛是比犯罪更大的犯罪。"這是您也熟知的戈爾巴喬夫先生好幾次都談到的。我亦甚有同感。可以說，"恩"是現代社會中所失落的價值觀中最大的一個吧！從這個意義而言，金庸先生的這些話，不啻是對現代人中的傲慢無知敲起警鐘。此外，在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先生是怎樣同中國的領導人切磋商量，進行周到的準備的工作呢？
賦詩四首記感想
金庸：許多說我好話的文章，有些是出於友誼，有些是過甚其詞不達意，我本人其實遠遠沒有那麼好。1993年3月，我接受邀請，到北京會見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先生，後來寫了一篇文章記述這次會見，題目是《北國初春有所思》，其中錄了四首詩，記述參加起草《基本法》的經過與感情。下面四首詩，簡短敘述了參加起草《基本法》的心情及其過程，一併在此向您請教：
《參草有感》四首
南來白手少年行，立業香港樂太平。旦夕毀譽何足道，百年成敗事非輕。聆君國士宣精闢，策我庸駑竭愚誠。風雨同舟當協力，敢辭犯難惜微名？
京深滇閩涉關山，句酌字斟愧拙艱。五載商略添白髮，千里相從減朱顏。論政對酒常憂國，語笑布棋偶偷閒。錢費包張俱逝謝，手撫成法淚潸潸。
法無定法法治難，夕改朝令累卵危。一字千金籌善法，三番四復問良規。難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條條奠固基。叫號長街燒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躍狂衝收險灘，功成一蹴古來難。任重道遠乾坤大，循序漸進天地寬。當念萬家系苦樂，忍令百姓耐饑寒？譁眾取寵渾閒事，中夜撫心可自安？
這幾首詩以中國文人傳統的標準來看，詩的本身實在不夠好，但說出了當時的心情。
池田：非常令人感動。（領導人）應"當念萬家系苦樂，忍令百姓耐饑寒？"這樣的詩句，使我感慨萬分。外人對自己怎麼批評都可以，但為了人民而盡力——心繫萬眾，金庸先生的這種真情在這裡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金庸：這兩句詩，是指為基本法佈局的中央領導人，以及我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時時以香港廣大居民的福利為念。
池田：正如您所熟知的大乘佛教中將"菩薩行"作為最重要的教義。通過菩薩之心可以看到寬闊、深情的心胸。向著香港、台灣、中國（內地），然後是亞洲、世界，常常想著普天下的民眾，並付諸行動。對於踐行菩薩行的奮鬥精神的金庸先生，我真想表達敬重之心。
金庸：先生的好意溫暖著我的心。事實上是殊不敢當。、香港《基本法》的內容根據於三大要旨：一、中英雙方的協議，也即中國明白宣示的目標與政策；二、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與優點；三、保障香港人的幸福與一貫的生活方式。
平心靜氣坐下來談
池田：先生曾在《明報月刊》中談到香港回歸中國時說過這樣的話：主張急進也罷，主張穩健也罷，如果真的為中國、為香港、為香港人，為他們謀幸福而出發，意見不同等問題不大，可以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討論，交換意見，沒有必要變得像仇人般的互相敵對。一切應以為人民謀幸福出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我是青年，曾讀過日本哲學家三木清的《人生論筆記》一書。書中曾有一段話令我難以忘卻：打開倫理的書來看一下吧！你們諸位會很容易找到毫不談論幸福問題的書籍吧！（中略）抹殺幸福的倫理，乍看起來是如何了不起的倫理也好，其內涵也不外是虛無主義而已。這一節是很難忘的。人究竟為什麼而活著呢？是為了幸福。無論是宗教、政治、經濟，都是為實現人的幸福的"手段"而已。但是，所謂"幸福"的根本目的，卻常常意外地被忘卻，為此，在成為"手段"的宗教、政治和經濟中，反過來束縛了人。真是意外地顛倒了主次。因此我們應該重新回到先生您所說的"為人們謀幸福"的原點去再出發，想來這也是現代人所面對的中心的課題。起草《基本法》的工作經歷了五年的歲月，但是，那可是無論鉅細都難的事業啊！這也是"好事多磨"。
金庸：《基本法》的起草過程相當繁複，前後約歷五年之久，委員會下設五個組，每個小組各有兩名負責人，負責主持會議。我被任命為"政治體制小組"的負責人（港方），另一位負責人是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蕭蔚雲教授（中方）。蕭教授曾留學蘇聯，法學淵深，著作甚多，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修訂工作，是中國地位很高的法學專家。他為人和藹，思想開明。
池田：雖是同胞，但各有不同的立場和經歷，在溝通時當有一番周折吧？
金庸：我和他有時有不同意見，可以坦率地討論或辯論。有一次在許多香港記者面前，我們對於中國內地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問題，作了相當激烈的辯論。他很客氣地表示讓步，我心中感激，自責態度不好。從此之後，我們二人結成了好友。關於我的小說在內地的版權問題，蕭教授曾介紹他做律師的學生協助處理。
池田：正因為金庸先生與蕭教授意氣相投，以你們二人為核心來領導，才使政制小組的論議得以順利進展。
金庸：我們這個小組負責起草將來特區的政治體制，內容重要，而爭議也極多。我們大致上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的協議規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問題集中在行政長官以及立法會的選舉方式。我和蕭教授以及其他大部分小組成員（包括雷潔瓊大姐、張友漁老先生、李後先生、魯平先生、我的同族叔祖父查濟民先生、端木正教授、項淳一先生、許崇德教授、李福善大法官、黃保欣立法議員、譚惠珠立法議員、廖瑤珠女士、鄭偉榮先生等幾位）都主張和現行的政制心意一保持一致，不多作多改變。但李柱銘用大律師（Q.C.是英國、香港資深大律師的一項高級頭銜）和司徒華先生（香港教師協會主席）兩位要求進行急劇的民主大改革，在特區成立後立即實施一人一票的分區直接選舉，並在特區成立前以全民投票普選方式先行選出行長官。他們兩人在會中是少數，但意見堅持不讓，經常和其他小組成員發生激烈爭辯，同時得到香港傳達室播媒介和青年、學生的支持，時時施行群眾性的壓力，例如遊行示威、發動群眾簽名冊名、公開焚燒《基本法》草案、到《明報》大廈前焚燒《明報》表示抗議等等。
正確汲取民意並不容易
池田：不久前，董建華先生剛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屆行政長官司，日本的電視新聞也報道了這個選舉過程。我因此也瞭解到，要不要舉行普選曾成為爭論的焦點。正確地汲取民意，並非一件易事。的確，民主主義的普選手法被視為發主主義的根本，一步錯了就很可又紅又專重蹈所謂"雅典的民主主義殺死了蘇格拉底"的愚民政治理的覆轍。相反，盧梭曾喟歎："發眾在選舉中是主人，選舉以後則是奴隸。"在這狀態裡，政治會與發意脫節，使得民眾漸漸地離開政治吧！這是進退維谷的境地，可知您的用心良苦。
金庸：在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最艱巨的是關於將來手區行政長官司和立法會議員的的選舉方式。香港激進人士的所謂"民主派"強烈要求"九七"後，行政長官司和立法議員全部立即由普及的"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我和小組的在部分草委都認為這般過分急進，是行不通的。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到等西方主要民主國家，行政長官司都不是通過直接選舉產生，而國會通常分為參眾兩院或上下議院，每個選民的投票權也不是絕對平均的，都照顧到社會上特殊階層的傳統利益。
池田：在此之間，政制小組內部的歧見也產生了吧？
金庸：當時我在理論上和"民主派"的學者、宣傳家仍展開激辯。對方不顧事實，一味高呼口號，要"一人一票直選"。其實，一人一票的分區直選，未必就是最公平最民主的方式。日本最近的國會選舉，就改變舊制而分為兩部分。五百名議員中，三百名由分區直選產生，二百名由政黨比例產生，每名選民都投兩票，成為"一人兩票"。日本的首相並不是由人民直選產生，而是由眾院的多數留底員間接選出，英、德、澳、加等都是如此。香港的青年們受到了宣傳鼓動，不冷靜地瞭解事實，不考慮具體情況，一味認為"凡是和中國當局看法一致的，就是親共、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池田：對於您的深思熟慮我深表理解，我覺得金庸先生是以政治的安定作為首要優先來考慮的。
金庸：後來港督彭定康先生提出政制改革，將原來"功能組別選舉"改為變相的"一人一票直選"。那是不符《基本法》規定的，也違反中英兩國已成立的協議，中方絕對不接受，決定在九七之後取消作廢。結果真是取消了。彭定康先生公開宣佈的預測全部錯誤，而我的預測卻實現了。
池田：離舉世矚目的香港回歸之日尚有半年，我再三地祈祝香港順利過渡，同時也堅信，香港人一定會在歷史潮流中取得繼往開來的大成功。關於"九七問題"所孕育的歷史意義，還有許多可以暢談的的問題，想來還有機會繼續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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