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真難得，究起自己身份來，任憑從哪個角度著眼，都離不開一個「書」字。
從小入學，算個讀書的了；後來又教書、編書以至寫書、評書。我想，一個人幾十年間翻過來掉過去地總沒離開書，不是緣份，又是什麼呢？
其實，小時候正式入學之前，家裡就為我延師設席了，老師姓敦，當時北平城裡頗有名氣的一位律師。所以教席上除了《昭明文選》及《左傳》，還有宋人呂祖謙那部《東萊博議》，即針對《左傳》來個大翻其案的刀筆吏必修讀本。我卻依舊傾心於《左傳》。那部由先生特地從琉璃廠粹文閣買來賜我的藍布函《博議》，半年間也沒翻過幾回。大約先生有所覺察了，卻聲色不動。只轉回去給我把《左傳》精批細講了小半部，並且隨講隨讓我以《左傳》為據，反過去駁呂氏在《博議》中的立論，來它個翻其所翻之案。我一時來了情緒，文章接二連三寫了出來。先生在上邊打的紅圈乃至雙紅圈是讓我著實得意了好些日子的。
記得有一天我斗膽在先生席前動問：「您給我置下《博議》，為什麼又讓我反駁它呢？」
先生只一笑，說：「我讓你讀《左傳》，又給你備下《博議》，也無非是要你開一開心路。可既然……」先生斂了斂笑容，又說：「你的心氣兒既然是跟左氏筆路子順著的，幹嘛非要逆汝之氣而行不可呢？以誰駁誰都不要緊，要緊的是筆底下力量足，心裡頭氣勢盛。如此而已！」
四十九年過去了，上述那點古文底子，日後還真顯出效用來了。別的不說，在我寫《少總管前傳》，把歷史人物楊度引人我的虛構情節裡來，有一封楊度致主人公蓮溪的信札子。從人物出發，是要用文言寫來的。幸虧入學前念了些古文在肚子裡，又從郭先生練了幾年「桐城派」；否則，這類題材和這種人物，怕未必敢動。至於先生當年那番「以誰駁誰都不要緊」的話麼，倒是可以理解為引導我重視形式邏輯的演練。至於難免「實用主義」之嫌，也盡可略而不計了。
也許，這倒讓我從別一角度默領了「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名老話的一點含義。
當年那些印著我的指痕的書，包括《左傳》、《博議》，是一直保存到「文革」前夕的，浩劫之餘，連同我那近千冊藏書，幾乎蕩然無存了——當然，「藏書」二字，在我只泛用而已。真正的藏書，那是一種規範，一種追求，也是一種境界。如果隨意將「藏書」同「購書」混同了，那似乎已是一種褻瀆了。不過，說起我在劫後倖存於手邊的幾冊來，卻兒乎近於這種境界了。
一冊是《唐·吉訶德畫傳》，精裝西班牙文版，馬德里一九三八年第三十五版，並蓋有「韜奮藏書」陽文篆章一記。扉頁上還有鋼筆藍黑色題識，寫的是「一九四二年購於西貢」，卻未署名。這是解放前夕在東安市場舊書肆得的，五年前，送給我的一個治美學的學生嚴欣強了。
一冊是《七月雨》，從維熙早期短篇小說集，似乎是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初版，「文革」中我掃街時候從「四舊」堆裡拾來的，收了十多年。因為維熙與我曾在少年時期同校學習，難以忘情之故。六年前他早由「大牆」內走了出來，且已新作迭出了。我將這冊極可能是他第一部個人結集的舊書——前後已遙隔整整三十年了——寄「還」給他，他則送給我一冊新作：《燃燒的記憶》。
一是冰心先生的《再寄小讀者》，似乎是六十年代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保存到「文革」之後，有機會再去拜望冰心先生並請她題幾個字了，卻發現那書連同若干冊殘存的讀書筆記，在一次搬家路上遺失了。只好捧了本新版《三寄小讀者》，請老人在扉頁上簽了名。
這些來由各異而並非專藏的書，似乎描摹著一幅超越於我個人的生活領域與精神空間之外、之上的廣漠背景，時常引發我生出些想像與聯想，甚至勾起一陣慨歎來。書雖已不在手邊，卻讓我永難忘記……
至於時下一些饒有興味的關於書的現象，例如，書的市場價格飛漲而寫書人的收入占書籍贏利的比值卻猛跌；書的社會效益越低而其印數卻越高，等等，人們似已見怪不怪了。但有這麼一件事，卻仍惹得我犯了「少見多怪」的毛病。
一位鄰居，得著個出國訪問的機會，回來在海關上遇到了麻煩。「事也不大，只幾本撿來的暢銷書被扣了。」接著頗輕鬆地對我描述了開本、裝幀和書價，「都是中文的，在人家那兒倒不貴。」這使人想起那年在珠海拱北海關稽查室見過的「旅途文學」，包括港台版夏飛等人所寫「春宮文學」小冊子之類，那是國外獨身旅行者途中消遣之物，看過即扔進車廂或機艙的廢物袋，不肯或不屑帶回家曝光給妻兒的。「要是混過來，咱手裡就有了『母本』了。再求人一複印，嘿，有事托人情走路子就不用『研究（煙酒）』了，只要把這麼一兩本『葷的』往上一遞，就讓他『駕雲』——可惜咱沒造化當藏書家！」
「藏書家」三個字從此君口中吐出，倒真有點勾人噁心了。
話說回來，「世間遭際皆緣份」，我輩讀書人既經十年噩夢也沒跟書斷了交情，或真應了那句「夢繞魂牽不了緣」了。
那也是書上的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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