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間一氣寫成一篇《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寫時感情動盪，直寫到上午三時才勉強結束，以致要說沒有說完三分之一。今晚再把我所記得的和我所推想的在君一個人物中的幾回，無次序的寫下。
一 在君的邏輯
在君的邏輯，無論在從事學問，或從事事務時，都有一個原則常在明顯著，即「權衡輕重」是。有一晚我們閒談到我們所讀通論科學方法的書，我便把我所好的舉了些，並我的意見。在君很高興的說，「這裡邊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我們共同讀過的。」當時我所說最常讀的是Henripoincar』e，ErnstMach，KarlPearson，BertrandRussell，此外如MexPlanck，A，Eddington，J．H．Jeans，每出通論之書必買來一讀，故既非甚愛美國之Pragmatism，尤絕不敢談德國哲學。（自然如Avenarius，Vaihinger等除外。）而統計的觀點，尤可節約我的文人習氣，少排蕩於兩極端。在君聽到大樂，他說，「賴有此耳！不然，你這個Bundleofcontradic－tions更不得了。（按這個名詞是多年前我的好朋友俞大維送我的。在君與他不謀而合的慣以此詞誚我，我也有點承認，也還要自辯著說，「矛盾可以相成，此是辯證法，也正是中國古所謂『成均』（Harmony）也。」說完一笑。）我（在君）當年所看也正是這一類的英國書，這一類的大陸上思想家，雖然我對於Mach讀得不多，而Poincar』e也是我熟的。這一派的科學思想，真是科學思想，不是學究作論。至於統計的觀點，助人權衡輕重之效力最大，於讀英文書外加以能讀德法文書，心智上受益實大。」我在外國語言的基礎上，對在君十不當一，所幸走的道路大致不錯耳。
在淺人，統計的觀點使人思想中庸，見識平凡，彷彿統計觀點專是論平均數的。這是極錯誤的。誠然，有些人在一般思想上受膚淺的統計學之害，但是我們要知道，統計只是要把各樣平均數之且然的（Probability）意義分解出來，決不是依賴平均數為大義。拿些現在中國通行的統計學書讀，或者不免覺得統計是以平點為基點，這樣子連筆算數學上的百分法的意義還不曾透徹明白呢！其實統計不是靠平均數，而平均數轉是基於一科算學——且然論。且然觀念，在近代物理學尤表顯威力，幾將決定論（若干哲學家誤名之曰因果律）取而代之。這個觀念，在一般思想上有極重要的施用，眾體事實賴此觀點尋求其邏輯根據，個體事實對於他的眾體賴此觀點決定其價值。所以這個觀點不錯的施用著，是助人分解事實的，不是助人囫圇吞棗的；是助人權衡輕重的，不是助人放任著多數專制的。在君論學論事論人之權衡輕重，固與此義相合，他的透闢分解，論人論事都分方面去看，或者不免無形的受這類思想的感化。
我也受過兩三年實驗室中的訓練。因為這個訓練已在我的少年之後，終不能直接生效。現在想起我當年的一陣「科學迷」，不過等於一番腦筋鍛煉，思想洗滌，然而這個作用是很有益的。在君幸早歲致力於自然科學，不特學術的貢獻我將來不敢比擬，即思想之堅實一貫也是使我羨慕不已自慚不如的。在君所在的英國本是達爾文論治世，他所習又是進化論的科學——生物與地質。達爾文論盛極一時之時，ChesterAton名之曰「一個含糊的戰勝」（AvagueJriumph）。此人雖是不負責者，此名詞卻是不錯。在君受此一線思想之菁華，而毫無此一派通論者之「含糊」，他直是中國的赫胥黎。他以近代論為思想之基礎而多面發展，看來像是一個科學的基侯特爵士（Donguixote），實在是逼似高爾敦（SirFrancisGalton）。他由進化論出發，弄出些個雜趣雜學雜見識，又很近於威爾士。他也能寫那一部偉大理想的通史，只是他不能寫小說罷了。
二 在君的幾片風趣
在君的一般行事和他通常的談話法，很使和他不熟的人覺得他是一個無多風趣的人，英國話所謂matter－of－fact的人，dry－sa－sadwdust的人。和他很相熟，高談閒玩的人，要知道事實並不如此。他談論時如火把一般，在親熟的環境中，玩得高興了如頑童一樣，流露很多的趣語，不少的出了趣事。他彷彿像是一個「抹殺一切藝術論」的人，其實他對於藝術也有和他的哲學一貫的理論，即是，要有意義要進步。那些因帝王賜顧而成的奢侈生活中的艷品，如故宮博物院中所藏多數藝術品，他決不覺得好，不過，這些物件既然代表物質文化的進步，自有歷史的價值，自當保存著。他論畫不大重視山水畫，我說，「這裡邊有詩意。」他說，「畫鬼也有詩意。」記得一天，我同他由西城到東城，各坐人力車上。車過金鰲玉蝀橋，北望北海，正是仲夏荷花盛開，綠島照在碧海上，又是太陽要落下的時候，真美麗的很。我在車上叫，「丁大哥，你向北看，好看不？」他轉頭一看說，「是好看。」我就大笑了，「丁大哥，你也知道好看，你的字典中也有好看一個名詞！」過後把這一段話告朋友，朋友頓覺得酷能形容在君的一面。其實奢侈的好看固是在君所痛惡，靜止的好看也每是在君所不見，而有意義的能表示動作之藝術，無論是文字或有形的，在君也欣悅的。
偶與在君談中國詩，他極不歡喜選學派的詩，這是必然的。他歡喜杜詩，這也是想像得到的，他很喜歡蘇詩，能成誦的很不少。我聽到他愛蘇詩的話，恰中我的意思，我說，「蘇詩真是氣象萬千，沒有人像他這樣多方面。」他說，「唯其如此，專就一格論詩是不當的。」他對於文詞既不喜那些小品的風趣，也不愛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韓退之，說「韓文蠻不講理」，他很崇拜柳子厚。
他在英國學會了Recitation，一次北大聚樂會中手足舞蹈的把杜詩《兵車行》照樣一辦，大家大樂。
在君吩咐一個英國出版者，凡威爾斯（H．G．Wells）羅素（BertrandRussell）金斯（J．m．Keynes）的書，一出來，即寄來。他愛這三人全不是偶然的。我問他覺得BernardShaw怎樣，他說，「他是一個極不負責任的態度，活脫了愛爾蘭人。」我又問他JohnGalswothy，他說，「專門描寫英國中等階級之最上層沒有大意思。」當羅素（BertrandRussell）來中國時，他做了總招待。大家只知此君可佩，人云亦云，然而知道此君是怎樣一個來頭的有誰呢？眾人正在歡喜這位「民眾聖人」時，他對羅素說，「羅素先生，你乃真正的是英國貴族產生的精品。」我想羅素自己恐怕要是最同情這個批評的。羅素後來對英國人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陳通伯告我）
三 在君與政治
在君的一生，最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者所最不瞭解或責備的事，就是他之任淞滬總辦。在君常把這件事的動機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時總有些自解的樣子（ApoloAgetically），大約因為他聽到適之先生說我要「殺」他罷！他認為改良中國的政治（他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他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他們三人想藉機會試驗一回。然而一到裡邊去，知道事實不如此簡單，孫要做的事，大者並不與他們商量。孫在軍人中，很有才，很愛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只是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識太缺乏了。注意，這句話是在君慣用來批評一切中國歷年來當政的軍人們的，在他以為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為他們的知識不夠，故不能成大事。迨孫傳芳與黨軍可和可戰的時候到了，孫不與他們商量，先決定了態度。迨武穴緊張的時候，在君（與陳陶遺君？）覺得非與孫徹底一談不可了，跑去陳說一番，孫正在鴉片鋪上，說，「我本來也這樣想過，不過請你們看這一個電報。」這個電報是孫的在武穴的前敵指揮打來的，電報的大意說，現在聽說聯師（當時孫自號五省聯軍總司令）有與赤軍（當時北方軍閥稱黨軍曰赤軍）妥協的謠言，消息傳來，軍心不振。赤軍皆南人，我輩皆北人，北人受制於南人，必無好日子過，且必為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聯合云云。孫傳芳把這電報給他們看完便說道，我不能不向張家妥協，不然，我站不住。丁說，與二張妥協，政治上站不住。孫說，那就管不得許多了。這也許就是在君所指為缺少近代常識的表現罷。當時在君告我很詳細，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曾詳細記下，因為當時沒有準備著享受這個苦痛的權利，即寫追憶他的文。至於這位主張不與南方人合作的前敵指揮，卻最先歸正，在黨軍旗幟下歷歷做中外大官，直到現在。
詳論在君的這一番出處，我們要細想兩件事。第一，在君參加孫傳芳政治集團時是如何一番空氣。孫氏固與其他戰豪同為北洋軍閥遺孽，然孫氏神速的驅逐張宗昌部隊出上海，驅逐楊宇霆出南京，在淮浦斬戮白俄的一著，頓引起一時清望。無間南北，不滿北京政府者，皆以為「國賊曹操，非孫權也。」等他駐在南京，頗做了些沽名釣譽的事，當時一般清議，頗覺中國目前之急切的辦法，應該是以廣州政府為本體，聯合上北方（當時已趕到西北去了）之馮，長江之孫，以便先把二張解決，再把吳佩孚解決。記得那時候我在柏林，南口之戰開始時，好些朋友（都是「南傾」的，至少說），有一天聚到一塊談這事，大家都覺得開始應該如此做。有一位更說（這位不久回國，在北伐時大效氣力），「這時候孫傳芳若不出兵打二張，真正可惜，且是自誤，若使二張穩固，中國事不可為矣。」這種論調頗代表當時甚多量之清議。孫做他的「聯帥」時，也很試著和廣州拉攏，這中間的文章多著呢！我在廣州便聽到許多。那時候國民黨公葬孫先生於南京之工程開始，他還很敷衍著。直到夏超事件與贛西之戰，他才不作壁上觀。我說這些，並不是為孫傳芳辯護，孫亦一無知軍閥，然比之二張則差強。強不強，也不關我事。我只是說，在君是在孫氏清譽未掃地前加入他的政治集團的，不是在他向張作霖搖尾乞憐，渡江戰龍潭時加入的。既已加入，意氣上亦無一朝竟去之理。然而碰破鼻子救了他，孫北向後倒行逆施時，在君早已退開了。
第二點要細想的是，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鉤心鬥角的政治把戲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雖然他有處置政務的天才，他並不是「撥亂反正」之才。在必須撥亂不可的時候，固需要撥亂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並且要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能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疏的賢士不可。用兩個英國名詞形容，在君是一個Bureaucrat，並且是一個頂好的。而絕不是一個Politician，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焦頭爛額而後已。在君在淞滬任中，行政上的成績是天下共見的：為滬市行政創設極好的規模，向外國人爭回不少的權利。在君以前辦上海官廳的固談不到，以後也還沒有一個市長能趕得上他一部份。即以此等成績論，假使當時在君的上司是比孫傳芳更不好的，在君仍足以自解，因為在君是藉機會為國家辦事的，本不是和孫傳芳結黨的。批評他的人，要先評評他所辦的事。
次年黨軍再度北伐，日本人造成濟南慘案，張作霖很知趣，有知難而退之勢，而張宗昌大有寄生於日本炮火下之勢。這時候，在君用北庭外交部的密電碼打給孫傳芳一個電報，勸他在內爭中要以國家的立場為重，不要再跟著張宗昌胡幹。此電為奉系查出，幾乎給羅文干惹大禍。在君也就從北京溜之大吉了。
所以在君的這一段文章正是在君的寫照，很顯出在君的性情，很顯出在君的本領，很顯出在君之有時「不識時代」，不知取巧，在君用不著自解（Apology），我更用不著替他解說。
在君自蘇俄回來後，對於為人的事非常倦厭，頗有把教書也扔去，弄個三百元一月的津貼，閉戶著上四五年書的意思，他這一陣精神反常，待我過些時再寫一文說明。他這反常並未支持很久，便被蔡先生和大家把他拉到中央研究院去了。他到中央研究院服務只一年半，便遭不幸而去世了。他在中央研究院做總幹事，久而愈顯得他實在愛這個工作，所以雖有人拉他做官，比較上是不容易拉去的。
不過在君性情是好事的，他覺得為國家真正服務，就是把事情辦好，是一件至上的德行。真正在國家對外打起仗來的時候，他一定為國家效力的，即令不到如此的場所，只要他覺得找他的人有誠意把要托他的一樁事辦好，他自己又認為成功不是沒有希望，或者他終不免為「知己之感」所驅再做一回官？這是比較上且然性不大的，但是非不可能的。果然如此，在君仍要到後來爽然自失，他要真的做成荀文若了，決不會做成劉歆。「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或曰可憐，我曰可佩。不過有一點我可斷言，在君在同情的天性上是站在大眾方面的，為大眾而非由大眾，所以決不至於佩服墨索里尼希特勒，也正同他不成民眾領袖一樣。因為他不主張由大眾，無端為人呼為獨裁論者，因為他是真正的為大眾。
——選自《獨立評論》第一八九號（1936年2月23日北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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