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離了劉曉慶。當一個女人得知愛人逃離時的感覺是可想而知的。她的哭泣，她的痛苦，她的憤怒是我造成的，我至今還很內疚。
1999年春天，介紹歐洲生態保護的14集電視片《環球綠色行——法國篇》在北京電視台播出，引起人們的讚歎。該片「洋味」十足，顯見是一位對歐洲文化極為熟悉的人製作的。今年元月，製作者又端出12集的《環球綠色行——瑞士篇》，讓中國觀眾看到了像愛眼睛一樣愛自己綠色國土的瑞士人，他們以生產雷達表一樣的精細，剔除微小如絲的污染。
只有生在中國、住在歐洲的人能夠拍出這樣的電視片，他就是華裔法國著名作家亞丁。
我像一隻「北方的狼」進入了巴黎上流社會
成是在河北農村長大的，7O年代末考進北京大學西文系，畢業後留在北大辦雜誌、翻譯並創作。大概不會有人記得，1985年夏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都報道了一個消息：中國年輕翻譯家亞丁獲得法國政府翻譯家獎。
我翻譯的是薩特的《理智之年》和《巴黎的憂鬱》，我那年27歲，到法國領獎。
我留在了法國，我發現法國人對中國太不瞭解，幾乎每個中國大學生都能說出五個以上法國作家，而只是百分之一的法國大學生能勉強說出一個中國作家。於是我決定用法語寫作，介紹中國。
沒想到寫我小時候故事的《高粱紅了的時候》一舉轟動法國，成了法國十年來最暢銷書之一，獲了四項獎。我第二本書獲兩項獎，第三本也獲兩項獎……
法國政府認為我在文化上做出了傑出貢獻，授予我歐洲騎士勳章，我等於進入了「貴族」階層，要在兩百年前，不是男爵就是子爵。
作家在法國是最受寵的，我在那兒受到眾星捧月般的禮待。我在法國十年，寫了五本書，用一本書的定金買了房子，在這個房子裡寫完這本書，又賺了很多錢。
賺了錢就亂花。在那兒如果你稍微有點錢，那就不是人活著而是機器活著，一切都是機器干，甚至連切菜都是機器。電腦控制著空調、音響、濕度……你實在是想不起生活中還能幹什麼，你所做的就是天天掙錢養活這些機器。後來連花錢的樂趣都沒了，一個星期去超市推著車把東西都買回來，然後一個星期後又把垃圾堆到一個地方。人這樣活著確實感到厭倦了。
法國是愛情之國，但我沒有得到愛情的拯救。我那時年輕有錢，有很多女孩子追我。其中交往比較長的是一位上流社會的女孩子。她栗色長髮，藍眼睛，笑容就像地中海的陽光一樣燦爛，走到哪都會引人注目。她的家族古老而富有，是拿破侖時代三大銀行家之一。有一天，她打電話讓我參加她20歲的生日晚會。我走進了一座精美的鐵柵門，經過長長的花間大道，遠遠我看到一座富麗堂皇的古堡。巴黎上流社會人士差不多都來了，女友特意讓我坐在她的右邊，全場都把目光集中在我身上。後來我才知道，坐在女孩子的右邊表示愛情。這在巴黎社交界引起轟動，一個顯赫家族的獨生女要嫁給一個中國人……
但我對她產生不了心心相印的感覺，我對她說：「巴黎有兩種人，一種是財富和精神的持有者，另一種是一無所有的外來者，後者的使命就是搶奪前者，你屬於前者，我屬於後者，因而我們天生是對頭。」她很不理解我這個「遠方的狼。」戀人之間如果有文化的隔膜是很可怕的。這時我才深深理解中國古人講的「異邦無情侶。」
我感到空虛，日子白白耗過去了，愛情也沒有了，剩下的就是恐懼。存款嘩嘩往下掉，只能再寫文賣錢。開始勉強寫了一章，幾天後再寫只寫了一頁，最後是幾行……沒了生活，沒了衝動，寫不下去了。
我理解了日本作家為什麼愛自殺，我在離香謝裡捨大街不遠的住宅裡走來走去，好幾次把黑洞洞的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
我回憶起，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光是小時候在農村，我父親雖然是一個縣長，但一點工資要養活一大家，生活還是很困難的。但那時天藍水碧，原野蔥定，在那種環境中人很容易快樂。
我要找回小時候的快樂，於是我回到中國。奇怪的是我一回來就感到特別舒服，我琢磨這是因為水與西方不一樣，人身體大部分是水，水裡某種因素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中國的污染特別嚴重，人們毫無顧忌地糟蹋著山水，這個時候我萌生了為保護故鄉山水一戰的想法。
我逃離了劉曉慶
當我在西方陷入極大孤獨時，我碰到了劉曉慶，他使我擺脫了灰色情緒。
1993年，我帶著為《巴黎競賽畫報》寫稿的任務回到中國。我要寫的是中國的新貴，有人推薦劉曉慶，她當時正在琢州拍《武則天》。我趕去採訪，發現她並沒有傳言的那麼富，但非常有活力。結果「新富」文章沒寫出來，我們的感情卻發展起來。
我們一起為鳳凰衛視中文台做《劉曉慶打開引號》。在青海塔爾寺，曉慶是主持人，問我在這地方說點什麼，我說這是世界屋脊，離天最近，只有到了這個地方才能體會青藏人對大的感受，為什麼這麼虔誠……結果這段話播出後，許多港台人都說特別好。
《劉曉慶打開引號》每星期一集，播了一年，在港台和東南亞影響很大。我們在經濟上大大改觀，我買來我們的第一輛車，我們之間的感情也深厚起來。曉慶不單對我好，關心我的身體，同時她對我的父親也很孝順，我永遠也忘不了父親去世時我不在身邊，她一個人跑到醫院料理後事……
曉慶對自己人是很溺愛的，她極力把我介紹到影視圈裡，有一次北影讓她拍部電視劇，她把我推薦過去，結果我平生第一次當了電視劇導演。
我和曉慶一起去法國度假，想在那買一座古堡。我們確實很親密，在巴黎我們登記結婚兩次，但都因為種種急迫的事情最終沒有正式結成（在法國，結婚登記只是最初步驟，必須一個月後再由市長主持婚禮才算正式結婚）。
這時，我已攀到了幸福的頂峰，但突然又感到生活失去意義，早上又不想起床，木想幹事，無精打采，像在巴黎的時候那樣。
我意識到，這是我致命的癥結，我永遠是從零開始，取得成功，然後又回到零。正像我年輕時所翻譯和喜歡的存在主義大師加繆的作品《西西里佛神話》所講的那樣，人的一生就像滾著一塊大石頭上山，爬山時精神抖擻，到了山頂，就覺得不過如此，人也就沒了鬥志，然後再回到山底，重新開始。我的生活需要困難，健康的困難，像登山的困難那樣，而享受成果是下山的困難、負面的困難。我骨子裡有一種逃離意識，一旦有錢了，有名了，有愛情了，就膩煩，想趕快逃離。
這時，我和劉曉慶碰到的困難是負面的，先是為怎麼分錢，怎麼瓜分利益而互不信任，對自己愛的人不信任最容易產生矛盾。然後是吵架。我經常在鬧彆扭後，一氣之下，夜不歸家，像小孩一樣故意給人難堪，看到曉慶到處尋找，我似乎感到一種快感。
關係處在冷戰狀態，我時時想逃離。
我當導演時，碰到新疆來的演員素娃，她有一種健康的、屬於陽光的那種美，像高原撲來的新鮮空氣，使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她是單純的，同時又有一種野性，她不知這裡演藝界的險惡，屢屢上當。我升起一種保護弱小的感覺，我與她在一起又回到了和自己愛的人共同攀登的那種心境。
我逃離了劉曉慶。一個女人知道自己的愛人離開時的感覺是可想而知的，她的憤怒，她的痛苦，她的哭泣是我造成的，我現在還很內疚。
曉慶是一個色彩很豐富的人。她有時很女人味，有時又有一種執拗的霸氣，她的計謀很多，愛玩一些可愛的心眼——她有時不喜歡一個人並不直說，事後又裝做大吃一驚：怎麼，他被解雇了？總之，她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跟她接觸的人，很難逃脫她的魅力。
但是我逃離了。
分手之後，我和曉慶又見過面。她一直對我不理解，說你為什麼要這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很多時候是一個跟著感覺走的人，但我嘴上說：「可能是咱們的價值觀不一樣吧？」
有朋友說：你是全中國最大的傻X！我說我就當定了。
懇請我傷害過的女孩原諒
愛情永遠是痛苦大於歡樂的一件事，她的折磨會使人很疲倦。於是我全身心投入環保以逃避。我試驗過多次，當我陷入愛情的泥潭中時，任何事情都沒法把我拉出來，包括寫作，除了與森林湖海打交道。這次從瑞士拍片回來，有很多感想，覺得生態保護就是對地球的愛情。這個愛情代替了那個愛情。
搞生態使你不能分心，因為你會遇上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在法國的宇宙監測中心，通過衛星照片，科學家發現一種非常可怕的現象，一種黑灰色的物質在地球上空出現。這是一種過去從未發現過的空中塵埃，它們在幾百公里上空形成一片可疑的「大陸」。專家們說，空氣污染、水污染是可以想像的，而我們不知這片東西從何而來，要飄向何方。它不可能是地上的塵土，面積很大，如果越來越嚴重，那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科學家不想把這個情況對老百姓說，怕引起恐慌。
這恐怖的景象使我在愛情中產生的負罪感得到緩解。
同時搞環保就像做慈善一樣，是治心理病的最好手段，因為你會碰到人與自然那種很溫暖的故事。比如我在瑞士拍片，來到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的小城維根，發現沒有私人汽車，只有紅色的垃圾車、綠色的郵車，在火車站，還發現了小小的行李車，專門來往於車站和賓館之間。這些車都是電動的。居民說：「我們不買私車不是因為沒錢，而是不願破壞我們的財富——美麗和寧靜。」
在瑞士最漂亮的城市盧塞恩，我發現人們用水發電，但你看不到水電站，一切設施都在水下，因為它的旁邊是瑞士最有名的木橋。水電站還留有一個魚能自由上下游動的暗道。
在瑞士，人們可以買不同種類的電，那兒的老百姓都指明購買太陽能發的電，雖然太陽能電比普通電的價格貴許多；瑞士人還搞了一項十分龐大、激動人心的太陽能試驗，如果成功，可以解決人類整體能源的30％。到時候在赤道和沙漠收集到的太陽能，可以用手攜帶，或者灌進汽車的油箱裡，到多雲多雨的地方用……
我搞環保是為了寄托感情，當然也有保護我的家鄉的用意，那是我維持健康的地方。
我逃進環保裡並不意味著我就心安理得了，我還是誠懇地懇求我傷害過的人原諒。願我們在大自然中和解，我保護自然也就是保護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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