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我們當年在北京讀書的一幫子小老鄉中，應天明比我要低一屆，他是一九七八年夏天考進中央戲劇學院的，現在想起來，我們那時候都未免過於風發昂揚，也過於自以為是，總有點「天下大任捨我其誰」的味道，激情多於思考，浪漫多於現實，稍不留神又會陷於現代派和傳統派的夾檔之中，左右不能逢源，弄得焦頭爛額，苦惱重重。與如今這些更加年輕更加瀟灑的大學生比起來，反顯得我們要幼稚和迂腐得多。總之，那時候我們實在是屬於責任心太重的一群人，遇事便總不能想得很開，總是為自己設置陷坑而後又鑽進去掙扎。我們活得似乎有點太累。
一九七九年，我在校團委文化部和系學生會當幹部，負責一些文藝演出啦、電影啦、黑板報啦、講座啦之類的事情、那時候我精力充沛，樂於為公眾服務，樂於出頭露面顯示自己的辦事才能。我甚至會為了公平合理地分發一把電影票子，在男女宿舍樓裡跑上跑下，跑出一身大汗而覺得無比快樂。如今我可是再沒有那樣的熱情了，反覺得出頭露面會使我痛苦，倒是龜縮在家裡讀點什麼寫點什麼才安逸。那一年跑腿辦事的結果，是在期末被評上了一個「優秀學生幹部」的光榮稱號。那本紅塑料皮兒的榮譽證書，至今還躺在我書桌的某個抽屜裡。
物質的獎勵也有。那一個暑假，全北京市高校組織了一個「大學生暑期夏令營」，規定只有三好學生和優秀幹部可以參加。
夏令營的營址是北戴河。這是個令人神往的海濱避暑勝地，只是那時候遠不如現在這麼時髦、擁擠、熱鬧。
凌晨四點鐘，有人在窗下大聲喊我的名字。睡眼惺忪跑出樓門的時候，看到一天的繁星閃亮，只東邊有些微的白色，彷彿那邊的樹叢樓屋下面躺了顆巨大的夜明珠，它的柔和的光亮映白了天空。晨風很涼，出了樓門我很快變得清醒過來，小跑著奔向飯廳集合，背上的水壺茶缸之類丁零噹啷直響，很快我們大家都擠進兩輛校車裡，趕到城郊的某所學院。從那裡將有預先訂好的龐大車隊把所有營員送往北戴河。
到底那是個什麼學院，我已經無論如何記不起來了。記得起來的是在等候發車的當兒，學院辦公樓的裡裡外外都擠滿了各校學生。似乎還發了早點，麵包抑或花卷，由各校領隊去領，一筐一筐抬了到隊伍裡來。天已經有些亮了，樓前的一排白楊樹在曙色中異常清秀嬌美，樹葉搖晃著發出令人喜歡的宏獲的聲音。操場上開始有用功的學生兜著圈兒走來走去，一邊大聲地、旁若無人地念出一些外語短句和單詞。這情景給我的印象是這個學校怎麼這麼小，學生居然站在操場上念外語！
後來我把行李交給別人看管，獨自一人在樓前前後晃蕩。到處都站著一群一群的學生，男的大都是灰的確涼褲子，白尼龍絲襯衫，咖啡色塑料涼鞋，樸素得近乎寒酸。女孩子們穿裙子的也不算太多，僅有的幾條均色彩暗淡，半新不舊。那時候在大學裡，講究穿戴是一件令人可恥的事情，人們以不事修飾為榮，以不拘小節為榮。我就在這樣一群灰暗的人圈裡穿行，隨意打量著他們身上佩戴的校徽，清華大學、醫學院、外語學院、鋼鐵學院、音樂學院、電影學院……我在電影學院的圈於外面停了片刻，好奇地琢磨這些未來導演和演員身上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他們中也有斜過眼睛，盯住我胸前「北京大學」的檢討。我矜持地笑笑，扭頭走了，我進了辦公樓，無所事事地一個門一個門探頭去看。每個門裡都坐著人，是戴紅校徽的領隊們，他們也正在三五成群地閒扯。我順著樓道一直走進盡頭的會議室。那是一間寬大無比的房間，鋪有紅色地毯，白色尼龍的落地窗簾在晨風中飄飄拂拂，滿房間飛舞，幾乎有一種夢幻的、虛無的意味。窗簾下面擠了一群學生，不知難說了一句什麼有趣的話，突然地爆發出一陣哄笑。那白色透明的窗簾就在他們頭頂和身邊飄拂纏繞，使我覺得彷彿是電影裡才有的一相畫面。
就在這時候，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忽然從窗台上跳下來，大聲喊著我的名字，三步兩步蹦到門口。其餘人都一齊回過頭，驚訝地朝我打量，似乎有點惱恨我破壞了他們的興致。那個熱情洋溢朝我奔來的學生矮墩墩的個兒，皮膚黝黑，一雙眼睛機警而且靈活，上嘴唇很薄，下嘴唇稍微有點厚，笑起來甚至有兩個淺淺的酒窩，顯得又憨厚又狡猾。整張面孔給人的感覺是生氣勃勃，大大咧咧，熱情爽快。
「啊，你看，到北京都一年了，這才有機會見到你。」他笑嘻嘻地說，伸出胳膊想來跟我握手，又終於沒握，轉而舉到頭頂摸了摸剪得短而直的頭髮。
我並不認識他。但是他的一口說得極快的家鄉話和他胸前的「中央戲劇學院」的校徽使我判斷出他就是應天明。我們家鄉考到北京來讀書的人就這麼幾個，誰在哪個學校彼此都知道的，只不過北京太大，新來乍到又摸不著地方，平常彼此極少聯繫。
「你不認識我了嗎？」他見我反應不夠熱烈，又說，「我跟你弟弟是一個單位的。我們是好朋友呢。」
我到底想起來了，我們應該是見過一面的。那時候他和我弟弟樺都在文化館當臨時工，他們曾經排演過一出很不錯的歌劇，我去看過一回。那天他拉著一隻手風琴給樺吊嗓子，也是這樣笑嘻嘻的，一副快快活活知天知命的模樣。
「都到北京一年了才見到這一次面，真是有點不像話呢。老鄉總共就這麼幾個，心裡時常惦念著。什麼時候聚一聚才好。」他說。
接下來他就靠在門邊跟我講話。無非是講他所知道的一些熟人，又問了我北大幾個老鄉的情況。我斷定他是屬於那種「見面熟」的性格的人，無論你笑容滿面還是冷若冰霜，他都會以他自身的熱情包容你，感化你，讓你不能不把他引為摯友。在我們邊說話邊等車的當兒，他的那幾位風度不凡的同學仍舊擠在飄拂的窗簾下面說笑，做出種種誇張的表情和手勢，向四面八方輻射出熱力和激情。我想，到底是學戲劇的人。
那次我們在北戴河玩得很快活。白天游泳，晚上大家成群結隊沿著白色的沙灘散步。我們班上有個業餘詩人，總是忍不住要想對著夜幕中的大海吼幾句詩出來，無論我們怎麼挪揄取笑他，他樂此不疲，自得其樂。有一次在月光下看見一條魚兒蹦出海面，銀光燦燦的，我驚呼起來，以為是安徒生筆下的美人魚，於是也遭到別人的挪揄。還有一天晚點名的時候，發現建工學院一名學生游出海去沒有回來，那一次實實在在大家嚇了一場。遠海有鯊魚，時間又已經是黃昏以後，海面一片朦朧，上哪兒去尋找他？建工學院領隊的團委書記嚇得面無人色。人們四處奔走，找派出所，找漁船，又打電話到附近靠近海面的單位，請求他們派人援救。其餘學生就無比沉重地坐在沙灘上，不說不笑，眼巴巴望著夜色一點一點把遠山和近海塗得一片墨黑。後來我們垂頭喪氣地走回宿營地，一個個彷彿剛剛參加了葬禮歸來。再後來我們走進餐廳，剎那間目瞪口呆：那個失蹤的學生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餐桌上，把面前的四菜一湯吃得杯盤狼藉。
小應在戲劇學院的學生中不算最最活躍，但也絕不古板。他是學戲劇理論的，然而我總覺得他若是當個喜劇演員也絕不遜色。他似乎時時刻刻受一種激情的支配，進發著星星點點的火花，不知不覺中會把人裡纏進去。他屬於那種相貌一般然而頗具輕力的人，當然這輕力要有待你跟他接觸之後才會發現。他臉上永遠堆滿了像是憨厚又像是狡猾的笑容。當他一本正經對你說話時，他說著說著就會眉毛色舞，屁股下面扭動不停，按捺不住他自己的興奮。每次看到他這副模樣我就忍不住要笑。
我發現了他的同學中有一個崇拜他的異性。那女孩長得什麼模樣我說不上來，我的筆力大概遠不夠形容她臉上不同尋常的奧秘。我只是奇怪她怎麼忽而光彩照人忽而又醜陋疲憊，使我無論如何不能對她有一種完整和統一的印象。我只好感歎每個人對於別人來說都是一本讀不懂的書。幾年以後我到了南京，有個朋友對我說起她曾經熟悉的一個外國女留學生，她說那女孩每天從起床到晚上八點鐘之前這段漫長的時間都顯得蓬頭垢面、醜陋不堪，但是一過八點鐘她就如同換了一副面具，雙頰嬌艷如同玫瑰，脖子和肩腳上的皮膚珍珠一般光滑柔亮。那時候她就在樓道裡走來走去，總有一個外國小伙子會被她吸引，抑制不住地要想跟她同床共寢。天天如此，絕不落空。這女孩在中國留學的兩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夜晚是在宿舍裡獨自度過的。聽了這個故事我忽然想到在北戴河看到的小應的那位同學，我明白了她為什麼有時會出乎意外地光彩照人，那是性慾勃發，激情澎湃的面孔。那樣的面孔會把男人的骨骼融化成水。
我不知道小應注意到這張變化多端的面孔沒有。如果沒有，那倒委實有點遺憾。但是話又說回來，小應怎麼可能注意不到呢？男人對女人，總比女人對女人要敏銳許多，小應他無非裝糊塗罷了。
倒是我自己，在北戴河的那幾天裡有過一次陷入情網的經歷。那也只是我的一廂情願，是單相思。我喜歡上了一個音樂學院的男孩。那男孩又活潑又靦腆，帶著一種說不出來的貴族氣質，令我沉醉。然而我那時又怯懦又矜持，還不知不覺染上北大學生的自以為是，怎麼也不願對人家主動表示，於是短暫的戀情便隨著車到北京悄悄結束。那男孩如今已經是頗有名氣的年輕作曲家了，每次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我就會想起快樂的大學時光。
回到北京以後，小應便時常到北大來玩。我們系裡還有一個老鄉，也是小應的朋友，小應來了總在他那兒吃飯喝水什麼的。過去有句老話：「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那說的是過去的事了。如今老鄉見面，嘰嘰咕咕放肆地說一通家鄉話，笑笑鬧鬧，吃點兒喝點兒，開心得要命。我挺願意小應來玩。他這個人，我說他是「見面熟」真是一點也不冤枉，來了幾趟就跟我們全班男生混得爛熟，互相稱兄道弟起來。偶爾他也到我宿舍裡去，當然那都是在星期天，宿舍裡只有很少人的時候。他坐在靠窗口的板凳上，背靠著暖氣管道，眉飛色舞對我們講他學校裡的趣聞軼事。他說戲劇學院的女生像公主，北大的女生像皇后。我問他這話怎麼解。他笑嘻嘻地回答：公主活潑嬌媚輕佻。皇后高貴華美莊重。這話說得我們心裡都挺得意，仔細想想還真是那麼回事。他說著說著就要犯老毛病，屁股下面撤了釘子一樣，扭來扭去坐立不安。我憋住笑等待他的進一步行動，果然他一聳身子就坐到巢上去了。桌子就擺在窗口，窗戶大開著，我不免擔心他要是再動來動去，一不小心掉到樓下怎麼辦？還好，他坐上桌子就安靜下來，繼續笑嘻嘻地對我們說這說那。陽光透過窗前的核桃樹照在他身上，綠影斑駁，他的急促而且帶了很濃家鄉口音的話語在陽光中顫動，一會兒支離破碎，一會兒又晶瑩推現，產生了一種奇奇怪怪的令人目眩神迷的效果。
有一次我心血來潮，要想為他介紹女朋友。那天他穿著一件咖啡色燈芯絨茄克衫，又短又小，局侷促促地像個孩子。他憨憨地笑著，告訴我說，他早就有了。我問他是不是戲劇學院的同學？他搖頭說不是。
「上大學以前就有了，你不認識她，你弟弟認識的。」
「樺也認識嗎？怎麼沒聽他說過？」
「說這幹嗎呀？你以前不是連我都不認識嗎？」
我一想這話說得不錯，以前我一直在農村插隊，自己的事還愁不過來，哪有什麼閒心去打聽別人。我問他女孩子現在在哪兒？叫什麼？他說叫卉，花卉的卉，也考進了大學，跟我弟弟樺在一個學校。我高興起來。這真是越說越近了，鬧半天世界也小得很嘛！
「你能不能幫我個忙呢？」他忽然就做出一副鬼鬼祟祟的神色，兩隻手在衣服下擺和褲腿處搓來搓去。然後他開始忿忿地譴責那個師範學院的班主任，說她像個巫婆，像是修道院裡出來的人，專門注意學生的信件，生伯外面的人把她的學生勾引壞了。她已經察覺到齊的信件太多，苦口婆心做卉的思想工作，制止她在大學期間談戀愛。卉給小應寫了封信來，規定通信次數是一個月一次。卉怕她，怕那個古板的班主任。
「一個月一封！天哪，我給樺寫信，一個月伯還不止一封呢。」他撇著嘴角，苦笑著說。
「那麼你要我怎麼辦？」我說。他湊近我，用那種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說，他請求我給樺寫封信，讓樺做他的中轉站，他把給卉的信寄到樺那兒。
「樺也許不肯。這事總是有點不大好，弄不好鬧出點什麼誤會來，不是糟糕嗎？」他眼巴巴地望著我，嘴裡說不好，神情裡卻是明明白白要我幫這個忙。
我可憐他這份癡情，就答應下來。很久以後禪告訴我，小應寄過去的信是三天一封，準確無誤，齊下好意思去取，總是華去送給她。去得多了，大班主任以為樺居心不良，有一回在女生宿舍的樓道裡堵住他，當了許多女生的面嚴肅教育了他一通。虧得樺急中生智，說是齊的親戚，班主任才疑疑惑惑放走了他。樺真是冤枉死了。其實樺這個人老實得要命，若真是跟守有什麼意思，他倒真不會膽大包天一趟一趟用她宿舍的門的。
樺後來是大學畢業之後才談的戀愛。
那年秋天大學裡興跳交誼舞，很快便成了熱門活動。先是逢有節日在大飯廳裡跳，錄音機對著高音喇叭，門外密密層層站著治保人員。後來是逢週末跳。再後來不逢什麼也跳，借上一間教室，拎來一架錄音機，桌子板凳歸置歸置，便陶陶然美如神仙。北大的舞會還算規矩，聽說電影學院、戲劇學院什麼的就開放多了，跳著跳著會有人伸手去拉電閘，一片黑暗之中只聽到女同學的叫聲和笑聲，浪漫得一塌糊塗。我問小應這些傳聞是不是真的，他就嘻嘻地笑，說；「誰知道呀。」他真的是不知道。他沒學會跳舞。我們好幾個老鄉都沒學會這玩意兒。別的人也就算了，小應不會跳，實在枉為學戲劇的大學生。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是，那年春節所有在外面讀書的大學生都回了家鄉，小應卻充當起最熱心的舞會組織者來。他憑著在文化館工作過的老關係，借來一間小排練場，掛上紅紅綠綠的紙，窗戶用白紙糊得嚴嚴實實，算是舞廳。那天從上午起小應就在一些人家之間奔波不停，以他特有的熱情向回鄉大學生們發出邀請，說是開聯歡會。晚上我弟弟樺要去，我說我就免了，你代表吧。樺不肯。「你還不明白？」樺神秘地對我說，「小應這是特地為齊組織的舞會，你得去捧場，不然小應會失望。」
那晚天很冷，又刮著很響的西北風。我在棉襖外面套上一件大衣，就這樣還凍得夠嗆。到了那間小排練場一看，人已經來得不少，有二三十個、燈光照得屋裡熱騰騰的。屋角有一架十分龐大的錄音機，各式鍵鈕，五花八門，一看就知道是國外帶進來的高檔玩意兒。樣悄悄說這是全城最好的一架錄音機，這家人有親戚在日本。我看見小應笑嘻嘻地在翻看一堆磁帶，旁邊有個女孩子伏在他肩上，我想這就是棄了。原來在想像中，小應所鍾愛的卉該是個如花似玉的小美人兒，誰知一見之下大失所望，那女孩子嬌嬌小小，白白的皮膚，細鼻子細眼睛，頭髮又細又黃，頂到天也只能算是「說得過去」。
小應見我進來，連忙拖著卉來介紹，「這是樺的姐姐。」他對齊說。卉甜甜地笑了一下，眼皮一閃。就在這一瞬間裡，我發現她是個成熟的、極有城府的女孩。她比小應年輕，但是並不比他幼稚。也許這就是發生在小應身上的悲劇的原因吧。
過了一會兒，有人去擺弄那架錄音機，屋裡便驚天動地翻滾出《送你一支玫瑰花》的樂曲。小應站起來，走到屋子中間拍拍手，大聲宣佈舞會開始，燈光照在小應平平的頭頂上，熱騰騰地彷彿烤著一堆濕布，這麼冷的天他居然還冒汗！他用勁揮舞著胳膊，大聲地說了幾句充滿熱情和感情的話，然後又順手拉了兩個人上去，竭力不想讓舞會開頭出現冷場。好在在座的大都相熟，也就不那麼忸怩，一對一對痛痛快快上去了。
外省的事情幹什麼都比北京慢了一拍，跳舞也是這樣。我發現這些大學生裡真沒幾個跳出水平的。我弟弟樺長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材，跳起舞來卻像只笨拙的大鳥，忽扇忽扇撲到東撲到西，叫我止不住想笑。大部分人根本沒有節奏感，僅僅是機械地完成幾個動作，不聽話的木偶似的，好不彆扭。小應壓根兒就不上場，他搬個板凳坐在旁邊看齊跟別人跳，自己便笑嘻嘻的，嘴巴半張半閉，好像是陶醉得不得了。偶爾卉歇下來，他就蹦過去慫恿她：「跳啊，跳啊，跳痛快了呀！」唉，不跳的人倒比跳的人更快樂，你就想想小應這片苦心！
跳了幾支曲子，我開始微微出汗，看見旁邊有張空著的凳子，就一屁股坐下。小應看見了，趕緊抓了一把瓜子過來，俯身在我旁邊。
「嗨，你看她怎麼樣？」他用眼角瞥著卉。
「你指的哪方面？」我故意逗他。
他微微有點忸怩，笑著，露出兩個討人喜歡的酒窩。「她跳得不錯吧？」「不錯。」我說。
「她很喜歡跳舞呢。」「唔。」
「她有一次來信，整整一頁紙都寫的是跳舞。」
我憋不住笑出聲來，忽然想到，齊如果用整整一頁紙描寫一個摘月亮的夢，小應又該怎麼辦？
接下來發生了一件不好的事；一件很不好的事。
像所有那些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一樣，在那時也在斷斷續續做著當作家的夢。她喜歡寫一些詩，因此便夢想著將來能當詩人。她常常模仿冰心的《繁星》，寫一首首清新素雅的小詩，這些詩有時發表在系裡的黑板報上，偶爾也曾上了校報的版面。她給很多家雜誌投過濾，其命運都是石沉大海。她很悲哀！為什麼冰心當年能一鳴驚人，卻無人來賞識她的才氣？
那年冬天，她們系裡僥倖請了一位途經此地的詩人來講一課。那位詩人其時正進入不惑之年，在全國詩壇上卻如一顆燦爛無比的墾座，光彩煙酒，耀人眼目。他的一首慷慨悲壯的長詩《地獄之門》在人民之中的反響不亞於原子彈爆炸。他走到哪兒便會引起歡呼。他的名字出現在哪本刊物上，便是這家刊物莫大的榮耀。如今這樣一個蜚聲文壇的人物忽然被普普通通的師院中文系請到，豈不是系裡一件大事！於是學生們喜形於色，奔走相告，競相要一睹著名詩人的風采。
詩人果然名不虛傳。冬末春初，滴水成冰的寒冷天氣，詩人只在毛衣外面套一件時新的亮皮茄克衫，頭髮像孩子般軟軟地披散在額前，濃眉下一雙眼睛無比銳利，偶爾注意到誰，誰就有一種被尖刀刺穿心臟的感覺。他在台上大講詩歌和人民的關係，詩歌和國家命運、人類前途的關係，把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詩人的聲音熱情洋溢，生氣勃勃，有一種難以言說的魅力，剎那間感染了在座的每一個人。講到衝動之處，他甚至即興朗誦自己的詩歌，如火的激情在禮堂裡嗤嗤燃燒，彷彿詩人自己變成了一隻熱力巨大的火爐，烤得人們坐立不安，興奮不已。卉從進了大學以後聽到過無數次講演，從來沒有像此刻這般過癮，這般痛快，這般著迷。她覺得自己正在步入一段奇異的歷程，將要面對的是一個嶄新的情感的世界。她搖搖晃晃，暈暈乎乎，如同一個初次喝酒而又喝得微醉的小姑娘，一邊體驗著流遍全身的神奇的快感，一邊不由自主地傻笑，喃喃地說些連自己都聽不明白的話。
第二節
當天晚上她跟著幾個狂熱崇拜詩人的女同學，怯怯地敲響了賓館裡詩人的房門。她們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熱情接待。詩人給她們吃巧克力和葡萄乾，大聲地說笑，在房間的地毯上走來也打了結。卉站起來，用帶著哭腔的聲調說她要回學校了。她低著頭，逃跑一樣地離開了賓館。
過了幾天開接到詩人從附近一個城市打來的長途電話。他在電話裡告訴她說，他要帶她去面見一家刊物的詩歌編輯，叫她即刻坐火車到那城市去。卉受不了這般誘惑，就去了。去了會有怎樣的結果，她其實心裡是有數的。卉不是不懂事的小女孩子，做那種事情自然說不上是被逼迫或者被欺瞞。詩人充其量不過是引誘了她，啟發了她，或者說是喚起了她的什麼什麼。
愉悅是雙方的。
世界上的事就有這般奇巧——不，或者別這麼說吧，是因為男女雙方的生命力都那樣旺盛——僅僅只有一次，卉的災難臨頭了。到了這個時候，卉無法再向小應隱瞞，她給他寫了一封短如電報的信，只說她遇到危難，盼小應立刻回去。小應接到信後急得要想跳牆，連夜到火車站排隊買票，上了火車。卉見了他異常冷靜，冷靜得如同肚裡懷的是小應的孩子。她慢慢地、詳盡地向他描述和詩人之間發生的一切，直把小應聽得面紅心跳。他憤怒，他氣惱；他覺得卉的敘述簡直就像在又一次重溫舊夢，帶著那樣顯而易見的滿足和不在乎。他有幾次真想抓起桌上的茶杯去砸她。可是他下下了手。而巨，不管怎麼說卉是個孕婦，你怎麼可以對一個懷孕的女人施暴？
小應在那城裡奔走了好幾天，帶卉去打胎，又想法弄吃的給她調養。要緊的是這一切都要瞞著學校，瞞著卉的女同學們，小應在那幾天裡搞得身心交瘁，疲憊不堪。然而這樣的事情又豈是能夠瞞得住人的？小應人還沒有回到北京，消息已經在老鄉當中傳開來了。小應後來再跟我們見面，雙方眼睛一看，就知道什麼事情都已經明明白白，沒必要再把什麼藏在心裡。我們幾個老鄉中有一個是法律系學民法的，小應神色嚴峻地跟他小應用卉的關係變得異常微妙．小應從來沒有對卉說過一句分手的話。他是不是希望由卉先提出來還是怎麼，我不知道。
但是他對卉的態度從沸點迅速地降至冰點，這一點大家都察覺得出．後來樺告訴我說，曾經有一個學期小應一封信也不給卉寫，弄得卉三天兩頭往樺那兒跑。喪魂落魄的樣子。樺有點兒可憐她，就編了個謊話說是小應到外地實習去了。卉望著樺，眼圈兒紅紅的像是要哭出來，嚇得樺趕緊溜之大吉。卉當然知道樣是應付她的。哪有外出實習就不能寫信的道理呢？
從開這一方面來說，如果沒有發生她跟詩人的那一檔子事，她也未必就能跟小應好到底。男女大學生談戀愛談吹了的事普通得就像練習本寫滿了要換一樣，哪年哪月哪天都會發生。若真是有人一次性成功，別人倒反會覺得奇怪，免不了要從這裡那裡去尋根究底，推測原因。開這個人我總共只見過幾次，印象中雖不是水性楊花的女人，卻也屬於頭腦活泛的一類。若不發生這次意外，四年大學讀下來，又焉知她會何去何從？然而現在不同了，她有過了那樣一回事，又懷過孩子打過胎，她在學生當中就屬於被列入另冊的人，她只好抱住小應這棵樹不放，別無選擇。因此指望她提出來跟小應分手也就決無可能。不管小應如今對她如何冷淡，在她來說只是忍辱負重，佯作癡愚罷了。
時間過得真是快，倏忽已到了畢業的時候，先是六七級，半年之後是七八級，一批一批滿懷了悵憫和留戀離開學校，就像秋風刮起吹落滿樹黃葉一樣。幾個老鄉之中，有一個因為害怕畢業分不回去，不能跟未婚妻團聚，迫於無奈考了研究生。另一個當初曾經頭腦發熱搞了部出版法提案，並四處拉人簽名支持，畢業時便吃了一記悶棍：考取了的研究生資格被無端取消，發落到一個小小城市的小小專科學校當老師。還有一個年齡最小被稱為「小弟弟」的，卻是出乎意外地聰明和幸運，不聲不響就考取了出國留學生，然後喜滋滋請我們吃了一頓，然後躊躇滿志又惴惴不安地登上飛機，直赴大洋彼岸賓夕法尼亞州。我的命運大約屬於不好不壞的一類：留京，但卻分到商業部門的某家報社當編輯，成天要跟商品和貨幣打交道。
令人吃驚的當然還是小應．否則我不會花這麼多筆墨專門來寫他這個人。他有幸被分到文化部藝術局，卻偏偏對此不屑一顧似的，主動要求到某所名牌大學工作。一個學戲劇理論的，分到理工大學會有什麼地位？無非是輔導輔導學生的業餘文化活動而已。這事情任何一個從文藝團體退下來的人都可以幹的，何必是他？處在一群非自己專業的傲氣十足的名牌大學生中，那滋味又將如何？我有時閉眼想想都會覺得無趣，虧了小應會做出這等傻事。
然而他竟是有他自己的打算。文化部專業人才濟濟，多他一個少他一個無甚差別，他去了，不過是一桌酒席中多添了一雙筷子而已。從科級、副處級、處級一步步混上去，混到何時才有他露頭的機會？露不了頭，這日子過得有什麼勁兒？沒有人年輕輕血氣方剛就想混燉一生的。到名牌大學干團委工作，卻是相當有把握的進身之階，不少人便是從這裡得到提升，走上從政之路的，這一點大家真真切切看在眼裡。小應他是又聰明又糊塗，他走對了路子，卻沒有自知之明，不知道他的那種熱情豪爽、激情煥發其實最不是搞政治的料。
我在前面說過，我們那兩屆大學生都未免過於風發昂揚也過於自以為是，總有點「天下大任合我其誰」的味道，一廂情願地把「拯救中國」的擔子壓在自己身上，嘔心瀝血要做出一番震驚世界的事業，結果便陷於現代派和傳統派的夾檔之中，左右不能逢源，弄得焦頭爛額，苦惱重重。這是小應的悲劇，也是我們那一代人的悲劇。
小應初到那大學的團委工作；的確是雄心勃勃、躊躇滿志的。大學生們精力充沛，熱情浪漫，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幹點什麼不同凡響的事情，實在並不困難。小應這個人天生磁力場強大，極容易把人吸引到他的周圍，他大概是明白自己的魅力所在才作出這種決定的吧？
團委書記委給他一個文化部長的職務。書記也是個熱情的年輕人，那人不過三十來歲，小小的個子，肌肉結實，青春勃發的面龐聰明而且風趣，時時給人一種有主見、可信賴的感覺。
書記跟小應一見如故。一天下來已經是稱兄道弟，互相引為知己。小應滔滔不斷講了自己對團委文化工作的一整套設想，講到得意之處不免手舞足蹈，眉飛色舞。書記則聽得全神貫注，雙眼閃閃發光，一隻手不住地在小應肩上拍來拍去，表示讚賞。兩個人的生物場彷彿天生是屬於互相吸引的一類，越講越興奮激動，日暮時分仍不覺得意興闌珊。小應模模糊糊地想，自己選擇到這所大學來是對了，一切都很好，他非常滿意，今後只需要豁出來於啦。
小應借住了朋友的一間房子，就在那所大學附近。他不願意住集體宿舍，嫌吵，會妨礙他讀書。那段時間他讀書簡直讀得發了狂。我弄不明白他怎麼會突然對那些包括天文地理在內的五花八門的書感到興趣。他後來告訴我說，他那間屋裡除了一張小床，其餘就都是書了，亂七八糟連個插腳的地方也沒有。
他懶得收拾，也不會收拾得好。晚上回去泡兩包方便麵，算是晚餐，吃完嘴一抹上床，靠在床頭看書，一直到深更半夜。「單身獨居的日子也很快活，可以為所欲為。」他說。可我總覺得他這是一種變態，他在躲避什麼，或者是企圖忘記什麼。
與他同時分到這所大學來的還有音樂學院的一個女孩。那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北京姑娘，姓紀，眉清目秀，就是皮膚有點粗糙，遠看還可以，近看就不那麼耐看了。兩人同時報到，小應當了文化部長，小紀卻還是布衣一個。對此小紀相當惱火，根長時間見了小應總是一副傲氣十足不屑一顧的樣子。傲就傲吧，小應不買她的賬。不就是北京人瞧不起外省人嗎？可北京人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是學習上強人一等，還是相貌上有什麼特異之處？小應聳聳鼻子撇撇嘴，心裡覺得好笑。小應這人雖說天生熱情，自尊心還是有的．倔起來的時候也是個八頭牛拉不回轉的角色，從此他事事避著小紀，工作上也盡量少跟她打交道，堅信老人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教導不會有優辦公室——食堂——宿舍，小應的生活從此就這樣循環運轉起來。日子過得輕鬆愉快，除了每禮拜要洗一次衣服這樣的苦事，其餘簡直就無可挑剔了。
然而小應心裡並沒有滿足。我說過，他到這所大學工作的目的是當官搞政治，眼下離目標還很遙遠，甚至連影兒還沒見到。小應他怎麼可能安於現狀，圖個舒服自在？他像一隻越冬的豹子，看上去在太陽下面懶懶地不想動彈，其實身子裡面時時刻刻在積蓄能量，隨時準備跳起來發出一聲長嘯、氣壯山河。
這段時間，他的女朋友卉也已經畢業離校，分配到家鄉縣城的一所完中教書。師範學院畢業的學生命運大抵如此，卉給小應寫信時候沒有抱怨。家鄉畢竟是家鄉，沾親帶故的熟人不少，日後若是有可能往北京調，開相信縣教育局不會刁難，小應看到卉在信上寫的這一段時，淡淡地一笑，隨即把信紙柱床頭一扔，拿起放在旁邊的《比較政治學》繼續往下啃。
卉那年二十六歲了。她那些中學同學大都當了媽媽，牽著蹣跚學步的孩子在街上走來走去。家裡人不斷催她結婚，學校裡的同事們也總拿她和小應打趣．她是鐵定了要嫁給小應的人。
她一封接一封給小應寫信，旁敲側擊或者直截了當，詢問他對婚事的態度和打算。小應卻躲躲閃閃不願答覆，甚至連信也不肯給她多寫。卉有苦說不出，只得深夜裡蒙住被子偷偷哭，第二天紅腫著眼睛去上課，強作歡顏地對滿堂學生說，夜裡看書看得太遲了、沒有人懷疑她的話。
有一回我意想不到地在王府井大街上遇到小應。他背了個沉甸甸的旅行包，急匆匆地從對面走來；低了腦袋，滿腹心事的樣於。我叫了他一聲，他有兩秒鐘時間幾乎是愣在那裡沒有反應過來，然後立刻又變得興高采烈，笑嘻嘻地跟我招呼，問這問那。我指著那只旅行包問他是不是在採購結婚用品，他嗤啦一聲撕開拉鏈給我看，原來都是些新華書店的特價圖書，三文不值兩文的東酉。我搖搖頭，說：「該請我們吃喜糖了。」他嘖一下嘴，變得心神不定起來，牛頭不對馬嘴地說；「寫小說寫詩的人都是狗屁！」我大笑，知道他還沒忘記那一檔子事。
機遇終於開始在他身上降臨。那一年為慶祝「五四」青年節，全市高校要舉行文藝大匯演，還要分別決出劇本、導演、表演各項獎。名牌大學畢竟是名牌，為面子起見，這類場合無論如何要冒個尖兒。校領導很重視，責成團委抓這件事。團委書記當即就召開有關人士會議，希望能拿出個方案來，校藝術團倒是有，從小應、小紀進了校就在抓緊訓練。藝術團裡都有哪些人才呢？能夠拿得出什麼出類拔季的節目呢？舞蹈還是音樂？話劇還是曲藝？抑或還有什麼別的讓人意想不到的絕活兒？團委書記眼巴巴地望著小應，示意他發表意見。小應咳嗽一聲，不慌不忙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捲成一團的紙筒兒，拍在桌上，書記眼疾手快搶過去就看，封面上端端正正寫著幾個字：《五四之歌》。
書記心中一喜，急忙就草草著下去，原來是一個音樂劇的劇本，用音樂舞蹈表現了青年學生從「五四」開始至現代各個時期的生活。書記跳起來，對小應當胸打了一拳，說；「行啦，這回拿獎狀看你的啦！」隨即輕輕鬆鬆宣佈散會。
《五四之歌》既然是音樂劇，音樂便在其中佔了很大比重。
劇本是小應下了功夫不聲不響弄出來的，音樂的配備理所當然落到小紀身上。為這事小紀不知給小應看了多少臉色。她心裡是想：你在領導面前討了好賣了乖，憑什麼我就給你打下手當無名英雄？她於是就想跟小應搗蛋，存心把音樂配得七零八落。
誰知她把劇本拿在手裡一遍兩遍看過之後，想法又完全變了過來。她不得不承認她喜歡這本子。她被那裡面自始至終洋溢著的激情和詩意完完全全感動了。音樂的效果在這裡面可以發揮到最大限度。作為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她可隨心所欲施展才能。她知道她必須珍惜這個機會。與小應不同，她被分配到這所大學來並非自願，她是因為很不理智地跟班主任問了意見以後被胡亂塞過來的。學生文藝工作跟音樂本身有多少關係？為此她難免有一種淒涼感，看什麼都不順心，一度意志十分消沉。
她以為她就要窩窩囊囊胡混一生了。就在這時候她看到《五四之歌》。她覺得眼前突然一亮，希望之火在閃閃爍爍．對啦，為什麼不可以漂漂亮亮幹出點什麼來給他們看看？為什麼不能跟自身的命運抗爭一番呢？這樣想了以後，她心裡便充盈著一種創作的慾望，只想把音樂寫得比劇本更加出色。
那段日子在小應的一生中舉足輕重。所有的熱情，所有的組織能力和創造能力在突然之間火山爆發一樣，高熱度的岩漿幾乎要把他自己燒死。那一次我出差路過家鄉，他母親托我帶給他兩袋肉脯。我打電話叫他來取，他立刻拒絕說：「不行不行，我忙得要死了。放你那兒再說吧。」我想想放我這兒總不是個事情，就抽空給他送去。到那兒已經是晚上七八點鐘，小應在排練室裡指揮著一幫學生練唱《畢業歌》，那個叫小紀的姑娘在一旁用鋼琴伴唱。猛一見小應我嚇了一跳，以為他是剛剛大病了一場。他臉色黃中帶黑，頭髮又亂又長，眼睛裡的神情又疲憊又焦躁，說不出來的狼狽。一問，老先生到那會兒還沒吃晚飯，中午也就啃了個饅頭。我說你怎麼比個大學校長還忙？他就掰著手指頭數給我聽；合唱一攤子，舞蹈一攤子，朗誦一攤子，樂隊一攤子，舞美一攤子，零打碎敲的時間還得排獨唱，靠他和小紀兩個人撲騰，怎麼顧得過來？「虧了小紀還能幹。」他說著瞥了小紀一眼，神情裡很有點感慨。就在我們說話的那一會兒工夫，練合唱的那些人已經散了隊形，三五成群的扎堆兒聊開閒話了。小應只得丟下我去照應他們，趕鴨子般地把人趕開，招呼小紀彈過門，讓大家再來一遍。等學生們唱開了頭，他又揮動拳頭對他們做了個威脅的手勢，再跑過來繼續跟我說話。我說；「夠你操心的。」他搖搖頭，表示不必再說。可我總覺他喜歡這種忙碌，在他表面的疲憊和焦躁之下掩蓋著快樂。
藝術團的後台老闆是學校主管學生工作的副校長石立中先生。此公據說年輕時參加過《白毛女》的演出，到如今對於藝術的興趣絲毫不減。學校裡每逢有文藝演出或者系裡有聯歡晚會，主辦人若知道石校長的喜好，必定會去請他參加，他也就居然每請必到，絕不擺校長的架子。當初小應成立藝術團，答應得最於脆的便是他。答應了還有行動：撥錢買樂器，劃出一棟小樓做排練場和道具倉庫，親自召見藝術團全體成員，鼓勵他們當個業餘藝術家。《五四之歌》開排以後，石校長簡直比小應還要興奮，隔一兩天就要來轉一轉，問問有什麼困難，關心一下排練的進展。每次來過之後照例就繞到食堂去，吩咐值班的人給藝術團做夜宵，每人兩碗餛飩。有那些嘴快的學生背地裡便喊他「兩碗餛飩校長」，小應是不聽見則罷，聽見了總要瞪他們兩眼。他覺得這些學生嘴大損人又太不懂事。沒有名校長哪來的藝術團？日後要是轟轟烈烈起來，當不能忘了校長的一片盛情！
年輕的團委書記天生是個學生頭兒，他非凡的領導才能總是能把藝術團的工作納人正軌。若沒有他，《五四之歌》恐怕也不能排到那個水平。一幫子又熱情又自負的年輕人湊到一塊兒，爭吵是常事，賭氣是常事，為一點小事僵持不下也是常事。這時候小應便急得大吵大嚷，奔來跑去，眼珠子紅紅的像條狼。寸紀則抱了膀子坐在旁邊看笑話，嘴角還帶上冷冷的笑意。學生們不買小應的帳，這是件奇怪的事。他們喜歡他，親近他，卻從不把他當老師，當領導，雖則他胸前別著跟他們不同的紅校徽。所有的人（包括小應在內）習慣於把團委書記當藝術團的頭兒，有了矛盾去找他解決。他來了，總是隨隨便便往桌上一坐，雙眼迅速地掃視四週一遍，說：「好吧，聽聽你們有什麼要說的吧。」學生們立刻就雀躍起來，你說這個他說那個，嘰嘰喳喳吵成一鍋糊塗粥。小應站在後面，連連叉著雙手，無可奈何地望著團委書記，彷彿對這種場面有點內疚，又彷彿在說：「你瞧，就是這些愛爭吵的傢伙，個個都有自己的主意！」團委書記就朝他笑笑，並擠擠眼睛，表示能夠理解。等大家吵得累了，再沒什麼可說的了。團委書記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驚訝地望望大家；「怎麼？就這些嗎？」大家頓時就不好意思，就笑。團委書記這時卻嚴肅起來，騰地從桌上跳下地，站在人們中間，簡單扼要的幾句話使人們心眼口服。這位年輕的團的領導人實在是聰明機智，他那副腦袋瓜子裡永遠裝著數不清的花花點子，隨時隨地都會拋出幾個。他又彷彿是世界上最懂得「適可而止」這個詞的人，幾句話說完，推說有事，抬腳便走，決不多作停留。
他懂得領導和群眾要保持一種距離感的藝術。接下來的事情便是小應來做了，他自然會按照書記的指示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帖帖，沒有人再表示反對。
很快就到了全市各高校匯演的日子。正式演出之前在校內作了一次公開的綵排，幾個食堂前刷出了大幅海報，校刊上預先也寫了介紹文章，發過劇照。結果綵排那天到了大批熱心的觀眾，把小禮堂擠得滿滿登登。演出時間持續一個多小時，小應神經繃得快要爆炸，一顆心又隨著劇情的起伏或喜或悲，或冷或熱，受盡了折磨。可憐一個壯壯實實的小伙子，一場戲下來已經接近癱軟，走上台去接受校領導祝賀的力氣也沒有了。白髮蒼蒼的石副校長特地到後台找到他，握住他的雙手連聲說：「奇跡〕奇跡！我們的學生能演出這樣一台節目是個奇跡！」老校長雙手發國，淚光盈盈，是發自心底的欣喜，惹得小應眼圈也跟著紅了一回。
匯演結束，《五四之歌》自然成了一顆令人矚目的明星，惹得各校演出隊議論不止，小應和他的夥伴們高高興興捧走了包括劇本、音樂在內的四項一等獎，幾家報紙和電台採訪報道了他們，中央電視台還播放了節目片斷。於是藝術團名聲大振，好些高校競相邀請他們去演出，算是對學生的傳統教育之一。整整半年時間小應和小紀領著一幫學生南征北戰，出盡了風頭，聽夠了好話。那段日子無疑是小應一生中的華彩樂章。
暑假小應沒有回家，他已經連續三個假期沒有回家了。那時我正好在家探親休假，發現舊日的朋友和同學都有了孩子，變得一副為人父母的模樣。我的父母整日在我耳邊嘮叨歲數呀、結婚呀這些事情，聽得我厭倦不已，後悔作這一趟憂傷的旅行。於是我打算收拾行李提前回北京。父母有點不高興，我推說報社裡事情忙，他們也就無可奈何。
臨行前一天卉忽然來訪。我一看到卉的模樣真是大吃一驚，她出乎意料地變得豐滿起來，皮膚白如凝脂，臉上的紅暈妖艷異常，竟比兩年前出色了許多。她站在門口，穿一身淡綠色真絲連衣裙，無領無袖，陽光從她身後透過來，隱隱照出她嬌小豐腴的身軀，每一根線條都柔軟圓潤，令人讚歎。我真是想不出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姑娘怎麼會突然之間鮮花開放。
她說話之前先對我笑了笑，笑得似乎有點寂寞．她看上去並不想在我面前掩蓋她的失望。她問我什麼時候去北京？我說明天吧。
「你認識他住的地方嗎？」
「不認識。」
「聽說在他學校附近。」
「用不著認識那地方，去學校我他也一樣。他平常一個人，總在辦公室的時候多。」
她站在那裡猶豫了一會兒，仰臉望望我，又低頭看看她的淡綠色的連衣裙，最後下了決心，說：「明天我跟你去北京。」
說老實話我當時並沒有吃驚。既然卉和小應是這麼一種關係，小應不肯回來，卉盯緊點兒是人之常情。如果是我處在卉的位置上，我大約也會找上門去的。我就說：「好吧，明天趕早班汽車。」
我們坐汽車到省城，又排兩小時隊買著了第二天的火車票。
因為沒有事先托人，買的當然是坐票。這已經就算運氣不錯了。
一路上卉很勤快，搶著幫我倒開水、買飯、買點心小吃什麼的。我心裡想，小應如果不計較那件事，卉其實不失為一個溫柔可愛的妻子。白天我們面對面坐在敞開的車窗前，陽光時而照在我們身上時而又移開，混合著塵土的熱浪在車廂裡翻捲，烤得卉滿臉發紅，眼睛灼亮冒火。她喜歡講話，絮絮不停在講她大學裡的同學，講縣城裡的熟人，開始我們都小心翼翼避免碰到那個話題，後來她忽然就猜到我知道這一切事情，便索性大大方方講了個明白。
「如果你是男的，你會怎麼看我？」她緊盯著我的眼睛問，一副苦思不得其解的模樣。
我想了一會兒：「大概……也會惱火吧？不管怎麼說，你起碼是傷害了一個男人的自尊心。」
她用眼睛望著桌上茶杯裡的殘茶，歎口氣：「是啊，小應他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
我心想這就對了，你不能完全責怪小應的冷淡，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這件事。卉接下來往後一靠，頭仰著，呆呆地望著車廂頂上的吊燈和污跡，表情有點沮喪。
車到北京，天氣炎熱異常，車站前的廣場上陽光一片白亮，無數衣著凌亂、滿臉油汗的人擠來擠去，汗味蔥味汽油味塵土味撲面而來，熏得人頭暈想吐。齊站在出口處，臉色發白，迷迷糊糊地望著車站前被烈日烤得幾乎死去的幾排植物，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我知道她心裡有些慌亂。她第一次來北京，面對著這麼龐大這麼喧鬧的首都，她不知道往哪兒走才好。
「唉，算了，還是我送你去吧。」我心一軟，又折回到她身邊。
她扭犯起來：「啊呀，這多不好意思，你還要上班呢。」
「誰叫我們是老鄉的呢？」我說。
她朝我討好地一笑。這一點使她渾身上下發射出一種磁力線，剎那間讓我暈暈乎乎的。我突然意識到，守不是個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她的領為隱藏在身體裡面，不注意的人也許就察覺不到。難怪我第一次看見她時驚訝小應的選擇。
我們一共換了三趟車，才到了小應的那個學校。一路上車擠大陽曬，還時時為爬不上車門焦躁氣惱，那滋味真不是好受的。我好幾次在心裡閃過這個念頭：何苦大家都擁在北京受罪？
找個安安靜靜的城市生活工作不好嗎？然後又想：那麼我呢？現在要讓我回家鄉去當個秘書辦事員什麼的，我甘心嗎？唉，人哪人哪，人就是這樣：又尊貴又下賤。為求得那份尊貴，再下賤的罪都肯去受。這麼想著我就在心裡苦笑。
第三節
我估計小應那會兒應該在學校，就帶著卉直奔他的辦公室。
團委和學生會共用的小樓裡靜悄悄的，幾乎每扇門都關著。我忘了小應在二樓的哪個房間．就挨個兒看門口掛的牌子。後來我看到了「文化部」這三個字。
「就是這間屋子。」我對卉說。
「好像沒人？」卉望望我。
門關著，聽不見一點聲音。我估摸小應也許到圖書館或者游泳去了，就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門。誰知覺傳出來小應拖長的聲音；「進來——」
「他在呢！」卉興奮地說，一掃剛才的疲憊，連忙用手指去梳理頭髮。
我大聲地喊；「看看誰來了吧。」一邊就伸手去推門。門很輕，一推就開，我看見小應和小紀面對面坐在辦公桌前，表情都有點驚愕。屋裡的氣氛像是剛剛舉行了一場談判，嚴肅百巨微妙。窗戶大開著，一架十六時的綠色電扇嗡嗡地轉來轉去，把桌上的紙啦牆上的宣傳畫啦吹得刷拉刷拉直響。
小應的目光越過我，落在開身上。一瞬間我說不出來那目光是驚訝是嫌惡是慌亂還是欣喜。我真的不會形容那樣一種複雜的含義。小應咳了一聲，結結巴巴地說：「這個……怎麼……
突然就來了？」
卉慇勤地笑著；「你很久不回去了，我不放心你。」
「咳！這不是好好的嗎？」小應微微皺了下眉頭。
「好好的那就更好。你媽你爸整天在嘴裡念叨你，怕你有什麼變故。」卉仍然笑微微地，並不看小紀一眼。
「我能有什麼變故。」小應嘟囔著。
小紀這時站起來，大大方方地說：「這就是你的女朋友嗎？
怎麼不介紹介紹？」
「哦，你們在談工作是不是？我打擾你們了？」卉睜大眼睛，一副惶惑無知的模樣。
我忽然聽出來小紀和卉的話裡都有骨頭。我也奇怪小紀這會兒怎麼會坐在小應的辦公室裡，他們不是一向互不服氣的嗎？
「啊，我的任務總算完成了！」我故意大聲說，「我得趕緊回去洗個澡，睡個好覺了。路上真累。」我用這話暗示小應趕快送卉到他的住處去。
小應是個聰明人，他聽懂了我的話。他抬手撓撓頭皮，對卉說：「怎麼樣？要不先洗個澡去？」
「我也該走了。」小紀站起來，有點不高興的樣於、我下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打斷了她和小應的談話。我覺得她這人過於自負，總要擺出高高在上、目中無人的樣子。我接觸的北京人中有不少是這樣；他們總認為首都是北京人的世襲領地，外省人來了他們就不高興；若這人在某方面勝過他們，便更要惹得他們忿忿不平。此刻卉和小紀站在一起，卉明顯要比小紀嬌美可愛，也許因為這個小紀心裡氣惱？
我和小紀走了以後，小應就送卉到他借住的地方去。他把那房間的鑰匙丟給卉，自己搬到辦公室去睡帆布床。那些天裡他對齊一直客客氣氣，客氣得就像對待一個由父母介紹過來的、自己並不很熟的家鄉親友。他也帶她去頤和園、故宮，也去看電影，甚至還請她在學校附近的個體戶餐館裡吃過一頓蹩腳的酉餐，卻門口不提結婚這個詞。
存的狡猾也在這裡。小應既然忌諱這個詞，卉就絕不把話題在這方面靠。她高高興興跟著小應去見識北京城的壯美，一切聽從他的安排，又幸福又滿足，完全是一副把終生交給小應的模樣。她相當出色地扮演了一個「小鳥依人」的角色。
小應煩惱極了。卉若是個「女強人」之類，賭氣跟他散伙，他也就沒什麼可說的。然而齊偏偏一心不二地要跟他好，她信任他，依賴他，盼望他能原諒她的過錯。人的一生中誰能夠沒有一點過錯呢？只是想起那件事來小應就如吞嚥一條蛇那般痛楚。明擺著是卉蔑視他的存在，他又怎麼能平白忍下這種委屈？
卉在北京住到將近開學才回去。臨走前她掛了個電話向我辭行。出於禮貌，我隨便說了句：「有空再到北京來玩吧。」誰知她竟回答我說，她也許過不了幾天還會再來的。我以為是她學校裡要組織教師來學習、參觀、進修一類，就沒有再間。緊接著第二天小應又來電話，問我卉都說了些什麼，我忽然想到卉說也許過幾天要再來的話，就告訴了他。小應長歎一聲：「她是下定決心啦！」就啪嗒擱了話筒。我莫名其妙。
卉果然在開學後不久又到了北京。這次是以休病假的名義來的。她在縣醫院裡不知怎麼弄到一份肝炎證明，就向學校請了長假。卉和小應的關係在熟人當中個個皆知，她去小應那兒養病合情合理，沒有人覺出這裡面有什麼不正常的味道。這回下了火車不再茫然失措，她笑微微地直奔團委辦公樓去找小應，顯出一種理所當然的自信。這回輪到小應手足無措了，他既不能否認卉是他的未婚妻，又不便說出他們之間的芥蒂，只得打落牙齒往肚裡咽，重新把卉安排在他的住處，自己又在行軍床上過起了日子。
小應是個倔脾氣，卉二次赴京使他萬分惱火。這回他不再帶她逛頤和園、吃西餐了，倒過來對她來了個不理不睬。他能夠整星期地不往卉那裡抬腳。反正卉守著一個煤油爐子，不愁她沒吃沒喝。
不管怎麼樣，卉對小應一直是情意綿綿。她三天兩頭到學校去看小應，給他帶去吃的，又拿回去該換洗的。她把這份情意充分表露在小應的領導和同事面前，弄得人們紛紛勸說小應不必過於堅持晚婚。團委書記關切地問小應是不是因為沒有房子？小應就胡亂點頭。唉，要是因為這個不結婚就有點迂了，團委書記說，夫妻分居兩地你還指望分到個什麼單元之類？給一間九平米的小屋就算不錯了。這事書記幫不上忙，他自己有了孩子也不過住一個單間。小應說那我還是再等等吧。
這樣，卉和小應一耗竟耗了半年。這半年裡《五四之歌》仍然在北京各大專院校走紅，邀請他們去演出的信件和電話陸陸續續不斷。後來居然有中學也想來請，小應他們就說中學不去，中學太多太多，開了頭就收不了尾，演員們還要不要上課、寫論文？
冬天裡，一年一度的寒假又要開始了。這年提倡大學生要堅持社會實踐，學校組織了好些社會考察團奔赴各地。副校長石立中先生有個老戰友是甘肅省副省長，他來信邀請石校長帶一個考察團到甘肅去，看看大西北的經濟建設和自然風貌。副省長的用意自然是希望吸引一批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後到甘肅工作，因此一封信寫得熱情洋溢，慷慨豪放。信中甚至還引用了唐代詩人王翰的《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石副校長看到這首詩忍不住豪興大發，放聲吟哦，覺得痛快無比。他當即決定組團往大西北，自己親自帶隊。為壯行色，他特意囑團委書記帶上《五四之歌》的全班人馬，一路上要搞得轟轟烈烈，如同老人家在評價紅軍長征時所說：我們是宣傳隊，我們是播種機……
作為《五四之歌》的編劇、導演、音樂指揮、舞台監督，小應和小紀自然隨團出發。卉將要獨自留在北京過一個淒清的寒假。卉過了這個寒假就要返回家鄉，她的病假已滿，再拖下去有被學校除名的危險。就這麼一個最後的、短暫的相處機會，小應卻不肯給她，卉對這一點萬分傷心，跑到我那兒大哭了一場。
自然，我只有陪著唏噓一番而已。
經過一番細緻的準備，考察團終於在一天早晨出發。他們浩浩蕩蕩從北京乘火車到蘭州，然後坐汽車沿河西走廊直奔武威、酒泉、嘉峪關、敦煌。副省長親自到蘭州火車站迎接考察團，他和石副校長見面時大叫大嚷，快活得像兩個孩子。當天晚上在政府禮堂演出《五四之歌》，大獲成功，考察團全體團員擁抱在一處高呼萬歲，激動得半夜沒有睡覺。
從蘭州到敦煌，一路參觀，一路演出，一路接受科學咨詢。
汽車穿越戈壁地帶的時候，幾百里不見人影，男女同學下車小便找不著隱蔽的地方，只好以汽車為界，哆哆咦佩、心慌意亂地草草完事。過祁連山的藏族自治縣，他們平生第一次見識到手抓羊肉和糌粑奶茶，一個個吃得滿嘴流油，又開心又過癮。小紀大笑著告訴小應說，這是她一輩子所過的最有味道的生活。小應就說，這也正是他想說的，他的感覺同樣如此。說完他異樣地瞅了小紀一眼，覺得他們之間的距離在不由自主地一點一點縮小，而在許多次的共同合作中逐漸意識到了愉快。說到底小紀畢竟是一個端莊正派又有事業心的姑娘。
敦煌是他們此行的最後一站。像無數個千里迢迢趕到這裡的旅行者一樣，他們虔誠而又好奇地參觀了莫高窟的古代壁畫。
美麗動人的佛本生故事，姿態如生的彩塑佛像和繁雜絢麗到令人目不暇給的狩獵、宴飲、出遊等等生活場景，這一切構成了神話般的幻境，把小應他們弄得癡癡迷迷．走出最後一個洞窟，站在風沙滿天的太陽地裡，他們全體靜穆無聲，彷彿以此表示對那些古代藝術家的緬懷。
當晚宿在敦煌縣招待所。晚飯之後風止沙落，明月高懸，空氣寒冷卻又清新，帶著一股說不出來的神秘孤寂的味道。明天就要從柳園坐火車回北京，不伯冷的人抓緊最後一個晚上的機會出去領略這個西北小城的風光。小紀在那個反彈琵琶的飛天塑像下面碰到了小應和團委書記幾個人。小紀略一躊躇，就走上去對小應說：「想買點葡萄乾，又怕一個人摸不著回招待所的路，能幫個忙陪我去嗎？」
小應和團委書記對望了一眼。書記的眼裡含著一種笑意，小應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小應答應了女同事的請求。
但是再沒有提葡萄乾的事。兩人都明明白白知道那只是一個借口。他們在陌生的小城裡肩並肩走著，看著月光和燈光把兩人的影子一點點拉長，又一點點縮短。小紀想，這是最後的機會，現在的氣氛再好不過，過了今天就別指望再有突破了。小應也想：為什麼還不說呢？是她改變了主意？她仍然覺得兩人之間有一段距離？
就這樣，他們下意識地一步一步又走回了招待所。他們在大門前的燈光下無可奈何地對望著，互相都感到垂頭喪氣。怎麼？就這樣算了嗎？什麼也不用說了嗎？日益增加的好感僅僅是一種幻覺，其實在他們之間並沒有愛情，從來就沒有？天哪，他們多荒唐，明白這一切居然用不著說一句話！
「睡吧，明天還要起早趕路。」小應說。
「明天就要回北京了，過得這麼快！」小紀也說。
他們穿過院落，上了樓梯．分別走回各自的房間。一整座大樓都靜得令人惆悵。
回到北京，小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卉結了婚。我搞不清楚在這前前後後他是怎麼想的。新房就設在小應借住的那間屋裡。說是新房，實在也寒寒傖得可以，不過把原來的東西歸置歸置，桌上新添了一束五顏六色的塑料花而已。那天小應打電話把幾個老鄉叫去熱鬧熱鬧，小應和小卉兩個人笑嘻嘻地忙進忙出，拿瓜子拿糖，還特意準備了咖啡，只是那咖啡燒得太濃，且有一股彆扭的焦糊味兒。房間裡沒有暖氣，卉穿著一件厚厚的大紅羽絨衣，下身是一條繃得很緊的牛仔褲，一張面孔白裡透紅，渾身上下顯得青春勃發，說不出的叫人振奮。小應還是平常那件老式的粗花呢短大衣，雙手凍得通紅，不住地嘿嘿笑著，又像憨厚又像狡猾。我覺得小應畢業這一年多沒什麼變化，他屬於那種永遠不老的小個子男人。
「總算是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趁卉出去上廁所的當兒，小應攤攤手對我說，「想想就這樣算了，卉等了這麼幾年，也挺苦。
過去的事情大家從此不提，就當它沒有發生過。我這個人並不守舊，也還算通情達理，你們說是不是？」
我們都感覺小應說得很實在，也認為結婚是最好的辦法。大家紛紛拿出自己帶來的賀禮：一條領帶，幾隻玻璃杯，一對鋼筆。大家都是畢業不久的學生，工資勉強夠混日子，禮品微薄得很，不過是表示一份情誼罷了。相比之下倒是我送的一隻景德鎮瓷花瓶顯出些微雍容華貴的氣息，擺在這寒傖的小屋裡多少有點滑稽。
燴這人看上去嬌嬌嫩嫩，其實倒是比男人更有主見，更說得出做得出。結婚後她竟然回家鄉去辭了職，準備就這麼沒有戶口常住北京了。她告訴我說，要小應調回家鄉沒有可能，指望她調進北京更沒可能。小應他一個外地留京的大學生，一沒親戚二沒門路，自己又不是要害部門的一官半職，他哪輩子能把當老師的妻子調進北京？做夢呢！反正如今是開放時代，腦子活絡一點不愁賺不到生活費。我問她是不是想當個「倒二爺」，搞點轉手買賣之類？因為一提到「開放政策」我就想起市場上那些活躍的小販。她撇撇嘴：「你怎麼想到那個了。我好歹也是個大學畢業生，幹那個也太丟面子。」我替她犯愁。其它又有什麼可干的呢？她一笑；胸有成竹地說：「總有辦法。」
幾天以後我就在《北京晚報》上看到卉登出來的「求職廣告」，她說明自己是師範學院畢業生，願意給中、小學生補習功課，當家庭教師，以小時計費，薪金面議。後來我打了個電話給小應，他說來找卉聯繫的人真不少，開價也很可觀。這年頭家長捨得住孩子身上堆錢，我說沒準兒地掙的錢比你要多好些。
他歎口氣說；那當然，個體戶嘛。
春季開學以後小應的學校裡有一些變化：熱愛藝術、曾經給藝術團以鼎力支持的石立中副校長年事已高，宣佈離休了。聰明熱情、天生有政治家氣質的年輕的團委書記，因為前一階段學生工作搞得出色，名聲大振，升任團市委書記，團中央委員。
《五四之歌》全體演員經過一個冬天的旅行，目前趨於四分五裂的狀況：男女主角因為戀愛不成，反目成仇，雙雙賭氣離開藝術團；三四個人考取了出國留學生，人在國內心已經到了大洋彼岸；絕大部分人面臨著畢業分配這個坎兒，寫論文的寫論文，考研究生的考研究生，跑班主任的跑班主任，忙得個不亦樂乎，對藝術團再也沒有興趣。
曾經轟轟烈烈過一段時間的藝術團，從此就這樣一蹶不振。
天生喜聚不喜散、喜鬧不喜靜的小應，不免感到心灰意懶，萬般無聊。開學以後小應和小紀又招收了一批新團員，不知道是因為感情生疏的原因還是別的，總覺得看不順眼，藝術素質大不如前。新上任的抓學生工作的副校長沒有任何藝術細胞，從來沒有找小應詢問過藝術團的工作，小應想要主動匯報，卻無從得見一面。團委書記的後任是一個精明強幹的女同志，上屆書記抓文化工作抓出了成績，她聰明地認識到自己不能重複別人走過的路，否則便是失敗。她別出心裁組織了一個愛國主義教育演講團，在校園裡掀起了又一股熱潮。
繼續在辦公室裡和小紀面對面坐在一起也使小應感到痛苦。人在結婚前後彷彿是跨越了兩個世界兩種時代，回憶過去便覺得萬分遙遠，或多或少會有悵然若失的遺憾和對於青春已逝的感慨。小應每每想到那個冬天的旅行就萬分傷感，懷疑那是自己編織出來的美麗的夢境。如今反正已經跟卉結了婚，再看到小紀蒼白的面孔，他反會心中難過，自譴自責，渾身刺痛。
就這樣，小應陷入了重重苦惱之中。歡樂的日於不再有了，繁忙和爭吵的日子也不再有了，四面是一片空寂，是冷淡和不理解。小應整小時整小時地坐在辦公室裡，面對一份電影畫報或者健康雜誌，無所事事。人世滄桑，是這麼說的嗎？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變化無常、捉摸不定？
與小應的處境相反，卉這段日子在北京如魚得水，顯出從未有過的忙碌和自信。她在四個地方擔任十幾個大小孩子的家庭教師，每天下午坐上公共汽車趕到人家上課，晚飯前再趕回家來，有時候下午晚上連軸轉，這時就不回家吃飯，在外面隨便啃一個麵包或者什麼的。卉儉省得很。她知道自己捧的不是鐵飯碗，時時防備有飯碗砸了的日子。白天她要略微備備課，批改學生的作文、日記之類，還要出一些題目準備給學生去做。這樣她就整天沒有空閒。她沒有注意到小應情緒上的變化，只一味沉浸在自己成功的喜悅裡。甚至夜晚在床上路小應親熱廝磨的時候，她都不忘記及時塞給小應一隻避孕套。她害怕在這時候懷孕。事業才剛剛開始。她要拚命工作，攢起一筆可觀的錢作家底，那時才可以玩樂享受生孩子。
小應在錢財上一向是個漫不經心的人，他不明白卉的心思，只覺得她對他有點近於應付。為什麼每次在他興頭正足的時候會突然冷靜地遞過來一隻避孕套？他對那玩意兒惱火至極，一見了就會索然無味。他不是對她說過幾次了嗎？懷孕有什麼可怕的？能懷上那個鬼詩人的雜種，就偏不肯懷上他的孩子？這麼一想，小應更加心情惡劣，彷彿世界上沒有一件順心的事情，跟卉之間免不了有些言來語去，偶爾行為上也粗暴起來。
不該發生的事情偏在這時候發生了。那一天卉從西單的一個學生家裡下了課回來，路過白石橋換車，暮色朦朧，已經過了下班的高潮，車站前只有寥寥的幾個乘客一動不動。十分鐘過去了，車子遲遲不到，等車的人中有人開始在低聲咒罵，卉心不在焉地東張百望。這時候她忽然瞥見馬路上緩緩走過來一個身影。那人披了一件淡色的薄呢夾大衣，一條帶鋼扣的腰帶隨著走路的節奏飄飄拂拂。他走得很慢，時而低頭去看腳下的東西，時而又抬頭看頭頂的樹葉，偶爾還停下腳步，神經質地盯住遠處某一樣東西不動。他的姿態裡有一種獨特的、吸引人的東百，說是風度也好，說是氣質也好，說是內在的激情和知識修養也好，總之那東西不同尋常，並且讓卉有一種久別重逢的感覺。卉張大嘴巴，開始心跳，渾身一陣一陣發熱，像是被熱浪沖擊著身體，搖搖晃晃站立不穩。女人就是有這種獨特的敏銳，經她觸摸過的肉體總會在她心裡留下水久的記憶，每一種細徽的區別她能用心靈感受得到，甚至在黑暗中僅僅靠嗅覺，她代能辨別得準確無誤。現在開經歷的就是這樣一種感覺，她並沒有看到詩人的面孔，但是她毫不猶豫地認出來那就是詩人。
是的是的，就是他，奇曾經跟他度過不同尋常的一夜，那是難以磨滅的記憶，卉不會弄錯。
彷彿被神靈驅使，卉不由自主地離開站台，往那個人身邊走去。先是一步一步走得猶豫不決，而後就加快了腳步，最後簡直變成一溜小跑。她氣喘吁吁地追上詩人，在他對面站住，微笑著，一聲不響。
詩人驀然止住腳步，無比驚愕地望著這個女人，這個恍若從天而降的女人。夜色漸濃、路燈昏黃一片，詩人沒有認出卉的面孔。也許在他記憶之中卉的形象已經十分模糊，他不可能在突然之間認出她來。
「你是……」他皺起眉頭，矜持地望著她。
「啊，你不認識我了嗎？」卉失望之極，聲音開始發顫，「那一年在我們學校，你去演講……」
詩人用手扶著額頭，發出一聲輕輕的呻吟。
「記起來了嗎？」卉快樂地說，「你到底記起來了！可我老遠就認出了你。我在那邊等車……」
「你分到北京了？」詩人打斷她的話。
「哦，不不，是我丈夫在北京。我結婚了。」
詩人凝神望著她，搖了搖頭，不知道是表示惋惜還是別的。
「沒想到還能再見面」卉的聲音有些酸楚。一瞬間裡她想起了許多，想到她的懷孕，她為此所受的恐懼和痛苦，她和小應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甚至她的辭職和眼下的境況。她想把這一切原原本本告訴他，不知怎麼又噎住了。她抬起頭，哽咽地說；「知道嗎？我曾經恨過你。」
詩人沉默了一會兒，忽然抬起胳膊，溫柔地把她攬在懷裡：
「別這樣。應該說我們曾經愛過，這就夠了。我愛過你，你也愛過我。在我們之間沒有恨這個字眼。」
卉扭了扭頭，想要掙脫，但是詩人把她攬得很緊。卉在他身上嗅到了一股似曾相識的咖啡和煙的氣味，就是這股氣味喚起了她消逝已久的感覺。卉忽然發現自己有一種願望，想要重新體驗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一切。這願望來得十分突然又十分強烈，竟使她如同被電流擊中一般簌簌顫抖。她驚恐地叫了一聲，用盡全身力氣把詩人推開，發出重重的喘息。
詩人在離她兩步之外的地方站住。那地方正好有一片濃濃的樹影，把詩人嚴嚴實實遮擋起來。他從從容容地注視她臉上的表情，看著她從喘息到平靜。然後詩人微笑了一下，說；「你還是這麼可愛。在你身上我總能感覺到一種激情。」
「不！」卉說，「不！我後悔看到你。」
「可你已經看到了，並且是你先認出了我。你控制不住你的感情。是不是這樣，卉？」
卉全身震顫了一下。詩人在這時候極其熟悉地喊出她的名字，這一點幾乎使她承受不住。她承受不住這份感情的重量。剎那間她鼻子一酸，淚水開始在眼眶裡打轉。
「你是……回家去嗎？家住哪兒？要不要我送送你？」詩人關切地間。
卉搖了搖頭。
詩人又在她面前站了一會兒，然後從西服上衣的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她：「這兒有我的地址、兩個月內我不會離開北京。」他伸出右手，卉沒有反應，他就把那隻手揮了揮，「再見。路上小心。」
卉搖搖晃晃地回了家，進門的時候臉色慘白。小應已經做好了晚飯，問她是不是病了？她說有點累，路上車擠得厲害，就把自己關在衛生間裡。晚上睡覺她忽然想起那張名片，猶豫著不知該拿它怎麼辦，後來她順手把它夾進課本。
小應在團委的處境越來越微妙。新任女團委書記幾乎是懷著一種對前任的極端嫉妒心理，不由分說地把藝術團打入冷宮。
她分給小紀的新任務是在每天下午的校內廣播中都唱「每週一歌」，而分派小應把全校各系的黑板報工作抓起來，每月搞一次展評。女書記彷彿是生怕她的威信不夠，時時用居高臨下的口氣找這個那個談話，擺出十足的政治工作者的面孔。她名為找人徵求意見，實際上卻用種種暗示要你服從她的安排。生性熱情又有點散漫的小應哪裡能習慣這樣的領導！思來想去，在極度失望和憤懣的情緒中他寫了一份給團委的辭呈；
團委領導：
一九八二年夏，因學校擬成立「藝術團」，我經過主動申請來到學校工作，擔任團委文化部長兼藝術團團長。兩年過去，我回顧以在，覺得很有意義。在領導和同志們厚愛寬容下，我的個性未受壓抑，我的能力得到發揮，因而工作上也取得一定成績。這些成績雖成過去，但它們的經驗卻足以保證今後學校文化工作的提高與發展。
時過境遷。因為種種原因我現在請求辭去團委文化部長和藝術團團長的職務。這些原因我陳述如下：
1.目前從校領導到團委領導，對文化工作缺乏應有的認識與重視，使我失去對這一工作的積極性。
2．有關領導對我個人政治上的追求長期不予重視，迫使我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職業方向，另求發展。
3.兩年的實踐使我意識到自己缺乏行政管理能力，必須重新尋求更適合自己的工作。
綜上所呈，為人盡其才起見，請求有關領導批准本人的辭職要求，以免尸位素餐，影響工作。
此致敬禮！
團委文化部應天明
小應把辭呈寫好之好，有一天瞥見團委書記離開辦公室上廁所，就悄悄走進主，把辭呈壓在墨水瓶下。然後他把自己辦公室的門一鎖，晃晃蕩蕩鑽進圖書館看戲劇雜誌去了。
卉一連度過了好幾個下眠之夜。終於在一天傍晚從學生家裡下課之後敲響了詩人的房門。這一夜她沒有回來，小應等到一點鐘之後實在熬不過去，和衣倒在床上睡了一覺。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小應睜開眼睛之後發現卉站在床前，用十分奇怪的眼神看他。小應一個鯉魚打挺翻身起床，問她說，你到哪兒去了？你怎麼沒有回來睡覺？卉就說她是睡在一個女學生家裡的，那女孩子的父母雙雙出差，請求卉陪他們的女兒睡一個晚上。卉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失真，飄飄忽忽的。小應就想這大概是自己睡得太晚的緣故。
過了幾天卉又一次重複了這個女學生請她陪夜的故事。
小應隱隱約約覺得有哪兒不對勁兒。小應不是那種粗粗拉拉的男人，會對妻子的一切毫不知覺。他從卉那雙發亮的眼睛、時而憂傷時而狂熱的眼神、心不在焉的神氣、甚至在床上做愛時不同以往的態度上覺出了妻子的反常。他盤問她，卉堅持說是他的錯覺，他說他不錯，男人在這種事情上不會錯。卉就冷笑，說，那麼是他瘋了，他在學校裡碰了一鼻子灰就回來找老婆的岔子。這句話如火上澆油，使小應本來惡劣的心情變得狂暴。他真像發了瘋似的在家裡大叫大喊，摔碗摔盆子，就差沒把卉揍上一頓。發完了火他又開始後悔，扳住卉的肩頭請她原諒。卉說幹嗎要我原諒你？咱們互相原諒著吧。小應一聽就愣了，他知道事情已經無法挽回。
一連幾天小應在城裡玩命兒地奔走，逐個敲開開那些學生的家門。他打聽卉上下課的時間，詢問人家有沒有留家庭女教師陪宿，留心觀察那些家長們尤其是父親們的反應。他懷疑是他們之中的一個跟卉搞了鬼。
有一次他偶然在開的作業本下面發現了詩人的一本很薄很薄的詩集。小應明白了一切。
當天晚上卉沒有出去。卉在屋裡團團亂轉，魂不守舍。小應躲在燈影裡仔細地看她，注意到了在她薄薄的羊毛衫下面奔湧的激情。小應突然起立，把那本捲了邊的詩集狠狠地摔在她腳下。卉的臉色刷地變成慘白。
「是的，就是他。你猜對了，就是他。」卉哆嗦著嘴唇，挑戰地對他說，雙手簌簌地發抖。
小應一聲不響，靜默了約摸五秒鐘的時間。然後他突然跳起來，抓起桌上的茶杯刷地向她扔去。卉頭一偏，茶杯在牆壁上砸得粉碎。小應一連扔了四個杯子，把地上弄得白花花一片玻璃碴兒。這一片殘跡又刺激了他的神經，使他再一次變得亢奮。他衝過去抱起房間裡唯一的裝飾品——一隻景德鎮瓷花瓶砸向了卉。
後來我才知道，就是這只花瓶不巧砸在卉的頭上，當場送了她的命。這花瓶還是當初他們結婚時我送的禮物，所以作孽也有我的一份。至今我深深後悔當初送他們的不是一隻布娃娃或者別的什麼。
小應從來就不是一個野蠻或者狠心的人，他為什麼要採取這種暴力行動對待卉的失貞？小應若真是對卉冷酷如此，那麼當初卉第一次失貞時他為何趕去替她處理一切？又為何在幾番猶豫之後終於跟她結了婚？我思來想去總是不能解釋清楚小應這種狂暴行為的動機。我把這一切歸罪於那個冬天的旅行。那次旅行過於壯美也過於風發昂揚，使此後的一切黯然無光。以小應那樣的個性，凡事總要好上求好，於是難免會有那種從山峰頂上迅速向下滾落的感覺。一種失重感．悲哀感，絕望感。於是才有了上述悲劇。
到底是不是這樣，也僅僅是我的猜測，無從找小應求證了。
小應不久就因「過失殺人」罪被判刑入獄。聽說他在獄中還在不斷地寫信上訴，我覺得這無濟於事，因為卉死在他砸去的花瓶之下是確切無疑的，不判他故意殺人罪就已經不錯了。再說，即使他能減刑出獄，他又能幹點什麼？誰會重用一個從獄中回來的人？
可我總是忍不住地要時常想起小應。一想到他，我腦子裡面出現的就是那個熱情洋溢朝我奔來的身影。那張生氣勃勃激情煥發的臉。我沒法把他的笑容和他說話時坐立不安的模樣從我記憶中徹底抹掉，因此我寫了這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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