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顧頡剛書中的一節）
這篇文章我非常的愛讀，當時即連著看了好幾遍。我信這篇文章實在很有刺激性，就是說，很刺激我們從這些在歐洲雖已是經常，而在中國卻尚未嘗有人去切實的弄過的新觀點，新方術，去研究中國歷史。又很提醒我們這些地方。但這篇文章的功績，在此時卻只是限於這個胎形，看來像是有後文，我們卻不能承認其中證求的事實為成立。而且這種方法也不是可以全不待討論的。丁先生的文章我只看見過《中國與哲嗣學》的下半篇，和這篇，和「科玄之戰」的文章。從科玄之戰的文章看來（特別是後一篇），可以知道作者思想的堅實分析力，在中國現在實在希有，決非對手方面的人物所能當，而他這一些文章，都給我一個顯然的印觀，就是，丁君在求學問的線路上，很受了SirFrancisCalton，Prof．KarlPearson一派的影響，而去試著用統計方法於各種事物上，包括著人文科學。這實在是件好事。我們且於丁先生的施用上，仔仔細細看一下子。
（點一）拿現在的省為單位去分割一部「二十四朝之史」（從曾毅先生的名詞）中的人物，不能說沒有毛病。把現在省拿來作單位，去分割元明清三朝的人物是大略可以的；拿省作單位去分割前此而上的人，反而把當時人物在當時地理上的分配之真正Perspec—tive零亂啦。略舉一兩個例，漢時三輔三河七郡合來成一個司隸校尉部區，三輔是京畿，而三河每可說是京畿文物之別府，文物最高的地方。這實在是一個單位。而若拿現在省劃分，使得三輔與當年的邊塞為一單位，三河大部分與汝漢為一單位，小部分與雁門代郡為一單位，便把當時人物照當時地理（就是說郡國）分配的樣子失啦。丁先生的表是個英語文法在漢語中分配的表，而從此推論到「即如前漢的都城在陝西，而陝西所出的人物，還抵不上江蘇，更不必說山東河南了。」彷彿像是幾百或千年後北京劃得與東蒙車臣汗沙漠同區，統名薊蘇北部，有歷史家曰：「薊北是千年建都之地，而所出人物，反不及今一中部，更不必說大部了。」這話可以行嗎？假如我們不拿現在的省為單位，而拿當年的郡國為單位，恐怕這話就不這樣了。東漢於郡上有了州，說起來容易些。東漢的陝西所以人物少者，因為當時的陝西（司隸校尉）的大部分精華在省外，而省內有些與當時的陝西毫無相干的地方。（朔方迤南，當時邊塞，不屬畿輔。）江蘇的人物所以多者，也正以當時的江北老把江南的分數帶著提高。不然，吳郡自身在西漢恐怕也不過和東漢樣的。況且今之省域，不即合於當時的國界。所以這表中直隸甘肅之在北宋（燕雲十六州已屬契丹，甘肅已屬夏），河南安徽江蘇之在南宋（交界區）……等，都是困難的物事。又如把南宋的中國和現在列省中的中國為一般的排對比，自然事實上出入很多。
但既不用一貫的百分單位，比起來，又怎麼辦？我回答說，我根本上不贊成這個表。如果制一個表，必須比這個詳細的多。不在當年「中國」的境內的即不應一般待遇去百分，而當年國界省界也要註明。或者把省分為數部（如今道區），比起來可以不太妨礙；當時區劃也不妨礙一統一體的比較。余詳下文。
（點二）丁君從他所造的表中推比了許多事實和現象，但這些事實和現象和這個表中的數目字，嚴格說起，多毫無有直接的關係，這些推比也但是些預期Anticipations而已。換句話說，這些推比的事件多是我們時常所想及，如建都的關係，都城外更有文化中心一種事實，地方與「龍興」的關係，物質與文物，殖民同避亂的影響……等等，都是我們讀起歷史來便引想到的題目。但我們對於這些題目，有意思而有的意思無界略，總而言之，都是些多多少少模糊著待考的意思。現在丁先生這表中的數目字，也並不能給我們這些待考的意思一判然的決定。這些意思與這些間的關係，只是聯想，不相決定的「因數」。這類，看起來像很科學的，而實在是「預期」之件，頗有危險。
（點三）第一表所以不見得能得好成就者，因為包羅太寬大，立意上太普遍，而強從一個無從分析的表中去分析事實。至於第二表，卻是一件極好的作品，這一表之所以成功，正因為題目是有限而一定，不如上一表一樣。這個表中的意思，也或者可以有斟酌的地方。鼎甲數雖然不受省分的制限，但恐怕也不能說是完全自由競爭的結果，尤其不見得鼎甲是能代表文化。我很疑心有下列二種分數在其中有貢獻。（一）考試官與投考者鄉族的關係。如考官中多是昔年的鼎甲，恐即有偏於其同鄉的趨勢。（典試不密書。）（二）考殿試竟成了一種專門的技術，如某一地方最便宜於殿試所需要的各種質素，則這一地方所出之科甲為多，然我們卻不能竟拿他出科甲的數目為文化最高的數目。此兩點均可於我們貴縣在清朝多出狀元一件事實中證明。但如果明朝不如清朝在考試上之腐敗，則此層即不成問題了。不過我們看來，明朝晚年士林中，那種講師生門第交遊等等一切的淨惡習慣，恐怕好不到那裡去。言歸正傳，這一個表卻是把他所要證明的東西之一件證明了，就是下一個消極證，官定的各省科舉額，不足代表各省的程度，不過分數上尚有斟酌呵！
（點四）丁先生謂在兩漢的時代，中國文化分佈的不平均，後漸平均，到了明朝至平均，這恐怕也是因為拿著現在的單位去比量才有這個現象。浙江之在西漢，猶之乎今之吉林，恐尚不及，福建等省，則等於黑龍江阿山道之間。所以在後漢，廣東貴州雲南奉天「都是零」。與其說是文化不平均，毋寧謂為這些地方之為中國，意義上尚不盡完全。如果我們做一個中華民國時代的表，勢必至於外蒙西藏（康省除外）青清下面加零，吉黑三特別區，新疆阿山貴州下面加一個很小的分數，其相貌或與漢朝差不多。至於在各種意義上，完全為中國之地方，如關洛汝漢淮泗及沿著黃河的郡國，細比起來，其平均或不平均，恐與今之各省之平均相等。是則丁君所謂古不平均今平均，又一幻境也。總而言之，這事實與其謂為當年文化之不平均，毋寧謂是現在的中國大得多了。
把上列幾點約起來，我對於這篇文章的一個一般的印象，是覺著把統計方法應用在歷史一類的研究上尤其要仔細。普通說起，凡是分佈上凌遲出入的事實，都可應用統計方法，而這樣分佈上凌遲出入的事實，幾乎是可研究的事實之大部分。但統計方法的收效，也以他所施用的材料之性質為斷。統計方法最收效的地方，是天文。豈特如此，我們竟可說天文是統計學的產生地。因為統計方法之理論，幾乎都是從天文學中造端，而近代統計學方法之立基柱者Quetelet自身是比利時的欽天監，這正因為天文學上的數目，我們用來做統計學的比較的，總是單元（Homogenous），而所用數目，多半是由我們所限定的標準造出的。就是說，我們對於這些數目有管轄之可能。幾乎到了生物學的事實上，就不這樣便宜，雖然這些數目還是由我們定的標準所出產，然而事實的性質已遠不如天文事實之單元，實在是些復元的（Heterogeneous）。至於歷史現象，我們不能使他再回來，去量一下子，又是極復元的物事，故如不從小地方細細推求比論，而以一個樣子定好如當代歐美都市統計表一般的形狀，加上，恐怕有點疏誤。歷史本是一個破罐子，缺邊掉底，折把殘嘴，果真由我們一整齊了，便有我們主觀的分數加進了。我不贊成這個以現在省為二千年歷史的總單位，去百分國土大小很不相等的各時的人，正是因為這表太整齊，這表裡面的事實卻是太不整齊。
研究歷史要時時存著統計的觀念，因為歷史事實都是聚象事實（mass－facts）。然而直接用起統計方法來，可須小心著，因為歷史上所存的數目多是不大適用的。
假如丁君把這一個大表變散為小點去研究，恐怕收效比現在多得多。現在略舉幾個提議——
（一）以當年的州郡為單位，去求方里數目，戶口數目，財賦數目三件之互相比例。假如能畫成地圖，以比例率之輕重為顏色上之淺深，或者其分配上更可提醒些事。（二）把世族（姑假定有二人同出一家同有傳者即為世族，更於其中以年代分類）按州郡列一個表，再把非世族之人物照州郡之分配者和他一比，恐怕使我們顯然見得文化低的地方多非世族，文化高的地方多世族。（母系有可考者即列，如楊惲為司馬子長外孫之類。）（三）把歷代的世族比較一下，比較他們在人物中的百分數目，在各類職業文官武將文學等的分配比較，或者更有些事實可得到。此時沒有根據，但人們免不了泛著去想由東漢至唐，世家之漸重，實在是當時社會組織上很大的一個象徵。宋後世族衰，是一個社會組織上很大的變化，這三件正是偶然想起，其實中國歷史上可用數目表圖研究的題目很多。Richter拿字數統計去定Plato語之先後，何況歷史上的實事呢。但總以從有界畫的題目做去，似乎才妥當。
我可以把上文總結起來，說：丁君這一種方法，將來仔細設施起來，定收很好的效果，不過他這文（特別是第一表）卻但是一個大輅的椎輪，我們不取這篇文章所得的結果，因為他們不是結果；但取這篇文章的提議，因為他有將來。
至於他論唐朝與外族的一段，完全和我的意思一樣。漢唐決不能合作一個直線去論，我曾於《中國歷史分期的研究》詳細說過。這篇文章大約是民國七年春天登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的，錯字連篇。原稿我彷彿交給你了。是麼？我在這篇文章用所謂「元經」的話。謂陳亡是「晉宋齊梁陳亡，中國亡」。永嘉南渡前為「第一中國」。南渡後失其故地，而尚有第一中國之半，猶一線也。隋唐兩代實是以五胡拓拔為原始，合著有踏踐的剩餘再造的。所以唐朝文物習慣從南朝，而生活的精神反截然和南朝兩樣。這個第二中國，固然在文化上仍是因襲第一中國，然一要部分亦以苻秦拓拔為根據。（苻秦拓拔都有中國以外的領土，又恰恰這個時候是西域文化最高的時候，故即無人種變化，亦甚能使文化歷史入一新期。）大野三百年一統後（這個一統之為一統，也和我們五族共和之為共和一樣），大亂上一回，生出了一個文化最細密的宋朝。在許多地方上，宋朝是中國文化最高點。這第二中國與第一中國之為一線，不是甚深的現象。其內容上所謂南北朝之紛亂，決不等於三國唐季，而實是一個民族再造的局面，恐怕這個時期是歷史上最大的關節了。漢朝盛時只是中國的，唐朝盛時頗有點世界的意味。這固然也由於漢朝接觸的外國除西域很小的一部分外都蠻夷，而唐朝所接觸恰在西域和阿拉伯文化最盛期，但要不是自身民族上起了變化，就是說等於社會組織和生活的趨向上起了變化，這外來的影響究竟不容易濟事。梁陳的「塚中枯骨」局面是不能使民族的生命繼續下的。或者殷周之際，中國的大啟文化，也有點種族關係正未可知。要之中國歷史與中國人種之關係是很可研究的。
〔按：此書寫於1924年1月2月間，丁氏原文載在《努力週刊》。頡剛記。〕
——選自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一集第十期（1927年廣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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