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一次敘述我的初中一年級都要說「不是春光，勝似春光」這句話，這是套用毛澤東的詩詞，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典故。
入學不久老師佈置一篇命題作文《秋》。老師就是在第一天瞪我一眼的那個白胖平頭，叫寧衛生，但私下我們都管他叫寧骯髒。我知道給老師起綽號很不對，可說心裡話，叫他骯髒反而好些，因為我一見到那一身白白胖胖，首先想到的是太監，接著就聯想到心裡變態之類。叫骯髒就不一樣，起碼有一幫丐幫英雄襯著，顯得凌挺些。後來在部隊我又碰到一個白白胖胖，雖然對我相當不錯，我卻一直反感。進入社會後在單位再次遭遇一個白白胖胖，則簡直要吐酸水了。我一直有種想法，一個男人胖就已經有礙瞻仰了，如果胖且白，就會讓人忍不住噁心，這種偏見大概就是初一留下的後遺症。
第二次作文課上，寧老師批講作文，他拿著一篇我們班長寫的《秋》大為讚賞，作為範文一讀再讀，並用其還算漂亮的圓圓的字體抄在了教室外的大黑板上。大黑板幾乎佔了一堵牆，專門用來作些提倡或表揚的。寧老師拿一把椅子，時而站上，時而爬下，邊抄邊唸唸有詞，學生們圍在那裡觀看。
作文開頭就是「不是春光，勝似春光」，感覺不錯，我就張口喝了一聲采。寧老師毫不在意地瞥了我一眼，說那是，你一輩子也寫不出來。周圍的同學都沒在意，或者說都認為這麼說極為正常，或者說事實本就如此。可我就像被重重打了一拳，並且這重重的一拳剛好打在我喉結上，讓我半天喘不不過氣來，以致後來每當我發表一篇文章都要給老師寄一份樣報。在一次同學聚會上，酒過半酣，我終於忍不住提起了這件事，可同學們都說不記得了。我又問寫那篇作文的班長，班長說：「我寫過這麼一篇作文嗎？」結果把我也弄糊塗了，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的記憶出了毛病，可這是我每一個初一版本中都非常重要的細節呀？從此我再也沒有給老師寄過作品。
這時麥子已基本種上，田裡沒什麼活兒了，天氣也開始變冷，我和狗子都帶著被子、糧食住進了學校。
學生宿舍以學校中間大道為界，左邊住男生，右邊住女生。後面的老師辦公室和宿舍也是按這個格局劃分。菜地旁的會議室對我沒什麼印象，但對飯堂印象卻極為深刻。因為那時我開始迅速發育，每次吃完飯不到一節課，肚子就進行抗議，等四節課上完再次開飯時，我已兩腿發軟，只能挪著走了。因此我在初中一年級時和飯堂的老王師傅關係打得火熱，經常在課間找他要點饅頭、剩菜什麼的墊墊肚子。
老王師傅年齡並不大，也就是三十來歲，據說當過兵，但他很少說起，只在一次看著我狼吞虎嚥時說了一句：「嘿，我們當兵那會兒，訓練特苦，每人一頓能吃十幾個饅頭呢。」我吃著玉米麵饃想著白面饅頭，琢磨著十幾個估計我也能幹掉，就有一份嚮往。
關係熟絡了，我就叫他老王。有次我問老王：你婆娘呢？他哼一聲：在家。我問他家是哪的，他說在陳屯。陳屯離我們村不遠，約摸有三里地，於是我們越發親近了。他最高興的是說他兒子，每次都張牙舞爪，唾沫噴我一臉一臉的。但我一次也沒見過他兒子，他說帶來不方便。後來聽陳屯的學生說，老王家是他們村外姓，父母死得早，當兵後討過一個婆娘，但嫌他窮，撇下孩子跟人跑了。村裡看他可憐，托人介紹到學校做飯。我問孩子怎麼辦，那個學生說好像放在他一個遠房堂兄家養著。
住校的學生不是太多，我們這間宿舍只住了八個人，除了我和狗子、三兒，還有志剛和陳真。尤其是志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幾乎達到了難捨難分的地步。志剛是孟莊的，所以他應該姓孟，但我一直忽略了這一點。他家就在學校附近，可他覺得和同學們在一塊住十分有趣，就搬了過來。而我和他的友誼與老王一樣，最早是從食物開始的。
住校不久，他家的新房蓋好了，三間大瓦房，是為他娶媳婦用的。但一時看還用不著，裡面就放了一些農具，其中一個房間堆滿了小麥，他父母不放心，讓他住進去看著。他找我和狗子商量，讓我們一塊去，後來陳真也住了進去。
在我一生之中，對於飢餓的印象，莫過於初中一年級。在學校宿舍時，有天晚上餓了，老王又不在，急得我上竄下跳，最後無力地躺在床上直哼哼。陳真說還剩有幾段鹹菜，忙讓他拿過來，咬一口鹹得受不了，又讓狗子去舀一茶缸涼水，就著鹹菜熬了過去。
住到志剛那裡，同樣也是經常餓得發慌。有次志剛靈機一動，說隔壁房間有很多麥子，可以拿一些去換燒餅吃。我們一致通過，跑到村裡換了幾十個燒餅回來，後來又時常去換油條。這段情景一直在我腦海裡栩栩如生，活色生香。可以想像，在當時大部分老百姓都吃不好穿不暖的情況下，我們卻每天有燒餅油條，那是一個什麼概念？更何況我那時正需要營養。多少年後我還念念不忘志剛，並一再在心裡保存著一份感激。我常想，那一年之內我長高了二十公分，當屬志剛之功勞。
同樣有女孩子在聽到這裡時，就感慨說我挺幸運的，對此我深表贊同。但當我說咱們是不是再去體驗一下燒餅油條的美味，她們卻無一例外地拒絕，表示吃麥當勞還差不多。浮淺！要知道我們當時有一個縣長，曾不無遠見地暢想：什麼時候群眾能把燒餅油條吃飽，那大概就是社會主義了。再說麥當勞只不過是看似精緻的粗飼料，豈能跟做工細膩的燒餅油條相比。
結婚後我老婆問我喜歡她什麼，我說燒餅油條，她聽後哈哈大笑。
北方的冬天來早，十月份（請注意，在我的敘述裡，時間的記法都是農曆，因為在當時當地陽曆還是很遙遠的事情）的早晨已需要穿棉衣了。風嗖嗖地直往脖領裡鑽。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學校通知開始上晚自習，每人要交四元七角電費。
那天是星期六，每個星期天住校生都要回家帶糧食。那天陰天，我的心情也有些沉重。我家裡很窮，四元七角雖不算很多，但於我來說不是個小數目。又聽說這只是一個季度的，以後每個季度都要交。
我一直拖到星期天晚上才給家人說這事，父母並沒表示什麼，出去借了五元錢交給我。當我接過那皺巴巴的毛票時幾乎像接一塊石頭，那種感覺直到如今刻骨銘心。
星期三晚上。無意間我問志剛：你家交電費多少錢一度？志剛說好像是一毛一。我腦子裡恍恍惚惚像有點兒事。當時我們正躺在被窩裡閒聊，陳真說：「４０瓦的，真亮。」我問什麼呀，他說咱們教室的燈管啊。老師怕浪費電，指定他在晚自習時負責開關。我腦子裡突然一閃，坐起來問：「４０瓦的？」「４０瓦的，三個燈管全是４０瓦的。」我想起高年級的學生說到電時曾講過千瓦每小時，一種意識越來越清晰，可惜是晚上，無法去核實，輾轉很晚才睡。
第二天一上課我就找了本物理書，趴在桌子上計算起來，到下午已按照公式整理出一份條理清晰、數據嚴謹的「意見書」。根據每個班3個日光燈，全校六個班即18個燈管，每個40瓦，每天晚上用2個小時，每度電0.11元；全校三百多名學生，每人每季度交4.7元電費進行對比計算，學校每年多收學生電費5000餘元。天呢！我當時即興奮又害怕，我不知道我發現的會是什麼後果。張燕幾次驚訝地窺探我在寫什麼，她可能從來沒見過我如此用功過，我連忙遮住，我怕自己嚇著自己。
我從作文本上撕下兩頁稿紙，把《意見書》重新謄寫一遍，找老王要了幾個饅頭，約上狗子、志剛到野外玩去了。
我一直認為我不大是一個安份的人，我也一直認為我還算是一個正直的人。雖然後來我知道電費事件其實還有很多背景和曲折，但在這件事以及後來很多事上我的看法一直都沒有改變。後來我把這件事跟我老婆說了，我老婆說該做的事你常常不做，不該做的事你又偏偏去做，不過這也可能是我喜歡你的原因。我聽後也是哈哈大笑，我愛她燒餅，她愛我胡鬧。但我又不以為然。
我當時準備把《意見書》直接交給校長，並想好了在星期五晚上交給他。對此我有我的考慮。星期五晚上是學校固定的全校教師例會，在這種場合，一旦鬧翻了，大家也都有個證明。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走進學校會議室，裡面的燈光更為明亮，老師們零零散散圍坐在屋子周圍，見我進去都十分詫異。班主任問什麼事，我沒吭，直接走到校長面前把那兩頁稿紙交給了他。校長打開看了看，然後笑著說你們先聊著，就跟我出了房間。
出來後怎樣了我一直記不大清楚，好像校長說你先回去，這事兒以後再談。也好像又和我說了其他一些東西，卻都沒有什麼印象。但有一點我是深刻的，那就是校長始終面帶微笑，並沒有我預想的勃然變色或大怒，倒是我緊張了一身冷汗。
星期六回到家天已很晚，爹不在家，哥到山西去挖煤賺錢了，就和娘坐下來吃飯。見桌子上放有幾瓶酒和罐頭，還有糖，就問：「誰來了？」娘說沒人來，你爹帶回來的。我感覺奇怪，不年不節的，買這幹嘛？
爹回來時喝得醉曛曛的，坐在床上抽了一袋煙，說：「石頭，電費那事算了。」我突然明白這禮物還有這酒是怎麼一回事，就有股怒氣衝上來：「這是大事哩，哪能就算了？」
爹一拍桌子：「我說算了就算了！」見我半天不吭聲，爹聲音又緩下來：「石頭，咱們也就是四、五塊錢，沒什麼大不了的，人家也不容易，算了吧？」娘問什麼事，我說了，娘看看禮物，又看看爹，也勸我說算了吧石頭。
後來有個女孩子說：你就這麼算了？太沒志氣！
其實我並不是沒志氣，只是當時有種奇怪的感覺：我爹竟沒打我！要知道我爹不論任何事，從來不和我商量，只有一個方式：打。反是他認定的，那就是公理，絕不容你違背，否則立馬掄圓了巴掌扇過來。可今天竟好聲好氣地徵求我的意見，我忽然發覺父親已有些老了，心裡不禁一酸。
但這些我沒跟女孩子說過。我始終認為有些可以跟女孩子說，有些是無法跟女孩子說的，那只屬於男人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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