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在君）先生去世，到現在過一個月了。北方的報紙僅《大公報》上有一個認可而悼惜的短評，南方的報紙我所見只有《字林西報》有一篇社論，這篇社論是能充分認識在君品行的。李濟之先生說，「在君的德行品質，要讓英美去瞭解。」這是何等可惜的事！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適之先生將來為他作一部傳記。他若不作，我就要有點自告奮勇的意思。
論在君立身行世的態度，可以分作四面去看：E對自己（或應曰律自己），F對家族，G對社會，H對國家，現在依次敘說一下：
一：在君之律自己，既不是接受現成的物質享受之褲褲子，也不是中世紀修道的高僧。他以為人們沒有權利過分享受，因為過分享受總是剝奪別人，同時他也不願受苦，因為他覺受苦的機器是沒有很大工作效能的。人要為公眾服務而生活，所以服務的效率愈大，生活愈有意義，起居飲食愈少磨擦，服務的效率愈大。我們在此地不可把舒適和華侈看混了。在君很看重舒適，有作用的合理的舒適。他對於朋友的趨於華侈的習慣，卻是竭力告戒的。舒適可以減少每日生活中之磨擦性。只要不為舒適所征服，舒適是增加生命力的。臂如，在君是有機會坐頭等車，他決不肯坐二等車，有地方睡安穩的覺，他決不肯住喧鬧的旅館。但是這些考量，這個原則，絕不阻止他到雲貴爬高山去看地質，絕不阻止他到黑海的泥路上去看俄國工程，絕不阻止他每星期日率領北大的學生到西山和塞外作地質實習，絕不阻止他為探礦為計劃道路，半年的遊行荒野中。他平日之求舒適，正是為儲蓄精力，以便大大的勞作。他以為人人有要求舒適以便工作的權利，人人都沒有享受奢侈，或得到舒適而不動作的權利。在這一個道理上，他不是明顯的受英國的「理論急進者」的影響麼？雖然他沒有這樣自己宣傳著！
他有兩句名言，「準備著明天就會死，工作著彷彿永遠活著的。」所以無論在何等疾病痛苦之下，無論在何等的艱危環境中，我總不曾看見他白日的發空愁，坐著憂慮消耗光陰（不幸得很，我便是這樣的一個人）。若是他憂慮，他便要把這憂慮立時現為事實，若不能立時現為事實，他決不繼續憂慮著。例如他大前年冬天從俄國回來後，覺得身上像有毛病，到協和醫院去診察他的左腳大拇指發麻的症候。他問醫生說，「要緊不要緊？」醫生說，「大概不要緊。」「能治不能治？」醫生說，「不能治。」他告我，當時他聽到這話便立時放心了。我問所以然。他說，「若是能治，當然要想法子去治，既不能治，便從此不想他好了。」他這次在病危中，除末了一星期不大言語外，以前，雖偶有病人免不了的憤怒，但大體上是高高興興專說笑話的。他從不曾問過醫生，「我這病有危險沒有？」他在病中也不曾憂慮到任何身內的事。他能暢談的最後一日，和我所談的是胡適之先生應該保重他的身體，節約他的用度，是凌鴻勳先生的家庭如何快活，北方大局如何如何。這樣的心神安定，有幾個宗教大師能做到？
二：論到在君的對家庭，真是一位理學大儒。他對於他的夫人史久元女士是極其恩愛的。他們兩個人的習慣與思想並不全在一個世界中，然而他之護持她，雖至新少年的恩愛夫妻也不過如此。丁夫人也是一位很可以敬佩的女士，處家，待朋友，都是和藹可親，很誠心，很周到的，並且對兩方的家庭都是絕對犧牲自己的。她不斷的病，在君便伺候了她二十多年的病，不特做她的保護人，並且做她的看護生。他真是一個模範的丈夫，無論在新舊的社會中，都做到這個地步了。
說到這裡，我不妨連著敘述他的性道德觀。他並不反對「自由生活」，假如「自由生活」不影響一個人的服務社會。他主張人的「性本能」應得其正，不然，要失卻一個人的精神平衡，因而減少一個人的用處。他從俄國回來，尤其稱讚俄國的婚姻制度，他說，兒童既得公育，社會上又從此沒有Scandals了，這是自從人類有配偶制度以來的最大革命。他這樣的信念，卻是想送給將來的中國人們去享受。他自己，不特沒有利用任何一種現成的左傾或右傾思想便利私圖的事，或存心，並且凡是合理的舊新習慣所要求者，他總要充分的盡其責任。他論人是很寬的，自由戀愛是可以的，或者有時是很好的，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業。娶妾也未嘗不可，也要假定不因此而妨害本業。我們大家知道，他對於志摩之再度結婚是反對的，在君不是反對志摩再婚，他是反對志摩那樣一結婚不能工作了。他十分的相信，服務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於在能充分服務一個條件下之個人自由，不應該用成見的道德論去干涉他或她。
在君對他的兄弟，又是一位模範的人格。他同母的，一兄二弟，異母的，三弟。從他的老四以下，求學的事總是他在操心。他之所以辭地質調查所的原因，據說，大部分由於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薪水不夠他津貼弟弟們上學。在他「失業」的那一年，我問他小家庭外大家庭內之負擔，連著親戚們共若干。他說，今年兩千。待他次年不失業了，他的進款也只是每年六千。
三：在君對於社會的觀念完全支配在「服務」一個信心之下。若把他這個主義寫文字，我想可以這樣說。看看中國人是在何等階級的生活中。據何廉博士的研究，中國人平均進款，是每年二十七元。再看看我們知識階級的生活是怎樣。若把我們的生活降低到每年二十七元，一件事業也不能做了。若受今日社會給我們的待遇而給社會以相當的回報，只黽勉服務，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盡了，然後可以問心無愧。在這一個基本認識之下，他是永不間斷的為社會中團體及個人服務。他論一件事之是非，總是以這一件事對公眾有利或有害為標準。他論一個人的價值，總是以這一個人對公眾有利或有害為決定。他並不是一個狹隘的功利論者，但是他的基本哲學，確是一種社會價值論。
他一生的服務範圍雖是多元的，但十之七八是學術及學術行政，其餘二三或者當由行政的（包括有助行政之技術的）及實業的平分了罷？他放棄了自己研究來管別人的研究，他犧牲自己一時的工作來輔助別人的工作，其意無非以為一人之成績總有限，多人之成績必然更大。在不深知者或者覺得他有一個捨己耘人的天性，其實他是為社會求得最大量的出息，而不求其自我。這樣熱心的人本已少見，這樣熱心又加以在君那樣的見識與學問，又有誰呢？
他對於好朋友之態度，恰如他對於他的家人、妻與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著並且操心到極緊張極細微的地步，有時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還要多。他的操心法，純粹由他自己的觀點行之。他是絕對信賴近代醫術和醫院規律的。朋友病，他便如法泡製之。舉例說，受他這樣待遇的，有適之詠霓兩先生。他是絕對相信安定生活是工作的基礎條件的，朋友們若生活不安定，他便以他的見解促成之。受他這樣待遇的有我。他為一個朋友打算，要從頭至尾步步安排著，連人如何娶妻如何生子都在裡頭。據李仲揆先生說，在君這樣為他安排過，只是仲揆沒有全照他的方法。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兒寡婦第一個保障人，趙亞曾先生的事可以為例。
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於他認識為有用，學術上或事業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後，他每每不自覺的頗以監護人自居，對於同輩（聽說對於比他年長的也有時如此）儼然像個老大哥。因此，朋友們一齊稱他曰「丁大哥！」若他認為某一朋友不努力，或行為上喪失或減少其社會服務的或學術的作用，他必要責備，必要督促著改過來，因此常和朋友發生糾紛。
我可以記一件親見的事。前二月，翁詠霓先生在杭受重傷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在君正在協和醫院躺著，一面檢查身體一面還發點小燒。朋友想，不要告他這消息，偏他看報看見了。一聽朋友說明詳情，他立時想從醫院飛出來。我親自看見他在涕泗交流中與醫生爭執。醫生說：「你在這個時候離開醫院去坐車是極傻的。你到了杭州，一個病人也無一點用處。」因此他才不走，就在床上料理了許多事，皆關於詠霓事業的安排。他沒有許多話，只是說：「詠霓這樣一個人才，是死不得的。」
四：在君之對國家，或者外國人看得清楚些。他死後，《字林西報》作一社論，題目《一個真實的愛國者》，我相信這是對在君最確切的名稱。誠然，在君沒有標榜過愛國，尤其沒有辦過「救國會」，然而在君對於國家的忠勤是極其顯明的事實。就消極的方面說，他從來不曾坐過免票車，從不曾用公家的費用作私用，從不曾領過一文的乾薪。四年前，資源委員會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來，分給幾個青年編地理教科書。他到中央研究院後，經濟委員會送他每月公費二百元，他便分請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滬總辦卸任後，許多人以為他必有幾文，乃所餘僅是薪俸所節省的三千元，為一個大家庭中人索去。
積極方面說，他在中國建設出地質學，至少他是創造了一個可以使地質學在中國發達的環境，已可謂功在國家。至今還沒有第二個人在提倡科學研究上比得上他。他在淞滬任中，為後來之上海特別建造弘大的規模，只可惜後來人並不能步趨他。他除了好些積弊。他從外國人手中爭回重大的權利，不以勢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這些權利的外國人，反而能夠誠意的佩服他！雖然他當時的上司是孫傳芳，然而他並不是孫傳芳的私人，他仍為中華民國服務。後來孫傳芳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時，他並沒有跟他。（此中故事，在君曾為我詳說，待後寫出。）至於他對外國人，永遠是為中國辯護的，至少是為新中國辯護。凡外國人抹殺了中國實事而加菲薄，他總起抵抗，論政如他駁濮蘭德的小冊子，論學如他評葛蘭內的文，都是很有精采的。北平教育界致國聯調查團書，是他的手筆，是一篇偉大的著作。
用充分的知識，忠勤的為國家服務，絲毫不存自我利益心，便是真實愛國者的定義，也便是在君的行事。
在君雖是一個真實愛國者，卻不是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者，他以為世界上的文明的和平的民族都應該共存共榮，共致力於人類之知識與幸福，所以有時候他真拿某一外國人作朋友看，這是我所最難能的。
以上所說是在君的「立身」，以下再談在君的「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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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且看在君的道是何道。
這當然不是「貉道」，「貉道」在近代中國也曾經為幾個無政府主義者提倡過，現在不聞聲氣了。在君既信仰近代物質文明，當然不能簡單成「貉道」。這當然也不是「王道」。我們的近鄰無端把霸字讀作王字，真正不值一笑。在君的道決不退化到二千年前，無論他是王是霸。
在君的道是近代文明中的一條大道。在這道上走的有「搜求心」，有「理性」，有「智慧」，有「人類同情心」，在這道旁所建築的庭捨，是「世間經驗之擴充」，「科學知識之尋求」，「物質之人工的利用」，「改造不合理性的方案」。自從開闢新大陸以來，人類的知識日向擴充，人類的要求日向增加，人類的思力日向解放，至18世紀出來了成系統的理性論。科學與工業之發達，固頗受這樣思想的影響，而若干人生觀社會觀之改變尤是這類思想所助成。這樣一步一步向著開明走的大路，一直到歐戰後才出來新生的反動。
在君留學英國，在歐戰前若干年（1911以前）。那時候自由黨已起來當政，早年的理論急進派（Phieo－sophicalRapiAcals）若干主張，修改後依然為實際政治上爭議之點。以在君的思力敏銳與多才，在這時候好看報，特別是《泰晤士報》，自然要受這個空氣的影響。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經濟學書的，我尤知道他關於J．m．Keynes的書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說，他縱不是柯波登，邊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這一派思想的影響者。聰明人嗅著空氣便可得堅實的益處，原不待咬文嚼字如專家。然在君又是學科學的，他在英時的科學興趣，由動物學到地質學。恰恰這一行的科學在英國有聖人達爾文，有護法赫胥黎，有游擊名將葛爾登（ErancisGalton），所以在君若於研究這一行學問時越過實驗室而寄興趣於詞辯，大有精神的安頓處，連宗教都有一個。在君必是一個深刻的受赫胥黎影響者（嚴復並不是），他也在中國以他的科學玄學戰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對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英國又是利用科學造成福利的最前進國，在若干意義上最近代化的地方。本來天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銳而敏，在最短時間中能抓到一題之扼要點而略去其不重要點，自然不是英國人教會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資料，所表現的方式，所鍛煉成的實體，卻不能不說一部分由於英國的思想與環境，英國有很多極其可惡的思想，不過在君所受者卻是最上層精粹。因為在君能讀法德文書，走過大陸，他對於英國人之守舊，自大，擺架子，不自覺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絕看不起中國人學來一個牛津架子，或者他對於劍橋清談，也不盡看重吧。
至於他所受者，大來說近代歐洲的，小來說維多利亞朝以來英國的，究是些什麼？我想可以撮成下列幾句。
行為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縱感情壓倒了理智。
是是非非要全依經驗，而不容以幻想代經驗。
流傳之事物或理論，應批評而後接受，而不容為世間的應聲蟲。
論事論人要權衡輕重，兩害相衡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
一切事物之價值，全以在社會福利上人類知識上之關係為斷。
社會是一個合作團，人人要在裡邊盡其所有之能力。
社會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費之處是必須改革的
（雖然要用演進的方式），社會上沒有古物保存之必要。
讀者看到這裡，若是不識在君者，或者覺得此君必是一個「冷靜頭腦」，這卻大不然了。他是一個火把！他又是一個感情極重的人，以強動不息的精神，用極大的感情，來祈求這一個「理性—經驗—實用」的哲學，來實現一個進取而不保守的人生。不知必不行，知之必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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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兩章，我們可以說，在君在立身行事上是兼備中西倫理條件的積極的良善公民，永遠為團體為個人服務著。這一點是使他不能為革命黨處。在君在主義上是欽崇而又信仰近代科學及開明的民生主義者。
近代文化到中國來，雖有成功，亦多失敗。今日中國在思想上，在社會倫理上，在組織上，依然甚多荒古的現象，這是不得了的。丁在君是「近代化中國」的大隊中最有才氣的前驅。中國若有這樣人二十個，又都在扼要適宜的地位，二十年後，我們庶幾可以成等的近代化國家了。為什麼他先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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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現在丁文江在你旁邊，你幹嗎不殺他？」後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
我開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讀科學玄學戰時，那時我在英國。以為如此才人，何為任於鐵穆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其中實不免有點如朱子所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不盡然也。乃民國十八年初夏相見之後，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後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我死，國家之損失小得多。這個變遷應該有個緣故吧。所以我說他好，比胡適先生說他好更有要求讀者注意之理由吧？
——選自《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1936年2月16日北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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