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莫斯科最適於搞隱秘的事情，陰謀或者愛情。在漫漫長夜裡，我和張紅衛重新修訂了行動計劃，為了穩住那個有錢的老傢伙，張紅衛明天上午「單刀赴會」，爭取能打入「敵人內部」，同老傢伙在他的住處喝上一杯忘年酒，而我則去火車站購買後天晚上回國的車票，我們決定在後天上午對老傢伙採取斷然行動。
張紅衛撥通電話後，老傢伙先道了一堆歉，說自己臨時有點事耽擱沒能赴約，張紅衛則用極誠懇極恭敬的口吻說沒有關係，建議明天上午十點鐘老地方見不見不散。我在旁邊聽了控制不住地想笑，張紅衛使勁拿大眼珠子瞪我，他的兩隻眼珠子紅得像他媽的火炭。放下電話後張紅衛還直埋怨我：「你丫以為是在幹嘛？是兒戲嗎！咱這是圖財害命，操，沒準兒今天老傢伙去過了一看你這副神經八道的樣子又給嚇回去了。」我連連表示應該掌嘴。
「圖財害命」，我馬上就要圖財害命了麼？想到張紅衛為我們的行動加冠的這個詞，我不由得打了個冷戰。
第二天清早去火車站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憶昨天晚上做的一個可怕的夢。
我夢見了十年後的我。
我記得我是去參加了一次大學同學的聚會，那時我的那幫鳥同學們大都已經結婚生子，有的還發了財。正是其中一位自以為發了大財的男同學出面組織了這次聚會，他不是我們的班長，也不是周大漢，而是一個長得像泰國人似的黑胖子。那個夜晚，粗了腰圍的男人和垂了乳房的女人們聚在京城某家大酒樓的包房裡以過來人的姿態緬懷過去，調動感情交換常識與歲月故事，繼而又開始互相攻訐，打情罵俏，一窩蜂似的圍在攝像機前胡亂組合人物關係，說些最能勾起對青春的回憶並可充分表現自己個性的遊戲性蠢話。光棍兒我像木瓜一樣混跡在喧鬧的人群中，從不主動和人交談也不鼓勵別人的溝通慾望。我好像很樂意讓眾人認為我是生活中唯一的倒霉蛋。而這一身份很快就被寬容地認可了。與我不同，唯一的女光棍兒林紅（我不知道為什麼她會在我們班出現）像超級明星一樣光彩照人，不斷憑空從腥紅大口中爆發出一陣陣媚人的假笑，她像一個成功的沙龍女主人一樣適時地掐斷一個話題，又挑起另一個話題，害得喝多了酒的男人們淋漓顛倒，醜態百出，到後來妻子和母親們不約而同地湊到一起談起了孩子和家庭，悄悄豎起婦女兒童的大旗，以示同單身女人的區別。幾乎沒有人關注到我。我在酒宴上逢拳必輸，因而喝了大量的酒，順勢倒在兩把椅子上佯睡。燭光舞會開始的時候，幾個過去曾跟我關係不錯的女同學過來邀請我，我搖搖手拒絕了。其間我好像也聽到了一些對我表示關心和同情的隻言片語，他（她）們對我退學之後的情況一無所知。我四處用眼睛尋找周大漢，可總也找不到他。後來有人似乎有意說給我聽：周大漢實在太可惜了，他現在混得特慘，據說仍在過著一種忍屎湊飽的日子——。聽到這話，我的眼淚流了出來。在舞曲換拍的空檔，林紅手裡夾著根香煙裊裊婷婷地走過來，坐在我的腿上。當樂曲再次響起的時候，林紅吐了口煙，眼睛掃視著舞池裡的可笑男女，一字一頓地說：聽著，徐莊，我想找個男人。我從她手裡接過煙，抽了一口順嘴說：好啊找吧，三條腿的豬不好找，兩條腿的男人——林紅粗暴地打斷我，儘管聲音很輕（她的吳方言又使我想起了女蔣介石）：我要找的不是別人。——我無所謂。我虛弱地說。林紅扭頭憂鬱地朝我一笑，悄悄握住了我那只沒有拿煙的手。過了一會兒，她幾乎是傷感地說：現在，連你的手都是冷漠的。我沒有說話。我聽任她神經質地握著一隻她自以為很熟悉的手，只有我知道我這雙手沾滿了永遠也洗不掉的骯髒血污。當我的那些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相識的同學們伴著卡拉Ok帶集體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時，我一陣發嘔，跑到盥洗室用手指摳住喉頭，吐出了所有的酒食。在舒緩淒美的樂曲中，我拉著林紅的手逃一般離開了歡樂的人群。酒樓外的停車場上有一輛美國產的「殺人犯」牌汽車屬於我。我淚流滿面地反覆對林紅說：一切都是從莫斯科開始的一切的都是從莫斯科開始的——
我就這樣回憶著夢中悲慘的未來來到莫斯科火車站。心裡有說不出的難受。
莫斯科火車站像我初到時一樣骯髒嘈雜。視力所及，四處都是陳舊病態的大樓和簡易勢利的鐵皮商亭。匆匆行走的旅客、靜立售貨的商販以及踉蹌跌撞的酒鬼們人人腳上粘著一雙或新或舊的垂死的鞋。
國際列車售票廳裡多數是中國人在購票。售票口基本不出票，去中國的車票大都掌握在票販子們手裡。我神經質地灑眼望了一圈兒，沒有看到我的仇人。一個扁平臉留著一些稀疏鬍鬚的蒙古人不停地在人堆兒裡詢問：「可以達以（中國）？可以達以？」他出價一百六十美金，我根本買不起。我真沒有心情在這兒耐心侯票，正要上前跟這個蒙古佬侃價，旁邊一個面皮兒白淨圓胖的中國小伙子一把拉住了我，這時我才注意到蒙古人的身後走來了兩個手提膠棒的俄羅斯警察，其中一個伸手揪住蒙古人的脖領子向後拖去，另一個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腳。我向圓臉小伙子道了謝。圓臉小伙子問我：「你打算買哪天的票？」我說明天。圓臉小伙子「噢」了一聲表示知道了。過了一會兒又說：「真不巧，我剛剛出手了幾張明天的票。」嘿，我對他這種欲擒故縱的技巧實在厭煩，就直截了當地對他說：「你想辦法給我弄兩張，價錢不要超過一百二十美金，多了我他媽付不起。」圓臉小伙子笑了：「哥們兒，我還沒見過你這麼侃價兒的呢。」我說：「我不是侃價，我是真付不起，超過一百二十美金我就得在火車上挨六天六夜的餓。」圓臉小伙子思索了一會兒，忽然朝我伸出手說：「行，成交了，我看你也是一肚子不順心，一百二就一百二。」他跟我握過手，又從上衣兜裡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我，「你今天晚上給我打這個電話，我的俄國名兒叫伊果，明天我一準兒讓你持票上車。說實話我這票來得比較便宜。」伊果說到這兒笑起來，「哥們兒娶了個莫斯科妞兒，丫一家子都是鐵道游擊隊。」我也忍不住笑了，站起身跟伊果握別：「行，就這麼著，晚上我給你打電話。」伊果說：「你可別涮我啊，明天上午十一點之前你不拿票我就出給別人了。」我說，「要不我現在跟你去取一趟？」明天上午我們還有重大行動呢。伊果連連搖頭：「不行不行，我剩下的全是機動票，到晚上才能拿到呢。」我說：「那你明天下午三點在這兒等我，我不來我是孫子。」伊果同意了。
我走出售票大廳，到街角的公用電話亭給何小君打了個電話，她同屋的女孩兒告訴我：「何小君涅多姆（不在家）。」我本想到莫斯科大學去找她，後來又冷笑著打消了這個念頭。我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吃了頓飯，到古姆商場轉了轉，買了一條造型不錯的玩具狗。看著那只可愛的玩具狗，我心裡悵悵地想：也許我和何小君的愛情急就章到此為止了。我在莫斯科大街上走了很長一段路，總有一種忍不住想大吼幾聲的衝動，但我到底沒有吼叫出來。我憑什麼大聲嚷叫？我他媽只不過是一個即將行兇的惡棍，在今後的日子裡我只配想灰老鼠一樣生活在暗無天日的下水道裡。一霎時我想起了一個多世紀前聖.彼得堡的殺人犯拉斯科尼科夫，我的渾身頓時出了一層虛汗，我差點兒暈倒在人行道上，我覺得我已經傳染上了拉斯科尼科夫的古怪熱病，我當時的臉色一定非常非常蒼白。
魔鬼和天使的距離果真只有一步之遙麼？
我在下午三點多鐘回到了住處。我估計張紅衛還沒有回來，我得趁他沒回來之前坐下來抽幾棵煙，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我覺得我他媽全亂了。就在我旋擰鑰匙的時候，我突然聽見屋裡傳來了「咚咚咚」的腳步聲，我慌忙下意識地拔出蒙古刀，心裡也「咚咚」狂跳起來。
張紅衛打開門，瞪著眼睛問我：「你怎麼啦？」
「——沒什麼。」我收起刀，感覺自己笑得極不自然，「我可能被自己嚇著了，跟面臨白色恐怖似的。」
「快進屋去看看！」張紅衛並不理會我的自嘲，「劉斌出事了！」
我推門進去，看見劉斌頭上纏著繃帶，人消瘦了許多，臉色慘白。
我在劉斌身邊坐下，手摸索著找煙。
「俺劉斌栽在越南人手裡了。」劉斌咧嘴一笑，「班長炸折了腿，班副炸折了腰，就數俺命大，腦袋開了瓢兒——」
我和張紅衛誰也沒笑。我把點著的一棵煙遞給劉斌，自己重新點著了一棵。
「你躺著，別說了。」張紅衛向劉斌擺擺手，回過頭向我敘述，「蛤蟆瞄上了幾個炒匯的越南人，指望這一把得了手就撤，沒想到那幫孫子也不吝秧子，蛤蟆本人也被打爬下了——」
「那幫孫子都跟中國打過仗，優待俘虜什麼的說得溜著呢。丫還算仗義，沒動真傢伙，要不這回可就慘了——」劉斌苦笑了一下，眼睛空洞地望著天花板。
「你傷得重嗎？」我問。
「沒事兒，被砍了一斧子，」劉斌說，「沒砍上勁兒了，離死且有幾站地呢。」
「票好不好搞？」張紅衛問我，「咱得盡快回國，此地不可久留。今兒那老傢伙帶著兩個壯漢一道去的，我一看那陣勢誰吃誰還不一定呢，說了沒幾句話就趕緊溜回來了。後來就接到了劉斌的電話。路上我還被『玻璃啐』查了護照，娘稀匹的，今兒這一天簡直糟透了。」
「聽說莫斯科要清理外國人，重點是中國人，就跟那年匈牙利一樣，現在大部分倒兒爺都撤了，」劉斌說，「咱也回去休整一下再說，事兒還是總有的干的。」
「票我已經定好了，」我說，「劉斌你撐得住麼？行的話咱明兒晚上一道走。」
「沒問題，」劉斌說，買一大皮帽帶上，跟好人一樣。」
「那咱趕緊通知呂齊一聲兒，」我說，「最好勸他一塊兒回去。還掙雞巴什麼錢呀。」
「我去打電話，」張紅衛跳起身說，「這次回去我再也不來啦，讓我媽他們公司另請高明吧。我算看透自個兒了，天生一蠢蛋，還早早鬧著下海，這下好，掉他媽死海裡了。」
「呂齊怎麼搞的？」劉斌皺眉問，「怎麼跟幾個鳥女人搞到一塊兒去了？」
「你還不知道他？」張紅衛說，「天生一情種。」
正說著，電話鈴響了。張紅衛拿起電話。
「對對，你好，是司馬倩吧？正說給你們打電話呢。」張紅衛朝我擠擠眼，「說曹操，曹操到。」
我和劉斌笑了一下。
「什麼？你慢點兒說，別著急！」
張紅衛突然對著話筒大聲喊叫，緊弓著身子摀住一隻耳朵，彷彿調動了全身的器官在聽，「好——好，我們馬上來！你們別著急！——對，對，別開門，我們到之前別給他們開門！」
「趕快走趕快走！」放下電話，張紅衛急促地說，「呂齊他們被人堵了！事兒全他媽趕一塊兒了！」
劉斌虎著臉起身要下床，我們攔住他，劉斌大吼：「操，哥們兒的事我怎麼能不去！」
我們三人迅速穿好衣服，懷揣利刃，一陣小跑趕到路邊，攔了輛「的」，直奔呂齊他們的住處。路上張紅衛簡單說了下情況，呂齊他們大概拿了什麼人的錢，事兒沒辦成，那幫人堵上門來追款。
「追款？」劉斌冷笑了一聲，「乾脆咱搶了他們得了！」
呂齊他們樓下停著三輛車，看上去不像是出租。倒是有兩個人影兒在呂齊單元門口走動，旁邊椴樹叢裡有低低的說話聲，紅煙頭兒明明滅滅。
「你們幹什麼的呀？」樓口的倆小子攔住我們問。
「要賬的，」劉斌甕聲甕氣地說，「——嘿，你丫憑什麼問我？你們是幹什麼的？」
「哦，對不起，我們也是來要賬的，」倆小子說，「上去吧，看樣子他們騙了不少人。——也太不像話了，辦不成事早說哦。」
呂齊他們住頂層五樓，門口還站著兩個人。看見我們上來，倆小子毫不戒備地抽著煙樂：「不開門，每隔兩分鐘摁一次門鈴，嚇也嚇死他們。」
我們笑笑沒有答話。我走過去敲敲門喊：「呂齊！出來！」張紅衛、劉斌一邊一個和那倆小子站在一起。
呂齊臉色蠟黃地開門出來，那倆傢伙要去揪呂齊，被張紅衛、劉斌分別摟住脖子，用水果刀抵住。樓梯上傳來了輕微的腳步聲。
「你們來了多少人？」劉斌問。
「六個。」其中一人頗為鎮靜地說，「你們別動手哦，我們就是來要錢的，要了錢就走。出了國也是得講道理的。」
呂齊的神情鎮定多了，攤著手說：「我們也讓人騙了，錢花出去了一半兒。」
樓下的幾個小子上來了，在樓梯拐角處停住。
「別上來！」我晃著蒙古刀低聲說，「我們哥們兒拿了誰的錢誰說話，別人少插嘴，否則別怪我們不客氣。」嘿，那一會兒我還真他媽有點「英雄氣概」。我知道我的一半兒膽氣是由劉斌撐起來的。在那種環境下，有劉斌這樣一位極具血勇俠氣的朋友真讓人心裡踏實。
拐角處有人「噫」了一聲開口道：「噫，是徐老廝哦，好說啦好說啦。」
我聽出那竟是人販子陳伯逵的聲音，不由暗暗鬆了一口氣。陳伯逵攤著兩隻手走上樓梯，一邊說：「徐老廝，我們談談噢？」
劉斌喝道：「你他媽別上來！」
陳伯逵嚇了一跳。我回頭對劉斌說：「沒事兒，這哥們兒我認識。」
「你讓其他人都下去等著，」我對陳伯逵說，「如果信得過我，咱屋裡談，免得被鄰居報警。」我看了劉斌一眼，劉斌點了點頭。
陳伯逵對拐角的幾個傢伙說：「你們下去等著吧，沒事的。」我聽到拐角處符達成的聲音說：「走吧，沒事的。」張紅衛、劉斌也收起了刀。
進屋後，陳伯逵說：「你這位姓呂的朋友說給我這邊朋友辦去西歐，交了錢這麼久也沒辦成，也不退款，我這邊朋友沒辦法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們，我們也不是專門來找你這位朋友打架的噢。」
最後，經過磋商，陳伯逵那邊的人終於同意退一半款，司馬倩、楊麗她們說了幾句道歉的話，對方又極不情願地嘟囔了幾句，事情總算和平解決了。
陳伯逵對我說：「我這邊朋友都是很講義氣的，中國人自己跟自己翻臉有什麼意思哦。」
我瞅著他樂：「你怎麼到這兒來了？沒聽你說過莫斯科有這麼多朋友啊？」
陳伯逵嘿笑道：「最近才聯繫上噢，都是老鄉，跟你徐老廝一樣，朋友之間互相幫忙嘛。」
陳伯逵他們走後，司馬倩、楊麗、郭雪英三人嘰嘰喳喳地談經過，呂齊在一邊悶頭抽煙一聲不吭。我們也沒說呂齊什麼，只問他明天跟不跟我們一塊兒回國。
呂齊低著眼睛說：「我回去幹嘛呀，工作工作丟了，錢錢沒掙著反倒欠了一屁股債。我就這麼瞎混了——」說著說著，眼淚掉了下來，喉嚨裡哽咽著：「回頭你們看見我爸，就說我在這兒過得挺好——」
我們再三勸說呂齊，呂齊執意不從。無奈，我們謝絕了司馬倩、楊麗的好意挽留（郭雪英一直偷眼看著我不說話），同呂齊握手道了珍重，心情沉重地離開了。
呂齊兄弟，你現在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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