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晃晃悠悠又去了。午飯以後，諸位同僚都有展開折疊床小憩一覺的良好習慣。我這人屬興奮型，起碼得看一兩小時書才能入睡。午睡也就只得免了。這樣倒是可以安安定定在廁所便秘兩小時或瀉兩小時肚子。午睡時間斷不會有人砰砰砰敲開門來演偵察兵。
我鑽進廁所擺好騎馬蹲襠姿勢，笑還沒從嘴角掏出來，就聽見主編在問：
「有相呢？」
我急急忙忙解開褲這系邊開門說：「在這裡。」
主編親切地笑笑，問：「還沒去？」
我愣了一下，突然驚醒。中午還有接站送站的任務。北京有三位作家，受黃山之邀請去講課。前幾日打來電報，請代購今天由南京去蕪湖的軟臥車票。前天上午我排了三小時，買至了車票。發車時間與北京過客抵達有四個小時空隙。主編又讓我去車站打探，有無適當的茶座或咖啡館。昨天中午打探清楚，什麼店什麼館都有，只是嘈雜而又骯髒，簡直可與我那鳥巢下面各類生靈的圈窩媲美。我左思右想，終於弄出一條妙計，由車站擺渡去玄武湖，在湖心白苑洲喝冷飲吃西餐。昨天下午一一安排妥當。主編親切地拍拍我的肩頭。我說過主編是個好人，對作家一片真誠，大事小事樣樣都能處理得十分周密，宇宙飛船似的沒有一絲縫隙。今日若不是她特地提醒，我險些誤了大事。
我像一個準備上場比武的好漢，用力勒勒緊褲帶，說：「就去。」
主編又十分親切地拍拍我的肩頭說：「好。我兩點在白苑洲恭候作家。」
我帶了本我們的刊物，大汗淋漓地趕到車站。南京位列全國四大火爐。這三伏天的中午，不用介紹，你也能明白箇中之味。車站出口處沒一點遮陰。出站口擠滿了接客的、拉三輪車的，以及各種路遠條件差的旅館的招徠女郎。我不知道那班車是否已到，踮起腳鴨子一樣伸著脖子也看不到一個所以然。看看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連問三個車站的工作人員。只看到千篇一律的耷拉臉皮，聽不到一個字回音。要不是周圍尚有嘈雜人聲如雷貫耳，我還以為我的耳朵聾了。問第四個工作人員時又沒回音。我疑惑是嗓子啞了，便憤憤然罵了句「狗日的」。誰知那傢伙臉皮頓時躍上三五公分，劈胸一把揪住我，兩眼瞪圓了喝道：
「你狗日的罵人！」
我嚇了一跳，忙說：「我以為我嗓子啞了。」
「他媽的！我操你姐姐──」
「我沒有姐姐。你有姐姐麼，借我一個行不行？」我當然還敢出聲。
他手裡一用勁，把我拽了一個趔趄，嘴裡還吼一聲：「走！派出所去！」
我說：「別……別了，我還要接人。」
他說：「那狗日的罵什麼人？」說著，一把將我推老遠。
我將衣服扯扯平，發現胸口留了黑污污的幾個指印。媽媽的。你狗日的又罵人又抓人哩！這回我還是沒敢罵出口。就勇敢這一點說，我還不如老Ｑ。真的。
這時候一列火車轟隆地開進站來。我奮力地擠到了最前列，高高舉起了我們那本價格一漲再漲，頁碼一減再減，印數一跌再跌的純文學刊物。
在我的記憶裡，這幾位作家我接站和送站都已不下三次。有一回在南京開全國優秀小說發獎大會，主編陪同他們遊遍了南京的名勝古跡和不古跡。我是鞍前馬後拎包買票，還幫他們照了好幾卷彩照。我舉刊物的原因，是因為三十年的經驗告訴我，人類有點像茶葉象豬肉象棉花，等級各各不同。「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是低等級的人與高等級的人交往時的至理名言。這不是那些高級人物的錯。人類就像寶塔，越到上面尖越小。你記他一個，他記你千萬。他沒有記住千千萬萬小人物的本領，也沒有這個需要。其實我原本是有機會迫使這幾位大作家記住我的。你知道壞就壞在我從不主動向名家提出合影或索要著作的偏執而狹隘的變態自尊心上。我後悔當時沒有腆著臉主動提出，與他們合照一二彩照。因為我記得有幾家刊物上用出的照片，就是我給他們照的。我想我若是當年擠進照片，他們在剪下周圍多餘人的時候，或許會因擔心損壞自己光輝形象，而格外小心翼翼。這樣餘光裡就能留下我顆確確實實與眾不同的六十六公分的大頭的一點點印象。當然，至於他們的臉，我閉上眼睛也能認出。可是我怕在這千百顆人大汗淋漓的人頭中，他們一時難以顯現出靈魂深處與眾不同的光彩。
偉人和不偉人的呼呼地從身邊閃過，我的心也像爐膛裡的烈火越燒越旺。出站口終於空蕩蕩再無旅客了。我的心象城一攤焦糊糊的東西。我又努力地舉著刊物，在三輪車和招徠女郎間搜尋。剎那間我覺得我高擎著刊物大汗淋漓的模樣，有點像德拉克羅瓦的油畫「自由引導人民」中的那位女神。略略不同的是，女神臉上充滿了必勝的信心，而我整個大頭上充滿了惶惑與不安。唉，看來我這顆大頭還只配擋雨。你已經聽說過我家鄉蘇州的那首大頭歌謠：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家下雨有傘，我有大頭。
我垂頭喪氣趕到白苑洲，結結愣愣地解釋。主編笑盈盈地拍拍我的肩膀說：「剛才轉來了長途電話，他們改乘明天這班車了。」
我如釋重負地往外吁氣，卻像遇上了更強的氣壓，吁出去的氣退回來差點兒噎得我停止呼吸。你知道我又要去車站退今天的票，而且明天已無法憑三小時站功買票。我得去求爹爹告奶奶請人幫忙，而且明天還要去車站高擎刊物充當惶惑不安的「自由女神」。
媽媽說：不吃苦中苦，難為人上人。
主編說：一個好編輯必須具備七條。第七看他是不是心甘情願腳踏實地侍候作家。主編是我在幼兒園時入的黨，迄今為止還在牛馬一樣操勞不歇。嗚呼，我說不出話來。
主編又親切地拍拍我的肩：「有相，別急，先喝點冷飲。」主編掏腰包請我喝了瓶汽水。
我望望主編那溫柔而慈祥的笑臉，眼圈突然一熱，說：「我這就去。」
渡輪突突突往車站開的時候，陣陣熱風撲面而來。我渾身熱辣辣的激動不已。三中全會以來，知識分子的地位確確實實有如芝麻開花節節上升。以至於引起極少數人不滿，說什麼「老大靠了邊，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中國的作家因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政策，大多是政治宣傳家和知識藝術家的化合物，地位自然也扶搖直上。賓館上車軟臥什麼的，與文革中做牛做馬彎腰做鬼比比，著實有點上了天的意思。而編輯和作家則是一對矛盾。作家的矛鋒利了，編輯這盾這堪一擊千穿百孔也就不足為奇了。按理說編輯恐怕也能沾上點兒知識的邊。但自古以來只有人眼是秤，沒聽說過人嘴是秤。你看看編輯拚命地奔波組稿選稿校對，為他人作嫁衣裳，出了問題編輯作檢查是理所當然。可這幾年評了幾千幾百得獎作者，人的腦子已經無法記全。而從沒聽說有哪個編輯得一個編輯獎的。至於煤氣、住房、孩子托兒、提撥幹部等等，也自然只有作家享受。這有大報小報以及生活作證。
話說回來，編輯中也不是千篇一律。比如在我們出版社，知識分子這個名詞與青年斷絕了外交關係。各類好事均與中老年知識分子過往甚密。記得有回我因集體宿舍漏雨漏雪漏風的事與辦公室交往，嗓子稍響了一點，那滿頭無發的主任就笑著表揚我，說我有一股紅衛兵造反的勁頭。我記得我當時糾正他說：紅小兵。你知道六六年我才小三年級。雖說戴過紅小兵袖章（在胳膊上套了十二天，就因你父新被揪出來，而被人擄去，並且吃了十二個巴掌，臉胖得像只熟透了的柿子），但那時我人像麻桿，不瞞你說，一．二六奪權的那個晚上，槍聲大作，我尿了褲子。我們這幫青年編輯雖然都戴著碩士學士的帽子，可出版社裡確確實實沒把我們同知識分子掛鉤。社裡要求我努力地做好作家的ＳＥＲＶＡＮＴ。主編號召我們「俯首甘為作家牛」。頗有一點魯迅的味道。老現他們是中年知識分子是國寶是棟樑自然不能ＳＥＲＶＥ。俯首的重任自然而然全落在我們青年不知識分子之身上。話又要說回來，青年不知識分子又不盡然一樣。有回北京一位因人道主義而聞名全國的女作家來南京。那女士下了火車，挺有風度地東張西望，忽然有人奪了她的皮箱，悶頭就走。女作家先疑惑是因了人道主義的小說，被便衣警察逮捕，想逃；後又疑惑是毫無人道主義的盜賊光天化日之下作案，想追。那漢子衝出二三十米猛一回頭：我是《大眾月刊》的！這漢子便是我們編輯部那位愛嗅手指的老兄。這老兄出身名門，自己又是北京大學碩士生。主編讓他侍候，他不好回絕，便向作家轉嫁危機。反正女作家又不是頂頭上司。可惜他沒想到女作家有嘴而且主編有耳朵。他從此便失去了無數為牛的良機。還有那位從無錫調來當編輯的青年作家阿鳴。平日裡笑嘴常開，舌頭比八哥還靈巧幾倍，侍候人的事雖然能夠撥一撥動一動，只是人變得木木呆呆，嘴不會說臉不會笑。人各有志不能強勉。再說《第一滴血》的那個主角斯塔隆也不會笑已有先例。誰也不能責怪另一個人的個性和特徵。而我則因做牛做得努力，時常得到主編的誇獎，做牛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多。到現在所有的機會幾乎都由我壟斷，大有牛托拉斯的味道。
媽媽說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主編也有這個意思。只是主編的水平更高，會用共產主義思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及將來為革命挑重擔，來教育開導鼓舞我這顆冥頑不靈的腦袋。共產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自小就是輕車熟駕。為革命挑重擔則史無前例。這當然不能算上我在農村挑的秧擔稻擔豬羊垃圾擔子。倘苦真能挑上主編說的那種重擔，九天之上的母親大眾一定會笑逐顏開。你知道在中國老百姓心裡，一個人的價值大小出息大小，全在於他的官帽的大小。千百年來，年年如此。你不見古時有衣錦還鄉；而今是《二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連土地都光彩十分。從我們家族來看，我太爺三十歲時是個七品知縣。我爸爸三十歲時是個十七級科級秘書。我三十歲時是個沒有職稱的編輯。雖說各個年代職務名稱不同，家道中落一代不如一代還是能夠略窺端倪。唯有主編的看法有點不盡相同。主編說你父親年輕是搞新聞大名鼎鼎，到現在也不過一個正科級幹部。我明白主編的言下之意。編輯部主任副主任先後患癌去世之後，兩把交椅至今空缺。我知道覬覦這交椅的人馬正等同全編輯部無官職的編輯編務總和。為這事我有點恍惚猶豫。我記得我耿耿於懷的理想事業生命價值似乎不是做官。說實話像我這樣肩上頂著顆古怪大頭的傢伙，從沒指望戴上副科級的副主任的官帽。不過話又要說回來，為了母親九天之靈得到稍稍的安慰，如果有官帽飛來扣在頭上，我決不把它摘下來當草帽隨便拋擲。日本電影《人證》中倒是有一隻象徵著美好生活的草帽飛啊飛的。
啊，媽媽，
就在那個夏天，
在克裡茲咪路上，
我那草帽，
不知怎麼啦，
跌進了深淵，
你還記得嗎？
媽媽。
我的身子突然猛烈地晃動起來。我乘坐的渡輪，撞上了硬硬的花崗石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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