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顧頡剛的古史論——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孔子與六經——在周漢方術家的世界中的幾個趨向——殷周間的故事——補說（《春秋》與《詩》）
頡剛足下：
我這幾年到歐洲，除最初一時間外，竟不曾給你信，雖然承你累次的寄信與著作。所以雖在交情之義激如我們，恐怕你也輕則失望，重則為最正當之怒了。然而我卻沒有一天不曾想寫信給你過，只是因為我寫信的情形受牛頓律的支配，「與距離之自成方之反轉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懶者之行步，德國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國內朋友信竟是稀得極利害，至於使老母發白。而且我一向懶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動一下子，不久又回復原狀態。我的身體之壞如此，這麼一個習慣實有保護的作用救了我一條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當年讀嵇叔夜的信說自己那樣懶法，頗不能瞭解，現在不特覺得他那樣是自然，並且覺得他懶得全不盡致。我日日想他寫信給你而覺得拿起筆來須用舉金箍棒之力，故總想「明天罷」。而此明天是永久不來的明天，明天，明天……至於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後又是明天，明天，明天……。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對於愛我的朋友如你，何以為情！
私事待信末談，先談兩件《努力週報》上事物。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戰論，然而以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著，必然寫出寄適之先生交別的報登，竊自比季子掛劍之義，然而總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當時如泉湧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記得者寄我頡剛，潦草，不像給我頡剛的信，但終差好於無字真經。只是請你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對於丁文江先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一篇文章的意見。（以下見本刊第十期《評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係〉》文，不復載。）
其二、論頡剛的古史論。三百年中，史學，文籍考訂學，得了你這篇文字，而有「大小總匯」。三百中所謂漢學之一路，實在含括兩種學問：一是語文學；二是史學，文籍考訂學。這倆以外，也更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謬物事，如今文家經世之論等。拿這兩樣比著看，量是語文學的成績較多。這恐怕是從事這類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為從事這科，不如從事史學文籍考訂者所受正統觀念限制之多。談語言學者盡可謂「亦既覯止」之覯為交媾，「握椒」之漢為房中藥。宋大儒，康成玄晦，如此為之，並不因此而失掉他的為「大儒」。若把「聖帝明王」之「真跡」布出，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這一流比較發達上差少的史學考訂學，一遇到頡剛的手裡，便登時現出超過語文學已有的成績之形勢，那麼你這個古史論價值的大還等我說嗎！這話何以見得呢？我們可以說道，頡剛以前，史學考訂學中真正全是科學家精神的，只是閻若璩崔述幾個人。今文學時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華之士；又專以門戶為見，他所謂假的古文，固大體是假，他所謂真的今文，亦一般的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績，只是一部《古文尚書》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這也只是提議，未能成就）；而語文那面竟有無數的獲得。但是，這語文學的中央題目是古音，漢學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所以最大的成績是統計的分類通轉，指出符號來，而指不出實音來。現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果然有其人，未嘗不可凌孔盦軒而壓倒王氏父子。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累層的造成的中國古史」，可是從你這發揮之後，大體之結構已備就，沒有什麼再多的根據物可找。前見《晨報》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謂古史之定奪要待後來之掘地。誠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論一個問題。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這只是中國初期文化史。若關於文籍的發覺，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許文書的發現，這等事例豈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這一個題目，乃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一部中國古代方術思想史的真線索，一個周漢思想的攝鏡，一個古史學的新大成。這是不能為後來的掘地所掩的，正因為不在一個題目之下。豈特這樣，你這古史論無待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你這古史論。現存的文書如不清白，後來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偶然的發現不可期，系統的發掘須待文籍整理後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還是在寶座上安穩的坐下去罷，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無量題目要仔細處置的，但這都是你這一個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猶之乎我們可以造些動力學的Theorem，但這根本是Newton的。我們可以研究某種動物或植物至精細，得些貫通的條理，但生物學的根本基石是達爾文。學科的範圍有大小，中國古史學自然比力學或生物學小得多。但他自是一種獨立的，而也有價值的學問。你在這個學問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去年春天和志希從吾諸位談，他們都是研究史學的。「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恰被他把這個寶貝弄到手；你們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我以不弄史學而倖免此危，究不失為「光武之故人也」。幾年不見頡剛，不料成就到這麼大！這事原是在別人而不在我的頡剛的話，我或者不免生點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爭執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頡剛，我稱讚你夠了麼！請你不要以我這話是朋友的感情；此間熟人讀你文的，幾乎都是這意見。此時你應做的事，就是趕快把你這番事業弄成。我看見的你的文並不全，只是《努力》《讀書雜誌》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號未見過，十四後也未見過）所登的。我見別處登有你題目，十四號末又註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間你必更有些好見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來禹的一個次敘，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幾個觀念，如堯、舜、神農、黃帝、許由、倉頡等等，都仔細照處理禹的辦法處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湯、周文、周公雖然是真的人，但其傳說也是歷時變的。龜甲文上成湯並不稱成湯，商頌裡的武王是個光大商業，而使上帝之「命式於九圍」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誥裡周公說到成湯，便特別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結論到周之克殷，「於湯有光」的滑稽調上去（此恰如玄曄諛孝陵的話）。到了孟子的時代想去使齊梁君主聽他話，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氣，便造了「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興」的話頭，直接與詩頌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湯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於文王周公的轉變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時代，是建國立制的一個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說詎詖行的時代，是位息邪說詎詖行的塚相。在今文時代，可以稱王。在王莽時代，變要居攝。到了六朝時，真個的列爵為五，列卿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謝夫人所不滿意事之負責任者。（可惜清朝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詩書」，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多爾袞；這恐怕反而近似。）這樣變法，豈有一條不是以時代為背景。尤其要緊的，便是一個孔子問題。孔子從《論語》到孔教會翻新了的梁漱溟，變了真正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劇烈的變化，簡直摸不著頭腦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蘇洵是個訟棍，他的六經論中的聖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術便如訟棍。長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做一部《孔子改制考》；其實《新學偽經考》，便是漢朝的康有為做的。梁漱溟總還勉強是一個聰明人，只是所習慣的環境大陋了，便挑了一個頂陋的東西來，呼之為「禮樂」，說是孔家真傳：主義是前進不能，後退不許，半空吊著，簡直使孔丘活受罪。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實妙文多著哩。如果把孔子問題弄清一下，除去歷史學的興味外，也可以減掉後來許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後來的梁漱溟但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復能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歷來的「孔丘七十二變又變……」寫成一本書，從我這不莊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歐洲教會教條史之可以解興發噱。從你這莊重的心思看去，便是一個中國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鏡，也許得到些中國歷來學究的心座（FreudianComplexes）來，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書中選擇的材料證成這個「累層地」，但這個累層地的觀念大體成後，可以轉去分析各個經傳子家的成籍。如此，則所得的效果，是一部總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啟後來實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體要的民間思想流變史，又立一個為後來證訂一切古籍的標準。這話是虛嗎？然則我謂他是個「大小總匯」，只有不及，豈是過稱嗎？
大凡科學上一個理論的價值，決於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範圍廣不廣，此外恐更沒有什麼有形的標準。你這個古史論，是使我們對於周漢的物事一切改觀的，是使漢學的問題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們可以到處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來。前年我讀你文時，心中的意思如湧泉。當時不寫下，後來忘了一大半。現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幾條寫下。其中好些只是你這論的演繹。
一 試想幾篇戴記的時代
大小戴記中，材料之價值不等，時代尤其有參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實應該從早分析研究一回。我從到歐洲來，未讀中國書，舊帶的幾本早已丟去。想戴記中最要四篇，《樂記》，《禮運》，《大學》，《中庸》，當可背誦，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樂記》已不能背。見你文之初，思如湧泉，曾於一晚想到《大學》《中庸》之分析。後來找到戴記一讀，思想未曾改變。又把《禮運》一份量，覺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寫如下：
《大學》《孟子》說：「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見孟子時尚沒有《大學》一種完備發育的「身家國天下系統哲學」。《孟子》只是始提這個思想。換言之，這個思想在孟子時是胎兒，而在《大學》時已是成人了。可見《孟子》在先，《大學》在後。《大學》老說平天下，而與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時候有孔子時候的平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業是也。孟子時候有孟子時候的平天下，所謂「以齊王」是也。列國分立時之平天下，總是講究天下定於一，姑無論是「合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擾為「東周」，是「以齊王」，總都是些國與國間的關係。然而《大學》之談「平天下」，但談理財。理財本是一個治國的要務；到了理財成了平天下的要務，必在天下已一之後。可見《大學》不見於秦皇。《大學》引《秦誓》，《書》是出於伏生的，我總疑心《書》之含《秦誓》是伏生為秦博士的痕跡，這話要真，《大學》要後於秦代了。且《大學》末後大罵一陣聚斂之臣。漢初兵革擾擾，不成政治，無所謂聚斂之臣。文帝最不會用聚斂之臣，而景帝也未用過。直到武帝時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學》也就大罵而特罵了。《大學》總不能先於秦，而漢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斂之臣，如果《大學》是對時而立論，意者其作於孔桑登用之後，輪台下詔之前乎？且《大學》中沒有一點從武帝后大發達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見以斷於武帝時為近是。不知頡剛以我這鹽鐵論觀的《大學》為何如？
《中庸》《中庸》顯然是三個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從「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止。開頭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話。其所謂中庸，正是兩端之中，庸常之道，寫一個Petitebourgeois之人生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不述索隱行怪而有甚多的修養，不談大題而論社會家庭間事，顯然是一個世家的觀念（其為子思否不關大旨），顯然是一個文化甚細密中的東西，——魯國的東西，顯然不是一個發大議論的筆墨，——漢儒的筆墨。從「子曰鬼神之為德」起，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止，已經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學。此一節顯然像是甲部丙部之過渡。至於第三部，從「哀公問政」起到篇末，還有頭上「天命之謂性」到「萬物育焉」一個大帽子，共為丙部，純粹是漢儒的東西。這部中所謂中庸，已經全不是甲部中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是「中和」了。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這一部中乃是一個會合一切，而謂其不衝突——太和——之哲學。蓋原始所謂中者，乃取其中之一點而不從其兩端；此處所謂中者，以其中括合其兩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堯舜（法先王），憲章文武（法後王），上律天時（羲和），下襲水土（禹）。這比孟子稱孔子之集大成更進一步了。孟子所謂「金聲玉振」尚是一個論德性的話，此處乃是想孔子去包羅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異，都把他一爐而熔之。「九經」之九事，在本來是矛盾的，如親親尊賢是也，今乃並行而不相悖。這豈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這個「累層地」，你以為對不對？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為雖提禎祥，尚未入緯。
西漢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漢人的文章也截然與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幾個標準可以助我們決定誰是誰。
（一）就事說話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來的是西漢的。
（二）研究問題的是晚周的，談主義的是西漢的。
（三）思想也成一貫，然不為系統的鋪排的是晚周，為系統的鋪排的是西漢。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了不能夠想出他時代的背景來的，就是說，發的議論對於時代獨立的，是西漢。而反過來的一面，就是說，能想出他的時代的背景來的卻不一定是晚周。因為漢朝也有就事論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卻沒有憑空成思之為方術者。
《呂覽》是中國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語錄。話說得無論如何頭腦不清，終不能成八股。以事為學，不能抽像。
漢儒的八股，必是以學為學；不窺園亭，遑論社會。《禮運》《禮運》一篇，看來顯系三段。「是謂疵國，故政者之所以臧身也」（應於此斷，不當從鄭）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復問曰」到「禮之大成」一節須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魯生的文章。「夫政必本於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漢儒的議論，是一個漢儒的系統玄學。這兩段截然不同。至於由「言偃復問曰」到「禮之大成」一段，又和上兩者各不同，文詞略同下部而思想則不如彼之侈。「是為小康」，應直接「捨魯何適矣」。現在我們把禮運前半自為獨立之一篇，併合其中加入之一大節，去看，魯國之鄉曲意味，尚且很大。是論兵革之起，臣宰之僣，上規湯武，下薄三家的仍類於孔子正名，其說先王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傳實指其名的地步。又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談堯舜偏偏所謂「大道之行也」云云即是後人所指堯舜的故事。堯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Ation，自然先有這理想，然後再Incarnated到誰和誰身上去。此地很說了些這個理想，不曾說是誰來，像是這篇之時之堯舜尚是有其義而無其詞，或者當時堯舜俱品之傳說未定，尚是流質呢。所談禹的故事，反是爭國之首，尤其奇怪。既不同雅頌，又不如後說，或者在那個禹觀念進化表上，這個《禮運》中的禹是個方域的差異。我們不能不承認傳說之方域的差異，猶之乎在言語學上不能不承認方言。又他的政治觀念如「老有所終」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只不如《孟子》詳。又這篇中所謂禮，實在有時等於《論語》上所謂名。又「升屋而號」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又「玄酒在室」至「禮之大成也」一段，不亦樂乎的一個魯國的Petitebourgeois之Kulhir。至於「嗚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論。春秋戰國間大夫紛紛篡諸侯，家臣紛紛篡大夫，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這時候尚未甚遠。這篇文章雖然不像很舊，但看來總在《易系》之前。
《易系》總是一個很遲的東西，恐怕只是稍先於太史公。
背不出，不及細想。
二 孔子與六經
玄同先生這個精而瞭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許多雲霧。我自己的感覺如下：
《易》《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中庸》「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禮運》「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附《易》於宋，由這看來，顯系後起之說。而且現在的《易》是所謂《周易》，乾上坤下，是與所謂《歸臧》不同。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訂，且傳說之出自孔門，決不會如此之遲，亦不會如此之矛盾紛亂。且商瞿不見於《論語》，《論語》上孔子之思想絕對和《易系》不同。
《詩》以《墨子》證《詩》三百篇，則知《詩》三百至少是當年魯國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魯人）。看《左傳》《論語》所引《詩》大同小異，想見其始終未曾有定本。孔子於刪詩何有焉。
《書》也是如此。但現在的《今文尚書》，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書不同了。現在的今文面目，與其謂是孔子所刪，毋寧謂是伏生所刪。終於《秦誓》，顯出秦博士的馬腳來。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書》一望而知其假外，《周書》中恐亦不少。
《禮》《樂》我覺玄同先生所論甚是。
《春秋》至於《春秋》和孔子的關係，我卻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也許因為我從甚小時讀孔廣森的書，印下一個不易磨滅的印象，成了一個不自覺的偏見。現在先別說一句。從孔門弟子到孔教會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傳奇，大別可分為三類：一、怪異的，二、學究的，三、為人情和社會歷史觀念所絕對不能容許的。一層一層的剝去，孔丘真成空丘（或雲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說孔子不是個歷史上的人。但這話究竟是笑話。在哀公時代，魯國必有一個孔丘字仲尼者。那麼，困難又來了。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並且是在反對他的人們的話中證到的。孔子以什麼緣由享大名雖無明文，但他在當時享大名是沒有問題的。也許孔子是個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須機會好；他所無端碰到的一個機會是個大題目，如劉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義是也。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於他是大人物，也必由於他借到大題目，總不會沒有原因的。不特孔丘未曾刪定六經，即令刪定，這也並不見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在衰敗的六朝，雖然窮博士，後來也以別的緣故做起了皇帝。然當天漢盛世，博士的運動尚且是偏於乘障落頭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於六藝，便至於終其身不得致公卿。只是漢朝歷史是司馬氏班氏寫的，頗為儒生吹吹，使後人覺得「像煞有介事」罷了。但有時也露了馬腳，所謂「主人所戲弄，流俗所輕，優倡之所蓄」也。何況更在好幾百年以前。所以孔丘即令刪述六經，也但等於東方朔的誦四十四萬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決不足做季氏的塚宰，更焉有馳名列國的道理。現在我們捨去後來無限的孔子加追篇，但憑《論語》及別的不多的記載，也可以看出一個線索來。我們說，孔丘並不以下帷攻詩書而得勢，他於詩書的研究與瞭解實在遠不及二千四百年後的顧頡剛，卻是以有話向諸侯說而得名。他是游談家的前驅。游談家靠有題目，游談家在德謨克拉西的國家，則為演說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羅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學問，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然而只是才氣過人，把當時時代背景之總匯抓來，做一個大題目去吹擂，於是乎「太山北斗」，公卿折節了。孔丘就是這樣。然則孔丘時代背景的總匯是什麼？我想這一層《論語》上給我們一個很明白的線索。周朝在昭穆的時代尚是盛的時候，後來雖有一亂，而宣王弄得不壞。到了幽王，不知為何原因，來了一個忽然的瓦解，如漁陽之變樣的。平王東遷後的兩個局面，是內面上陵下僣，「團長趕師長，師長趕督軍」，外邊是四夷交侵，什麼「紅禍白禍」，一齊都有。這個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個一般的風氣，而有造成一個普遍的大劫之勢，恐怕是從這時起。大夫專攻，如魯之三桓，宋之華氏，都是從春秋初年起。晉以殺公族，幸把這運命延遲上幾世，（其實曲沃並晉已在其時，而六卿增勢也很快。）至於非文化民族之來侵，楚與魯接了界，而有滅周宋的形勢；北狄滅了邢衛，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勢。應這局面而出來的人物，便是齊桓，管仲，晉文，舅犯，到孔子時，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來孔子這樣人物。一面有一個很好的當時一般文化的培養，一面抱著這個扼要的形勢，力氣充分，自然成名。你看《論語》上孔子談政治的大節，都是指這個方向。說正名為成事之本，說三桓之子孫微，說陪臣執國命，論孟公綽，請討田氏，非季氏之兼併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樣熱烈的稱讚管仲。「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但雖然這般稱許管仲，而於管仲犯名分的地方還是一點不肯放過。這個綱目，就是內裡整綱紀，外邊攘夷狄，使一個亂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借用一位不莊者之書名，正所謂「救救文明」（SalvagingtheCivAilization）。只有這樣題目可以挪來為大本；也只有這個題目可以挪來說諸侯；也只有以這個題目的原故，列國的君覺著動聽，而列國的執政大臣都個個要趕他走路了。頡剛：你看我這話是玩笑嗎？我實在是說正經。我明知這話裡有許多設定，但不這樣則既不能解孔子緣何得大名之謎，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較有道理的孔子傳說聯合貫串起來。假如這個思想不全錯，則《春秋》一部書不容一筆抹殺，而《春秋》與孔子的各類關係不能一言斷其為無。現在我們對於《春秋》這部書，第一要問他是魯史否？這事很好決定，把書上日食核對一番，便可馬上斷定他是不是當時的記載。便可去問，是不是孔子所筆削。現在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確據去肯定或否定，現在存留的材料實在是太少了。然把孔子「論其世」一下，連串其《論語》等等來，我們可以說孔子訂《春秋》，不見得不是一個自然的事實。即令《春秋》不經孔子手定，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後不久而出的著作，這著作固名為《春秋》或即是現在所存的「斷爛朝報」。即不然，在道理上當與現在的「斷爛朝報」同類。所以才有孟子的話。這書的思想之源泉，總是在孔子的。既認定綱領，則如有人說「孔子作《春秋》」，或者說「孔子後學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沒有原理上的分別。公羊家言亦是屢變。傳，繁露，何氏，各不同。今去公羊家之迂論與「泰甚」，去枝去葉，參著《論語》，旁邊不忘《孟子》的話，我們不免覺得，這公羊學的宗旨是一個封建制度正名的，確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確不類戰國中的背景，尤其不類漢。三世三統皆後說，與公羊本義無涉。大凡一種系統的偽造，必須與造者廣義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與新朝政治是也。公羊家言自然許多是漢朝物事，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實不與漢朝相干。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後人以歷史待他的原故，於是乎有「斷爛朝報」之說，這話非常的妙。但知《春秋》不是以記事為本分，則他之為「斷爛朝報」不是他的致命傷。這句絕妙好詞，被梁任公改為「流水賬簿」，便極其俗氣而又錯了。一、《春秋》像朝報而不像賬簿；二、流水賬簿只是未加整理之賬，並非斷爛之賬。斷爛之賬簿乃是上海新聞大家張東蓀先生所辦時事新報的時評，或有或無，全憑高興，沒有人敢以這樣的方法寫流水賬的。「史」之成一觀念，是很後來的。章實齋說六經皆史，實在是把後來的名詞，後來的觀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齊之，等於說「六經皆理學」一樣的不通。且中國人於史的觀念從來未十分客觀過。司馬氏班氏都是自比於孔子而作經。即司馬君實也是重在「資治」上。鄭夾漈也是要去貫天人的。嚴格說來，恐怕客觀的歷史家要從顧頡剛算起罷。其所以有魯之記載，容或用為當時貴族社會中一種倫理的設用，本來已有點筆削，而孔子或孔子後世借原文自寄其筆削褒貶，也是自然。我們終不能說《春秋》是絕對客觀。或者因為當時書寫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為忌諱，所以成了《春秋》這麼一種怪文體，而不得不成一目錄，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義而已。這類事正很近人情。魯史紀年必不始於隱公，亦必不終於哀公，而《春秋》卻始於東遷的平王，被弒的隱公，終於獲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個終始。故如以朝報言，則誠哉其斷爛了，如以一個倫理原則之施作言，乃有頭有尾的。
《孟子》的敘《詩》和《春秋》雖然是「不科學的」，但這話雖錯而甚有注意的價值。從來有許多錯話是值得注意的。把詩和倫理混為一談，孔子時已成習慣了。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這方面「進化」，不免到了「詩亡春秋作」之說。《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頭一句頗可注意。以狹義論，《春秋》中齊桓晉文事甚少。以廣義論，齊桓晉文之事為霸者之爭伐會盟，未嘗不可說《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孔子或孔子後人做了一部書，以齊桓晉文之事為題目，其道理可想。又「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翻作現在的話，就是說，雖然以歷史為材料，而我用來但為倫理法則之施用場。
《春秋》大不類孟子的工具。如孟子那些「於傳有之」的秘書，湯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兒，都隨時為他使喚。只有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談，談卻於他無益的樣子。如謂《春秋》絕殺君，孟子卻油油然發他那「誅一夫」，「如寇仇」，「則易位」的議論。如謂「《春秋》道名分」，則《孟子》日日談王齊。《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孟子》則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這些不合拍都顯出這些話裡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資助參考的價值。
當年少數人的貴族社會，自然有他們的標準和輿論，大約這就是史記事又筆削的所由起。史決不會起於客觀的紀載事跡；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後來變成倫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學的意思起。《國語》自然屬下一類，但《春秋》顯然不是這局面，孔子和儒宗顯然不是戲劇家。
總括以上的涉想，我覺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寫是小題，《春秋》傳說的思想是否為孔子的思想是大題。由前一題，無可取證。由後一題，大近情理。我覺得孔子以抓到當年時代的總題目而成列國的聲名，並不是靠什麼六藝。
孔子，六藝，儒家三者的關係，我覺得是由地理造成的。鄒魯在東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六藝本是當地的風化。所以孔子與墨子同誦詩書，同觀列國春秋。與其謂孔子定六藝，毋寧謂六藝定孔子。所以六藝實在是魯學。或者當時孔子有個國際間的大名，又有好多門徒，魯國的中產上流階級每牽引孔子以為榮，於是各門各藝都「自孔氏」。孔子一生未曾提過《易》，而商瞿未一見於《論語》，也成了孔門弟子了。孔門弟子列傳一篇，其中真有無量不可能的事。大約是司馬子長跑到魯國的時候，把一群虛榮心造成的各「書香人家」的假家譜抄來，成一篇「孔子弟子列傳」。我的意思可以最簡單如此說：六藝是魯國的風氣，儒家是魯國的人們；孔子所以與六藝儒家生關係，因為孔子是魯人。與其謂六藝是儒家，是孔學，毋寧謂六藝是魯學。
世上每每有些名實不符的事。例如後來所謂漢學，實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學；後來所謂宋學，實在是明朝官學。我想去搜材料，證明儒是魯學，經是漢定（今文亦然）。康有為但見新學有偽經，不見漢學有偽經。即子家亦是漢朝給他一個定訂。大約現行子書，都是劉向一班人為他定了次敘的。《墨子》一部書的次敘，竟然是一個儒家而頗蕪雜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前七篇皆儒家言，或是有道家言與墨絕端相反者（如太盛難寄），知大半子書是漢朝官訂本（此意多年前告適之先生，他未注意），則知想把古書古史整理，非清理漢朝幾百年一筆大賬在先不可也。
三 在周漢方術家的世界中幾個趨向（一時涉想）
我不贊成適之先生把記載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書呼作哲學史。中國本沒有所謂哲學。多謝上帝，給我們民族這麼一個健康的習慣。我們中國所有的哲學，盡多到蘇格拉底那樣子而止，就是柏拉圖的也尚不全有，更不必論到近代學院中的專技哲學，自貸嘉，萊布尼茲以來的。我們若呼子家為哲學家，大有誤會之可能。大凡用新名詞稱舊物事，物質的東西是可以的，因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為多是似同而異。現在我們姑稱這些人們（子家）為方術家。思想一個名詞也以少用為是。蓋漢朝人的東西多半可說思想了，而晚周的東西總應該說是方術。
禹，舜，堯，伏犧，黃帝等等名詞的真正來源，我想還是出於民間。除黃帝是秦俗之神外，如堯，我擬是唐國（晉）民間的一個傳說。舜，我擬是中國之虞或陳或荊蠻之吳民間的一個傳說。堯舜或即此等地方之君（在一時）。顓頊為秦之傳說，嚳為楚之傳說，或即其圖騰。帝是仿例以加之詞（始只有上帝但言帝），堯舜都是綽號。其始以民族不同方域隔膜而各稱其神與傳說：其後以互相流通而傳說出於本境，遷土則變，變則各種之裝飾出焉。各類變更所由之目的各不同，今姑想起下列幾件：
（一）理智化——一神秘之神成一道德之王。
（二）人間化——一抽像之德成一有生有死之傳。
又有下列一種趨勢可尋：
滿意於周之文化尤其是魯所代表者（孔子）
不滿意於周之文化而謂孔子損益三代者舉三代盡不措意，薄征誅而想禪讓，遂有堯舜的化身此說又激成三派：
（1）並堯舜亦覺得太有人間煙火氣，於是有許由務光。——與這極端反背的便是「誅華士」，《戰國策》上請誅於陵仲子之論。
（2）寬容一下，並堯舜湯武為一系的明王。（《孟子》）
（3）爽性在堯舜前再安上一個大帽子，於是有神農，黃帝，伏犧等等。
這種和他種趨勢不是以無目的而為的。
上條中看出一個古道宗思想與古儒宗思想的相互影響，相互為因果。自然儒宗道宗這名詞不能安在孔子時代或更前，因為儒家一名不過是魯國的名詞，而道家一名必然更後，總是漢朝的名詞，或更在漢名詞「黃老」以後。《史記》雖有申不害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的話，但漢初所謂黃老實即刑名之廣義，申不害學刑名而漢人以當時名詞名之，遂學了黃老刑名。然而我們總可為這兩個詞造個新界說，但為這一段的應用。我們第一要設定的，是孔子時代已經有一種有遺訓的而又甚細密的文化，對這文化的處置可以千殊萬別，然而大體上或者可分為兩項：
一、根本是承受這遺傳文化的，但願多多少少損益於其中。我們姑名此為古儒宗的趨勢。
二、根本上不大承認，革命於其外。我們姑名此為古道宗的趨勢。
名詞不過界說的縮短，切勿執名詞而看此節。我們自不妨虛位的定這二事為AB，但這種代數法，使人不快耳。造這些名詞如堯、舜、許由、務光、黃（這字先帶如許後來道士氣）帝、華士、神農，和《莊子》書中的這氏那氏，想多是出於古道宗，因為這些人物最初都含些道宗的意味。《論語》上的舜，南面無為。許行的神農，是並耕而食。這說自然流行也很有力，儒宗不得不取適應之法。除為少數不很要緊者造個謠言，說「這正是我們的祖師所誅」（如周公誅華士）外，大多數已於民間有勢力者是非引進不可了。便把這名詞引進，加上些儒家的意味。於是乎絕世的許由成了士師的皋陶（這兩種人也有共同，即是俱為忍人）；南面無為的舜，以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並耕的神農本不多事，又不做買賣，而易系的神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加上做買賣，雖許子亦應覺其何以不憚煩也。照儒宗的人生觀，文獻征者征之，本用不著造這些名詞以自苦；無如這些名詞先已在民間成了有勢力的傳說，後又有道宗手中成了寄理想的人物，故非取來改用不可。若道宗則非先造這些非歷史的人物不能資號召。既造，或既取用，則儒宗先生也沒有別法對付，只有翻著面過來說：「你所謂者正是我們的『於傳有之』，不過我們的真傳所載與你這邪說所稱名一而實全不同，詞一而謂全不同。」反正彼此都沒有龜甲鐘鼎做證據，誰也莫奈得誰何。這種方法，恰似天主教對付外道。外道出來，第一步是不睬。不睬不能，第二步便是加以誅絕，把這書們加入「禁書錄」上。再不能，第三步便是揚起臉來說：「這些物事恰是我們教中的。」當年如此對付希臘哲學，近世如此對付科學。天主教刑了伽利略，而近中天文學算學在教師中甚發達。
我這一篇半笑話基於一個假設，就是把當年這般物事分為二流，可否？我想大略可以得，因為在一個有細密文化久年遺訓的社會之下，只有兩個大端：一是於這遺訓加以承認而損益之，一是於遺訓加以否認。一般的可把歐洲千年來的物事（直至19世紀末為止）分為教會的趨向與反教會的趨向。
何以必須造這一篇半笑話？我想，由這一篇半笑話可以去解古書上若干的難點。例如《論語》一部書，自然是一個「多元的宇宙」，或者竟是好幾百年「累層地」造成的。如「鳳鳥不至」一節，顯然是與緯書並起的話。但所說堯舜禹諸端，尚多是抽像以寄其理想之詞，不如孟子為舜象做一篇越人讓兄陳平盜嫂合劇。大約總應該在孟子以前，也應該是後來一切不同的有事跡的人王堯舜禹論之初步。且看《論語》裡的堯舜禹，都帶些初步道宗的思想。堯是「無能名」，舜是「無為」。禹較兩樣些，「禹無間然」一段也頗類墨家思想之初步。然卑居處，薄食服，也未嘗達於道宗思想。至於有天下而不與，卻是與舜同樣的了。凡這些點兒，都有些暗示我們：堯舜一類的觀念起源應該在鄰於道宗一類的思想，而不該在鄰於儒宗一類的思想。
堯舜等傳說之起，在道理上必不能和禹傳說之起同源，此點頡剛言之詳且盡。我想禹與墨家的關係，或者可以如下：禹本是一個南方民族的神道，一如頡剛說。大約宗教的傳佈，從文化較高的傳入文化較低的民族中，雖然也多，然有時從文化較低的傳到文化較高的，反而較易。例如耶穌教之入希臘羅馬：佛教之由北印民族入希臘文化殖民地，由西域入中國；回教之由阿拉伯入波斯（此點恐不盡由武力征服之力）。大約一個文化的社會總有些不自然的根基，發達之後，每每成一種矯揉的狀態，若干人性上初基的要求，不能滿足或表現。故文化越繁豐，其中越有一種潛流，頗容易感受外來的風氣，或自產的一種與上層文化不合的趨向。佛教之能在中國流行，也半由於中國的禮教、道士、黃巾等，不能滿足人性的各面，故不如禮教道士黃巾等侷促之佛教，帶著迷信與神秘性，一至中國，雖其文化最上層之皇帝，亦有覺得中國之無質，應求之於印度之真文。又明末天主教入中國，不多時間，竟沿行於上級士大夫間，甚至皇帝受了洗（永歷皇帝），滿洲時代，耶穌會士竟快成玄曄的國師。要不是與政治問題混了，後來的發展必大。道光後基督教之流行，也很被了外國經濟侵略武力侵略之害。假如天主耶穌無保護之強國，其銷路必廣於現在。我們誠然不能拿後來的局面想到春秋初年，但也難保其當年不有類似的情形。這一種禹的傳說，在頭一步傳到中國來，自然還是個神道。但演進之後，必然向別的方面走。大約墨家這一派信仰，在一般的社會文化之培養上，恐不及儒家，墨子雖然也道詩書，但這究竟不是專務雅言。這些墨家，抓到一個禹來作人格的標榜，難道有點類似佛教入中國，本國內自生宗派的意思嗎？儒家不以孔名，直到梁漱溟才有孔家教；而墨家卻以墨名。這其中或者是暗示墨子造作，孔丘沒有造作，又墨經中傳有些物理學、幾何學、工程學、文法學、名學的物事。這或者由於當年儒家所吸收的人多半是些中上社會，只能談人文的故事，雅言詩書執禮。為墨家所吸收的，或者偏於中下社會，其中有些工匠技家，故不由得包含著這些不是閒吃飯的物事下來，並非墨家思想和這些物事有何等相干。大約晚周的子家最名顯的，都是些游談之士，大則登卿相，小則為清客，不論其為是儒家或道家，孟軻或莊周。儒家是吸收不到最下層人的，頂下也是到士為止。道家也是leisuted階級之清談。但如許行等等卻很可以到了下層社會。墨家卻非行到下層社會不為功。又墨家獨盛於宋，而戰國子家說到傻子總是宋人，這也可注意。或者宋人當時富於宗教性，非如周鄭人之有Sophistry，鄒魯人之ConventionAal！？
至於漢朝思想趨勢中，我有兩個意思要說。一、由今文到緯書是自然之結果。今文把孔子抬到那樣，捨成神道以外更無別法。由《易經》到緯書不容一發。今文家把他們的物事更民間化些，更可以共喻而普及，自然流為緯學。信今文必信孔子之超人入神；信孔子如此加以合俗，必有禎祥之思想。二、由今文反動出古文，是思想的進步。造偽經在現在看來是大惡，然當時人借此寄其思，誠恐不覺其惡，因為古時著作人觀念之明白決不如後人重也。但能其思想較近，不能以其造偽故而泯其為進步。古文材料雖偽，而意思每比今文合理性。
不及詳敘，姑寫為下列兩表：
四 殷周間的故事
十年前，我以子貢為紂申冤一句話，想起桀紂傳說之不可信，因疑心桀紂是照著幽王的模型造的，有褒姒故有妲己等等。這固是少時一種怪想。後來到英國，見英國爵雖五等而非一源，因而疑心中國之五等爵也有參差，有下列涉想（德國爵亦非一源）：
公 公不是爵名，恐即與「君」字同義。三公周召宋公及王畿世卿都稱公，而列國諸侯除稱其爵外亦稱公。公想是泛稱人主之名，特稍尊耳。猶英語之Lord一稱，自稱上帝以至於世族無爵者之妻或僕稱其夫或主。如德國語之Herr亦自上帝稱到一切庶人。宋是殷後，王號滅猶自與周封之諸侯不同，故但有泛稱而無諸侯之號。其所以列位於會盟間次於伯而先於其他一切諸侯者，正因其為殷後，不因其稱公。如若傳說，一切諸侯自稱公為僭，則魯頌「乃命周公，俾侯於東」，豈非大大不通。
子 遍檢春秋之子爵，全無姬姓（除吳）。姬姓不封子；而封子爵者，凡有可考，立國皆在周前，或介戎狄，不與中國同列。莒子，郯子，邾子，杞子，古國也。潞子，驪子，不與中國之列者也。楚子，一向獨立之大國也。吳子雖姬姓，而建國亦在周前。見殷有箕子微子，我遂疑子是殷爵，所謂子自是王子，同姓之號，及後來漸成諸侯之號，乃至一切異姓亦如此稱。我疑凡號子者大多是殷封之國，亦有蠻夷私效之。
要均與周室無關係（吳子楚子解見後）。
且看子一字之降級：
諸 侯——微子，箕子。
諸侯之大夫——季文子，趙簡子。
士 人——孔子，孟子。
乃 至 於——小子，婊子。
這恰如老爺等名詞之降級。明朝稱閣學部院曰老爺，到清朝末年雖縣知事亦不安於此而稱大老爺。
至於侯，我們應該先去弄侯字古來究如何寫法，如何講法。殷亦有鬼侯，鄂侯，崇侯；鬼，鄂，崇，皆遠方之邑，或者所謂侯者如古德意志帝國（神聖羅馬帝國）之邊侯（MarkAgraf）。在殷不特不見得侯大於子，而且微子箕子容或大於鬼侯鄂侯。周定後，不用子封人而一律用侯。以「新鬼大，故鬼小」之義，及「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之理，侯遂跑到子上。
同姓侯甚多，凡姬姓的非侯即伯。其異姓之侯，如齊本是大國，另論；如陳是姻戚，如薛也是周「先封」，都是些與周有關係的。
伯 這一件最奇。伯本與霸同字，應該很大。且受伯封者，如燕伯，召公之國也。如曹伯，「文之昭也」。如鄭伯，平王依以東遷者也。如秦伯，周室留守，助平王東遷者也。然而爵均小於侯，豈不可怪。我疑心伯之後於侯，不是由於伯之名後於侯，而是由於封伯爵者多在後；或者伯竟是一個大名，愈後封而號愈濫，遂得大名，特以後封不能在前耳。
男 苦想只想到一個許男，或者由來是諸侯之諸侯？
以上的話只是憑空想，自然不能都對；但五等爵決非一源，且甚參差耳。
太伯入荊蠻，我疑心是倫常之變。倫常之變，本是周室「拿手好戲」，太王一下，周公一下，平王又一下。因太伯不得已而走，或者先跑到太王之大仇殷室，殷室封他為子爵，由他到邊疆啟土，所以武王伐紂時特別提出這件事，「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用」。言如此之痛，正因有他之伯祖父在也。（《牧誓》亦正不可信，此地姑為此戲想耳。）吳既不在周列，周亦莫奈他何，遂於中國封虞。吳仍其子爵，至於壽夢。吳民必非中國種，只是君室為太伯虞仲後耳。虞仲應即是吳仲。
齊太公的故事，《史記》先舉三說而不能斷。我疑心齊本是東方大國，本與殷為敵，而於周有半本家之雅（厥初生民，時惟姜嫄），又有親戚（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故連周而共敵殷。《商頌》「相士烈烈，海外有截」，當是有湯前已有了北韓遼東，久與齊逼。不然，箕子以敗喪之餘，更焉能越三千里而王朝鮮；明朝鮮本殷地，用兵力所不及，遂不臣也。齊於周諸侯中受履略大，名號最隆，——尚父文王師一切傳說，必別有故。且《孟子》《史記》均認齊太公本齊人，後來即其地而君之。且《史記》記太公世家，太公後好幾世，直到西周中晚，還是用殷法為名，不同周俗，可見齊自另一回事，與周之關係疏稀。《檀弓》所謂太公五世返葬於周，為無稽之談也。（如果真有這回事，更是以死骨為質的把戲。）齊周夾攻殷，殷乃不支，及殷被戡定，周莫奈齊何，但能忙於加大名，而周公自命其子卜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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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傳紂惡，每每是紂之善。紂能以能愛亡其國，以多力亡其國，以多好亡其國，誠哉一位戲劇上之英雄，雖Siegfried何足道哉。我想殷周之際事可作一齣戲，紂是一大英雄，而民疲不能盡為所用，紂想一削「列聖恥」，討自亹父以下的叛虜，然自己多好而縱情，其民老矣，其臣迂者如比干，鮮廉寡恥如微子，箕子則為清談，諸侯望包藏陰謀，將欲借周自取天下，遂與周合而夾攻，紂乃以大英雄之本領與運命爭；終於不支，自焚而成一壯烈之死。周之方面，毫無良德，父子不相容，然狠而有計算，一群的北虜自有北虜的品德。齊本想不到周能聯一切西戎南蠻，牧誓一舉而定王號。及齊失望，尚想武王老後必有機會，遂更交周。不料後來周公定難神速，齊未及變。周公知破他心，遂以伯禽營少昊之墟。至於箕子，於亡國之後，尚以清談歸新朝，一如王夷甫。而微子既如譙周之勸降，又覺紂死他有益耳。
這篇笑話，自然不是辯古史，自然事實不會如此。然遺傳的殷周故事，隆周貶紂到那樣官樣文章地步，也不見得比這笑話較近事實。
越想越覺世人貶紂之話正是頌紂之言。人們的觀念真不同；偽《孔五子之歌》上說：「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此正是歐洲所謂Prince之界說，而東晉人以為「有一必亡」。內作色荒是聖文，外作禽荒是神武，甘酒嗜音是享受文化，峻宇雕牆是提倡藝術，有何不可，但患力不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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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之號稱出於後稷，一如匈奴之號稱出於夏氏。與其信周之先世曾竄於戎狄之間，毋寧謂周之先世本出於戎狄之間。
姬姜容或是一支之兩系。特一在西，一在東耳。
魯是一個古文化的中心點，其四圍有若干的小而古的國。曲阜自身是少昊之墟。吳容或為民族名，有少昊必有太昊，猶大宛小宛，大月氐小月氐也。我疑及中國文化本來自東而西：九河濟淮之中，山東遼東兩個半島之間，西及河南東部，是古文化之淵源。以商興而西了一步，以周興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國之多也。齊容或也是一個外來的強民族，遂先於其間成大國。
齊有齊俗，有齊宗教，雖與魯近，而甚不同。大約當年鄒魯的文化人士，很看不起齊之人士，所以孟子聽到不經之談，便說是「齊東野人之語也」，而笑他的學生時便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正是形容他們的坐井觀天的樣子。看來當年齊人必有點類似現在的四川人，自覺心是很大的，開口蘇東坡，閉口諸葛亮，誠不愧為夜郎後世矣。魯之儒家，迂而執禮。齊之儒家，放而不經。如淳於鄒衍一切荒唐之詞人，世人亦謂為儒家。
荊楚一帶，本另是些民族，荊或者自商以來即是大國，亦或者始受殷號，後遂自立。楚國話與齊國話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莊岳然後可知。孟子罵他們鴃舌，必然聲音很和北方漢語不類。按楚國話語存在者，只有「謂乳，穀；謂虎，於菟」一語。乳是動詞，必時有變動；而虎是靜詞，尚可資用。按吐蕃語虎為Stag，吐蕃語字前之S每在同族語中為韻，是此字易有線索，但一字決不能為證耳。又漢西南夷君長稱精夫，疑即吐蕃語所謂Rgyal－po，唐書譯為贊普者。《漢書·西南夷傳》有幾首四字詩對記，假如人能精於吐蕾語太語緬甸語，必有所發現。這個材料最可寶貴。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自稱曰濮。又蠻閩等字音在藏文為人，或即漢語民字之對當？總之，文獻不足，無從征之。
秦之先世必是外國，後來染上些晉文化，但俗與宗教想必同於西戎。特不解西周的風氣何以一下子精光？
狄必是一個大民族。《左傳》《國語》記他們的名字不類單音語。且說到狄，每加物質的標記，如赤狄，白狄，長狄等等。赤白又長，竟似印度日耳曼族的樣子，不知當時吐火羅等人東來，究竟達到什麼地方。
應該是中國了，而偏和狄認親（有娀，簡狄）。這團亂糟糟的樣子，究竟誰是諸夏，誰是戎狄？
中國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一統，至漢武帝始全功，現在人曰漢人，學曰漢學，土曰漢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詞，不是偶然的。秦以前本不一元，自然有若干差別。人疑生莊周之土不應生孔丘。然如第一認清中國非一族一化，第二認清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則其不同亦甚自然。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點三晉文俗而統一中國。漢但接秦，後來魯國齊國又漸於文化上發生影響。可如下列看：
統一中國之國家者——秦。
統一中國之文教者——魯。
統一中國之宗教者——齊。
統一中國之官術者——三晉。
此外未得發展而壓下的東西多得很啦。所以我們覺得漢朝的物事少方面，晚周的物事多方面。文化之統一與否，與政治之統一與否相為因果；一統則興者一宗，廢者萬家。
五 補說（《春秋》與《詩》）
承頡剛寄我《古史辨》第一冊，那時我已要從柏林起身，不及細看。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說如何高興讚歎的話，前文已說盡我所能說，我的沒有文思使我更想不出別的話語來說。
現在只能說一個大略的印象。
最可愛是那篇長敘，將來必須更仔細讀他幾回，後面所附著第二冊擬目，看了尤其高興，盼望的巴不得馬上看見。我尤其希望的是頡剛把所辨出的題目一條一條去仔細分理，不必更為一般之辨，如作「原經」一類的文章。從第二冊擬目上看來，頡剛這時注意的題目在詩，稍及書。希望頡剛不久把這一堆題目弄清楚，俾百詩的考偽孔後更有一部更大的大觀。
我覺得《春秋》三傳問題現在已成熟，可以下手了。我們可以下列的路線去想：
（一）《春秋》是不是魯史的記載？這個問題很好作答，把二百多年中所記日食一核便妥了。
（二）左氏經文多者是否劉歆偽造？幸而哀十四年有一日食，且去一核，看是對否。如不對，則此一段自是從人意加。如對，則今文傳統說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劉歆偽造」墜地而盡。此點關係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點我覺得竟不能決，因沒有材料。但這傳說必已很久，而所謂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實與《論語》相合。
（四）孟子所謂《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斷爛朝報？此一段並非不成問題。
（五）春秋一名在戰國時為公名，為私名？
（六）《公羊傳》思想之時代背景。
（七）公羊大義由傳，繁露，到何氏之變遷，中間可於斷獄取之。
（八）穀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別傳？
（九）《史記》與《國語》的關係。
（十）《史記》果真為古文家改到那個田地嗎？崔君的黨見是太深的，決不能以他的話為定論。
（十一）《左氏傳》在劉歆製成定本前之歷史。此一端非常重要。《左傳》決不是一時而生，諒亦不是由劉歆一手而造。我此時在下一個設想：假定漢初有一部《國語》，又名《左氏春秋》，其傳那個斷爛朝報者實不能得其解，其間遂有一種聯想，以為《春秋》與《國語》有關係，此為第一步。不必兩書有真正之銀丁扣，然後可使當時人以為有關係，有此傳說，亦可動當時人。太史公恐怕就是受這個觀念支配而去於《史記》中用其材料的，這個假設小，康崔諸君那個假設太大。公羊學後來越來越盛，武帝時幾乎成了國學。反動之下，這傳說亦越進化，於是漸漸的多人為《國語》造新解，而到劉向劉歆手中，遂成此《左氏傳》之巨觀。古文學必不是劉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個很長的淵源。且此古文學之思想亦甚自然。今文有當時成了斷獄法，成了教條，成了讖緯陰陽，則古文之較客觀者起來作反動，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進化。（十二）《左傳》並不於材料上是單元。《國語》存本可看出，《國語》實在是記些語。《左傳》中許多並不是語，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如呂相絕秦語文章既不同，而事實又和《左傳》所記矛盾。必是當年作者把《國語》大部分採來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別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們要把他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傳》《國語》文字之比較。《左傳》《國語》的文字很有些分別，且去仔細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處。
（十四）東漢左氏傳說之演進。左氏能勝了公羊，恐怕也有點適者生存的意思。今文之陋而誇，實不能滿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書之面目。
現在我只寫下這些點。其實如是自己作起功來，所有之假設必然時時改變。今文古文之爭，給我們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莊孔劉宋到崔適，都不是些極客觀的人物，我們必須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們自己提醒的道路。
現在看詩，恐怕要但看白文，訓詁可參考而本事切不可問。大約本事靠得住的如《碩人》之說莊薑是百分難得的；而極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為刺衛宣姜，真正豈有此理。此明明是稱讚人而惜其運命不濟，故曰「子之不淑」，猶云「子之不幸」。但論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詩》的作年，恐怕要分開一篇一篇的考定，因為現在的「定本」，樣子不知道經過多少次的改變，而字句之中經流傳而成改變，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頌》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論固已不必再討論。玄同先生的議論，恐怕也還有點奉今文家法罷？果如魏默深的說法，則宋以泓之敗績為武成，說「深入其阻，裒荊之旅」，即令自己不腆厚臉皮，又如何傳得到後人。且殷武之武，如為抽像詞，則哀公亦可當之，正不能定。如為具體詞，自號武王是湯號，且以文章而論，《商頌》的地位顯然介於鄒魯之間，《周頌》自是這文體的初步，《魯頌》已大豐盈了。假如作《商頌》之人反在作《魯頌》者之後，必然這個人先有摹古的心習，如宇文時代制誥仿《大誥》，石鼓仿《小雅》，然後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這樣心習。那麼，《商頌》果真是哀公的東西，則《魯頌》非僖公時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靜安先生的話，「時代較近易於摹擬」，這話頗有意思，並不必如玄同先生以為臆測，或者摹擬兩個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頌》到《商頌》，由《商頌》到《魯頌》，文體上詞言上是很順敘，反轉則甚費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遺傳的農歌；以傳來傳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極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順理成章。這類詩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風否也未可知。因為此類農歌，總是由此地傳彼地。《鴟鴞》想也是一個農歌；為鳥說話，在中國詩歌中有獨無偶。《東山》想系祖東征戍者之詞，其為隨周公東征否則未可知。但豳風的東西大約都是周的物事，因為就是《七月》裡也有好些句與二南《小雅》同。《大雅》《小雅》十年前疑為是大京調小京調。風雅本是相對名詞，今人意雲雅而曰風雅，實不詞（杜詩「別裁偽體親風雅」），今不及詳論矣。
《破斧》恐是東征罷敝國人自解之言如是。後人追敘，恐無如此之實地風光。《破斧》如出後人，甚無所謂。下列諸疑擬釋之如下：
如雲是周公時物，何以《周誥》如彼難解，此則如此易解？答，誥是官話，這官話是限於小範圍的，在後來的語言上影響可以很小。詩是民間通俗的話，很可以為後來通用語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話上諭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卻不然，亦復一例。且官書寫成之後，便是定本，不由口傳。詩是由口中相傳的，其陳古的文句隨時可以改換，故顯得流暢。但雖使字句有改換，其來源卻不以這字句的改換而改換。
周王東征時稱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極倦，而船不久停，故只有付郵。尾十多張，待於上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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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讀中國書後，所發議論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頡剛案，傅孟真先生此書，從1924年1月寫起，寫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為止，還沒有完，他歸國後，我屢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寫給我；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到今一年餘還不曾給我一個字。現在週刊需稿，即以此書付印。未完之稿，只得過後再催了。書中看不清的草書字甚多，恐有誤鈔，亦俟他日校正。1928、1、2〕
——選自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二集第十三期、十四期（1928年廣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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