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擾的是我所過的這種雙重生活，白天我是一個受人矚目的議員，晚上我是一個快樂的情人，週末我又必須強顏歡笑地盡一個丈夫的責任。」
桑塔那釣魚回來了，我對他隻字沒敢提去Disco的事情，否則，他一定會把我撕得稀巴爛。我的生活又恢復到以往的平靜，我盼望著有些什麼事情或是結識些新人，能給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帶來新的衝擊和刺激。這一天終於到來了。這天，桑塔那下班回到家中，他疲憊地坐在沙發上，將一個信封放在了茶几上：「快打開看看，你一定感興趣。」他指著信封對我說。我打開一看，是一張請柬。「這有什麼新鮮的，這類請柬我們收到的太多了，無非是參加某國使館的外交酒會。」我心裡暗自想著，一邊讀著請柬上的內容。當我看到上面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西大使館幾個字時，我的心開始激動了，我大叫起來：
「下個星期是中國的春節，使館邀請我們去參加春節酒會。」來到巴西後兩年多，我從未讀過中文的雜誌或報紙。甚至連講中文的人都幾乎沒有，更不知道哪一天是我們中國人的春節。我難以掩飾自己的興奮，雖然離酒會還有整整一個星期，可我早就迫不及待了，每天都在思考著我將穿什麼衣服，梳什麼髮型去參加這非同尋常的活動。
酒會的當天，我始終猶豫不定自己該穿什麼，望著掛滿一櫃的衣服直發呆，桑塔那站在穿衣鏡前試著兩條不同顏色的領帶，我有些絕望，不得不向他求救：
「親愛的，你能不能告訴我穿哪件衣服更好看？」
他看也不看我一眼，繼續對著穿衣鏡繫著他的領帶：
「穿紅色，中國人喜歡紅色，尤其是春節的時候。」
「紅色？」
「嗯，紅色。」
「對，紅色！」
我衝到衣櫃前，毫不猶豫地取下那條鮮紅的連衣裙，這是我前不久剛剛訂做的，一次都沒有穿過。我把它套在身上。這裙子的款式有點像旗袍，是我自己設計的，長長的裙子拖到腳面，上下都很貼身，可以勾劃出身體優美的曲線。顯得十分典雅端莊。
為了不遲到，我們稍稍提早離開家。一月的巴西正是盛夏，雖然氣溫較高，但晚上卻很涼爽，我特意將車窗搖下，任憑晚風盡情吹拂著我的長髮。今天我的心情太好了，就像一個遠嫁的媳婦初次回娘家的感覺。
中國大使館真大，正面看很像毛主席紀念堂，而裡面就像是一座宮殿，金壁輝煌富麗堂皇，幾盞大宮燈掛在進門的大堂，迎面是一幅巨型畫，畫的是萬里長城。兩旁一邊放著一個比人還高的大花瓶，好不氣派！走過大堂，是一個宴會廳，已經擠滿了人，男人們都西裝革履，女士們也都穿著不同款式的晚禮服，大家都輕聲細語地交談著。幾個訓練有素的巴西小伙子手裡托著酒杯彬彬有禮地招待著賓客。這裡面也有許多中國人，看他們的裝束就知道是這裡的老華僑。八十年代中期，國內對服裝還不是那麼講究，最容易識別的辦法是，看到穿著不合時宜的中國人，十有八九就是大陸人。
一九九○年初我第一次回國，在北京中醫研究院學習針灸。當時看到街上那些穿著人時的北京人，令我驚歎不已：中國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尤其是在我離開的這五、六年的時「間裡，它讓我震驚、欣慰、自豪和感到陌生。
我和桑塔那剛一走進宴會廳，許多人都向我們投來了驚異的目光，大概他們很少在巴西看到這麼年輕又穿著人時的東方女子。
我從身邊的服務生手裡的托盤上拿了一杯酒，我不喝酒，這只是在外交場合裝裝樣子而已。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這高腳杯裡到底裝的是什麼。
「桑塔那！」一個四十開外，官員模樣的中國人向我們走來。
「李先生！」桑塔那也興奮地叫道。他們熱情地握著手：
「想不到會在這裡見到你。」桑塔那不停地用手拍著他的上臂：「你什麼時候來巴西的？」
「有三個月了。」說著他趕忙從口袋裡掏出名片，鄭重其事地遞上來，桑塔那雙手接過名片，認真地看著：
「你現在在使館工作，也就是說你將在這裡工作四年，太好了，什麼時候來我家裡做客。」說到這裡，他才想起站在一旁的我：
「噢，對了，讓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我的太太。也是你們北京人。」按照巴西人的習慣，男女只要生活在一起就以夫妻相稱：「這位是李先生，使館的官員，我們過去在北京時就認識。」
李先生十分禮貌地同我握了握手，並補充道：「當時我去巴西使館辦簽證，桑塔那正好在領事部負責簽證，他很友好，給了我許多的幫助。」他看看我，又看看桑塔那：「你同中國真有緣，在中國住了這麼多年，現在又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國太太，將來再生一個中國孩子，真可以算一個地道的中國女婿了。」他們正說得起勁，一個個子不高頭髮修剪得很短一身白衣白褲看上去象南方人的中年男人走向李先生，他滿臉帶著笑容，兩手雙扣在在胸前搖動著，嘴裡不斷地說著：「李先生，過年好，新年快樂！」李先生也以同樣的方式回敬他：
「顧醫生，恭喜發財！」
望著眼前的這位「顧醫生」，從他講話的口音裡，我猜到他大概是江浙一帶人。
他看到了站在李先生旁邊的我，「哎，第一次在巴西見到這麼漂亮的小姐，一定是我們大陸人。」
「對，我是北京人，來巴西兩年了，這位是我先生桑塔那。在巴西外交部工作。」我一口氣介紹完了，免得他多問。
「噢，聽說了，早就聽說一個中國女孩嫁給巴西外交官，可就是沒見過，今天終於認識了。」他臉上總是興高采烈的，嗓音也十分洪亮，看得出來他是一個風趣、幽默、性格開朗的人，他隨即遞上了名片，上面寫著：
中國中醫針灸診所，顧醫生。
「你是中醫師？」我好奇地問道。
「對，我是上海人，來巴西不到兩年，在這裡開診所，我們家祖傳中醫。」他很不陌生地拍拍桑塔那的肩膀說：
「以後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就來我診所看病，包你針到病除。」
桑塔那說：「我在北京時看過扎針灸，看到那麼長的針扎到肉裡，我有點怕，所以從沒有試過。」
「你不必怕，在我的診所裡，我會讓你安安靜靜、服服貼貼。」他誇張地用手比劃了一個匕首那麼長的距離：「用這麼長一根針，從你的頭頂紮下，再從下巴取出。」我們這一群人的笑聲蓋過了一切，顧醫生一家成了我在巴西來往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也是帶我走進中醫這個神秘大門的領路人。
自助晚餐開始了。望著長長的桌上擺滿的精美的食品，我早已垂涎三尺了，我好像已有很久很久沒有吃正宗的中餐了。平時在家裡，我都是憑我的想像胡亂做，只要桑塔那不提出異議，就萬事大吉。這裡的中餐館做的也是巴西式中餐，以至於後來我每次在家請客，只要是請中國人，我就做巴西飯，如果請巴西人，我就露一露我做中餐的本事，反正他們也吃不出好壞來，這叫揚長避短。
我坐在那裡貪婪地吃著盤裡的食物，肚子好像一個無底洞似的，裝多少也填不滿，完全忘記了我給自己制定的減肥，保健計劃。一個個子有一米八五左右。五十開外的男人走到我面前，他一頭銀灰色的頭髮，梳理得很有型，一身藏藍色的西裝配上淡藍色的領帶，顯得很講究和得體，他的舉止優雅，體態也沒有老人的臃腫，面部表情和善，五官輪廓深刻，看上去有點像歐洲人。
「小姐，對不起，打擾一下，你身旁的座位有人嗎？」他的聲音低沉，洪亮有磁性，字句平穩，柔和有力。從他這句話裡我斷定他是巴西人。
因嘴裡塞滿了食物，我只是對他搖了搖頭，並示意讓他坐下，看到他手裡只拿了一個高腳杯，我狠命將嘴裡的東西嚥下去，這才開口：
「你不吃點什麼嗎？」他微微笑了笑，說：「我已經吃過了。我吃飯的速度很快，在別人還沒有開始的時候，我就已經吃完了。」他又往嘴裡送了一口酒。
「你不喜歡吃中餐嗎？」我像審問一樣。
「很喜歡，我去中國的時候吃了很多的中餐，最讓我喜歡的是炸春卷，外面脆脆的，裡面軟軟的，今晚我一口氣吃了8個春卷！中餐裡最難吃的你猜是什麼廣我睜大眼睛看著他，認真地聽著：「就是在北京吃的黑雞蛋。」
我被他一時搞蒙了，中國哪裡有什麼黑雞蛋，他看我迷惑不解的樣子，繼續補充著：「就是那種每餐飯第一盤端上桌，切成一塊塊的，裡面又黑又綠黏呼呼的蛋。」噢，現在我終於搞明白了，他說的是松花蛋，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什麼黑雞蛋，世界上哪裡有雞能下出黑色的蛋，那叫松花蛋。」
他一邊笑一邊認真地說：「是啊，松花蛋也是雞蛋做成的呀，你有沒有聽說過世界上有叫『松花』的鳥類動物？」我們倆笑得前仰後合。
「對了，你去中國幹什麼？」我繼續審問著：「該不是專程去吃春卷吧？」
「不，兩年前我隨政府代表團去那裡考察。」他順手遞給了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
「巴西國會議員羅伯特」，我望著這位平易近人的國會議員，想起了國內的那些高官，他們總是板著嚴肅、高傲的面孔，講起話來也是慢條斯理，聲音拉得很長，讓人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感覺。我從小在學校的時候就怕和領導打交道，他們那種嚴厲不可一世的目光看得我心直發虛，所以，每一次見領導總讓我下意識有一種犯了錯誤的感覺。
「你來巴西幾年了？」他問我。
「兩年多。」
「兩年多葡語講得這麼好。」他驚訝地說。
「謝謝！我有一個巴西的男朋友。」我用手指了指站在遠處正和幾個中國人談得火熱的桑塔那。
「噢，難怪，你有一個全天侯二十四小時的葡語老師。」我們倆全笑了。
從這以後，我和羅伯特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們時常一起吃飯，聽音樂會，有時他也來我家裡做客，吃我做的那不三不四的中餐。他和桑塔那也常常為不同的政治見解而爭得互不相讓。聽桑塔那告訴我，羅伯特是巴西的首富，前幾年任巴西的商業部部長，後競選為國會議員。
連我自己都沒想到，我和他有這麼大年齡上的差異，而我們卻能談得很投機，尤其是他對古典音樂的愛好和理解，更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就像老朋友一樣總有講不完的話題。
一天，我正在店裡工作，快要收工了，我正清點著賬目，羅伯特打來電話：
「晚上有空嗎？我請你和桑塔那一起吃飯。」
我看了看時間，已是晚上七點鐘。
「恐怕不可以，桑塔那去了里約熱內盧。我也需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結束。」
「沒關係，如果你不介意的話，過一小時後我去接你。」
一小時後，他的車準時來到了我的店門前。他從車裡徑直向我走來，手裡抱著一束鮮花。旁邊酒吧裡喝酒的人們還像往常一樣大談著政治、經濟和足球。突然，他們看到了羅伯特，每一個人都露出驚異的目光。羅伯特在巴西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他不僅僅是一個曝光度極高的政客，還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大富翁。沒有人相信羅伯特會光顧我這個平平常常的小禮品店，更讓他們驚訝的是：我這個從中國來的小黃毛丫頭居然被大富豪恭恭敬敬地請上了他的豪華汽車。我心裡當然知道，酒吧今天整個晚上談論的話題將會是什麼。
司機將車停在了湖邊一家高級法國餐廳。餐廳裡很幽靜，桌上鋪著潔白的台布，每張桌上都放著一個精美的蠟燭台，乳白色的盤子和銀製的刀叉按順序整齊的擺放在桌上。白色的窗簾垂掛在一扇扇落地窗的兩側。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餐廳的中間擺著一台白色三角鋼琴，琴師正彈奏著優美的法國樂曲。帶著領結身著白色上衣的侍者為我們送上了菜單，並點燃了蠟燭台上那支白色的蠟燭，我感覺自己彷彿進入了一個潔白的世界，那麼純潔、清新、幽雅和寧靜。
羅伯特今天的話不太多，他好像有心事，眼睛裡有許多話要講，可他卻什麼都沒說。
「你今天是怎麼了？有什麼不舒服？如果你信任我或是認為我可以幫助你的話，就痛痛快快地講出來，別忘了，我是你的朋友。」我們雙方已經習慣了這種直率的表達方式。他停頓了片刻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法國紅葡萄酒，這才開口：
「做一個有錢人不容易，當好一個政客就更是難上加難。我每天的壓力很大，我的一切都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很難有隱私，我的生活是公開的、虛假的，因為我面對的是一個國家。有時我真羨慕你，真希望能像你這樣自由自在、快快樂樂地生活。」
我始終不明白他到底想對我說什麼，只是靜靜地聽著。
「你也知道，我的家在聖保羅，工作在巴西利亞。每星期一早上我都要坐一個小時的飛機趕來上班，星期五下午再飛回聖保羅。我也想做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可我從未做到，在這點上我一直覺得有愧於我太太。」望著眼前的這個溫和的男人，我簡直不敢把他和電視裡看到的那個義正詞嚴、鋒芒畢露的羅伯特議員聯繫在一起。
「我和我太太早就沒有感情了，但我們必須在一起，因為在眾人的眼裡，她是被大家所認可的議員夫人，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我自己不能做任何選擇。」他又喝了一口酒，露出一絲苦笑。
「可我也是人，像每個人一樣，我也有痛苦、孤獨的時候，我也需要有人愛，需要傾訴內心的苦悶。在巴西利亞，我遇到了一個年輕的姑娘，她改變了我的生活，使我變得青春，變得有朝氣。」說到這裡，他的眼裡放出一種異樣的光芒。
「這姑娘是誰？」我問道。
「她是一個十七歲的大學生。」
「十七歲？」我脫口而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個年紀的女孩完全可以做他的孫女。
「對，十七歲！」他十分肯定地又重複了一遍。「我們在一起很快樂，她讓我覺得自己好像年輕了幾十歲，心態像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他眼裡充滿了喜悅。
「既然如此，你還有什麼可煩惱的呢？」
「最困擾我的是我所過的這種雙重生活，白天我是一個受人矚目的議員，晚上我是一個快樂的情人，週末，我又必須強顏歡笑的盡一個丈夫的責任。」
「那你為什麼會告訴我這些呢？」我不解地問。
「要知道，在商場和政界是沒有朋友可言的，當我第一次見到你時，你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聰明、美麗、直率、獨立、幽默，最重要一點，你有思想，不虛假又善解人意。一見到你，我就有一種早已相識的感覺，你同其它人不同，在別人眼裡，我是一個有錢的議員，而在你眼裡，我只是一個和你談得來、可信任、能夠稱之為朋友的普通人，這一點讓我覺得很難得，也很舒服。」悅到這裡，他如釋重負的長長舒了一口氣：「我很珍惜我們之間的這種友情，希望它能夠長久的保持下去。」
離開餐廳以後，他帶我去了他的公寓，這是一個環境優美，安靜、別緻的豪華公寓，房間很大，佈置得簡單但整潔，裡面沒有過多的裝飾品，但看得出，每一樣傢具，都是十分昂貴的。想不到對一個像他這樣有錢的人來說，卻住得這麼簡單！我心裡暗暗想著。我當時甚至有些懷疑他是否真的像別人說的那麼有錢。幾年之後，在我即將離開巴西途經聖保羅時，他帶我去他家和他的莊園，他那宮殿般的豪宅和歐洲式帶有雕塑、噴泉、樓閣、游泳池、網球場、足球場一眼望不到邊的庭院，以及近二十位訓練有素的僕人的確讓我真真切切看到了巴西富豪的奢華。
「安娜」，隨著他的聲音跑出來一個年輕。漂亮的金髮女郎，她的五官長得很精緻，好像一個洋娃娃。
羅伯特為我們相互做了介紹，安娜是一個熱情、開朗的姑娘，尤其是她的笑聲，好像銀鈴一樣，和她在一起，每一個人都會被她這種熱情所感染。她總是象小狗看著主人一樣用無限崇敬和愛慕的目光望著羅伯特。
「在聖保羅，我生活在舒適的宮殿裡，可我不快樂，可在這普通的公寓裡，我卻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他無限幸福地對我說。
以後，我便成了他們這裡的常客，安娜也把我當成了知己，對我無話不談。有一次，我甚至好奇地問她：
「你和羅伯特年齡相差這麼大，難道真的有很深的愛嗎？」
「我愛他！」她十分肯定的說，「實際上他的心態比許多年輕人還要有活力，他既是我的愛人又像是慈父，這種安全感是我從同齡人身上所找不到的。」
「這些我都能夠理解，但是，」我的問題更尖銳了：「他能不能滿足你的性生活？」
「當然，他壯得像一頭牛，在床上絲毫不輸給年輕人，」她自豪地說。
作為朋友，我為羅伯特在晚年能找到自己的真愛而感到高興和欣慰。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了很久，直到我離開巴西去了澳大利亞，他都時常打電話到澳洲。但後來，因為我一次次的搬遷，生活也不穩定，我們就失去了聯繫。直到多年後的一天，我的一個在巴西的女友來澳洲玩，我才從她嘴裡得到了一些有關羅伯特的消息。聽說他在大選中失去了議員的職位，他不得不返回聖保羅，安娜大概是無法忍受孤單和寂寞，離他而去。他的太太也同他離婚了，他在生活和事業上都受了很大的打擊。我的心頓時揪在了一起，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在這個時候他需要朋友，我必須給他打電話。」我腦子裡所能想到的只有這一個念頭。可我沒有他的電話號碼，過去他給我的號碼，我在很久以前就試著打過，被告知已不存在。我該怎麼辦？忽然，我想起了羅伯特的朋友卡斯多尼議員，過去我們時常在一起，我們之間也很熟悉。我趕忙翻找舊的記事本，終於找到了他家裡的電話。我試著撥著這個號碼，這是我找羅伯特唯一的線索。我很緊張，拿著電話的手有些出汗。電話接通了，一個巴西女人接電話，不知是因為幾年不講葡萄牙語還是因為心情緊張，我講話有些結巴：
「請問這…這裡是卡斯多尼議員的……的家嗎？」
對方答到：「是的，請問您是哪一位？」我的心一塊石頭落了地，由緊張轉為喜悅，講話也比剛才流暢了許多：
「我是克麗斯蒂娜，議員的朋友，從澳大利亞打來。」
「請稍等。」不出半分鐘就有一個洪亮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
「克裡斯蒂娜，真沒想到是你打來的電話，太讓人興奮了，你好嗎？是在悉尼嗎？什麼時候再回巴西？」他一口氣提了一串問題，我顧不得同他寒暄，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羅伯特的消息：
「我一切都好，謝謝！今天去電話主要是想得到一些羅伯特議員的消息，你和他還有交往嗎？最近有沒有見到他？有他的電話號碼嗎？」
對方停頓了幾秒鐘，然後聲音低沉地說：「他死了。」電話聽筒險些從我手裡掉下去，我不相信這是事實，卡斯多尼議員又肯定的重複一遍：「他三個月前死於車禍。我們大家都很難過，他大選落選，太太又同他離婚了，他當時的情緒很低落和沮喪，相信他是在情緒波動的時候開車以至於引起車禍。真的很遺憾。」
我的腦子裡嗡嗡亂響，沒有任何頭緒，淚水也佈滿了眼眶，我匆匆與卡斯多尼議員在電話裡話別。那天夜裡我怎麼也睡不著覺。羅伯特那慈詳的微笑總是在我眼前浮現。我後悔當初因為忙於生計沒有隨時同他聯繫，懊悔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我沒能給予他幫助和安慰，想不到當年曾經那麼風光的國會議員羅伯特，卻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我不敢再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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