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安徽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同學對短篇小說《解瑛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認為，這篇小說通過解瑛瑤的悲劇，大膽地描寫了愛情生活領域的兩個階級、兩種世界觀的鬥爭，揭露了「四人幫」毀滅青年的罪行，主題深刻，形象比較鮮明；另一種認為，小說環境不典型，形象不真實，沒有時代感，沒有揭示出有意義的主題，不能給人以教育。主要分歧有三點：
一、關於解瑛瑤悲劇的根源。
部分同學認為，解瑛瑤的悲劇是「四人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造成的。正是由於「四人幫」實行愚民政策，搞亂了人們（特別是青年）的思想；顛倒了是與非、美與醜的標準，才使解瑛瑤這樣純潔幼稚的青年受騙上當，橫遭凌辱而死；正是由於「四人幫」的包庇、慫恿，劉孺劍才能胡作非為，踐踏別人的青春而逍遙法外。解瑛瑤的悲劇正是從一個側面比較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幫」一夥推行假左真右路線對於青年一代精神上的毒害和摧殘。因此，從本質上講，解瑛瑤不是自殺，而是他殺，兇手就是劉孺劍，就是「四人幫」。
另一部分同學則認為，解瑛瑤的悲劇同「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沒有必然的聯繫。劉孺劍固然是「四人幫」的爪牙，但是他欺騙、侮辱解瑛瑤並沒有什麼政治目的。解瑛瑤本人有資產階級戀愛觀，她拋棄小陳，上了劉孺劍的當，這一責任主要應由她自己來負。她最後打了劉孺劍一記耳光，並不是覺醒的表現，而是絕望的報復。解瑛瑤的自殺不值得同情，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二、關於人物形象。
一種意見認為，解瑛瑤的形象是真實的，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她年輕、幼稚，工作認真，但缺乏社會生活經驗和政治鑒別力。她本質是好的，嚮往革命，崇拜英雄，追求上進。但由於「四人幫」的欺騙性宣傳，她對於什麼是革命，什麼是英雄分辨不清，上了劉孺劍這個政治騙子的當。像解瑛瑤這樣被毒害的青年在「四人幫」橫行的時期並不少見。文藝作品描寫這樣的形象有一定教育意義。這部分同學在基本肯定解瑛瑤形象的同時，也指出作品對於解瑛瑤受騙上當的心理過程描寫不夠充分，因而顯得說服力不強。這是小說的一個缺點。
持相反意見的同學認為，解瑛瑤的形象不真實。她開始很單純，靦腆，和小陳關係密切；而在認識劉孺劍之後，突然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劉十分傾倒，對陳冷酷無情。這一轉變令人難以置信。這只能說明作品開頭描寫的解瑛瑤的形象是虛假的，實質上，她和劉孺劍在思想上、作風上有某些共同之處。還有的同學認為，如果可以為解瑛瑤辯護，那麼也可以為劉孺劍辯護，因為劉孺劍也可以說是「四人幫」的「受害者」。
對於劉孺劍，一種意見認為作品比較深刻地揭露了他的政治野心、醜惡靈魂和偽君子面目，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四人幫」及其一夥的某些本質特徵。小說對劉孺劍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激起了人們對「四人幫」一夥的強烈憎恨。但也有的同學認為劉孺劍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騙子並沒有什麼區別，不過是瑪·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的勃朗特的翻版，他作為「四人幫」的爪牙的一些特徵好像是從外面貼上去的，不真實，不深刻。只不過是「永恆的主題披上了時代的外衣」。
對於作品中的「我」即小陳這個形象，部分同學認為塑造得比較成功。他忠實，純樸，富有正義感，對劉孺劍進行了鬥爭，他的苦悶、悲憤反映了在「四人幫」高壓下一般青年的心情，具有代表性。也有的同學認為，在劉孺劍奪走解瑛瑤之後，小陳不反抗，不上訴，這不能說明小陳對解瑛瑤有什麼深厚的愛情。有的同學說，小陳在愛情上失意後，只顧用埋頭工作來忘卻自己的痛苦，不去關注社會，這使人「怒其不爭。」
三、關於小說是否有時代氣息。
一種意見認為，作者從前幾年大量存在的社會現象中選擇、提煉、概括出了作品的主要故事情節，通過藝術形象的塑造，揭出了由「四人幫」所造成的社會弊病，對受害者寄予了同情，同時也批評了她的錯誤，目的在引起療效。作品還描寫了正面的健康的青年的形象。有比較強烈的時代氣息，有一定的教育意義。
另一種意見認為，小說沒有反映廣大人民和青年一代對「四人幫」的鬥爭，也看不到解瑛瑤周圍的人們對這一系列事件的反應，只寫了環境對人的影響，沒有寫出入對環境的能動作用。這樣就不能反映時代的主流和本質。小說給人以低沉、悲傷的感覺。我們要求的是悲而憤、悲而壯的作品。目前，討論仍在繼續進行中。
（原載《安徽文藝》197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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