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這個人不相信「勤奮出天才」，而對於「勤能補拙」倒是有點聽得進耳。我平時上班下班大便吃飯時常常背誦一些古典詩詞（腦子發昏發病白日夢時自然例外）。比如今晚，我在一家個體戶吃了三兩沒有肉腥的菜肉水餃，坐在玄武湖公園的一個陰暗的角落裡，抬頭望著樹縫裡閃閃爍爍的月亮，嘴裡就背誦起秦觀的《鵲橋仙》：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鳳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在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滋──」
我聽得有人在笑，低頭看看，秀秀來了。
我說：「你笑什麼？」
她說：「你怎麼同月亮說話呀？」
我說：「月亮照著你，月亮照著我。」
她竟輕輕地唱起來了。她居然會唱，嗓音嫩嫩的柔柔的，十分好聽。可惜唱了月亮照著你月亮照著我那兩句，嘴裡就像含了兩三顆橄欖，含含混混什麼也唱不清了。然後又跳回月亮照著你月亮照著我，如此往返重複，無窮無盡。
無奈我也只會這麼兩句。兩個人就這麼唱著，心情無比舒暢。
後來她說：「換一個吧。」
我說：「好。」
兩個人卻怎麼也想不起唱哪個歌好。恐怕心思都不在歌上。後來我就想起了我屁股底下的那個玻璃紙包包。我抽出來，笑一笑遞給她。
她眼睛一亮，伸出手，又縮了回去。靦腆地笑。
我說：「送給你的。」
她笑了笑，問：「什麼呀？」
我說：「你打開看看就知道了。」
她猶豫了一下，終於接過去。那是一雙黑色的網眼絲襪。我買這雙絲襪的時候，那位幾乎沒有什麼鼻樑的女售貨員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我不記得欠她什麼，也不記得與她有過不曾成功的戀愛史。你知道我不認識她。我想這南京准有另一個像我這樣長著六十六公分大腦袋的傢伙在四處惹事，就像南斯拉夫薩拉熱窩有個假瓦爾特一樣。要不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恨我。
秀秀不恨我，極甜蜜地一笑，說：「這是什麼呀？襪子還是褲子？」
我說：「你看呢？」
她笑著搖頭。
我說：「隨你算什麼。你算襪子，就叫連褲襪；你算褲子，就叫連襪褲。這就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辯證的，一分為二，嘴巴兩層皮，翻來翻去都是理。」
「你真能說。」她居然嬌嗔地笑了。愛情的力量真是偉大。我想，對她來說，這是愛情。
她突然說：「你等等。」就鑽到樹叢裡去了。
月亮鑽到雲彩後頭去了。天上一片星星在雲彩周圍眨眼。湖裡也有一片星星在雲彩周圍眨眼。有小船在湖面上輕輕地蕩漾。微風拂來，樹葉兒婆娑起舞。
我想，這躲到樹叢背後去的若是國產電影裡那類又漂亮又白嫩又善良又體貼又不拜金又不拜門第的姑娘該有多好！要那樣我願意掏出五元錢來請客。
她像一朵烏雲從樹叢裡飄了出來。黑紅的臉蛋兒越發黑紅。
「我穿在褲頭裡面了，對麼？」她爺起臉問。
我點點頭。其實我並不知道。我同女人來往從來沒有親密到能談論褲頭。更不用說時髦女人穿的這種連襪褲或連褲襪。你知道這因為我長了一顆大腦袋。六十六公分。我低下頭看看她的兩隻小腿。外面是深黑的網眼，時而是橄欖色的皮膚。橄欖色在西方是富有的象徵。有錢人夏天都去海灘。日光浴。在中國這種橄欖色被稱作黑。是低賤的標誌。罵人的話有：黑頭黑臉、黑不溜秋、黑不拉幾。這其實也沒啥古怪，東方文明同西方文明原本就相距萬里。我後來發現那好看的黑腿下面是雙很舊的白塑料涼鞋。鞋襻和鞋跟處補著兩塊綠塑料和一塊紅塑料。這活計我也幹過。塑料斷裂之後，用燒熱的鐵一燙就粘住了。那當然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們全家光榮發落在農村。我望著那雙舊塑料鞋，真後悔沒再買一雙新鞋。哪怕再被某個沒鼻樑的售貨員認錯一次。
我說：「你那雙中跟涼皮鞋呢？」
她的臉又黑紅了兩分，撥弄了一陣衣服，低聲地說：「根娣不肯再借了。」
我真恨死我這張胡說亂問的臭嘴了。我從口袋裡取出十元錢說：「明天買雙新的。這雙不要了。」
她的眼睛好像又有點濕潤，扯扯我衣襟，輕聲說：「那邊有椅子。」
我望望，覺得那椅子有點臉熟，好像在哪兒見過。我撓了好一陣大腦袋，終於想起，那就是我同小太陽坐過的地方。你知道我在那兒聞到過一種古里古怪的涮鍋湯似的咖啡鍋巴味兒。
「坡上也有椅子。坡上風大，涼快。」我胡亂指指。
我們著攀著松枝往坡上去。腳下沒有路，樹木裡也黑烏烏的。沒有椅子。
她拽拽我，朝一邊指指。
一棵斜著長的老松樹下有塊大青石。我看看她。她微微地喘著氣。我們在石塊上坐了下來。好喘氣喘得更厲害了。我挺納悶，後來發現自己也喘個不休。像在同她搞競賽。你知道又是弗洛伊德的那個利比多在我身子裡面騷動了。這裡沒有其他人。她也沒有反抗的跡象。或者她不會賣弄這些玩藝兒。我的利比多完全可以通過正常途徑得到渲洩。我想她也如此。於是我便伸手摟住她的腰。我的手顫抖得厲害。我忽然覺得臉上熱烘烘的。我用眼稍看看，她的臉已轉過來了，離我的臉只有一寸多點。她的嘴微微噘著，鼻翼一翕一翕。
「我刷過牙了。」她的聲音象被風吹動了一樣戰慄著。
刷過牙了？刷過牙了什麼意思？我同她說過咖啡鍋巴味兒的事麼？沒有。除非我病了。我忽然想起，好些國產電影裡的農村姑娘都不刷牙。有的問牙膏是什麼，有的咯咯咯笑話右派或者下放幹部或者插隊知青或者巡迴醫療的醫生刷牙。刷過牙了是怕我嫌她嘴裡有味兒。我忽然想起我的七穿八孔的牙齒。那裡面時時貓藏著隔餐隔日的食物。隔餐是因為我飯後沒有漱嘴的習慣，隔日是因為刷牙馬虎。當然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有嗅牙垢的習慣。儲存一點以備閒極無聊時用。這一點你早已知道。我記得大學裡那位極文雅極講禮貌的女班幹部有回對我說：「莊有相你應該刷牙。」
她說話的時候我聞到了一股狐臭。我奇怪人嘴裡怎麼也會有狐臭。但我不好意思說出來。我只是說：「那狐臭不是我嘴裡的味兒。」
女班幹部的臉一下紅了：「你這人真流氓。」
我說：「真的不是我嘴裡的。絕對不是。」
後來我在一本書上看到，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特殊的味兒。警犬卡爾就是靠辨別這味兒來出色完成神聖使命的。人和人的味道都不一樣。就像世上所有的指紋不一樣。後來一次考哲學，我沒象老師那麼按著書本鸚鵡學舌，於是得了全班唯一的一個不及格。暑假裡留下來補考。我問老師，答題時答真話還是假話。老師說當然答真話。我說我的真話和書本上的真話不一樣怎麼辦呢？老師說，歪理千條，真理只有一條，不會不一樣。我說，人和人的味道都不一樣，思想怎麼會一樣呢？為這個哲學老師告到了輔導員那裡。輔導員在全年級的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我是「狂妄自大，目無尊長，資產階級自由化」。輔導員絕對正確。你知道她是全市兩萬多名市級模範輔導員之一。
「你會和我結婚麼？」
我嚇了一跳。輔導員怎麼會提出和我結婚呢？她自從五八年很努力地把班裡成績比她優秀的同學打成右派，至今都已近三十年了。三十年來我們學校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凡留校者必須黨員。或許是因為黨員都留在學校裡了，我們這些外放的同學沒一個幹出點像樣的事情來。五年前我們畢業時，輔導員「兔子」發展了兩個黨員。這是我們宿舍一位廣東佬的原話。廣東佬說「突擊」，人們江南人聽起來就是「兔子」。我想這不是我們的錯。再說兔子跑得極快，與「突擊」倒還牽攀得上。兩位同學「兔子」入黨是為了留校，留校是因為輔導員有一個老鄉一個領導分別相中他們做女婿。這事是畢業分配前一位極其誠實的同學告訴我的。我死活不相信。我說：倘若黨風如此校風如此人風如此，黨將不黨校將不校人將不人！然而事實打了我一個響亮的耳光。那兩位同學「兔子」入黨後果然留校，果然有人提親，提親者果然就是輔導員，提親的對象果然就是輔導員的領導的女兒和老鄉的女兒。真是被我們那位極其誠實的同學一屁彈中。遺憾的是我們留校的兩位同學不像我這樣神經錯亂沒有人格。他們果斷地拒絕了婚事。一位發憤調回了家鄉，一位不聲不響考上了外校的研究生。從此和我們一樣沒有出息。
我不知道輔導員末了有何感想。
「你會和我結婚麼？」
我想輔導員真是昏了頭了。我說：「這怎麼可──」我忽然發現站在我對面的是秀秀。我的腦子又犯了一陣昏病。我伸手擼擼臉擼擼頭頂，長長地吁出口濁氣。一陣輕風吹過，月光從葉縫中瀉下，像是一層斑駁而朦朧的輕紗披在秀秀稚嫩純真的臉上。
「你會和我結婚麼？」
「會。」我說。
「真的麼？」她眼裡湧出了淚。
我點點頭。我記得有人說過，如果謊話能給人帶來歡樂，為什麼不說謊話呢？淚水不知怎麼就蒙住了我的眼睛。我不知道是不是為自己說了善良的謊話而感動。
「那你為什麼一次也不親我……」
為什麼不親……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抬起頭望望月亮。月亮圓圓的，純潔而明亮。我想像著若是有人在這月亮上塗上污穢，我會發表什麼高見。
我正遐想著，不知怎麼眼睛就睜不開來了。
我用勁揉揉，這才發現一道極這的晃動的手電筒光照在我臉上。
「幹什麼的！」有一個尖利的聲音撕碎了夜的靜謐。
我用手擋住光，看看秀秀。她臉上也有極亮的光照著。她的臉嚇得如同石灰，眼睛裡充滿了惶恐。
我火了，吼一聲：「你們幹什麼！」
「值勤。」像是一個賣糖粥的人敲著竹梆子。我記得這種聲音造化出來並不是用作表示威嚴的。
「值勤的把電筒照人臉幹什麼？」我還有點余慍未息。
「幹什麼？」那尖嗓子往上一吊，「你在幹什麼？」電筒光又晃到我臉上。
我說：「我一不偷二不搶，你憑什麼問我？」
「你半夜三更同一個姑娘在這裡摸摸弄弄……」
「你在摸摸弄弄？」
「你放屁！」
「真臭。」
「你他媽放臭屁！」
「臭不可聞。」
「住嘴！」竹梆子敲出了一種演戲般的效果，「你辱罵值勤人員，你已構成了妨害公務罪！」
我說：「我兩歲。」
他說：「到派出所去！」
我說：「到幼兒園去吧。」
我挖苦著他。其實心裡早已像是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了。更準確些說，應該是心已經像斷了繩的吊桶，落進了冰水。你可以想想我跟他們去派出所後的情形。
你是幹什麼的？
編輯。
她是幹什麼的？
農村姑娘。
半夜三更在山上幹什麼勾當？
談對象。
誰會信呢？除了上帝誰會信呢？主編也不會。
隨便聊聊。
聊什麼？
聊文學聊哲學聊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這一回連上帝也不會信。
派出所當然會通報出版社。出版社當然會派主編把我領回去。領回去之後當然……我的腿一軟，差點兒跪下。幸虧我想起我是個男人，幸虧我想起我歷來和魯迅一樣最憎恨奴顏婢膝。我用勁抻了抻腿，站直身子。
我看看秀秀。她已蹲在地上嗚嗚地哭泣，她沒讀過魯迅。兩道電筒光在她身上轉悠不歇。
黑紅的皮膚──農村姑娘。
半舊的的確涼連衣裙──樸素。
沒帶胸罩──淫蕩。
黑網眼連襪褲或連褲襪──風騷。
補著一塊紅塑料兩塊綠塑料的白塑料舊涼鞋──貧窮。
整個兒不倫不類。你無法明白。
「你是幹什麼的？」竹梆子敲出威嚴的疑惑。
「哪個單位的？有證件麼？哼！」尖嗓子的一聲哼，像是逮到了妓女什麼的。
我努力想看清這兩張臉。可是耀眼的光弄得我睜不開眼。我想起一本談文明的書，我說：「電筒照人臉是不文明的。」
那兩支電筒嚇得一抖。這時我模模糊糊看見一張大扁臉。我奇怪大扁臉怎麼能發出敲竹梆子的聲音。在我的印象中這種聲音應該來自一種圓柱形的腦袋。
這片刻電筒又鎮定了情緒，堅定無比在照射著我的臉。我想我得像個男人。儘管中國像個男人的男人實在不多。頂天立地、降龍伏虎、渾身是膽、赴湯蹈火、困難嚇不倒英雄漢、頭掉下來碗大個疤，等等等等，像個男子漢的話倒是一串一串。
我拍拍胸脯說：「同她沒關係，有什麼事找我吧。」
「找你……」嗓子忽然不那麼尖了。
這時我心裡一動，你知道我想起了一段好笑的事情。一位同我極好的編輯去上海，住在一家大飯店。住了一天飯店就要趕他走。
他說：為什麼？
飯店說：這裡要開處以上幹部的會議。
他左說右說不行，終於火了：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飯店說：什麼人？
他說：ＸＸ。
飯店不知道ＸＸ是誰。除了飯店的頂頭上司，你問衛生部長、外交部長、文化部長、郵電部長，飯店保證不知道。於是飯店連連賠禮道歉。不知飯店後來查了旅客登記表是怎麼想的。或許以為是什麼大人物化名微服察訪。或許以為ＸＸ是市長的哥哥弟弟什麼的。這位編輯與市長同姓，但絕對不認識市長及市長任何親戚。這一點我敢向毛主席保證。
我於是也把臉一仰問：「你們知道我是什麼人？」
「你，你是什什麼……」竹梆子果然少了幾分威嚴。
「我姓姓姓……」我一時竟想不起市長姓什麼。誰知這就露了馬腳。
「你幹什麼的？」又添足了威嚴。
「出版社的。編務。」我想反正婭婭把我看成編務。況且編務又不是賊。
「哪個出版社？」
「科技。」
「有證件麼？」
「沒帶。」
「口袋裡是什麼？」
「沒什麼。」我低頭一看，白特麗靈襯衫口袋裡清清楚楚印出了我綠色的工作證。
「拿出來看看。」
這下真的慌了。我忽然想起無數國產電影裡的地下黨員在被捕前吞食文件什麼的鏡頭，便飛快地掏出工作證往嘴裡塞，進了嘴才想起是塑料的，又掏出來往褲兜裡塞。
這時候兩隻乾瘦而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搶劫麼？你們──」我的力氣也不小。
兩個人的手扭在了一起，奮力搏鬥，誰也贏不了誰。
那個竹梆子他媽的一下不敲沒費吹灰之力就從我的褲兜裡掏走了我的工作證。
電筒光照亮了我的工作證。
「你是莊有相？」竹梆子一敲。敲出了點疑問。
「你不是看見了麼？」
「小古，放了他吧。」竹梆子說。
姓古的一邊繼續緊扭著我，一邊側過臉疑惑地望竹梆子那張大扁臉。
「算了算了。」竹梆子又說。
姓古的鬆了手。竹梆子把工作證放在我手裡，拉著那姓古的走了。
真是莫名其妙。我傻乎乎地望著他們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手腕上火辣辣的。傷痕纍纍。姓古的指甲起碼有三個多月沒剪了。臨鬆手時還悻悻地在我手上多添了兩道。這顯然不是夢。或許是以前什麼時候夢遊，我把工作證上的身份改成了公安局長或是市委書記或是玄武湖公園園長？或許是竹梆子他們有個頂頭上司的兒子與我同名同姓？我忽然想起了我為革命辛勤奮鬥至今的父親，想起了盼我能成人上人的已經去世了的母親。我不知道他們知道我這麼活著會不會掉淚。我沮喪地低下了頭。
這時候我看見秀秀坐在地上，淚汪汪地望我。
我說：「起來吧。」
她說：「你，你怎麼又姓莊了呀？」
我說：「隨便姓了玩玩。人不是所有時間都能用爸爸的姓的。」
她說：「姓了玩玩怎麼可以寫到你那綠本本上呀？」她笑了，伸手抹抹眼淚。
我說：「那不是我的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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