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冒守財真恨不得來場戰爭或地震什麼的，大亂才能達到大治，開始新的一輪利益均攤。在大混亂的時候，就沒人給你排座次，什麼你有沒有北京口，父母是什麼官，誰管那個？誰有本事誰上，比如大家都挨餓時，誰有本事弄來糧食誰就占糧為王，要不怎麼叫亂世出英雄呢。
一轉眼就是深秋。長安大街上流金溢彩地滾動著落葉。秋風颯颯一陣子，又有金黃火紅的樹葉蕭蕭飄起，鋪天蓋地，恰似春天的繽紛落英。
瓦藍瓦藍的天，脆生生的愛人兒，真個是秋高氣爽。
這長安街旁的小胡同裡，秋色則比長安街上更濃郁。狹窄的街巷，夾在兩趟子大樹之間，人就踩著趟著落葉走路，頭上就啪啪散落著片片彩色的葉子。清潔工這時是清掃不過來的，眼見著街角上就堆起了小山似的花花綠綠落葉。
移民樓迎來了一個平平常常的秋天，依舊在淅淅瀝瀝的落葉拍打下散發著酸甜油煙廁所雜味。人們進進出出，來去匆匆奔著生活，似乎沒人去撿一片楓葉。撿葉子的準是閒人。
沙新頭頂著落葉回來，只覺得那葉子十分沉重地打在頭上。站在樓前，透過紛紛落葉看這座廝守了六七年的髒樓，想到要離它而去，心裡不禁悵然。自己是以這個樓為大本營度過了青春中最寶貴的一段年華，24歲到30歲，一個男人金子般的一段日子，恍恍惚惚，實實在在，有滋有味地在這裡度過。廝混其中時毫無歲月的流逝滄桑感，一旦要離開，且是被迫離開這在北京唯一的窩，竟會生出無限留戀。沒有，從來沒有這樣仔細端詳一下移民樓。七年來它就像一件唯一的破衣服捂在身上，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哪會想到脫下來端詳一眼的？
沙新不知不覺中靠在一棵大槐樹上，久久邁不開腳步，他不知道該跟老婆說什麼才好。
社裡剛剛開過大會。社長總編的齊刷刷在主席台的一溜桌子前就位。議題只有一個「要改革，要賺錢」。
張大壯是元老，自然首先發言定調了：「現在公費包銷買書的黃金日子快沒了，咱們『嚮導』要想法子從讀者腰包裡掏錢了。只要不違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我想誰都知道是哪幾條，我就不重複了。只要不違反這個，想出什麼就出什麼。當然要既賺錢又撈名，別一窩蜂出那種『擦邊球』書，擦不好就給你擦進去，讓查出問題來停業整頓就麻煩了。總之，不能出虧本書，每人每年要定額賺多少利潤，完不成，就沒獎金，月月兒百十塊幹工資吃稀的。總之，圖書要成為商品，要賣錢。至於怎麼賺，權力下放，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隨之表揚了滕柏菊和高躍進，說他們一個有本事賺公家的錢，另一個肯吃苦，大江南北奔波賺私人的錢。號召大家多想點絕招兒。
接下來各編輯室分組討論，文藝室首先拿來討論的是沙新這攤子文藝理論。
沙新編的那些新潮文藝理論書沒一本是賺錢的，全賠。社裡決定首先改革了它，停止再出，責令他手頭的稿子該清退的清退，或請作者自己包銷，或視情況不支付稿酬，「嚮導」不再背這個高雅的大包袱。沙新的退路是從明年起選一個組或一個編輯室，實行收編。若不願與人合作或別人不收編他，他可以自成一路，自負盈虧，出什麼不管，每年上交五萬塊承包利潤就行。但一切仍然要三審後方可。如果自以為無法承包五萬塊，可以調去做社裡的宣傳秘書或發行員。
沙新馬上表示願意被胡義收編，與胡義一起編外國小說。雖然他與胡義沒什麼太深交情，但至少兩人都算是新派洋派文人，還有共同語言，胡義總不能見死不救。胡義當即表示同意，說只要領導同意他沒意見。沙新心裡暗自感激，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
但邊大姐馬上說先別忙，胡義那攤現在是自身難保的過河泥菩薩，誰跟他一起誰會與他一起沉沒。「馬上討論胡義的問題。」
胡義立即渾身一顫，像是自己犯了什麼罪過。他這兩年沒大成績但總不至於給社裡賠錢。「嚮導」社一貫以青年的良師自居，幾十年來沒受過上頭批評，主要原因不僅僅是穩重、形勢不明朗從不亂跟一氣，還因為對外國文學出版把得嚴格。因為「嚮導」的中高層領導中沒一個能把英文二十六個字母或俄文三十三個字母全念對的，所以對翻譯作品格外小心。想當年全國一邊倒學習蘇聯老大哥時，「嚮導」也沒讓潮流沖昏頭腦，對老大哥的書也不認為是堅如磐石的一塊社會主義文藝鐵板，因為他們堅信「任何時候都有左中右」。那時出版老大哥的作品時就抱定了「不見兔子不撒鷹」的辦法，為一本書多方徵求意見，反覆論證，直到沒有爭論再出。據說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的書都曾引起過「嚮導」內部的爭論，有人認為保爾和冬尼婭那段青梅竹馬關係應該刪了才好。這種觀點受到了不少人批評，認為是極端保守主義。其實正因為他們兒時感情深厚，才更能襯托出保爾為堅持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而忍痛別棄小布爾喬亞的冬尼婭這一壯舉的高尚。打那以後「嚮導」才敢出點有愛情的蘇聯作品，但仍然慎而又慎。因為人們發現，同是社會主義，那邊兒畢竟是歐洲人種，年紀輕輕就鬧戀愛，連寫中學生的作品裡都整這個。還有那種表現偵察兵孤膽英雄的，恐怖的破案小說什麼的，總覺得這類東西不對頭，就一律沒出。事實證明這做法對，果然沒過幾年中蘇就掰了，說是他們變修了，資本主義復辟了。那類文藝作品必然是修正主義無疑。幸好「嚮導」的腳後跟站得穩當並有先見之明，沒出，也受不上批評。而「嚮導」出的清一水兒的歌頌莫斯科青年遠征西伯利亞開荒的作品則是永遠站得住腳的，因為什麼時候開荒種地長糧食都不會錯。幾十年一貫制下來，社會上幾乎沒人知道「嚮導」還出外國文學，哪一朝代哪一潮流中均發現不了「嚮導」的痕跡。那一陣子興西方現代派，胡義狠張羅了一陣子，又組稿又翻譯，弄了一個系列，報上去被打回，請示上用鉛筆批著「我們要敢於有所不為」。又興西方通俗小說，「嚮導」又是不為者。胡義幾經興奮幾經萎縮，就隨它去了。一年上報十幾本，過五關斬六將總能有二三本上頭說行的，就改改錯字發表之。久而久之胡義發現這樣也不錯，自己有了大塊的時間翻譯自己的書。出不來叫座的書可以一推向上，歷數這書那書被「嚮導」退了稿轉到別家成了暢銷書，別有一番昏官誤國的淋漓痛罵，更顯得自己報國無門是一顆埋沒的珍珠。這幾個被退走成了暢銷書的例子便常掛在嘴邊，很顯示自己慧眼識珠。從此再也不用賣力氣使用自己的慧眼去識珠，只須隨時抱怨即可，既表明自己努力工作了，實際上又可以混工資搞自己的自留地。到頭來是「嚮導」的昏官昏政策養肥了胡義這個青年翻譯家還落胡義一通兒抱怨。當然與胡義吃著社會主義工資干私活兒成名相比，「嚮導」的領導不被上級批評則更重要。胡義不過是白吃白喝，一年下來工資沒幾千塊，可若放手讓他出版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作品出點格兒，「嚮導」的領導就要丟官啦，那官位比這幾千塊工資重要得多。幾經折騰，胡義也知趣，主動編起中學生英語輔導教材來，這類東西永遠不會給領導惹麻煩，還有經濟效益。出兩本賺錢的，搭上一本什麼外國詩集，兩相抵消，不賠不賺，日子混得還算可以。
但他馬上面臨著形而上的失業。邊大姐傳達上頭文件說，西方堅決要求中國盡快加入國際版權組織。入了伙，以後再翻譯外國的書就要給人家美元版稅。「嚮導」出版社沒有外匯，人民幣也手頭兒緊，怕是以後要停止出版翻譯書。讓胡義做好後事的處理工作，不再約新的翻譯稿。
胡義一聽便十個明白，笑笑說：「這可省事了。原先總不放心我，怕我躉進點兒腐朽沒落的西方壞文學。這回他西方人自個兒出來阻止中國人翻譯他們的書了，可算把咱們領導給解放了，不出翻譯書，省大心了。也省得外國腐朽文化毒害中國人。」一席酸溜溜的話令邊大姐頗不愉快，拉長了臉說：「話不能這麼說，平常領導對翻譯書要求是嚴了點兒，那也合情理。不懂外文要審定翻譯稿子可不就得多問幾個為什麼唄？你身為外文幹部，你有責任仔細說清楚，而不是抱怨。你是英文研究生，不能要求你的領導個個兒為你去學英文吧？」
「所以我說這回咱們全解放了嘛。省得兩頭兒全難受。」
「這時候說什麼都沒用，還是想想一年後你怎麼辦吧。幹什麼工作？」
「乾脆我們都來給浙義理當編輯算了。」
「那不行。恐怕你和沙新都得自謀出路了。」邊大姐隨之宣佈社裡新規定：砍掉的專業人員，如不服從社裡工作安排，可以自行調走。找工作這一年之內發全工資，一年之後仍調不走又不服從分配者，只發七成工資。
胡義笑嘻嘻地說：「我不怕。有這一筆英文一嘴英文，吃遍全中國。我倒願意馬上停工，享受一年的全工資。一年中我可以譯一百萬字出來。行了，邊大姐，從明天起我就不來上班了。不，從現在起，這個會我也不聽了。」
邊大姐急了，說：「誰說你可以不上班了？」
「您不是剛傳達了指示？我雷厲風行響應，不對麼？」胡義笑問。
「你在賭氣。」
「我有什麼資格賭氣？」胡義開始收拾辦公桌。「哦，改革改革就是改革我們這些普通編輯呀？領導自己呢？你們憑什麼鐵交椅照坐？張大壯怎麼一塊錢利潤也不承包？砍這個專業那個專業，誰給他這麼大權力？我們還要砍下去幾個社長總編主任呢，行嗎？這出版社成了某幾個人的了不成？官僚資本主義沒了，又出來了資本官僚主義。出版社辦不好全是老百姓的事了。他憑什麼打游擊出身就能得編審職稱？編審是教授級，國家規定要懂一門外語的，他二十六個字母跟拼音的區別弄清了沒有？少來這套。我再不行考美國去，教中學英語去，幹嘛要受這種資本官僚主義的氣？」說完就揚長而去，開始第一個享受不上班拿全工資的待遇，並一路揚言準備再拿一年七成的工資，呆膩了再調個單位。
胡義灑灑脫脫而去，卻給沙新出了一大難題。心中暗自痛恨起胡義來。只感到全體眼睛都盯著自己，尤其浙義理正在幸災樂禍地蔑視著他。他沒有勇氣像胡義那樣甩手而去，因為他老婆的戶口還懸著。他沉思片刻，抬起頭，發現無數目光立即從他這裡轉移開去，像耗子一樣快。他明白現在就看他的了。他這人一貫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那種人，此時他似乎聽到人人在說他：大丈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那個該死的北京戶口很快就要到期作廢了，社裡仍舊不偏不倚，讓他和冒守財去私了，再這樣相持下去，只能兩敗俱傷。眼下沙新徹底明白了自己是個廢物，在別人眼裡一分不值。既然如此，他決定不要那個北京戶口了，讓給冒守財成全這個叫人恨又叫人憐的人物。他決定一走了之，與老婆孩子一起舉家打道回府，或回山東或回四川。「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沙新說著一跺腳站起，一點不比胡義遜色地瀟灑走了出去。
沙新這一壯舉驚得人人感歎。只有冒守財欣喜若狂，沙新不再與他爭那個北京戶口了，他冒守財撿了一個大便宜。他星夜兼程奔去大同，不捨分秒地把大肚子老婆接來，暫時安插在單麗麗屋裡，一邊辦著她的進京手續一邊打報告向社裡要房子。人事處房管處的人此時反倒同情起沙新來，煩透了冒守財，面若冰霜地說：「你老婆的手續還沒辦完呢，急什麼？再說了，就是辦進來了也不一定馬上給你安排房子呀。哪有你這樣沒良心的？也不知道謝謝沙新去。沙新若是使壞，他辦不成也不讓你辦，再拖一個月，這個戶口指標就到期作廢了。看你老婆還來不來北京！你就得老老實實回大同去。人家沙新幫你這麼大忙，你還以為人家活該呀？真沒法兒誇你。」說得冒守財臉上紅一陣白一陣。
冒守財心中恨透了人事處房管處這幫子人，因為他們不拿外地分配來的大學生當人，好像北京是他們家的，別人都是來揀便宜的。尤其對他冒守財這樣的農村人，態度更惡劣，動不動就說他完成了三級跳，還弄來了大肚子老婆，這些人是成心看他笑話，就不給他房子。
冒守財忍住淚水，咬緊牙心裡罵著，決定走最後一條路——自力更生。這次他豁出去了，要徹底得罪門曉剛和沙新，堅決把門曉剛轟出屋去，讓他回去與沙新同住。
回來剛把這話說出口，門曉剛就猛然一巴掌打在冒守財臉上，隨之破口大罵：「我早看出你不是人養的。白上大學了，農民意識一點不改，大傻X一個！虧你有臉說這種話。沙新很快就要去山東了，很快就會騰出房來，你他媽就這麼等不及了？你就不能讓沙新平平靜靜地走？你這時候讓我回去，不是趕沙新快走嗎？」
「我老婆要生了！」冒守財紅著眼說，隨手抓起一隻瓷碗，「你再動手我就不客氣了！」
「你就知道你老婆你老婆，要不是沙新把戶口讓給你，你能有今天？」
「他反正是給社裡改革出去的人，再賴也沒用。這名額他不止，社裡也會給我的。」
門曉剛大罵一聲：「白眼狼！」隨後一拳打過去。冒守財奮起還手，兩人扭作一團幾乎把小屋子撞破了。兩個女人大著肚子只會喊救命但愛莫能助。
沙新跑過來拉開他們，慘白著臉對冒守財說：「你別鬧了，我保證在你老婆生孩子之前去濟南，曉剛馬上就會搬走。跟你這種中山狼，沒什麼好說的。」
冒守財翻翻白眼：「隨你怎麼說，反正我沒必要感謝你。要是當初你早早兒讓了呢，我們全家會感謝你一輩子。都到這份兒上了，還沽名釣譽幹什麼？這名額算我白揀。門曉剛，我告訴你，你的床位是在沙新那屋，你住進我這屋算我客氣幫沙新的忙，成全他老婆在這兒坐了月子。我還沒圖他謝我呢。你再在我這屋賴下去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別怪我不客氣，狗急了還跳牆呢，何況人？別忘了我是農民出身，拉過車耕過地，有一把子力氣，真打起來你這種小四川不是個兒。再說了，我從我屋裡轟你出去是正義戰爭，我佔理。」
冒守財從來沒有如此昂首挺胸揚眉吐氣過，今天在大庭廣眾之下一口氣擲地有聲他說完這段有條有理有力有節的話，竟讓沙新門曉剛們聽得不知如何回答。其實冒守財上大學時是系學生會的幹部兼團委的什麼委員，常口若懸河地向人們發話。這樣的小人尖子一進北京，跟別的人尖子們一比卻給比傻了，才知道天外有天；再加上老婆問題弄得狼狼狽狽，就更人前人後抬不起頭來。現如今老婆也進了京，馬上可以正正規規過日子了，才發現自己並不比誰矮一截兒，不再以農民出身為恥反倒突出自己的農民優點——咱爺們兒有力氣，會打架，以此來嚇唬城裡的小白臉兒們。
沙新再一次向冒守財保證他不出半個月就走，不會耽誤他老婆生孩子，就別轟門曉剛了。
冒守財帶搭不理，哼兩聲，就算答應了。
可旁觀的滕柏菊看不下眼去了，忍不住搶白冒守財：「小冒啊小冒，真想不到你這麼爛心眼子。人家沙新倒了霉你就這麼落井下石啊？到底是行還是不行，長嘴是說話的不是放屁的，你就不能吐個准話兒？至於這個樣兒嗎？翻了身就變臉兒。要是讓你這樣的人當了什麼大官兒，還不得用機槍把老百姓都給嘟嘟嘍？」
「行，行，」冒守財不耐煩了，「什麼事你都管，亂攪和。明天社裡成立個婦聯吧，准選你去當主任。我怎麼翻身又怎麼變臉了？別人對我怎麼樣我心裡明鏡兒似的，我姓冒的從此再也不受欺負了。沙新你替你的老鄉考慮著，半個月內讓他給我老老實實搬回去，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你可要說話算話。我成全你們。」
「走走，」門曉剛推推沙新，「別理他，這號土冒兒，進了北京也是墊底的。你到哪兒也是條龍，理他呢。」
滕柏菊聞之大為不悅，壓低嗓門兒說：「門曉剛你注意點兒！你怎麼就永遠忘不了諷刺諷刺農村人呢？諷刺人家你能得一百弔錢是怎麼著？你生在成都，你爸爸說不定就是大山裡的呢，憑什麼威風？」
門曉剛不敢跟滕柏菊叫板，知道這個嘮叨嘴子不好惹，就吐吐舌頭：「滕大姐饒命。不過我聲明，農村人跟農村人也不大一樣，比如咱躍進大哥就跟你不一樣。」說完趕緊鑽回屋去。
滕柏菊沒理門曉剛，而是跟進了沙新家，發現屋裡已大包小包收拾得差不多了，就紅了眼睛，安慰沙新：「別難過，是漢子，到哪兒都成大事，我就看你不一般。其實北京這地方不是咱們的，過好日子的是當官的，有錢的，咱是墊底兒的。你要去了濟南，說不定就成了山東的大理論家了，哪兒哪兒都顯著你嘍！」
滕柏菊好心來安慰沙新卻不成想十分招人討厭。沙新的老婆連招呼都不打，突然抬頭說：「我們沙新在北京也是數得著的青年理論家。到了山東自然是第一流的，而不是顯著怎麼樣。北京的大笨蛋到了你們河南也還是大笨蛋，總不至於是北京去的就聰明了。要那樣，傻子都奔河南算了。」
柏菊尷尬地一笑：「我可沒別的意思。我就是說，現在這種戶口制度太害人，外地好樣兒的多的是，來不了北京。倒讓冒守財這樣的人在北京逞能。」
張艷麗並不領情，「這個社會逐漸要多元起來，以後不見得北京就老是什麼什麼的中心。一個十幾億人的大國，搞文化的全集中在北京，這不正常。像你們河南這麼一大省，比德國還大，要是現代化了還了得？就因為窮，人們才往北京啦省會的跑。這種情況一定要改變的，再不變這國家就完了。要是每個省都像德國一樣強，哪怕趕上它一半兒，中國可就不得了了。人才也就都分流了。像你這樣的回河南還不混個婦聯幹部當當？」
滕柏菊好心不得好報，好話說不好聽，最終自己惹一肚子委屈回去了。
胡義推門進來，皺著眉頭：「這老娘們兒快成無事忙了，哪兒都有她。媽的，好人留不住，北京全讓滕柏菊、冒守財、謝美這幫人賴進來了。」
見沙新摯婦將雛給逼出北京，竟一時語塞，欲語還休。屋裡一片狼藉，幾乎找不到個落腳的地方。孩子又尿了，張艷麗正忙著換尿布，屋裡的味道很難聞。胡義與沙新對視，沉默片刻，沙新先開了口：「怎麼想起來我這兒了？」
胡義像是自言自語：「是呀，怎麼想起上這兒來了？我怎麼進來的？」說完不禁歎口氣。
張艷麗換完尿布，若即若離地招呼胡義坐下。胡義笑笑說不坐了，這就走。走到門口，轉回身，很沉痛地說：「都怨我，太衝動，把你害了。媽的，是我把你推上這一步的，否則你完全可以在社內調動一下。」
「他胡大哥別這麼說，」張艷麗說，「就是你不帶頭辭職，沙新也不能忍下這口氣。人麼，要活的就是一口氣。」
「可至少要把那個戶口弄到手再說呀，」胡義痛心地搖搖頭：「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才行。至少現在在北京搞文化條件好。外省條件差多了。要我說，沙新不妨在北京換個單位，再干二年再說，也許能碰上個有進京名額的單位。」
「不了，」沙新濕著眼說：「逼到這份兒上，我也活明白了。窩窩囊囊憋在北京顧了頭顧不了尾，即便寫出幾本書來也沒意思。活到三十才明白，人首先要吃住行，才能弄文學藝術，其實退而結網或許還會有出頭的那一天。原先有間房住著，窮點也就算了。現在可好，連老婆孩子都快保不住了，還在北京幹什麼？一走了之吧。」
胡義露出一臉悲慼，一拍大腿歎息：「唉！」默默地走了。走兩步又回來說：「沙新，我從來沒請過這樓上的人，但我今天想請你去我那屋喝兩杯。行不行？」
「你的心我領了就是，這酒就免了罷。」
「也罷。我的心到了就是了。過兩天搬搬運運的事叫上我，我能幹。」說完大步流星地回去了。
沙新回到屋裡，張艷麗悠悠地說：「咱們現在成了眾人可憐的對象了。真是天曉得，他們憑什麼可憐咱們？」
「嗨，人麼，可不就這樣唄，比別人幸運點就不知姓什麼了。所以，我想讓翠蘭先陪你走，東西我托運走，剩下我一個人在這空屋子裡再清閒上兩天，然後我一個人悄悄地走，連門曉剛也不讓他送。」
張艷麗點點頭說就這麼辦。
要說現在頂愜意的是浙義理了。他知道沙新用什麼金林的鬼筆名寫評論不說他好話，從此就一腸子的怨懟。對胡義，他也死看不上眼，因為胡義這種臭知識分子太各路，窮清高。但這兩員研究生出身的人的確對浙義理陞官構成了威脅。這一半年浙義理的純情詩大本小本袖珍口袋本賣得著實歡，名聲大振，自己也就開始對只當個普通編輯和通俗派詩人不滿意起來。他至少想趕緊當上個副主任，這樣就與邊大姐平起平坐了。他深知要當官必要先入黨，便開始很真誠地學了一通兒黨章，然後以如花的詩筆寫了入黨申請書遞了上去。他很自信，以他現在這種大詩人的身份，也算有點份量的人，肯定會引起充分重視的。他硬著頭皮去找邊大姐，希望邊大姐再扶他一把，比如當他的介紹人什麼的。
邊大姐現在已經有了一個老對象，一來二去感情甚篤並定下來新年結婚的。見義理來了，先是一驚，隨之一喜，嗔怪著年輕十歲地垂下眼皮來：「你還想著你大姐啊？反正是沒事不登我的門。有一年多沒來過了吧？坐呀，我又不會吃了你。你不用躲我，我知道我命苦，四十大幾讓人甩了，只配找個六十的當填房。我不想讓你付出什麼，可你也不能拿我的感情當大糞。你就真連點表示都沒有？」義理很誠懇地為她點上一支煙，邊大姐吸幾口平靜了許多，手上有支煙佔著，也就妨礙她動手動腳。義理說：「我真心實意要拜你為大姐，新姐夫過了門，您這個家又興旺了，我也算北京有了門親戚，這不是挺好麼？我們可以成為很好的姐弟，我若入了黨，咱就是好同志。要是再裹進些個別的事不就俗了？」「得了吧！」邊大姐悻悻地說：「你覺著跟我虧了你什麼，是吧？我知道自己長得醜，又這個歲數了，配不上你。我這輩子算完了。」說著嚶嚶哭泣起來，邊抽泣邊說：「你放心，我能幫你就幫，誰讓我心腸軟呢？」
邊大姐果然幫忙，替義理向組織上說了不少好話。可一經徵求群眾意見，卻招來普遍反對，幾乎無一人讚成義理這樣的機會主義分子進入無產階級先鋒隊。人們都明白現如今不少人走的就是入黨——當官——分房子三部曲，因此堅決阻撓浙義理走出這決定性的第一步。沙新和胡義自然是反對讓義理入黨的人。邊大姐為此很氣憤，在會上狠狠批評這種嫉賢妒能的壞作風。她引用達爾文的話說：生物中最激烈的鬥爭是同種間為爭生存空間進行的鬥爭。浙義理要從移民樓中奮鬥出來，那些移民們就千方百計地阻撓。她要領導上明白：不是浙義理不好，是別人落後。但有的領導也認為不能培養浙義理這樣的人入黨，有損黨的聲望。他既然有本事寫詩寫歌掙大錢，就用錢自己買房子去唄，何必當官分房子？什麼他都佔著，那可不行。群眾們能沒意見？結果就輕而易舉否定了浙義理入黨的要求。為此義理十分苦惱。他知道自己的那種詩不出二年就賣不動了，很快自己就會過時。現在手頭這十來萬塊是買不了一套房子的。從長遠角度考慮還是當上個副主任分一套房子實在，那樣自己手裡這十幾萬就干落下了。憑什麼當了官的都分房蹭公家的，他就該用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錢去買房住？當個官豈不是太賺了？自己寫這麼多還不如人家什麼都不干玩心眼兒混個科長合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便宜憑什麼不讓浙詩人也沾上？義理不服氣，由此更痛恨這些玩權術當官和平庸無能卻又嫉賢妒能的革命群眾。就是這兩類人毀了他的前程。這兩類人其實同種，只是後一撥兒沒混上去。
現在好了，一下子去了兩塊心病，沙新和胡義全被改革掉了，浙義理又可以重振雄風再努一把力去當官。現在的形勢對義理十分有利，因為出版社開始用利潤來衡量一個人的能力了。出版社自負盈虧，再裝正經，討人喜歡，編不出賺錢書來也白搭。而論賺錢，義理是文藝室的台柱子。他的詩社裡規定不許由別的出版社出版，「肥水不外流」。他只須不停地生產詩，邊大姐給他做編輯，寫一本賣一本，本本好銷。而這次全社的改革方案中有一條：權力下放，各編輯室分別掛一個出版社的牌子。於是「嚮導」就要變成九個出版社了。準備叫「嚮導九聯出版公司」。文藝室準備打出「嚮導文藝出版社」的牌子，這意味著劉主任將任出版社總編，邊大姐任副總編，比原先名字好聽多了。義理這次要改變戰略，他準備不費那牛勁去入黨，要直接當副總編，否則他就要跳槽，離開「嚮導」，並收回自己在「嚮導」所出詩集們的版權。他相信，帶上自己這幾本暢銷詩集的版權，投奔哪個出版社都會大受歡迎。
不幸的是，這次戰鬥在他與邊大姐之間打響。「九聯公司」規定所屬各出版社每社只能有一個總編一個副總編，義理要想當副總編，邊大姐必須下馬讓位。在這大是大非問題面前，義理決不含糊，他果斷地提出邊大姐下來他上去的建議；若不行，他就準備收回版權，跳槽走人。他號稱這叫「權力的轉換」。
邊大姐萬萬也沒想到她培養拉扯並苦戀著的這個小個子男人最終成了她的對手。過去所有的柔情、纏綿、思戀全拋入九霄雲外，邊大姐拿出當年在大草原上搏擊風雪的勁頭，在領導務虛會上含淚陳辭：「我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身份問一個為什麼：難道改革就意味著金錢第一嗎？我們就可以讓一個品行不佳、沒有群眾威信的人來當領導嗎？我們能這樣拱手把權力交給那種錢串子嗎？浙義理可以是個好詩人，可他決不是個好人，不能讓這樣的人當領導。別忘了，改革開放是黨領導的，不能讓他鑽空子，連黨員都不是就先當官。最近群眾們都在反映浙義理，說他要入黨就是想當官。他不願意用稿費買房子，散佈怪話，說別人都是入黨當官分房子，他憑什麼要用自己的血汗錢買房子？聽聽，這是什麼話。戰爭年代的人入黨，是把腦袋揣腰帶裡，為的是衝鋒陷陣，為人民的利益身先士卒。我們當年奔大草原，積極入黨，是圖個率領廣大知青戰天斗地做新牧民，儘管現在看來有些天真，可我們不是圖享受的。現在的小青年入黨圖什麼，浙義理這種機會主義分子的態度最明顯，就是圖陞官分寬敞的房子。這種人的陰謀不能讓它得逞。他一計不成又施二計，想利用改革開放的時機，用利潤代替政治，赤裸裸地要官當。最可惡的是他用西方資產階級作家的觀點稱這叫什麼『權力的轉換』，沒聽說過吧？就是說他的書能賺錢，他就要有權力。還說這叫歷史潮流不可抗拒。這樣的陰謀家居然跟我們打經濟戰，用收回版權調走來要挾，還兩分錢的韭菜拿一把兒。他別忘了，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黨領導的，他想拿一把兒，讓他走人！我們還有滕柏菊、高躍進這樣的好幹部，我們可以發現新的暢銷作者，就不信他一個破詩人就能卡我們的脖子。這世界缺了誰都能活。當年蘇修卡我們的脖子，我們過來了。美國想打服這個打服那個，不是連個眼皮子底下的小古巴也擰不動？日本想仗著經濟實力稱王稱霸，可他不得人心，誰服他？」邊大姐一口氣慷慨說完，猛坐下大口喝水。
領導們忙安慰邊大姐說別著急別生氣，誰說改革就不要政治方向了？誰又說改革就是認錢不認人了？再說了，那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上頭出點子，往下就是月亮走我也走，再往下就是跟著感覺走，到咱們這基層誰知道怎麼個改法？走著瞧吧。誰知道他浙義理犯了什麼病，硬是覺得一改革，這世界就成他的了。別忘了，改革是對社會主義的完善，不是把社會主義改了。要是擱在過去，浙義理這樣的早給打成右派了，他明明是想奪權嘛！沒那麼容易。引進外資還講個主權問題呢，外商再怎麼投資佔多大股份哪怕是獨資，他也是在中國地盤兒上，也得聽共產黨的，敢炸刺兒，給他轟走。呵，現在倒好，一個小破詩人臭轉幾行歪詩，就想鬧奪權了，也不摸摸自己腦袋圓不圓。幾個人連哄帶勸，總算邊大姐不激動了。但充分考慮到浙義理對本社的貢獻，不能不照顧他的情緒，決定任命他當文藝社的總編助理。這意味著他享受副總編的待遇，長工資，分房子，裝電話，但沒有副總編的權力，可能屬於高級幕僚之類。隨之宣佈了各個社配備的總編助理，主任助理甚至科長助理，一時間幾乎人人成了不同檔次的助理。被安排當助理的全是一些有實力但不是黨員或因為老的沒退仍佔著坑不走而無法安排的。在所有這些助理中只有浙義理是個年輕的總編助理，別的年輕人大都是主任助理或科長助理。滕柏菊為「嚮導生活出版社」賺了大錢，也不過才當個編輯室主任助理，是正科級。高躍進勇於吃苦，用兩個月繞半個中國一站一站推銷台歷，拉了十萬印數，也榮升「嚮導哲學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助理，夫妻雙雙把官當，不僅能分上一套房子，還可以優於其他助理們先挑一個好的樓層。浙義理跟他們一比，自然是最得意的，因為他是惟一的副處級了，工資高了，分房也可以優先挑樓層。鬥爭目的基本達到，出師即小勝一把，也就見好就收，不再繼續鬥爭，免得輸個精光。
就在「嚮導」出版社邁出改革的步伐之時，霍鐵柱親臨指導，提議改名叫「香島九聯出版公司」，猛一聽以為是「香港九龍出版公司」。他這兩年香港新加坡走幾趟，那邊的出版界均提出「嚮導」有點政治色彩濃郁，不敢與之合作。回來後他就大膽設想，提議「嚮導」掛兩副牌子。對內仍叫「嚮導」，做廣大讀者的指路人；但對外叫「香島」，有利於公關，打開國際市場。既然國家實行一國兩制，咱也來個一社幾制，從此後，「嚮導出版社」鳥槍換炮，大門口左邊一溜九塊牌子，依次是「嚮導哲學」、「嚮導文藝」、「嚮導生活」、「嚮導科技」、「嚮導少兒」、「嚮導史地」、「嚮導青年」和「向導體育」。右邊一拉溜兒九塊牌子，從「香島哲學」開始到「香島體育」。大門上方兩塊金匾，分別是「嚮導九聯出版公司」和「香島九聯出版公司」。各社分別有兩套信封信紙和圖章，需要哪個用哪個。編輯們的名片也有兩套。
這一片萬眾歡騰的落木蕭蕭時節，沒人注意沙新的存在。連門曉剛也很少去注意他，因為門曉剛此時正忙於爭他的職稱。他工作已滿六年，按規定的年頭兒，他應該得到編輯的職稱，不應再是助理編輯。評上編輯，工資就可以一下長上去三級。可九聯眼下忙於分權到戶，沒人關心評職稱的事，只有他這種毫無希望當官的人才關心評職稱。前幾日他幫沙新把老婆孩子裝上車送走，沙新說要一個人再在空房中住幾日，掃掃尾，寫完一本批評集再走。屋裡只剩一張桌、一張椅和一張床，滿屋的垃圾廢品。門曉剛把自己的米面給他一些，就忙自己的事去了，偶爾半夜看到沙新屋裡的燈亮著，就進去寒暄幾句，只見沙新在埋頭苦寫。這兩天沒見沙新，以為他是去向朋友們告別了，也就沒去注意。下午曉剛收到一封本市的信，打開才知道沙新前天晚上一個人獨自去濟南了，跟誰也沒打招呼。信也很簡單：讓曉剛馬上搬回來，鑰匙在門楣上。門曉剛好不心酸，捧著信濕了眼睛，回到屋裡就沖冒守財說：「你終於稱心如意了，今天晚上就接你老婆進來吧！」冒守財已經是和顏悅色，嘻嘻笑笑：「這是怎麼說的，我可是沒趕誰。我老婆還有半個月呢，沙新再拖一個星期也沒關係嘛。」
沙新那幾天似乎像沒發生什麼似的。他的一本什麼《論中國特色後現代主義》約好這幾天交稿，送走老婆孩子保姆，就關在空蕩蕩的屋裡奮筆疾書。平時總有時間可以浪費，逗逗孩子，逛逛街，吃吃飯喝喝酒侃侃大山，約好的稿子總是拖著寫不完。中間不停地接受報刊的約稿，東寫一篇西攢一篇，大錢沒有，幾十幾十的小錢一月總有幾筆。手握小錢，時時和朋友下下三等小館，偶爾吃大戶或做東吃一次大館子，很有三十年代上海三流文人的優雅感。大家自稱做批評家不能沒有錢，一定要有點經濟基礎才有閒心去指指點點以醒世警世喻世，中國需要批評家，因為中國老百姓大都活得太實際委瑣；好容易出幾個知識分子，又大多被同化為烏合之眾，毫無人文主義靈氣，更談不上詩意，頂多算得上馬爾庫塞所說的「沒有靈魂的專家」而已。沙新一喝酒必談三馬——馬克思、馬克斯·韋伯和馬爾庫塞，總在推崇批評家應擔負起給後工業社會的人以「終極關懷」，自稱自己就是在扮演著一個牧師的角色。
那天在東四的什麼天鵝酒館裡就著煮花生、拌粉絲和拍黃瓜喝酒論天下，幾個人決定組織個後現代主義研究會，專題研究後現代社會裡人類心靈的孤獨與庸俗問題。沙新提議文藝批評與市場掛鉤，建立一個心理咨詢中心，開通誰家的電話，每週一三五上午九點至十一點半有一人值班解答心理問題，並用書信形式解答。每次收一定費用。再編幾本《現代人心靈一百問》之類的小冊子配賣，這樣以文養文，研究會就有了活動基金。幾經周折，才找到一個掛靠單位，作為群眾團體登記註冊。隨後花了二百塊錢租了一個咖啡館的兩個小時開成立大會。那正是沙新要離開北京的下午。沙新被推選為常務副主席，會議由他來主持，他不能不去。但他決不想讓人們知道他晚上要離京，因此一臉的平靜，照舊迎來送往講話寒暄。只是與每個人握手的時間比平時長得多，也有力得多，握得大家莫名其妙。開完會一人分一盒三塊錢的盒飯，肉炒青椒，肥肥的肉片，頂著幾片發黃的大椒，吃得大家面紅耳赤，抹著油嘴紛紛告別。
這是沙新在北京的最後一頓晚飯。一直忙到華燈齊上才散，幾個主要領導人又相約到酒館裡喝個通宵。沙新喝了幾口，又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三馬，就告辭了。臨行前約好下週三老地方聚會。沙新掏出二百塊，說下次我做東，這錢先存在小張手裡，免得我提前花了到時喝西北風。然後搖搖晃晃順著長安大街回移民樓。回去蒙頭大睡，一直睡到午夜時分，這才起床去洗了臉，又最後喝了一口移民樓的自來水，背上包出了樓攔了一輛面的直奔火車站。木然地上了車找到舖位就枕著包昏昏然睡了過去。
夢中恍惚覺得車停了，眼前疊畫出當年意氣風發坐硬座車兩天兩夜趕來北京報到上班的景象，心裡一陣發熱，在看到北京時喜得熱淚橫流，他要成為京城最叫響的理論家。青木季子正在車窗下等著接他，他們握手的那一刻，似乎就宣告了一段情緣的開始和注定滅亡。沙新狂亂中擁緊了赤裸的季子，高叫著自己聽不懂的日語（我怎麼會講日語？），痛苦難當——光噹一聲巨響，車停了。沙新猛醒過來，黑夜中明晃晃的地方是天津站。他就是這樣如坐春風般地離開了曾視為自己生命的北京，而濟南正在夜霧中等待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麼，甚至那朝夕相處的妻兒在此時也顯得陌生，似曾相識，但又如墜雲霧。難道這就是一個三十歲的男人在半輩子之時劃上的一個標點？是逗號，問號，還是隨便的那麼一頓？
夜霧襲進車廂，他裹緊了毯子，茫然地望著外面影影綽綽的燈光，站台，穿梭的人影，眼皮子那麼一沉，就又迷瞪過去。火車又開了。
我會回來。
他迷迷糊糊地喃言著。
車輪光光噹噹，讓他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移民樓的不少人升了大大小小的官，自是喜不自禁，喜上眉梢，似乎連說一句「上廁所」都帶著堅忍不住的笑意。滕柏菊則更是不願做忍者，擺出一副「人生得意須盡歡」的樣子來，在廚房裡與人們眉開眼笑地談論社裡分房子的問題，一邊回顧一邊展望一邊觀照眼前。能夠談論分房這本身就顯出一種氣派，因為只有升了科級幹部的人才熱衷於談分房，因為只有混上了科級才有資格分到兩間一套的房子，別人均是等外品，只配分平房、移民樓或兩家合住。現在滕柏菊的談話對象是浙義理。
她很自謙地祝賀浙義理升任社級領導，然後馬上與利益掛鉤祝賀他穩打穩地能分個兩間一套，弄好了就能分個三樓的黃金樓層。冒守財聞之，也湊過來攙和，他是老牌的總編室主任助理，這次正式定為科級幹部。他自以為比滕柏菊早當了二年科長，分房時一定可以優先挑樓層。他忍不住說：「義理，咱們弄不好就住上下層了。我頂多弄個二層，不行就四層。你說二層好還是四層好？」義理說當然二層好，少爬樓梯。可冒守財說四層好，安靜，小偷也懶得上來。
滕柏菊最不能忍受冒守財，就說：「就你那個破家，哪個小偷去偷？連彩電都沒有，敞著門都沒人進。」
浙義理說：「別太樂觀，咱們年輕人，能分個頂上層的就不錯了。」
滕柏菊氣不忿兒地說：「那怎麼行？你分頂層，我們不就沒層兒了？」
義理憂慮地說：「真的，我聽到點風聲兒，說這次提升的科級太多了，沒那麼多房子，弄不好有的科長還分不上呢。」
滕柏菊一臉的赫然理直氣壯：「我反正不怕，我都三十五了，我們是雙科長，再怎麼著也得有我的。我們反正雙保險。」
「那要看按什麼標準了，」冒守財寸步不讓，「按年齡您當然沾光，可若按年頭兒呢？」
「按什麼年頭兒？你大姐十六歲就回鄉當教師了，工齡比你年齡都長。」
「我說的不是工齡，」小冒說，「是官齡。」
「呵，德性樣兒，」滕柏菊說，「你不就比我早當二年主任助理嗎？可那二年也沒有說你算科長啊。你正式當上科長是跟我同一天。咱們是一條繩上的螞蚱，沒我的也沒你的，別整天往外擇自個兒，總想比別人先。再說了，你老婆的戶口才進來幾天？按規定她戶口要跟你在一起十年才行。」
「十年是指父母，弄錯了。」義理說。
「反正是那麼個意思吧，像我們這樣雙雙在北京六七年的，當然要比後來的人先分房。」滕柏菊昂首逛胸地走了，她又壓冒守財一頭。
浙義理喃喃地說：「這娘們兒，處處她都佔先。」
冒守財關心的是：「你說的當真，我們年輕的科級這次沒戲？」
「聽天由命吧，」義理不涼不酸地說。他這次成了副處，很自信，無論如何會有他的房子分。
「狗舔雞巴，自美，」冒守財嘀咕一句，「不就鬧個副處嘛！」
浙義理的話還真是有根據的。幾天後分房方案果然證實了他的話。這次分房正趕上一大批老幹部老「嚮導」離退休，對他們來說這是這輩子最後撈一把的時機，再不撈，以後不在位了，黃瓜菜就全涼丫的了。於是這批人紛紛風起雲湧地鬧房子，明著吵，暗著托人情送禮物，全家老小搬著鋪蓋佔據辦公室的一時間奇人奇事層出不窮。最嚇人的是老朱的老婆，第一榜名單上沒老朱，她就提著「敵敵畏」瓶子闖入社長屋裡，以死相逼。社長說老朱自己條件不夠，話沒講完，那女人已仰脖灌毒藥，並把瓶子往社長嘴裡塞，號稱同歸於盡。社長立即簽字同意，隨後喊人送她進醫院涮腸。那女人拚命抗爭，說沒喝，瓶裡是水，「敵敵畏」灑身上嚇人的。社長不聽，醫生也不睬，強行涮腸。這之後，領導根本沒心思管出書，全部夜以繼日地忙於應付這批人了。
這中間總會出間諜之類的人。領導們開分房會全都是起了誓的：以黨性擔保，不洩露分房方案。張大壯大手一揮：「什麼黨性不黨性的，咱是大老粗兒，不說這文詞兒。總之，誰他媽把方案露出去，誰不是人，是這個。」順手做王八狀。「對，是這個」。全體伸手做王八狀，代替了誓辭。可方案還是被什麼甘做王八的人露了出去，資料室的人甚至複印了數十份方案公佈於眾，上面是平面圖，每個房間裡填著一個人的名字。人們都說資料室和醫務室是情報室，什麼誰誰入黨提幹出國分房，舉凡有利可圖的事兒，領導上午做了決定，中午就能在這兩個地方聽到十分準確的消息。幾個老娘們兒往那兒一坐，織著毛衣鉤著花邊兒就全有了，沒有她們不知道的秘密。
這方案一出來就引起未分上房的人們強烈抗議。開始了對社領導的又一番進攻。頭兒們頂不住，就全體坐飛機去海南島「考察」了。
最倒霉的是移民樓這批人。方案中寫明，除了浙義理這個副處級給分了一個底層的兩居室以外，科級（包括科級）以下的人仍原地不動。人們一想也是，這次一個出版社孫猴兒似的一下變成九個，每個社都是處級，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主任什麼的又添數個，下面自然要分化出無數個科級單位，牛毛一樣的科級們太多了，而房子只有那麼二十幾套，又碰上老幹部離退休，只能先犧牲年輕人了。官太多了，官價就下浮幾十個百分點。
移民樓的人仗著年輕，還可以熬下去。但他們害怕的是再以後就實行住房制度改革了，不能像現在這樣白分房子。據說南方住房開始商品化，分一套房子，住戶要交萬把塊；要買房就得二十來萬塊。一算，媽呀，一萬塊可不是個小數，存好幾年呢。二十萬，工作到死也湊不齊。這次分房意味著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末班車，擠不上去，就成了人生最大的一次吃虧。
於是移民樓的人，除了義理以外，紛紛激情滿懷地在廚房裡商量對策，怎麼採取集體行動目標一致言行一致萬眾一心地對付社領導，同時譴責浙義理是既得利益者，是人民公敵。
罵歸罵，但沒有一個人願意代表全樓人去找領導，只是各自為戰，自己代表自己私下去找。一個個早出晚歸，各顯其能，心照不宣地活動著。惟一的眾矢之的是浙義理，人人罵他「不是個東西」。滕柏菊罵浙義理罵得最公開，甚至當著他的面說：「人啊，真是一闊臉兒就變。你也好意思一個人逃脫苦海把我們扔下啊。」
浙義理無可奈何地一攤手：「我能說什麼？給移民樓每人分一套房子？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平均主義大鍋飯，還是要講個貢獻大小，講個差別的。否則就沒人拚命工作了。現在不是開始講競爭了？有的人就愛幹這個，自己不得意了就扮演為民請命的角色。別忘了，上次全樓鬧肝炎，胡義想弄一份簽名書竟沒人在上頭簽字。你那會兒怎麼表現的？你去帶頭打了乙肝疫苗！所以你們現在仍然是群龍無首，各自為自個兒暗中求情去吧，誰有本事誰殺出移民樓去。」
滕柏菊被說得啞口無言，只能悻悻地說：「我希望這樓燒著算了，一著火就全沒房住了，准先緊著咱們分。」
這話梁三虎愛聽，插嘴說：「對，放把火。燒了它。反正我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來去無牽掛，連彩電都不趁，燒唄。」
「那可不成，」柏菊說，「把你燒死了，你那一撥兒一撥兒的情婦還不哭死。」
終於，火沒燒起來，但移民樓的人民卻真因禍得福，揀了一個大便宜，坐上了最後一班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大車，人人逃脫了苦海，住進了單元樓房。
這便宜揀得實在容易，也大大出乎意料。
就在全社的離退休老「嚮導」們喜氣洋洋準備搬新房時，一個噩耗從天而降：這房暫時分不成了。社頭兒們辛辛苦苦折騰出來的分房方案從此泡湯。
原來這座移民樓產權不屬於「嚮導」出版社，而是屬於它的上級國家某部。幾十年來，「嚮導」作為宣傳機構，全部的盈利均上交部裡，由部裡分配辦公樓和住房。「嚮導」社五十年代向部裡借下這座樓作集體宿舍，就一直佔著，一批一批的幹部流水般地在這裡住，又從這裡中轉進正式住房。已經經歷了幾代人了。但沒人想到這是向人借的房子。一晃到了九十年代，人們突然有了商品意識，部裡想起了這座離長安大街幾尺之遙的樓頗有商業價值，打算在此開闢個第三產業什麼的。最實際的就是辦個中檔旅館。現如今在北京辦旅店的，要麼是金碧輝煌的一流兒大飯店，令百姓望而卻步，掏不起美元也甩不起人民幣住那高檔地方；而在火車站舉著牌子拉客的店多是些類似大車店的地方，住進去頗失優雅。最缺的就是四五十塊一宿的單間兒旅店。部裡打算收回移民樓，把每個單間改裝為單元房，配上煤氣設備，開辦一個國內獨一無二的中檔自助家庭式旅館，讓旅客在此可以獨自起伙做飯。人們相信，這樣物美價廉的旅店，定能吸引一些常住戶，一些外地的公司什麼的肯定樂意在此包房設點。部裡聽說出版社剛從一棟樓中買下了三個單元，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收回移民樓。
搬遷通知下來，領導們慌了手腳：新房已分定，這批移民們往哪裡安插？惟一辦法是停止分房，把移民們塞入新樓。
幾經交涉和抗議都白費，部裡一紙公文下來，出版社必須限期交房。出版社雖說經濟上獨立核算了，但它畢竟是下級，哪敢不服從上級的？立即就服從命令聽指揮，答應如期搬空交回移民樓。
離退休老「嚮導」們最後一把兒沒撈著，便宜讓移民們揀了。消息從資料室傳出，全體樓民舉樓歡慶這終生難遇的大好機會。這意味著他們撈准了這最後一把兒，以後不用掏腰包買房了。移民們那天做飯，不知誰帶頭唱起震耳的《東方紅》。
滕柏菊又開始了新的一輪鼓動，在廚房裡不住地號召：「咱們這回可是千載難逢，一次失策，後悔一輩子。既然這大便宜讓咱撈著了，那咱就狠撈一把。不給兩間一套咱不動窩兒。」
大家紛紛贊成，一定要兩間一套，否則就賴住不走，讓社裡還不成房子，部裡就會施加壓力，要他們好看兒。
移民樓的人幾乎是眾志成城，團結一心要大撈一把，幾天內熱熱鬧鬧談著新居的裝飾，是貼牆紙還是刷塗料，是鋪地板革，還是鑲地板磚，廚廁要不要鑲瓷磚鋪馬塞克，裝不裝暖氣罩，裝不裝窗簾盒，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終於要告別這個臭氣沖天的破樓，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個北京人了，三十大幾就要混出個正經人樣兒來，真叫人打心眼兒往外喜。不禁唱起《打土豪，分田地》。
這種不良的居心早被社領導洞察，那點小小的陰謀怎能順利得逞？大權在領導手中，你七十二變也跳不出他的手心。除了移民們，全社上下再沒有一個人願意眼看著他們佔這大便宜。房管處的人信心十足地說：「等我們的政策一出台，就全瓦解了他們。看他們哪個頂得住。」
幾天後新政策出台：移民們全部遷入新樓。除浙義理得一個兩居室，其餘的人全部兩家合住一個單元，有孩子的家住大間，沒孩子的住小間；單身者三人住一大間，二人住一小問。
原以為移民們會拒不搬遷，把著樓提條件的。卻不成想，政策頭一天出台，當天晚上分到大間的人就連夜收拾行裝，打包打捆兒，興奮得一宿沒睡。第二天一早社裡派來五輛小卡車，這些人就爭先恐後地連人帶東西一次性落花流水搬清了。社裡有規定，只派一天車，以後拖延者一律不派車，搬遷費用自理。
幾家有孩子的一走，單身漢們也一走，就剩下幾戶沒孩子但不甘去擠小間住的了。他們還候著不動，想混個大價兒出來。這裡頂慘的是冒守財。他老婆幾乎要生了，預產期還有一周，但按規定不能算有孩子。他氣得半死，打遍全社也沒用。「沒生出來就不是人！」幾乎是眾口一聲。冒守財打算就此再泡一個星期，老婆一生，他就夠上住大間了。這點小心眼兒立即被廣大群眾雪亮的眼睛識破，紛紛在領導那裡指責他卑鄙無恥。領導讓大家放心：大間早已分完了。他生出孩子照樣住小問。這才熄了群眾們的怒火。移民們就這樣秋風掃落葉地被迅速瓦解，罵罵咧咧地搬了家，最後只剩下一個冒守財。他真想不通，這些人竟讓一根骨頭全逗引走了？為什麼每次想眾志成城地幹點什麼都幹不成？他恨這些人太實際，太貪小利。可想想自己的表現也就不罵了。他每次不也是見事兒就躲，生怕讓領導認為自己混同於俗眾而誤了仕途？現如今自已被拋到這個位置上，沒人與他並肩戰鬥，他也不怨誰，只有直面現實，當一次孤膽英雄了。他忽然有點明白，單靠自己老老實實勤勤懇懇躲躲閃閃唯唯諾諾巴巴結結是當不上官的，老實聽話一輩子不如耍它幾個手腕，哪怕拙劣一點也沒關係，想幹什麼就不能怕丟面子。浙義理不就是恬不知恥地要黨票、要官當？儘管丟了大臉，但最終還是當上了，大房子也住上了。冒守財一下子聰明起來，但總有一種聰明遲了的感覺，只能跟著感覺朝前摸了，至少先弄上房子再說。他突然明白，人們都往官道上擠，就是因為只有這一條道兒能致富。打從有了考狀元這一說，知識分子們不就忙於做官了？致富的路子多了，人流就分洪了。冒守財甚至想，如果他有了房子住，他就不用爬上個什麼官階，安心工作無官一身輕得了。他這樣的人在北京只圖個小康日子，沒太大的追求。剛來時還雄心勃勃過一陣子，可讓四方八路的人才一比就相形見絀，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了。可這環境卻逼著他死活努著這把力，像只能拉八百斤一車，卻曳著脖子拉一千，隨時都有垮下來連車帶人滑下大坡的危險。歸來歸去冒守財想應該怨自己起點太低，愣頭愣腦殺進北京這個處處秩序良好的地方，他拳打腳踢顧了頭顧不上尾左右不逢源。為此冒守財真恨不得來場戰爭或地震什麼的，大亂才能達到大治，開始新的一輪利益均攤。在大混亂的時候，就沒人給你排座次，什麼你有沒有北京戶口，父母是什麼官，誰管那個？誰有本事誰上，比如大家都挨餓時，誰有本事弄來糧食誰就占糧為王，要不怎麼叫亂世出英雄呢。現在可他媽好，誰先來北京一輩兒，就排擠外地新來的，好像北京是他的地盤兒，別人是來搶他碗裡的肉似的。似乎外地來的就只配干彈棉花、收廢瓶子、泥瓦匠，進入個上層建築就讓人覺得是傻×撈一票。小冒著實氣不忿兒，很恨這個不合理的貴族式秩序。憑什麼他們父輩比我還土、大字不識一碗的，他們一進城生下的第二代就蔑視我？而我又為什麼那麼把他們當人？想來想去冒守財想不通，而眼前的事就是背水一戰，爭取個做北京人的基本權利，蹭個大間住上再說。他發現自己現在跟動物沒什麼兩樣，無非吃喝，外加找個暖和點兒的窩兒。
移民樓幾天內轟轟烈烈地搬空了，只有冒守財在堅持不懈地鬥爭，就是不搬。這些天為生存而專心致志，早就發現這些移民們沒好心眼兒。他們搬過去後發現那邊的煤氣眼上缺三少四，沒有火蓋兒的，沒有旋鈕的，少擋風板的，塞子不嚴露氣的，總之幾乎沒有囫圇個兒的，人們都不去水暖工具店買，而是不約而同地想到了移民樓，成群結隊地騎車回來拆樓上的煤氣灶，缺什麼拆什麼，拆得管道洩氣了，乾脆把總閘關死，放肆地把煤氣灶們大卸八塊，然後風風火火地回家，痛痛快快地燒上了火做飯開始新的日子。冒守財眼明手快，也乾淨利落地拆下一套零件保存起來，等強盜們凱旋而歸以後，默默地裝好，隨後用水泥把其餘的煤氣眼兒堵死，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地在樓裡挨著老婆生產的日期。
空曠，黑暗的筒子樓一片狼藉，一眼的蒼涼，如同一場大災難後的遺址。
老婆的媽來伺候月子，就在隔壁屋裡支了一張床。現在冒守財十二分地富有，樓上的房子隨便住。
老婆終於生了，生了一個七斤重的大胖兒子。
還沒高興完，裝修隊就進駐了移民樓，開始了改裝粉飾工作，不僅滿樓震耳欲聾的施工噪音，且停了煤氣和水。好在還有電，冒守財就買了兩個一千瓦的電爐子，燒起不要錢的電來。每天數十次去鄰近單位用桶拎水，令人可憐，人們乾脆一次性給他家送來十幾盆水。浩浩蕩蕩送水大軍十分壯觀。
領導們被統統召到部裡，討論冒守財的問題。部裡要求社裡妥善解決，終於引起張大壯怒火滿腔，指著鼻子痛罵那個副部長：「你說的是人話嗎？是你們不顧我們死活硬要我們還樓。我們做了最大的犧牲，現在就剩這一戶了，你他媽不但見死不救，還裝什麼孫子？好人你去做吧，我沒辦法。你要讓我解決這問題，我他媽不當這個雞巴官了，反正老子活夠了！」說完又卡嚓卸假肢，準備扔過去。副部長是個四十幾歲的新人，見老首長真發火，也就草雞了，馬上扶住張大壯的手，一口答應解決。隨後電話召來行政處長，臉一拉：「怎麼這樣逼人家，太不像話了，趕緊找間好點兒的房給那個同志。」
處長聯想都不想就熟練地提出三環路以外的一棟樓裡仍空著幾套底層的一間一套沒人住，就勻一間給「嚮導」吧。
張大壯聞之不但不感激還罵罵咧咧：「瞧瞧，你們空著房子卻沒人住，我們是窮擠，還逼我們還樓，這他娘的什麼道理嘛！」
處長並不把張大壯放在眼裡，看都不看地說：「那是因為我們分房合理，決不允許一家占幾處房子。你們社有人把孫子的房子都佔到手了，全空著，年輕人能有房住嘛？人家沒集體抗議罷工就不錯了。」
「這年輕人，這話有導向問題，影響安定團結。」大壯又要理論，處長忙為他點上煙，嘿嘿一笑叫兩聲大叔就走了。
房子拿到手，大家一致決定不能便宜了冒守財，就把這一間一套的房子分給了滕柏菊，由冒守財搬進滕家的大問。到了這個份兒上，歷經磨難的小冒再也顧不上與柏菊比官齡，臊眉搭眼地搬進了滕柏菊住了一個多月的房子中。
住進去後，絲毫不覺得是住上了新房，因為這新樓被移民們一個月內就住出了十年的滄桑，早已是垃圾成堆，雜物堆滿了樓道樓梯。人們知道物價一漲，任何破盆爛罈子都值錢，就一樣不捨得扔，全從舊地方搬進來，堆得屋裡屋外水洩不通。俗話說「破家值萬貫」。
冒守財把家安排停當，已經是十二月落初雪的時節。孩子也已經滿月，白白胖胖氣兒吹的似的長到十斤。岳母被安排在陽台上住。小小陽台用紙糊個嚴嚴實實，拉上落地布簾子，等於又出來一間屋。一家人歡歡喜喜，但總覺缺少點什麼，這才想起一直忙，忘了給寶貝兒子起名字。冒守財為此想了一個通宵，幾年的辛酸一齊湧上心頭。折騰半天，才獲得個北京人的基本資格，從此自己的兒子長大後可就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了。冒守財決定就叫他京民，就是北京市民的意思。
這名字與姓氏連一起就成了冒京民，聽起來成了「冒充的北京市民」。但冒守財從不往這方面想，日子過得很火熱。人不到三十，就老婆孩子房子全湊齊了，冒守財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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