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位北大同學鼓勵我在本日特刊中寫一篇蔡先生的小傳。我以為能給蔡先生寫傳，無論為長久或為一時，都是我輩最榮幸的事。不過，我不知我有無此一能力。且目下毫無資料，無從著筆，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寫此一短文。至於編輯傳記的資料，是我的志願，而不是今天便能貢獻給讀者的。
凡認識蔡先生的，總知道蔡先生寬以容眾，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氣，不特不嚴責人，並且不濫獎人，不像有一種人的脾氣，稱揚則上天，貶責則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時也很嚴詞責人。我以受師訓備僚屬有二十五年之長久，頗見到蔡先生氣責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說，說和我有關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個同學，長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滿人意的事，於是同學某某在西齋（寄宿舍之一）壁上貼了一張「討伐」的告示；兩天之內，滿牆上出了無窮的匿名文件，把這個同學罵了個「不亦樂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為我也極討厭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語意，卻是挖苦他。為同學們賞識，在其上濃圈密點，批評狼藉。這是一時學校中的大笑話。過了幾天，蔡先生在一大會中演說，最後說到此事，大意是說：
諸位在牆壁上攻擊DD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諸君對D君有不滿，可以規勸，這是同學的友誼。若以為不可規勸，盡可對學校當局說。這才是正當的辦法。至於匿名揭帖，受之者縱有過，也決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端。凡作此事者，以後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動，必是品性沉淪之漸。
這一篇話，在我心中生了一個大擺動。我小時，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誠意」「不欺暗室」，雖然《大學》念得滾熟，卻與和尚唸經一樣，毫無知覺；受了此番教訓，方才大徹大悟，從此做事，決不匿名，決不推自己責任。大家聽蔡先生這一段話之後印象如何我不得知，但北大的匿名「壁報文學」從此減少，幾至絕了跡。
（二）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國時，大約是在民國十三年吧，那時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後，我們幾個同學自告奮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無事不辦了一個稀糟。我自己自然覺得非常慚愧，但蔡先生從無一毫責備。有一次，一個同學給蔡先生一個電報，說是要從萊比錫來看蔡先生。這個同學出名的性情荒謬，一面痛罵，一面要錢，我以為他此行必是來要錢，而蔡先生正是窮得不得了，所以與三四同學主張去電謝絕他，以此意陳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說：「《論語》上有幾句話，『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你說他無聊，但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無聊嗎？」
於是我又知道讀《論語》是要這樣讀的。
（三）北伐勝利之後，我們的興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飯，有幾個同學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記得如何說起，說到後來我便肆口亂說了。我說：「我們國家整理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伊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先生聽到這裡，不耐煩了，說：「這除非你作大將。」蔡先生說時，聲色俱厲，我的酒意也便醒了。
此外如此類者尚多，或牽連他人，或言之太長，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證先生貴人之態度是如何誠懇而嚴肅的，如何詞近而旨遠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為濫，這全不是事實，是他在一種高深的理想上，與眾不同。大凡中國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說進，先假定其意誠，其動機善，除非事實證明其相反。如此辦法，自然要上當，但這正是《孟子》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嚴，便是大錯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絲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為大不可之事，他雖不說，心中卻完全當數。至於臨艱危而不懼，有大難而不惑之處，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雖然他是不重視宗教的。關於這一類的事，我只舉一個遠例。
在五四前若干時，北京的空氣，已為北大師生的作品動盪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覺得不安，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至於偵探之跟隨，是極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當時的一個「謀客」家中談起此事，還有一個謀客也在。當時蔡先生有此兩謀客，專商量如何對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個老謀客說了無窮的話，勸蔡先生解陳獨秀先生之聘，並要約制胡適之先生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蔡先生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他們說了幾個鐘頭以後，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這話在現在聽來或不感覺如何，但試想當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軍匪、安福賊徒、袁氏遺孽，具人形之識字者，寥寥可數，蔡先生一人在那裡辦北大，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是何等大無畏的行事！
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偉大文化在中國之寄像已亡矣！至於復古之論，歐化之談，皆皮毛渣滓，不足論也。
——選自《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重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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