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還是北平二中的事情呢，當時我剛上初中一年級，一九四六年的秋季。走進去，有個大門，套著中門，又有東亭子和西亭子——我就在西亭子這邊，還發兩個校徽，一邊一個，戴在脖領子上。
我記得先是國文宋藩之先生，總繃著個臉，又慢聲慢氣的。後來我已經升了初三，好像還在西亭子，聽說有一位王錫璠先生，也是教國文的，不知怎麼，我還稱他為「藩」字，也必定是弄混了的緣故吧？
就在那時候，錫璠先生從西亭子進來了。見他梳著分頭，穿著藍大褂兒，微平著臉，匆匆走了進來。記得也是秋天了，我把新課本放在桌子角兒上，也起了立；這位先生呢，手裡拿著「國」什麼？是個舊「國文」，還是……後來才知道，竟是舊《國策》。可那《國策》究竟是什麼，我又怎麼弄得懂……
記得那是深秋了，先生又上了課。他寫了個《秋窗夢》的作文題目，好像還圈了三個圈兒，接著就不言語了。我可傻了一樣，那天下午上了兩堂課，我還是沒怎麼寫；回到家裡，絞盡了腦汁兒，又點燈熬油似的，好像重寫了一回，才交了卷子。等又到了那天下午，先生果然來了。我忙打開一看，見裡邊寫了一個「甲」字！讀著我寫的《秋窗夢》，我別提多高興了；可裡頭寫的到底是什麼，我卻早已忘得一乾二淨！
有一回，像是還下著小雨，我下課背了書包，出去剛要往西走，就看見錫璠先生正向前邊去。我馬上跟來，卻只記起先生說是應當到東安市場那兒去，看看書攤兒也好。等到了內務部街，先生就向北走了。我呢，急著往南，又往西，從金魚胡同一直往東安市場，不到買吃食的那些地方，而曲裡拐彎兒的，跑到了一排一排的舊書攤兒去。有的已經收了，上了板兒。當時我好像買了一本兒叫做《茶花女》的：對！就是豎行，灰皮兒，小本子的。雨也像是不怎麼下了。
到了一九四九年二月，解放了，我卻染上了肺病，只好休了學。等我又上了學，錫璠先生卻已然不在北京二中了。到一九五六年，我也當了北京二中的語文老師。
一晃就是一九九四年了，我的學生張慕理來了，拿著一本書，見是金易（即王錫璠）與沈義羚二位先生著的，叫做《宮女談往錄》，才知錫璠先生在一九九二年已然仙逝，等慕理走了，我打了開來，不覺吸引了我，原來這老宮女絮絮說著，把慈禧太后、光緒帝，特別是珍妃投了井，說得都相當清楚；而李蓮英和崔玉桂（貴），也不盡相同，想到這老宮女，不覺慨然，歎然；至於錫璠和義羚二位先生，我更感佩，也就在字裡行間，說出一個新民主的事情來，隔了不久，這《宮女談往錄》我又看了一遍，可心裡仍有些不太平靜呢。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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