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足球的現實中，從根本上改變觀念肯定至關重要，這個問題處理得好和快，中國足球就能早一些和世界足球的潮流匯合，否則我們肯定要越追越遠。
我們的近鄰日本是世界上民族意識最強的國家之一，但戰後的日本很快調整了自己的思維方式，一個以「大和民族」為世界中心的國家成了一個最善於學習的國家，也成了最能吸納外人精華的國家，在這種新的國民精神指導下的日本很快就發展成世界上最具經濟實力的國家，如今的日本的確又重新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在足球方面它也不甘居於亞洲中流，它照葫蘆畫瓢，還是引進。它希望引進能帶來自身的進步，日本人花了數不清的錢請了法爾考、濟科、布赫瓦爾德、萊因克爾、斯基拉奇、勞德魯普、斯托依科維奇，還請了奧夫特、溫格一大堆大球星和外國教練。短短幾年，日本就一躍成為亞洲的強隊，誰碰到它都難說不是生死之戰。日本足球如今只欠缺一份大賽的經驗，一旦這個方面有所補充，它肯定將是老牌亞洲強隊夜不能寐的心腹大患。
不說日本，我們的周邊國家都在這麼幹，其中不乏那些過去曾經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越南就請了德國人。
其他亞洲足球強國也這麼幹，沙特、科威特、韓國，只有幾個不肯改革開放的國家才拒絕外籍教頭，比如說伊拉克。足球發達國家也並不只相信本土教練和球員，意大利、西班牙、德國、英格蘭、荷蘭，這都是傳統的足球強國，但他們依舊把足球擱在傳統中，把交流和引進看得格外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比你差的比你強的都這麼幹，你憑什麼就要「自力更生」呢？這種近視的愛國主義實在有害，它最終只能導致我們越發落後越發挨打。
'98世界盃外圍賽是又一個歷史契機，中國隊出線與否又會給新問題留下兩個答案。如果我們能全面客觀地評估自己，中國隊出線與否都不能表明中國足球在世界上有了一爭高下的實力。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方針和策略，加大引進的力度，並且不僅僅局限於國家隊，只有全面引進，我們的足球思想才會有質的飛躍。和王健林的會面很集中地討論了這個問題，正是王健林對引進外籍教練方面有十分堅決的態度，我才敢講大連萬達有可能給中國足球做出新的貢獻。上海人在這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前面，這或許是上海一直處在中國對外交流的前沿的緣故。上海人在引進外援方面做得堅決，從斯托依科夫下課到安傑依登台，申花俱樂部徹底打消了本土教練重執申花帥印的念頭，申花等於向足壇宣告：一定要在這方面幹到底，甚至可以置申花的現實戰績於不顧。上海不僅僅是申花，其他的幾個俱樂部也採取了相同的方略，豫園、浦東都是外籍教練，而且上海輿論和球迷也都表達了他們的支持。遺憾的是其他俱樂部缺少這種革命的環境，他們還是滿足於在自己現有的資源下折騰。比如說遼寧隊，下了楊玉敏上李樹斌，下了王洪禮上楊玉敏，下了楊玉敏上王洪禮；比如說廣東隊，下了岳永榮上陳亦明，下了陳亦明上郭億軍，下了郭億軍上岳永榮；越是足球歷史悠久的地區，這種閉關自守越嚴重。他們總是在內部換來換去，還是一些老面孔老方式老打法老思想，就是不肯放下架子請外人。在這種地區，他們一直認定「我們有中國最多最好的人才」。這種想法或許不錯，但他們就是不願正視中國足球整體落後的事實，就是不肯屈尊求教於天外之天人外之人。
從全國十幾支甲A、十幾支甲B的實際情況看，我們面對著相當頑固的守舊勢力，這種傳統勢力並不那麼容易就讓出地盤，學習和引進只是在有限的幾個俱樂部裡行得通，大部分俱樂部還認定「中國國情」比足球規律更能決定一切。我們的大部分中國教練從自身利益出發也不願有外藉教練帶球隊，中國助手起到的作用大部分都是消極的，雖然沒有誰傻到公開做梗，但暗中拆台的事屢幹不爽。從施拉普納到維爾納再到浦東的烏拉圭人，都是在莫名其妙中就捲了鋪蓋，外籍教練的直來直去在中國助手的太極神功面前很快就一敗塗地。我敢說，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中國教練沒有真的為球隊的利益著想，更沒有為中國足球的大計著想，在現實的個人利益面前，他們的愛國主義和事業信念只是一堆騙人的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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