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比較荒唐，接下來的兩個多月，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的多半個夏天，我幾乎都是在床上度過的。你要是說我有病我也不反對。我的確有病。我對自己採取了近乎苛刻的嚴厲措施，杜絕了一切外事活動。
系裡派我們班主任找我談過一次話，無非是勸我再慎重考慮一下退學的事，甚至放出口風說，鑒於我沒有參加期末考試，系裡可以對我作留級處理。我感謝系裡的好意，但我堅辭拒絕了。
北大放暑假的前幾天，我在中關村一帶走訪了幾傢俬營企業，試圖找一個合適的活兒干，人家一聽我沒有學歷又沒有過硬的技術專長，便客客氣氣地打發了我。有一個傢伙甚至笑著對我說：「像您這樣兒的只適合做老闆。」我決心一切都等過了暑假再說。
之後我過了一段徹底封閉而又懶散的生活。這期間少數幾個同我談過話的先生是北大東校門外菜市場上的外地小販兒，因為我從圖書館借了一本二百多頁的菜譜，試做了上面大約三分之一的菜餚。這段時間你要是在北大校園裡偶然見到過一個長頭髮在腦後梳成小辮，滿臉嚴肅，目不斜視，懷抱一摞書匆匆趕路顯然有些營養過剩的呆傻男青年，那肯定是我。唉，我都不好意思再提讀書的事兒了，因為，說老實話，我根本沒有完完整整地讀完過一本書。多數時間，我躺在床上看著看著書就睡過去了，任憑我借來的那些標有北大圖書館印記的爛紙們在我枕邊無聲地聒噪。即使這樣我也懶得出門。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我實在不願見任何人，二是因為外面比屋裡熱得多（那可真是一個苦夏），室內好歹備有一台空調。傍晚天涼快下來的時候，我也偶爾在未名湖邊的長椅上坐下來抽兩棵香煙，或者騎車到圓明園漫遊一圈兒。
林紅給我寄來了一個包裹，裡面裝著我送給她的所有東西，並附有一封措辭冷淡的信。我曾幾次想去找她，可我都咬咬牙忍住了。
更多的時間我躺在床上，把遙控器放在肚皮上不停地更換電視頻道，一邊目不轉睛地看畫面，一邊咒罵節目的乏味和冗長。我常常勸慰自己說：老徐同志，這樣提前過一過退休的生活也不錯嘛。
可是，臨近北大暑假開學，我再也躺不下去了，心裡空虛到了極點，我想我要是再這樣躺下去非成了殘廢不可。我甚至開始猶豫自己是不是應該復學。
唉，這些懶散無聊的破事兒本來沒有什麼可談的，但我總覺得這兩個多月的自我囚禁生活跟我後來的俄羅斯之行以及時常在頭腦中出現的宿命念頭多少有些關係。外面的世界如火如荼，而我卻暫時壓抑了自己的慾望。
我還是接著往下講故事吧，免得你們大傢伙兒心裡不耐煩。聽故事的傢伙們都是一些壞脾氣的傻瓜，我深知這一點，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一個傻瓜。
嗯，八月底的一天，我一直睡到中午十一點鐘，醒來後餓得直打晃（那時我他媽已經沒有享受自己做的美味的興趣了），簡單洗漱了一下，便跑到西校門外的食攤兒上要了套兩個雞蛋的煎餅果子，又喝了杯草莓酸奶。天氣很好，不那麼暴熱，街上的行人也顯得很閒適，穿裙子的姑娘們神情更是明媚，你可以從她們腰肢的擺動上看出她們巴不得一年四季都是這種晴好天氣。我對著太陽晃了晃頭，覺得脖子有點癢，心想該去理個發。我的頭髮實在太長了，根本不像個革命幹部。我一時心血來潮，讓理髮師給弄了個平頭。看著鏡子裡禿頭禿腦的我，我簡直樂壞了，我理平頭的樣子實在很傻，可你要是把這當成個性，我是說你要是肯用某種理論解釋一下武裝一下，這種改變了的樣子也不難接受。
給我理發的廣東佬還不停地說：「很精神啦，師傅理這種髮型很精神啦。」
鬼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很精神，專業人員在自己的行當裡很少說實話。這是某個聰明人在書裡說的。
我從理發館出來，跳上了一輛332路公共汽車，準備到動物園去。我老人家有很多年沒有到動物園看過猴了。車上非常擁擠，淨是些外地來京旅遊或出差的怪模怪樣的傢伙，我不是說他們土，而是裝束古怪，你看得出來他們很可能都是一些有錢的傢伙，衣服也很高檔，可看上去就是顯得有點怪模怪樣。他們隨身帶的那些穿戴整齊、鼻尖上沁著汗粒的孩子們搖頭晃腦地亂看一氣，像一群無知的小動物，你真不明白十幾年後他們怎麼一下子變成大人的。他們佔據了車上的的部分座位。332路公共汽車從頤和園開往動物園，車上的人員成分可想而知。另外一些是乘車下班回家的公職人員，臉上都帶著厭倦的表情（有的扒著橫桿假寐），我敢打賭，你稍微碰他（她）一下就能把他們惹火。售票員像條魚似的在人群中穿梭售票，你別指望他（她）會尊重你，他們的脾氣都像幼兒園裡的阿姨，你只要進了她們的園子就得服服帖帖地由她們調教，無論你多老他們多年輕，更無視大家的祖先同是山頂洞人的重要事實。幾個男女中學生一路唧唧喳喳地講說個不停，手搭在橫桿上，身體隨車晃動，稍一失去平衡就大喊大叫著擠成一團，做異性間的合理衝撞。他們從來都是公共汽車上最快活的一群，沒有人會干涉他們的聒噪，這彷彿上他們的青春特權。我透過車窗看便道上的行人。你要是稍稍留意一下就會發現人在走路的時候多數擺右胳膊，男人是，女人也是，右胳膊右胳膊右胳膊，真是蔚為大觀，看來看去人們就失去了性徵，變成沒有差別的直立動物了。
我下了車，橫穿過公路，順著稀稀拉拉在售票口排隊的閒人很快買了門票，拐進動物園。我最近一次到動物園大概也是十年前的事兒了。一切都很新鮮，可也沒什麼變化。遊人也很少。園子裡的樹木花草發出清香（不像姜昆相聲裡說的動物園裡的味兒腥臊惡臭），不知為什麼，我覺得這些味道很假，很不真實，有一種虛偽的態度，彷彿它們傻瓜似的站在那兒，吐葉、開花、結籽、增長年輪，一切都只是為了惹你高興，而這樣一想，你反倒不高興，你為它們的媚俗感到氣憤。這些無知的東西。猴兒們在假山石上竄來竄去，有的把尾巴順在地上，有的翹起來，露出發炎一樣紅腫的令人噁心的紅屁眼兒。但它們看上去很快活，偶爾等起圓眼睛和你對視，除了赤裸裸的攫取的慾望（沒有畏懼和戒備），一點交流的意思也沒有。那隻老得不能再老的虎兄弟懶散地臥在地上，像塞了一肚子稻草的布製品，你要是指望它老人家怒吼一聲，大概得在這兒一動不動等上十年八年的。只有鳥類比較讓人振奮，因為它們天性快樂。我估計這些似曾相識的鳥兒們已經換了好幾代了。我忽然想起了王洛賓那首傷感的歌兒：
太陽下山明朝還會爬上來
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地開
我的青春一去無影蹤
我的青春小鳥兒一樣不回來
我的青春小鳥兒一樣不回來
別那樣喲 別那樣喲
我的青春小鳥兒一樣不回來……
我的心情一下子壞起來。我覺得自己跟動物園裡這些無所事事的狗東西們差不多。秦代李斯兄弟說過，廁所裡的老鼠吃屎，倉庫裡的老鼠吃米。我他媽生來大概是一隻運氣不錯的老鼠，碰巧守著一座糧囤。退了學我也不愁沒房住、沒飯吃，可我仍舊是一隻老鼠。
我倚在虎穴外的欄杆旁邊抽了一根煙，思索著自己的命運（這不可笑），心想一定要在短時間內找個事兒做，不能再花徐教授他們靠販賣常識和偏見掙來的辛苦錢。
我在動物園遊逛了大約一小時，覺得很是無聊，便出去了。走到園外，我忽然想起我最後一次到動物園是跟同學呂齊一塊兒來的，那時我和呂齊還都是帶紅領巾的小朋友。呂齊是我們班學習最好的學生，他說到動物園看動物是他最好的休息方式。他他媽那時小小年紀就懂這個，我跟他來過那一回就再也不來了，這一招兒對我來說不靈，可對他靈。四年紀的時候學校讓他參加中考，他就一舉考入了北大附中，幾年後我們還是高一學生，他他媽就上大學了，在人民大學讀社會學系。現在他已畢業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我真不知道他這種人為什麼沒有接著讀研究生，然後讀博士。有些人不讀書你真替他惋惜，我還指望他將來能成為費孝通呢。當然能不能長到費先生那樣富態又另當別論，呂齊是個瘦猴兒。
我在公共電話亭給呂齊打了個電話，天底下最容易撥通的電話總機大概就數社科院了，那堆閒人成天呆在辦公室裡說怪話，因此也沒什麼人找他們。
「你找誰？」是一個中年南方佬接的，北京的科研單位大多由南方佬主持，就像京官也大部分是
南方人一樣。也許南方人真的比北方人聰明。
「我找，小呂，呂齊。」
「噢，你找小呂呀，」南方佬說，「小呂他不在啦。」
「不在啦？」我嚇了一跳，「您能告兒我他去哪兒了嗎？」
「小呂他辭職啦。」南方佬顯得挺不耐煩。
「我——找——呂——齊，」我說，對方一定是聽錯了，「呂太后的呂，齊桓公的齊。」
「對呀對呀，是呂太后的呂齊桓公的齊，我們這裡只有一個姓呂的，小呂他辭職啦。」
「不可能不可能！」我幾乎是在喊了，「呂齊怎麼會辭職呢！」旁邊打電話的姑娘摀住了一隻耳朵。
「天底下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嘛！」南方佬說，「我不知道難道你知道？嘁，真是的。」
「對不起對不起，」我連忙道歉，「您能告訴我他去哪兒了嗎？」
「說是去莫斯科自費留學，」南方佬說，「鬼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情。」
「那他已經走了嗎？」
「大概還沒有吧，」南方佬說，你能聽得出來他的嘴和耳朵都離電話聽筒很遠，「你可以到他家裡找找看嘛。」
「謝謝您的提醒。」
南方佬先於我掛了電話。
我操，不是俺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嘿，我他媽足足在電話亭裡發了五分鐘的呆。我想我已經猜到呂齊是怎麼回事了。其實這根本用不著猜，事情是明擺著的，時下北京城新添了一撥兒大款，就是同東歐包括前蘇聯、今日的獨聯體做生意發達的，人稱「國際倒兒爺」。他們從秀水街用極便宜的價錢上貨，然後倒到東歐或俄羅斯，賺取高額利潤。莫非呂齊呂大爺要去那兒？莫非呂齊呂大爺斷然拋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傳統理想，要去擁抱「世界大同——世界大銅錢」的至美境界？
我覺得我的心在怦怦急跳，嘿，我他媽怎麼就沒往這方面動過心思呢？也許這是我目前能幹的最好的事情，也許這還是積累資本的最迅捷的途徑，而且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突然認定自己應該立刻加入這支被傳媒炒得沸沸揚揚的「淘金」西路軍。一霎時，我甚至想起了美國富豪哈默老兒那張著名的臉，哈默老頭兒就是本世紀初在俄羅斯帝國大變革時期發的橫財，是年，哈默同志年方二十三歲，哈哈，老子比他那時還年輕呢，歷史何其相似乃爾。這下我可知道什麼叫「生活中出現了一絲轉機」了，什麼叫「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什麼叫「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了，什麼叫「那什麼」了。娘稀匹的錢，娘稀匹的生活，我的心裡驟然升騰起了一股強烈的慾望和熱情。俗話說得好……嘿嘿，我忘了那句俗話是怎麼說的了。
我急忙兩腳生風跑到路邊，招手叫住了一輛可親可愛的小「面的。」
「呂齊，開門來。」我邊敲門邊喊。呂齊家住中關園宿舍，爬了五層樓弄得老漢我氣喘吁吁。
「誰呀？」聽聲音他像是被攪了黃粱美夢。
「弗拉基米爾·伊裡奇。」我忍不住想笑。我大概有半年多沒有見過他了。
「我他媽剛睡著，」呂齊開開門，揉著眼說，「你怎麼有空來了，今兒下午不唸書？」
「還有臉問我，你丫怎麼沒上班啊，」我說，「就你這樣的也算國家棟樑，白培養你了。」
「我去洗把臉啊，」呂齊打了個呵欠，把煙扔給我，「我他媽困壞啦。」
呂齊的父母都是自然科學院的研究員，在呂齊上中學的時候就離了婚，據說他當時所在的班還集體為他過過生日，弄得小呂齊淚水漣漣。呂齊名譽上歸他媽，可現在根本見不著她的面：他媽那年年初援外去了，常住北非。
「昨天張紅衛和劉斌他們在我這兒打了一宿麻將。」呂齊像個蔫茄子似的皺著眉，點了棵香煙。
「你們丫怎麼不叫我一聲，」我說，「一聚會就把哥們兒漏了。」張紅衛和劉斌都是我小學中學同學，張紅衛考上了海澱走讀大學，劉斌打架的水平比學習要高明許多，中學一畢業就在市面上混了。
「你是好學生，我們不想拉你下水。」呂齊笑著說，可你看得出來他心裡有事兒。在平常狀態下呂齊的笑容裡有一種閃亮的東西，很招人喜歡，好多女孩兒喜歡他，我不蒙你，包括林紅都對他頗有好感。
「小呂，你說這話我得批評你，」我也笑，「我可是看著你長大的。——你準備什麼時候走啊？」
「去哪兒啊？」呂齊裝傻，眼睛向上一翻。
「你他媽說哪兒，莫斯科啊，」我簡直被他氣著了，有時候你很容易被一個圈子裡的人開除。
「噢你丫已經知道了，」呂齊說，「真是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
「這怎麼能說是壞事，」我有意擠兌他，「你不是去留學嗎？副博士吧，老毛子好像沒有碩士學位這一說。」
「我他媽撐得呀去那兒留學？」呂齊嗆了一口煙。
「那敢情您是去做生意了，大把美金往回揣。」我說，然後仰天長歎，「我都交了些什麼朋友啊，發財好玩兒的事從來沒人想著你。」說完這話我心裡還真有些悲涼。
「那你丫退學吧，」呂齊拿眼瞄我，「我們可不帶學生出遠門。」
「你們的手續辦到什麼程度了？」
「甭提，」呂齊歎了口氣，表情茫然，「護照還沒批下來呢。」
我舒了一口氣：「這不還早著呢嗎。」
「合著你他媽高興了，」呂齊罵我，「快開學了吧你們？」這傢伙可是一點虧也不吃，打小如此。
「你才開學呢，」看來我的事兒他一點也不知道，我說，「我已經退學了。」
「蒙人。」呂齊起身給自個兒倒了杯水，「從小這就是你專長。」
「這回蒙你孫子。」我說，然後把退學的經過簡單講了一遍給他聽，「我實在是念不下去了，我覺得我這人活不長，不能用常人的人生階段來規範自己，我得提前搧生活兩個嘴巴子，然後再死。」最後，我說。
「那你下一步打算幹嘛？」呂齊的眼睛亮起來。
「這還用問嗎你幹嘛我幹嘛！」我抄起桌上的半瓶啤酒喝了一大口，「噢你能去俄羅斯我就不能啊？」
「不是，你不知道，」呂齊搖搖頭，「你以為買張車票就能走哇？出國手續忒他媽麻煩，光護照我都等一個月了，你就是去咱也湊不成一撥兒。」
「那倒是，沒準兒我比你走得早，」我笑道，「哥們兒手裡有護照，你忘了？」嘿，我真為自己高興，我中學畢業那年去日本沒想到為今天提供了便利。我差點兒蹦起來。
「呀呀呸松人手壯，」呂齊拍拍腦門，咧嘴歎息，「松人手壯。你要是真想去的話，現在就只差一道邀請信了。」
「你的邀請信是誰辦的？」
「這事兒比較好辦，花兩千塊錢就能買到。我就是從強子、大頭手裡買的。」呂齊說，「強子、大頭你認識吧？強子跟我高中一個班的，大頭是你姐他們同學，丫早發了，讀書的時候屁也不會。」然後，呂齊朝我擠擠眼，小聲說：「你去那屋把那倆孫子弄醒。我要去他們非立劈了我不可。」
「你是說張紅衛、劉斌在這兒吶？」我多日來第一次感到快活，「他們倆也去俄羅斯？」
「是啊是啊，」呂齊笑（臉部出現亮光），「張紅衛為此也退了學。我操，真是群鳥畢至，百獸咸集。」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是那種咧開大嘴幾乎露出全部臼齒渾身肌肉均參加震動的縱聲大笑）。我去俄羅斯做生意的事情就是在這一秒鐘之內決定的，我是指鐵了心了。我想不出相反的理由，更沒有心情去想。多年以來我一直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周遊世界，也許這就是將那個模模糊糊的夢想變成現實的開端。這就是我所渴望的生活。嘿，我能攔住我不去麼？我能麼？
張紅衛和劉斌被我吵醒後一開始很不高興，等醒過神兒以後立刻活躍起來。張紅衛是那種極愛張羅的傢伙，用操行評語式的詞彙說就是「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身材不高但結實勻稱，兩隻眼睛除了睡覺時間之外一刻不停地亂轉，你很少看見他能安靜地呆上一會兒，我們班曾有一位刻薄女生形容他生就「兩條兔子腿」外加「一張拖拉機嘴」。劉斌倒是比較安靜，但他的安靜令人害怕，他的鐵掌隨時都能制止你的無端冒犯，他簡直就是不留鬍子的青年關雲長。
張紅衛緊緊握住我的雙手說：「抱歉抱歉，這件歷史性的偉大行動如果沒有您徐莊同志參加實在是一個重大缺憾，這是我們的工作失誤，我們要真誠地向您道一聲：對不起。」
「不要有思想負擔嘿，」劉斌胡嚕著我的硬頭髮茬兒說，「革命不分先後，等革命成功之後也封你個驢長馬長地干干。」
「知道我剛才怎麼想嗎，」我說，裝出一副委屈的樣子，「你們丫白盔白甲地走了，居然不曾叫我！我徐莊要舂米便舂米，要撐船便撐船，我才是革命最需要的中堅力量哪！」
呂齊、張紅衛、劉斌都樂，紛紛說：「阿桂，革命啦，同去同去！」
那天下午，我們哥兒幾個一起到張紅衛母親的單位給強子、大頭打了電話，彼時莫斯科正是深夜。強子問明我的情況後，在遙遠的莫斯科囑咐說：「要辦你們可得抓點緊，俄羅斯市場目前勢頭正好，再晚了可就掙不著大錢了。」他答應盡快把我的邀請信用特快專遞發過來。
張紅衛的媽媽是一家貿易公司的經理，老太太個子矮小，但非常精明幹練，眼睛轉動得比張紅衛的頻率還快，我幾乎忍不住因他們母子倆的酷肖而發笑。老太太用小手做著果決的手勢說：「我們公司委託紅衛在莫斯科註冊一個分公司，希望你們幾個能一起合作。俄羅斯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你們不要僅僅滿足於當倒兒爺掙錢，應該想一些大事，充分調動自己的頭腦，趁年輕創一番事業。」說得我們幾個雞啄米似的頻頻點頭。
回來的路上，呂齊悄聲對我說：「強子、大頭這幫文盲能發財咱們就不能？就憑他們那點智商，考大學時已經被我們整得屁滾尿流了。」說實話，我當時也這麼想。
北京的街面上繁華異常，處處煥發著一種朝氣蓬勃的活力，我為我能早日加入這股生活的洪流而深感欣慰。我真的要小試牛刀了！
張紅衛和劉斌為什麼事在前面揚聲大笑。
張紅衛回過頭說：「今混亦死，掙大錢亦死，等死，死錢可乎？」
劉斌說：「林禿子教導我們說：活著干，死了算！」
「我的口號是，」我喊道，「全世界可操貨幣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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